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澜波的协助下，10月初，黄显声亲自主持召开了锦州、义县、兴城、绥中等8县公安局长会议，决定抽调各县干警，将省原有的1个公安骑兵总队扩编为3个，并将这3个骑兵总队集中在锦州北一带驻扎整训。
在扩编骑兵过程中，刘澜波不但为黄显声出谋划策，还“通宵达旦地忙碌”，认真地完成黄显声交待的许多重要事务。
刘澜波建议黄显声，组织抗日队伍，单靠公安部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以省警务处的名义组织民众武装。
当时东北各阶层及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面对国破家亡的惨景，已自发地组织抗日义勇军。在刘澜波的大力倡导下，黄显声派人积极联络他们，与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
由于有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支持，黄显声先后镇压了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扶植支持的凌印清、张学成两支声势颇大的汉奸队伍，一时鼓舞了东北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然后，刘澜波帮助黄显声配合在北平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警务处名义，分别委任参加消灭两股汉奸队伍的民众绿林队伍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三路军，此举成为大规模抗日义勇军兴起之始。
面对东北大地上兴起的各种名目的义勇军，刘澜波受黄显声委托，起草、制定了民众抗日武装的“编委方案”，如“自备手枪者当可给月薪现大洋三十元”、“凡率武装匪团一百人以上者，方以上尉待遇之”、“率领武装骑兵二百五十人或步兵五百人以上者，当任为少校营长”等，对民众抗日武装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经费来源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
在刘澜波的积极策划与帮助下，一时间，黄显声组织抗日的名声大震，各县警察民团、爱国民众到锦州警务处联络组建义勇军、请缨抗战的接踵而至，都被加以委编。
11月末，日军主力开始进攻辽西，刚刚兴起的东北义勇军一齐出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宣告第一次西侵失败。
刘澜波为黄显声起草电文，致北平张学良和“救国会”，报告了义勇军战斗经过，建议“救国会”“速派员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尽力联络民团，组织义勇军。
“救国会”立即派出车向忱、黄宇宙等大批人员出关联络，并组织义勇军。据估计，在“救国会”委任的56路抗日义勇军中，黄显声组织的就有20余路。
刘澜波一直倡导保卫锦州，坚持抗日到底。1931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交涉，化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只留黄显声的公安骑兵3个总队。
刘澜波认为，锦州是关内外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的得失关系到东北的存亡，也关系到平津的安危，所以一直主张全力保卫锦州。
为增强民众抗战的信心，1931年末，黄显声召集锦州各界爱国人士开了一次抗日动员会，刘澜波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抗日救国演讲，谴责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要求东北人绝不能做亡国奴，一定团结起来，拿起武器组织各种形式的义勇军共同抗日。
刘澜波富有**的演说，使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极大鼓舞。会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要求参加义勇军，如后来在锦西县打死日本古贺联队长的战斗中就有与会中的许多人参加。
此外，刘澜波还设法做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的工作，坚定他抗战的信心。
张学良曾想利用“中立区”赢得时间，将在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开往关外加强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
得知此消息后，刘澜波与黄显声十分兴奋，给张学良拟写一封电报，大胆建议由于“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如转取攻势。为避免‘国联’责难，可俟敌军越过大虎山，即迎头痛击。现警务处所属公安大队已潜伏在皇姑屯等处，沈阳日军现甚空虚，相信收复沈阳确有把握。”
对此，张学良未置可否。以后，刘澜波还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希望他坚持抗战到底。
1932年初，日军进攻锦州，刘澜波也参加了战斗，面对攻势凶猛的日军，公安总队顽强地展开还击。由于无中央政府的任何支援，守城部队只好且战且退，1932年1月2日，锦州陷落。
锦州失守后，刘澜波又随黄显声前往北票组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救国会”通知各地3万余义勇军队伍一律接受黄显声指挥。
在此期间，刘澜波始终陪伴黄显声，不离左右，支持他反对“不抵抗命令”，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撤入关内。后来张学良多次电催黄显声赴滦州重新整顿军务，刘澜波才不得不随黄撤走。
由于他们先期组织工作有力，东北义勇军已在东北各地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黄显声因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斗争得到“血肉长城第一人”的美誉。
而作为黄显声秘书的刘澜波是他积极组织武装抗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与策划者，我们将其称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也不应为过。
黄显声奉命入关后，更加痛恨不抵抗政策，情绪十分低落。他滞留北平，不愿视事。在北平期间，刘澜波经常出入黄显声家，同时还介绍康健生等共产党员与黄显声往来。
正是在这些频繁交往中，黄显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逐渐加以接受，当他得知刘澜波是共产党员后，与他的来往更加密切，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2年秋，黄显声的骑兵总队被改编为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初驻防平西一带，后调入河北易县。黄显声与刘澜波商量，要求他介绍共产党员到骑二师来，帮助改造和建设部队。
经刘澜波请示，中共河北省委先后派孙志远、白坚、康少逸、宋吉方、易广居、朱大光、刘景祜、马融等17名共产党员到骑二师。为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刘澜波开始酝酿成立骑二师党组织。
1933年4月，东北军中较早的共产党组织—骑二师工委成立，白坚任师工委书记，刘澜波任组织部长。当时，中共中央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党在东北军中只争取“下层”，对上层军官则一律采取排斥和敌视态度。刘澜波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从东北军的实际出发，在骑二师工委内确定了将上下层统战工作同时进行，逐步改造这支部队的方针。他除了做好团结师长黄显声的工作之外，还争取到了参谋长董道泉及几名团长，统战工作初具成效。
由于刘澜波等共产党员在队伍中的重大影响，使骑二师出现了许多在其它队伍中没有的新气象。
刘澜波从青年军官和流亡青年中，选拔一批进步分子，办起教导队，他亲自为教导队队长，孙志远、康少逸为教官，他们提倡政治民主，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等组织，公开教唱反对不抵抗政策、鼓舞抗日斗志的歌曲，为骑二师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同时，他们还在骑二师中公开地进行抗日宣传，办起俱乐部、图书馆，甚至一些苏区印发的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小册子及苏联的报刊杂志等地下刊物等都可以看到。骑二师抗日气氛十分高涨。
在党的影响之下，黄显声、董道泉等思想不断进步，积极接受党的建议改造队伍，部队的军事与政治素质有很大提高，官兵关系也很融洽。
如黄显声曾在部队组织的游泳比赛活动中，竟脱光膀子率先入水，激励了许多官兵纷纷跳进水中相竞搏击。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
为配合抗日同盟军作战，刘澜波在黄显声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队。
刘澜波在队伍内实施新的政策，取消各种等级，薪饷平均分发，严肃内部纪律，制定处罚逃兵的政策，教唱抗日歌谣，广泛进行思想教育。
刘澜波将部队分三期训练，提拔了一些有为干部，准备赴前线支援同盟军，因同盟军的失败而折回，但为骑二师培养了新型的抗日人才。如共青团员陈少景曾在义勇队当兵做下层工作，后调骑二师第三团任地下党支部书记。
在黄显声的保护下，骑二师中“地下党的活动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引起了何应钦和北平宪兵三团的注意，他们想方设法加以铲除，但迫于黄显声的威力，他们未能得逞，于是，使用特务手段捕杀共产党员。
1934年2月，刘澜波与孙志远在北平隆福寺被宪兵三团跟踪追捕，危机之时，刘澜波机智地掩护孙志远脱险，自己却被捕入狱。
黄显声闻讯后，以强硬态度向何应钦要人，使刘澜波安全保释。经过这次事件，骑二师党组织遭到破坏，孙志远、白坚等共产党员被迫离开了骑二师，白英华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其他党员亦不得不离开，骑二师中的党组织不复存在。
刘澜波在东北军中的工作也一度受挫。但在中共中央尚未正式确定对东北军的指示方针之前，他能在东北军中公开倡导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护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团结与争取一大批爱国将领走上抗日道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以吞并华北五省进而占领全中国为目的的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政府仍对日采取妥协退让、对内实行“剿共”的方针，驱使东北军与红军作战。
中共中央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愿意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9月，张学良成立骑兵军，委任黄显声为骑兵军副军长，调入陕甘，刘澜波仍以黄显声秘书身份随往。
黄显声在赴任之前，刘澜波向他介绍了《八一宣言》。黄显声除对宣言中把张学良和蒋介石一样作为“卖国贼”有意见外，对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思想极为赞同。
刘澜波建议黄显声应该将联共抗日的主张向张学良陈述，不要上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当，使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早日打回老家去。
黄显声多次规劝张学良，但张学良当时还将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所以二人曾发生争执。刘澜波十分了解这些内情，希望找寻机会做好张学良的工作。
为剿灭即将入陕的中央红军，蒋介石下令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部”，张学良被任命为代总司令，被迫将东北军送上了“剿共”战场。
然而，从1935年9月到11月，不到3个月，东北军连续惨败，被中央红军消灭了近三个师，引起了东北军内的极大震动，他们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本人也感到东北军参加“剿共”内战是“卖命换饭吃，是一种无期徒刑”，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所以刘澜波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争取张学良及整个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他通过黄显声介绍，进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四处，任第一科科长，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在东北军中开展党的工作。
这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首先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和红军负责人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并且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东北军的联合工作。
党中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争取东北军的举措，为刘澜波在新时期开展东北军工作指明了方向。把分散在西安的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集中力量做好东北军的争取工作，这是刘澜波到西安后考虑的问题。
东北军中早期的党组织大多已被破坏，但存在的个别党组织中共产党员还有一定的数量。刘澜波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调查。
同时，刘澜波还征求从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来西安的孙达生、宋黎、苗浡然等共产党人的意见，并专门来到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汇报。
根据刘澜波的汇报，北方局决定成立以刘澜波为书记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同时将“团结改造东北军，增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转变到抗日战线上来”作为工作方针。
按刘澜波的理解就是“不分裂、不瓦解，站在帮助这一团结(即东北军)的立场去发动他们的抗日力量”。“东工委”的成立，使东北军有了统一领导机构，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有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1936年夏秋之际，为适应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央决定“东工委”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朱理治被中央派往西安担任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领导“东工委”工作，刘澜波仍为书记，这样，“东工委”得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日工作。
刘澜波通过朱理治的传达得知了6月20日中央发表的《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与9月1日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他开始依照中央对东北军的指导方针，全身心的投入到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之中，争取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刘澜波认为，争取东北军抗日，必须首先争取张学良思想实现转变。因此，他做张学良的工作总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早在锦州失陷前，刘澜波就和张学良有过一些接触。1934年，张学良从意大利回国后，在骑二师任秘书的刘澜波亲赴汉口求见张学良，向他说明东北军入关后的艰难处境，表明骑二师全体官兵决心复土的愿望，明确提出抗日复土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此番话使张学良大为感动。
刘澜波到西安后，宣传抗日的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张学良已觉察出他的共产党人身份，一次，曾当面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刘澜波当即表示，我是共产党员，但我不是破坏东北军的，而是帮助、团结东北军打回老家的。
刘澜波的答复不禁让张学良对他的胆识由衷地佩服，并逐渐意识到刘澜波等共产党人在东北军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对于刘澜波的抗日宣传，张学良采取默许态度，遇到一些大事情常找他商量。
当联共抗日方针确定后，张学良对刘澜波等共产党员视为上宾。在“艳晚事件”中，张学良不惜同蒋介石集团抗争，保护刘澜波等共产党人，就是明证。
争取东北军中上层军官仍然是刘澜波在东北军中工作的重点。他广泛地接触东北军中上层军官，与他们推心置腹，交流思想，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由于刘澜波学识渊博、为人热情豁达、平易近人，东北军中的很多将领都愿意与他谈心，向他请教，东北军各阶层中几乎没有不知道刘澜波这个名字的。
在刘澜波的影响下，许多东北军爱国将领接受其主张，与红军建立起亲密关系。如骑兵第16团团长董道泉早在骑二师作参谋长时就受刘澜波影响，主张联共抗日。
董道泉曾向刘澜波询问遇到红军时的应对措施，刘澜波告诉他，避开不打，把队伍拉过去。
1936年9月，第十六团奉命配合胡宗南主力围歼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作战，董道泉得知后，迅速把这个情报秘密告知红军，使红二方面军避免了一次损失；1936年7、8月间，宁夏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被西征的红一军围困，蒋介石急令东北军刘多荃部前去解救。
刘多荃在刘澜波及党的统战政策影响下，厌恶内战，主张抗日。刘澜波得知后，与驻守固原的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联系，经请示中央批准，红军允许东北军刘多荃第一○五师的一部，在规定时间内进入红军防区，带出马部骑兵军残部。
以后，包括刘多荃在内的东北军官兵用假打仗、甚至不打仗的方式来蒙蔽蒋介石集团。
为推动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刘澜波带领共产党员积极协助张学良培养抗日骨干，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36年6月，张学良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刘澜波利用这一契机，与贾陶、解方、栗又文等10名党员一起参加了训练团第一期干部连的训练，将“多交朋友，发现真正的抗日军官”作为工作重点。
刘澜波作为副班长兼教官，常常以讲课，座谈讨论、教唱歌曲、个别谈心等形式策略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全团上下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6年9月，张学良决定成立东北军学兵队，培养中下级抗日骨干。对于学兵队的组建，毛泽东同志曾给刘鼎电报中谈到，“学生队的教材，可请理治编，教员由南、波找平津同情分子担任。”其中理治，即朱理治，南，即南汉宸，波即刘澜波。
在刘澜波的积极联络下，北平地下党先后介绍了三批抗日积极分子、民先队员和少数党员，共300多名参加了学兵队。
刘澜波派大批干部进入学兵队中担任教官，指派宋黎担任学兵队中的党的工作。同时，他积极争取学兵队的队长与队副，对学兵队的各项活动给予支持与帮助。康鸿泰与于维哲肯定地说道，“东北军地下党以刘澜波为首的同志从各方面都给予帮助，所以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和学生队进行的都比较顺利。”
1936年9月，抗日同志会成立，在最初的15名委员之中，就有刘澜波、苗浡然、刘鼎、贾陶等共产党人加入。
刘澜波知道，同志会为东北军联共抗日的秘密政治组织，实权掌握在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派手中，刘澜波利用少壮派积极主张抗日的这一共同点，向他们解释党的抗日政策。
虽然少壮派对共产党人还存在一定的戒心，但也肯定了刘澜波、刘鼎、苗浡然等共产党人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对扭转东北军当时的状况，努力而热情”。
刘澜波认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必须使东北军处理好同西北军的关系，实现东北、西北军与红军的大联合。
当时，东北军刚刚入陕，与西北军常有磨擦。为消除两军的误会隔阂，刘澜波与高崇民、孙达生等人利用关系经常出入西北军，做好杨虎城等西北军将领的工作。
在后来发生的“活路事件”、“艳晚事件”中，杨虎城密切配合张学良，顶住了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活动，完成了西安事变前的“预演”，表明了东北军与西北军大联合已日渐成熟。
到1936年9月间，西北真正实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刘培植孤胆闯敌营
刘培植，陕西省宜君县人，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红军并同时入党。1935年，已有两年党龄，并有一定地下工作经验的刘培植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更引起了地方豪绅的仇恨。在家乡不能再呆下去了，这更激起了刘培植对红军、对组织的怀念。
此时，他约了四位同学，一行五人多次绕过敌人的岗哨和关卡，终于渡过洛河来到了红军的地盘，见到了当年他入党介绍人之一的田兴仁，汇报了两年来的工作。
随即，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秘书长张文华分别和他们谈了话，赞扬了他们的行动并鼓励他们在革命队伍中努力锻炼提高自己。
在苏区的日子里，由于工作的需要，刘培植曾经在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陈云等高级领导的直接委派和指导下进行工作。
刘培植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总结，使得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先后担任了陕甘边区经济建设科长、独立团政委、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做争取东北军的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西安事变”时任东工委组织部长。
1935年冬至1936年春，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已，驱使东北军围剿红军以达到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
党中央、毛主席深刻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研究了东北军的历史和现状，制定了《东北军工作提纲》。为了加强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当时，刘培植任陕甘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兼管红二十九军政治部工作。
根据中央关于争取东北军的指示，他们分析研究了争取东北军的具体工作部署。认为当时在红军的当面之敌是东北军的第一○七师，各团和红军仅一河之隔，经常有对话。
第一○七师在榆林战役中被红军消灭了一个团又一营，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不敢轻举妄动。加之广大官兵对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所认识，通过由下而上的推动上层军官转变思想，是有可能转变其敌对态度的。因此，争取第一○七师，打通渠道，进而争取整个东北军是有可能的。
周恩来到陕甘省委指导工作时，命刘培植以红军第二十九军代表的身份前去甘泉城做第一○七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
1936年春节刚过，刘培植临危受命，身着便装秘密潜入甘泉城内，来到第一○七师师部，向卫兵亮明身份，告知有要事面见师长，卫兵半信半疑，又怕误了军机大事，硬着头皮进去报告。一会儿出来将刘培植请了进去。
进入内室，刘翰东让手下出去，刘培植向他说明来意，并问道：“想必刘师长听说过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政策吧？”
刘翰东好象并无恶意，见问话，便操作东北话说：“老弟既出此言，就请座下慢慢细谈。”
落座后，刘翰东主动说：“从你们那里回来的人向我谈起过一些你们那儿的情况，你来我欢迎。”“从你们那里回来的人”指红军释放回来的东北军俘虏。
见刘翰东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有所了解，两人的敌对情绪逐渐消失，谈话也比较投机起来。
加上行前刘培植对中央政策和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准备，交谈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刘翰东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最后，刘培植说：“还望刘师长看清形势，联合抗日才是出路”。
刘翰东频频点头说：“先生言这有理，我们愧对三千万东北同胞，游浪它乡的滋味我是领教了，只有联合抗日我们才能返回东北老家。”
这样，刘翰东的第一○七师就成了东北军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不仅在火线上不向我军进攻，不打真仗，同时还对红军出入苏区提供多方面的方便。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个以红军代表身份孤身到东北军进行谈判的成功事例。后来刘培植又被派去做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的工作被扣押，未谈成。
回来后，刘培植将这两次见面谈判的详细情况写了报告给叶剑英并转呈周恩来，为周恩来及党中央认识形势、制定政策提供了第一手的，准确、客观的事实依据。通过这以后开始逐步沟通了渠道，建立起了联系，开创了红军和东北军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联系的局面。
事后不久，刘培植又奉周恩来之命，拿着周恩来给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的亲笔信，再次孤身去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然而，这一次就不如上次那么顺利和简单了。刘培植利用第一○七师刘翰东师长提供的东北军军服、臂章、胸章等，化装成了东北军军官。
然后，刘培植持周恩来的亲笔信来到洛川第一○五师师部，求见师长刘多荃，当时蒋介石派出在东北军内部监视的耳目也不少，东北军内部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到了第一○五师师部后，一位副官接见了刘培植。
由于刘培植当时不懂国民党军队的礼节，见了副官长没有立正，引起了怀疑。
那位副官当即撕开了刘培植带的信件，一看是周恩来的亲笔信，大吼道：“你是‘共匪’代表！”不由分说便把他关押起来。并瞒着军长王以哲、师长刘多荃密报政训处主任后直接密报给蒋介石。
关押期间，刘培植见身份已暴露，便公开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敌周旋，大义凛然，舌战群敌，赢得了包括看守他的连排长的钦佩，暗中为他传递消息。
张学良知道后，一面对蒋谎称已将刘培植枪毙，一面又设法营救，亲自致电王以哲和刘多荃说：“最好秘密放回去，否则会因小失大。”
后在一个夜晚，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秘密到关押他的洛川飞机场来看他，一见面就愧疚地说：“刘老弟，对不起，你受屈了。”
刘培植说：“这没什么，我个人受点皮肉之苦倒没关系，但我是红军代表，是奉我党周副主席之命来与你谈判的。”
刘多荃连忙说：“感谢周先生的抗日决心和关怀东北军的诚意，我们愿同红军联合抗日。我代表我们王军长向你道歉。”
这样，刘培植以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的身份与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开始了秘密谈判，并最终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1、停止向苏区和红军进攻；2、若奉命进攻，事前通知，交战时枪口朝天放：3、秘密往来，互通消息，并同意为红军从西安购运军事物资。
协议谈妥后，刘多荃派他的特务连长武文祥护送他回苏区。这样刘培植虽然经过20多天的历险和磨难，但终不辱使命，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回到苏区，刘培植即向省委和周恩来汇报了此次遇险及谈判的结果，周恩来高兴地说：“既抓又放，证明我们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二十万东北军是可以争取的。”
在这期间，刘培植又先后在叶剑英、彭德怀、罗瑞卿、肖劲光、朱理治等人领导下，多次往返于苏区和西安等地，运送物资、护送队伍等，深入东北军与其军、师、旅、团、营各级军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东北军上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刘培植先后做了近4年的东北军工作，由半公开到西安事变后，又奉命转入地下，和东北军官兵同吃同住，共同对日军作战。
叶剑英受命奔赴西安
1936年夏，全国抗日战争的声浪日益高涨。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抗日的主张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步步进逼，强迫他们限期“剿杀”红军。
蒋介石的压力变成了张学良、杨虎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动力。
张学良、杨虎城此时除继续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刘鼎等保持频繁的接触外，还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抗日救国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动员西北进步士绅参加抗日。
6月底，张学良、杨虎城又在王曲成立军官训练团，让共产党员刘澜波和一些进步人士讲课，向军官们灌输抗日思想。
张学良、杨虎城还派出代表分头向广西的李宗仁、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等各地方实力派进行联络，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7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经过多次密商，达成协议，准备建立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
张学良几次提出，希望中共中央再派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代表去西安共同商讨进一步联合抗日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经过酝酿，决定派阅历丰富、足智多谋，且熟悉东北军情况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西安，负此重任。
8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函张学良，建议“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并表示准备派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刘鼎一起协助张学良工作。
8月13日，毛泽东致函杨虎城，写道：“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8月17日，中共中央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刘道生、欧阳钦、左洪涛、李仲英为委员，并决定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叶剑英受命后，经过一段准备，于8月底9月初，同汪锋、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刘克东等10多人从保安动身去西安。他们中间，有的是随叶剑英一道去西安做工作的，有的则是经西安转往他处执行其他任务。叶剑英一行先在挪县进出边区的联络站集中，成立了临时支部，叶剑英为书记。从鄜县到西安途中的一切安排和注意事项都由叶剑英提出，大家研究决定。
进入白区前，为了安全和保密需要，叶剑英他们化装成从西北考察后返回南京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谈判代表团。
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形象，分别打扮成不同的模样。因为边章伍身体胖，便扮成代表团的团长，穿高级料子服，胸前佩戴圆形蓝色徽章，还挂着勋标。
其他人有的扮成秘书，夹着黑色皮包，有的扮成副官，穿少校军官服，扎武装带，蹬黑皮鞋，还有的扮成参谋、士兵，叶剑英扮马伕。
走路时是按团长、随从、秘书、副官、参谋、士兵的顺序，马伕走在最后。他们化完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如像“演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叶剑英严肃地说，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戏”一定要演好，如果露出马脚，可能有生命危险！
一路上，大家按照叶剑英的吩咐办事，遵守纪律，互相关照。汪锋负责办“外交”，小心谨慎，巧于应付。
经过一天行军，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和东北军的“内线”接上了头，然后，换乘一辆汽车，赶往西安。
当时，蒋介石派到西安的特务、宪兵很多，特务活动尤其猖獗，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
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面也作了精细的安排，让叶剑英住在他的副官、卫队营长孙铭九的家里。
张学良叮嘱孙铭九说，来人身系重任，无事不准打扰，要绝对保证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
孙家距张学良的公馆不远，在金家巷的前面，是个小四合院。孙铭九安排叶剑英住进西厢房以后，特意叮嘱妻子：副司令交代，这位先生是个“重要人物”，要细心照顾，最要紧的是，不要让外人到这个房子里来，有什么事，一定要经过我。
孙铭九还向门卫说，这位先生是他的亲戚，出入随便，不准阻拦，更不允许跟踪！所以，当时外界几乎无人知道红军有个高级将领住在他家里。
叶剑英住在孙家，仍然保持着红军的老传统，生活很朴素。他身着长袍或中山装，风度翩翩，和蔼可亲，俨然一副学者气度。他深居简出，谦虚谨慎，无事从不打扰孙家。
孙的妻子后来知道了叶剑英的真实身份，想到他生活是那样简朴，深有感触地对孙铭九说：“这样的人，在东北军中是找不到的！”
叶剑英在西安期间，因地下隐蔽工作需要，曾一度转移到红军秘密联络点王政家安居巷甲17号居住。
叶剑英在西安肩负着重大使命。在临行之前，党中央赋予他的主要任务是：(一)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二)组织建立抗日联军；(三)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组织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充当东北军的下级干部；(四)及时商议处理有关中共中央、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重要问题等。
这些任务根据形势的发展，后来虽有变化，但始终坚持实行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
10月5日，叶剑英与张学良会谈。他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政治背景，说明中共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根据国内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这也是接受了张将军的意见。
原来，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并主张他自己在内部劝蒋介石，共产党在外部逼蒋介石，共同逼迫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向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曾经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不一定要反蒋。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政策，才把“抗日反蒋”转变为了“逼蒋抗日”。
当时主张“劝蒋联蒋抗日”的张学良听完叶剑英的这番解释后，十分高兴地说：“叶先生讲得很好，今后我们要更多地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
接着，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叶剑英还随即把《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
这个草案是在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后，由中共中央为联蒋抗日而提出的。
叶剑英说：“张将军，请阁下将我方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张学良爽快答应了。
张学良同时提出：“请叶先生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我写一封信，作为向蒋先生转递时的依据。”
叶剑英经电请中央同意后，立即补写了给张学良的信。信中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我们首先要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
信中最后希望张学良“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张学良接信后，表示将尽快把抗日救亡协定草案连同此信转给蒋介石。
接着，叶剑英与张学良又继续商谈了关于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作战计划问题。
张学良对中共中央拟定的红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计划表示同意，并表示东北军将予以配合。他决定将第六十七军集结于固原地区，第五十一军集结于庆阳一带，第一○五师驻守平凉，以便在必要时与红军协同作战。
在商谈中，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给解决1万套棉衣的要求。
张学良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直接送往红区。他提出，可先派车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在半路上取走。叶剑英对张学良如此爽快与机警深表钦佩。
经过几天的会谈，双方就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叶剑英将会谈结果及时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并于10月10日派刘向三给中央送去张学良的5万元借款。以后又给红军分批转送去御寒冬衣。
帮助张学良整顿改造东北军部队，这是党赋予叶剑英赴西安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叶剑英与张学良交谈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时，东北军的军官队伍比较老化，不少官兵思想陈旧，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很复杂。张学良对下属部队这些弊病深有痛感，准备通过整顿使部队尽快实现年轻化、精锐化。但如何进行整顿，却没有想出明确的办法。他非常希望叶剑英能为他出谋献策。
在了解东北军存在的问题后，叶剑英向张学良提出，整顿改造部队，除做必要的人员调整外，重在思想方面的训导，并提出了加强部队政训工作的组织措施和具体意见。他的意见为张学良所采纳，并受到高度赞赏。
叶剑英在西安还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帮助张学良解决“燃眉之急”，缓和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应付复杂局势。
10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红军部队在宁夏固原地区李旺堡包围了马鸿宾的骑兵二○七团，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派东北军前去解围。
张学良急得团团转，只好求助于叶剑英。叶剑英考虑到，这是进一步争取东北军、开辟西北交通线的一个好时机，应当帮一帮张学良。
于是，叶剑英于13日、14日连续发电报给毛泽东，转达张学良的意见，建议：(一)应允张的要求，放出被我军包围的马部骑兵团；(二)允许东北军刘多荃的一○五师按规定时间前去接应；(三)我军派人随带呼号密码直接与前去接应的一○五师取得联系，与该师“永远通好”；(四)李旺堡解围之后，该地区归我占领；(五)请派人与一○五师洽谈今后交通问题，开辟西北新的交通线。
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命彭德怀部有意放出包围在李旺堡的马部骑兵团，并让开大路，在沿途布设宣传棚迎接刘多荃的一○五师，让它接走马匪军。
从此红军与该师互通友好，建立了密切联系。张学良对此事处理结果很满意，觉得共产党人“够朋友”。从而对叶剑英也更加信赖。
张学良还经常约请叶剑英在他的公馆会晤，有时由刘鼎陪同。从那以后与红军的交往也更为频繁了。
到1936年冬，由于党和叶剑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使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东北军的实力地位得到加强。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叶剑英在西安期间，还直接间接地与国民党代表秘密接触和谈判。
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来电称，陈立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张子华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不久，去南京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张子华回到西安，给叶剑英带来国民党提出的谈判基本条件：(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叶剑英于10月15日，将上述内容专电报告毛泽东。
叶剑英还经常与中共派到西安的工作人员以及党外各界人士秘密联系，了解政治、军事动向，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处理各种问题。
在工作中，叶剑英总是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提供各种情报和建议。叶剑英在9、10两个月中发给中央的电报即达30余份。其中，除了向中央报告自己在西安的工作情形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敌军友军方面动态的。
叶剑英在分析敌军、友军各方面的动向和情况之后，还会扼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延迟胡宗南进攻，使我在11月15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
叶剑英经过研究，与刘鼎联名在10月18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按军委决定，给胡宗南严重打击，只有在战略任务完成以后，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问题才有可能成功。
叶剑英还将了解到的有关敌情，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特意通报给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张国焘、徐向前，供他们参考。
叶剑英在西安工作范围极其广泛。他在同各界人士交往的过程中，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非常紧张。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找人谈话，汇总情况，亲自向党中央起草报告。
西安城内特务密布，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岔子。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叶剑英要冒很大风险，但他总是镇定自若，倒是张学良常常提心吊胆，对他的安全放心不下。
有一次，叶剑英到市里的一家澡堂洗澡，洗完澡还到饭馆吃了一餐饭。张学良知道后，告诫他说：“叶先生，你不要老跑啊！你在澡堂洗澡，公开露面，要是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发现，就麻烦了，那我要负责的！”
叶剑英感谢张学良的忠告，从此以后更加谨慎，一般不去公共场合露面了。但为了工作需要，他还是不能完全闭门索居，有时还要出入中共地下党和红军的其他秘密联络点。
有一次，叶剑英在红军联络点王政家里谈工作，恰好刘鼎也去他家。刘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发现周围站着很多警察、宪兵，堵住路口，感到情况异常，便回头采取紧急措施，把叶剑英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