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明国民党军部署第二次“围剿”的基本情况后，红军立即进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
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们，依据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经验，领导苏区军民迅速行动起来，全力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发现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第二次“围剿”的情况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军委总政治部、中共苏区中央局于3月17到26日，先后发出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指示。
1931年3月17日，毛泽东、朱德在黄陂发出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军第一号训令《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
训令在详述敌情后明确指出：
第二期的战争就快要开始了！
训令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我军这回比前次作战胜利的条件更具备了。
从敌人方面说，蒋张冲突的日益紧张，全国经济恐慌的不能维持，都促成新军阀混战的必然爆发，这是使他们非常不利的。
从我们这一方面讲，我军已有全国规模的胜利，答复了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特别是龙冈战后敌人不特损失了两师的兵力，同时部队也更动摇了，士兵也更趋向革命了。我们不特得到许多枪械子弹的充实，而且地方武装也增多了四千杆枪。
同时，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各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的群众，都有相当的武装组织，并且已经组织了五路赤卫军，划分了十个游击区，决定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的具体方法。
还有富田事变的完全解决，使河西的革命势力又要更集中起来。另外我军新增加了一支生力军，这就是第七军，据报该军已到酃县遂川两处，又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使敌人进攻我们的计划不能不略受牵制。
这种种条件都保证了第二次反“围剿”必然要得到更大的胜利。为了要更确实取得这个更大的胜利起见，训令提出应将过去作战的缺点检阅一下，而对于这次作战做个更好的准备。
训令详细分析了第一次反“围剿”中的总缺点：（一）战前
１．预期作战地区没有事先部署，以致攻击龙冈的略图只是就近调查的，路线也是临时问的，而群众也是临时才去调。
２．许多部处（参谋处、副官经理处、军医处）没有开会专门讨论准备作战的工作，以致作战时抓不着头绪，或忙做一堆，或不晓得应做些什么，或工作人员一起都派出去了再无人可派，或做起事来器具又没有带（如参谋不带复写纸、铅笔，医官没有带应用的药品）。
３．给养没有充分准备，以致作战时有些部队两天没有吃饭。
（二）战中
１．变更上级作战方案时而传达得含糊，接受上级作战命令时又不能领会上级的意图。
２．指挥上有些掌握不到队伍，有些少机动性，有些不注意战场上全般的状况。
３．上下级及友军间相互联络很不密切（报告、通报极少）。
４．部队战时的给养多接济得不好。
５．各部队的人员组织多是无计划的，不科学的，在战场上或后方，忙东忙西达不到任务。
（三）战后
１．追击队没有组织。已往追击敌人的部队，上级指挥官也没有给以任务。追击部队没有得到最高级机关的命令，有自行撤回宿营的（如东韶之役）。
２．打扫战场不是有计划的指定专员，分派部队去负责。
３．各部多没有派人去搜寻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密码、特种器具和特种人材等。
４．战斗结束后，很迟甚至没有将敌人退却的方向、途径、情形报告。缴获、损失数目和部队补充整顿情形报告得更慢到不得了。
５．战后胜利品、俘虏、伤兵的处置太慢，这是很妨碍追击的。同时也太不注意招待伤兵，饭汤都很久得不到食。
６．不能立即的饱餐士兵，恢复部队的精神，以致喂马、擦枪等……７．俘虏兵没有派专人去负责管理，以致俘虏兵整天没有饭吃（龙冈之役），对我们不满意。
在详细分析了第一次反“围剿”中的缺点后，训令详细部署了第二次反“围剿”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二、现在应准备的工作
（一）鼓动
１．除政治鼓动参照总政治部所指示的外，并应各部分别举行誓师。
２．在出发作战前，应集合部队讲话作鼓动。
（二）会议
运用各种会议，去做战前的准备工作和讨论战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战后的处置，这是达到任务的最好方式。因此各部应即召集下列各种会议。
１．军或师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１）召集参谋会议，讨论战时的部队注意事项，参谋工作，各方联络法，后方勤务，以及战后搜寻机密图书方法，并目前各部的训练方针。
（２）召集副官会议，讨论关于战时杂务人员的分工，大行李的指挥法，给养的接济法，前方临时事件及俘虏之处置及遣送法，胜利品的处置法，伤兵的招扶给养茶水和转送问题。
（３）召集军医会议，讨论关于伤兵的救护及转送事项，绷带所的设立问题，战后药品、西医、看护等的搜集方法……（４）召集团长、团副以上的军官会议，检阅过去训练上及战时指挥的缺点，并讨论此次作战应准备及注意的事项，并目前的训练。
２．团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１）以团为单位召集排长、副排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一次，检阅过去作战的缺点，和此次应准备及注意的事项。
（２）以团为单位召集副官、特务长、军需上士等给养人员的会议一次，讨论战时的给养接济及战后伤兵俘虏兵的给养问题。
３．连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１）以连为单位召集副班长以上的连务会议一次，检查过去战斗的缺点和讨论战前的准备及战时战后的注意事项。
（２）开连的士兵会一次，报告此次作战的政治任务和意义，及我们应有的努力。
（三）训练
１．依照新操法加紧训练，并分别举行射击演习（军长、师长都要去看操课）。
２．实行测量野外战斗教练，举行团及师对抗演习各一次。
３．每天早操一律作抢山头、追击、射击、速集的动作。游戏时间一律操刺枪术、测量、游戏、跳远等。晚间点名时做军事讲评。
４．杂务兵（特别是挑夫）要派员教他们站队、走路、休息、停止（靠路的一边）等动作，以免阻碍行军及战时队伍的增加。
５．担架兵、看护兵须联合演习救护法、转送法。
６．所有各部队人员，一律须知行军、驻军或战时对空的荫蔽，遇敌机时即能迅速隐藏身体（详见长沙时所发之方面军第一号训令）。
７．对火夫应尽量减少其疲劳，并训练增进其炊爨能力。
８．讲解武器拭擦法、保护法，并督促士兵实行。
（四）给养
各部一律须准备米十天，钱一个月。
以上各项，各军于接到此令后，要立即开会，自定详细计划，使所属各部去切实执行，并且一面呈报本部考核为要。
《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的训令为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在训令等相关文件指导下，红军各部开始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红一方面军各级领导机关研究和部署了作战指挥、军事训练、政治动员、给养补给等方面的工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决定建立东、南、西、北、中路5个指挥部，将中央苏区划分为10个游击区，并规定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10项任务。
苏区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和支援红军作战。
3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苏区北部边缘配合地方武装监视国民党军，主力南移至宁都、石城、瑞金地区，继续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和作战训练。
具体来说，红军主要做了以下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积极筹款，为反“围剿”做好物质准备。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充分估计到国民党定会组织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决定红一方面军转移到闽赣边界的南丰、广昌、建宁一带开展工作，加紧发动群众、筹集经费、开辟新区、创造战场，命令部队移师建宁、南丰、广昌一带筹款，1931年1月16日，毛泽东与朱德在小布发布红一方面军胜字第4号命令《粉碎第一次“围剿”后分散筹款的命令》。
命令在详细分析了敌情后指出，方面军决于本月内继续积极筹款，备足给养，以便照原计划歼灭敌人：第三军团除留一师于东韶帮助该地群众工作外，大部应即向南丰城之敌威逼前进，以掩护我四、十二两军之筹款，如敌退则派队进驻南丰，以扩大筹款区域，与广昌、头陂一带之我第四军应确取联络，于本月三十一日前须筹足大洋三万元。
第四、十二两军仍在原地区尽量分散筹款，截至三十一日止应筹足十万大洋（除原定六万元外加筹四万元），在筹款期内应互取联络。
第三军之良村原派出队应仍在良村工作，有事径呈本部。
第三军并应出第八师进至石马附近，任南北坑、中村、藤田工作（右与乐安独立营联络），并向乐安、永丰警戒（详探乐永两方之敌情），应于三十一日前筹足一万大洋。有事径向本部报告。
命令中还强调，在筹款期内以筹款为第一目的，但仍须注意本身训练。
接着，在1月18日，毛泽东又与朱德发布第5号命令《红一方面军移师建宁、南丰、广昌一带继续筹款的命令》，指出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以最大的力量继续筹足3个月的给养，准备敌人再次向我们移动时大举消灭它”，命令部队移师建宁、南丰、广昌一带筹款。
2月21日，红军总部又发出第6号命令《继续东移加紧筹款的命令》，命令“第四军以广昌为指挥中心，派一师进至闽边之康都圩附近，沿大道一带在道路左右各30里以内（距广昌120里以内）分散筹款；另一师沿大道往水南圩、船顶隘向建宁移动，工作至3月6日止，须筹现洋12万元以上。”
21日，获悉国民党军开始组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与朱德发布胜字第六号命令，对红一方面军提出：要一面诱敌轻进、努力加紧筹足两个月的给养，一面乘此期中以便迅速歼灭进犯之敌转移形势严，并要求主力部队自22日起开始东移。
22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总部从小布移驻黄陂，先住山堂村，后住观音排，领导军民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各种准备。
3月，毛泽东、朱德在黄陂山堂又相继发出“胜字第七号”《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延长工作时间筹足款项的命令》、“胜字第八号”《红军第一方面军南移整顿、训练和筹款的命令》。
根据命令，红军决定在敌人还没有发动进攻前，延长并扩张工作十天，筹足款项。
为了争取时间，红军主力与敌脱离接触，由根据地北沿向南移动，即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移到广昌、壬田、宁都地区。
并派出部队到兴国周围，监视袭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由广西左、右江转战千里的红七军，这时也前后到达湘赣边根据地和上犹、崇义地区，参加整顿并筹款、训练。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红军各部积极筹款，为第二次反“围剿”做好了物质准备。
其次，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毛泽东一贯强调"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
训令发出后，为了动员苏区军民充分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树立苏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决心，1931年3月20日，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又发出了总政部第四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
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意义，《通令》指出，国民党军队向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以来，敌人是攻势，我军始终是守势，龙冈战斗虽然胜利，但仍未改变这种攻守形势。改变这种形势是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的中心任务。取得比龙冈战斗更大的胜利，给进攻的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才能迫使敌人退守中心城市，使苏区得到真正的巩固和发展，这是争取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意义。
《通令》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敌军虽20万，但仍是杂牌军，其中以蒋、蔡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较弱。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师数最多，但从北方刚到，表现恐惧。
这些反动军队离开南昌很快，进入苏区后前进却很慢，一进入苏区，就到处做工事，步步为营，不但稳扎稳进，而且徘徊不安，害怕前进。
而我们要取得反“围剿”胜利，具备了六个有利条件，其中“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此外，龙冈战争胜利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主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红军第七军来到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二次战争一个帮助等。所以第二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
《通令》要求各红军部队和各县、区、乡、村，各级都要召开动员大会、誓师大会，深入进行政治动员，鼓舞斗志，明确任务，增强胜利信心；要求地方苏维埃政府要组织慰劳红军代表团到红军部队进行慰问动员；要做好瓦解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
《通令》还分别发布8条对红军和12条对白军的宣传口号，号召苏区军民“勇敢冲锋!”“拼命杀敌!”“活捉何应钦!”“打倒蒋介石!”
这是毛泽东发出的总动员令，全面动员部队和地方广泛而深入地做好反“围剿”斗争中头等重要的政治动员工作。
《通令》发出后，推动了从红军各部队指战员到地方各县、区、乡、村广大苏维埃干部、群众，从黄陂苏区到中央苏区都热烈响应总政治部号召。层层深入进行政治动员，明确任务，鼓舞斗志，为争取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树立了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3月21日至22日，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陈毅主持召集中路各县区代表联席会议，研究了发动和组织苏区群众支援和配合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问题，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当时情况的财政经济政策。
接着，红一方面军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月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召开了各县苏政府主席、游击队长和群众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对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和支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苏区中央局宣传部还在黄陂印发了的宣传通讯第一号《争取第二次大决战胜利的宣传大纲》。宣传部要求各机关都应根据这一大纲，在文字上，在群众大会上，口头上以及组织宣传队去扩大这一宣传、鼓动以争取二次大战的胜利。
第三，在大力加强练兵的同时，进行地方革命武装建设，做好全民战争的准备。
按照训令中的指示，红军在黄陂以及各地驻军开展了自方面军成立以来，内容最新、要求最高的一次练兵运动。
当时枪支很缺乏，许多红军战士入伍一年多还发不到枪，只能用大刀、梭标战斗。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局势下，红军练兵活动抓得很紧。他们不停地练爬山，练打仗，时刻准备打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
通过练兵，练出了一支兵强马壮、军心团结、技术过硬，能走得出、冲得上、打得快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军队，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军事基础。
在大力加强正规红军练兵的同时，红一方面军总部还将在战争中缴获的近5000支枪，分发给赣西南各县苏区，以扩大地方武装。
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在兴国、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之线转入防御。国民党军自此已由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御，将其各部布防中央苏区边缘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
利用这一时间，红军总部于1931年1月16日、18日、21日在小布向红军发出“胜字第四号、胜字第五号、胜字第六号”命令，指挥红军各部乘胜转入攻势作战。
主要任务是：歼灭苏区内地主豪绅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向白色区域推进，巩固和扩大苏区；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恢复被取消的地方武装，并大力发展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恢复、建立和整顿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及苏维埃政权机关；继续肃清苏区内的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和作战经费；加强红军的军事、政治训练等。
1931年2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就苏区地方武装的组织和工作路线发出第十号通告，决定对赣西南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并实行统一指挥，要求各县农村除组织以梭镖为主的赤卫队以外，还要组织脱产的红军独立营、独立团和独立师，在城市组织红色警卫队。
3月7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发布了“关于争取第二次战争胜利的意义及地方武装的任务”的《第一号通令》，决定将赣西南的地方武装划分为9个“工作战区”，设立9个区指挥部，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参战。
其中在赣南设立的3个指挥部是：东路第1区指挥部，指挥宁都、广昌、南丰、乐安4县赤卫军和红色警卫营(连)；东河第6区指挥部，指挥赣县、于都地方武装向赣州迫近，扰乱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后方；第4指挥部由兴国县苏政府军事部代行指挥职权，负责指挥兴国和于都北部地区以及赖村、青塘、江口、城岗、龙冈头等地地方武装，对付兴国的第十九路军。
《通令》还规定规定各游击区地方武装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10项任务。
随后，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召开了为期3天的河东各县地方武装联席会议，对地方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及战术等，进行了详细讨论，作出了决议。
同时根据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在上述9个工作战区之上再成立东、西、南、北、中5个指挥部，以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统一指挥。
《通令》的发布，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武装建设，使它在反“围剿”期间配合红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苏区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和支援红军作战。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地方武装得到快速发展。到这年3月中旬，红军在宁都、兴国、永丰、乐安、宜黄、南丰、广昌、瑞金、于都等县境内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县交界的三都、土堡、山寮、古龙冈等地，摧毁由地主豪绅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苏区；在苏区边境各县、区都建立了特务队，独立营和赤卫营、赤卫连等，并配备了5000余支枪；各部队都积极地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在全军开展了普遍的识字运动，各野战部队都筹措了较充足的给养和经费。
第四，完善土地革命的相关政策，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农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持。
帮助农民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是发动群众积极参加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一项重要工作。
赣西南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早在1930年冬就已基本结束，广大苏区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但是按照中央原先规定，农民对分得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曾于2月8日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第9号通告，批判了“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以及对富农进行过火斗争的错误，指出必须满足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
2月28日，毛泽东在黄陂根据苏区中央局通告精神，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指示，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好的田，即算分定：“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生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耕田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还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做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作出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
信中把解决农民的土地私有权问题，提到民权革命的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指出“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
毛泽东的这封信，真正从实际和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一突破，在实践中对当时乃至以后的土地革命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理论上使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日臻完善。
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传到农村，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兴高采烈地投入耕种，整个中央苏区迅速掀起了春耕生产热潮。
当年取得了农业生产大丰收，为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应和充裕的经济保障。由于土地所有权的正确解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而积极参军参战的热情。
第五，大力提高红军特别是红军中的党员干部文化素质，为反“围剿”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黄陂是红军首次开展比较正规、比较系统、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学习运动的地方，也是苏区军民首次开展大规模“识字运动”的先进地区。
红军总部在黄陂开办的随营学校，主要是培养军事和地方干部。特别注意对从战斗中俘虏过来的官兵的训练和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为红军队伍的干部。
红军总部直属机关创办的战士学习室，主要是为了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
毛泽东、朱德给他们讲政治、军事，董必武讲历史，徐特立讲语文，左权讲地理。
“识字运动”是由总政治部组织开展的，广大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参加的军民学习运动。总政部编写并出版了第一本成年人用“识字课本”。这是中央苏区群众性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开端。
第六，在推动苏区文化教育工作，大力提高党员干部文化素质的同时，苏区中央还在中央苏区普遍地举办了《时事简报》活动。
1931年3月14日毛泽东于黄陂发出了：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总政治部通令》。
《通令》首先阐明举办《时事简报》的重要意义：“《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
《通令》具体提出了《时事简报》的内容和它的编排方法。其中指出：过去红军用编《时事简报》“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可惜没有普遍地做，更没有经常地做。”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地方政府”，接到此《通令》以后，“立即迅速计划”，“普遍地办起来”，并明确规定每三天出一张。
如何使它能经常地，普遍地做起来？《通令》提出：由本部出的每三天一期的《红军报》提供给《时事简报》一部分材料，从即日起传给省、县、区、乡文化部门，加上各自的新闻，形成完整的稿子，由乡苏负责派人将编写好的《时事简报》贴到每个村子的显扬地方，给群众看。在红军中贴在宿营地，让连队战士看。
在“红军报”的带动下，从黄陂苏区做起，推动了中央苏区迅速兴起了举办《时事简报》的热潮，使广大农村苏区群众能经常看到《时事简报》，红军战士能经常看到《时事简报》和《红军报》，这对于宣传、鼓动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投入反“围剿”斗争起到了伟大的作用。
3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苏区北部边缘配合地方武装监视国民党军，主力南移至宁都、石城、瑞金地区，继续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和作战训练。
黄公略大义灭亲
熟悉蒋介石的人说，他算不上一个高明的战略家，却是一个精明的阴谋家。在他的武库中，最犀利的法宝是使用离间计和银弹战术进行分化瓦解。
在军阀混战中，这套战术曾经无往不利，取得过奇效，因此，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他故伎重施，并把策反对象定为第一次反“围剿”龙冈之役中立下头功的黄公略将军。
黄公略原名黄汉魂，字家杞，湖南湘乡县人。1916年到湘军当兵，1926年年底考入黄埔军校高级班深造，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公略声名显赫，与林彪、伍中豪并称“朱毛”麾下的“三骁将”。他还曾经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齐名，国民党、蒋介石经常用“朱、毛、彭、黄”来指代中央红军。
黄公略才华横溢而又英姿潇洒，彭德怀与他结成生死之交，朱德称赞他智勇双全，毛泽东3次把他写入诗词之中，“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称誉他为“飞将军”。
1928年，与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此后历任红五军第四团党代表、湘鄂赣边境支队支队长、红五军副军长、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率部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辉煌战果。
特别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黄公略大义灭亲，为根据地军民树立了榜样，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信心。
黄公略少有大志，读《留侯传》，誓做“天下大勇者”，于是改名以立志，投笔而从戎，开始了军旅生涯。在军中，他与彭德怀结成莫逆之交。
对于这段交往，彭德怀回忆道：“我在这段时间（1921年前后），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奋发图强、廉洁奉公，后来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企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只剩下黄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三军军长和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相似的经历、坦诚的性格和共同的抱负，使黄公略与彭德怀一见如故，结成生死之交。他们形影不离，经常在一起交谈对时事政治的看法，相约以救国爱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不扰民逞威。黄公略与彭德怀同岁，但一直把饱经风霜的彭德怀视为兄长。
1926年春，黄公略、彭德怀所在的湘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了北伐战争。
1927年春节过后，黄埔军校为适应北伐战争迅猛发展的需要，决定挑选一批优秀的年轻军官到高级班学习，以便为各级司令部培养高级人才。经团长推荐和师长批准，黄公略通过了严格的考试，被黄埔军校高级班录取。
春去秋来，一晃到了年底。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国内政局却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完最后的泥泞小路后，宣告破裂。
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一切亲情、友情都需要重新审视。黄公略和彭德怀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公略还参加了广州起义。
1927年冬，黄公略原来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改编为湖南独立第五师，计划成立一个五百人左右的随营学校，专门训练连排级干部。
彭德怀没有忘记老朋友，趁机向上级提议：“黄公略怎么样？你不是送他到黄埔军校高级班深造吗？他十二月份就要毕业了。”
得到同意后，彭德怀立即给黄公略写信，写明原委，并寄去路费，叮嘱他尽快回湘。
1928年2月，黄公略从黄埔军校毕业，回到湖南南县，担任随营学校副校长。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彭德怀设宴为黄公略接风洗尘，还把李灿、张荣生、李力、邓萍等救贫会的骨干邀来作陪。
彭德怀心直口快，不把黄公略当作外人，将所有的秘密、计划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而经历了大屠杀的黄公略则多了一层戒备心理，想试探一下他们对蒋介石的态度。
彭德怀兴致勃勃地说：“办随营学校是我们掌握骨干的好机会，周磐虽然名义上挂着校长的头衔，实际上不会来校，你大权在握，可以大展拳脚。军事教科书以湖南讲武堂的教材为蓝本，政治教材则可以使用我们救贫会的章程，不过前面得加上‘打倒新军阀’的内容……”
“什么叫‘打倒新军阀’？这个新军阀究竟指的是谁？”黄公略打断彭德怀的话，问道。
“新军阀还能是谁？当然是蒋介石呀！”大家看黄公略严肃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
“说他是新军阀是否合适？”黄公略故意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他自北伐以来，南征北战，立下许多功劳。他在国内的影响很大，在军队威望很高……”
看到黄公略竟然为蒋介石说好话，李灿等人傻了眼：“妈的，你拥护蒋介石怎么不早说，我们现在把计划都告诉你了，怎么得了？”
彭德怀气愤地指责道：“公略呀！我们多年友好，过去你说，蒋介石如何如何反动，对革命事业如何如何有害，现在怎么一反过去呢！好吧，你走你蒋介石的阳关道，我走我艰难险阻的独木桥！”
“动手！”随着彭德怀一声断喝，张荣生以迅疾的手法，抄起一条长毛巾往黄公略颈子上一缚，用力猛绞。
“绞死他，今晚抛到南县河中灭迹！”李力等人一边帮忙，一边骂道。
毛巾越绞越紧，黄公略脸色由白转青。他用手指朝脚后跟乱点，这个动作被细心的邓萍察觉到了，叫道：“慢一点，放松一些，等他好出气，跑不了的！”
邓萍把黄公略的皮鞋后跟割开，发现里面有张薄纸，原来是中共广东省委的介绍信。这时，黄公略已经窒息倒地，经过近半个小时抢救才苏醒过来。
彭德怀责怪道：“公略！你这是干什么？开这样大的玩笑！”
黄公略苦笑道：“你现在当了团长，不试试，谁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广东省委还派了黄纯一、贺国中两位同志与我同来，他们在外面伙铺里待命，请派人接他们进来。”
第二天，黄公略与彭德怀漫步走到团部外面柳荫堤上，席地而坐，畅谈别后的情形和今后的打算。黄公略与彭德怀的计划是用两年的时间，逐步控制和影响全师，届时发动大规模士兵暴动，然后效仿毛泽东割据井冈山的办法，以湖泊或山区为军事根据地，向外扩张，创造一个独立的割据局面。
开办随营学校为黄公略赢得了全师将士的尊重。1928年6月，独立第五师由南县移驻平江换防，共产党员彭德怀时任该师一团团长。
在彭德怀和黄公略的秘密组织下，我党不仅控制了一团的主要营、连的兵权，同时掌握了三团三营的兵权，从思想上组织上为起义创造了条件。
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湘鄂赣边界地区恢复湘鄂赣边特委，并同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
7月20日，一团团党委与正在平江巡视的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经过紧急磋商，决定于22日发动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并派李光送信给黄公略，通知他在三团发动起义，将部队拉来平江城会合。
当时，独立第五师分驻在三个地点。第一团驻平江城，第三团驻在距离县城约六十余里的东乡，随营学校仍在南县。
接到通知后，黄公略立即部署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进行准备工作时，出现突发事变，黄公略当机立断，于21日以哗变的形式提前起义。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一团，于22日在平江起义。平江起义后，湖南军阀纠集六个团的兵力进行围攻。
8月1日，红五军撤出平江县城，转战于平江、浏阳和江西的万载、修水、铜鼓，湖北的通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8月24日，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滕代远分任军长和党代表，黄公略任四团党代表。
12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其余部分武装在黄公略的领导下，继续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
从1928年9月到1929年8月，在主力外出的一年时间内，黄公略成为湘鄂赣根据地最高军事首长。他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一改过去以集中为主的方式，采取化整为零、集零为整两种战略。
在黄公略的领导下，尽管留守根据地的总兵力锐减二分之一，但部队仍然取得了粉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敌军“会剿”和七县反动武装联防的胜利，湘鄂赣根据地不仅渡过了危机，而且呈现出全面复兴的兴旺之势，留守部队扩编为湘鄂赣边境游击支队，人枪扩大一倍以上，增至二千余人。
1929年8月，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二千余人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四、五纵队一千余人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会合。
当晚，召开联席会议。彭德怀夸奖一年多来边区工作的进步，盛赞黄公略领导好。会后，两支部队合编，取消湘鄂赣边境游击支队建制，由彭德怀、黄公略任正副军长。此后，人们习惯地称红五军为“彭、黄”。
日益显赫的名声给黄公略和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的负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四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黄公略的首级，并不断提高赏格。黄公略每打一次胜仗，他的赏格就升一级。
当“朱、毛、彭、黄”齐名时，黄公略首级的价格被提升到十万元。迷信风水的何键还两次派兵到湘乡挖黄公略的祖坟，将他的祖父、父亲的尸骸带到长沙，丢进湘江。
倾交如故，白发如新。英姿潇洒而又才华横溢的黄公略很快得到朱毛的赏识，视为“军中三骁将”。黄公略被国民党并称为“朱、毛、彭、黄”四大军事首脑之一。
在富田事变中，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化解了党内危机，其后又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屡立奇功。他是毛泽东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将领。
黄公略与毛泽东首次见面是在1930年春。这年年初，活动于赣西南地区的红二团和红四团扩编为红六军。
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和红五军派人帮助加强领导力量。赣西特委书记朱昌偕风尘仆仆，远行千里，来到湘鄂赣边区，找到红五军，要求支援一批军事干部。
“你们想要谁？可以点将。”彭德怀夸下海口。“算了吧，你先要我点将，然后又说走不脱。”朱昌偕故意使出激将法。
“你什么时候见我老彭说话不算数了？”彭德怀果然急了，催促道：“点吧，点吧！”
“我要一个当军长的将才，想请黄公略屈就。”朱昌偕亮出底牌。
彭德怀倒抽一口冷气，话已经说出口，也不好反悔。红五军答应赣西南特委的请求，派黄公略带领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军事干部和训练大队前往赣西南中心区东固。
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也派出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开展工作。黄公略到达东固后，立即展开整训部队的工作。
红六军成立之初，干部十分缺乏，成分也很复杂，全军虽然辖三个纵队共三千余人，但指战员中，眼光狭隘的农民意识、守土恋乡的地方观念、冲州撞府的游击习气非常浓厚，部队战斗力比较薄弱。他从思想建军和军事整训两个方面入手，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支地方武装提升为正规红军，并在战斗中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移。当时担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的罗炳辉把“黄公略”列为他最佩服的两个红军将领之一。
1930年2月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由闽西来到赣西南。6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土地法》，决定通过开展分田运动掀起土地革命的狂澜，以此巩固和扩大苏区。为实行统一领导，会议决定组成红四、五、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三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独特见解令黄公略心仪不已。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他解释说，所谓“傍着发展”，就是红军部队依靠原来根据地波浪式向外发展。
黄公略从历次斗争中虽然认识到红军与根据地的密切关系，在实践中也做到了在巩固的基础上逐步向外扩张，但从来没有提升到工作路线和战略策略的高度去考虑，经毛泽东一点拨，思想豁然开朗。
会议结束后，朱、毛率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黄公略则按照总前委“以三个月为期分路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以东固山为依托，傍着原来根据地，不断开辟新的红色区域，有力拱卫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仅仅三个月，黄公略就以其一流的业绩引起毛泽东的青睐。他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词中写道：六月天兵征腐恶，
?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如此热情洋溢地、不加保留地称颂红军将领并不多见，得到这样殊遇的只有黄公略和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德怀。
1930年6月，中央军委统一各战略区域的红军编制，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一起组成红一军团。当时担任这三个军军长的分别是林彪、黄公略和伍中豪。
这三个人都有就读黄埔军校的经历，都非常年轻，都是才华横溢，党内称他们为朱毛麾下的“军中三骁将”。在后来的中央苏区，“朱、毛、彭、黄”四位军事首长虽然齐名并称，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毛泽东。
他们这种介乎于平行与主从之间的关系曾经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突破口，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黄公略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和《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信》。
由于黄公略等人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终于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红二十军也从赣江东岸拉过江来，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大节上的坚定果决、同志之间的真诚信任、危难时候的相互扶携，使朱、毛、彭、黄的感情更增进了一层。
富田事变给参加第一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队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红军部队和最高领导层出了问题，于是一改初战时谨慎的态度。
没想到红军在五天之内，连续取得龙冈、东韶战斗的胜利，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这是中央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的一次战役。
黄公略带领红三军参加全部的战斗，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龙冈战斗中，他以寡敌众，为友邻部队迂回包抄争取了时间，所率的红三军歼敌占总数的一半，居功至伟。
战后，毛泽东兴奋地写下《渔家傲》：“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里描写的就是黄公略指挥阻击战的一些情景。
第一次“围剿”失败，蒋介石立即卷土重来，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在进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他还准备对红军的杰出将领黄公略实施一次反间计。
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采取双管齐下的战术。首先，他令何键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解到长沙，故意在公开场合露面，然后透过报纸披露“黄公略既将母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心切”。
这一招的用意是混淆视听，造成黄公略与蒋介石已有接洽的假象，将他逼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死胡同，从而进行要挟。
在进行一番铺垫之后，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国民党宣抚使，进驻南昌。黄汉湘受宠若惊，刚到南昌，即派其侄黄梅庄携带蒋介石和他本人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来到红军驻地黎川。
黄梅庄是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到黎川就亮明身份，声称有事要见黄公略。警卫把他送到红三军团司令部。
彭德怀与黄公略交厚，知道黄梅庄与黄公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人格卑劣，小时经常虐待公略和他母亲，不给他钱上大学，平江起义后还将公略的母亲赶出家门，黄梅庄此来实在蹊跷。
彭德怀与滕代远、邓萍、袁国平等人商量，认为这个时候黄梅庄前来探视兄弟，一定另有蹊跷，于是设下计谋，准备将他灌醉，套出真话。
宴席从品酒开始。彭德怀专门备了两瓶“竹叶青”待客：“我与公略亲如兄弟，和你也是旧识，都不是外人，今天不醉勿归。你是海量，我不善饮，你喝一盅，我喝半盅。”
一盅半盏地斟酒，黄梅庄嫌慢，说：“干脆爽快些，我喝两盅你喝一盅。”他也想早点把彭德怀弄迷糊，套点情报。
两人杯来盏去，一瓶酒下肚。黄梅庄试探着进入正题：“你们连续取得胜利，势力发展真快！”
“不大。”彭德怀说话粗声大气：“公略军才三万人，我的也不过五万人。”
黄梅庄见彭德怀有点醉意、口无遮拦，又开一瓶“竹叶青”酙上，说：“难得高兴，再喝。”
“你也喝。”彭德怀顺着他的话往下套：“我和公略相知甚深，称得上是莫逆之交。梅兄冒暑前来，必有贵干，如有好处，千万不要瞒我。”
“不敢，不敢。我是一个闲人，主要是替汉湘叔跑跑腿。”黄梅庄开始露底。
彭德怀说：“我们共几万人，如果在汉湘叔那里，能编个什么？”
“你去，总司令。公略去，仍然当军长。”黄梅庄酒量虽大，也经不起两瓶烈酒。
“这是你的想象吧，说说而已，怎么能保证是真的？”彭德怀盯着他问。
黄梅庄完全醉了，把秘密全倒了出来：“哪能空口说白话！委员长、汉湘叔都有信给公略。”说完，他把随行的皮箱打开，剖开底层，取出密信。
蒋介石的信，大意是说：校长不才，使你走上歧途。黄汉湘的信，劝黄公略立即投诚归正，并云“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
拿到物证后，彭德怀见黄梅庄摇摇欲倒，难以支持，便说：“梅庄先生睡睡吧，我也去睡睡，我们晚餐时再谈。”
随后，彭德怀将这些情况上报方面军总部。总部写信给黄公略，征求对他兄长的处理意见。黄公略不顾老母、妻子尚在敌人手中，在复信中写了八个大字：“一刀两断，义无返顾。”
按照黄公略的意见，红军将黄梅庄秘密处决，割下他的头颅密封，放进小皮箱里，交给随行的小特务，让他将这件“礼物”送与蒋介石，并附信一封。
复信署名黄公略，大意是：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湘附逆，亦当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
蒋介石收到“礼物”后，嘟啷着对侍卫说：“我真奇怪，共产党像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不久，他将宣抚署撤销，从此不再对红军将领抱有幻想。
黄公略大义灭亲，发生在第二次“围剿”之前，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粉碎敌人“围剿”的斗志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