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年底的一天，陕北大地天寒地冻，凛冽的西北风在辽阔的原野上横冲直撞，并呼啸着一路吹进革命圣地延安，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狂舞，它似乎是受到风的“蛊惑”，想尽力挣脱树干，随风而去。
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在一个不抬起眼的窑洞里，一场热烈的欢迎叶挺的大会在延安召开了。
在欢迎大会，毛泽东高兴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中央决定筹建新四军
1937年年底的一天，陕北大地天寒地冻，凛冽的西北风在辽阔的原野上横冲直撞，并呼啸着一路吹进革命圣地延安，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狂舞，它似乎是受到风的“蛊惑”，想尽力挣脱树干，随风而去。
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在一个不抬起眼的窑洞里，一场热烈的欢迎叶挺的大会在延安召开了。
在欢迎大会，毛泽东高兴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呢？这和当时的国内抗战形势及新四军的组建有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从1937年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和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多次会晤，就两党合作抗日和红军改编举行谈判。
在谈判中，共产党方面就提出了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与此同时，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也分别向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发出了和平谈判的呼吁。
国民党却实行了所谓“北和南剿”的方针，在西北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主力的进攻，在南方则调集重兵加紧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在“清剿”未达到目的后，又想以抗日之名收缴瓦解红军游击队。
中共中央考虑到，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应该轻易地放弃。因此，起初的想法是将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民团或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形式；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坚持在原地开展抗日斗争。
但是，随着局势的迅速变化，这一构想很快作了新的调整和改变。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下，在共同抗战的基础上，国共两党才最终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才得以进行。
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个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937年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因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谈判又陷于僵局。中共代表采取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等遂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等地。
正在国共谈判期间，北伐名将叶挺离开寓居的澳门来到上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先后流亡苏联、德国、法国等地。
1930年春，周恩来来到柏林，发现叶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与叶挺进行了促膝长谈，告诉他干革命不能考虑自我。周恩来的话对叶挺启发很大，旅居德国的廖承志等人也不断鼓励叶挺。
1931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挺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这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后方司令部参谋长张云逸奉中共中央指示，专程赴澳门寻找叶挺。
张云逸和叶挺是老朋友，又都是广东人。他们在北伐战争时期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张云逸找到叶挺后，两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张云逸向叶挺介绍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进程，分析了国共重新合作的趋势，详谈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鼓励叶挺出来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
叶挺听后，十分高兴。他坚定地表示，愿意随时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内地，投身抗日战争。
其实，在三年多以前，即1933年11月福建事变时，张云逸与叶挺就在福州见过一次面。张云逸受中共中央派遣，担任驻第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
叶挺以“客座参谋”身份，在福州帮助事变策划。两位老友在福州相遇，十分高兴。叶挺向张云逸详细介绍了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自己的遭遇与心态，表示盼望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争取党的帮助教育。
张云逸亲切慰勉叶挺，向他介绍了当前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中共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张云逸答应将叶挺的要求转达给党中央，派人与他联系。
叶挺回到上海后，国民党当局曾派陈诚等人进行专门会见，想利用他在北伐战争中的威望，委任他担任国民党军的高官要职。但叶挺表示，自己不求高官厚禄，只求为抗战出力。
正在此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来到上海。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与叶挺见了面。
周恩来对叶挺说：“希夷，我正在和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我们陕北红军部队改编的问题。”
叶挺听着，十分高兴，看来国共两党真的有机会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了。
周恩来说：“除了陕北的红军问题，还有南方8省的游击队问题，他们也要改编。这也要看蒋的态度。”
叶挺说：“为了抗日，这恐怕没什么问题吧。”
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人选，因此，周恩来希望他能够参与这支部队的改编，并出任改编后的领导人。
周恩来以商量的口气问道：“如果能谈通，希望你能参加这些部队的改编工作。怎样？”
叶挺回国本意就是为抗日报国，于是，他对周恩来的这一建议欣然答应。
周恩来建议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可向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人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能尽早同意，以便使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尽快下山集中，开赴抗日前线。
叶挺申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活动。
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
8月18日，蒋介石被迫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淞沪战事爆发后，南京、上海、杭州及长江下游地区形势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区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
八一三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之下，国民党终于同意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一个军开赴抗日前线。
此时的叶挺，重上战场的愿望更加强烈，他找到了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陈诚，表明自己愿意参加改编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而且建议将这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继承铁军的光荣传统，尽快开赴前线对日作战。
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宁代表博古、叶剑英等，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张冲等谈判，初议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新的军，在南方举起抗日旗帜。
蒋介石迫于当时的战场形势，同时错误地估计了叶挺，以为叶挺能为其所用，在未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地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叶挺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如此快地任命自己为新四军军长，内心深感不安。由于此事还未来得及向中共中央汇报，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为此，叶挺从上海来到南京与博古、叶剑英接洽。
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叶挺见到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商谈了有关组建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大家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充分估计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叶挺坚定地表示：“麻烦还多着呢，管他，新四军是要搞起来的，你看吧！”
博古、叶剑英考虑到党中央还不太清楚叶挺主动“请缨”这一内情，便于10月8日与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央：“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电报正式向中央提出“南方游击队集中编为一个属我党直接领导的军”的建议。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赣粤边、湘鄂赣边、闽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浙闽边和闽西等地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10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同意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
10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五分之三改编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以4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游击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
11月3日，叶挺应邀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工作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为他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
毛泽东亲自致欢迎词，还向他详细介绍了当时国内外形势，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路线与政策。
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与款待，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在叶挺到达延安的同时，项英奉命也于11月7日抵达延安。他向党中央详细地汇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的情况。
在延安时，叶挺同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
叶挺在延安一共逗留了6天，于11月9日离开延安，先行前往武汉，负责新四军军部的筹建工作。
11月12日，叶挺到达武汉。在汉口太和街26号，一边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招募工作人员，一边等待副军长项英的到来。
第二天，叶挺第一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新闻界发表了谈话。同时，叶挺在汉口就新四军具体编制，以及部队活动范围等问题与何应钦反复磋商。
随后，叶挺带着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改编的初步方案来到南京。11月21日，叶挺由叶剑英陪同，与蒋介石商谈改编事宜。
蒋介石在新四军的隶属、编制、干部配备等问题上，均否定共产党的方案，并以延安所提新四军干部名单均为共产党员为由，挑拨叶挺与共产党的关系说：“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
叶挺请拨军费，蒋介石不允。叶挺见蒋介石不以合作抗日为重，愤而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不得不在经费等问题上作出让步。
经过叶挺、项英、陈毅等与国民党当局的多次协商，双方就新四军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经费等达成了相关协议。
关于建制，国民党当局不同意新四军隶属八路军，最后议定新四军受第三战区指挥，在长江以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则受第五战区指挥。
关于干部，国民党一再要派人担任新四军各支队直到团营的军职，理所当然被共产党拒绝，最后的协议是在军和支队，可以由国民党军事当局派驻联络副官。
关于装备和经费，国民党竟要新四军自行解决，后来商定由第三战区拨给，但标准略低于国民党军。
11月下旬，叶挺由南京返回武汉，在汉口设立了新四军筹备处，为新四军的组建开始了艰苦不懈的努力。
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悬于蒋管区，藏身于深山密林中。
在敌人无数次枪抄刀篦的“清剿”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保留了革命火种和战略支点。
1937年7月11日，“围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国民党军突然停止“清剿”行动，局势骤然平静下来。
赣粤边游击区，是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所在地，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项英凭着丰富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从征兆中预感到发生了重大的事变！几天后，他从报纸上得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立即写信给陈毅，着交通员火速送去。
陈毅接信后，立即赶到项英住处商量，初步确定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思想转变，同国民党方面由对抗转到联合抗日方面来。
7月下旬，项英在主持召开赣粤边特委会议。在会议上，项英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绥东进攻之后有计划的夺取平津以达到占领华北的既定步骤，进而夺取平津，占领华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党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议，国民党不得不放弃不抵抗主义政策。国民党二十九军在卢沟桥英勇对日作战，正说明全国抗日潮流的高涨。
项英估计：“此事变的发展，发动全国对日作战的可能性多，但和平妥协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因而摆在红军游击队面前的任务是“争取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群众来迫使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
经过慎重考虑，项英指示，红军游击队对民众可以宣传：“保卫平津就是保卫华北，保卫华北就是保卫中国，要保卫华北就得对日实行抗战，反对一切和平妥协，我们愿意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
1935年3月以来，项英、陈毅与中央失去联系，因此，在得不到中共中央直接指示的情况下，中共赣粤边特委就把项英的讲话印发给游击区各级干部学习讨论。
项英根据当时形势，领导红军游击队进行武装宣传，强调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就要实行对日宣战。于是，抗日浪潮在赣粤边游击区内外迅速掀起。
7月下旬，项英通过关系，从香港买到《新学识》的书刊中，看到毛泽东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
报告中讲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为了适应民族矛盾的发展和变化，确定调整党在当时的国内政策，以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
毛泽东还在报告中说：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毛泽东对形势分析和对政策调整的指示，为项英领导实行战略思想转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7月底，项英同陈毅和特委成员一起，学习毛泽东的讲话，领会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根据报告的精神，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反复商量，认真地研究卢沟桥事变的形势，一致认为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但为慎重起见，特委决定仍以项英个人名义撰写印发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二是国共分裂后苏维埃运动的阶段，三是当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各个阶段的发生和变化主要由中国社会阶级的关系变化而产生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敌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占中国，这是最主要最凶猛的敌人，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达到全民族的解放。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必将得到中国民众的拥护，而“国共重新合作，就是在抗日前提下与国民党转向抗日的基础进行合作，没有这一前提绝不会有国共合作的事”，“国共合作正是我们联合全国力量，对日抗战以削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力量，保证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国共合作并没有放弃或改变我们的目的，我党放弃苏维埃运动和土地政策，取消红军的名称，是为了取得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严格遵守保持党的独立性、批评自由、争取党的领导权等三个条件来进行合作抗日，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必须严格遵守的党的路线，与国民党谈判。要彻底改变工作方法，力求公开、半公开开展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争取党的领导权。
项英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赣粤边及邻近游击区统一党内外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思想，实行由反蒋变为“联蒋”、由内战变为抗日战略转变的重要思想武器，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项英发表文章的同时，陈毅也谆谆告诫干部和战士们“时局转变了，我们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也应该随着转变”，“准备迎接新的革命**”。
陈毅在《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的诗中写道：“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这是对刚刚到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
陈毅指出：在实行战略转变的时候，既要反对那种不愿放弃土地革命的口号，甚至把国共合作抗日说成是“阶级投降”的错误；又要防止那种以为合作抗日之后就没有阶级斗争，对于国民党可能危害抗日的行为丧失警惕性，重蹈陈独秀的覆辙。
项英、陈毅的正确指示，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指明了斗争方向。为了争取合作抗日的需要，项英他们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江西人民抗日义勇军。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国内形势，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
指示中要求：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指示中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这为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指明了方向。
8月初，项英根据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对国共合作抗日议论纷纷的情况，意识到在历史转折关头，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十分重要。
8月8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召开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项英和陈毅亲自作动员报告，指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各级干部必须尽快实行由反蒋到“联蒋”、由内战到抗日的战略思想转变。
经过反复讨论，与会的党员干部对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通过学习讨论，广大干部很快弄通思想，取得较为一致的认识，提高了对停止敌对行动和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自觉性，大大增强了合作抗日的信心。
为推动赣南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抗日义勇军名义，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战宣言》。
宣言指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表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愿与国民党当局合作，一致抗日，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剿”游击区，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
《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进剿”，准许抗日自由，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项英还把《宣言》寄给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有关上层人士。
8月20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分别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赣州专员和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以及国民党驻军和当地知名人士致函，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
同时，为了表示抗日诚意，中共赣粤边特委向所辖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出指令，停止游击活动。
同一天，中共湘鄂赣省委发表了《为和平合作宣言》，提出了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的政纲，表示凡同意抗日救国者，都愿与之合作，共赴国难。
8月2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南民众团结抗日，指示各地党组织及游击队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团结抗日。
此外，赣粤边特委还命人把抗日口号写在竹片上、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处或投入大江小河中漂流到大余、南康、赣州等地。
通过广泛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不但得到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而且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开明绅士和国民党爱国官兵也赞叹“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共产党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我们要合作抗日”、“别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的呼声迅速传遍了整个赣粤边。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并不善罢甘休。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借机在群众中散布红军游击队“投降了”的谣言，并写信给红军游击队，要红军游击队下山“自新”、“归顺”政府。
一些豪绅地主也大肆造谣“合作共产党都走了”，“合了后工农的事共产党不管了”，“合了后要加租加利要追还一切老债”妄图挑拨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
８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派南雄县委书记袁达郊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谁知当地国民党驻军的唐营长竟说：“你们投诚可以，谈判没说的。”
针对现实情况，项英、陈毅在油山地区的一座大山上召开赣粤边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抗日指示，提高思想觉悟，认清形势。陈毅指出：我们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是要谈，要“舌战群儒”，不要缩手缩脚，但也不能失去警惕性。
会后，各游击队继续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武装活动，严厉打击敌保安团的反扑；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造谣污蔑，违反国共合作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予以坚决揭露，希望他们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谬见，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经过政治和军事斗争，国民党军队陆续从游击区撤走。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和大余、南康、信丰、南雄等县的县长还联合署名发表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
《告中共同志书》中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限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赣粤边国共和平谈判的条件已经成熟。
与国民党展开谈判
随着日军“八一三”进攻上海，国民党方面被迫承认南方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赣粤边周围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陆续撤走；其第四十六师和大余、南雄、南康、信丰等县县长，发函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共商抗日事宜。
项英对谈判非常慎重，认为与昨天的敌人谈判事关重大，可当时无法向党中央请示，如久拖不决，又会丧失有利时机。
他认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经过三年浴血奋战，需要通过停止武装冲突，借机恢复联系，进而联合起来，将会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要联合，就要利用谈判的良机。
于是，他同陈毅等研究，决定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停止冲突，进而使南方各地红军和游击队联系起来；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行动上怎样处理，由党中央决定。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经过中共赣粤边特委研究决定，项英草拟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条件，为赣粤边及附近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提供了基本依据。
草案中的内容主要是：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可以改番号，但必须独立的一个建制单位；共产党在赣南活动是合法的，言论行动自由；释放赣南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制度实行民选；不准追缴以前的租税和债。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以谈判为手段，实现其“清剿”中未能实现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他们写信给项英、陈毅，“跟你们只谈你们赣南的问题”，“就是你们这里了，你们两位先生对抗日运动太不关心了”。
项英、陈毅始终坚持原则，要国民党跟中共中央或中央分局谈，不要直接和各个游击区谈，并针锋相对，“你们去谈好了！谈好了再来找我们”。
结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具有高度革命组织纪律性，都表示实现和平可以，但谈判的条件由中共中央或中央分局决定，这样敌人各个击破的阴谋破产。
1937年8月27日，国民党大余县长兼“江西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彭育英派人给项英、陈毅送来了“感秘代电”专函。
专函中对项英、陈毅“历年奋斗、艰苦革命”的精神表示敬佩，并称今日“非有中共参加抗日之力量，绝不能战胜日寇”，他愿意与红军游击队接洽谈判有关事宜。并表示可先通电湘粤赣边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封锁，示以诚信。
项英、陈毅对彭育英其人早有所闻，他出身绅士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在大余县任县长期间，他积极造桥、办学、开设平民医院，做了一些有益于乡民的事。
项英、陈毅与特委经研究后，决定由陈毅复函彭育英，进一步阐明我党联合抗日主张。
9月3日，陈毅的复函由警卫员潘聋古送到大余县政府彭育英手中。彭育英热情接待了潘聋古。展开信笺，见陈毅写道：“育英县长先生尊鉴：快电奉悉。抗日热情溢于言表，读之令人至感且奋。日寇肆虐，非举国一致不能抵抗……何如昨日得里东唐营长及信丰第六区陈区长两信，谆谆以抗日救国相属望，足资感佩外，复谬承厚爱，以自新、纳降、投诚相责难。同时并以赏金、名利、免死、不咎既往为饵；复引何长林、李丙生等无耻叛徒之前例，信誓旦旦，良足私感。但睽诸党派联合抗日之精义，又不禁令人失望。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之精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夫无气节卖党求荣之辈，如某某等，其自新之日，即脱离共产党之时，界线显然，岂可强同！且此辈既无气节，复又贪生怕死，他日万一日敌深入，摇首变为汉奸，自意料中事。敝党素知与人善同之义，亦愿此辈革面洗心努力抗日。但为抗日阵线巩固计，对此辈亦应有所戒惧也……”
信中透出的一股共产党人大无畏的浩然正气，深深地震憾着这位本就同情共产党的彭县长。他立即回信陈毅，约定与红军游击队在南雄钟鼓岩会谈。
陈毅接信后，为探彭育英的诚意，点名要彭育英自己前来，并决定亲自去会会这位彭县长。
梅岭脚下的钟鼓岩，有一座道观叫洞真观，彭育英认为这里紧邻梅山游击区，和游击队联系方便。更为主要的是观中主持曾广桃，是江西万安人，和彭育英同乡，彭信得过。
但彭育英不知道，曾广桃曾任过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长征后潜伏于此，所以赣粤边特委研究后也认为在这里与彭育英会谈安全稳当。
9月6日，彭育英备好茶点糖果，借了一辆汽车，精心安排后带着秘书等人来到钟鼓岩洞真观。陈毅带了四五人也如约前来。在洞真观厢房中，陈毅与彭育英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这次会谈，主要是为正式谈判作准备，因为双方都有诚意，商谈很顺利。到下午太阳西斜时，议定了正式谈判的时间、地点等有关具体事项。
1937年9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陈毅，同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鲁炯雯，在大余县池江圩举行谈判。
广大民众知道陈毅来到县城，便聚集在东山门外热烈欢迎，他们高呼“欢迎共产党代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秘书鲁炯雯也代表彭育英县长来迎接。
陈毅到达后，国民党报纸随即登出所谓“油山共匪投诚”的消息，企图混淆视听。陈毅非常气愤，严正地表示：“是谈判就来，投诚不干”。
由于陈毅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报纸被迫改为陈毅代表共产党“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经过谈判，双方就停止武力进剿、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游击队改编成抗日义勇军、听候调遣抗日等问题，达成七项协议，并呈报国民党地方当局核准。
同时，大余县长请陈毅到赣州与省政府代表谈判。于是陈毅大义凛然地来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四十六师的代表谈判。
9月11日，陈毅在大余县长彭育英陪同下抵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葆珩，第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及赣南七、八个县的县长，在赣州举行谈判。
赣州人民热烈欢迎陈毅的到来，陈毅到赣州一下车，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国民党的军乐队还奏起了欢迎的歌曲。
全城到处出现油印的宣传品：“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目前该党代表陈毅莅临，赣南民众热烈欢迎。”
在赣州谈判中，陈毅同志义正严辞提出我方条件：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但必须保持独立性和党的领导权，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
在谈判中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代表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同志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他慌忙地说：“对不起，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中央党部的文件指示我们这样讲的。”
陈毅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
那个家伙连忙表示歉意说：“是是，很对，很对”。陈毅同志的据理批驳，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谈判中蛮不讲理的反动气焰。
在赣州谈判中，陈毅提出要打电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南方游击队的情况，国民党当局借口有碍国际关系坚持不发。
由于陈毅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终于达成了国民党停止对游击队的进攻，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九项协议。
9月12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的代表，在“合作意见书”上签字。9月16日，熊滨代表国民党江西省当局在处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办法”上签字。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9月底，南方8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开始亲自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9月21日，项英由大余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赣州，同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和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就红军游击队集中等问题，举行了进一步谈判，达成红军游击队点编后，即改为抗日义勇军等协议。
9月24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赴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等问题。
项英到南昌后，经过力争，给中共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发去电报，汇报并请示有关问题。博古接电后，一方面转报延安，一方面回电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项英在南昌看到当地报纸上刊出的蒋介石9月22日批准交中央社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还看到了蒋介石23日发表的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
项英认真学习了党中央的宣言，仔细领会党的政策变化，同他们的做法相对照，认为总的方面是符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精神的。
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项英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了多次会谈。
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
另外，项英还和熊滨商定，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
9月29日，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
同时，经过项英的交涉，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和毛泽覃爱人贺怡在内的一批政治犯。
随后，项英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
项英在赣粤边游击区领导实行战略思想转变时，想到其他游击区消息闭塞，他作为中央分局书记，有责任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的精神告诉他们。限于当时的条件，他采取多种办法进行：一是当面传达。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彭胜标面对形势重大变化，来到大余池江，向项英和陈毅汇报情况，接受指示。
项英、陈毅听取了汇报，讲了形势变化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彭胜标感到事关重大，怕回去讲不清楚，要求派代表去传达。项英派陈丕显随彭胜标去闽赣边游击队传达。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二是写信通报。项英在南昌谈判时，于9月28日给浙南游击区领导人刘英写信，告诉时局变化，要合作抗日，共赴国难。他同时写信给其他游击区领导人。
项英给湘南游击队的信，湘粤赣边游击支队长赵书良、政委王赤看到后，感到事关重大，信难辨真伪，恰好大队政委、当过项英秘书的杨汉林熟悉项英的笔迹，认定信确是项英写的，才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随后，王赤从桂东来到大余池江，项英、陈毅对他作了指示。王赤返回桂东后，将队伍先集中整训，再开到池江。
遗憾的是，项英写给湘赣边游击区领导人谭余保的信，由赵书良支队长亲自送到武功山区，然而谭余保不相信是项英写的信，不相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还误将赵书良当作叛徒杀害。
三是派人去传达。浙南游击区刘英接到项英的信，派人到南昌联络，鉴于事关重大，要求派人去传达，项英派新成立的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前往传达。浙南红军游击队编为1个营由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18日到达皖南岩寺集结。
四是，通过报纸传播。项英在南昌谈判离开前，于9月29日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告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救国武装的精神，通过报纸向各地红军和游击队传播了信息。它为尔后红军和游击队的顺利集结和改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项英、陈毅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有关停止冲突、共同抗日谈判的作法，是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的，也是符合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精神的，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尔后集中编组为新四军创造了条件。
10月1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委宣布将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安徽、河南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接到中央指示精神后，南方8省游击区的红军游击健儿，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战略转变。这一战略转变，为后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扫除了思想障碍，统一了步调。
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展开了艰苦谈判。
这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红军游击队纷纷出山，改编为抗日武装，为新四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积极指导谈判
1937年9月24日，项英在南昌谈判时，从报纸上得知党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
项英非常高兴，便于26日给博古和叶剑英发去电报，并请他们转毛泽东等领导人，自己正在为改编各边区部队而抵达南昌，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后，即日返赣南，如派人来可到省保安处找。
项英在电报发出后等了两天，见无复音，因公务繁多，于29日带着获得自由的缪敏和贺怡返回了大余池江，在狱中受尽折磨一身病痛的缪敏、贺怡，被安置在大余最好的平民医院治疗。
正在南京谈判的博古，此时正为寻找项英而着急，看到项英来电喜出望外，立即将项英来电转报中央，附言要派人去找。
可是派谁去？他突然想起刚从国民党监狱里“保释”出来的顾玉良，曾在党中央机关担任过交通，会认识项英，便派顾玉良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副官身份，带上护照，持着公函和博古的亲笔信及有关文件，于10月3日起程去江西寻找项英。此时，党中央对项英在江西的谈判曾两次提及。
10月1日，中央书记处电中讲道：“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着危险性。”
10月2日，洛甫、毛泽东电中讲道：“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限于当时的条件，项英并不知道中央对他的批评。
顾玉良乘轮船、转火车，于10月7日到达南昌，乘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提供的小汽车，11日到达大余池江找到项英。
顾玉良向项英说明来意，将所带博古亲笔信及有关文件交给项英，转达了博古提出的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注意事项，还转达了博古的话：要项英按中央指示精神安排好工作后，随他一起去南京。
项英得到党中央指示，从而“结束了旧的斗争生活好似重见天日，直接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为当前的抗日民族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10月11日这一天，项英特别忙碌。他除和顾玉良交谈外，赶到离池江5里的游击队驻地，同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开会，传达中央指示，安排近期工作。
根据安排，杨尚奎为赣粤边特委书记，和陈丕显一起负责红军游击队的下山改编、扩大部队等工作；要陈丕显去南雄、全南一带联系，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要三南游击队到池江参加整训，至傍晚才返回池江。
10月12日上午，项英带着两名警卫员，和顾玉良一起同坐一辆小汽车，从池江出发去南昌。
中午在吉安停留，让陈毅看了博古来信及有关文件，就赣粤边及周边游击区的工作部署和安排，同陈毅作了长时间的研究。
项英对帮助干部实行战略思想转变甚为关注，请陈毅亲自去湘赣边游击区，向湘赣临时省委书记、湘赣军政委员会主席谭余保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项英还以自己的名义，给陈毅写了介绍信，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项英后来得知，陈毅在湘赣边游击区蒙难，甚为震惊，又为陈毅最终说服谭余保而庆幸。
10月18日，项英到达南昌。第二天办好手续，于23日到达南京，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同博古、叶剑英见面，进行长时间的交谈。
博、叶向项英介绍了长征经过，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变化，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调整，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及开赴前线，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谈判等情况，使项英对全局情况有初步了解。
博、叶还将党中央领导人对项英的谈判的担心，也如实作了转告。项英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经过和主要经验教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就停止冲突、共同抗日的谈判，红军游击队情况等，向博、叶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项英对中央领导人对他谈判的批评，理解为对他政治上的关怀，没有作解释，但通过介绍谈判经过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情况，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博、叶听取项英的情况介绍非常认真，对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英勇拚搏、艰苦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佩，对他们谈判中进行斗争的情况表示理解。
10月26日，项英离开南京，经武汉、西安，于11月7日到达延安。
在项英离开南京当天，博古、叶剑英给洛甫、毛泽东发电中讲道：“因情况不明，项（英）陈（毅）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
历史证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应该集中的，早集中对红军和游击队是有利的，晚集中对红军和游击队是不利的，不集中就无法有抗日战争年代活跃在华中战场上新四军的出现，留在原地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当时，活动于赣东北弋阳县磨盘山地区由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活动于赣北地区由刘维泗领导的游击队，由于不愿意放弃土地革命，拒不下山集中改编，均遭国民党军消灭，就是惨痛的教训。
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之后，经过同国民党谈判，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全军一万多人。
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是一支久经锻练、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军队，是活跃在大江南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的保持和发展，凝结着项英和陈毅同志的心血，是他们对党对人民事业伟大贡献的丰碑。
两年之后的1939年8月1日，党中央给项英转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发来的贺电中，讲道：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阵地上，锻炼出坚持党的路线至死不屈的党的坚强干部，保存着各个游击区域艰苦卓绝的武装骨干，发扬着布尔塞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出一支抗战前线上铁的新四军。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大江南北的游击根据地，以争取长期抗战的胜利。这是你们的成功，这是新四军党的领导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