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各部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敌猛扑，敌全线崩溃，虽多次反扑突围，并以它留守东固的第五十四旅向龙冈增援，均未能得逞。
下午 3 时许，张辉瓒孤注一掷，亲自指挥 4 个团向红三军阵地发起多路猛攻。攻击第七师的国民党军，在兵力、火力上均占有优势，使第七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红三军首长指挥下，第七师和第八、第九师并肩战斗，将第十八师阻滞在地形条件对它十分不利的阵地上，为红军最后歼灭该师争取了时间。
4 时左右，红一方面军各主力部队均已进占预定阵地，完成了对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四面包围，马上发起总攻。
张辉瓒听到响彻山谷的枪炮声、喊杀声，慌忙拿起电话筒向鲁涤平和临近的公秉藩告急，要求鲁涤平派空军支援。
可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红三、红四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杀进了龙冈镇。敌军兵败如山倒，纷纷缴械投降，五十二旅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先志被击毙，五十三旅旅长王捷俊被俘。
随后，黄公略迅速率部直捣国民党十八师师部，活捉了十八师代参谋长周维黄、一○四团团长李月峰、特务连连长张达泉，生俘了张辉瓒警卫营全部官兵和报务人员。
活捉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龙冈之战激战到傍晚，几百支冲锋号吹得山鸣谷应，“冲呀”的呐喊声似乎把整个龙岗镇都震得摇晃起来。国民党军队见红军来势凶猛，已无心恋战，企图向西北突围。
一下令突围，敌军立刻乱了阵营，红军趁势猛冲。敌人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像没头苍蝇四散乱窜。
红军战士见人就抓，见枪就缴，只听见满山满谷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地方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也呐喊着和红军战士一起冲锋，一起搜索敌人。只见红旗飘扬，红缨如火，刀光闪动，整个龙岗盆地像被红色的大海淹没了。
太阳没落山，战斗就结束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押着一群群俘虏向龙岗镇合集来。四周山林里还不时传出稀疏的枪声，游击队员正在搜索藏匿的敌人。
张辉瓒见大势已去，急忙脱下身上的中将制服，换上士兵服装向万功山中逃去。然而，山顶早已被红军占领，他只得在半山腰的一片油茶林中躲藏起来。
红军发现没有找到张辉瓒，便决定搜索武功山山林，十几个红军战士搜到了这片油茶林中，忽听土坑边上的茅草嗦嗦作响，战士上前用枪口一挑，发现一个全身发抖、神情惊慌、肥头大耳的汉子，随即将他押到山下。
经几个俘虏一看，认出这就是号称“铁军师”的师长张辉瓒，红军战士顷刻一片欢呼：“我们捉到张辉瓒了。”
张辉瓒被俘后，吓得脸色苍白，四肢哆嗦，急巴巴地说： “各位，兄弟就是张辉瓒，求各位千万不要杀我。”
黄昏，战斗全部结束。朱德和毛泽东从小别山上总部指挥所走下山来，向龙冈走去，沿途听到很多红军战士高兴地喊道：“前头捉了张辉瓒。”
龙冈战斗，在朱德、毛泽东的周密部署和巧妙的指挥下，只打了一天，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 9000 多件，还缴获电台等其它军用物资。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战斗结束后，大家的情绪高涨，这一仗，敌人被称为“铁军师”的张辉瓒师部和两个旅悉数被歼灭，连师长张辉瓒也被我战士俘获。
龙岗战斗结束，战士的情绪很高。大家边行军边热闹地讨论起来。
“怎么样，这一仗打得过瘾吗?”
“这还不过瘾?一口吞下九千人，敌人连个报丧的都没有。”
有的说：“假如还照过去那样分散宁丁游击，这块硬骨头恐怕未必啃得动!”
有的说：“毛政委指挥打仗就是高明。前些日子，谭道源不出来，就硬是不打；要打，就硬是叫他一个也跑不了。这一着真绝!”
12 月 31 日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惧怕红军再集中兵力聚歼公秉藩第 28 师或追歼谭道源第 50 师，匆忙发出全线撤退命令：“一、第 28 师迅速撤回东固、殷富之线，18师 54 旅（未上龙冈前线）移至富田；二、第 50 师暂属第六路军指挥，由源头东移，向洛口的第 24 师靠拢；三、第 19路军迅速集结兴国。”
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本来鲁涤平第三期“围剿”计划定于 1931 年 1 月 1 日聚歼红军，可是各师还来不及到达指定地点，就中途于 1930 年 12 月 31 日宣布全线撤退。
国民党十八师失败在军界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政府内引起埋怨咒骂声，如陈诚在南京到处说：“18 师、50 师太不行了，等我去试试看。”
孙连仲总指挥幽默嘲笑：“18 师、50 师送了一万支枪，连个收条都没有得到。”
行营参谋长谢慕韩发出哀叹：“龙冈之水，全为血染；东韶之山，遍堆毙尸。”
鲁涤平更是脸上无光，致电蒋介石伤心地说：“龙冈一役， 18 师片甲未还。”
气得蒋介石回电骂道：“18 师失败不足为怪，一败即馁，何鼠胆乃尔。你每闻共党便张慌失措，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
当年苏联《真理报》等刊物纷纷报道，赞扬朱德、毛泽东红军 4 万人打破 10 万敌人围剿。
文坛名将郭沫若当时正在日本，他亲眼看见日本资产阶级报纸，把红军活捉张辉瓒作为特大消息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也发表评论说：“张辉瓒是装备精良的王牌师，南昌出发时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结果遭到覆灭的下场。”
毛泽东写词抒发豪迈胸怀
1930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6 时，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在龙冈用号外形式向根据地军民签发《红军胜利捷报》，副题突出点明活捉张辉瓒”。
当晚，毛泽东由龙冈返回君埠，31 日前往宁都黄陂。以龙冈为主战场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 毛泽东豪情满怀、激动地挥笔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上半阙，咏颂龙冈大捷取得的胜利：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到后来的 1931 年 2 月上旬，他填写下阕：十万大兵重入赣，飞机大炮知何限。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教他片甲都不还。
朱德后来对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说：“龙冈原是农民运动的强大中心”。
毛泽东填词突出“唤起工农千百万”。确实如此，打龙冈不仅赤卫队、少先队、妇女队、纠察队、运输队、慰劳队一起出动，而且泰和县游击队前来参战，赣江红色游击队截住城功村逃敌，石马乡拿出 1000 多付担架支前，君埠乡小别村一次送给红军 100 多担粮食。
当时，龙冈地区的人民给予了红军很大的帮助，可以说龙冈大捷，也有他们的一部分荣誉。我们在纪念英勇地冲在前线的红军战士的同时，更不能忘记了那些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战士”。
当时，甚至年老者和孩童都有相应的工作安排。他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是筹备给养，输送物资。在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永丰（主要是龙冈苏区）和吉水两县群众就为红军筹款 6 万元。在反“围剿”龙冈战斗的两天（29、30 日）时间里，龙冈人民节衣缩食，几乎完全负担起了整个中央红军 4 万多人以及战斗结束后近万俘虏的粮食和蔬菜供应（仅君埠小别村 40 余户200 余人口，这样一个小村一天之中就为红军送去100多担稻谷），使红军获得了稳固的物资保障。
二是虚张声势，配合诱敌。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带领该军第三十五师 1400 多人在沙溪、潭头、上固、龙冈一带执行诱敌任务二十多天里，龙冈人民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白天隐蔽，晚上就不断地袭扰敌军。他们在敌军驻地周围的树枝上绑上点燃的线香，让火光随风晃动，使敌军错觉有许多人；他们不时放真枪同时又在煤油筒内鸣放鞭炮，虚实相兼，弄得敌军惶恐不安、疲惫不堪、晕头转向。
三是严格保密，封锁消息。12 月初，红军主力的大部分经过龙冈地区进入黄陂、小布完成战略集结，25 日红军总前委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反“围剿”动员大会，29 日红军主力 4 万多人进入龙冈地区隐蔽待机（其中红军总前委及红三军、红十二军在君埠，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在汉下、暗坑、回龙、上固、下固一线）。所有这些，龙冈人民都知道，且严格保密，封锁消息，就是不让国民党军知道。
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中尉报务员沈定说：“国民党队伍的一举一动，红军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而红军的情况，国民党军一无所知。驻地附近，找不到老百姓，侦察兵走远了要被红军抓去。……有些将领说：‘我们好比瞎子聋子，**乱闯，随时有挨打的可能。’确实是这样。”
四是攻势宣传，瓦解白军。在反“围剿”的准备阶段，苏区军民就拿起笔来在每个村镇每栋房屋，屋里屋外书写标语。如：“士兵不打士兵、工农不打工农、穷人不打穷人，欢迎白军兄弟打土豪、分田地，欢迎白军兄弟投降，红军优待俘虏，红军官兵平等，跟着共产党、工农得解放”等（这些标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随处可见）。宣传标语，成了打击敌人的武器。据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回忆：“我师第九旅旅长王懋德对我说：‘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
五是坚壁清野，困苦敌人。在反“围剿”准备阶段，龙冈人民群众就已经将家中的油盐柴米和锅碗瓢盘等日用物资，严密隐藏；将碾米用的砻、碓抬进深山或沉入水塘，并且破坏水源，困饿敌军。国民党军十八师 52 旅旅长戴岳后来是这样回忆的，他说：“12 月 29 日，部队到达龙冈。……市面上铺屋有 300 余家。当时，市面上不但找不到食物，且寂无一人。”
六是设为疑兵，困惑敌人。成千上万的龙冈群众，打着旗帜在各个山头上来回走动，使敌人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红军，也分不清那里是群众，那里有红军。戴岳说：“……惟见远山红旗隐约，我认为情势是相当严重的”。
国民党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记述说，有十八师逃出来的士兵告诉他“十八师进入龙冈，四面枪声，喊着缴枪不打人，大部队都缴了械。”
七是战场服务，后勤保障。沙溪、上固、君埠、龙冈、潭头、良村等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组织成向导队、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等，齐心协力配合红军作战。龙冈山区山地绵亘，森林茂密，红军要实施穿插迂回作战，没有向导绝对不行。张华将军说：“只要红军一到那里，那里就有一大群人要求给红军作向导。”
大批妇女冒着枪林弹雨把饭菜和慰问品送到前线。担架队、救护队则深入火线把伤病员及时抢救下来。人民群众还负责烧水、做饭、帮助打扫战场等力所能及的工作。
八是直接参战，打击敌人。龙冈人民组织了 1 万多名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随军作战，直接参加了战斗。他们与红军战士一起冲杀，一起搜索捉拿逃跑或隐藏山林的敌人。
刘亚楼将军这样描写十八师进入龙冈以后的情景：龙冈山区沸腾起来，这里的群众早已在地方党指挥下进行了坚壁清野，老弱妇孺已经在山谷中安置好了。漫山遍野赤卫队、少先队和妇女会员，男男女女，高举火把，来来往往，十分忙碌，有的扛着闪亮的梭标、大刀，在四面八方的山顶上、大路上站岗巡逻，有的挥着铁锹洋镐，和红军战士一起挖工事，破坏大路，遍山火光如潮，巡逻的队伍像条条火龙穿行于山林之间，到处是紧张的劳动，到处是歌声和笑声。这时候，谁往龙冈山上一站，谁就会被这雄壮的景象所激动。什么样的敌人，能经得住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这两只铁掌的合击呢？没有，永远也不会有！
国民党十八师在遭受惨败后供称“东固及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亘，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
他们还说：“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觅一百姓探问道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对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于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可无形中迟滞我军。”
敌人的自白，从反面反映了龙冈人民对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支持和配合。
毛泽东、朱德主张不杀张辉瓒
张辉瓒被俘后，红军战士将张辉瓒捆绑起来，押到龙冈街。俘虏兵们见到他们的长官张辉瓒，纷纷骂他克扣军饷，有的竟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打他几个耳光。
这时朱德赶到龙冈街，连忙劝阻，并吩咐松绑。
朱德责问道：“国民党为什么要派十几万大军‘围剿’红军？你们十八师是怎样执行蒋介石旨意的？”
张辉瓒却傲慢地说：“ 你们红军要我出多少钱才放我？”
朱德严肃地斥责道：“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你带兵侵犯根据地，革命群众决不会饶恕你！我们要代表人民的意志，在你自己的部队面前严厉公审你。”
朱德故意问他：“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去攻击敌人的哪个部队？”
张辉瓒毫不迟疑地建议红军去攻击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并且把十九路军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朱德一听便知道他是在欺骗。因为这时红军已经去追击谭道源师了，而蒋光鼎的第十九路军这时远在兴国，攻击该军不是红军的迫切任务。
张辉瓒、谭道源两师同是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那样说的目的是想转移红军的进攻目标。
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得知张辉瓒被擒，迅速从黄竹岭指挥所赶来，路上但见人群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活捉张辉瓒啦!前面捉到张辉瓒啦！”
张辉瓒在北伐时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又是湖南同乡，所以一见到毛泽东就假意敬礼，双手打拱：“润之先生，久仰久仰。”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用幽默的语气严厉斥道：“总指挥先生，你是怎样指挥的呀？你从湖南到江西，又从南昌到龙冈，今天就叫你进到龙冈为止啊。你气势汹汹，叫嚣要围攻我们，你可没有想到红军的厉害吧？你的‘围剿’反而被我们给围剿了。你在东固搞‘三光’政策，我们没有会到面，想不到今天在龙冈见到你。你还想怎么样呀？你在龙冈墙壁上到处写反动标语，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
张辉瓒被一连串发问吓得浑身发抖，面如土色，急忙说： “有罪！有罪！”他非常害怕红军杀他，苦苦求命，一再表示只要免他一死，情愿捐款、捐枪、捐西药赎命。
毛泽东向他宣传了红军政策，同他席地而坐，询问国民党内部情况，给他讲解当前形势和革命道理。
毛泽东最后把大手一挥：“我们不杀你。但是你要知道，红军不杀你，并不是你没有可杀之罪，也不是害怕蒋介石会来报复。不杀你，是因为我们宽大为怀。”
离开张辉瓒后，毛泽东对陪同他前往的红军军长何长工说：跟战士们讲，这个张辉瓒要好好看着，不要杀他。杀他没有什么益处。留着他反而对我们有用，对革命有用。起码对国民党的官兵是一个教育，会有些影响。
审问张辉瓒后，朱德想把张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训育系当教员。毛泽东也一再交待不要杀，诙谐地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纵也不行呢？我看不能一擒就杀。
张辉瓒的妻子当时正在汉口，得悉丈夫在龙冈战败被俘，急得坐卧不安，派人去上海寻找中共中央所在地，想要“倾家**产”赎回丈夫。
湖南军界的程潜、唐生智、何键、范石生也纷纷向中共传递信息，要求红军不要杀掉张辉瓒。
蒋介石更是许诺条件，只要放回张辉瓒，可以通过谈判将十八师还未上前线的五十四旅投降红军，并愿释放关押在白区的大批“政治犯”，而且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向红军赠送 20 万元现款和 20 担西药及其他枪支。
为此，蒋介石责令鲁涤平派省府秘书王信一前往上海，秘密与中共中央联络人员龚饮冰取得联系。
1931 年的1 月，正是中共中央路线斗争复杂激烈的时期。上旬，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当时反“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下台，王明、博古等人开始负责党务，军务则由周恩来执掌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
周恩来等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张辉瓒被捉，对南京政府影响很大，他们一定会极力想法弄回。如借此提出一些放回张的条件，对于改变中央苏区极为困难的环境，对于扩大共产党的宣传都是有利的。
于是决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翔梧为军委代表，以中央特科的涂作潮为中共代表，赶往南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周恩来还通过地下交通线致信朱德、毛泽东，指示他们做好放张的准备。
朱性芳将与中共接触的情况报告给了鲁涤平。鲁涤平打电报给南京军政部，最后报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权衡再三，指示电复南昌行营，同意赎救张辉瓒。
得到了南京政府的许可后，鲁涤平委托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的政务秘书王信一为全权代表，带着优厚的条件：向红军捐送 20 万元现洋、20 担医药，释放由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 100 多名共产党政治犯，提供装备 5000 余人的枪械弹药等，赶往上海与中共谈判。
王信一赶往上海后，在龚饮冰的安排下，与中共代表李翔梧和涂作潮在一家饭店里进行了谈判。初次谈判进展较为顺利，双方约定共赴江西。
2 月 7 日上午王信一与两名中共代表抵达南昌。王将李翔梧、涂作潮安排进一家旅馆，便先回家了，说好中午回来陪他俩人一块吃饭。
李、涂送走王后，在房间里洗了把脸，便上街转悠。出街不远买到了一份当天的《江西国民日报》，上面刊登有张辉瓒已被中共处死的报道，大吃一惊。事不宜迟，两人立即化装逃离了虎口。国共双方围绕张辉瓒的留放而展开的这次谈判就此流产。
原来，国共交战以来，张辉瓒是被俘的第一个国民党中将师长，军阶与职务之高前所未有，因此就如何处置他，苏区中央局作了专门研究。
会上，毛泽东、朱德提出，张辉瓒既已投降了，又愿输送武器金钱医药，就应按俘虏政策给予优待；甚至可以利用其一技之长，充当军事理论教员。
但是，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控制下，正大张旗鼓“肃反”，连偶有错误言行的同志都无情打击，岂肯放过张辉瓒这个有民愤的国民党降将？称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非杀不可。
毛泽东据理力争：“实践证明，优待俘虏有利于瓦解敌军，壮大自己。张辉瓒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之有违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给国民党诬蔑宣传以口实。总之是，杀之于我不利。”
朱德也主张不杀张辉瓒，留着他可以解决根据地的困难，诸如武器装备、医药等，还可换回狱中同志。
反对者固执己见，坚持要杀。毛泽东愤然作色：“诸葛亮尚且能七擒孟获，化敌为友，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古人都不及，连两擒两纵都做不到？” 争论既久，难以统一，最后决定汇报中央定夺。
然而东固地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此时以张辉瓒民愤极大为由，背着毛泽东、朱德杀了张辉瓒，演出了有损红军俘虏政策的愚昧一幕1 月 28 日，江西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召开三千多人的公审大会，将张辉瓒押上台进行批斗。毛泽东得悉后十分忧虑，就要带兵看守张辉瓒的何长工出主意。
何长工觉得张在距龙冈东固大搞“三光”政策，民愤太大，不让批斗恐怕不行，但不要杀，并建议毛泽东不要出面，由何长工去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再三嘱咐，一定要做到不杀张辉瓒。可是，公审批斗会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愤，一片“剥皮”、“抽筋”的喊杀声。在群众极其愤怒的声讨声中，张辉瓒终被当众枪决。
哨兵把张的头颅送往吉安城中，师长罗霖召来留守的十八师官兵辨认，确认无疑，于是电告南昌的鲁涤平及坐镇督察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鲁涤平闻报后失声痛哭，于 2 月 6 日派人至吉安，把张辉瓒的首级迎来南昌。何应钦将张辉瓒“成功成仁”的经过，添油加醋报告给蒋介石，建议厚葬优恤。
蒋介石复电何应钦：中央以张师长死难壮烈，准予国葬，照陆军上将例褒奖抚恤，由江西省政府拨款 1 万元办理丧事。
因只有头颅而没有身躯，何应钦找来木工雕匠，限时制作了一个与张辉瓒一样胖瘦长短的树木肢体，与头颅连接起来，又定做了一口价值千余元的楠木棺材。
2 月 9 日中午，在何应钦、鲁涤平监视下，张辉瓒的人头木身尸体着装整齐，被放进棺材。 经由蒋介石核准，张辉瓒入土长沙岳麓山。
张辉瓒的灵柩先移往九江，从水路运至汉口，转火车到长沙。何键在车站摆设祭坛、悬挂祭幛，焚烧纸钱香烛，召集了 10 万人迎灵祭奠。继而组织党、政、军及社会各界公祭，前后忙碌了两个多星期。
3 月 29 日下午，张辉瓒的棺材抬至岳麓山半山处下葬。由蒋介石亲拨巨款，修建了牌坊、寺庙及圆形水泥墓。
墓前竖立的青石碑正面刻有蒋介石“魂兮归来”的题字，背面刻有张氏生平简介和家属姓名。后来，在“**”中墓被红卫兵摧毁殆尽，目前只留下残迹。
张辉瓒被杀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对红军、对苏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动用了大量的军警在南昌、在上海、在武汉、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还将囚禁在南昌下沙窝监狱的 100 多名共产党政治犯，用电击昏装进麻袋丢进了赣江。
蒋介石又重新部署兵力，调集了 18 个师又 3 个旅，以20 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由于张辉瓒的被杀，共产党、工农红军被刻意妖魔化了。
国民党官兵们的仇恨情绪被大大地增强了，这对工农红军分化瓦解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第二次至第五次“围剿”，红军打了 20 多场大仗，但都极少能活捉到一个“将军衔”的国民党大官，这也是与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有关联的。
张辉瓒的被杀，给共产党、给红军上层带来了麻烦，也带来了深刻教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地记取总结了这个教训，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等条款逐渐明晰，并被制度化，最后收进了伴随共产党军队日益发展壮大的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
多年后，朱德忆起往事依然痛心：“按说真不该杀张辉瓒。如果当时留着他，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
罗炳辉率部追击溃逃敌军
龙冈大捷之后，士气特别高涨。红军军乘胜追击。 1931 年 1 月 1 日，红一方面军挥师向东于午后 10 时在大沽的南林发出胜字第一号命令，以全力扑灭谭道源师。
1 月 2 日，红军总司令部得知谭道源师全部东移，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一)敌谭师因闻张师惨败，已于本日晨五时逃退。一部经元头、中村向南北坑败走，其后头部队经被我二路军截缴枪械甚多；另一部(主力)则经南团向东韶逃去。视此情形，敌军似有全线退走之模样(其余敌情同前)。(二)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宋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以树政治上之声威。(三)第十二军任正面之攻击，应于明晨十时前经南团、林池到达东韶街附近，敌攻击前进。应占领林池以北，杀尾嘴以南之阵地．第三军任左翼，应于明晨十时前到达陂头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第三军任右翼，应于明晨十时进至田营，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许师)之一部迂回到东团街东端、山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攻击。第四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东韶西方之龙坛(第四军应于明晨十二军出发后随进)。政卫团仍位置于麻田，应于明晨派出游击队分向洛口及东山坝、平田游击。 (四)三军团之小行李随三军团后行进，三军之小行李亦随三军后行进，四军、小行李(由十二军派出小行李指挥官指挥)则随四军后行进(行李不准乱插队伍)。(五)总司令部随工农革委会接四军后进到龙坛总预备队位置指挥。
这道命令对清扫国民党的残军做了细致安排，更为是红军领导人的又一次精心策划。
命令后面还有附记：一、三军团行军路线，由元头经曾坊、石凹下、垌毛凹、张家前、杨坛、庐园、枫山、新坛、白水、陈家到陂头。十二军行军路线由下潮经南团、焦边、坳背、王家坑、龙坛到东韶。二、各军绷带所位置自择。医院位置在阳城，各师雇人送去。
命令下达后，各路红军立即向东韶急迸，追击谭道源师。朱德和毛泽东也迅速进入阵地，站在一个小山头上指挥全线战斗。
有的战士说：“在小布冻了两个晚上,没等到谭道源，这次可别让他跑了。”
1 月 3 日上午，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担任中路的先头部队，他们首先同谭部接战。其余各路红军也陆续赶到东韶，从西南北三面向谭道源师发起猛烈进攻。
战斗到下午 3 时，红军不断突破敌人的阵地，向东运动，对敌军形成合围之势。敌军伤亡惨重，琳池街上到处可见敌人丢下的枪支。
谭道源率残部突围，向宜黄东南方向逃窜。敌左路纵队毛炳文慑于红军威力也悄悄撤退。这次战斗俘敌官兵 3000余人，缴获枪支 2000 余支，机关枪 40 余挺，迫击炮 1 门，子弹 13 万余发，电台 1 部。
这样，红军在 5 天之内（1930 年 12 月 30 日至 1931 年 1月 3 日）两战两胜，俘敌逾万，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 “围剿”。到此，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东韶战斗后的第 2 天，即 1931 年 1 月 4 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返回宁都县小布赤坎村。
毛泽东和总前委、总司令部机关分驻村内“龚氏宗祠”和“龚家祠”，朱德总司令住在村内的邱屋，总政治部驻上何屋村。
当天，毛泽东和朱德在红一方面军总部亲切接见在龙冈战中被俘进而参加红军的王诤、刘寅等无线电人员，并主持召开方面军总部干部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经验，并对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作出部署。
1 月 5 日，在小布河坝滩上隆重举行了第一次反“围剿”祝捷大会。第二天，王诤、刘寅等人将缴获的一部半电台成功地安装起了红军的第一部电台。
自红军创建以来，朱德一直关心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认为这是红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由于红军既没有电台器材，也没有电讯技术人员，打起仗来，只能靠通讯兵传递命令。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立即指示把俘虏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利用缴获的一部收报机和一部十五瓦的无线电台，创立起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为大队长，冯文彬为政治委员。
朱德、毛泽东等又接见了原第十八师的机务、报务人员。朱德对他们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将来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陆续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朱德的话让战士们心中充满了斗志。
朱德还送给他们“麻雀牌”香烟，表示鼓励。这些刚解放过来不久的机务、报务人员，被感动得热泪直流。
不久，朱德亲自主持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他在会上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勉励学员们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在建设红军通讯事业上发挥尖兵的作用。
半个月后，朱德、毛泽东又命令从各部门选调一批学员到训练班学习，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材。在朱德、毛泽东的关怀下，红军从此建立起第一支电讯队伍。
到后来的 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在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反“围剿”时说：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 “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毛泽东的这些军事、战略思想，为红军以后的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策略与精神动力。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会召开
1931 年 1 月 10 日，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召开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会。
朱德总司令首先讲话，他充分肯定了龙岗、东韶战斗的巨大战绩，表扬龙冈战斗打得漂亮，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指挥有方，部署得当，全歼了张辉瓒师近一万人，敌人没有走掉一兵一卒，连敌前线总指挥也被活捉，这是红军作战史上的第一大胜仗，东韶阻击战没有打好，只消灭了敌人两个半团，接着，朱德针对部队中一部分人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做情绪，号召全军指战员，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朱德说：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今后还有很多大仗要打，全军指战员要百倍的努力，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自满，更不能持勇轻敌，现在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
会后，红一方面军开展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把原来早操时间都用来抢占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刺杀、枪术、测量、跳高、跳远、投弹等实战训练。朱德还带总司令作战处的领导干部经常到各部队检查练兵情况，发现问题，立即手把手的帮助战士纠正。
朱德对大家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平时要刻苦训练，出点儿力，流点儿汗，战斗技术提高了，在同敌人战斗中就能少流血，少牺牲，打胜仗。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朱德十分重视抓部队的军事训练。他不仅号召战士们刻苦训练，而且，还经常深入到战士中间，带领战士们一起训练。
当时，刚参加红军不久的新战士严德胜回忆说：“那时，我们在黄陂。大家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把每天的早操时间都用来练习抢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游戏活动的内容也改成刺杀。枪术、测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赛跑等；在中午和下午则开展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练习打手榴弹。爬竹竿、爬绳、过独木桥、越障碍物等。朱德同志经常到实地检查练兵情况，有时还亲自伏在地上，观察我们瞄准的每一个动作。发现问题，立即手吧手地纠正。
“有一次练习撑杆跳高，有的同志双手拿着竹竿，可就是撑不起身子来；有的虽然撑起来了，但身子跃不过去横竿。正在大家为难时，谢礼宜大声喊起来：‘总司令来了！’我们回头一看，见朱德同志笑眯眯地站在我们后面。看样子，他已经悄悄地看了一会了。
“朱德同志先把执竿、起步跑、撑竿点地、两手爬竿和丢竿子，跃身跳下的全套动作的要领讲了一遍。接着，就给我们做示范。他轻捷地跳过横竿，我走近标杆一看，有八尺多高。大家都鼓掌喝彩。
“在练乒运动中，我们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还进行了一次军事体育比赛。比赛的项目很多，有长短距离赛跑；有跳高、跳远、撑杆跳高；有射击、掷手榴弹；还有整装待发的技术比赛。朱德同志还倡导了一个背人赛跑的比赛。他说这是锻炼体力的办法。”
朱德有时亲自当裁判，还勉励战士，一定要抓紧时间搞好军训，增强体力，练好本领。只要平时练得好，战时才能打胜仗。
1931 年 1 月 15 日，中央委员项英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根据地，中央决定在小布成立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项英任副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中央局委员，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第一次反“围剿”，是红军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实行战略转变的第一个大战役。
红军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重要经验，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并为粉碎敌人的下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因“围剿 ”失利，个人威望受到影响，为了挽回自己的威望，加快建立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全国的统治，开始准备第二次“围剿”。
1931 年 2 月，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为了实现蒋介石 3 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计划，又向湘西增兵 10 万人，共有 20 多万敌军部署在中央苏区周围。蒋介石鉴于第一次围剿失败，在第二次围剿中采取谨慎的行动，由**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为了做好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准备，毛泽东、朱德乘胜发展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根据地政权建设，对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加紧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广大官兵的指挥能力和战斗水平，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进行骚扰和袭击，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深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队伍，组织地方武装，做好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