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11连2排的战士们最先看到了飞机,它们果然整整齐齐地分3排停在那里。

多少天来大家日夜盼望着打日军,现在猛然看到飞机就摆在眼前,真是又惊喜又愤恨。

不知谁悄声骂道“龟儿子,在天上你耍威风,现在该我们来收拾你啦!”

说着就要接近飞机。突然,西北方有个敌兵哇啦哇啦地呼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一连串清脆的枪声。原来10连与敌哨兵遭遇了。

就在这一瞬间,10连和11连在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战士们高喊着冲杀声,勇猛地扑了土去。机枪子弹、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的火光照亮了夜空。

此时,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冲在前面的我军战士绕着飞机互相角逐。机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了,他们惊慌之中盲目开火,后边飞机上的机枪子弹接连打进了前面的机身。

战士们越打劲头越大,有的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了!”也有人七手八脚地往机身上爬。

这时,机枪班长老李早爬上了1架飞机的尾部,端起机枪向机身猛扫。

正打得热闹,敌人的守卫队嚎叫着向我军扑来。在20多架飞机中间,敌我混在一起,展开了白刃战。

当时,赵崇德同志跑前跑后地指挥部队。突然,他看见一个敌人打开机舱,跳下来抱住了以个我军战士,那个战士回身就是一刺刀,结果了敌人的性命。

这是一个好机会,赵崇德同志大声喊道:“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

只听“轰!轰!”几声,两三架飞机燃起大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片刻,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的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

正在这时,老李的那挺机枪不响了。原来他正举着铁锨猛砸,嗬!看来他倒真想砸块飞机尾巴拿回去哩!

赵崇德忙跑过去喊道:“快打!砸什么!”

听了赵崇德营长的话后,老李又抱起机枪扫了起来。就这样,敌人守卫队的反扑被杀退了。赵崇德同志正指挥战士们炸敌机,突然一颗子弹把他打倒了。

几个战士跑上去把赵崇德抉起,他用尽所有力气喊道:“不要管我,去炸,去……”

话没说完,这位“打仗如虎,爱兵如母”的优秀指挥员就合上了眼睛。

赵崇德的牺牲使战士们感到万分悲痛,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有的端起枪朝飞机猛烈射击,有的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机,还有的把集束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冒着密集的枪弹,爬上飞机,拉响手榴弹,与敌机同归于尽。

几十分钟后,敌军守卫队大部就歼。大部分敌机燃烧在熊熊的烈火之中。

当住在阳明堡镇里的日军装甲车急急赶来增援时,我军已经撤出了战斗。

但是机场里的残敌却把增援他们的部队误认为是我军又发起了攻击。于是,日军双方对打起来。他们自相残杀好一阵才发现是误会。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的胜利消息,通过无线电迅速传遍了全国。那些国民党将领们,开始根本不相信。他们仍说“就凭八路军那破武器还能打飞机,不可能!”

可是自从10月20日起,一连几天忻口太原都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那些畏敌如虎、胆小如鼠的国民党军官方才张口结舌了。

夜袭阳明堡机场是一二九师769团出征抗日的第1仗。这次战斗,毁伤敌机20余架,毙伤日军100多名,使其在晋北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优势,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的防御作战,并以事实驳斥了“唯武器论”和“亡国论”,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

部队化整为零赴战场

1937年秋,刚刚走上抗日战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取得了阳明堡之战的胜利后,师主力部队挺进到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昔阳地区,打击沿正太铁路西进的日军,先后取得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胜利。

11月8日,太原失守。从此,整个华北的战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开始了变游击区为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

在这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及时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规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他提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

因此,我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也为了做好八路军下一步的作战部署,11月10日,八路军总部在和顺县石拐镇,首先召开军民团结抗日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太原失守后,山西正规战争已经结束,开始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而如何正确指导新阶段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八路军面临的紧迫问题。”

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在石拐镇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和决定“新阶段”的作战方针和各师的任务。朱德总司令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又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首长,还有刚刚赶来这里的刘伯承、张浩等人。

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给总部的指示,具体部署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工作。

会议决定,第115师之晋察冀部队和晋西北之第120师部队,继续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做好粉碎敌人“围攻”的准备;第115师主力一部由晋东南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和第115师一部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随后的11月13、14两日,第一二九师在石拐镇召开全师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首长列席会议。

会议开始后,刘伯承师长作了动员报告。他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决定,并部署了第一二九师和部队的行动方向与任务。

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刘伯承强调了必须结合实际理解它们的重要意义,他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现在到了全面执行的时候了。目前日寇正忙于正面战场的进攻,但是他们占领的只有点和线,广大乡村尤其是山区还是‘真空’地带。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面撤迟,无力他顾。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对日作战和收拾那些趁火打劫的散兵、土匪和压榨百姓的汉奸,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抗日的社会秩序。我们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我们八路军的英勇抗战行动,模范的群众纪律,特别是第一二九师出征以来连续取得了阳明堡、七亘村、广阳等战斗的胜利,受到了群众的拥护,这就使我们具备了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和时机。”

关于第一二九师各部队的行动方向和任务,刘伯承宣布了师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全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团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

在会上,一二九师政委张浩作今后军区建设工作的专题报告,并具体安排在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

这一系列会议在一二九师征战史上和八路军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历史学家称为“八路军石拐会议”。

石拐会议之后,这次会议是第一二九师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史称“石拐会议”。

在石拐召开的这次会议,不仅是创建以山西为中心三大根据地的里程碑,而且还拉开了以八路军为主体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帷幕,使全民抗日烽火从太行山巅燃遍整个华北,为夺取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拐会议之后,刘伯承、张浩率一二九师师部移驻辽县,一二九师部队主力随即化整为零,按照指定的地点奔赴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例如著名的秦赖支队。秦基伟的这支游击队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抗战爆发后,秦基伟以“游击队教官”的身份,到山西太谷一带组建抗日游击武装。

经过积极筹备,1937年11月初,“太谷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就在太谷县城白塔寺内宣布成立了,由秦基伟担任指挥长。游击支队有280人。

然而,几天后,日军占领了太原。太原失陷,太谷顿时没了遮挡,阎锡山的县政府稀哩哗啦跑得没了踪影,县长刘钰携带两干元现款私逃了。

12月6日,秦基伟集合队伍于夜间摸进县政府,那里已是空****的没有人了。但尚有一批武器,还有阎锡山存放在太谷县没来得及运走的棉被和军衣,我军满满地装了几马车,浩浩****出了县城。

第二天晚上,支队部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支队由“太谷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改称“八路军太谷游击支队”,秦基伟任司令员。

之后,该游击支队连夜行军,径奔太行山中心榆社。当时,赖际发同志正在榆次组织工人游击队,秦基伟就派人跟他取得了联系,请他向一二九师师部报告游击队的情况。

然后,秦基伟率领部队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榆社县城附近的下武村,在那里休整待命。

队伍是拉出来了,秦基伟的任务算完成了一半。但是,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这支队伍最终能不能跟秦基伟进太行山,一切都还不确定。

这是因为,当时这支队伍成份新,大部分是学生,也有少数工人、农民和小商。别看干革命是头一遭,革命的理儿他们却知道得不少,不光是中国革命的事,连苏联是怎么闹革命的他们都知道。

就在这时,秦基伟听说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胜仗,朱德总司令带着部队要到榆社休整,将路过下武村。

听到这个消息后,秦基伟赶紧宣传。游击队里谁不知道朱德总司令呀?大家都很振奋,都想见到总司令。

于是,秦基伟把队伍集合起来,夹道等候。果然,不多一会部队过来了,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又是凯旋之师,非常威风。

朱德总司令骑在一匹缴获的大洋马上,看见路边有游击队伍欢迎,也很高兴。

当时,朱德并不认识秦基伟,但秦基伟不管那么多,等总司令走近了,秦基伟大步踏上路中央,给朱德总司令敬了个礼,报告说:“总司令,我是一二九师派到太谷的游击教官,现任太谷游击支队司令,我的部队想见总司令。”

朱德翻身下马,同秦基伟及其他其他几个支队领导握了手,还给部队讲了话,临别时送给秦基伟一把东洋战刀,还有两支枪。

见到总司令,对部队是个很大鼓舞,部队的士气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不久,部队接到一二九师师部的指示,要秦基伟带领队伍去破坏白(圭)晋(城)路。

当时,这支队伍虽然已经成立了几个月,但还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参加过战斗。成员又多是学生,第一次接受八路军一二九师的破路任务,个别同志不情愿。

秦基伟的态度很明确,既然我们是“八路军太谷游击队”,就得像个路军的样子。执行命令这一条绝不含糊。这是师部第一次交给我们的任务,必须完成,没有别的选择。

在秦基伟的命令下,这支部队参加了破坏白(圭)晋(城)路的行动。

破路之后,秦基伟又接到指示,要我把队伍带到石拐。就这样,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部队,来到了石拐镇。

1937年11月的一天,一支由秦基伟率领的游击队来到了石拐镇。此时,留在石拐镇的是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王近山率领的772团。

徐向前算是秦基伟的老首长了,见到徐向前,秦基伟感到非常亲切。简单聊完分别后的情况之后,秦基伟把自己这支游击队的发展情况向徐向前作了汇报。

听完秦基伟的汇报后,应秦基伟之前,徐向前副师长专门给这支游击支队发表了重要讲话,鼓励他们积极抗日。

随后,772团还跟新来的游击队搞了文艺联欢。晚会上,772团的老八路和游击队的这群新八路还联合唱了一首歌,歌词大意:炮火连天,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我们是抗日先锋军,

英勇地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坚决与敌决死战。

开始游击队的一些新同志不大会唱,主要是老八路唱,唱了两遍,游击队的同志全会了。以后,这首歌也成了这支游击队的队列进行曲。

在石拐开展的这些活动,使游击队很开眼界。特别是主力部队严谨的战斗作风和紧张的生活秩序,给游击队很大促进。

在石拐住了有半个月,赖际发领着榆次游击队也赶到了,他的队伍主要是晋华纱厂的工人,有100多人。

根据一二九师命令,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的这两支游击队再加上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合编在一起,从此诞生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

全支队共有500多人,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成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秦赖支队”共分三个大队。一大队即原来的平定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大队长是尹立海,政治委员糜镛;二大队是赖际发带来的榆次晋华纱厂工人游击队,大队长齐开宏,政委李承文;三大队就是原来的太谷游击队,大队长成德发,政委侯维煜。

随后,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秦赖支队,活跃在晋冀豫一带,成为这一带抗日部队中的一支劲旅。

除了秦赖支队外,另外一些部队也在积极组建之中。1937年冬季的一天,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把第769副团长汪乃贵找来。

看了一眼年轻的汪乃贵,刘伯承说:“听说你在昔阳西寨搞起了一个党支部,抓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不错嘛!看来你还是个粗中有细的人物哩。现在,师里决定由你去成立一个游击支队,你当支队司令员,怎么样?”

听说要让自己当司令,汪乃贵连忙说:“哎呀!师长,这可不成。您是知道的,叫我带兵打仗还凑合,让我去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西寨毕竟只是个村庄,群众基础也好,抓起来并不太难。一个支队管一大片,党、政、军、民,样样齐全,我大字不识几个,记个指示看个文件都成问题,怎么挑得了这副担子呢?”

刘伯承严肃地说:“嗨,一不是叫你去当山大王,二不是前清考秀才,是闹革命,打日本,你是专家嘛!”

停顿了一下,刘伯承又说:“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我们的老传统嘛!没有文化要抓紧学习,不能老当睁眼瞎,这个我讲过不知多少回了。”

对于记笔记的问题,刘伯承说:“暂时你不会记笔记,开会时你带一根绳子来,我说一件事,你用绳子挽一个疙瘩,‘结绳记事’总会吧。”

最后,刘伯承郑重地说:“现在党和人民需要你去当司令员,你就坚决去当,还要想办法当好。怎么样?你还有意见吗?”

听了刘伯承师长的话,汪乃贵回答:“没有意见了,我服从分配。”

刘伯承高兴地说:“这才是嘛!你去找李达处长,叫他给你一些人,你带着去发展。”

就这样,12月12日,直接隶属于第一二九师的“汪乃贵支队”宣告成立。

除了“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外,石拐会议之后,为了开辟晋冀豫根据地,一二九师的各路部队也都纷纷出动。当时,一二九师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等,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分别到晋东南地区的沁县、长治、陵川、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县开展工作。

桂干生、张贻祥率领一二九师由教导团30多个干部组成的游击支队,到平(定)和(顺)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邱段以西的晋冀地区活动。

张贤约、张南生率领由第七七一团、教导团各1个连组成的先遣支队,到辽县以南、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的冀豫地区活动。

赵基梅、涂锡和率领由第七七一团一个步兵连及教导团部分干部组成的赵涂支队,到白(圭)晋(城)公路以东、漳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太(行)南地区活动。

谢家庆、张国传率领教导团部分干部组成谢张大队,到榆社、武乡、襄垣、黎城地区活动。

各游击支队在活动中都与中共当地的工委或特委组织互相合作,密切配合。

除此之外,豫北地区由唐天际率领直属八路军总部的晋像边八路军游击支队开辟。同蒲路以东、白晋公路以西、曲(沃)高(平)公路以北的太岳地区,由决死纵队进行开辟。这些部队开赴根据地之后,在我中共地方组织的支持下,同牺盟会等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促进了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东进纵队挺进冀南

1938年12初的一天,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到一二九师师部接受新任务。一进门,政委张浩就把一个高个子的人介绍给了陈再道。

张浩说:“不认识吧?他叫李菁玉。”

刘伯承师长站起来说:“陈麻子嘛,以后他就是你的合作伙伴了。”

刘伯承把“陈麻子”三个字叫的很有韵味,几个人都乐了起来,陈再道自己也憋不住了,倒是刘伯承没有乐。刘伯承说:“我们决定抽调五个连组建一个东进纵队,由你担任司令员,李菁玉担任政委,去冀南开辟根据地。”

刘伯承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打算出兵冀南呢?原来,冀南地区是指河北省平汉路以东,卫河以西,沧石公路以南,漳河以北的平原地区。这个地区是连接山西省和山东省的纽带,又是控制南北交通的重要地区。

当时,冀南地区的情况异常混乱。河北省的石家庄、邢台和山东省的德州失陷后,国民党在冀南的军队,如宋哲元等部,已经南逃。日军南下占领大部分县城之后,主力继续南进,留在平汉、津浦路及抢石、邢(台)临(清)公路的部队,收买、利用一些民族败类在各县筹组“维持会”、“皇协军”,以建立伪政权。

各地的土匪、失意军人等,到处招兵买马,一时匪迹遍野,“司令”如毛;地主、商人、政客等则打着“防匪自卫”的旗号,组织民团和各种道会门,以维持其统治。

这些土匪、民团、游杂武装,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在日军、汉好的挑拨下,互相火并,并肆无忌惮地好**烧杀,抢撩敲诈,闹得民不聊生,田园荒废。

广大人民目睹家乡沦陷,又遭土匪、汉奸和各种游杂武装的蹂脆、渴望社会秩序迅速安定,武装起来杀敌救国。

在我八路军主力到来之前,我地下党已经组织了一些武装,并在土匪、游杂武装中做了一些宣传和争取其抗日的工作,129师已派胥光义、孙继先等30多名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地区,了解情况与开展工作。

但由于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力量比较小,还不能扭转这一混乱的局面。鉴于此,一二九师才决定组建东进纵队,纵队由第385旅769团的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386旅的1个骑兵连组成。

接受这次东进冀南的任务后,陈再道深感任务的艰巨,他与随军东进的地方千部一起,对冀南的形势和如何开辟这块,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作了反复研究。

大家认为,冀南地区当时正处在国民党的军队、政府逃跑了,我党领导的全面抗战的局面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都在活动的特殊时期,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紧紧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把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都争取到扰日的道路上来,才能打开局面。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只要我军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能够打开局面,建立起巩固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

就这样,陈再道带领着这支部队出发了。

按照陈再道等人的计划,部队越过平汉路,抵达魏家庄后,他们下一步的目的地是巨鹿、南宫县。

这是因为早在1935年,在我党的领导下,这里曾举行过暴动,群众基础较好。同时,巨鹿和南宫离铁路较远,敌人尚未占领。因此,陈再道等人决定以这两个县为立脚点,开辟整个冀南工作。

到了魏家庄后,胥光义等同志和群众告诉陈再道,巨鹿一带在打仗。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陈再道决定暂时住下。

一天,陈再道等人正在开会,侦察参谋突然领着1个衣衫槛褛、面带倦容、年约30岁的老乡,来见陈再道。

不等参谋介绍,这个老乡就伸出两手紧紧地握住陈再道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兴奋地说:“可找到了!”

原来这个老乡是冀南地下党派来给陈再道送信的同志。这真使陈再道等人喜出望外。陈再道叫陈再道先吃饭,休息一下,但他怎么也不肯,急忙取出缝在棉衣里的信,然后向陈再道详细地报告了巨鹿一带的情况。

据这位老乡讲,现在在巨鹿县,县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史汝南、邱庆福、王子耀等部,为争夺地盘和势力而在互相火并。他们在巨鹿城西一带摆开了1条10多公里长的战线,已经打了10多天。

刘磨头等本是当地的惯匪,近来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一批国民党溃散的官兵,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六七十人。他们到处烧杀好虏,群众对他们恨之人骨。

巨鹿县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是当地封建势力的代表。早在1935年他们就残酷地镇压过我党领导的暴动,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现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维持会”。他们的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同时又有相当深厚的封建统治的基础,不少群众还受其欺骗和蒙蔽。

此时,陈再道明白,巨鹿是进入冀南的一个门户,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一事件,否则,我军部队不仅无法进入该县,而且对打开局面,开辟整个冀南抗日根据地也很不利。

于是,陈再道召集负责同志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两方面我们都不能帮助,因为一方虽打着抗日旗号,却是土匪性质的部队,另一方是已与日军有勾结的当地的封建势力。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双方晓以抗日大义,进行调解,争取他们在我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

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呢?陈再道等人估计这是有可能的。从巨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害怕土匪,如果土匪打进城,他们的统治也就完蛋了。同时,他们虽然接受了日军的委任,但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和我军威震华北,并已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情况下,还不敢公开投敌。加之,他们虽然害怕共产党、八路军,但由于土匪已危及其生存,靠日军的势力一时又靠不上,因此,只要我军能晓以大义,说明我党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他们是可能接受的。

至于土匪刘磨头等人,虽然人数较多,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矛盾也多,他们嘴里喊着“打开巨鹿过年”的口号,实际上也知道进攻巨鹿,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同时他们现在还打着抗日的旗号,我军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说服他们停止进攻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讨论的结果,陈再道一面派人赴刘磨头指挥部,劝说其停火,一面写信送到巨鹿城,要保安团深明大义。为了对双方施加压力,我军还将部队移至紧靠火并地区的邢家湾。

刘磨头在我方代表的耐心说服下,见正义难违,同时惧怕我军与保安团联合起来消灭他们,便见阶下台,答应停火。王文珍等第2天也复信,欢迎我军派代表进城商谈调解。

于是,我军就派张子衡等同志到巨鹿城进行商谈。王文珍、甄福喜、刘建三等对我方代表表面上奉承迎合,内心里却打着鬼算盘,企图借我军之力,迫使刘磨头撤退,但又想阻止我军进入巨鹿城,以便继续维持其统治。

因此,停火问题虽很快达成了协议,土匪退出巨鹿县境后,保安团也退至城内,但对我军入城间题却借故拖延,一直谈了两天多,在我方代表耐心地宜传了我党的各项抗日政策,严肃指出了他们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们才不得不同意我军的主张,答应我军开进巨鹿城。

1月25日一早,陈再道和李菁玉率部队由驻地出发,下午3时到了城西关。

这时,城门口已站着一大堆人,他们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西服或军装。看到我军便哈腰鞠躬、拱手作揖。可是就在这些笑脸后面,城墙上、城门口刀枪林立。

我军装作没有看见,正要入城,掌握该县实权的县政府秘书刘建三,急忙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满脸陪笑地说:“敝县城内房子很少,难民甚多,贵军在此下榻,恐使官佐身受委屈,吾辈同人商议,想请贵军暂且退驻城西一带,务期察谅东进冀南努石民困。粮草概由政府筹办。”

显然这是他们耍花招,拒绝我军入城。考虑在此情况下,如我军强行入城,就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不利于分化其内部,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因此,李菁玉留下进城继续谈判,陈再道则将部队带至城西北2公里多的张家庄住下。

第2天拂晓,陈再道派骑兵连绕过巨鹿县城,到城东南去警戒威县之敌。骑兵连有意拉开距离,经沙地向东南方向奔驰时,沿途尘士飞扬,兵力莫测。

王文珍、甄福喜疑神疑鬼,认为我军是在包围巨鹿城,于是急忙以巨鹿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名流士绅等名义联名请陈再道去吃饭。

为了对他们施加点压力,第一次陈再道以“军务在身”为理由没有去。他们又派人来请,陈再道以同样理由推辞了。

这下他们慌了,只好恳请李菁玉亲自来请陈再道进城。李菁玉对陈再道说:“你不进城,他们连觉都睡不着啦!”

陈再道考虑他们既然反对我军入城的态度在表面上有所收敛,可趁机做些工作,就带着三个骑兵警卫员进了巨鹿城。

在宴会中,刘建三有气无力地再三解释不让我军入城的理由,请陈再道切勿误解。王文珍、甄福喜等也灰溜溜地坐在陈再道对面,一声不吭。

但是,有几位开明士绅,对我军调解巨鹿事件再三表示感谢。

针对这种情况,陈再道又将党的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一番。说明我们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奉命为破坏津浦路,配合台儿庄会战,发动和领导冀南人民扰日游击战争,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而来的,不仅巨鹿城要进,冀南一切地方我们都要进。

接着,陈再道又严肃地说:“诸位当中不少是有志抗日之士,但也有个别人,曾杀过共产党,手上沽满了人民的鲜血,现在又接受了日军的委任,准备组织维持会,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当陈再道说到这里,只见刘建三、王文珍、甄福喜等,把头低下去,不敢看陈再道一眼。

但当陈再道说到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不念旧恶,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扰日的时候,刘建兰等人才抬起头来连声说道:“共产党宽大为怀!”

最后,陈再道又明确地提出了3点要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保安团听候我军改编。

陈再道讲完话,那几位开明士绅立刻前来向陈再道敬酒,表示坚决拥护。王文珍、甄福喜等则急忙向刘建三递了一个眼色。刘建三不得不强自振作地站起来,宣布他们完全接受陈再道提出的条件,表示今后一定参加抗日,井准备明日欢迎我军进城。

就这样,27日上午,陈再道率部队开进了巨鹿城,群众夹道相迎。

进城后,我军与地下党举行了公开会合,并成立了“巨鹿县战地急动员委员会”,委派了县长。接着又将保安团改编为东进纵队第5大队。

同时,我军也派了一些干部到刘磨头部,进行抗日教育和改编工作。

“巨鹿事件”的解决,是我军到冀南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我党我军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井且也消除了一部分地主士绅的疑虑。使倾向抗日的更加依靠我们,一部分动摇者,也迫于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和我军的声威,不得不向我军靠近。

因而在“巨鹿事件”解决后,南宫、清河、冀县、新河等县的各界人民纷纷派代表请我东进纵队前去安定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

为了冀南地区的军事力量,1938年3月19日,第一二九师派遣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领一个骑兵团抵达冀南。就这样,随着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骑兵团的到来,翼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徐向前率部入冀南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全国坚持抗战与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这些地区应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很显然,从这份指示可以看出,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不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蓬勃发展。

根据中央这个指示,朱德、彭德怀令一二九师主力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

按照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129师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邓小平政委于4月下旬在辽县西河头召开会议,研究具体行动部署。

经过激烈讨论,最后会议决定全师主力以平汉铁路为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由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组成,由徐向前率领,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三八六旅主力组成,由陈赓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

在宣布这个部署时,刘伯承说:“我们从战略上展开是雁行阵势,这就是中央突击、两翼配合展开,徐师长带领的部队就是雁头,‘向前’嘛,徐师长一定能带好这个头”。

4月26日,“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与徐向前一起出发的有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

指战员们沐浴着和煦的春光,在太行山中崎岖不平的路上行进。晓行夜宿,一路行经寒王镇、东西喂马、松烟、青家砦、将军墓等地。

在将军墓,徐向前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发动骨干讨论进入冀南如何打开局面。

对冀南平原,徐向前早有所图。1937年12月初,冀南地方党曾派人到一二九师,说国民党的军队都跑了,各县政府塌了台,乱得很,请八路军去收拾局面。

当时刘伯承、徐向前商量决定,先派几个人去看一看。于是,令张贤约带领几名干部,名义上叫先遣支队,进入冀南的沙河、邢台一带。任务是了解情况,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

接着于12月中旬,一二九师制定了“路东计划”,又派孙继先、胥光义带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尧山等地活动。

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并且将部分农民和收编的地方武装,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

1938年1月初,徐向前和张浩向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提出:“我们重要的是发动人民,使地方武装与敌对峙持久。现敌人不只很注意铁路(平汉路)西,路东亦然”,“我们在路西已可站住脚,目前应迅速将路东的基础建立起来。”

之后,一二九师派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李菁玉率由步骑兵6个连队,组成的东进纵队去冀南,会同孙继先、胥光义支队,在南宫地区消灭了一些土匪、伪军,站注了脚跟,力量不断扩大。

3月中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又率骑兵团、重机枪连和马玉堂的地方独立支队开赴冀南,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这一次,徐向前终于亲自率部来冀南了。

5月1日,部队由平庄向平汉路接近,准备越过平汉路。由于这一带敌人守备严密,能够顺利越过平汉路,是此次行军过程中的一个最大考验。

不过,其他部队的配合,为部队越过平汉路提供了重要条件。此时,陈赓率七七二团,陈再道率东进纵队,张贤约、张南生率本支队同时由四面向邢台进逼。

因此,由于部署周密,夜晚十点徐向前率部安全进入路东地区,没费一枪一弹。

5月2日,徐向前进入冀南的第一个县城——巨鹿。

当晚举行了欢迎会,县长、开明士绅及一些名流应邀出席。这些人没见过徐向前,脑子里装的都是反动宣传灌输的那一套。所以他们听说欢迎徐向前,精神都很紧张,不敢多说话。

骑兵团团长王振祥和政委邓永耀,把各位宾客一一介绍给徐向前。他微笑着与他们握手,紧张的空气才渐渐缓和下来。

第二天,县政府设宴为徐向前洗尘。席间,徐向前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深入浅出他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当地人士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力打击日寇。

徐向前的讲话,坚定而朴实,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这次会见,国民党关于徐向前“青面獠牙”之类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人们私下论议:“徐将军是一位文雅的人、朴素的人”,“徐向前是一位精干的将领”。

后来,当王振祥把人们对徐向前的印象的这一变化告诉徐向前时,他只是一笑置之。

5月7日,徐向前和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率六八九团,七六九团和曾国华支队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行军到达南宫,与先期来到这里的陈再道、宋任穷会合。

当时,冀南的情况十分复杂。邯郸、邢台、威县、丘县、南和、临清等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均为日伪军占领;枣强、冀县、衡水、武邑、景县、阜城为赵云祥的民军二路盘踞;南宫城附近及枣、冀、武强、清河等地又有反动会门六离会活动。政府号令不行。

此外,还有一些非敌非友的杂牌武装插花并存,犬牙交错。八路军虽占有南宫、巨鹿、武城、清河、广宗等县城及附近地区,但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到南宫后,徐向前根据情况同陈再道、宋任穷商量决定首先打掉威县的日伪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这样可以提高八路军的威信,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5月9日,徐向前下达了作战命令,令689团攻打威县城;令东进纵队第一团、骑兵团袭击临清,主力在临清至威县间破坏公路,并准备伏击临清出动的增援之敌;令769团和曾国华支队在威县至平乡间的高阜镇设伏,准备伏击平乡出去的增援之敌。

次日凌晨四时整,进攻威县的战斗打响了。这次战斗,我军消灭威县日伪军二百多人,临清日伪军一百多人,而我八路军也有一百四十多人阵亡。

这次战斗的意义也非常重大,此役之后,驻临清、平乡的日伪军也相继弃城逃跑,集中到邢台一些靠近铁路线的据点中去了,以南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又向南得到扩展,日军因为兵力不足龟缩在他们占领的几个县城里不敢出动。

然而,就在我军刚刚攻克威县的第二天,活动在南宫东部小李庄一带的六离会,制造了震惊整个冀南的严重性流血事件。

徐向前果断指挥七六九团和骑兵团,对其进行包围。在我一二九师的痛击下,六离会一帮乌合之众,死的死,伤的伤,其头目李耀庭等也被生俘。

六离会被解决之后,徐向前挥师向东、西方向发展,连克临清、高唐、夏津等县城,当地的杂牌武装纷纷分化、瓦解。

到了1938年6月底,冀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先后收编和改编了大小数十股土匪、游杂武装,和20余县的民团、保安队,总计两万多人。

与此同时,在徐向前帅部挺进冀南的时候,陈庚等人率领的第386旅,则向豫北一带发展,先后开辟了豫北安阳、林县、辉县山区抗日根据地。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开赴抗日前线的第129师部队得到了很大发展,部队发展到了5万人,组建了独立旅及补充团、骑兵团等;以第769团、独立团、汪乃贵支队合编为新385旅;另将各基干游击支队分别合编为先遣支队、独立支队和独立游击支队。

从9000多人到5万人,一支威武雄壮的抗日之师,在巍峨的太行山上、在广阔的冀鲁豫平原上诞生了,他们将在充满血与活的抗日战场上接受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