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底的一天，在西北黄土高原之上，在滚滚的泾河北面，在巍峨的嵯峨山南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这一天突然热闹了起来，刚刚完成改编的八路军将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
云阳大操场上，早已经搭建起了临时的木台。木台的台柱子上，贴着“坚决拥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幅标语。
大会开始后，全体指战员随着朱德总指挥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
积极为红军争取番号
1937年8月底的一天，在西北黄土高原之上，在滚滚的泾河北面，在巍峨的嵯峨山南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这一天突然热闹了起来，刚刚完成改编的八路军将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
云阳大操场上，早已经搭建起了临时的木台。木台的台柱子上，贴着“坚决拥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幅标语。
大会开始后，全体指战员随着朱德总指挥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兄兄弟，**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铿锵有力的誓词令所有与会人员，心潮澎湃，振奋不已，很多人还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这就是著名的“云阳誓师”。
看到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坐在主席台上的朱德、彭德怀等人明白，八路军能够顺利完成改编，能够在成功举行誓师大会，实在来之不易。
其实早在1924年起，中国共产党就已经与国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共产党的协助下，国民党军队实施东征，进行北伐进行的都非常顺利。
不幸的是，到了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接着，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
面对国民党政权的屠刀，为了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这支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蒋介石认为，一天不把共产党剿灭，他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为此，他发动对红军的五次“围剿”。
面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加之党内出现左权错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经过两万五千两长征，抵达陕北。
就在蒋介石与共产党较量的同时，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也逐步升级。
然而，蒋介石对日军一再妥协，却不放松对共产党武装的“围剿”。蒋介石称之为：“攘外必先安内。
因此，红军抵达陕北后，蒋介石依然不忘对红军进行“围剿”。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间，蒋介石先后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3次围攻，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就在这时，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爆发。经过多方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改变了国共两党以后的命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条件。
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进入运作阶段。从那时开始，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有关合作事项和红军的改编问题。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吸取了第一次国共搞党内合作的教训，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即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
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整编就要有番号。而蒋介石却迟迟不愿给番号。因为与孙中山主动实行国共合作相比，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出于被逼。
虽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6项条件，但实质上，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一直没变。他想通过“合作”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等人赴西安，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下辖4个军、12个师、36个旅、108个团，军官由延安派。
而国民党却只给2个师、8个团的编制，不设军和总指挥部，除师长外，其他军官由南京配备，直属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领导。双方围绕人员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僵持不下。
此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中共再作让步。
3月8日，谈判达成5条意见，上报蒋介石审批。其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按国军同等待遇。编为3个师，计6个旅12个团及直属队共4．5万人。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
但没想到这个由蒋介石指导下产生的协议，蒋介石又反悔，不同意了，谈判又回到了起点。
此后的第2次、第3次会谈，蒋介石依然从控制、取消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出发，先是同意改编为3个师，设总部，军官由延安派，但总司令由蒋委派；后又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国重新安排，师副职由国民党派。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中“做事”。
对此，中共坚决予以反对，并坚持对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派人到部队任职。
就在国共谈判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西南卢沟桥头炮声震地，火光烛天。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抗击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突然进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举国上下表现出了同仇敌忾的气概。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人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9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和第二十九军，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策励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请缨杀敌，愿为国效命，与日寇决一死战，誓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蒋介石被追逐步表明了对日抵抗的方针和立场。
7月中旬，蒋介石虽然在庐山上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但在对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合作问题上，他依然犹豫不决。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日本正在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却迟迟不见合作动作，显然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毛泽东非常着急，他决定利用民主人士的力量，来敦促蒋介石联合抗日。
为此，毛泽东写下一大摞信，发送给了蔡元培、马叙伦、许德衍、马相伯、朱蕴山、沈钧儒、沙千里、柳亚子、周建人、黄炎培、胡厥文、胡适之、梁漱溟、楚图南等70余人。
蔡元培，字鹤卿，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在当时影响很大。
此时，身在北平的蔡元培，收到了毛泽东的信后，非常着急。为了促进国共早日合作，共同抗日，已年近古稀的蔡元培从北平专门赶赴南京，拜访蒋介石。
蔡元培声望极高，蒋介石自然以礼相见，不敢轻视：“蔡老冒此酷暑赶来南京，不知有何见教？”
蔡元培直言道：“我今日是专为一事而来，现在日本人不仅占了东北三省，还占领了平津，上海、南京也岌岌可危。既战端已开，政府抗战势在必行，委员长已在庐山谈话会中表达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可是，中共方面早就提出红军接受政府改编，希望立马走上抗日战场，来为中国抗日出力，但不知是何原因，改编之事直到现在一直未能落实。”
蒋介石冷言道：“不必说了，你回去吧，这个问题我会考虑的。”
蔡元培说道：“委员长不答应我的请求，我是不会走的。”
陈布雷想方设法把蔡元培送了出来，蔡元培气愤地说：“我绝食静待，以死相报。”
整整三天，蔡元培滴水未进。陈布雷只得去向蒋介石回禀说：“介公，您还是再见他一面吧，给他一个交代，作个解释算了。不然，他真的死在南京，何以向国人交代？”
这时，上海已经失陷。上海距首都南京不足300公里，南京已处于兵临城下的危险之中。蒋介石一边抽调精兵强将来保卫上海，一边召集紧急会议，协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想了想说：“好吧，让他来。”
蒋介石一见蔡元培便说：“好了，什么都不必说了，我现在马上要开国防会议，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到了南京。这次会上就要决定这个问题，红军改编就要实现，请你回去吧。”
蔡元培得到了蒋介石的应允，这才告辞。
8月初，蒋介石密电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赴南京共商国防大计。6日，朱德、周恩来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同蒋介石商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红军改编问题。
谈判期间，周恩来等人拜会了冯玉祥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阐明了共同抗日和改编红军的原则立场，使两党半年会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冯玉祥以辞副委员长之职相劝蒋介石同意红军编为3个师。蒋介石深知：不同意共产党的整编方案，红军上不了前线，自己罪责难逃；给了红军番号，让其名正言顺地抗日，又无异于放虎归山。
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表面上答应给红军番号，尽快让其改编，可肚子里仍然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
谈判伊始，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部长黄绍竑和副参谋长白崇禧提出“黄白案”：将红军整编为2个师，一师到蔚县一带集中，一师到冀东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认为，“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背后潜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谈判再被搁置。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直断尾求生的蒋介石有点恐慌了。江浙是蒋介石发家之地，也是英美等国在华重要利益所在地，非东北、华北可比。日本人打上海，是要断后路。
无奈之下，蒋介石再三权衡，终于放弃了“收编红军”的企图，国共会谈由此出现了转机。
为了红军的番号问题，蒋介石召来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问：“我问你，收编红军，准备给予3个师的番号。这3个师之上又给什么名义，划归哪个战区，防区划多大地盘，等等，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何应钦说：“整编桂系时，空着一个第八路军的番号，就授给红军算了。至于师的番号嘛，东北军打了败仗，被撤销了一些师级番号，后来整编时又空出许多番号。我看就用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这3个番号。让他们用这些失败的番号，也算是一个暗示吧。再将他们划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具体地盘嘛，干脆指定为太原以北、大同以东的晋察一带，这里是日本人近期进攻的主要目标。红军死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也算是为国捐躯了。”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
8月18日，蒋介石召见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表示“同意将红军收编为国民革命军”。
周恩来虽不满蒋介石用“收编”一词，但蒋终于明确表了态，所以，他也就没再去苛求字眼。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由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第一一五师、第一二零师、第一二九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
根据这个命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第八路军正式诞生。
就这样，虽然国共两党内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又走到一起来了。
中央完成改编部署
1937年夏天，酷暑像一块巨大的幕布，笼罩着西北大地。在这难熬的酷热中，中共中央一方面积极与国民政府进行国共合作谈判，另一方面也在积极筹划红军改编事宜。
7月22日至2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等红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后，任弼时宣布会议宗旨：“今天的会，是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
接着，他就卢沟桥事变阐述了当前形势：卢沟桥是控制平汉路、北宁路的枢纽。日军去年占领丰台，现在又突然占领卢沟桥，显然是早已策划好了的。日军已包围北平，天津去年就修好了飞机场，平津共集结了３万人。日本动员了40万兵、400架飞机，准备陆续开到中国来。日军的意图，以大军威胁南京、平津，进而占领华北。
任弼时边讲边翻着稿子：“二十九军打了一下，目前已退到永定河以西。华北当局动摇。但二十九军下级官兵自动起来抗日，是可以拉到抗日阵营里来的。美、英、法从维护在华利益出发，都表示反对日本侵占华北，但并无实际行动。蒋介石调１０个师到保定、石家庄一带，想求得和平解决，而无抗日决心。蒋介石的宣言，态度还比较强硬，但行动很使人担心。估计有两种前途：一是愿和平解决，无最大的抗日决心；二是在抗日运动的压力下提出抗战到底。我们党和红军只有抗战才有出路，党中央号召全国抗战，武装保卫平津。现在正处于争取实际抗战的阶段。”
任弼时讲完，由彭德怀作报告。他指出红军改编的意义，是改变目前庞大的不统一的编制和加强部队抗日的战斗力，是为了便利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保证共产党的单一领导。他强调指出，改编以后选择与教育干部是最重要的环节。提出要保存红军固有的特长，改正缺点，要反对在红军实际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会议进行中间，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赶来参加，会议发言愈加踊跃。会议一致通过彭德怀的报告及有关决定。
会议结束不久，与国民党的合作谈判也取得了大的进展。1937年8月中旬，鉴于在国共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已达成协议，为早日完成改编，出师抗日，朱德提前离开南京，返回陕西云阳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为了做好红军改编工作，第二天，朱德和彭德怀率全体指战员发布《留别西北同胞书》，内容如下：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兄弟父老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活的太平日子。
同时，朱德、彭德怀又发布了《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内容如下：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
此外，二人还发布了《告抗日友军将士书》，内容如下：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
就在朱德返回陕西后第四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重要的扩大会议，在延安与云阳镇中间地段的一个村庄——洛川县冯家村秘密举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因此，在对红军的改编和出动迅速作了部署后，朱德就赶到洛川，准备参加这次会议。
洛川会议从8月22日至25日共召开了4天，会址设在陕西渭北高原的洛川县冯家村，会场设在村西北角一所私塾里。胡同口有棵枝叶稀疏的老槐树，矮粗而弯曲的树干，形如一头狮子蹲在那里，开会的人们来来回回都从它身边经过。
私塾的院子里，中间有个小花坛，院子的一侧有一株桑树，正当面是两孔砖砌的窑洞。
与会的同志大都知道，毛泽东就在私塾先生那孔窑洞里办公、居住，会间修订文件的同志也到那里去。
另一孔窑洞是教室，中间放了些长的、方的、粗糙的、古朴的桌子，拼成整齐的一排，20多个人挤在周围坐下，便算是会场了。
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凯丰、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徐向前、张浩、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犯有严重错误、被解除军事职务、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也到会了。
会上还有李富春同志，承担了记录之劳。
抗日出征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的卓越领导人，聚集在这里，一起共议党的、军队的大政方针，仿佛有种很强的引力把大家的心绪凝聚得格外热烈和昂扬。
会议是在日军不断增兵华北，国民党军队出现溃退趋势，全体红军整装待发的情况下进行的。邓小平留在了云阳红军总部主持工作，没有到会。
8月25日，毛泽东同志作总结报告，他精辟地分析了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其中，完整地阐述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部分，也就是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主要文件——《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这是党的宣传鼓动提纲，也是全党全军的行动指南。它的深远意义，正如张闻天同志讲的，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是指出胜利的道路。
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是战略任务、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等重大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用形象的比喻阐明雄伟、深远的战略思想，给与会同志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毛泽东说，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象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毛泽东特别提到紧邻东北的冀东，在抗战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他明确指出，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贺龙同志动作快，把这个任务抢到了手。虽然由于国民党军队很快撤出了南口，我们不得不改变这项计划。但同志们那种一往无前、敢于向敌人深远后方挺进的英雄气概，充分表明我军人人都有到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崇高精神。
张闻天、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同志对抗战的长期性和可能出现的曲折、危险，出师华北的战略部署和群众工作等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张闻天说，要很好地使用我们的力量。红军是党军，抗日是持久战，眼光要放远些。
朱德指出，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首先是发动华北的一亿多人；军事上是发动游击战争，即使各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
任弼时也谈到，抗战是长期的战争，红军要发挥自己进行山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些都关系到增强我们的领导和部队的扩大。
关于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问题，毛泽东同志反复说明，我军要进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对此，毛泽东详细解释说：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整个战略部署下，我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执行统一战略意图的灵活机动权；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
所谓山地，不只是就地形而言，而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向平原发展。
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广泛的游击战争，达到开辟敌后战场，支援正面战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毛泽东的完整阐述，使大家的思想提高了一步。
关于兵力部署，彭德怀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指出：红军出兵在恒山、太行山山脉，有重要战略意义，给日本南进和西进以很大的困难，要力争实现。他还说：红军主力出动是对的，留下若干兵力在陕北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的战略预备队；红军出动基本的是要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党和红军的地位。
其他同志也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抗敌的决心是无比坚定的，作战思想和行动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会议除了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通过了《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和《八路军抗日八项注意》。
就在洛川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了特派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
为了在抗日新形势下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洛川会议的另一项议程是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成立后，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诸多问题，及改编之后八路军面临的主要任务。
就在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937年8月25日，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改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红27军、红28军、独立第1、第2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二0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第4、第31军）、红29军、红30军，陕甘宁独立第1、2、3、4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军委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德 周恩来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电令：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八路军在延安设立后方总留守处，肖劲光任主任，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随后，朱德、彭德怀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表示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26日，朱德、彭德怀又签发《八路军总指挥部布告》：本军奉命抗日 为求民族生存
拥护中央领导 驱逐日寇出境
团结全国各界 联合法苏美英
保卫中华领土 收复失地完整
实行统一战线 抗日救国纲领
本军纪律严明 买卖照常公平
禁止拉夫拉车 禁止侵犯百姓
凡属中华同胞 一律保护认真
汉奸敌探间谍 严办决不容情
望我国人奋起 共负救亡责任
抗日战争胜利 大家共享太平
八路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
此外，八路军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其中，第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萧华组成，林彪任书记；第一二○师军政会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组成,以贺龙为书记；第一二九师军政会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成,以刘伯承为书记。
至此，中共中央已经完成了对八路军进行改编各项部署，有了这些部署之后，红军各部队开始了向八路军的改编。
红军战士抵制换装
1937年8月底，洛川会议正在召开期间，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代表中央，找傅钟谈话，要傅钟担任总政治部的民运指导部(简称民运部)部长。
任弼时对傅钟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做居民和友军的工作，面很广，党政、军事、外交事宜都要做。
为了全民族的抗战大业，傅钟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决心把这个工作做好。
洛川会议一结束，要到前线的同志没有再回延安，而是立即赶往云阳总部和各师驻地。于是，民运部部长傅钟，就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等人一起，向云阳总部赶去。
临到中部县(今黄陵县)城，有人高兴地喊道：“桥山，桥山，桥山到了！”
是啊，我们祖先黄帝的陵墓，就在那片郁郁葱葱的山上，有机会看到它能不高兴吗?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向往和瞩目的地方。
今天，大家就要去抗击日本侵略军，对祖先开拓的中华大地的野蛮掠夺，都有一颗“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杀敌决心，也就格外想去看看黄帝陵。
看过之后，从桥山上下来，进了轩辕庙，朱德说：“今年清明节，我们还派人来给轩辕黄帝送了祭文哩！”
果然，一到正殿大家就看到，黄帝塑像脚下的大供案上，陈列着不少祭文，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祭文也在其中。
这篇祭文写得非常好，大家拥过来看，在积极奔赴抗日前线的这个时刻，大家看了这篇文章都非常兴奋，傅钟竟情不自禁地读出了声：“维中华民国26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遗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硫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河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为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认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傅钟读完之后，朱德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建军十年第一次向老祖先明志。”
大家也都称赞祭文写出了全军指战员的情怀，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和未来。大家还一致认为，这就是我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师表》！
8月30日晚上，朱德、彭德怀等人，徒步行军到达铜官城(今铜川市)。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指示要去西安，准备9月1日同周恩来副主席等乘火车去山西太原，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谈。
一同前往的还有林彪、肖克、徐向前等各师的负责人。他们是最先一批到达华北前线的八路军。
朱德到达云阳镇后，就住北街的“毛家大院”，因为红军总司令部在那里。傅钟则随任弼时去见到邓小平，他在西南角“文家大院”，总政的同志住这里。
云阳属陕西省泾阳县，距西安60多公里，南临泾河，北靠嵯峨山，西(安)兰(州)公路从村南穿过，当时已成为军事重镇。
云阳西边驻陇东西峰、镇原的红军，北边驻正宁、耀县的红军，东边驻三原、富平的红军，继115师出动之后，正在集结，准备出动。
一时之间，这片纵横二三百里的国土上，山山岭岭里，大路小路上，有战马奔驰，有步兵跋涉。嘹亮的军号声，高昂的抗战歌声，震动着每个爱国军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