峡口是离东莞十里路的一群小山岗，由龙、虎、狮、龟几个小山组成，向有龙、虎、狮、龟守峡口的说法，地势险要。
10月下旬的一天清晨，中队长陈昶在江边一小山岗用望远镜看见河对岸停着几条空木船，还朦胧看见一队穿黄衣服的士兵在走动，敌人应该是准备出动了。
于是，他命令全体战士，各就各位，听到开枪的命令，就一齐开火，不要分散力量。一会儿，只见敌人分乘几只木船大摇大摆地划过来。
等敌人过了江中心，距离阵地约100米左右，他一声令下：“瞄准———放！”“瞄准———放！”。
东江纵队的建立发展
1938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的不断高涨，中共东江地区组织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得到恢复、重建和发展。
华南及东江地区虽遭到日军疯狂**，但在党组织的带领下，人民群众建立起各种抗日武装，坚决打击入侵日军。
尤其东江的抗日队伍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国民革命军作战，成为华南抗战中的重要武装力量。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强行在惠阳大亚湾登陆。相继进占惠州、广州。日军南侵后，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江人民遭受空前浩劫。
在此前后，中共广东省委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在日军占领区开辟抗日游击区的指示，派一批共产党员到东莞、宝安、惠阳、增城等地组织抗日武装。
10月15日，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在东莞中山公园成立，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武装部长王作尧任队长，县委宣传部长袁鉴文任政治指导员，全队100多人。这是日军入侵广东大陆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地区建立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日寇占领石龙后，时刻想进犯莞城。因石龙铁路大桥已被炸断，横渡东江便成进犯莞城必经之路。
为了保卫莞城，抗击侵略者，东莞壮丁常备队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以及模范队第一小队奔赴峡口，在东江河岸的西湖、京山、茶山、鳌峙塘布防，队部设在茶山，密切监视敌人。
峡口是离东莞十里路的一群小山岗，由龙、虎、狮、龟几个小山组成，向有龙、虎、狮、龟守峡口的说法，地势险要。
10月下旬的一天清晨，中队长陈昶在江边一小山岗用望远镜看见河对岸停着几条空木船，还朦胧看见一队穿黄衣服的士兵在走动，敌人应该是准备出动了。
于是，他命令全体战士，各就各位，听到开枪的命令，就一齐开火，不要分散力量。一会儿，只见敌人分乘几只木船大摇大摆地划过来。
等敌人过了江中心，距离阵地约100米左右，他一声令下：“瞄准———放！”“瞄准———放！”。
当时，虽然没有机关枪，但枪支一齐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伤的伤，死的死。
敌人没料到会遇到如此猛烈的打击，不甘失败，用机关枪掩护，继续猛冲过来。陈中队长一边下令投弹，继续抗击日军。敌人依然不甘失败，用小钢炮掩护渡河，又被英勇的战士打退，反复几次渡河都被打退，只得退回对岸。
得知京山、茶山方面胜利的消息，模范队全线士气旺盛。当时，日本侵略者经常在石碣一带活动，**掳掠，无恶不作。
模范队的同志摩拳擦掌，纷纷请缨上战场。经研究决定，同意过河出击，并挑选约50名健壮的队员参加战斗。
当天晚饭时，有一名女同志听说要过河打鬼子，也主动请缨出战。正所谓古时木兰替父从军，征战12年，战胜侵略者，保卫了国家；近代革命女烈士秋瑾，为挽救垂危的中华民族，冲破重重阻力，投身革命，为国牺牲。经过这名女同志的一再请求，模范队领导同意该女同志的请求。
翌晨凌晨，参加过河战斗的约50人，分三个班乘两条船渡江。开船后，大家心情很紧张，没有人说话。很快，他们在石碣刘屋村上岸。一部分入村向群众宣传，并与刘屋的抗日自卫队联系。其他人则到村外观察地形、布防。
11月13日早上，得知鬼子准备进犯石碣，但敌人具体行军路线不明，于是决定在两处进行伏击。当天，由石碣刘屋各村壮丁组成的100多人带上枪埋伏在今石碣中学西侧“壮常队”40多人则埋伏在刘屋桑园厦处。
当时，“壮常队”有几名宣传员开始在祠堂进行抗日宣传，并要求当地村民自卫队配合打击日本侵略者。以教书为掩护的地下党员曾玲配合了这次行动，叫小朋友唱“吹起小喇叭”等抗日歌谣，以鼓动广大热血青年抗日热情。
中午1时左右，正在沙路田间干活的村民刘志兴突然发现，从冼村那边有一队穿黄色衣服的人马像蚂蚁一样涌过来，估计就是日本鬼子。他没敢耽搁，立马跑回村中报告。“壮常队”一听，立刻派人前往侦察，果然不出所料，“正是鬼子骑兵”，有100多人，正由潢涌经冼沙向石碣进犯。
敌人已经靠近，战斗即将打响。当时，埋伏在桑园厦的“壮常队”迅速进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随着敌人的靠近，首先由“壮常队”队长开枪，接着大家一起开火，顿时枪声四起，鬼子遭到伏击后，也迅速进行了反击，双方随即进入了激烈的战斗。
战斗打响后，石碣刘屋的13名村民自卫队迅速赶来助战，战斗的枪声一直响彻当地，战斗更是进入了白热化。当天，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左右。
战斗打响后，刘屋村的男女老少都纷纷过渡到东江南支流对岸的板桥与柏洲边村之间的山岭之中隐藏起来，故未受到任何伤害。
这场战斗，史称“榴花战斗”，是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对入侵日军的一次较早的有组织的抵抗，激发了东莞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志。
1938年12月2日，中共惠宝工委在惠阳淡水周田村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郑晋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
1939年元旦，中共东宝联合县委把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和王作尧带领的部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及各区地方党组织动员来的武装人员，集中在东莞清溪苦草洞整训，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黄高阳任党总支书记。
为统一军事指挥，1939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在坪山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由梁广、梁鸿钧、林平、曾生、王作尧、何与成组成，梁鸿钧为书记。
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和发展壮大部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和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经过统战工作，于1939年4、5月间取得国民党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分别改称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和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1939年3月，国民党广东当局集结兵力对曾生、王作尧部队进行围攻。
为保存抗日武装力量，曾、王两部根据中共东江军委的决定，向海陆丰方向突围转移，几遭挫折。后根据中央的“五?八”指示，曾、王两部返回东、宝、惠抗日前线，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分别挺进大岭山、阳台山，开辟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广东当局集结兵力3000余人，发动对曾、王两部的进攻。曾、王两部队分别向海丰、陆丰方向突围。
1940年3月9日晚，王作尧、李燮邦率领第二大队从乌石岩突围后，经惠阳沙坑向东转移。国民党顽军以谈判为诱饵，在黄沙坑扣押第一中队40余人，并将何与成、卢仲夫、罗尧、罗振辉、叶镜源、李燮邦等6位干部押至惠州杀害，史称“黄沙坑事件”。
1940年5月8日，在东移海陆丰严重受挫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广东省委，指示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莞、宝安、惠阳敌后地区，坚持抗战，史称中央“五?八”指示。
这个指示，对挽救曾、王两部，指导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0年8月，曾、王两部返回东宝惠边敌后。9月中旬，中共前东特委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这两支部队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央“五?八”指示，总结东移的教训，决定在东、宝、惠敌后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领导中心设在东莞。
上下坪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曾生、王作尧两部原来的番号分别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第五大队大队长王作尧，中共东江特委、前东特委书记林平兼任这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任军事指挥。
根据上下坪会议决议，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于1940年10月初从宝安挺进东莞大岭山区，创建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11月初，第三大队在大岭山区黄潭首战日军，击退日军的进犯。这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重返东宝敌后的第一仗，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1941年6月11日和1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于大岭山百花洞重创前来“扫**”的日军，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毙伤日军官兵50多人，事后华南日军头目自称：“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1941年10月，国民党顽军兵分三路合击大王岭。因寡不敌众，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主动转移外围作战，只留下一个中队在大岭山区内坚持斗争。
1941年6月至8月，日军先后调集2000多兵力，对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9次“扫**”。第五大队和抗日自卫队在王作尧、周伯明的指挥下，顽强战斗，毙伤日、伪军100多人。
1942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到达阳台山根据地的白石龙村，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
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认为在东莞、宝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应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避免打硬仗和消耗战。
会议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林平任书记；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游击部队成立后，主动进攻日伪军。
2月下旬，增从番独立大队在增城黄旗山与数十倍于己的日军作战，毙伤日军20余人。5月14日，惠阳大队在铜罗径设伏，毙日军15人，伤日军20多人。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和部队发展的需要，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扩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下辖第2大队、第3大队、第5大队、港九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护航大队等，共4000余人。
纵队成立后，大力加强部队建设，广泛开展杀敌竞赛和扩军竞赛，不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琼崖纵队的建立发展
琼崖纵队的前身是1927年在琼崖特委领导下的琼崖讨逆革命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和琼崖军事委员会于先后在文昌、琼山等县组建琼崖讨逆革命军，后改编为琼崖工农革命军。
1928年2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琼崖工农红军。1929年冬，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团，次年扩编为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
1932年7月，独立师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遭受严重损失，余部在特委书记冯白驹等领导下坚持斗争，后组建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
红军游击队各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有效地打击敌人，扩大了红军的声威，推动了琼崖各级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发展。
为琼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转入抗日战争，实现琼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准备了力量，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后，中共琼崖特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海南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1937年8月，乐万县委书记李黎明代表琼崖特委前往琼山县府城镇，与国民党琼崖当局代表林序东举行谈判。由于国民党采取欺压、威胁、指责、引诱的手段，导致几轮谈判均陷入僵局，毫无结果。
1937年9月，冯白驹为了及时掌握海口谈判情况，领导谈判桌上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从特委驻地迁到塔市乡，与妻子曾惠予秘密住在演丰村一位革命老妈妈家里，在一次意外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消息传出后，中央领导十分关切，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指示中央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
叶剑英也写信给广东国民党当局，要他们顾全大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同时，琼崖各阶层人民、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也纷纷抗议，要求释放冯白驹，恢复谈判。
在狱中，冯白驹在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同时，还领导狱中秘密党支部开展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写信给琼崖国民党当局的头目张达和陈章，揭露他们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并表示只要国民党琼崖当局保证停止内战，真诚解决琼崖国共两党团结抗日问题，琼崖红军愿意接受改编，共赴国难。
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的多方努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和严正要求，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11月下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
冯白驹出狱时，会见了国民党琼崖军政当局负责人，重申了举行谈判，团结抗日的诚意。国民党当局无奈，表示愿意继续谈判。
1938年1月，冯白驹全权代表琼崖特委，同国民党谈判代表、琼崖师管区司令杨永仁、参谋长吕承文等重开谈判。双方争论激烈，谈判又陷入僵局。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日敌飞机军舰更加频繁地窥视海南岛，琼崖危在旦夕。10月22日，终于达成了琼崖国共合作协议。
至此，延续了一年多的琼崖国共两党谈判斗争宣告结束，琼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而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共琼崖特委积极着手做好红军改编的准备工作。
特委决定按1个大队300多人枪的建制来改编红军队伍。大队下辖3个中队和1个特务小队，每个中队下辖3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辖3个班，每个班编制员额为9人至12人。主要以琼崖红军游击队为骨干，不足部分由各县委发动地方武装加以补充。
中共儋县县委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发动，共筹集100多条各种类型的枪支，12月由黎民、张兴、黄金容带领，赶赴琼山县参加改编；其他前来参加改编的还有中共琼东县县委宣传委员陈求光、巡视员李文奇带领的红军30多人，携枪12支；中共乐万县符载质带领红军7人，携枪7支；中共乐会县委书记莫逊也奉命调往改编后的部队任职；中共文昌县委组织部长陈柏、宣传部长苏曙光带领红军40人，携枪40支。
此外不少县还筹集物资送给改编部队。文昌县竹林墟旅泰归侨吕先福捐了300块光洋、5匹棉布；便民乡商人钟光集捐了70块光洋及一些毛巾、牙膏、牙刷、布鞋等物品。
中共文昌县委还发动各乡群众赶制大批背包、椰壳碗，筹集棉被、衣服送给改编部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保国卫乡的决心。
1938年12月5日，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在琼山县云龙墟举行改编暨誓师抗日大会。
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为独立队队长，马白山为队附，张兴为政训室主任，黎民为政训员，谢李森、陈玉清为副官。
黄大猷为第一中队长，黄天辅为第二中队长，张缵薪为第三中队长，陈克邱、林豪、莫逊分别任3个中队的司书，负责中队的党务和政治工作。此外，按国共两党谈判协议，国民党派刘振汉为独立队队附，符荣鼎为第一中队队附，陈卓为第二中队队附，吴定中为第三中队队附。
中共琼崖特委选择了琼文公路干线的云龙墟及其附近乡村为独立队驻地。其部署为：独立队队部和第二中队驻云龙墟，第一中队驻云龙墟附近的儒来村，第三中队驻云龙墟的多能村。
当地党组织是经受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考验的坚强的地方党组织，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有利于战时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红军改编暨抗日誓师大会当日，云龙墟非常热闹，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独立队的全体官兵，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在六月婆庙堂前的宽大场地上排成三列横队。
来自各地的上万名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携带慰劳品、锦旗，敲锣打鼓前来祝贺。写着“抗日先锋”、“人民救星”的锦旗彩匾挂满一路，炮竹声、锣鼓声、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落。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王毅，副司令杨永仁和琼山县县长云振中参加了大会。王毅在大会上宣布“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成立的命令，向独立队队长冯白驹授军旗、关防，并发表了讲话。
冯白驹代表独立队全体指战员讲话时表示：决不辜负琼岛同胞的期望和重托，誓死抗日，保卫琼崖。这就是琼崖抗战史上著名的“云龙改编”。
云龙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琼崖的胜利，反映了琼崖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共同愿望，增强了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
从此，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采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发动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为琼崖抗日先锋和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