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２月15日清晨，在池江经过几个月休整训练的新四军指战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排着整齐的队伍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前线抗击日军。
路旁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他们提着鸡蛋、米果、花生、蕃薯等各类自己生产的食品，塞进战士的怀里，放进战士的包裹里。
有的老表为战士抬武器，搬文件。一声令下，队伍起程了。顿时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口号阵阵。军民眷眷握手，互道珍重。
赣粤边游击队的整训改编
为落实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及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改编事宜，项英、陈毅四处奔波。
1937年9月29日，项英在南昌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
10月1日，项英从南昌回到赣州，接受了赣州《民国日报》记者的采访。是日，该报刊出《项英公毕返赣，各边区游击队集中改编即可实现》的消息。
10月2日，陈毅到达信丰小江圩，向中共信南县委书记罗世珍同志，传达党的抗日主张并指示将游击队开往大余池江集中改编。
大余池江位于大余县章江平原的中心，滔滔章江从中间穿过。章江北岸多低矮丘陵，地势平坦广阔，人口稠密；南岸多高山密林，绵绵高山蜿蜒数百里，沿章江边为人口集中居住区，而在山坑中，则分散着三三两两的人家。
章江南岸的彭坑、小汾、弓里、板棚、兰溪、杨柳坑、路萁坑、长江等村，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游击根据地，是油山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毅、陈丕显等领导同志常驻于此，直接领导人们开展游击斗争，并在这里建立了四个地下党支部，发展了几十名党员，群众基础牢固。
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经研究后，决定利用池江靠近油山，进退方便，群众基础好，人口多，物产丰富给养方便等特点，集中红军游击队在池江进行改编。
为了安全，防止国民党顽固派耍阴谋，项英、陈毅要求国民党当局将一切武装调离池江，改驻几十公里外的漂塘、洪水寨等矿山地区。
项英返回赣粤边后，立即和陈毅等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情况，进一步讨论有关改编事宜。
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会议决定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去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指示，通知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
因许多游击队长期失去联系，为慎重起见，陈毅、杨尚奎等决定亲自前往。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杨尚奎去兴国，陈丕显到闽赣边和三南游击区，刘新潮去寻乌，罗绍增去湘南。
同时，为便于联络，赣粤边特委在池江的公园里设立了办事处。对外称江西抗日义勇军驻池江办事处，对内称赣粤边特委办事处，由赣粤边特委书记杨尚奎兼任办事处主任，长驻梅山、油山的特委机关随后也迁到池江办公。
10月11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顾建业送来博古的信。项英等人见信后，对中共中央国共合作的精神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经研究后，决定项英去南京会晤博古，而后直接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
项英走后，赣粤边各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袭击，游击队始终保持革命警惕性，坚持独立地依山近水扎营。然后，逐步移向平原。
遵照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的指示，池江附近的油山游击队首先下山，先在信丰县潭塘坑集中，再转移到大余县池江杨柳坑段屋。不久北山游击队也来到池江。三南游击队接特委指示较迟，11月才到池江集中。
湘南游击队先在湖南桂东沙田进行集中整训，1938年1月开抵池江。
1937年10月中旬，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集中大余池江杨柳坑段屋，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下设三个中队，即北山游击队为第一中队，油山游击队为第二中队，后来经扩军后，第二中队划编为第二、第四两个中队，后期到达池江的三南游击队为第三中队。
接着，司令部从路萁坑迁到池江弓里黄屋祠堂，部队也开到弓里、板棚下、小汾等地驻防，其中第一中队驻扎在板棚下，第二中队驻扎在小汾，后期到达的第三中队驻扎在弓里。
池江小汾有座小汾桥，是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经过的第一桥，陈毅、陈丕显率领部队下山时，为示纪念，还特在这里照相留念。
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先后到达池江集中的各路红军游击队分驻在池江弓里、板棚、小汾、兰溪等地，进行整训改编。
在此期间，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司令部驻地弓里村黄屋祠堂举办了党员干部培训班，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同志亲自给大家讲课，要求广大指战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学习文化知识，明晰形势，掌握军事理论。
在弓里、小汾等游击队驻地，还专门修建了６个练兵场，对游击队官兵进行正规军事术科训练。战士们情绪饱满，斗志昂扬，苦练杀敌本领。
为加强南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一批干部。1938年1月1日，钟平、李克浩、何恭量、凌保成等几十名干部从延安到达大余池江，并立即投入工作。
红军游击队下山后的池江，热闹非凡。红军游击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抗日救亡社，在各乡村张贴标语，发动群众，开展演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每逢圩日，杨尚奎等领导同志还亲自上街向群众演讲，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各地的人民群众，听说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络绎不绝地来池江探望。
在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训期间，赣粤边游击区的群众，包括白发斑斑的老公公、老婆婆、中青年妇女和少年儿童，他们把战士们当作自己的亲人，经常前去探望和慰问，互诉衷肠，家里有一些好的食品，都送给战士们吃。
许多学校和进步团体，纷纷组织慰问队，到部队驻地慰问。地方党组织动员广大群众给部队送来鱼、肉、布鞋等慰问品，组织各地青年报名参军。
周篮嫂领着池江彭坑、小汾的群众来了，黄赞龙、张千妹领着梅山地区的人们来了，李桂花领着信丰潭塘坑、上乐一带的群众来了，还有南康、南雄一带游击区的群众也来了。
三南地区的群众，一次就组织了二百多人，不顾路途遥远，挑着一担担慰问品赶来。短短几个月，仅“劳军鞋”就送来一千多双。
在我党抗日救国政策的影响下，赣粤边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兄送弟、妹送哥参军的动人景象。短短的几个月，赣粤边的抗日义勇军已由集中时的300多人扩大到700多余人。
1938年春节期间，赣粤边群众还掀起慰劳新四军的热潮。信丰、全南、龙南和大余等地的群众，都挑着鞋子、果子、毛巾和袜子等物品，慰问子弟兵。
1月31日，仅信丰上乐、潭塘、坑口、上下坪等地群众就将500双鞋和100多担花生、炸果、黄元米果等慰问品送到池江新四军驻地，得到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赞扬。
在部队驻地，经常开展各种军民联欢活动。1938年春节，在部队司令部驻地弓里村，还开展了“军民同乐会”，战士和群众在一起过新年，吃年饭，在司令部不远的屋背矮岭上，搭建了戏台，军民一起观看歌舞队演出的抗日救亡节目。
在池江公园里抗日义勇军办事处，一些逃亡在外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红军战士，许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苏区干部，一直遭受国民党迫害的红军游击队家属、烈士亲属，长期隐蔽在家的地下党员、游击队员，纷纷前来寻找党和组织，他们就像久别的儿女见到父母一样，在党的怀抱里，有说不尽的话语，述不尽的衷肠。
1937年底至1938年初的池江，成为了赣粤湘边抗日救亡的中心，是革命群众和进步青年热心向往的地方。
赣粤湘投奔池江的进步青年们说：“北有延安，南有池江”。延安来的干部们也自豪地说：“这里真是南方的‘小延安’”！
1938年1月下旬，项英从延安回来，立即在池江板棚下河坝里召开军人大会。
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宣布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政委，部队即日开赴抗日前线。
赣粤边、湘鄂赣、湘赣边、湘粤赣、皖赣边等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胡发坚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
赣粤边的抗日义勇军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一部；湘赣边的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一部。
随后，将池江抗日义勇军办事处改名为新四军驻大余通讯处，由贺敏学任主任。通讯处下辖湖南桂东沙田新四军留守处和崇义思顺新四军通讯站。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南方游击队宣布撤销中共赣粤边特委，成立中共赣南特委，隶属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
项英还同时宣布了两条原则，一是游击队干部、战士按原建制全部编入新四军；二是地方工作人员大多数人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
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红军游击队下山后由国民政府统一拨发军饷、被服。在核定人员编制时，国民党方面要特委提供人员花名册，按花名册“点编”后发给被服、军饷。
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搞阴谋，日后按名册抓人，特委只报人数不交花名册。为此，杨尚奎亲自出面，以部队人员花名册是军事机密为由，与彭育英交涉。
彭育英应允后，从县财政借拨6000元给红军游击队下山后急需。在要求拨发1000套军服军毯时，赣州专区保安司令部故意刁难，把新棉衣换给保安团，将破旧的棉衣发给红军游击队。
陈毅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
彭育英得知此事后一面给红军游击队道歉，一面给赣州公署打电话，并派人赴赣州力争。但最终发下来的还是一半新一半旧。
要换装了，战士们一看是国民党的衣服，都不肯穿，说：“‘五角星’同‘十二角星’打了十年仗，现在要我们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心里实在难受。”
有的说：“我们红军服再破再烂，穿着心里舒服，感到光荣。我就是打赤膊，也不穿国民党的‘黄狗皮’。”说什么也不肯穿国民党的服装。
为此，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杨尚奎、陈丕显等深入各驻地，认真细致地给战士们作说服教育工作。
1938年２月15日清晨，在池江经过几个月休整训练的新四军指战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排着整齐的队伍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前线抗击日军。
路旁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他们提着鸡蛋、米果、花生、蕃薯等各类自己生产的食品，塞进战士的怀里，放进战士的包裹里。
有的老表为战士抬武器，搬文件。一声令下，队伍起程了。顿时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口号阵阵。军民眷眷握手，互道珍重。
“狠狠地杀日本鬼子！”
“打完日本鬼子早回来啊！”
战士们眼睛湿润了，老表们泪水打湿了衣襟。整整三年了，反封山、反清剿、送粮食、送情报，红军游击队与老表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这鱼水深情怎能割舍。太阳升起来了，经池江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一部，以及歌舞队、警卫排的广大指战员，在项英、陈毅的亲自率领下，肩负着人民的殷切期望，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高唱战歌，迎着朝阳，向皖南抗日前线进发。
新四军成立开赴抗日前线后，杨尚奎、刘建华、朱赞珍、李绪龙等领导骨干带一个武装通讯班奉命留下，负责组织领导赣粤边的抗日救亡运动。
闽赣边游击队的改编
闽赣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边界，故又名汀瑞边游击区。其范围包括瑞金县的大部、长汀县的古城和四都地区，以及江西省的会昌县、石城县一部。
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区域在瑞金大柏地的罗汉岩、观音、武阳、白竹寨和长汀县的猪仔、丝茅坪、上下温地一带地区。武夷山脉横亘其间，山高路险。
主力红军长征后，活跃在闽赣边的几支游击队，在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开辟了闽赣边游击根据地。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但闽赣边的国民党保安团遵照国民党反动派的旨意，顽固地坚持内战，继续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而且气焰嚣张。企图借助优势兵力彻底消灭游击队。
为了挫败敌人的企图，闽赣边游击队决定首先铲除保安团的帮凶一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和地主武装，削掉保安团的左膊右臂，使其陷于孤立。
游击队选择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瑞金武阳区公所。为了拔掉这个据点，闽赣边游击队决定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给敌以突然袭击。
8月上旬的一个圩日，闽赣边三支游击队在统一部署下，兵分3路。两路化装成老百姓，随赶集的群众进入圩镇，其中一路隐蔽在紧挨区公所的游击队员邹日祥家中作为突击队；另一路潜伏在离区公所不远的民房里，接应突击队；第三路人马埋伏在圩镇外围的一座敌人废弃的炮楼里，策应圩内袭击行动。
入夜，按约定时间，潜伏在圩内的突击队向区公所发起冲击。被突然袭击打懵了的敌人，起初试图反抗，但在游击队猛烈攻击下，很快就瓦解了。
瑞金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对武阳的惨败，惧恨交加，为报复计，纠集优势兵力开进武阳地区，试图与游击队一决雌雄。
闽赣边游击队为保存有生力量，采取避实就虚战术。为避敌锋芒，各大队实行分散转移。第一大队瑞金游击队由武阳转向日东、罗汉岩和观音一带活动；第二大队汀瑞游击队转到四都、兰田、僵田一带活动；第三大队武阳游击队留在武阳地区与敌周旋。
8月下旬，第一大队在转移途中，获悉国民党汀州专员乘车从瑞金返回长汀。游击队当机立断，埋伏在山箭脑，以逸待劳。敌人猝不及防，还未反应过来，就已全部就歼。
随着游击队的捷报频传，游击区人民精神振奋，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到1937年秋，游击队人数发展到100多人。游击队的活动地域也由山区推向平原。
国民党军队进山“清剿”徒劳无功，顾此失彼，加之举国抗战的浪潮已波及穷乡僻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
1937年9月上旬，闽西游击区的张鼎丞、邓子恢派遣肖忠全等抵达闽赣边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介绍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
根据同瑞金当局达成的协议，闽赣边游击队于11月上旬，分别从上下温、冷背山、天门等地向瑞金武阳区的桃树排和安治的兰田两地集中整编。
游击队正式定番号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钟德胜任支队长，胡荣佳任党代表，彭胜标任副支队长，周桂生任参谋长。支队下设3个大队。
部队整编完毕后，即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入伍。
1937年10月上旬，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在白沙成立。
1938年初，中共闽粤赣边省委突然接到来自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的电报。
电报除通报了军部成立情况外，要求省委立即派人到南昌汇报游击区情况及商谈游击队改编事宜。
省委书记张鼎丞接电后，随即召集组织部长方方、宣传部长邓子恢、军事部长谭震林等通报情况。大家听到消息后，都非常高兴。省委当即决定派谭震林前往军部汇报工作，接受关防、命令和商谈部队改编事宜。
谭震林知道此行道路崎岖、遥远，且责任重大，不容闪失，随即着手准备工作。他草拟了一个关于闽粤赣边省委及闽粤赣边游击斗争的汇报大纲，设法找来一张详细的福建地图，以备军部需要。
之后，谭震林还特地从红军游击队和地方交通站中精心挑选了12人，全部配上驳壳枪，组成一个警卫班。
这个警卫班不仅仅是护送谭震林前往南昌，而更重要的任务是要留在南昌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的警卫部队。
此前，项英只身前往南昌赴任，身边没有警卫人员。当时公务繁忙，频繁外出，多有顾虑。得知谭震林欲来南昌，他特别提出要谭震林带一个班送给他作警卫。
1月10日，谭震林肩负着闽粤赣边省委的重托，带着警卫班和随从人员告别白沙，前往南昌。15日下午，他们乘汽车抵达江西瑞金。
瑞金曾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不免令谭震林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加之连续几天的跋涉、奔波，一行人稍显疲惫，谭震林决定在瑞金休憩。于是，一行人来到河背街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
他们抵达瑞金办事处时，夜色已经降临。一月的夜晚，北风呼啸，寒意袭人。办事处人员立刻将这批远道而来的同志迎进室内，熬粥烧水，置炭烤火。融融的暖意顿时在简陋的平房里弥漫。
谭震林对随行人员说：“这几天同志们辛苦了，大家用热水暖暖脚后早点休息。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赶路，争取尽快抵达南昌。”
这时，屋内又拥进一批人。原来，时在长汀、瑞金地区打游击的张开荆听说谭震林到了瑞金，未及联系，就带了几十名游击队的干部、战士连夜赶到办事处。
他们的出现可谓给了谭震林一个惊喜。谭震林随即改变主意，连夜召开会议。游击支队除留下刘国兴、杨洪才等少数干部在驻地掌握部队外，张悌、钟德胜、胡荣佳、张开荆等多数干部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是由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汇报游击队情况，研究部队整训、转移和党组织的恢复、发展等问题。
在场的张开荆与游击队员们听到这些消息后都很兴奋。长期以来，他们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在深山丛林，艰难坚持，如今终于可以走出山壑，形成合力，为民族正义而战，这是多么大的转折。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大家意犹未尽。然而，就在这夜幕的遮掩下，一场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悄然将新四军瑞金办事处围了个水泄不通，随后破门而入。
面对突发事件，红军游击队员们极为气愤，他们拔出手枪准备自卫。有个战士不顾一切就往外冲。
谭震林赶紧大喊：“不要冲！”但已来不及了，只听见外面一阵枪声，这位战士倒下了。
气氛骤然紧张，与张开荆同来的游击队负责人钟民拦住他的两个想要开枪的警卫员，大声说：“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要开枪，不要上当！”
虽然气氛剑拔弩张，双方子弹上膛，但游击队显然不占上风。谭震林为制止事态扩大，避免流血冲突，上前一步厉声喝道：“谁也不许开枪！”
现场一下子沉寂下来。谭震林冷静而严肃地对在场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和冲进来的国民党兵说：“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不能打内战！所有中国人民和抗日同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都要联合起来，团结对敌，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谭震林特别对国民党兵说：“现在国共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你们不要误会，我们是为团结抗战而来，我们都是中国人。”
“不要听他煽动，开始搜查！”一位国民党军官恶声恶气地打断了谭震林的讲话。
国民党兵开始逼上来搜查。谭震林生气地说：“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国共两党商定原则的，必须立即停止。”
刚才那位军官强硬地说：“你们这么多人深夜集会，不事先去当局备案，一定图谋不轨。我们是奉上级命令前来搜查的。所查物品登记扣留，等查清后再奉还贵军。”
谭震林虽然不知道事出何因，但看架势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为顾全大局，防止发生意外，谭震林下令不要抵抗。
院子里开始忙起来。国民党士兵有的持枪警戒，有的收缴红军和游击队的武器子弹、钱物及其它物品，有的则忙着现场登记。这种嘈杂的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才渐渐平静。
之后，谭震林、张开荆和游击队员均被非法扣押在办事处。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谭震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恶劣的后果仍在延续。第二天，从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电台的温仰春及其所带报务员等人返回龙岩途经瑞金，因与办事处联系时被黄镇中侦知，亦遭扣押。
由于温仰春随身带着蒋介石委谭震林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的委任状，瑞金国民党当局虽然还想耍赖作梗，但心里已发虚，不得不区别对待。
当时，以新四军联络参谋身份前去龙岩的邓振询、李坚真，途中闻知此事，顿感事态严重。他们随即赶往瑞金与黄镇中交涉，并出示公文证件，要求释放谭震林和其他所有人员。不料，肆无忌惮的黄镇中竟然也将他们软禁。这便是当时影响极大的“瑞金事件”。
国民党瑞金地方政府蓄意制造“瑞金事件”的目的，在于伺机消灭地方游击队。为此，在谭震林等被扣押期间，他们还导演了一出戏。
第二天晚上，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有个营长单独找张开荆谈话，意思是可以放他出去，但要他把山上的红军游击队带进瑞金城里改编。
张开荆警惕地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引虎下山”之计，欲借部队进城改编之机达到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但他同时认为这也许是能争取出去的一次机会。于是，他佯装“考虑”以后再予答复。
当时，谭震林虽被扣押，但还有小范围自由。张开荆立刻伺机将情况向谭震林作了汇报，并提出可利用对方释放他归山之机，将计就计，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和国民党的阴谋告知游击队领导人。
同时，为防止游击队遭遇不测，他将争取带领他们向龙岩方向转移。经过慎重考虑，谭震林同意了这个将计就计的策略，并说：“为了挽救游击队，你赶快离开这里，回去把队伍带走！”张开荆遂依计而行。
第二天晚上，那个营长再次缠住张开荆个别谈话，并以“小弟”自称，又施一招，硬要“结拜兄弟”。
张开荆严辞回答：“我们红军从来不搞这种封建关系。”坚决予以拒绝。对方以“没有诚意”为要挟，不结拜不罢休。
张开荆为了摆脱纠缠，再次答应“考虑”，才打发走了那个营长。他随即又将此新情况向谭震林作了汇报。张开荆说：“现在事态很明显，如果我不和对方结拜兄弟，他们就不会放我回去。为了挽救游击队，我准备与他来个假结拜，这样可以迷惑他们。我出去后就把游击队带离险境，前往龙岩整编。”
谭震林觉得形式上的结拜是完全可以的，随即对张开荆说：“我同意，你放心干吧，组织上相信你。”
谭震林还特别强调：“结拜后要迅即返回游击队，向游击队领导人晓以真相，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率全部游击队离开原地，转移到龙岩整编。你告诉大家，这一行动计划是由我确定的。”
张开荆回答：“请放心，我一定能将游击队带出去。只是不知道出去后如何组织营救你？”
“这个不要你管，你的任务是尽快设法将游击队带出去。我在这里继续与他们交涉，出去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暂时还不敢把我怎么样。”谭震林很有信心地说。
就这样，张开荆与那个国民党营长搞了个“结拜”仪式，随后张开荆被释放回到游击队。
张开荆抵达游击队后，立即向游击队的几位领导人谈了“瑞金事件”经过，并传达谭震林的指示，火速进行动员，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秘密转移。
“瑞金事件”发生后，新四军驻龙岩、池江两个办事处立即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是蓄意破坏团结抗日局面，要求立刻放人，妥为善后。
这时项英正在赣州，他得悉“瑞金事件”消息后，亲自向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独立第三十三旅黄镇中部破坏合作协议的阴谋活动，要求熊式辉责令瑞金当局立即释放被扣人员，否则将要承担起破坏抗战的责任。被关押的谭震林也在积极与国民党瑞金当局交涉，据理力争。
经过新四军抗议和再三交涉，加上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不承认瑞金当局此举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的违法行为，并陆续释放被扣人员，全部归还被抢走的枪支和财物。
反动派精心策划的这起破坏合作抗战、反共反人民的事件，终于宣告彻底破产。
1月19日，国民党瑞金当局释放了谭震林、温仰春、邓振询、李坚真以及随从人员，归还了电台、枪支和证件等。长汀、瑞金游击队负责人也在事后被陆续释放。
显然，“瑞金事件”是国共合作抗战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谭震林对此虽感遗憾，但仍以抗日大局为重，未作过多追究。
得到自由后的谭震林得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新四军办事处等他，随即带着警卫班从瑞金出发，经赣州赶往池江。
当日晚，谭震林与项英、陈毅在池江会合。
项英、陈毅紧紧拉着谭震林的手说：“谭震林同志，你辛苦了。”
“没有什么，只是我们的见面晚了几天。”谭震林随即把警卫班12名战士交给项英，并说：“总算把他们交给你了，两天前我还不知道能否完成这项任务呢！”
项英说：“见到你比什么都重要。在南昌时我还在想，你谭震林怎么说来之后突然没音讯了，原来到瑞金后走不动了。”
谭震林也不无幽默地说：“他们要留我，我有什么办法。”
项英、陈毅闻之不禁失笑。
继之，谭震林向项英汇报了闽粤赣等地游击队改编的情况，同时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为了让党中央及时了解“瑞金事件”的发生及解决情况，项英随即以谭震林的名义向中央和长江局发出了关于“瑞金事件”经过的情况报告。
当时，新四军军部已决定将闽西南、闽粤边、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以张鼎丞为司令员，谭震林为副司令员。部队整编任务在即，谭震林带两名警卫员受命立即返回龙岩。
2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龙岩白土召开抗日誓师大会。之后，在张鼎丞、谭震林率领下，部队从龙岩白土出发，取道安徽屯溪向岩寺进发，开赴抗日的新战场。
闽粤边游击队的改编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闽粤边特委书记黄会聪领导的红军独立第三团等武装，在福建省南部的南靖、平和、漳浦地区坚持斗争。
经过两年发展，游击队获得了很大发展。1936年10月，黄会聪离开闽粤边区那巍巍的尪仔石山，带着边区军民的重托和满心的希冀，前往上海寻找中央汇报工作，何鸣代理特委书记。
何鸣，原名何君熙，海南万宁县人。历任闽南红三团连政委、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闽粤边区特委常委、代理书记和红军游击队主要负责人，为闽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闽粤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何鸣秉承黄会聪关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宗旨，进一步调整对敌作战的方针政策。
1937年2月，他通过平和县高坑乡溪头保保长赖光辉弄到一些国民党报刊，从中获悉蒋介石已经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何鸣当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给国民党闽南地方当局和驻军一五七师写信，表明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对抗日的态度，同时请赖光辉等3个保长牵线，争取尽快与粤军第一五七师接触，并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报告。
3月5日，南委向特委发来指示信，要求“红军和粤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保护福建或闽南”，并给出了具体的谈判内容，主要有：红军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名称可改为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可受粤军指挥，红军给养要能得到保证等。
而粤军一五七师对闽粤边特委“合作抗日”的主张和行动则置之不理，仍不断对红军游击队发动军事进攻，执行其上峰要求于5月底前彻底“肃清”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何鸣一方面率领红军游击队坚决反击敌军的进攻，维持了军事上的相持状态，一方面在闽南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使闽粤边区抗日爱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日益高涨，粤军一五七师一部分中下层官兵的抗日情绪也被激发起来。
面对闽粤边特委的政治攻势，第一五七师上层眼见5月底彻底“清剿”红军游击队的计划无法实现，便指令其平和驻军营长钟定天接受谈判，但密令“谈判不忘进攻”，耍弄起通过谈判达到其趁机如期“剿灭”红军的阴谋。
5月，第一五七师派平和山内驻军一连长伍笃祺为代表，闽粤边特委派机关工作人员卢叨为代表，在山内郭坑村进行首次接触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几天后，何鸣写了两封信给钟定天，要求“双方不应互相残杀，发生内战，应协力同心地站在同一战线上，争取国家的自由与独立”。
钟定天读了何鸣的信后，大受感动，即向其师部报告，望师部同意他直接与何鸣接触。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接报后，同意钟定天的请求。
正当钟定天与何鸣进一步商洽时，何鸣等特委机关人员12人在平和山内白沙却遭一五七师李尚达营的包围，被全部押往漳州一五七师师部。
何鸣等人被捕后，闽粤边特委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指定张敏代理书记，负责特委日常工作，一面全力营救何鸣等人，公开宣布何鸣为特委的谈判代表，是正在进行谈判而被捕的，并通电抗议第一五七师破坏和谈，要求无条件释放我方谈判代表。
何鸣被捕后，与第一五七师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质问第一五七师：“我们共产党一贯主张抗日，从中央到边区各县区都是如此，闽粤边特委已多次发表宣言，给你们写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枪坏、人少，但抗日决心大，一向主张枪口对外；你们人多、枪好，不打日本专打红军算什么？”
国民党方面捕捉何鸣等人，企图破坏谈判的行径，遭到来自闽南各界人士包括一五七师内部一些官兵的反对。在各方面的谴责和营救下，一星期后，何鸣等人被释放回来。
6月中旬，特委派何鸣、卢叨正式作为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前往漳州，与一五七师代表、师参谋长张光前、参谋处长李宏达举行谈判。
6月26日，何鸣代表特委同一五七师代表陈浚在漳正式签订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协定。
“6?26”政治协定的签订，是闽粤边特委、红军游击队及闽南社会各界人士、粤军一五七师大部分爱国抗日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
它的签订，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在具体条款中，双方都从顾全抗日大局出发，作了一些让步。协定签订后，立即得到闽南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