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中旬，按照游击支队代表与国民党桂东县当局等代表谈判所达成的协议精神，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下山到桂东沙田集中，并进行整训、扩军。整训的主要任务：（一）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认清形势，明确新任务，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二）进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略战术水平；（三）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发动青年报名参军，保家卫国。
整训期间，游世雄、王赤向部队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意义。
随后，制订了群众工作计划，组成群众工作组，深入周围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
经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县内的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抗日，王桂馥、陈炳才、扶有余、李明、郭英才、郭名兴、郭玉恒、周斌等200余人参军，游击支队的队伍由原来的300多人扩展到500多人。
通过整编，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
下辖两个支队，原西边山游击队为第一支队，游世雄任支队长兼政训员；原东边山游击队为第二支队，方玉明任支队长，王赤任政训员。
此时，北山区委代表罗绍增经思顺、上堡等地来到沙田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并转达了游击支队到大余池江集中整编的指令。
12月5日，湘南特委代表游世雄派杨汉林、钟乐喜赴江西大余池江中央分局向项英、陈毅汇报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沙田集中整训的情况，并请示行动命令。
12月下旬，在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开赴大余池江集中的前夕，桂东县各界人士在县城醒钟楼前举行隆重集会，欢送游击支队开赴抗日前线。
会上，国民党桂东县党部负责人张恕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县长颜宗鲁向游击支队赠送了锦旗，上书嵌入游世雄之名的对联“世势艰难，相期共济；雄才大略，定建殊勋”，旁题小字：“世雄队长吾兄，请缨抗日，卫国保家，鹏程万里，其志可嘉，于其行也，爰选联语，以志纪念，并代表桂东民众同伸贺忱”。桂东县和汝城县的群众纷纷前往慰问，送来许多慰问信和大批慰问品。
1937年12月28日，游世雄等接到中央分局下达的命令后，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部分队伍由桂东沙田开往江西省崇义县思顺，继续集中训练。
当日，支队部致函崇义县政府：“敞队奉令开拔崇义过埠等处集中整理训练，北上抗战，应请贵府查照，布予以军需品和给养之接济维持，以免军困。”并派代表前往县政府交涉，要求备供给养，另筹制棉军服150套。起初，崇义县政府对游击队要求予以推卸。但由于游击队坚持有理、有节和有利的说理斗争，迫使县政府召集地方各界人士开会讨论决议，“暂予维持，所需费用，即就地方垫借，部队离开后再行核实造册，呈请上峰设筹归还。”
至1938年2月上旬，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编为五个中队、一个宣传队，由游世雄、王赤率领，分期分批从沙田出发，经江西的崇义等县抵达大余县池江集中，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的一部。
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湘粤赣边游击队走上抗日前线的同时，原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由延安返回湘南。王涛于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湘南之际，奉命率领游击队员随红军长征。
长征胜利后，王涛以新四军中校秘书的身份，从延安回湖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张治中同意，王涛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
1938年2月，经省委和中央许可，重新组建湘南特委，王涛任书记，周礼任组织部长，卢文任宣传部长，蔡坚任职工部长，谷子元、谢竹峰、顾星奎、林长春为委员。
为了合作抗日，根据中央指示，湘南特委决定对当地的游击队进行整编。
在整编游击队工作之初，大部分干部战士对国共合作不理解，不相信国民党会与共产党合作，因而不愿意下山接受整编。他立即在郴州万胜旅馆等地，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从理论上和思想上解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问题。
接着，又同其他特委深入乐昌、乳源、宜章等游击区，向游击队干部战士做思想政治工作。
1938年2月，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在坪石附近的坳丘集中，开往宜章赤石三望坪学校集中整训，改名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李林任大队长。新四军干部谢忠良等4人担当教员，队伍很快扩大为130余人。
2月下旬，刘厚总率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也到江头刘家祠集中整训，扩充至一百七八十人。4月上旬，李林率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也开至耒阳江头刘家祠。李林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刘厚总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两部共计300余人。
11日，李、刘两部告别了他们坚持了三年多艰苦斗争的湘南游击区，经东湾、毛栗冲、竹塔市、锡里洞、灶市、株洲，南昌、岩寺等地，抵达安徽太平，编入新四军特务营，踏上了抗日战争这个新的革命征程。
鄂豫皖边游击队的改编
鄂豫皖边游击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十五块游击区中较大的一块游击区。
1935年春至1937年冬，第三次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安徽岳西县山区为基地，转战于鄂豫皖三省45个县，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7月，在岳西大岗岭的一个小茅棚里，皖西特委书记、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何耀榜找来一只破瓷碗，倒上菜油，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当成灯芯做成一盏油灯，开始阅读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的渊源颇为久远。当时，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带领着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孤军奋战已有近三年时间。高敬亭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及鄂豫皖省委，也尝试派遣交通员去陕甘地区，但始终没有和组织联系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多次派人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二十八军，但始终未果。
然而一次偶然的巧合却让久未联系的中共中央与红二十八军联系上了，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一名叫姜术堂的国民党低级军官。
姜术堂在1936年秋天向红二十八军投诚，要求参加红军。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复杂，何耀榜劝说姜术堂回乡，等以后形势好转再来参加红军，并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利用回乡的机会到陕西打听中共中央的消息，向中央报告红二十八军的情况。
不久之后，西安事变发生，很快得到和平解决。想起何耀榜的嘱咐，已经回到河南老家的姜术堂便来到西安，找到了中共中央设在那里的办事处，受到了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处长、红军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等的接待。在听完姜术堂关于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简单汇报后，王稼祥让人给了姜术堂一些文件和宣传材料，委托他转交给红二十八军负责人。
随后，姜术堂回到了岳西，找到何耀榜，并向其汇报了西安之行的情况，还带来了《八一宣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文件和宣传材料，主要内容是对西安事变应有的认识、国共谈判的意义、办法和条件等。
看到这些文件，何耀榜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必须向高敬亭汇报。7月13日，何耀榜将文件和宣传资料递交给高敬亭。
而在此之前，高敬亭也已经从报纸上了解了一些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信息，让他对停战谈判的事有了心理准备。
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告全党同志书中强调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革命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则处于从属地位。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和“联蒋抗日”、“国共合作”的主张。中央要求全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两年多没有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的高敬亭，这次面对党中央的指示，既喜悦又震惊。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复杂而又简单，因为他要和拼杀多年的对手握手言和。
在沉思许久后跟何耀榜商量很多，并组织大家开会学习中央文件，组织大家讨论。最后高敬亭决定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发出举行停战谈判倡议。
7月15日，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名义写了一份公函给卫立煌，派便衣队交通员金孝广送至国民党岳西县第三区公所。第三区区长李德保接到红二十八军的信后，立即向岳西县政府报告。
对于高敬亭提出和谈，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也很意外。在对手国民党军队看来，高敬亭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当时高敬亭带着上千人的队伍，在大别山牵制了国民党六十八个团共计17万正规部队，还有十余个地方保安部队力量。
当时，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正在庐山开会。接到汇报后卫立煌立即下令，愿意与红二十八军举行停战谈判。
当日，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岳西办事处回信表示愿意谈判，并派赵参谋前来蛇形岗商谈。
国军为什么反应这么快，是否其中有诈？因“活捉高敬亭者赏洋5万，活捉何耀榜者赏洋2万”的布告到处都有张贴。高、何二人思索着。
但经过一番政治、军事分析以后，高敬亭决定自己不出面，由何耀榜化名为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警卫队的吴队长，带着10名战士前往蛇形岗，与赵参谋接头试探，并以示诚意。
下午，何耀榜带领了十来名红军战士来到了蛇形岗炮楼附近，岳西县第三区区长李德保走出炮楼来与其接头。在双方互报身份时，何耀榜机警的称自己是红二十八军警卫队队长，之后那个负责接头的赵参谋便出来与其见面。
刚见面时赵参谋居高临下，气势逼人。听说对方是警卫队长就是：“你们的代表呢？不见正式代表是不能谈判的”。
何耀榜回答道：“我是奉命来接头的，并不是来谈判的。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向代表转达”。
赵参谋听此言便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说道：“交一挺重机枪奖500元，交一挺轻机枪奖150元，盒子枪100元，长枪80元……”
没等那赵参谋把话说完，何耀榜便厉声驳斥：“这不是谈判，这是在做买卖！国难当头，国共两党都以民族利益为重。你回去问问你们卫督办，他是真谈判还是假谈判？是想当亡国奴还是相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想，国共两党抛弃前嫌，团结抗日，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没等赵参谋回去请示，区长李德保又匆匆赶来，叫赵参谋回炮楼接电话。李德保告诉何耀榜说，岳西县县长已经接到卫立煌命令。不管在任何地区，如果有高敬亭领导的红军发起谈判，当地军队不得与其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能制造麻烦，而且还要供应给养。正因为如此，县长才要赵参谋去接电话，听取卫立煌的指令。
果然赵参谋接完电话后赶回接头地点时说话口气变了，并连声歉意。
在此情况下，何耀榜向李德保提出，关于谈判的事国民党方面要有诚信的态度和明确的回答。双方约定当天傍晚六点在离蛇形岗20里外的南田再次碰头。
当时高敬亭也就在南田，静观谈判接头的进展。何耀榜到达南田后，把接头经过向高敬亭作了详细汇报。二人一起分析国民党的态度。
经过分析，高敬亭认为由于谈判是红军主动提出来的，国民党方面措手不及，思想准备不足。特别下层军事人员不理解上级的意图，甚至还僵守在过去的立场上，企图一金钱诱降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施压，使红二十八军在谈判中处于劣势。这说明谈判将是艰难的，军事威胁也依然存在。
为了防止国民党部队派部队来南田袭击，何耀榜建议高敬亭先离开南田。但高敬亭没同意，他坚持要与何耀榜一起处理谈判问题。
到傍晚六点，区长李德保来到了南田，他带来消息说卫立煌要派他的高级参谋刘刚夫到岳西同红军谈判。
李德保又问谈判代表是谁，此时何耀榜即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说自己就是谈判代表。
何耀榜的勇气与胆识也让李德保钦佩，李德保也做了自我介绍。并表示在谈判中会帮红军的忙。
7月17日，皖西保安司令部一名姓郭的副官来到岳西县第三区区公所，与李德保一道会晤了何耀榜。
19日，郭副官又与李德保一起来到了何耀榜的驻地，对谈判事项做出了具体商谈。并告诉何耀榜卫立煌督办的正式代表刘刚夫已于18日到达岳西，请何耀榜代表去岳西县城谈判。
何耀榜表示他愿意去县城，但国民党围攻红军的部队必须后撤20里，如果不撤，说明国民党还不是诚意要谈判。
何耀榜提出要去县城谈判这点是必需的，也是很及时的。自7月15日红二十八军向国民党提出停战协议后，自己所在的位置已经完全暴露了出来，国民党第三十二师已在红二十八军驻地的外围形成了包围圈，并逐渐向内推进。
连日来，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二、三分队和地方游击队、便衣队正在外围与三十二师部队激烈的战斗着。在战斗中，吴云霞领导的中共潜山县工委的全体人员壮烈牺牲。如果国民党不是真心谈判，继续向内收缩包围圈，红二十八军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必须实施突围。
庆幸的是经郭副官电话向其上级汇报后，当天中午国民党部队就开始后撤。至此，国民党对停战谈判诚意有所显现，红二十八军驻地及军政领导人的安全也能保障，停战谈判也能继续进行。
7月20日，在郭副官和李德保的陪同下，何耀榜骑马来到了岳西县城所在地的衙前。而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刘刚夫也来到了衙前。
在县政府里，何耀榜与刘刚夫就举行谈判的若干问题做出了初步磋商。何耀榜也与卫立煌通了电话。卫立煌表示他可以下令停战，同意保障红二十八军供给，同意九河一带为红二十八军及游击队的集合地。
卫立煌建议双方组成代表团、谈判委员会和文件起草委员会。为了保证谈判期间红军的安全和谈顺利进行，何耀榜再次提出围困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必须再后撤20里，此议得到国民党方面同意。
双方定好在岳西县青天畈的上青小学举行谈判。青天畈离红二十八军大本营鹞落坪很近，在红二十八军的控制范围内，也是革命老区。上青小学设在汪氏宗祠内，这所小学也是有共产党员所创办的。
7月22日，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代表在上青小学进行正式谈判。
红二十八军全权代表是何耀榜，高敬亭以军政治部主任李守义的身份参加谈判，国民党方面的全权代表是刘刚夫。
经过了6天的拉锯式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一致的条款。红二十八提出来的有12条，国民党方面提出来的有7条，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红军不打土豪，红二十八军集中地点以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开赴抗日前线所用交通工具由国民党方面负责，如数退赔被没收的红军家属的财物。
7月28日，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停战协议书的签字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隆重举行。这天，九河朱家大屋张灯结彩，操场上搭着高大戏台。上午双方代表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步入了朱家大屋前厅，正式举行签字仪式。
何耀榜、刘刚夫作为全权代表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为半个月的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37年8月，岳西和平谈判的消息向春风一样吹遍了鄂豫皖地区，岳西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大街小巷锣鼓喧天，村头田野旗帜招展，往日冤家成了朋友。万众一心，抗击民族敌人，枪口对外，打击侵略者。
高敬亭在参加九河签字后的当天，立即赶回鹞落坪，看望与他们生死与共的鹞落坪人民。他代表红军来向与红军三年生死与共的鹞落坪亲人们告别。
高敬亭在鹞落坪召开桐舒指挥部、潜太游击队和潜太宿工委会议，传达了鄂豫皖边区国共谈判、九河签字的协议精神，并决定皖鄂边特委所属便衣队全部到土门结集。
鹞落坪会议后，红二十八军在岳西及邻近各县张贴如下告示：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集合。
8月上旬，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从鹞落坪出发，经霍山县到七里坪集中、整编。
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从此，高敬亭率部开始了东进抗日的征途。
鄂豫边游击队的改编
1936年1月4日夜，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信阳县吴家尖山北侧的东小石岭村成立。参加游击队成立会议的共有7个人，武器仅有两支长枪和一支短枪。
会议决定由省委书记张星江兼任游击队指导员，周骏鸣任队长，王春义任副队长。此时的游击队尽管力量十分弱小，但掀开了边区革命历史的新篇章，标志着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始。
到1937年初，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30人左右，扩建为鄂豫边红军游击大队，下辖3个长枪队。一个手枪队和一个少年先锋队。游击区以确、泌、信、桐4县交界处为中心，纵横五六十公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局面初步形成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3月给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下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停止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停止打土豪和向国民党政权进攻；游击队可通过和平谈判改编为合法的地方民团，也可就地解散。
北方局的指示在省委和游击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和争论，多数同志认为这一指示难以在鄂豫边区执行。不久北方局又下发指示信，要求省委不要解散游击队，并要求派两人到北方局汇报工作。
为此，省委派周骏鸣、邓一飞去了北平。在向北方局汇报工作后，邓一飞返回边区，周骏鸣则转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解决鄂豫边区工作方针与政策的转变问题。
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西安事变”后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实际上并未真正贯彻落实，而是继续顽固推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调兵遣将，“围剿”我南方各游击根据地。
1937年5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全面“进剿”鄂豫皖、鄂豫边游击区。其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受命进驻泌阳后，将所辖王理环团部署在王店、高邑、马谷田一带，对省委和游击队构成了较大威胁。
面对国民党的重兵“清剿”，鄂豫边省委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特别是第一二九师的情况，认为该师曾参加“西安事变”，受共产党影响较深，且因家乡东北沦陷，多数官兵怀有较强的抗日情绪，即决定主动对其开展统战工作。
省委先后派上中玉、李子健同王理环团的代表田作舟谈判，经多次磋商，双方达成如下秘密协议：东北军应向红军提供军事情报，对付国民党及地方顽固势力的进攻；双方任何一方受到袭击，对方有协助反击的义务；必要时东北军应支援红军枪支弹药；东北军不侵犯游击区群众利益，并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义务；红军方面不封山，保证山货、柴草、粮、菜、肉、蛋等在城镇上公买公卖，以解决东北军给养问题。
秘密协议签订后，游击区的紧张局势遂告缓和。但这一情况很快被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得知，刘电令第一二九师立即向红军进攻，“违者撤职，严惩不贷”。
王理环团长曾派人向游击队报告了刘峙电报一事。但在省委机关尚未安全转移的情况下，该团三营反动营长吕伟绩突然带人袭击了省委机关及设在管驿村的文印室，逮捕了省委宣传部长邓一飞及多名党员和进步群众，使该地区的形势骤然发生剧变。
为避免再遭受损失，王国华带领游击队转移到湖北应山、随县一带活动。不久，第一二九师撤离泌阳，游击队重返确、泌边游击区。
在这期间，游击队由于执行北方局的指示，停止了“打坏货、拉土豪”，致使经济来源断绝，思想极度混乱，还接连发生了两次队员逃跑事件，为此，游击队被迫精简人员。
6月11日，在追击邓庄铺联保主任王廷杰的战斗中，队长陈香斋不幸牺牲，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困难。7月初，游击队锐减至59人，干部战士思想茫然，士气异常低落。
正当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几乎陷于绝境时，周骏鸣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了边区。他于1937年4月随同北方局联络员到达延安后，向中央组织部及负责筹建河南省委的朱理治汇报了鄂豫边区和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之后参加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并听取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报告。
中央十分重视鄂豫边区的工作，针对国民党不承认游击队，而且加紧“清剿”的实际，朱德明确指示周骏鸣，要猛烈地扩大游击队，待扩大到国民党消灭不了时，他们就会主动同你们谈判的。
毛泽东还亲自审批了朱理治拟订的关于发展鄂豫边区的工作方针，即在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充游击队，并注意和当地开明士绅及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作为将来的抗日武装。为加强鄂豫边区的领导力量，中央和北方局分别派胡龙奎和刘子厚到鄂豫边区工作。
1937年7月中旬，周骏鸣偕同胡龙奎回到鄂豫边区后，为尽快扭转被动局面，边区省委在泌阳县碾盘沟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在听取周骏鸣、胡龙奎传达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的基础上，结合鄂豫边区的实际，作出了大力扩充游击队，恢复整顿党的各项工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决议。
同时决定调整边区省委和游击队的领导，由仝中玉任省委书记，胡龙奎任组织部长，刘子厚任统战部长，周骏鸣、王国华分别担任游击队队长和指导员。
会后，随着会议精神的逐步贯彻落实，边区各县党组织和农民自卫武装经过整顿普遍恢复活动，并不断得到发展。
尤其是通过大力加强抗日宣传工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每个党员干部和爱国志士的具体行动。
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动员下，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游击队，原被遣散的一些游击队员也主动归队，重新回到革命的怀抱，使游击队迅速恢复到100多人。
在鄂豫边区形势开始出现转机的重要时刻，游击队得到了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的有力支援。
1937年7月下旬，红二十八军第二四四团第一营在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的带领下，越过平汉路抵达桐柏山区。
数日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桐柏县老虎爬村与第一营会合。为了帮助游击队扫除发展的障碍，第一营决定与游击队联合作战，拔除信阳县西北最反动的地主土围子蔡冲。
7月24日，游击队和第一营经长途冒雨行军接近蔡冲外围。按照预定战斗方案，游击队化装成“土匪”，先行抵近蔡冲喊话，以武力要挟大土豪蔡守恭捐献枪支、钱粮。
第一营当时身着国民党军眼，则冒充国民党军紧随游击队之后佯装剿匪，诱使蔡冲守敌开门迎接。
第一营和游击队乘机冲入寨内，一举攻克了蔡冲，共缴枪20多支，子弹5000多发，还有大批的钱粮和衣物。其中粮食、衣物分发给当地群众，枪支弹药全部装备了游击队。
9月中旬，鄂东北道委书记胡继亭、红二十八军第二四四团副团长林维先根据军政委高敬亭的指示，率军部特务营和手枪团第二分队，来鄂豫边区传达红二十八军已同国民党达成停战协议等情况，并带给鄂豫边红军游击队部分活动经费。
红二十八军部队在信阳县吴家尖山地区与游击队汇合后，应队长周骏鸣的要求，决定长途奔袭泌阳县，拔除邓庄铺、马谷田等反动据点。
9月17日上午，身着国民党军服的红二十八军部队抵达邓庄铺南门，声称是东北军某部路过此地，要求门卫通知联保主任王廷杰出寨迎接。
然后乘机尾随门卫进入寨内，以快速动作解除了守寨保丁的武装，并逮捕了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反动联保主任王廷杰，将其押赴王楼村附近处死。
接着，红二十八军部队和游击队乘胜出击，又连克马谷田、高邑等反动据点。尔后，红二十八军部队在确、泌边界驻扎了半个多月，掩护、支持游击队的斗争。
红二十八军部队的两次支援，极大地震慑了当地反动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开创边区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了巩固发展鄂豫边区的形势和促进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9月下旬，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领导在泌阳县召开会议，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制作一面团旗，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开展活动。并作出了加强抗日宣传、扩大群众抗日武装、争取瓦解土匪队伍，以及进一步号召广大青年参军等项决定。
会后，游击队在邓庄铺进行了改编，由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冯景禹任副团长，文敏生任政治处副主任。
独立团下辖两个营和一个手枪队、一个少年先锋队。为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团政治处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和民运科。
各连队还建立了俱乐部，具体组织部队的政治、文化学习。独立团团部与省委机关一并设在泌阳县邓庄铺、焦竹园，使这一地区成为领导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和后方。
为便利开展斗争，独立团成立不久即兵分两路，在周骏鸣、王国华的带领下边宣传武装群众，边清除顽固势力，并连克信阳县大梨园，泌阳县王店、贾楼等反动地主围寨，使纵横五六十公里的游击区连成一片。
以独立团成立为标志，鄂豫边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呈迅猛发展之势。在边区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在抗日形势的感召下，泌阳、确山、桐柏、信阳、新野、唐河等县的抗日自卫会、自卫队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边区各县的抗日救亡组织如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民团及游击区内的多数联保主任、保长顺应抗战形势要求，纷纷向我党靠拢，积极与省委和独立团建立统战关系。
与此同时，边区各县党组织掀起动员青壮年参加独立团的热潮。有数支土匪武装在地下党的争取下接受了独立团改编。
中共河南省委也陆续选送了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到鄂豫边区工作，使独立团迅速发展成为一支600余人的抗日武装。
尤其是各地青年学生到达邓庄铺、焦竹园后，朝气蓬勃，斗志旺盛，充分发挥特长，组织编印宣传材料和识字课本，开办妇女、儿童识字班，帮助群众学习文化。
还在机关、部队和群众中教唱抗日歌曲，举办晚会，演活报剧，揭露日军的暴行，《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犹如战斗号角响彻桐柏山区，激励、鼓舞着边区人民用高昂的抗日救国热忱，去迎接团结抗战新局面的到来。
全国抗战爆发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的达成，使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在新的形势推动下，国民党河南省地方政府开始寻求与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举行“和谈”，预谋削弱乃至消灭独立团。由于他们对谈判毫无诚意，并另有他图，使整个谈判过程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
1937年10月间，国民党河南省第9行政区公署专员武旭如在确山、信阳、桐柏、泌阳、罗山县县长的陪同下，到信阳县邢集寻找独立团谈判，同时秘密将上述5个县的保安团和一个国民党正规团部署在邢集附近，欲借谈判之机对独立团实行“会剿”。
鄂豫边省委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根据中央有关谈判注意事项的指示，决定独立团主要领导暂不出面，由团政治处副主任文敏生作为谈判代表，并迅速将独立团调离信阳地区。还要求把谈判地点改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吴家尖山。
在文敏生赴吴家尖山谈判期间，武旭如等发现独立团去向不明，而且又是初次与独立团代表接触，未敢轻举妄动。第一次谈判就这样匆匆收场。
11月下旬，武旭如带原班人马气势汹汹地来到确山县竹沟镇，再次要求与独立团会谈，并提出要亲自与周骏鸣团长谈判。企图利用谈判扣留周骏呜，迫使独立团缴械投降。
为防止敌人故伎重演，边区省委和独立团决定派独立团第一营政委张明河作为代表到竹沟谈判。武旭如见无法诱使周骏鸣出面，便大施**威，扬言要在3日之内消灭独立团。
张明河针锋相对，当场揭穿吴旭如假和谈真反共的阴谋。武旭如无奈，只好提出独立团今后只准在泌阳县邓庄铺、信阳县吴家尖山一带驻扎。其它问题独立团可与确山、泌阳县县长具体洽谈。尔后即离开了竹沟。
次日，张明河到确山县城与确山县长全子杰等继续谈判，因双方意见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果。
事隔不久，省委派统战部长刘子厚作为独立团谈判代表，在信阳县芦庄与确山、信阳、罗山等县县长举行了第三次谈判。
经刘子厚据理力争，双方达成如下协议：部队改编问题由独立团同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谈判解决；在同省政府谈判期间，独立团应暂驻泌阳县邓庄铺、信阳县吴家尖山一带；国民党军队不再向独立团进攻；独立团给养由信阳、罗山、确山、泌阳、桐柏等县政府负责供应。按照该协议，谈判后除确山、泌阳县政府送给独立团少量经费和粮食外，其他各县均未付诸实施。
为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和促进边区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1937年12月初，鄂豫边省委在邓庄铺召开会议，重点研究了同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决定派刘子厚为代表，并由张明河陪同，赴开封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谈判。
会议根据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拟定了独立团听编不听调，干部自配，以及国民党方面必须保证供应独立团给养等谈判条件。刘子厚、张明河达到开封后，以共产党谈判代表的身份公开露面，陆续接触了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
期间张明河曾在街上遇到已叛变投敌的原鄂豫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郝久亭，并从他那里得知武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等情况。
经与刘子厚商量，张明河即返回鄂豫边区向省委汇报。省委很重视这一情况，决定派张明河等两人到武汉汇报请示工作，并要求他们先绕道鄂豫皖边区，通知到那里领取服装的省委组织部长胡龙奎尽快带部队返回。刘子厚则在开封继续为谈判斡旋。他先通过关系会见了国民党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张钫，尔后经张钫引见会晤了刘峙。刘峙得知刘子厚来意后，表示同意谈判，并将谈判事宜交由张钫代理。
张钫原为国民党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因该部在江西、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时大部被歼，余部亦被蒋介石嫡系部队吞并，其时正想收编队伍，扩充实力。
在刘子厚申明我方谈判条件时，张钫尽管心存顾虑，但还是基本上接受了。为表示诚意，张钫答应拨给独立团1000套军装和3000元钱。
谈判结束后，张钫调专列把钱和服装运到了确山县，同时还派他的部下孟参议随车到鄂豫边区点验部队。鄂豫边省委和独立团在邓庄铺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接受孟参议的视察，同时庆贺停战谈判顺利达成协议。
在鄂豫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形成的局面下，一些国民党反动势力置团结抗战大局于不顾，继续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其中竹沟镇联保处主任徐景贤猖狂之极，扬言要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仍不断派打手骚扰群众，拦路截杀无辜，偷袭我地下人员。
为此，省委和独立团决定拔除这颗钉子，给予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回击。鉴于竹沟镇寨墙坚固，内设4座炮楼并拥有七八十人枪的反动武装，易守难攻，独立团决定派周庆鸣潜入竹沟，发动该镇群众举行暴动，从内部攻破这个堡垒。
周庆鸣受命潜入竹沟后，秘密串联了10多名青年作骨干，很快将暴动队伍组织起来。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争取了徐景贤和另一保长两人的护兵。
独立团还派王勋到竹沟镇北狮子口尖山一带，依靠地下党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从外围配合、策应竹沟暴动。
11月29日，正值竹沟逢集，大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常，一些保丁倒背着枪在人群中转悠。上午8点多钟暴动战斗打响，周庆呜带领暴动队员迅速控制了竹沟东门楼，凭借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当场打死一名保长和数名保丁。
枪声引起竹沟镇大街小巷一片混乱。保丁们不明何故，纷纷夺路向寨外仓皇逃命。经过数小时战斗，暴动队伍击毙徐景贤及多名保丁，顺利地占领了竹沟镇。
次日，为扩大战果，周庆鸣让张运才等人留守竹沟，自己则带暴动队伍直扑徐景贤的老巢大罗庄。
但当周庆鸣率队返回时，内好张运才勾结当地土匪头子王占奎抢占了竹沟，经多次交涉，王占奎拒不撤出。
省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派宣传部长邓一飞及周凤泉到竹沟谈判。
王占奎非但拒绝谈判，还残酷地将邓一飞、周凤泉杀害，焚尸灭迹。后王占奎因为惧怕被歼灭，在逃跑之前带土匪外出抢劫时，被马卜寨农民抗日自卫队击毙，余匪则四散溃逃。从此，竹沟镇回到了人民手中。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派组织部长林恺到鄂豫边区检查指导工作，同时传达中央关于将鄂豫边省委改为鄂豫边特委的决定。
在林恺主持下，省委在泌阳县邓庄铺召开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改组事宜。
会议决定由仝中玉任鄂豫边特委书记，周骏鸣任军事部长，王国华任组织部长，李子健任宣传部长，刘子厚任统战部长。
林恺还传达了河南省委的指示精神，要求特委在发动与武装民众的同时，工作重心应放在大力扩充党的组织，特别是加强军队和农村党组织建设上。并要在舞阳、驻马店、汝南等地建立党的中心县委机关，加强对游击区以外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不久，泌阳县顽固势力头子王友梅与宛西民团司令别廷芳相勾结，纠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欲对我特委和独立团驻地邓庄铺、焦竹园发起了突然袭击。
当时，独立团主力正在信阳、桐柏等地剿匪、扩军，留守邓、焦的仅有副团长冯景禹及独立团新编第六连和少年先锋队。
留守部队幸而察觉了敌人的阴谋，事前对防范工作作了部署，同时派人通知王国华、周骏鸣速带主力部队返回。
1938年1月8日中午时分，敌人兵分数路，向邓庄铺、焦竹园包抄而来。冯景禹副团长指挥第六连战士在台山一线顽强阻击敌人，掩护特委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到邓庄铺、焦竹园以东山丘地带，然后退守焦竹园。
敌人占领邓庄铺后，遂集中兵力向焦竹园进攻。留守部队在当地农民抗日自卫队及群众配合下，多次打退敌人进攻，战斗至天黑时方主动撤离。
次日，王国华率部分主力回师焦竹园，积极动员附近一带的农民抗日自卫队参加战斗，待机歼敌。
第三天，独立团佯装撤退，诱使敌人兵分两路，沿东、北两个方向追击。待敌人进至设伏地后，独立团与农民抗日自卫队占据有利地形联合夹击敌人，迫敌退回邓庄铺。
第四天，周骏鸣团长率主力部队赶回，汇合全团人马和农民抗日自卫队，将抢占邓庄铺之敌团团包围。为了团结抗日之大局，我军并未马上向敌人发起进攻，而是开展政治喊话，对其晓以一致抗日、共赴国难的道理，同时主动放开了一条生路。
傍晚时分，敌人狼狈逃回泌阳县城。邓、焦保卫战是鄂豫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又是一次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检阅。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有力地加速了鄂豫边区抗战形势的发展。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28日，中共长江局在武汉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各地区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张明河、胡龙奎代表鄂豫边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张明河汇报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代表中央宣布，江北鄂豫皖、鄂豫边两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编为该支队第八团队。
1938年1月11日，张明河携同长江局派往第八团队的10多名红军营团干部返回边区，向特委和独立团汇报了长江局会议精神及独立团的改编问题。
根据张明河等的汇报，长江局拟发了《中共长江局对鄂豫皖、鄂豫边、湘鄂赣三区目前党的工作决议草案》和《长江局对鄂豫边工作决议》，对鄂豫边区的工作方针、任务及独立团的改编问题，均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1月14日，长江局进一步对鄂豫边区工作作出决议，指示河南省委要以鄂豫边区为中心工作区，并力争向平汉路和鄂北地区发展；加紧发展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抗日；利用与张钫已有之关系，积极对付反动势力的进攻；同时开办教导队，培训抗日骨干。并指示鄂豫边特委具体负责第八团队的巩固与扩大工作，使其迅速完成开赴抗日前线之准备。
1938年1月中旬，鄂豫边区特委遵照长江局和周副主席的指示，在确山县竹沟镇宣布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胡龙奎，参谋长朱茂绪，政治处主任谢有才。团以下编两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
2月10日，第八团队获悉吴稍股匪千余人流窜至确山县烧杀抢掠，即在农民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发起剿匪战斗，将该土匪包围在竹沟镇西南之新庄、冷水铺一带。经过围追堵截，吴稍股匪被彻底击溃。
此战的胜利对其他股匪起到震慑作用，有的闻风远逃，有的主动交械投诚，使游击区的匪患基本上被肃清。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和适应对日作战需要，第八团队开赴信阳县邢集整训。
中共中央、长江局及河南省委十分重视中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派遣和动员了大批党员骨干、进步青年和爱国学生来到鄂豫边区。
1938年2月，党中央又派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以及张震等数十名军政干部来到竹沟，有力地加强了对该地区抗日活动的领导和8团队的整训工作。
2月下旬，经地方党的教育争取，安可祥、段永祥率土匪部队两个团共千余人开到邓庄铺一带待命接受8团队改编。
因部分土匪恶性难改，不时发生骚扰百姓事件，彭雪枫、张震、王国华、周骏鸣等人经周密策划，决定将安、段两团分别调至竹沟、邢集两地进行彻底整编。
此后整个整编工作进展顺利，部分惯匪被遣散，另挑选出二三百人编人第八团队序列。至此，全团扩大到3个营10个连，共约1300余人。
1938年3月15日，周恩来派罗炳辉由武汉赶赴邢集，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要求新四军第四支队集结皖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命令。
3月29日，第八团队在邢集结束整训，召开了东征抗日誓师大会。会后，在震耳的锣鼓、鞭炮声中和人民群众的夹道欢送下，第八团队全体官兵在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悄的率领下，告别了桐柏山区的父老乡亲，途经河南信阳、商城等地开赴安徽抗日前线。
皖浙赣边游击队的改编
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皖浙赣边游击游击队主要有：皖赣特委副书记兼祁婺休中心县委书记李步新率领的皖赣独立营一部；皖浙赣独立团团长熊刚率领的该独立团余部；原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干部柴荣生率领的该师余部第十连；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率领的所属游击队；上横弋德中心县委书记杨文翰率领的赣东北游击队余部；上浙皖特委副书记兼独立营营长阙怀仰率领的该营余部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举国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皖浙赣边游击队也接到中央“国共合作共御外寇”的指示，双方合作谈判地点设在皖南祁门的舍会山。
形势突变，皖赣特委专门开会分析研究，认为在骤变的形势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并决定一边同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触，探其虚实，利用谈判的机会积极联络边区各支游击认；一边想方设法尽快与上级党组织、与陈毅同志取得联系。
派去汇报谈判准备工作的同志，从南昌带回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陈毅同志的有关谈判的具体指示，同时捎回来一个大好消息：陈毅同志近期要来瑶里亲自指导国共合作，新四军改编工作。红军游击队上下欢欣鼓舞.一片哗然。
10月下旬，李步新、王丰庆等皖赣特委领导人在祁门县宋家山召开了干部会议。发表了《告皖赣同胞书》，申明红军游击队为抗日御侮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共御外侮，要求国民党当局尽速派出代表，前来谈判。
根据上级党组织与陈毅同志的指示，皖浙赣边区红军以李步新、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代表、驻瑶里别动大队大队长中校参议张甫成，双方在祁门舍会山正面接触，进入谈判。此前，为了便于谈判，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安排，红军代表提议，由国民党地方当局从瑶里的江家下到祁门舍会山的梅树坞架设了一条专用电话线。谈判是在舍会山和瑶里，通过双方代表当面协商和电话联系两种方式进行的。
双方代表在祁门舍会山初次会面，列出谈判议项，而后在瑶里举行正式谈判。双方几个轮回下来，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
谁知这边谈判才刚刚结束，那头国民党地方当局就急不可待，特别是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更是不断催促游击队下山改编，并来信威胁说：“诸君，何去何从，自由选择。”
但一一遭到李步新、江天辉的严词拒绝：“我们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听中共中央的，没有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是不会随便下山接受你们改编的。”
国难当头，国共合作事关民族存亡，皖赣特委决定派李步新、江天辉亲自去南昌，当面向项英、陈毅汇报谈判结果，请示下一步工作。
李步新、江天辉从瑶里出发，经婺源到浙江衢州，乘火车辗转至南昌，这时陈毅已到湘赣边区去了，当一听到皖赣特委代表来昌的消息后，陈毅火速赶回南昌。李、江将有关谈判情况，国民党当局催促游击队下山，他们不予理睬，坚持听党中央指挥的近况，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对皖赣特委的工作非常满意，随即问起皖浙赣边区还保存了多少武装力量，当得知还保存了350多人时，陈毅高兴地说：“那很好啊，你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保存了这么多武装，不简单呀！”
李、江同时向陈毅诉说了游击队下山工作难做，许多队员对改编不理解，对《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中关于“国共合作”之说仍有疑虑，提出不挂中华民国的旗、不带国民党的帽微，有的队员还尖锐地提出游击队下山就是向国民党投降。
听着听着，陈毅激动地站了起，在屋内踱来镀去：“我理解同志们，多年刀枪相见，国共两党积怨大深，红军游击队藏身深山老林都容我不得，连家属都遭罪遭殃，这诛连九族的事都干得出来！”
陈毅停了停，接着说；“而今大敌当前，是救国救亡之险要关头，我们当以民族利益为重。日本帝国主义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枪口一致，对着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吧，我随你们一同回山里。”李步新、江天辉听后频频点头赞许。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陈毅由皖赣特委负责人李步新江天辉陪同，从南昌来到景德镇，与国民党浮梁地方当局商洽有关红军游击队改编和在景德镇建立新四军办事机构等事宜。
陈毅深刻闸述了国内外形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到杀敌的战场上去。
陈毅的语言机敏、风趣、意味深长，普通话中夹有方言、文言，既不失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又给人以诚恳、亲切之感，看得出有着良好的语言修养，显示了豪爽、直率、幽默、睿智的性格特征。
陈毅在景德镇陶业管理局会见了进步青年代表，介绍了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即将集中在浮梁瑶里进行改编等情况，并说：“愿意走的可以报名，我陈毅给你们当‘红娘’”。
陈毅的话深深打动着这群热血青年，会后，李清泉、潘启琦等十余名知识青年手持陈毅的亲笔介绍信，奔赴瑶里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洪流。
陈毅由李步新、江天辉陪同，先翻山来到瑶里长岭，看望了汪振丰家人，他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又是一名红军游击队交通员，为了给红军游击队筹粮送盐，国民党先后四次烧了他家的住屋、住棚。
瑶里的西岸，己接到陈毅来瑶里的消息，打扫出了何家旮的“敬义堂”，已铺床垫被，准备着迎接陈毅首长。谁知陈毅首长还在长岭就被皖赣特委警卫排长邹志诚奉命接上了祁门舍会山。
陈毅在皖赣特委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指示，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向已调集舍会山的红军讲了话。根据陈毅的指示，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称“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各路红军游击队先行在祁门舍会山集结，等待接受改编。
红军游击队下山了。首先到达的，是由王庆丰、李步新、江天辉、杨汉生带领的皖赣独立营与活动在祁浮婺休一带的红军游击队150余人。第二批到达的是由熊刚带领的原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的一部分队伍和阙怀仰带领的红军梭镖队50余人。最后一批到达的是由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带领的红军游击队150余人，三支红军游击队汇合了350余人。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红军游击队改编时机已经成熟，应尽快下山改编”。从便于扩军训练，交通给养，能尽快开赴抗日前线考虑，陈毅同志经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商洽，决定在靠近彰公山的浮梁瑶里作为新四军改编地。
元月底，在陈毅的部署安排下，红军游击队350余人从舍会山开到瑶里，驻扎瑶河西岸的吴家祠堂、敬义堂、宏仁寺等处，准备接受改编。当时已近年关，当地老百姓把准备过春节用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热烈欢迎工农子弟兵进驻瑶里。
也正赶上这时候，陈毅的胞兄陈孟熙从景德镇赶到瑶里。第二天，在瑶里吴家祠堂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兄弟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陈孟熙站在祠堂的戏台上说：“我和陈毅，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过去打了许多年仗，现在日本鬼子打我们，是因为我们家里不和，‘家人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间要团结，国共两党要殊途同归共同抗日，枪口一致对外。”
陈毅对着祠堂戏台旁写着的“礼义廉耻”四字又讲开了：“礼义廉耻。这是两千七百年前齐国的管仲给齐恒公建议的第一句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千古名言呀！今天读“礼义廉耻”，这个礼，就是国共两党要以兄弟礼待，不计前嫌，抛开积怨，共同抗日；这个义，就是我中华民族之大义；这个廉就是心地坦**问心无私；这个耻，就是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共同抗日，共雪国耻！”
战士纷纷举起手中的枪和梭镖长矛，群众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陈毅与胞兄陈孟熙握手言和，相拥相抱，这己成为抗日史上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1938年2月10日，集中在瑶里参加改编的全体红军战士，以及当地的许多群众，在瑶里吴家祠堂召开抗日誓师大会。
当天下午，瑶里改编后诞生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浩浩****，在李步新和熊刚的带领下，告别了瑶里的父老乡亲，告别了支持和养育他们近十年的革命根据地，启程开往新四军集结地皖南岩寺，奔赴苏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
浙南游击队的改编
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尽管浙南游击区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浙南游击队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闽浙边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1937年4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这时，敌将刘建绪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红军谈判。
5月7日至18日，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在平阳北港山门畴溪小学进行第一次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谈判随即破裂。
在全国抗日**到来后，刘建绪又在8月间给闽浙边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重开谈判。
8月24日，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在温州申江旅馆举行第二次和平谈判。9月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这标志着红军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结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正式形成。和谈成功后，临时省委即由青田、永嘉、瑞安边境迁至平阳北港，以集中部队和布置新的工作。
这时，挺进师还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
粟裕等经过仔细分析，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
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粟裕等立即开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1934年7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
粟裕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红军下山进城。
挺进师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提出了几项要求。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粟裕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挺进师的条件，欢迎他们下山。粟裕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等同志会合。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虽然人数和1935年初挺进师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10月10日，红军挺进师及地方武装在平阳县北港凤林集中完毕，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陈铁君任副司令员，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
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11月至次年1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分别在平阳北港凤林、玉青岩、大屯举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半个月左右，学员共50多人，大多是军队干部及浙西南、浙南的地方干部。
11月底，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凤林召开扩大会议。粟裕作了抗战形势的报告，刘英作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后八个月的斗争总结和部署抗日战争新形势下的任务。这时省委委员仅剩下刘英、粟裕、谢文清、龙跃等4人。会议增补了林辉山、张麒麟、张昌会为省委委员。
12月1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在温州城区九柏园头设立办事处，主任吴毓。次年3月改名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周饮冰。后成为浙江省委的主要交通联络站，作为公开机构既要出面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周旋，又要掩护省委的活动。
刘英有时也到通讯处办公，省委组织部长谢文清、青年部长赖大超等常住于此。党内有些会议，也在通讯处召开，文书、油印工作同时在这里进行，上下级来温人员也经常出入于此。
1938年元旦过后，临时省委移住平阳山门大屯村。
1月至3月，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粟裕。学员大部分是温州各中学的学生，也有从丽水、台州、宁波、绍兴、上海等地来的大中学生，共150多人。
3月，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在平阳北港水头街三桥堂成立，主任黄耕夫。
3月上旬，为了准备在日寇在温州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由龙跃、余龙贵陪同到达平阳山门传达中央指示。
根据中央指示，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粟裕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3月14日，刘英随曾山从大屯出发，经凤林到水头，再经温州城区到南昌向东南分局汇报工作，粟裕则率部赶赴抗日前线。
3月18日，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400多人开赴皖南前线。部队从山门出发到凤卧吴潭桥水尾宫，另一分队从凤林经大埯到水尾宫会合，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粟裕发表讲话，郑海啸致欢送词。从此，上抗日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