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等人的到来，为红军完成改编，早日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组织保障。
不仅如此，自从夏天开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给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各师、各团及各军事学校的首长下达命令，要求部队做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
随后，总政治部编印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抗日军人读本》、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地理常识，还有日本情况、日语教材等，发给部队进行战前教育。
从军团长、师长直到伙夫、马夫都参加了军事、政治训练，整个红军变成了大学校。
洛川会议后，为了顺利开赴华北前线，总政立即发布了《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指示》，编发了《八路军军人必读》等教材。
有了朱德等人的到来，又有了这些培训和宣传之后，红军的改编本来应该会很顺利进行的，但没有想到的是，部队进行改编时，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37年8月底，部队将要开赴抗日前线的消息，在红军各个部队里盛传开来。和国民党周旋了几年之后，终于可以调转枪头对付日寇了，广大红军战士都非常兴奋。
然而，在奔赴抗日前线之前，红军必须进行改编，更换上有国民党军队标志的装备。一枚枚国民党帽徽摆放在红军指战员面前，它们将全部戴在红军战士的头上。
虽然抗日虽然是每一名红军指战员梦寐以求的事情，可现在要与国民党一起，并要在国民党的指挥下进行抗日，有些人便想不通。
因为他们参加红军后的一切仇恨、奋争都是与国民党连在一起的。试想一下，要与曾经夺去了战士们亲人和无数红军战士生命的“白狗子”共同作战，他们心里能很舒服吗？
在红军改编的时候，很多人的身上还有不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留下的伤疤，甚至还有国民党给留下的弹片和子弹。有些人之所以要参加红军，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或是为了给自己的亲人报仇。
有的人离开根据地后，他们的亲人都被国民党军队处死，有的几乎整村整村的人被杀害。
可如今却要与国民党军队共同作战，原来的死对头变成了“亲兄弟”，并且国民党还成了大哥哥。
改编就改编吧，特别是还要把头上戴的象征革命的八角帽摘下来，头顶“青天白日”徽，并且在作战中打国民党的“狗牙旗”，指战员们的感情实在接受不了。
他们的目光一齐冲着新发下来的帽徽，那“青天白日”像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
在红军的眼里，它就是残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以前这个帽徽多是在战场上从敌人的头上或俘虏的头上看到的，而今却要戴在自己头上。
有些人气得把它扔到地上。这么些年来，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连在一起？战士们的牢骚可就多了。即将被改编的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团长杨成武率领部队抵达云阳镇后，就得到一个消息：部队立刻换装，然后召开抗日誓师大会。
杨成武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早就盼望着能给部队补充一些装备，这下有着落了。现在已是八月天，战士们可以脱下穿了大半年的棉袄，换上新军装，多么令人高兴啊！
第二天一早，供给处长董永清就带上人去领装备，快中午时，他们赶着十几匹骡马回来了，每头牲口载着两个大麻包。杨成武兴冲冲地迎上去问：“都领回些什么来了？”
董永清同志满头是汗，神色有些不悦，说：“都是军装，一人只能摊上一套，再多就没有了。”
董永清还郑重地告诉杨成武，前敌指挥部指示：各部必须在今天换装完毕，明日要穿着佩戴好胸章、臂章、帽徽的国民革命军军装去参加誓师大会。
杨成武便立即让参谋长熊伯涛把这条指示传达下去，务必人人皆知，执行不误。
那天，杨成武和大家一样，也领到了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和一顶圆军帽。一看就知道，这是阎锡山部队的军装。另外，还有一块胸章和一块臂章。
胸章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臂章上豁然三个大字：八路军。这是我军区别于其他民党部队的标志。
通信班的战士笑笑嚷嚷的。他们都为得到一套新军装而高兴，对那两块胸章、臂章特别感兴趣，围成一堆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认明白后便开始往军装上钉。
开始时，他们连位置也搞不清楚，有的把臂章钉到胸前了，有的把胸章钉到右胸上了。
忽听“铛”的一声，有个铜钱大的金属掉到地上，接着听人叫道：“这不是国民党的帽徽么？和蒋介石头上戴的东西一样，我不戴！”
杨成武循声望去，见是自己原来的一个警卫员。这名警卫员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了。此刻，他正睁圆两眼，气得发呆。
接着，其他战上也从自己的军帽里翻出了青天白日帽徽，一个个都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于是，他们就过来问杨成武。
杨成武我说：“戴上，所有发下的徽章，一样样都必须佩戴上。”
这时，杨成武忽然明白前敌指挥部为什么让我军彻底换装，原来就是怕有些战士不肯戴它呀。同时，杨成武也感到，这颗青天白日帽徽，会在一部分同志心日中激起强烈反感，特别是那些对改编想不通的红军老战士。
这时，杨成武的那名原来警卫员恳切地说：“团长，我们把胸章、臂章都钉上，只把帽徽换换，还戴我们的红五星，行吗？”
杨成武心情沉重地摇摇头，正欲向他解释，一个参谋喊杨成武接电话。电话是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罗元发从三营打来的，他告诉杨成武：“不少战士不愿意盘佩戴国民党帽徽，对改编、换装议论纷纷。有的战士甚至怀疑我们不革命了，和干部争吵起来。
杨成武和罗元发立即做出决定：团、营干部全部下到连、排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讲清改编的意义和必要性，坚决执行前敌指挥部命令，全团必须在今天换装完毕。
放下电话，杨成武自己迅速换装，脱下已经穿旧了的红军服装，穿上佩有胸章、臂章的国民革命军灰军装，扎紧腰带和绑腿。
当摘下缀着红布五星的八角帽时，杨成武轻轻抚摸着它，久久地端详着它。从1929年参加红军到现在，杨成武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它，帽子上的红五星伴随自己打土豪、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无数烟尘雨雪使它改变了原先的色泽，变得粗糙和微微破损了，但它标志着红军的使命与信仰啊！
可杨成武心里明白，这次换装是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战略阶段的需要。想到这里，他迅速戴上了那顶缀着国民党帽徽的新军帽。
换装完毕，杨成武径直朝一营驻地走去。二连一排住在村头一幢大院落里，杨成武还没进门，就听得一阵暴雨般争辩声。
杨成武的腿刚迈进去，争辩声顿时停止了，院内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杨成武定睛一看，好家伙，地上扔着好几个青天白日帽徽，有的还被踩到烂泥里去了。几位战士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竭力遏制着自己的怒气。
杨成武说：“全捡起来，一个也不能少，丢了还没处补发呢！不戴它，国民党不让你东渡黄河抗日！”
大家沉默了一会，也许见团长杨成武也戴上了这东西，于是他们把地上的帽徽一个个捡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杨成武：“团长，过去咱们的枪口一直是对准这东西开火，现在怎么戴起它了？戴上它，咱们红军岂不是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了?”
“改编改编，我看是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当！”
“戴红五星一样抗日嘛，干么非戴它？群众见了我们会怎么想？”
就在这时，有一位江西籍的“三班长”情绪突然失控，这位“三班长”猛地把自己的红军军装撕开、亮出胸口上的枪伤，当场大声质问杨成武：“我问你！敌人欠下我们的血债，还讨不讨了？苏区的百姓，如果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穿他妈国民党的军装、戴他妈国民党的军帽，他们会怎么想？！你知道不？我们村里，当年一起出来十几个，现在就只剩下我和排长两个了，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这些死去的战友？！”
说完，“三班长”放声大哭，哭得浑身发抖。杨成武和一旁的战士听了这些话后，心里也非常难过。
在更换装备时遇到类似抵触情况的，不仅有独立团，几乎每个红军部队都出现过。
据说，红军抵制佩戴帽徽的消息，还传到了南京。蒋介石听到后得意地笑了，因为从他内心并不愿“改编”红军，只是因为抗日的趋势，迫使他不敢再犯民怒。
蒋介石对他的爱将陈诚说：“红军算什么东西！能跟随我抗日救国，是他们的运气，否则将被我军全面击溃。将来打败日军，他们又将再现原形。”
在和蒋介石进行的进十年的斗争中，红军战士痛恨国民党军队，进而痛恨佩戴帽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民族危机面前，在刚刚和国民党政权达成国共合作之时，红军战士的这一抵制活动，无疑会影响部队改编。就这样，一个难题摆在了八路军总部首长和各师部首长面前。
帮助战士扭转思想
面对红军部队中存在的这样复杂的思想情况，早在洛川会议前后，贺龙、关向应、罗荣桓等人，就已经开始带头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远大目光，顾全大局。
有一次，贺龙来到一个连队。代理连长向他汇报说：“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红军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了吗？”
贺龙听了以后说：“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愿红军改名埃我贺龙也不愿红军改名的喽！”
他转过身去，看看陪他来的团长说：“我看你们团长也不愿红军改名哩。是吗？”
团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贺龙严肃他说：“同志们，这可不行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
贺龙这番话打开了干部们的心扉，连长、指导员当即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通了。”
贺龙高兴地大笑着说：“好嘛，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们通了，就好给战士们做工作喽。”
不仅将要改编为一二0师的部队存在抵制情绪，将要改编为一一五师的部队，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身为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的罗荣桓，决定要了解具体情况，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为此，罗荣桓首先来到了红4师第10团。这支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的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打到陕，在长征路上打了许许多多的胜仗、恶仗和苦仗。这支部队很多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不少指战员的亲人都死在国民党军队的屠刀下。有一部分战士，特别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们心里的怨气就不少。
罗荣桓一来，他们可就打开了话匣子：“国民党是咱们的死对头，为什么要和他搞合作？”
“蒋介石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他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这仇怎么能忘记！”
“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要戴青天白日徽了，我们自己也成了国民党军，这叫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父老乡亲？”
在部队中，罗荣桓一直以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善于做思想工作而闻名。他耐心地听完大家发牢骚，然后像拉家常一样说：“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暂把阶级的仇恨吞在心里，与国民党一起共同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了。换个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丢，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会动摇！帽徽虽然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永远是红的！”
罗荣桓还说：“是的，红军虽然成了‘国军’，但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中还有一点，即‘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军装换了，帽徽变了，但是红军的政治信念却没有变。”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八一”建军节给每个老红军战士发了一枚纪念章。罗荣桓当时也把这枚纪念章带在胸前，他对战士们说：“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罗荣桓的一席话，使在场的红军战士明白了很多道理，他们也许还有一些疑虑，但心里却比以前敞亮多了。
在一一五师进行改编时，该师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跟罗荣桓在一起的三四三旅，一部是和旅长徐海东在一起的三四四旅。
三四三旅战士对改编出现了抵触情绪，三四四旅同样也出现了。部队更换装备时，红军老战士把八角帽捏在手里，心里甭说有多别扭了。有的人难过得流下热泪，更多的人讲开了怪话：“抗战就抗战，换‘狗牙旗’帽徽做啥？”
大家思想不通，个个心里不痛快。作为旅长的徐海东，自然比战士们想得深：面对中华民族的深重危难，抗战是大局。不称红军，改称八路军，红军的传统不会因此而丢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也不会淡忘。
这时候，旅里不设政委，徐海东这个领兵打仗的人，还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到处动员做报告，帮助战士们解开思想的疙瘩。
一天，会议散后，天近中午。徐海东吃罢午饭，想到连队看看，便叫警卫员小李去牵马。过了好大一会儿，不见小李回来。徐海东急了，心想：是马病了，还是出了什么事？
跟随徐海东的马由小侯照料，小侯外号叫“猴子”，办事机灵，从来没有误过事。
徐海东心里揣摩着，找到拴马的院子，听得警卫员小李正在和“猴子”大声说话。
“你有意见，马还得好好管理呀！”“我就是不愿意当中央军！”
“你这话，敢对旅长说去？”
“咋不敢说，旅长他还能吃了我！我敢说，我就是不当中央军……”
“你们在这里吵吵什么？”不等“猴子”说完，徐海东已走到跟前，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徐海东见他要的马还没有备鞍，吊着笼头走在槽边，便顺手摘下挂在一边的马鞭，瞪起眼睛，摆出要打人的架势。
“这就备马。”小李见势不妙，喃喃地说。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徐海东转身质问小侯。
“我不干了！”小侯从衣兜里掏出折扁了的军帽，狠狠往地上一甩，说：“我当红军，不当白军！”
“白军，谁当了白军？”徐海东问。
“戴‘狗牙旗’的帽子，不就是当白军吗？”
徐海东听罢，哈哈大笑起来。他从地上拣起军帽，扑打了几下，戴在小侯的头上，还拍拍他的脑袋，哄小孩似地说：“我说猴子呀，你这同志的脾气真像孙悟空呢！”
“我不当白军！”小侯梗着脖子，摘掉了军帽，赌气不吭声。警卫员小李拽拽他的袖子，低声说：“不要使性子了，还是快备马吧，要不然就要吃……”他想说“吃鞭子了”。
很少有人敢在徐海东跟前使性子。徐海东今天心情好，耐心大。他看小侯闹脾气，也不生气，还是和颜悦色地摸着他的光脑袋瓜说：“我的同志呀，你猴精猴精的，怎么变糊涂蛋了？八路军就是红军，你就是红军，他是红军，我是红军。”他指了指小李又说：“谁说我们是白军了！”
“戴‘狗牙旗’的帽子，就是当白军！”马倌蹲在地上，哭泣着说，“首长呀，白狗子闹得我家破人亡，我做梦都在和白狗子拼，好不容易投着红军，怎么又……”
徐海东耐心地说：“记住，一个共产党员要红在心里，红在骨子里，从里往外红！”
停顿了一下，徐海东低沉有力地说：“怎么能只看外表？你呀，你……”
马倌含着眼泪，又把马鞍备上。
就这样，在徐海东旅长的耐心解释下，三四四旅广大战士，逐渐接受了改编。
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内，同样也存在抵制更换装备问题。参加完中央军委的会议之后，师长刘伯承和政训处主任张浩，就马不停蹄地赶回部队驻地。
第二天一早，师长刘伯承和政训处主任张浩就召开领导干部座谈会，传达洛川会议精神。随后，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继续作了传达，并宣布了改编的组织。
把红军改编到国民党军队的统一序列中去，相当一部分红军干部、战士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边，又历尽艰险长征到陕北，几乎个个都是九死一生。多年来眼看着许多亲人、战友倒在国民党的屠刀和枪炮下。当改编的消息刚一传开，红军内部就产生出一股怨恨、困惑、沮丧、委屈的情绪。
针对广大红军战士存在的抵触情绪问题，刘伯承师长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改编，在改编过程中抓好思想教育和必要的训练，以保证部队顺利出师。
一连几天，刘伯承和张浩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向干部战士宣讲形势转变关头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基本任务，解释改编的意义和策略。
一次，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有位干部站起来，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
刘伯承让他坐下，启发大家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刘伯承还发动大家学习、讨论，通过干部战士自己的教育来辩明是非。
讨论中，有人联系到半年多前的西安事变。当时听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活捉了蒋介石，红军人人兴高采烈。后来又听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参加谈判，和平解决事变，放掉了蒋介石。许多人感到不解与气馁。经过教育和讨论，终于明白放蒋介石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党的一个英明决策。
刘伯承及时抓住了这个突出的认识事例，把它同怎样正确对待改编联系起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许多干部战士深有体会地说：“相信党中央不能全凭感情，还要不断提高政策和策略水平，否则会跟不上形势。”
在贺龙、罗荣桓、刘伯承等人耐心进行劝说的同时，新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还给全军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奖章。
就这样，广大指战员收起红军帽徽，得到了红军奖章，思想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适应了新形势的要求，红军的改编得以顺利进行。
隆重举行誓师大会
1937年8月底，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一部在云阳大操场举行盛大誓师大会。这就是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誓师大会进行之时，歌声、口号声、军号声，震**着整个村落。“坚决与敌决死战”、“拥护军委命令”、“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幅标语高高地举过头顶。
由于国民党限制群众参加集会，于是周围赶来的百姓们就爬上房顶、树梢，观看这个重大的历史场面。
大会是由邓小平主持的。他宣布大会开始，只见朱德大步向前，走到了队伍前面，高声地朗读起《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战士们也随着朱总司令一句一句朗诵起来。战士们朗诵的声音异常有力，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掷地有声的誓词，是从每个同志的肺腑中喷俑而出的，声若宏钟大吕，所有伺志的心情都激动异常，会场四周的观众无不为之震惊和感动。
随后，彭德怀、任弼时相继发表讲话。任弼时宣布了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的内容和红军时期明显不同的，是把“实行抗日救国纲领”作为第一条。任弼时郑重宣布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这“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总起来不过11条，但却包括了争取民众，影响友军，创造模范抗日军队的大道理，是我们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
表示杀敌决心和欢送八路军上前线的军内外代表讲话之后，当地国民党政府的专员也讲了话。
最后一项是国际友人讲话。穿着八路军服装的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一到台前，台下便响起欢迎的掌声。这位美国炼钢工人的儿子，1937年2月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面对出征的战士，乔治?海德姆用汉语说，我们欢送八路军到哪里去?到华北前线去。去干什么?拖住日本侵略军的尾巴，打他的后沟子！
这句把脊梁骨称为“后沟子”的陕西土话，大家听着非常亲切、生动、有幽默感，会场上立刻迸发出欢快的笑声，接着又是狂风般的掌声。
一时间，口号声、抗战的歌声又响了起来，把整个云阳镇震**得地动山摇。
老百姓们兴奋地从房顶上、树梢上跳下来，拥向队伍，与他们深深地话别。
“快把鬼子赶出去，打完鬼子快回来，我们盼着你们胜利的喜报哇。”
誓师大会后，八路军在云阳张贴了《告别云阳父老书》，战士帮群众挑完水，扫净场院，与乡亲告别。
八路军总部的誓师大会召开不久，八路军第一二0师也隆重召开了誓师大会。
1937年9月2日这天，天气很晴朗，第一二0师抗日誓师大会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举行，全师八千多人集合在这里，会场上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落，盛况空前。
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人坐在主席台上。
大会由甘泗淇主持。大会开始后，贺龙师长站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誓师大会，党中央很重视，朱老总亲自来到我们师，下面请朱总司令讲话。”
朱德以坚定的口吻说道：“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的工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朱德这番话引起了阵阵掌声。
贺龙很高兴，他在讲话时说：“朱总指挥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
接着，贺龙谈起了自己。他说：“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我的心愿。算起来，从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了10年，跟国民党斗10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贺龙的话，在干部、战士的心灵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白皮红心”的话长时间牢牢地记在心上。
贺龙师长讲话以后，副师长肖克和参谋长周士第，在会上发布了开赴山西前线的行军命令。
在一二0师举办抗日誓师大会的时候，第一二九师的誓师大会也在紧张地筹备之中。
1937年9月1日，参加完洛川会议的师长刘伯承和师政训处主任张浩，就马不停蹄地赶回部队驻地。
这时，部队已奉命从镇原移防至陕西省三原县，指挥部设在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和张浩就召集领导干部开会，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9月4日，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继续作了传达，并宣布了改编的组织。以援西军为主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红四军的第十、第十二师改编为第三八五旅的第七六九、第七七○团。红三十一军的第九十一、九十三师改编为第三八六旅的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团。陕北红军的第二十九、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为师直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另有一部分干部组成了教导团。
全师共1.3万余人。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连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脱离第一二九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因此，第一二九师准备出征的人数是9160余人。
随后，宣布了干部名单，除刘伯承、徐向前的职务已明确外，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倪志亮任参谋长，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宣布完之后，刘伯承指定刚被任命为一二九师386旅旅长的陈赓，担任第二天誓师典礼的阅兵指挥员，参谋处长李达协助。
刘伯承嘱咐陈赓说：“这是一二九师第一次阅兵，也是一二九师开赴前线的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庄严；要在部队中造成抗日救国、奋勇杀敌、为挽救祖国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战斗气氛。”
陈赓等人选定石桥镇附近的一片空旷的田野——陕西本地人叫作“休闲地”，作为大会会场。因没有什么材料，阅兵台是用木桌临时搭的。阅兵台附近贴了几条标语，使会场气氛被烘托得既热烈，又庄严。
为了使一二九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不出差错，阅兵总指挥陈赓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5日凌晨3时就起了床。他正准备去阅兵场时，突接师部电话通知，阅兵因故延期于6日举行。
1937年9月6日，正是西北黄土高原秋高气爽的季节，可这一天却显得有点特别，一清早，天低云浓，细雨点点。一二九师所属部队，陆续向设在石桥镇的会场开进。
不一会儿，雨点密起来，滴在人们脸上，感到冷飕飕的。陈赓和李达商量，打算请示师长，大会等天晴了再开。他们刚商量妥，就见刘伯承、张浩带着一群人骑着马来了，军装已被淋湿。
刘伯承问：“你们干什么去？”
“报告师长，雨越下越大，是否……”陈赓正要提出请求。
“不行！”刘伯承神情严肃，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军人嘛，就是要风雨无阻，决定了的就不能随便改。今天是我们改编和出征的誓帅大会，更不能改，必须按时举行！”
“是！”陈赓和李达拨马回头，执行命令去了。
雨点成串地落下来。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常随着一连串此起彼伏的口令声，队伍迅速地移动、调整着，刹那间，近万人面向检阅台，列成了一个庞大的方阵。
检阅台很简陋。野地里竖起四根立柱，上架几块木板。立柱外侧贴上了标语。刘伯承、张浩等立在检阅台上，无遮无盖，任凭风吹雨打。
一位参谋找来雨衣给刘伯承披上。刘伯承说：“你知道为将者应当‘冬不衣裘，夏不张盖’吗？”
参谋赶紧将雨衣收起来了。
嘹亮的军号在雨中吹响，陈赓在临时组成的“军乐队”的伴奏下，站在阅兵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现在开始。”
接着，师长刘伯承发表讲话，他高声宣布：“今天是我们的改编和出征誓师大会，也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
随后，刘伯承谈到了改编的意义。他先简要概述了全国和华北抗日的形势，指出：卢沟桥事变后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热潮，国民党政府在我们共产党和民众的推动下也已投入了抗战。目前上海方面正在激战。华北方面日军于7月底攻占平津后，正分三路急进，一路沿平绥路西犯晋察绥，一路沿平汉路南犯河北，一路沿津浦路进窥山东。华北是敌我势在必争的战略要地，恶战是免不了的。
紧接着，刘伯承又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跟国民党合作抗日。”
刘伯承讲话结束之后，副师长徐向前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三个师。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张浩，下辖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三八六旅，旅长陈赓。
徐向前拿起一顶帽子，雨中，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闪着白光。他用沙哑的声音宣布：“下面，我们换帽子！”话未说完，泪水在眼里打转。
台下一阵躁动。有人喊：“丢掉五角星，换上青天白日皮，这就是改编换来的吗？我们不戴匪军帽！”一些战士想起红军与国民党匪军生死拼杀，怀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满腔仇恨，禁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
刘伯承的眼睛也不由得湿润起来，他说：“同志们，换帽子换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现在，我命令：换帽！”
刘伯承神情激昂。
雨中，缀有猩红五角星的八角帽一顶顶脱下，各部队分发着新帽，又负责收回旧帽。可没有人丢掉红军帽，一个个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像是珍藏一件宝贝。这破衣旧帽的确与红军战士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的记叙反映了一二九师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情：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红星帽）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主义的光荣事业而奋斗……换帽之后，举行了授旗仪式。刘伯承一一拿起各旅、团的大旗，授到指挥员们的手里。
阅兵仪式开始了。部队顷刻间变换了队形，分列广场四周准备受阅。刘伯承和张浩、宋任穷乘马绕场一周，一一检阅了第一二九师的各支部队。
雨越下越大。全师一万多人在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人人精神奋发，口号震天，无有畏雨者。
干部战士看到刘伯承全身湿透，两腿紧夹马身，腰板挺直，右手标准地行着举手礼，一付精神抖擞的样子，不禁产生由衷的敬意。
刘伯承已经四十五岁了，从投身辛亥革命起，出生入死几十年，带着一身创伤。如今肩负师长重任，还是那样一丝不苟，处处率先垂范。联想到他在长征中率部一路过关夺隘，到左路军、援西军后带兵、练兵等样样受人称道，大家对今后在他领导下进行对日作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阅兵完毕，刘伯承回到检阅台上，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誓：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6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
我们改名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
谨此宣誓。
刘伯承读一句，全师指战员跟一句。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回**在田野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心。
在此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参加誓师大会的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就已经开赴前线。自八路军总部及一一五师一部、一二0师、一二九师誓师之后，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开始陆续向抗日前线开拔，由八路军发起的抗日战争，由此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