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闽粤边红军到达平和县小溪镇，改番号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卢胜分别担任大队长、副大队长，全大队有800余人枪。
7月2日，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平和小溪镇与一五七师驻军及平和地方商会、当地民众共同欢庆，召开“欢迎红军改编国军合作救国大会”，各方代表均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
何鸣的演说词及特委发出的《为改编红军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告闽南同胞书》为各地报纸登载，影响甚大。
正当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闽南各界群众沉浸在合作抗日的喜庆氛围之际，国民党方面却在酝酿一场阴谋。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等奉蒋介石密命，以“纪念第四路军成立一周年”、“慰问驻闽的粤军官兵”的名义，于7月14日从广州专程飞抵漳州，策动一五七师师长黄涛采取非常措施，消灭闽粤边红军游击队。黄涛则提出用包围缴械的办法解除红军的武装，并确定缴械地点和兵力部署，由驻漳浦的四七一旅为主，通知驻石码的九四二团赶赴漳浦协助，在漳浦县城大操场实行缴械。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以何鸣为代表的闽粤边区特委因缺乏国共合作经验，过于麻痹轻敌，而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并作出有效的反应。
对于一些异常情况，何鸣等以为已经签订合作协议，对方不会采取敌对行动，因此未采取紧急措施保护部队，终致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受到严重的打击。
7月16日上午，第一五七师以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诱骗红军游击队到体育场集合。
当部队进入操场集合后，第四七一旅参谋主任陈英杰等人走上前来，声称现在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要进行训练，目前用不着武器，要红军官兵把枪放下。
指战员们顿感情况不对，几乎同时拉开枪栓准备迎战。第一五七师第九四二团团长陈浚见势不妙，便指着埋伏在操场四周的火力点威胁说：“你们看，四周都是我们的部队，枪要不要放下，你们考虑！”并要何鸣对大家的生命负责。
广大指战员见此情景，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卢胜、王胜等示意何鸣组织武装反击。但何鸣没有同意，为了保全全体指战员的生命安全，他在向一五七师提出强烈抗议之后，说服部队把枪放下，等候党中央处理，并自己带头把短枪扔在地上。
大家见状，只好悲愤地跟随着扔下手中的武器。就这样，在场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近千名指战员被国民党不费一枪一弹地全部缴械了。这就是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战争初期一手制造的漳浦事件，亦即毛泽东后来所指称的“何鸣危险”。
漳浦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闽粤边游击队重要领导卢胜率十多名骨干翻墙突围出来，从县城泅水渡河到溪南村，又摸黑登上金刚山腰的清泉岩。
天明后，先后分批突围到达清泉岩的干部、战士共有100来人。7月17日，卢胜将突围出来的百把号人重新整编，仍称红三团，卢胜被推选为团长兼政委，重新建立的红三团诞生了，百名壮士奋起清泉岩。
其后，卢胜亲自带一个连和闽西武装排到平和县大沙岗一带宣传抗日，要求国民党方面执行“联共抗日”政策，归还“漳浦事件”中被缴去的枪械。
国民党闽南当局倒行逆施，竟然派省保安第三团第二大队张闾部，配合云霄、平和、诏安保安队400多人，以“剿灭散匪”名义向红三团进攻，大肆滥杀、乱捕无辜群众。
卢胜率领部队在大沙岗一带痛击了这支顽军，打死打伤他们70多人，缴步枪26支，子弹400多发，这是红三团重建后的首次漂亮仗，让“得寸进尺”的福建国民党大受挫折，振奋了我方指战员，更稳定了革命群众的情绪。
漳浦事件后，闽粤边特委为妥善解决漳浦事件进行多方奔走呼号，使漳浦事件的真相迅速大白于天下。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解决漳浦事件问题极为重视，从1937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发出9封电令，指示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张云逸、林伯渠、潘汉年、张鼎丞等向国民党当局抗议，要其速将何鸣部人枪全部交还。
经过党中央和闽粤边地方党组织多方交涉，排除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干扰，终于迫使国民党福建当局归还300多支枪，放回部分被关押的人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及时对漳浦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提出要注意“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1938年1月，重建的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二营，奔向抗日前线，卢胜也成为第四团团长。
后来，毛泽东针对不少人在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模糊认识，以何鸣为典型提醒全党同志注意“何鸣危险”，要求大家学习卢胜，走针锋相对、敢于反抗的“卢胜路线”，还说他是“革命的卢俊义”。
闽西游击队的改编
闽西游击区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毗连闽赣边和闽粤边游击区。基本区域为龙岩、永定、上杭及广东省的大埔、饶平等10几个县。境内山峦起伏，林密壑深，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苏区的红军游击队有：退据长汀四都山区的中共福建省委、福建军区机关及红十九、红二十团；在龙岩、连城、宁洋、漳平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八、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从“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多种渠道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和收到周恩来1936年9月22日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信，其中谈及“中共中央将为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抗日的国防政府而斗争”的指示，不久，又收到由闽南转来的中共中央1935年12月的政治决议。
面对这些信息，富有斗争经验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意识到，时局的发展和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于是决定召开全体委员及附近地区县委委员会议。
1937年3月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全体委员及附近地区县委委员会议召开。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2月28日起草的《关于闽西南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愿意联合抗日的党派、武装进行谈判，订立抗日协定。
决议要求：“一切党员应参加本业的救国团体的组织与工作，未有抗日民众组织的，应指定党员根据实际情形去建立，以增强救国会的下层基础。”
为了适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需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将闽西南抗日讨蒋军改名为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改为人民抗日义勇军，并提出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驻闽部队进行正式谈判，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抗日革命军问题。
这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时局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的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共中央的具体方针和策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决定派遣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方方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闽西游击区的情况和请示工作。
方方出发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了闽南红三团转来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3月5日《给闽粤边特委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1936年9月17日《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重要文件。
为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和南委的指示，4月2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在南靖县上科岭村召开。会议根据闽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何执行中央关于开展和平运动、创造和平谈判气氛的指示和推动国民党抗战，执行“联蒋抗日”的方针。随即发出了《为停止内战，对内和平，一致抗日的指示信》。
5月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又颁发《关于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三致粤军公函》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签署的《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集中表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于和平谈判、促进国共合作的诚意。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这些文告中向粤军提出了停止进攻闽西南红军游击队，驱逐日寇、汉奸及浪人出境，开放闽西南人民救国运动；保证人民言论行动等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5项要求。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表示，如果国民党军政当局同意上述5项要求，则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愿意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的一切敌对行动；在抗日行动中，军事上受粤军指挥，但红军内部事物不受干涉；双方商定驻防地区，互不侵犯；在保证红军给养的前提下，不干涉当地行政制度，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的法令等条件。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同时强调，“不能同意贵军根据南京亲日派‘根绝赤祸’宣言所提出的投诚收编办法”，“尤其不能让闽西南红军被人解散或混编”，更不能向任何党派“投诚自新”。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以张鼎丞、邓子恢名义分别写信给旅居漳州、厦门的闽西同乡和各界人士，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并派代表赴漳、厦进行闽西南和平问题的商讨和募捐红军游击队的给养。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动的和平运动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闽西同乡和各界人士除积极赞助闽西红军游击队外，义正词严地致电国民党福建政府，促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利实现闽西南地区的国共合作。
为了使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得以实现，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命令各县、区军政委员会，各作战分区的红军游击队，采取写信、发传单或派代表等方式，与国民党县政府，区、乡公所或群众团体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和谈判，造成了广大的和平合作的社会基础。
当时，平和的芦溪，永定的下洋、溪南，上杭的丰稔市，龙岩的自上、西山等地，都有许多联保主任、保甲长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建立了和平合作的关系。粤军第一五七师的中下级军官，也表示拒绝执行打内战的命令等。和平谈判的时机日趋成熟。
在举国上下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动的和平运动的攻势和压力下，福建国民党军政当局不得不坐下来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谈判。
1937年5月，在原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营长谢再发的斡旋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岩南漳军政委员会主席魏金水来到龙岩，与粤军第一五七师第四六九旅第九三七团第一营营长吴琪接触。魏金水力促吴琪策动粤军与中国共产党实现和谈，一致抗日。
接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派原红九团政委谢育才为总代表，负责与粤军及驻龙岩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
6月15日，谢育才与吴琪、谢再发等到漳州会见粤军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充分阐述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关于国共合作的抗日主张。
谢育才返回龙岩后，与驻龙岩的粤军第一五七师旅长练惕生及第六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策安举行了谈判。
此时，张策安等对和谈尚无诚意，他们在“和平合作”的掩护下，提出取消闽西共产党和红军苏维埃组织，发表“投降自新宣言”等无理要求，拖延谈判。同时，极力阻挠对粤军的谈判。
练惕生的态度却大为不同。他曾经看过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的《致国民党粤军公开信》和《致各界人士书》，非常震动。他态度鲜明地说：“谁愿打内战？我练惕生是愿意停战的。”
练惕生旅长表示愿在自己的防区内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实行停战谈判后，张策安才在练惕生旅的压力下，表示愿意继续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谈判。
为了闽西南尽早实现国共合作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邓子恢亲赴龙岩。
7月10日，邓子恢、谢育才抵达龙岩，与旅长练惕生、参谋主任王晓侯正式谈判。经过多次协商，国民党方面大致接受了邓子恢按照《三致粤军公函》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和原则立场。
29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粤军代表练惕生、王晓侯以及国民党方面代表张策安在龙岩商会签字，正式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红军游击队准备集结点编。在红军集中地点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指定要红军在龙岩溪南或沿漳龙公路15公里之内集中驻防。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警觉地注意到，这一集中地点，因交通方便，国民党军便于调动兵力，红军游击队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于是坚持红军游击队集中地点在不通公路的龙岩白沙至雁石一带，而且部队番号不能变。
正当相持不下的时候，从闽南传来了红三团在漳浦陷入国民党预设的埋伏，被第一五七师包围缴械的消息，邓子恢为此向粤军提出严重抗议，他严肃地指出：“由于贵军背信弃义，制造漳浦事件，部队很不放心，因此坚持分两地集中”。
经过坚决斗争，国民党军政当局不得不同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意见，7月29日，邓子恢、谢育才与粤军代表练惕生、第六专署代表张策安，在龙岩商会谈判成功达成协议。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4月25日作出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的决定，至7月29日达成协议三个月中，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顺利地完成了闽西南地区又一历史转折的任务。
根据谈判协议，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七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县游击队准备集中于龙岩白沙，第四、五支队及永定、永东、永埔等县游击队准备集中于平和县之芦溪。
但是，国民党军仍不断埋伏、截击红军游击队。闽西红军游击队遵照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指示，顾全合作抗日之大局，主动避免接触，取道山路集中。
国民党当局仍不断地制造事端，企图把红军游击队“收编”为国民党保安团，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清醒地认识到当局的阴谋，始终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合理、合法斗争。
针对国民党当局的阴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断然宣布将红军游击队定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并向社会公开揭露当局的种种阴谋，造成社会舆论，壮大抗日战线。
23日，粤军第一五七师代表陈柏麟在福建省第六行政督察公署保安副司令韩遇隆陪同下，由龙岩到达白沙。邓子恢、谢育才出面欢迎。
30日，陈柏麟在白沙点编，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一、二、三、七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等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第一、三大队。
9月4日，陈柏麟到平和县芦溪点编，将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四、第五支队和永定、永东、永埔等县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第二大队。
1937年9月中旬，方方从延安回到闽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闽粤赣边区省委的指示。
10月9日，在龙岩白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召开了闽粤赣边区临时党代表会议。由方方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张鼎丞作了闽西党与红军斗争的报告。
会议根据党中央对闽粤赣边区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统一领导边区党、政、军工作。
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委员17人，书记张鼎丞，常委方方、邓子恢、谭震林、范乐春，委员还有廖海涛、魏金水，省委组织部长方方，宣传部长邓子恢，军事部长谭震林，妇女部长范乐春，职工部长方方兼任，青年部长伍洪祥，统战部长邓子恢兼任。省委下辖韩江、闽粤边、赣南3个特委。中共闽粤赣省委成立后，继续领导闽西南地区的斗争。
1938年1月15日，闽粤赣边省委派谭震林前往南昌与项英商讨部队整编问题，28日谭震林从军部接受命令返回龙岩白土。
谭震林返回后，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宣布成立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支队由闽西、闽粤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组成，共2000余人。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邓子恢调任军政治部副主任。方方另有任用。
新四军第二支队成立以后，遵照毛泽东关于红军游击队集中均须由党中央派人传达然后才能集中的指示，谭震林由当时任中共和中区区委书记陈天才接护再次来到平和山内根据地，向闽粤边特委传达了关于红军游击队整编的指示。
随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开赴龙岩白土集结待命。与此同时，闽粤边的闽南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和闽赣边的汀瑞游击队也相继到达白土会合。
各部队会师后，正式颁布了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调整了干部，成立了支队司令部。支队下辖第三、第四两个团。第三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四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
2月20日，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所属各部立即开赴安徽歙县岩寺集中。
2月27日，二千余名闽西子弟兵在龙岩白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会上还宣布成立新四军二支队留守处，以谢育才为主任，魏金水为副主任，负责办理一切事宜。
第二支队指战员发表了《为出发抗敌告别父老书》，向边区父老乡亲表达了勇往直前、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3月1日队伍开赴苏皖抗日前线。
3月1日，邓子恢、张鼎丞率新四军第二支队从白土出发，经连城、宁化、石城、广昌、临川、瑶里等地，到达安徽岩寺，随即投身于抗日战争中。
闽北游击队的改编
闽北革命根据地以福建崇安为中心，包括福建崇安、浦城、建阳、建瓯、邵武、光泽、松溪、政和、江西铅山、广丰、上饶以及浙江边缘纵横三百余里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闽北红军游击队在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人的领导下，依靠闽北地区的有利地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关键时刻的1936年，闽北和闽东两块革命根据地终于被闽北红军和闽东红军打通了，互相连接成为一片。
1936年4月，两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道与叶飞在政和县的洞宫山举行会议，决定合并成立闽赣省委，黄道为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崇安县的樟村大山上。从此，闽北红军和闽东红军协同作战，力量更加壮大，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前夕的新形势下，不得不考虑撤军、谈判的问题。
长期战斗在深山野壑中的中共闽赣省委，时时刻刻盼望着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以便早日得到党的指示。
为此，中共闽赣省委多次派黄立贵师长率部渡过富屯溪，经过将乐、顺昌、泰宁到黎川一带，寻找中共中央分局，但都失望而归。
1936年8月，闽赣省委再派省委委员、省工联主任吴华友携带着闽赣省委组织名单和有关闽北游击战争开展情况的报告，来到上海等地，通过白区组织关系，寻找党中央。
在吴华友北上，千里寻找党中央的日子里，黄道及闽赣省委委员都十分注意从缴获、收集来的报纸、杂志中，了解国内外大事，以便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分析，指导部队的行动。
1937年1月，黄道在一张包盐用的上海《新闻报》上，看到一醒目标题：“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劫持统帅”，从而获知西安事变的消息。
接着，又从截获的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了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得知1935年北平发生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
为了进一步弄清形势，黄道还令人通过一家地主，订了一份《福建民报》和一份《民国日报》，和闽赣省委成员一道，从敌方报纸的字里行问寻找有用信息。
通过这些渠道，分析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抗日救国势在必行。因此，叮嘱部队要注意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2月初，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吴华友，从香港致信黄道，叙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并随信寄来密写的党中央文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1936年作出的《中共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
中共中央这些文件，针对日本侵略军策动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国内形势，提出了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及其方针、政策，指出了党和红军的斗争策略及其任务。
黄道在领导闽赣省委成员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闽北的斗争实际，统一了思想。
2月7日，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并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参加抗日救国会组织。
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闽赣省委于3月7日成立了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黄道任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任副主席。
从号召“进行抗日的民族战争”，到成立“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这在遭到国民党军事“清剿”、经济封锁、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能够作出如此精确判断并果断采取组织措施，在南方八省各地游击根据地是最早的，充分印证了黄道这位革命天才的政治头脑和高屋建瓴的政策水平。
当日，黄道以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名义发布《训令》，提出目前党的任务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国民族一切力量，去对付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
《训令》中提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都应该联合起来，使全国人民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都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
《训令》还指出了政策上的五个转变：一、一切知识分子，不论什么成分，只要不是“反动领袖”，都要加以保护，并吸收其加入反日阵线；二、保护小工商业者。禁止向大商家罚款，可接受大商家捐款。极少数反动头子的商店可以从政治上没收；三、保护富农利益；四、白区的小地主，只要民愤不大，同情抗日并自动捐款的，不得没收其财产；五、对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应给予抗日教育并予以释放。
随后，闽赣省委又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置闽赣省委的呼吁于不顾，于5月2日令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及各“清剿”部队，在一个月内“肃清”闽北红军游击队。
6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在建瓯成立了“闽北搜剿指挥部”，以第八十师师长谢辅三为总指挥，由第七十五、第三、第八十师各抽2个营组成3个“搜剿”队，日夜不停地对闽赣省委和闽北红军独立师围追堵截，不给红军游击队一丝喘息的机会。并悬赏重金，捉拿黄道和黄立贵。
此时，师长黄立贵正率闽北红军独立师一部在邵顺建一带活动。为摆脱敌第七十六师的前堵后追，部队以排为单位，分散活动。
黄立贵亲率一个排由顺昌出发，在敌疯狂的“追剿”中于深山密林里艰苦转战2个多月，常常一连几天吃不上一口饭，睡不上一个像样的觉，疲惫至极。
7月13日，当部队刚到邵武县梧桐际山厂稍事休息时，即被敌第七十六师便衣队发现，旋即被第七十六师一部和福建保安第五团700余人包围。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闽北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卓越领导人黄立贵，在掩护战友突围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他的牺牲，是闽北游击区的重大损失。
同期，在敌全面、残酷的“清剿”下，闽北红军游击队人数骤然下降，由3000人减至700余人。闽赣省委也被迫转移到光泽与建阳边界的猪母岗高山上，在敌重兵围困下坚持斗争。
尽管如此，以黄道为首的闽赣省委仍以民族利益为重，一方面指示闽北红军游击队，面对敌人的屠杀政策，要勿急勿躁，保持冷静，切忌盲动，一方面揭露蒋介石不抗日、“清剿”红军游击队的罪恶，宣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注意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团结和组织各阶层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建立歌咏队、“七七抗日剧团”、“抗日巡回演出队”等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建瓯县委成员、《闽北日报》主编张沐就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用《闽北日报》作为宣传工具，将各界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文章传播到闽北各地，唤醒人民的抗日意识，启迪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
当时，在闽赣省委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第七十五师某部第三连的1个班就向邵光特区委游击队投诚，表示愿意与闽北红军游击队停止内战，携手抗日。
1937年8月13日，战火燃烧到上海。蒋介石被迫抗战，将正在闽北地区“清剿”的主力部队，先后调走。闽北游击区国共双方武装力量对比相对缓和。
为了求得早日实现与国民党闽赣当局的合作，闽赣省委当天就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名义，致函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在南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闽赣省委收到了闽东特委书记叶飞指派联络员送来的南方局转发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信，获悉这一重要消息，随即准备采取措施，迎接历史的新转折。
9月20日，闽赣省委通过光泽县长高楚衡转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明确表示：“我们向以抗日救国自任，对于救亡图存决不后人”。
函中提出合作抗日3点意见：第一，同意将抗日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并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第二，要求允许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信，以求得党中央的指示与领导；第三，在谈判未确定之前，决定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
要求福建军政机关从崇安城至分水关一线、崇安城至岚谷一线以及建阳之杜潭、邵武之二都桥等地撤兵，以利双方洽谈。表示希望熊式辉派代表前来谈判。
9月20日后，适应形势要求新成立的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黄道和副主席曾镜冰、曾昭铭多次联名致信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了谈判条件。
随后，闽赣省委又派出光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蔡诗山与光泽县长具体接洽。
1937年10月初，闽赣省委派遣黄知真、曾镜冰、曾昭铭、王文波四位同志同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江西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和光泽县县长高楚衡在光泽县的大洲村谈判。当时闽赣省委机关已转移到邵武的猪母岗，距离谈判地点约四十里。
谈判中，黄知真等提出了四个条件：一是成立闽赣边区人民政府，以崇安或邵武县城为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二是要求对方划出一片地区给红军游击队集中休整；三是将闽北红军改编为闽赣抗日义勇军，对方要解决给养问题；四、是我方要派一代表去请示中央，对方要保证安全。
谈判中，黄知真等挫败了国民党方面代表企图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省保安团的阴谋，在红军游击队的驻防地点、粮饷和军需供应以及集中时间等问题上也作了坚决的斗争。
通过1个星期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国民党方面作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划出江西省铅山县为红军游击队集结、驻防地点；负责集结期间红军游击队的粮秣、军需供应；保证红军游击队一负责同志前往党中央请示工作的安全等。
红军游击队方面作到：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停止建立苏维埃政权；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其他听候中共中央指示。协议还指定吴仰山负责铅山防务的交接事宜。
谈判结束，黄道、曾镜冰来到大洲村，代表中共闽赣省委、闽赣省军政委员会，接见并宴请国民党江西省方面谈判代表周中恂、高楚珩二人，省委机关也下了山，住进了大洲村。
随后，闽赣省委领导下的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等游击区，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先后同各县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大洲谈判后，闽赣省委即派曾昭铭偕同国民党代表前往南昌与江西省国民党当局接洽。曾昭铭找到了项英、陈毅等同志请示工作。
在此之前，陈毅作为南方八省游击区党的全权代表到赣州，已与江西省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江西省国共合作抗日协定，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解决了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改编红军游击队及释放“政治犯”三大问题。项英同志也在南昌与江西国民党当局谈判解决了其他游击区的问题。
曾昭铭向项英、陈毅汇报了大洲谈判的情况后，带回一个指示：停止对抗行动，部队集中准备改编为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其他问题均由项英同江西省国民党当局接洽解决。随后，黄道、曾镜冰同志还多次到南昌。闽赣省委在向党中央进行汇报的同时，还指示所属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等游击区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举行谈判。但是，驻崇安、邵武、建阳的国民党军对大洲谈判协定不予理睬，还不断向游击区进行武装挑衅。
闽赣省委多次敦促国民党地方当局以大局为重，不要在大敌当前同室操戈。黄道、曾镜冰还给国民党崇安县长写信。
黄道在信中说：道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雅不愿再操同室之戈，一切问题均愿开诚协商，如蒙派代表来面晤，尤当竭诚欢迎；同时，请贵县长向各同胞解释勿事怀疑。对于过去一切仇怨，道等均当抛弃，不再计较，以便一致团结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敢布区区尚祈。
对于闽赣省委的诚意，国民党地方当局有的接受了，停止了挑衅；有的却置若罔闻，仍在制造磨擦。为此，黄道决定，一方面加紧联合抗日的宣传，揭露国民党军不遵守协议的阴谋，一方面令人进行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军停止袭击游击根据地，按照协议撤军，实现真正的抗日合作。
10月14日，闽北红军在24小时之内，连续拔除了邵武二都桥、建阳响古村、杜潭村3个国民党军据点。同一天，由汪林兴率领的闽北红军主力也一举摧毁了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国民党军炮楼。
闽北红军的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停止武装挑衅，遵守合作抗日协定。
经过几次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迫使国民党方面停止武装挑衅，遵守停战协定。这样，经过反复努力，闽赣边区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在闽赣省委进行谈判斗争的同时，闽赣省委所管辖的各个地区，各路红军也都陆续与当地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停战谈判。
10月，闽北红军资溪、光泽、贵溪游击纵队领导人刘文学、陈仁洪同国民党江西资溪县长王恩荣在资溪进行了谈判。
11月，建瓯、松溪、政和中心县委书记翁立义派遣陈贵芳、吴才生同国民党政和东平区长宋正才在政和县东平区西街谈判。
邵武、光泽、建阳县委书记王文波，组织部长聂显书，城区区委书记陈子山三位同志同国民党邵武县一区区长李联云在邵武谈判。
闽北特委书记兼崇安县委书记汪林兴、县行政负责人王水老同国民党崇安县长蒋伯雄，县商会会长周钟祥在浆溪乡、大安乡谈判。
各路红军与当地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都达成了协议，各自实现了区域性的国共合作，准备集中队伍迎接整编抗日。
大洲谈判中，关于闽北红军的驻防地点曾经有一番争论。闽赣省委原定方案是崇安或铅山。对方代表再三表示，他们是江西省政府派出的代表，只能代表江西方面；崇安是属福建的，他们不好表态。
于是，闽赣省委谈判代表拿出到铅山县石塘镇集结的方案，他们表示同意。只是要求允许他们在河口驻军，以保护军需仓库和后方医院，其它地方，红军游击队一到，他们的部队都可以撤出。
然而，在进行全局和区域性谈判的前后，国民党闽北当局仍不信守协议，不时对正在集中的红军进行封锁、袭击。
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的凶狠气焰得逞，使红军能顺利集中，进行整编，闽北红军在饶守坤、王助、左丰美、马长炎等同志率领下，清除了邵武、建阳一带敌顽所设置的封锁线。
另一路由汪林兴率领，攻打江西铅山县石塘镇，狠狠地打击了敌顽的进攻，促使闽北各路红军得以早日集中于崇安县坑口乡长涧源村的坚固游击基地。
长涧源村在闽北红军整编为新四军建制北上抗日之后，就成为福建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对外则挂着新四军三支队留守处的招牌。
1937年11月，闽北各路红军先后到达崇安县的长涧源集中的有：汪林兴等同志率领的第一纵队；曾昭铭等同志率领的第二纵队；饶守坤等同志率领的第三纵队；刘文学率领的资光贵游击纵队；马长炎率领的第六纵队。第四、第五纵队没有编制。
集中整编的前后数月，闽赣省委指示闽北各地迅速掀起扩军运动。光是闽东北军区即有五、六百人参军，其中建松政地区有370多人。
对此，国民党中的顽固势力十分惊恐。崇安县县长还提出谴责，要求闽北游击队停止扩军。
对于国民党的无端指责，闽北游击队于10月27日严正指出：“敝部向行志愿兵制，并无强迫征兵”，反而揭露了对方拉伕抓丁的行径。
汪林兴、王水老在另一封公函中还指出：“现既同一家，并无红白之区别。”巧妙地将“扩红”运动置在下山集中的有利时机里进行，弥补了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减员损失。闽北红军迅速扩大到1400多人，其中参加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士有300多人，成为部队的骨干。
在闽赣边各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的时候，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任铅山狮江中学校长的徐先兆先生，到崇安长涧源拜望黄道。
一路上，他看到衣着褴褛、又黑又瘦的红军游击队将士精神抖擞地开赴石塘，深深为之感动。他将自己这次的所见所闻写了篇题为《坚决抗日的赣东闽北》的通讯，于1937年12月发表在当时南昌的《商报》上。
该篇报道真实反映了红军战士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反映了红军战士百折不挠、坚决抗战的精神。
在这篇通讯中，徐先兆由衷地写道：“有了这样的红军战士，中国是决不会亡的!”这篇文章，在江西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石塘整编造了势。
1937年12月，集中在崇安长涧源村的闽北红军奉命出发到毗邻的江西铅山县石塘镇等待改编。
石塘镇位于铅山县东南，是个千年古镇，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又由于镇南背靠武夷大山，北临浙赣线，群众基础又好，所以对部队的扩充、集结、开拔都很有利。所以，当时闽赣省委选择石塘为整编地点。
部队汇集到石塘后，打的旗号是“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独立团”，团部设在石塘镇坑背的抚州会馆里。当时汇集到石塘镇的红军各游击队，只有600多人。因此，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扩充。
黄道在石塘镇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说：“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黄道号召青年工人、农民、学生报名参军，上前线杀敌。闽赣省委为此也进行了紧急动员，组织了大批干部到铅山、崇安、上饶、弋阳、横峰、广丰等县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人报名参加抗日义勇军。这些地方都是老区，群众基础好，一经发动，立即掀起了参军的热潮。特别是铅山、上饶两县的群众，报名参军尤为踊跃。到了1937年12月中旬，加上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失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都陆续找到石塘镇来，部队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抗日义勇军独立团一方面组织部队进行对日作战的军事训练；另一方面组织人员到各苏区把当年红军埋藏起来的枪支挖回来。通过强化军事训练，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基本上保证了战斗人员人手一枪。
1938年1月初，闽赣省委接到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将在石塘镇集训的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队”。
第三支队司令员是张云逸，副司令员是潭震林。三支队下辖两个团，即五团和六团，五团团长是饶守坤，六团团长是叶飞。
接到东南分局指示的当天，部队集中在石塘镇大操场开会，当饶守坤宣布改编的消息时，部队顿时欢呼起来，战士们摩拳擦掌，群情振奋，恨不能立即开赴前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2月9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等主要领导人从南昌到达石塘，正式宣布了新四军军部命令，将部队改编为三个营和一个机炮连。
张云逸同志在大会上代表新四军军部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闽北党组织和红军表示敬意，强调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服从命令北上抗日。
张云逸要求大家继续努力，刻苦训练，多杀敌人，同时要求五团的领导要千方百计改善部队伙食，让战士们练好本领，长好身体。全团干战欢呼雀跃，誓师抗日。
张云逸在动员后正式宣布了三支队和所属五团的序列和编制：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杨立三，政治处主任刘文学，下辖三个营。
在石塘期间，张云逸司令员等支队领导还筹了建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领导机构，从五团抽调了一批精干干部到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工作。
整编后，部队军事训练更加紧张，更加正规化。全体官兵每天清晨即起床，操练跑步、投弹、刺杀等军事技术，直到晚饭前才结束。晚饭后，上文化课、政治课、学唱抗日救亡歌曲。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后，还致函国民党崇安县府：奉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委任令开，“兹委任饶守坤为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队长，曾昭铭为副团队长。此令。”等因，奉此遵于本月九日在铅山石塘防次就职，将原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改编第四军第五团队，并积极准备迅速开赴前线杀敌，相应函请查照，请不齐赐为荷。
由于民党方面在军费、军用物资上刁难，开始只给一点钱，五团原红军游击队战士，衣服单薄，很多人穿的还都是草鞋。
团部派政治处主任刘文学随同国民党派来石塘镇点验部队人数的点验员到南昌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力争，才领到花名册上的1300人的棉衣和国民革命军帽徽。棉衣由南昌用火车运到横峰，再用汽车运到铅山县，然后用板车拉到石塘。
春节前两天，给战士们发棉衣时，还发了国民党帽徽。一些下山的战士很反感，有抵触情绪，纷纷要求要继续戴红五星，都说“我们是红军战士，哪能戴他们的帽徽？”“国民党不积极抗日，专门打红军，欺侮老百姓，我们戴他们的帽徽，老百姓怎么看我们？”
为此，黄道专门召开了五团连以上的干部会议。黄道在会议上说：“为了抗日，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们戴国民党的帽徽，是抗日的需要，是统一战线的需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我们为革命的宗旨没有变，是外白里红。红五星，现在不用了，以后还是要戴的，搞下来放在背包里先保存起来。你们要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
尽管经过干部做了思想工作，当红五星从八角帽上摘下来的时候，许多红军战士还是流泪了，一些人还哭出声来。
五团整编期间，黄道在石塘筹办了赣东公学，对各地来石塘镇的爱国青年进行革命教育。
不久，第三战区不允许新四军办学，下令停办。五团便成立“新四军石塘军政政训班”，继续履行“赣东公学”教育培养爱国青年的职责。
1938年的春节刚过，“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和“上海教育服务团”的男女学生共100多人受中共东南分局指派，来到石塘镇。
这批爱国青年先被安排在赣东公学学习。政训班由黄道亲自负责，主要是给全国各地来到石塘镇的青年上政治课，讲抗日救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