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刚刚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毛泽东、朱德就开始在黄陂地区领导苏区军民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了。
1931年2月17日，在小布召开了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
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了言，他指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大胜利，号召军民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搞好生产，发展苏区经济，为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做好准备。
为了更好地组织军民共同对敌，2月20日，在宁都小布赤坎村，毛泽东冒雨指挥军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赤坎村中的龚氏宗祠宣告正式成立。
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央苏区乃至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央苏区在实质上得到形成，对外宣示了中央苏区已经存在了。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直接从政治上领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了组织基础。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成立的同时，发布了《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的成立及其任务》。
通告指出：
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现在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一人，C.Y.中央一人组织之。现已正式成立，开始工作。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于苏区中央局领导。
鉴于周恩来仍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等职，尚未来中央苏区，所以书记由项英代理。
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这为各革命根据地团结一心，齐力打破敌人的围剿做了准备。
中共苏区中央局是针对当时根据地快速发展的形势而产生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组织下成立起来的，党中央很早就在筹备相关工作了。
从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到1930年上半年，苏维埃区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大。
中共领导人民先后创建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十多万人。
但是，由于各根据地地处偏远的山区，而中共中央却远在上海，再加上战争和国民党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等原因，广大苏维埃区域的政权，始终零散而不统一，中共中央很难与之沟通，各路红军也没有统一的指挥。
为使零散的苏维埃区域与各部红军，得到统一的指导而求得密切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区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1930年8月29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信》中进一步强调：“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并附苏区中央局名单：“关向应、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袁国平、史文彬、王守导，指定关向应为书记。”
9月28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指出：“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导。”“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
当时中央已派关向应前往江西苏区组织苏区中央局。关向应到达长沙时，由于红一、三军团第二次进攻长沙，无法通过，未能抵达江西苏区，所以中央决定改派长江局书记江钧前往。
江钧即项英，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江俊、张成；湖北武昌人；他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后，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
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
项英同志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项英同志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
1930年8月开始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不久即接到组织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任务。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决定苏区中央局的名单：“江钧、泽东、少山（即周恩来）、涛南、朱德、振明、余飞、当地工人一人，书记少山，由江钧代理。”
10月29日，《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中说：“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
但由于总前委没有收到这封指示信，因此在项英没有到达中央苏区前，苏区中央局一直没有成立。
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0年11月离开上海，经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于12月底进入江西苏区。
1931年1月上旬，项英抵达中央苏区所辖的江西宁都小布，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原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宣布撤销。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宣布撤销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下属的赣南、赣东、赣西、北路等行委组织。
1931年1月17日，在富田成立新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等5人组成临时常委会，陈毅任书记。
同月，在赣县白鹭和宁都分别成立了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下属的中共南路分委和中共东路分委。中共南路分委书记罗寿男，组织部长钟锡球，宣传部长张芳惠，秘书长朱曦东，领导兴国、于都、赣县、万安县委和于北区委。中共东路分委书记谢唯俊，领导永丰、乐安、宁都、南丰、广昌、石城等县委和宜黄县工委。
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1931年2月6日和2月13日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一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四人为常委，项英为代理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工作，王稼祥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
苏区中央局机关设在小布赤坎村龚氏宗祠，工作人员很少。在小布期间，苏区中央局先后发出8份通告，对苏区的政权建设、工会和青年团工作、土地问题和反富农政策、地方武装建设以及对处理“富田事变”等问题作出部署。
2月22日，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等机关离开小布，移驻黄陂山堂村胡家祠。
3月18日至21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
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
当时对于3人的工作分别有如下安排：任、王着重于苏区中央局的组织和宣传，时年23岁的顾作霖则负责苏区的共青团工作。
4月中旬，代表团成员来到宁都青塘。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青塘继续召开。会上决定：“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同志，参加中央局为委员，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但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会议和工作。”
5月，中共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的职能作了调整，在《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指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个人的代表与集体的代表在职权上原无分别……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一般的都是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决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对苏区中央局的管辖范围也重新作了明确规定：“江西苏区的中央局，他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在有些苏区省委（如湘鄂赣，赣东北）还没与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须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导该区省委工作或直接归中央指导。”
这样，就明确规定了苏区中央局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指导的也只能是江西、闽粤赣、湘东南、湘鄂赣、赣东北等五个省委的工作，而不是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
为答复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所提出的增选彭德怀等五人为委员一事，8月30日，在《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明确答复：“中央局的成分以派去的邓发同志与现在苏区的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七同志共同组织。”
任弼时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通过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争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对项英“则觉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
再加上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时，认为“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并主张用党的会议方式来解决党内分歧，这与中共中央定性的富田事变是“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并要求“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相悖。
因此，10月11日，任弼时等人在向中共中央发出的“十月真电”中提出：“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四军长)、周以栗(总政治部主任)、曾山(省政府主席)、陈毅(赣南特委书记)为中央局委员，请批准。”
中共临时中央接到“十月真电”后，答复说：“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如对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见，应报告中央由中央解决。”“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代会和苏大会。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苏维埃中央军委也在小布成立，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
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苏区成立的、担负领导和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军事斗争和革命武装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国共产党从军事上组织领导第二次反“围剿”准备了充分条件。
1930年3月以前，对全国军事斗争和革命武装组织的领导，由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周恩来、杨殷先后担任中央军事部长。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军事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关向应任书记。中央军委先后在广东和湖北设立南方办事处和长江办事处。
党中央在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情况下，又决定成立中革军委，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曲折过程。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党的六大决议指出“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
据查，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为直接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成立的指挥机关称“军事革命委员会”。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9月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实行集体领导的最高军事权力机关”，“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的全权”。
从1925年10月最早组建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的王一飞、颜昌颐、聂荣臻等，到1929、1930年回国在中央军事部、中央军委担任要职的曾中生、傅钟、李卓然、朱瑞、刘伯承等，均经过苏联军事院校学习。
他们对属于党的组织系统的军事部门与属于革命政权苏维埃政府组织系统的军事部门的关系是清楚的。但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应用时仍然遇到问题，经历了探索、实践、发展的过程。
二是吸取国民党新军阀篡夺军权的教训。
1925年7月，实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帮助下，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防止军事首长个人独裁。
但随又成立了北伐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担任统揽大权的总司令。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篡夺了军权、党权、政权，叛变革命，开始了新军阀反动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创建人民军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
为了避免革命武装再变为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其间，中共吸取了国民党新军阀实行军事独裁的教训，从打出苏维埃旗帜起，便明确规定设立归苏维埃政府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如1927年11月广东省委成立了起义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广州起义后，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由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任主席，其下设工农红军指挥部。
这是中国最早宣告成立的地方苏维埃军委。根据广州起义和东江建立苏维埃军委的经验，1928年3月中央《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通告规定，省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之下，设海陆军委员会”，“全省境内之赤军（工农革命军）归省苏维埃指挥调遣”。
三是结合实际，明确规定“党的军委”与“苏维埃军委”的关系。
1928年5月，党中央的《军事工作大纲》对“党的军事组织与苏维埃的指挥系统”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军事问题既因暴动的发展而趋重要，党的军事（委）必须成为健全而有力的组织，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军事之指挥系统，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应由得力同志组织之。同时即为党的军委。”
这里不仅明确了党的军委、苏维埃军委组织之健全及人员构成的要求，而且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苏维埃军委同时就是同级党的军委。两者是一套班子，对内是党的军委，对外公开是苏维埃军委。6月4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信重申“红军由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
四是党的六大及其后中央强调红军应由苏维埃军委指挥，不能由党直接指挥。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报告中称，“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之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海陆丰红军……实际在东委书记一人指挥，脱离群众政权的指挥，这应改正”；“军事指导集中……非集中到个人，而是集体指导”。
党的六大《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武装起义参谋部应受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且宜迅速变为红军司令部，指挥该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工人纠察队和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
但在当时红军初创阶段执行上述规定存在困难。由于新组成的红军、新建立的根据地尚不够巩固，往往受敌军围攻忙于应付作战且难以固守一地，立即成立由当地党、群工农骨干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很难做到，勉强组成亦流于形式，主要成员只随军行动。
如红四军在井冈山于1928年5月正式宣告成立后，不久即成立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并设立军事部。但红四军仍由党中央指定的前委指挥，并未由苏维埃军事部（军委）指挥。
1929年夏秋，红四军前委内部围绕前委领导作用等问题发生分歧与争论。主要原因是建军初期经验尚不丰富，对党中央关于红军领导指挥系统规定理解不一致；部分成员对党的绝对领导（前委、军委、师委等）制度产生怀疑，过分强调军事首长（一长制）的权威等；前委当时直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存在“党管一切”，党政不分，“视军事机关及士委为虚设”，“造成党军”的印象等。前委书记毛泽东一度被排斥了领导职务。
经过党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红四军召开了党的九大，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
如“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这一个办法目前不必马上执行”。
这样做，在当时来说是切合客观实际的组织形式。同年12月，中央即明确规定：“朱毛红军——应发动群众斗争，帮助其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并准备联合各地工农团体代表及士兵代表会议成立三省边界工农革命委员会，以（为）各地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公开的指挥机关。”
五是确定“前委”对内“革委”对外、“前委”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领导形式。
随着各地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新革命根据地开辟扩大的需要，党中央原规定红军党归当地特委、省委领导已不适应新的形势。
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来信》就向中央建议，“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指挥，亦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
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湖南及湘赣边界，多次的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毒害”。
同年12月，湘鄂赣边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亦建议，“五军须直接归中央指挥”。
党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930年3月关于成立红一军的指示规定，“前委与边特的关系……与省委的关系也是横的关系，而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工农革命委员会与前委的关系是不相隶属的。前委是军队本身的集权机关，但对外不能用前委名义出布告，而必然要用工农革命委员会出布告。……对内的问题仍是前委”。《中央给三军前委信》亦明确“三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
六是立三路线的错误证明了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红军是行不通的。
1930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通知称，“现在全国红军的发展指挥统一问题，已非常严重而必要，过去因为没有严格的规定，对各地红军，除中央指挥外，各省省委以至特委都可以指挥，于是指挥的系统既紊乱而决定又常不免有抵触，……因此中央决定关于红军的指挥问题，以后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中央与各地红军距离太远指挥不灵便，中央军委将在各地设立办事处……代表中央军委工作”。
同时，《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规定，“中央军委指挥全国军事运动……军委本身工作，要渐次扩大使成为半群众半公开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由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否认敌强我弱，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组织举行全国总暴动，命令年轻的红军攻打大城市，很快遭到严重的损失。
事实上，驻上海的处于白色恐怖环境的中央军委，由于远离各地被分割的红军，又无现代化通讯手段，根本无法指挥红军的战役行动与组织协同作战，所谓“集中组织，统一指挥”流于形式。
在此过程中，党中央已察觉这种指挥形式行不通。7月即发出《红色区域最高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产生与运用》通知，规定“目前过渡时期的最高级工农革命委员会，不仅是红色区域的最高级政权组织而且要成为战争区域军事政治党务的集中指导机关”；“红军本身的指导机关即由政委、党的书记、军事主管官三人组织军事苏维埃（即现在的前委），以政委为主席，决定一切工作，红军的指导机关是直接隶属于工农革命委员会的”。
这个规定不恰当地将党的前委（党的组织系统）隶属于政权系统的革命委员会。
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的信》称，“如南昌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应在南昌建立，并可暂由毛泽东任主席”。
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于8月26日在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提议：要巩固统一苏维埃区域，在苏区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苏区的工作，并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军事工作。
明确主张改变由在上海的中央军委指挥全国红军的形式。8月29日中央指示“占领长沙后便须立刻召集广大的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央临时政权）”；“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围”，“军委可公开指挥各地红军”。
9月9日周恩来在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作军事报告称：苏区拟划分为六个军区和若干游击队。组织系统为：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军区。
如上所述，关于设立苏维埃军委即中革军委早自1927年11月提出，经过几次变动，到1930年秋，党中央才最后确定了组织形式。
全国苏维埃中革军委事实上是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军“共同前委”逐步发展，渐次扩大演变而成立。
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是由党中央于1928年6月4日的来信指定组成的。古田会议后的红四军前委仍由毛泽东任书记，当时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指挥。
1930年2月7日，以红四军前委为基础，成立了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共同前委”，统一领导红四、五、六军军委与赣西南、闽西、湘赣各特委。委员17人，常务委员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候补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书记毛泽东。
6月中旬，红军“共同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于长汀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精神。
中央认为，“四军是中国红军主力的主力”，“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要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军事及政权”。
根据中央部署，长汀会议决定成立红一军团，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由毛泽东、朱德等组成红一军团前委，以统一指挥红军军事行动和政权建设。同时宣告成立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和政权建设工作。委员17人：毛泽东、朱德、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王怀、林彪、彭清泉、伍中豪、谭震林、陈毅、段月泉、方志敏、邵式平。
这是全国苏维埃区域最早成立的全国苏维埃军委，即中革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成员内有13人是“共同前委”委员，有6人是红四军前委原委员。
这个军委随红一军团行动，开始并未设置机构，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军团前委实施领导决策，由军团总指挥部发布命令指挥部队。
1930年6月25日，红一军团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执行党中央命令北上逼近南昌。鉴于城高防固、敌军跟进，毛泽东、朱德随后改变原定计划。
8月20日，红一军团集中兵力灵活作战，于文家市歼敌3个团又1个营，取得重大胜利。
8月23日，在浏阳永和市同红三军团会师，随即决定成立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何长工等为委员。
还根据党中央7月21日通知，宣告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35人，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何长工、陈毅、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张鼎丞、王怀、伍中豪、潘心源、方志敏、邵式平、萧韶、袁德生、萧道德、段起凤、邱达三、刘光万、涂振农、吴致民、曹易亭、杨岳彬、曾炳春、金万邦等人，毛泽东任主席。
这个工农革命委员会即是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组成，成为“红色区域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最高级政权组织”，这是全国苏维埃的过渡形式。
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后，因随军行动仍未设工作机构，由红军总前委实施领导与决策。同时设秘书，由总前委秘书古柏兼任。
1930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又决定成立红军总司令部，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8月29日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区域中央局与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派原任中央军委书记、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关向应主持组建，并决定两个组织成员名单。
9月初，关向应抵长沙附近受阻，无法通过战区而返回。9月下旬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会后中央又派中央常委兼工委书记项英前往主持成立苏区中央局，并指示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中央军委暂不组织，候江钧（项英）到后再成立，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实际上毛泽东并未成立苏区中央局，仍然通过“总前委”对内统一领导政治、军事、党务工作。
9月30日，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在各特区成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各特区军事指挥隶属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才便于红军作战，集中力量以统一指挥。”
至此，属于政权组织系统的苏维埃军委，正式定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以与属于党的组织系统的“中央军委”相区别。
实际上在此之前，9月23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即称，“总部暨各直属队及第四军随中革军委于明（二十四）日前即移至安源工作三天。”这是历史文献上最早出现的“中革军委”称谓。
1930年10月4日，红军在攻占吉安后，设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驻吉办事处，主任毛泽覃，任务是征调新兵和做衣服。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提议，正式决定组建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周逸群、叶剑英、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邓小平、黄苏、袁国平、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恽代英、李富春等25人为委员，要求在1930年底之前正式宣布成立，后因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而延后。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和项英抵达宁都小布，正式成立苏维埃中央军委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1年1月15日，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宁都小布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宣告正式成立“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同时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开始设立工作机构，由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委员即前述之25人。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的同时，随即撤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已有规定，这个中革军委同时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军委。
苏维埃中央军委成立后，仍保留红一方面军建制，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朱德、毛泽东分别担任总司令、总政委，开始直接领导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和作战。
2月17日，成立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任总政治部主任。同年3月，设立军委总参谋部，朱云卿代理部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毛泽东、朱德、朱云卿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巩固和发展苏区，对全军下一阶段行动作出部署。
1931年2月21日，总部发出“胜字第6号命令”，要求各部队“工作以筹款为第一位”，3月6日前需完成20万元筹款任务，以解决全军两个月的经费给养，同时兼为作战准备，也是建立红色游击队的需要。总部的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以宁都洛口为指挥中心．派一个师进占宜黄县的黄陂，向宜黄县城威逼并筹款；以一个师进占广昌甘竹和南丰白舍地区，监视南丰之敌以掩护筹款；红四军以广昌为指挥中心，派1个师进至南丰县康都圩附近筹款；派1个师沿大道往水南向福建建宁工作筹款；红十二军以宁都城为指挥中心，派红三十四师进驻石城县城，六十四师进驻宁都固村，向石城大由、屏山等地工作筹款；红三军(缺第一师)向乐安大金竹、招携方向发展，相机消灭乐安之敌，占领乐安县城；以红三军第七师和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暂编为西路军，由周子昆指挥，在兴国的高兴圩、永丰圩、江背洞和龙冈头一带，负责牵制敌人。兴国县地方武装和群众紧密配合西路军，对进驻兴国县城及其附近乡村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进行骚扰，使敌人不得安宁。
另以总部红色警卫团进驻永丰县石马，向荇田游击警戒。
各部队按照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迅速行动。被分配到石城县工作的红十二军三十四师进驻县城后，于2月26日帮助成立了中共石城县委，由黄明亮任书记。
当日，又在县城西门坝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恢复石城县革命委员会，谢学坤任主席。石城南部屏山、大由等乡也建立了红色政权。
兴国县东部的古龙冈、梅窖、山寮，当地称为“龙聚三都”，是顽固的封建堡垒。从2月26日开始，红三军第七师派出部队，向这些封建堡垒发起进攻。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第3期《通讯》发表《争取三都七堡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专文，指出赤化三都七堡对于巩固苏区、做好第二次反“围剿”准备具有重要意义，强调要做好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经过1个月的努力，三都七堡终于全部赤化，成立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东乡办事处，贯通了兴国、于都、宁都三县苏区的联系，巩固并发展了赣南苏区版图。
由于敌情未发生重大变化，这次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展开延至3月下旬才结束。
5月下旬，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同方面军总部分开，留驻龙岗。另组成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随军指挥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很快取得反“围剿”胜利，将闽西与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
6月后，在后方先后成立了军委参谋部、经理部、财政部、军医处、政治保卫处、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至此，中革军委工作机构逐步建立。
国民党再次兴兵“围剿”
在打破了敌军第一次“围剿”后，红军乘胜追击，扩大了赣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动了群众，为打破新的“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失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久已闻名的中共中央苏维埃区域，是插在国民政府肝脏部位的红色武装割据地，已成蒋介石心腹大患。
蒋介石原本以为在城市战中被打得节节败退的共产党在农村也会不堪一击，可是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仅与红军接战五天就溃退了。
思来想去，蒋介石非常不甘心，于是，一个新的“围剿”计划开始形成。不久，蒋介石即重新调兵遣将，策划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1年1月29日，蒋介石委派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鲁涤平，代理总司令职权，赴江西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并兼任南昌行营主任。
2月4日，何应钦抵南昌，着手改组南昌行营，召开军事会议，根据蒋介石亲自确定的“厚集兵力，严密包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制定出新的“围剿”计划。
为了组织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18个师又3个旅，共计20万兵力，投入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至3月下旬，何应钦已将他们全部集结在中央苏区周围。
同时，鉴于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
敌人的具体部署为：王金钰任总指挥的第五路军4个师(公秉藩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驻在赣江东岸的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罗霖第七十七师驻扎在赣江西岸泰和至安福一线；朱绍良任总指挥的第六路军3个师驻在南丰附近；张孝新第十三师驻在南丰南城、黎川一线；第十九路军的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及第十二师马崑三十四旅在兴国至赣州一线；孙连仲任总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七师驻宜黄、乐安；关树人的骑兵第一师驻宜黄、抚州、樟树间；刘和鼎第五十六师驻建宁；韩德勤第五十二师驻峡江、新干、清江间。这样，就形成了一条西起赣江、东至建宁700里长的弧形包围圈，向中央苏区压迫过来。
此外，国民党空军航空队第一、三、五分队共7架飞机，分驻南昌、樟树、吉安各机场待命，准备随时侦察轰炸各地红军。
有鉴于此，何应钦狂妄地宣称：此次“围剿”苏区，“我们已有完整精密的计划，无论在物资上精神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相信最短时期内，一定有剿灭共匪可能”。
对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早有预料。毛泽东认为：“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
红军刚刚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毛泽东、朱德就开始在黄陂地区领导苏区军民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了。
1931年2月17日，在小布召开了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
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了言，他指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大胜利，号召军民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搞好生产，发展苏区经济，为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做好准备。
为了更好地组织军民共同对敌，2月20日，在宁都小布赤坎村，毛泽东冒雨指挥军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就在毛泽东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时，发生了一件让毛泽东不愉快的事情。
原来，蒋介石为了报第一次“围剿”红军失败之仇，竟然指派湖南地方军阀何健的部队去挖毛泽东的祖坟，由于毛泽东家乡的乡亲们机智勇敢斗争，何健的部队挖毛泽东祖坟的想法并没有得逞。
后来，有人对毛泽东讲起这件事，毛泽东说：“他们打不赢就挖祖坟，和我不一样，我从不挖别人的祖坟，我打不赢就走。”说完毛泽东一笑置之。
毛泽东很快地排除了不良的心理影响，为了防备敌人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在东韶战斗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等就及时召开部门负责人会议，认真总结胜利经验。
前委从战略上总结，师级从指挥方面总结，团级以下从战术上总结，以加强部队建设，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准备再战。
同时，红军总部多次发出命令，将方面军各部分布到各地。一面整顿、训练，一面帮助地方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战备资财，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地方武装建设和政权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新苏区，扩大反“围剿”胜利成果。
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1931年3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总部获知了国民党军即将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大规模进攻的消息，并通过缴获的无线电台，准确地掌握了敌人的军事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