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五团的生活条件仍然艰苦，但黄道指示对政训班的学员要多照顾。学员住的是当地大户人家的房子，伙食标准也比一般战士高。
一般战士吃大锅饭，政训班的学员吃的是小灶，每日有肉鱼。政训班的学员了解到情况后，强烈要求同下山的老战士们同甘共苦。
经过多次的要求，黄道才同意将他们的伙食标准降低和普通战士们一样。
政训班的学员在石塘镇学习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组织宣传小分队，自编话剧等节目深入到各乡村宣传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教群众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
对红军游击队开赴石塘整编，还有些队员仍思想不通，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五次“围剿”，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双方已成死对头，这样轻易合作，与“投降”无异，因而不愿下山。
政训班的学员组织小分队到红军家属家里，通过做家属工作，劝导红军游击队员下山；甚至进山直接做动员工作。政训班学员有针对性地创作了一首下山歌：抗日的炮火响了，同志们下山来!
抗日的炮火红了，同志们下山来!
不要上托派的当，分散我的力量。
无产阶级要解放，先民族得解放!
经过学员的宣传动员，原来不肯下山的游击队员思想通了，带枪下山，重新回到部队。
政训班的学员经过短时间的军政训练后，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根据需要，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派到到各地继续做抗日宣传工作，一部分人则编入了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1938年3月25日，初春的朝阳光芒万丈。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后，五团将士携带装备，在石塘镇操场列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首先，饶守坤团长讲话：“同志们，我们五团改编后，我们的队伍扩大啦，基本训练完成了，现在我们要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根据新四军司令部二十二号指示，我们要同八省健儿汇成一股铁流，开赴抗日前线去打日本侵略者。祝全团旗开得胜!”
接着，曾昭铭政委讲话：“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是经过战斗考验的红军队伍，希望在奔赴抗日前线的征途中，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要发扬我军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保证不掉队一名战士，胜利地到达前线!”
最后，桂逢洲参谋长宣布：“出发!”
石塘镇群众扶老携幼，把这支上前线的军队一直送到上分线路口。
部队当天到横峰，第二天经上饶到玉山县。一路上，这支抗日队伍都受到赣东北苏区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送。
第三天，部队进入浙江省的常山，后由开化到达安徽省的岩寺镇与三支队六团汇合。
石塘整编期间，黄道调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长、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根据东南分局指示，闽赣省委改为闽浙赣特委，特委机关设在铅山石塘，曾镜冰为书记。
五团从石塘开拔不久，由左丰美率领的闽东北红军游击队140多人，抵达崇安长涧源，整编为一个连，连长江熙金，指导员钟太湖。这个连队紧随五团进军路线，北上皖南。
闽东游击队的改编
闽东游击区位于福建省东部与浙江省东南部交界地区，靠山面海。中心区域在闽东北，活动范围包括23个县境，与闽北和浙南两个游击区毗邻。这里居住着畲、汉两族人民，畲族人口占畲族全国总数的一半。
1934年1月，在工农武装暴动的暴风雨中，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和第十三团诞生，9月底，红二团和红十三团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剧，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可这时整个南方地区都与中央隔断了联系，所以党中央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及时传到闽东。
闽东党组织长期脱离上级党的领导，只有千方百计搜集党的公开文件和报纸刊物，从中分析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
每隔一两个月总要攻打敌占据点，固然也有补充枪支弹药，筹款、扩大政治影响等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夺取报纸，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闽东地区毕竟靠近福州，搜集香港、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比较方便。1936年冬，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叶飞等看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后又得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其他宣传品。
从报刊上，叶飞等又了解到全国各个城市里蓬勃的学生抗日运动，看到了新的革命**，所以闽东游击区的政策转变比较顺利。
不久，闽东成立了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代替闽东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布告，大量翻印《八一宣言》，到处张贴，开始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虽然没有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际上不打苏维埃旗帜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闽东游击区在政策上作了更大的改变，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只提抗日救国的口号，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团结起来抗日，只要愿意抗日，都可以团结。
游击队的政策进一步改变以后，开始收到效果，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商人、联保主任、乡绅、教师，都敢于和红军接触了。
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带了一班人，投奔红军，说是觉悟到只有共产党人和红军是真正抗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历史潮流。
不过叶飞等一直坚持的是反蒋抗日，对于联蒋抗日，还没有思想准备。后来听说蒋介石要来领导抗战，红军要改编为国军革命军，有些不相信。
为了进一步弄清全国形势的变化，八月底，叶飞决定攻取宁德八都重镇。这仗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是为了搜集报纸。
叶飞搜集到不少上海、南京、福州的报纸，整版整版的刊登着抗战战况。在《申报》上，叶飞发现两篇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
叶飞这才知道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准备开赴前线抗日。
于是，特委做出决定，改变策略，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向福建省政府、闽东各县政府发出了油印信。这已不是一般泛泛地进行宣传，而是采取行动了。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说什么“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继续进攻，企图把游击队各个消灭。
叶飞一面积极争取停战谈判，一面坚持进行自卫。1937年8月初，国民党保安第2旅1个加强连对活动在闽东的游击队伍进行“围剿”，为寻找有利战机，叶飞、陈挺率闽东独立师第2纵队向洋中桃花溪转移。
8月18日，独立师第二纵队进入洋中山区，翻过黄土岭，抵达与九都交界的亲母岭。叶飞命令部队，在地势险要的亲母岭设下埋伏，并在通往宁德城关、霍童、洋中三地的路口布下了天罗地网，附近乡村的数百名群众也带着自制的武器前来要求参加战斗。
次日上午，敌保安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山谷骤然响起激烈的枪声，红军战士们和群众冲下山来，敌保安队溃不成军，连长都乖乖缴枪当了俘虏。
敌人进攻不成，又吃了苦头，这才老实一些，表示愿意谈判。
国民党当局提出要叶飞亲自去谈判。对此，特委认真进行了研究。鉴于何鸣事件的教训，决定不宜由叶飞立即出面谈判，如果被国民党当局扣留了，不好办。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人家会以为没有诚意。因此决定派中共闽东特委宣传部长范式人作为全权代表去谈判。
第一次谈判地点在宁德县城，国民党方面由省保安处处长黄苏为代表。但是国民党对于和平谈判并无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获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坚持要把红军收编为“保安师”。
红军要改编，国民党要收编，一字之差，相争不下。而这一字之差正是合作的原则问题。
就在这时候，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张云逸同志来到福州。但是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放弃诱降、分化、瓦解闽东游击队的阴谋，不让张云逸去。他们推托说，游击队没有固定地点，一下子找不到。又说，已经进行谈判了，不必去了。
张云逸在福州通过一些进步青年看到了叶飞等的布告、传单等，知道不会上当。反正国民党当局“收编”不了时，总要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就离开了福州。
1937年10月，国共第二次谈判在天后宫举行，中共闽东特委方的全权代表依然是范式人，国民党方的代表仍然是黄苏。
同第一次谈判一样，黄苏仍然没有放弃收编红军游击队而达到消灭游击队的意图，谈判仍无结果。
当年11月，因黄苏生病，中共闽东特委派阮英平，时任中共闽东特委组织部长，到天后宫和黄苏举行了国共第三次谈判，尽管闽东特委作出了很大的让步，黄苏仍无诚意还企图收买阮英平，遭到严词拒绝，谈判再次中断。
不久，谈判地点移至福州。闽东党和福建国民党当局的谈判经过了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双方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7年12月，《福建民报》上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
1937年底，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和各县游击队共1300多人集结石堂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编训练，闽东红军独立师改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
这时，新四军已在南昌设立办事处，项英、陈毅同志也到了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要叶飞领受任务。这样，叶飞才下山经福州去南昌。
叶飞在南昌接受了新四军军部命令，部队开到屏南集中，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为团长。
1938年2月14日，叶飞率部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东，踏上抗日征途，留下范式人同志在闽东坚持斗争。
闽中游击队的改编
闽中地处福州和厦门之间，腹地为兴化湾平原。这里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富饶，是国民党统治福建省的中心地带。这里是福建大革命时期建党的三个地区之一，也是最早开展武装斗争的地区之一。
同兄弟游击区的情况一样，闽中游击区的党组织是在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
直到1936年秋，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几经辗转才与厦门市工委取得联系，由厦门市工委帮助同南委接通关系。因此，闽中特委自1936年秋即开始归南委直接领导。
但由于交通阻隔，南委只能用把《救国时报》定期寄到莆田秘密通迅处的办法，让闽中特委领导人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1937年2月，闽中特委领导人从《救国时报》上了解到“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新方针后，正召集特委会议研究贯彻，不幸由于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所围捕，造成特委领导人集体牺牲的惨重损失。
幸存的特委军事部长刘突军主持成立闽中工委，接替特委的领导职能。
同年4月，闽中工委派黄国璋赴香港与南委接头，姚铎代表南委指示闽中工委“可以选择有利时机和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
闽中党组织根据南委的指示精神，从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出发，于8月12日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发出和谈倡议，并主动派出代表进城与国民党莆田县党务指导员黄士豪和县长夏涛声先后举行谈判。
经过一番斗争，在闽中党组织坚持要保留红军原有人员干部、保持党的独立领导等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下，于8月28日初步达成协议。
但是，在队伍改编的番号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把游击队纳入当地驻军第八十师编制。由于闽中工委领导人对抗日形势的估计不够全面，同意了国民党方面的建议。
1937年10月，闽中游击队根据国共和谈协议，下山接受点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师独立大队，大队长刘突军，副大队长杨采衡，全队200多人编为2个中队，驻在莆田广化寺。
闽中游击队改编之后，立即在部队驻地周围动员、组织民众抗日。国民党驻军对此极为反感，“认为这支部队多是本地人，活动能力很强，活动阵地很广，若照此下去更难控制，很想把部队调离莆田”。
于是，国民党第八十师以金门沦陷、闽南危急为借口，下令调独立大队移驻泉州，置闽中游击队于八十师二三九旅控制之下。
对是否执行八十师的命令，闽中工委内部虽然发生分歧，但由于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最后工委决定把部队开往泉州，结果上了国民党当局“调虎离山”的当。
队伍出发前除留下几十名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外，其余160多名队员于1937年11月奉命开赴泉州，进驻承天寺。
此后，国民党方面不断制造磨擦和事端，嫁祸于闽中游击队，妄图消灭游击队，导致闽中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关系恶化。1937年12月，漳浦发生了国民党军队撕毁合作协议，对红军改编队伍进行围剿的“漳浦事件”。
12月，闽中工委代表黄国璋到香港与南委接头后，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指示》的精神，于是意识到部队进城驻扎是一大隐患。
当时南委采取两项应变措施：一是把闽中工委划给闽粤赣省委领导，以便及时指导工作；二是鉴于刘突军已公开露面，不宜再做秘密工作的情况，决定闽中工委书记改由黄国璋担任。
1938年1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在泉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了应变对策，正式决定改由黄国璋任工委书记。会后，黄国璋立即赶往闽西永定向闽粤赣边省委请示。
省委领导张鼎丞、邓子恢听取黄国璋的报告后，立即于1月17日将闽中的情况转报负责筹建新四军的项英同志，要求新四军军部同福建“省府和八十师交涉，达到能够为闽中抗战群众武装的骨干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之用。”
省委写给南委的报告中专门谈及了闽中的问题：“黄国璋同志已来我处，今下午讨论他的工作，很快布置他回去开展那边的斗争。”“但莆田一带红色部队点编宣布归八十师指挥，为八十师特务大队，现已开往泉州，驻扎整训了。这包含有危险性，就是那边当局企图变这一部队为私有物，最低限度有可能被调离闽中，不能达到闽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极大作用的武装力量，除我已向项英陈述要和省府和八十师交涉达到能够为闽中抗战作群众武装的骨干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之用外，南委也尽可能设法争取这一要求的实现”。
同时，闽粤赣边省委又指示闽中工委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注意防备国民党制造事端，借口消灭闽中红军游击队。
面对危急情况，刘突军也竭力争取摆脱第二三九旅的控制，但国民党当局为了不让闽中赤色游击队加入新四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改变这支队伍的性质。开始是提出要特务大队扩编为正规营调到浙东抗日，且提拔刘突军任中校营长，但遭到刘突军的婉言拒绝。
当看到刘突军不上圈套之后，便下决心重演“漳浦事变”的故伎，一边秘密杀害刘突军，把驻泉州的闽中游击队包围缴械，一边制造“刘突军不服从命令”的谎言搪塞舆论。
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阴谋遭到共产党组织的及时揭露。当时闽西南特委机关报《前驱》发表三篇评论文章予以揭露。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获悉消息后，立即将“泉州事件”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
闽西南潮梅特委领导人方方也即将“泉州事件”电告中共中央，请求党中央批准将闽中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中共中央立即同国民党方面交涉。
方方还以“樨华”为笔名，亲自撰文驳斥顽固派的背信弃义行为。文中说：“据说（闽中赤色游击队之被缴械）是因为‘不服从命令’；‘不服从命令’的原因说是因为刘突军同志不肯担任八十师的营长，共产党员不做官，怕做官已成为一条罪状了，而且这种‘罪孽深重’竟致‘祸连’全队士兵了。这不晓得是新民法，还是新刑法，还是战时手法？倒值得我们来‘研究’与‘学习’。”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王助也亲自带领杨采衡等人前往八十师师部交涉。尔后办事处又向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交涉。
此时，新四军军部也致电陈仪，要求送还人员，发还被缴枪械，迅速把闽中游击队送归新四军。经过多方努力，国民党当局方答应交还被缴的全部武器,把独立大队编入新四军。
3月下旬，闽中游击队从泉州开往福州洪山桥，并进行短期整训。
4月下旬，闽中游击队160多名指战员乘5辆大卡车告别父老乡亲，从福州洪山桥出发，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5月中旬，抵达新四军军部皖南太平县。
新四军军长叶挺、参谋长张云逸先后接见了杨采衡、吴德标、金贯一、雷光熙、翁鸿镗五位领导干部，全体指战员深受鼓舞。
军部根据闽中游击队老队员、老骨干、党团员多的特点，决定大部编为军部特务营第二连，担任警卫军部的任务，并从中挑选一批老党员、班长、排长分配到江南指挥部任职。
从此，闽中游击队在祖国大江南北，英勇奋战，打击日本侵略军，许多闽中革命志士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民族的独立，把鲜血洒在祖国大地上，谱写出不朽的篇章。
湘鄂赣边游击队的改编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入侵湘鄂赣边苏区的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实行残酷的杀“三光”政策，造成许多地方家破人亡，一片凄凉。
留守在湘鄂赣边苏区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第十六师，在湘鄂赣省委的领导下，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庐山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谈判，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在湘鄂赣边区各地的党和红军游击队，没有接到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只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这方面消息的曲折反映。
湘鄂赣省委后来见到《解放》周刊上登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才初步了解我党关于这一问题的方针、政策。党中央1935年发布的“八一”宣言，省委直到1937年1月才收到。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省委一面数次派人去党中央请示，一面部署各级党组织对党员进行“特别教育”，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党员的“思想、行动、意识、语言、态度都应该执行和平合作御侮救亡的新转变”；一面动员和组织各地武装力量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
为了适应联蒋抗日政策的需要，省委于1937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傅秋涛，委员涂正坤、邓洪、刘玉堂、钟期光、谢乾、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
5月15日，以该会名义公开发表代邮快电，提出“凡诸同情本会抗日救国主张者，本会愿与之合作，共同奔赴国难”，“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主张。
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告，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国民党接受停战谈判。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南昌行营及其直接指挥下之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和平谈判，以增强统一的民族抗敌力量。
在谈判开始之前，国民党当局利用叛徒进行所谓“招抚”、“收编”的活动，企图诱骗红军游击队“投诚”，用以瓦解红军。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严正警告，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停止诱降活动，派出代表与省委谈判。
自7月中旬开始，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7月20日，省委与驻浏阳的国民党五十师谈判，双方协定：1、释放在押政治犯；2、在浏阳建立我方办事处；3、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8月29日，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就划定特区、驻扎部队、改编后的经费等问题谈判成功。
9月上旬，省委和省军区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整顿、改编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批到东北分区的，有吴咏湘、张学平、周连相等人。开始，他们并不清楚东北游击大队到底在哪里活动。到了铜鼓县城，得知宜丰的潭山镇驻有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处政训团，是专门对付游击队的特务组织，了解游击队的活动情况。
他们一行3人当日赶到潭山，吴咏湘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集中专员身份，与政训团交涉。在这里了解到，政训团企图在湘鄂赣边区国共合作谈判成功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前，会剿湘鄂赣东北分区游击大队。
吴咏湘立即与在大塅部署“清剿”的政训团主任许达通话，要他们立即停止“进剿”，撤销一切军事行动。双方达成在大塅举行谈判的协议。只等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立即进行谈判。
此时，东北游击大队在大队长吴嘉民、政委刘珍吾率领下，转战于九岭山区。就在吴咏湘等人到达潭山时，国民党当局还在玩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降的阴谋。
当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时，国民党当局又玩弄新的花招，撇下吴咏湘等人，准备单独与东北游击大队谈判。
1937年9月19日，国民党当局通过一名樵夫给东北游击大队送去国民党南昌行营的一封信，说准备派代表同游击队谈判。同时，还送去一份傅秋涛等人署名的湘鄂赣省军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告人民书》。
东北临时特委和东北游击大队负责人结合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对当前发生的事态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派特委代理书记曾金生和东北游击大队政委刘珍吾下山谈判，为防止万一，又决定由大队长吴嘉民率领东北游击大队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奉新、高安一带活动，牵制敌人，配合谈判。
东北游击大队与国民党南昌行营的谈判，前后共进行了3次。前一次在宜丰黄沙港半山坡独立杉树下，后两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铜鼓带溪。
在前两次的谈判中，国民党南昌行营代表毫无谈判诚意，继续玩弄“招抚”、“收编”的把戏，遭到红军游击队代表义正言辞的驳斥。
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边来，东北游击大队在奉新高岭消灭了敌人1个排，随后又袭击了渣村的敌据点。在这种情况下，敌被迫撤出黄沙港、逍遥等游击区，其谈判代表也不得不重新坐下来谈判。
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由于协议是双方代表达成的，需要经过各自的上级领导机关认可方能生效，国民党当局到这时才不得不让省委全权代表吴咏湘等人与红军游击队代表曾金生见面。
吴咏湘与曾金山在大塅见面后，认为“协议内容完全符合省委指示精神”。大塅谈判结束后，国民党当局立即解散了修、铜、宜三县反动游击组，撤走了龙门山附近的常驻正规军。
这时，吴咏湘、周连湘等人便开始寻找龙门山区的红军游击队。但是，由于在谈判前夕国民党曾企图重兵会剿湘鄂赣东北分区游击队，造成了紧张局势，故一时难于找到他们的踪迹。
于是，吴咏湘就派人四处散发湘鄂赣省委关于国共合作宣言、传单，张贴布告以及给游击队的信。同时，又到边区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扩大影响。
经过一星期的努力，周连湘终于通过大塅地下党双坑支部书记刘海维等人，找到了已经转移隐蔽在龙门山三竹洞陈国光家里的湘鄂赣东北游击大队。
周连湘与东北特委代理书记曾金生见面取得了联系。接着曾金生赶赴潭山去见吴咏湘。
1937年10月初，湘鄂赣省东北游击大队18人来到宜丰潭山集中，编成“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九大队”，吴咏湘为大队长，曾金生为政委。
在此期间，省委得到东北特委和吴咏湘的报告，又派出张蕃、骆奇勋、朱庆隆等人加强东北边区的工作。并指示：“游击大队下山后，要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集中边区武装组织，扩大部队”。
刘珍吾、汪克明奉命到铜鼓、奉新等地宣传抗日，扩充部队。在奉新上富，他们被国民党上富区公所以“破坏抗日”的莫须有罪名扣押并送往奉新县监禁。
后经吴嘉民、姜云义前往交涉，提出强烈抗议，奉新国民党当局才被迫释放刘珍吾、汪克明，并公开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一事件的顺利解决，为红军抗日游击队在边区各地扩充抗日队伍扫除了障碍。在较短的时间内，苏区人民踊跃报名参军，红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280多人。
11月16日，部队从潭山出发，经铜鼓开往平江县嘉义集中，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二营。
与此同时，李成铁等人奉省委指示，前往平修铜边区整理、改编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在这一带活动的有以傅彪为队长的平修铜游击队和以朱晃富为队长的平修铜保卫队。
经与国民党当局在渣津谈判并达成协议，下山集中的红军游击队动员爱国青年参军，红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约200人，在新四军驻修水通讯处副主任傅彪、朱晃富率领下，于11月间开往嘉义。
另外，战斗在金钟湖和峰顶山一带的东南游击大队，在卢振陆、黄启富率领下，也开往嘉义集中。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支队副司令兼一团团长傅秋涛，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处主任钟期光。
1938年2月3日，部队从平江嘉义出发，开赴苏皖前线。途经长寿街、浏阳的东门、官渡，来到宜春的慈化。广大群众欢欣鼓舞，沿途热情慰问。短短的三四天内，就有400多爱国青年踊跃参军。
湘赣边游击队的改编
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是南方八省游击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湘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以莲花县的棋盘山为大本营，在周围各个山区进行。
1936年12月12日，湘赣红军游击队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在武功山下的三江村将部队进行改编，恢复湘赣独立团的番号。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4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布宣言，宣布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指挥之下，并派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去湘赣边游击区，具体落实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
1937年10月，陈毅赶到吉安，与当地国民党公署专员刘振群会谈，就红军游击队给养、在吉安设立新四军联络办事机构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之后，又在城内召集了几位红军长征后失散的军政干部开会。
11月中旬，在陈毅的主持下，新四军吉安通讯处在该市的仁山坪3号正式挂牌成立。由郭猛任主任，韦瑞珍任副主任。不久后，又在永新黄冈成立了新四军留守处，接受吉安通讯处的指挥。
设立这个通讯处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红军失散人员，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负责新四军内部的联络、接待和后勤等工作。同时，也可代表我党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政治协商。
当时，武功山上还留有一支游击队。项英和陈毅也一直在关注这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久经考验的部队。但由于消息闭塞，不太了解上级的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要和曾与自己进行过斗争的敌人合作，游击队有的干部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借此指责共产党没有诚意谈判，准备派大军进山去“围剿”，游击队面临被剿灭的危险。因此，陈毅非常着急，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去武功山寻找游击队，做好收编工作。
11月初的一天，陈毅从吉安出发，来到安福县武功山下的洋溪镇。偌大的武功山，游击队又神出鬼没，到哪儿去找呢？
陈毅于是找到洋溪镇国民党区公所区长彭侠民，向其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要求他提供上山的装备和向导。对此，彭侠民不敢怠慢，为陈毅找了一名向导，备了竹轿，还派了两名保镖护送他进山。
这时，陈毅正患脚病，一路上跋山涉水，行走极为困难。但为了尽快找到红军游击队，他在离开洋溪镇的第二天，就打发走了轿夫和保镖，只留下向导继续前行。
沿途陈毅住在山区老百姓家中，帮助老百姓做事，宣传抗战政策。很快，陈毅寻找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队的消息，便传到了游击队在九陇山的团部。
武功山山高谷深，溪涧纵横，小道崎岖，沿途人烟稀少。从洋溪镇向南走，陈毅在一个叫茶树坪的地方上山，经陈山、蔡家坪等地直插龙山口，再折九陇山区，走了一天多的山路，陈毅到达了一个叫高坑的地方。
临睡前，陈毅对向导叮嘱，要注意夜间的动静。深夜时分，阵阵的狗叫声没有惊醒酣睡中的陈毅，但向导则判断：“游击队在行动。”
接着传来的是击掌声和轻微的交谈声，于是向导推醒了陈毅，告诉他发现了游击队。陈毅故意咳了几声，引起游击队的注意。
果然，一名山民打扮的游击队员走了过来，对他们进行盘问，陈毅一一作答。他们听了陈毅的自我介绍后，便将他带到山上，会见湘赣红军游击队独立团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
陈毅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救国十大政纲，并要求会见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段焕竞，刘培善立即派人护送陈毅到临时省委驻地铁境山。
谭余保等湘赣临时省委领导和红军游击队，由于长期被强敌困在深山老林，与外界隔绝，加上没有电讯设备，消息闭塞，对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全然不知。见陈毅的打扮，又听他说要和国民党合作，一时难以置信。
谭余保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近三年来，国民党采用军事围剿、经济封锁、政治诱降等残酷手段，“清剿”游击队，现在又讲合作，这无异于向国民党投降；因而误认为陈毅是“叛徒”和国民党劝降的“说客”，将他绑了起来。
经验丰富、有胆有识的陈毅沉着应付，一面热情赞扬谭余保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度的警惕性；一面耐心地说明根据新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以自己的坦诚胸怀阐述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国共合作的意义，并建议谭余保派人去吉安等地了解情况，不可鲁莽行事。
经过陈毅的耐心宣传说服，粗中有细的谭余保意识到形势可能确有变化。因此，谭余保决定按照陈毅的建议，派可靠骨干到莲花、安福、吉安等地了解情况，结果确有其事，并带回了设在吉安的新四军通讯处的有关文件布告。
在弄清情况之后，谭余保这位在危难之际擎起湘赣边红军大旗的革命领袖，含着热泪向陈毅赔礼道歉，表示毫不犹豫地服从中央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改编。
经过陈毅和谭余保二人反复研究，改编整训的地址确定在莲花瑶坊的陇上村。
1937年11月底，坚持在湘赣边区斗争的三百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五里山、牛心山、柑子山、杨梅山等地下山，在莲花瑶坊陇上集中，进行改编前的训练。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的八路军干部张秀等负责政治军事训练。
按照东南分局、军分会的安排，1938年1月16日，曾山和项英一同去湘赣边游击区，联系和指导改编工作。在吉安，项英、曾山会见了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谭余保。
第二天，项英、曾山及项英的秘书郑伯克、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汤光恢等人，随谭余保乘汽车一同前往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大本营——莲花县棋盘山神泉村。
曾山和项英看望了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参谋长段焕竞，延安“抗大”派来帮助工作的八路军干部张秀、彭汉元等人，慰问了游击支队的全体指战员。
项英和曾山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对游击队的同志在三年艰苦岁月中餐风露宿，不屈不挠，为了革命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示无限的钦佩，并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练好战斗本领，在北上抗日中再立新功。
项英和曾山还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南方各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游击队改为新四军的问题，向大家作了详细的报告。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共有335人，枪约200支。党员有180人。项英和曾山一起与谭余保等研究集中编组事宜，确定：湘赣边红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主力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为第一大队；另留一特务队，约20余人枪，随谭余保留下坚持斗争。同时，对地方党的工作进行了布置。
1938年2月，湘赣红军游击队由刘培善、段焕竞率领从神泉出发，途经安福、吉安、新干、樟树、上饶等地，开赴浙江开化抗日前线，抗击日寇。
谭余保等80余名官兵仍留下坚持在湘赣边，以便将来建立南方抗日根据地。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由谭余保任书记兼新四军司令部参议。
不久，南京沦陷，九江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为了安抚南方，稳定局势，重庆方面特电令南方各省，要加紧搞好与共产党的合作。地处武功山周边的莲花县和湖南的茶陵、攸县相继来函来人，邀请谭余保下山谈判，以求区域和解。
中南局书记项英亲自来到武功山，不仅批准谭余保去谈判，还鼓励他要主动开门工作，以利两党团结，共同抗日。
第三天，谭余保换上新四军军服，在项英亲自带领下来到莲花县，与该县县长朱维汉商谈游击队整编时的活动范围和军饷供给，游击队与保安团队如何脱离接触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一系列问题。
谈判比较顺利。协议签订后，朱维汉设宴招待项英、谭余保一行，他显得特别热情，频频给项英、谭余保敬酒夹菜。
不料，这朱县长不胜酒力，几杯下肚，舌头就短了，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谭先生，有人传说你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好不厉害，今日有幸相见，先生却是风度雅致，情理通达，完全是讹传啊！”
谭余保感到话不是味道，本想发作，可在这个场合，又有项英在此，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青着脸不做声。此时，一盘扣肉上桌了，朱维汉又信口雌黄：“谭先生，多吃点，你们在山上当土匪是难得吃到的。”
“嘭！”谭余保怒不可遏，一拳击在桌子上，指着朱维汉的鼻子骂道：“娘那么皮，哪个是土匪？你今天不说清楚就不放过你！”
朱维汉吓得两眼发呆，冷汗直冒，任凭谭余保怒骂，他只是耷拉着脑袋不做声。
项英对朱维汉警告一阵后，便对谭余保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冷静一点。谭余保并不理睬项英，仍然指着朱维汉说：“签了字的东西我认账，如果你敢耍花招，老子的枪眼是不认人的。”说完气咻咻地离席而去。
几天之后，谭余保带着警卫员，在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的陪同下，如期赴茶陵谈判。
谭余保在莲花“罢宴”的消息早已传到了茶陵，茶陵县长陈文彬不敢怠慢，亲率党政官员来到车站迎接。谭余保是茶陵人，这个曾被悬赏万元要捉拿的“土匪头子”返乡，看热闹的人把茶陵街头挤得水泄不通。
从谈判桌到招待席，陈文彬接受朱维汉的教训，他不提过去，不谈恩怨，言词“干净”，不乏溢美。还老说茶陵谭姓风水好，出过大名鼎鼎的谭延闿，如今又有谭先生这一辈，弄得谭余保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心里暗骂道：这家伙好滑头。
过了好一阵，谭余保说话了：“诸位，过去你们把我当‘匪’，今天你们把我当客，这当然是国共合作的结果。陈县长盛宴款待，我表示感谢。但是，至今还有我们一些同志关在你们的大牢里，陈县长如果真有诚意，何不当即放人。”
谭余保这一军将得陈文彬措手不及。为了执行协议，他不得不做出姿态，立即吩咐警察局将女游击队员冯秋姑放了出来。
茶陵谈判，谭余保是比较满意的，临别时他握着陈文彬的手说：“陈县长，但愿我们为抗日救国共同尽力。”
谭余保还没有离开茶陵，攸县县长成道奥便派出攸县国民军副总队长、谭余保的本家谭砚华专程来茶陵迎接。但在宴会上，他居然把攸县铲共义勇队队长、谭余保的冤家仇人洪忠阳也请来作陪，使他感到十分尴尬。成道奥是个脑瓜子很灵、颇能应付场面的人物，一见谭余保那副脸色，赶忙举着酒杯站起来说：“诸位，国共合作了，本县铲共义勇队早已撤销，洪先生近日也接到本党政府通知，将调往抗日前线任职。如今，谭先生，洪先生都是抗日军人，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抗日干一杯！”
谭余保听到这样说，心绪稍为好了一些，在一阵阵的敬酒声中举起了酒杯。宴会后，洪忠阳还邀请他去做客，顺便看望了女儿。
三县谈判回来，谭余保深有感触地说：“与他们打仗，我可不含糊，和他们谈判应酬，他们又精又刁，得多长个心眼。”
1938年秋，经毛泽东提议，谭余保被通知前往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9月2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在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九龙山。一见谭余保，曾山就开门见山地说：“老谭，我今天来此有两大任务，其一，中央通知你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其二，你和易湘苏同志好了这些年，也向组织提过要求，由于战争原因，拖了这么久，如今水到渠成，你们今晚就结婚吧，我来当证婚人，至于手续可以到延安去补办。”
1938年9月8日晚，谭余保与易湘苏在攸县一家小客栈里举行了婚礼。几碗泡茶、几包香烟，连警卫员在内也只有十来个人，就像一个小小的茶话会。
曾山宣布说：“我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批准谭余保、易湘苏同志结为夫妻，同时还批准易湘苏及周胜武、陈斌两名警卫员随谭余保同志后天一起赴延安！”小客栈顿时响起了一阵阵掌声。
两天后，谭余保、易湘苏一行数人奔赴延安，开始了新的征程。
湘南游击队的改编
湘南游击区位于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以湖南南部广大地区为主。这里山岭绵亘、峰峦起伏、沟壑纵横。
1934年8月，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奉命西征。此后，湘赣苏区即转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隶属湘赣苏区的湘南游击区也同时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
1936年4月下旬，周礼和游世雄、李国兴率领湘粤赣特委和游击队200余人，由桂东经资兴转移到安仁县豪山潭湾村的神堂背，与茶陵、安仁、酃县、永兴边区委员会负责人陈梅连领导的游击队100多人胜利会师。潭湾是一块方园百里巍然屹立在敌军围困中的游击根据地。陈梅连领导的游击队，就活跃在这一带崇山峻岭之中。同时因为湘南特委机关于1935年冬也转移到潭湾，因此湘粤赣特委与湘南特委就在潭湾会合了。
1936年5月27日，红军游击队在潭湾杉木垅召开了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湘南特委出席会议的有徐克全、刘霞、陈梅连、陈亚元等；湘粤赣特委出席会议的有周礼和游世雄、李国兴、王赤等，会议决定撤销湘粤赣特委，合并成立新的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新的湘南特委。
会议推选徐克全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周礼为副主席兼湘南特委书记，游世雄为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刘霞为组织部长，李国兴为宣传部长，陈梅连及各县负责人为委员。
湘南赤色游击队大队和粤赣湘边区游击大队合编为一个支队，游世雄为支队长，下分两个大队。原粤赣湘游击大队为湘南赤色第一游击大队，赵书良为队长；原湘南赤色游击大队为第二大队，谭经武为大队长，谭绥眉为政委。
后来，在湘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克全逃跑后，湘南军政委员会无形中取消了，只剩下湘南特委。在特委的领导下，湘南游击队终于胜利渡过了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9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派出人员，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的指示信送到桂东西边山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
信中说：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将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指示游击支队可就合作抗日的问题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但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易下山，一切待命行动。
由于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一直转战在东边山、西边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又对东边山、西边山严密封锁，致使游击支队与项英、陈毅等领导的中央分局机关中断了二年的联系，不知道国共已经合作，游击支队接到这突如其来的信息，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起初对此甚为怀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相互敌视，已打仗十年，怎能一下子就化干戈为玉帛而进行合作呢？怀疑是国民党反动派设的骗局。
正在这时，前往湘南特委联系工作的罗新成、顾星奎赶了回来，他们也说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过有关国共合作的文章。
虽然如此，不少人仍心存疑窦。于是，支队长游世雄派顾星奎等随赣粤边特委派来的交通员前往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央分局所在地证实指示信是否属实。
中央分局的杨尚奎会见了罗新成、顾新奎，向他们着重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复强调在谈判中不能放弃原则，决不能让国民党吃掉我们。顾星奎等返回西边山后，将上述情况向游击支队党组织作了传达。
至此，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才消除疑虑。支队随即召开党委会议，统一了认识，指战员们纷纷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坚决贯彻执行，决定派人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谈判。
遵照中央分局的指示精神，1937年10月初，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负责人游世雄带领顾星奎、曾昭墟、肖国天下山至桂东县西边山的桃寮，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游击队下山集中等问题与国民党湖南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郭大维、桂东县政府代表黄存善等人进行谈判。
谈判期间，国民党代表以国共合作应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为借口，采用官禄引诱与强硬威胁相结合的手段，企图将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编入国民党保安团。
游世雄等坚决驳斥了国民党代表的荒谬言论，认为这是借合作之名吞并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明确地表明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坚定立场。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谈判斗争，最后，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合作抗日的四项协议：（一）双方停止敌对行为，确定沙田为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集中地点，周围60华里由游击支队设防作为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点；（二）红军游击支队集中改编期间，国民党桂东县政府保证如数供给给养；（三）释放所有被捕坐牢的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队员及革命群众；（四）除游击队派员与有关县取得联系外，国民党派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议郭大维为常驻沙田代表，以便双方联络交涉。
接着，游世雄等又赴汝城与郴州保安副司令胡凤璋及汝城县长凌惕渊进行谈判，经双方洽商，达成了“国民党郴州保安司令部解除对东边山、西边山游击支队的敌对行为的协议。
游世雄离开汝城时，胡凤璋、朱扬荣分别送给他一头骡子和一件狐皮大衣，郭大维送还了游世雄在西边山松坑突围中失散的儿子游怀春。至此，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桂东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