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指示，叶剑英带着党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来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与朱理治、边章伍等一起作陕北地区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
叶剑英到安塞后，立即深入到各地工委调查研究，于7月26日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
在会上叶剑英详细报告了当前政治形势和任务，并依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解释了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目的，说明各级东北军工作机关的组织系统与同级党组织机关的互相关系。
党中央部署西北统战工作
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河西后，因东北军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将瓦窑堡让给了东北军。
毛泽东移住保安后，一面部署红军西征，一面继续开展统战工作。
5月初，张学良突然转变立场，积极表示愿意联合红军“抗日反蒋”。在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极其乐观地认为张学良的态度转变，“是大革命到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建立西北国防政府。
5月12日晚至13日晨，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第二次会谈。会谈至少达成了四项成果。
其一，允许东北军进入苏区修筑碉堡，以防蒋、阎部队进占；其二，张氏答应支援红军子弹10万发；其三，双方商定了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的“西北大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具体说来，即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肃北部，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同盟，在9、10月间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其四，双方商定由张学良负责护送中共代表邓发前往苏联汇报、安排援助。
张、周会谈前后，两广军阀计划武力倒蒋的风声已路人皆知，中共对此极为重视，极力主张与东北军一起迅速做好在西北起事的准备，并拟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书交给了张学良。
6月份，两广事变果然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选派联络人员，通过王以哲秘密送往两广及河北。
6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认为两广事变的爆发，使得“西北发动可提早时间”，并于稍后将该计划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认为“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
但张学良这一时期最积极的举动，乃是送邓发前往苏联，并多路派遣自己的代表试图与苏联取得联系。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行动计划，则始终没有做出明确回应。
在张学良看来，事变发动后若无苏联的援助，财政来源断绝，数十万大军粮草弹药势必难以为继。或许是为了消除苏联方面对自己的成见，张学良甚至在6月底通过刘鼎提出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对张学良这一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张闻天在7月份给共产国际汇报的电报中说：张学良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该电报尤其强调苏联的援助能否尽快到位，是促成张学良下决心发动西北事变的最关键因素：“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我们客观与主观的条件虽都好过蒋介石，但还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你们意见如何，即行见告。”
当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制定武力打通苏联的种种作战计划时，张学良“反蒋”的立场却突然变得犹豫了起来。原来，他这时获悉国民党上层“联苏”的呼声很高，连蒋介石也在寻求“联苏抗日”的机会。
很明显，蒋介石的力量远大过东北军，若苏联要在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寻找抗日盟友，蒋介石胜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张学良想到，此时发动事变武力倒蒋，不但得不到苏联的支持，还会留下破坏抗战的口实，这不得不让他产生犹豫。
为了更好地做好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叶剑英为中央代表，朱理治、边章五、伍修权、李克农等同志参加领导工作，朱理治为秘书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央东工委在东北军驻地周围设立了甘洛、延安、安塞3个工委，下属20个办事处，由叶剑英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专门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在周恩来主持下，东工委制定了《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宣传提纲，大量印发《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等小册子和其它宣传品，通过各种途径广为散发，对东北军影响很大，效果很好。
为了对东北军的俘虏进行教育，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等领导亲自讲话，做报告。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并向他们讲述铁蹄之下的家乡父老兄弟的苦难，激发他们对国家及家乡人民的情感。
在俘虏中还发展党员，这对瓦解敌军，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
6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指导原则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但东北军内部转变的速度又是不平衡的。
在对东北军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之上，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工作目标和具体方法。指导原则中指出，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使东北军脱离实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
为了更好地贯彻指导原则，7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对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它“可为很好的模范”。
毛泽东指出，由于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工作次序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建立游击区，第三建立联合战线；现在应改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
为了推进西北联合战线的建立，毛泽东身体力行，主要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他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写信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阐述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8月，毛泽东在给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写道，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重大之裨益。并告诉王以哲，近日外间谣传蒋介石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学良。
毛泽东表示，只要蒋介石敢于倒行逆施，红军将全力以赴支持东北军，并唤起全国民众的支持。希望东北军内部加强团结，防止敌人的分化。
毛泽东的信情真意切，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将士的心，促进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初步联合。9月22日，毛泽东代表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给东北军的上层将领写过信，为争取东北军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写信与东北沟通的同时，8月1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杨虎城，阐述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的道理。
毛泽东希望杨虎城将军能够将同意联合战线的“冷静态度”，转化为积极行动，并表示愿意帮助杨部处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毛泽东还派张文彬到杨部商谈融洽双方关系的具体办法。张文彬，湖南省平江县人，原名张纯清，1927年春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第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后调任毛泽东秘书。
1936年8月30日晚，张文彬与杨虎城指定的机要秘书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副处长王菊人开始首次正式的秘密会谈，地点是在王菊人的家里，会谈至8月31日结束。
这次会谈中，王菊人向张文彬透露了杨虎城“提议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的惊人计划。由于张文彬一直认为杨虎城胆小怕事，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计划，因此认定其是“空言”和“试探”。
9月1日晚，刚结束会谈的张文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详细报告。
9月6日晚，张文彬与杨虎城二人密谈了约两小时，结果非常好。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所提的各项条件均表示接受，并谈及其他问题。
杨虎城说，因为十七路军力量与环境关系，尚不能离开南京政府。他表示自己部队基础的关系，不能立即与红军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
另外，杨虎城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进行三方会议及合组各方抗日政治核心组织问题。
9月7日，张文彬与王菊人会谈，对得到杨虎城同意的内容，包括部队驻防、民团控制、交通站点的设立、货物与人员的来往以及电台的通讯等进行具体落实，事情解决得非常顺利。
第二天，张文彬第二次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措施的落实。第二部分是关于杨虎城的建议。
张文彬接着在报告中写道：“据王菊人谈，杨因病重(有点心脏病与虫牙痛)拟到青岛、北平或上海休养几个月，但未作决定。这样杨似欲借养病避开难关，暂观情势。”“我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抓紧他们已允诺的各项实际求做到。”
张文彬的报告最后说：“以上各项问题我的观察和答复是否错误？特别是口头初步协定，是否妥当？应如何求得实现，并推向前进？对于蒲、吴等组织工委及活动问题，及共同抗日组织问题，杨如真休养去的工作方针问题，等等，都应如何处置？望详细指示。并望根据新的形势给我新的指示！”
当天，张文彬又与杜斌丞会面，并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杜斌丞是杨虎城的亲信，曾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对杨虎城的影响很大。因此，毛泽东在8月13日致信杨虎城时，特地也致信杜斌丞。
毛泽东在信中说：“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特派张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
会面后张文彬又向毛泽东报告：“我已与杜(斌丞)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虎城)方推动外，并可向孙(蔚如)等尽力推动。杜云，他有一个学生，是回民，现住西安，可以使他到马鸿宾、马鸿逵处活动。”
杜斌丞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积极活动，促进杨虎城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首领同中共合作。张文彬还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西征途中统战工作的加强
1936年5月底，彭德怀率领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西出陕北，向甘宁一线进行了历时半年多的征战。这次战略出征，史称“西征”。
红军西征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是争取、团结东北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西征初期，毛泽东发布布告，提出“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成立抗日人民联合战线”，“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等一系列主张。
西征期间，中共中央又下达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部队都设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
西征红军挺进到宁夏固原七营一线后，作战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和宁夏“二马”。
—些东北军官兵对红军和张学良的统战关系不知情，对红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自视武器精良，总想和红军较量一下。
7月初，东北军骑兵军第二军军长何柱国令所部进攻红军。根据毛泽东“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的指示，红军将统战工作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以斗争求和谈，对东北军予以反击。几次较量以后，东北军感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出路，无心恋战。
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就统战工作作了许多指示，他说“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一个口号抵十颗子弹”，“全军要以最大的努力将这一工作做好。”
为了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彭德怀亲自给何柱国将军写信，阐述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耐心说服东北军让出海原、同心城一线，全部撤至固原以南，以协助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并保证，红军在何部南撤过程中，决不进行任何袭击行为。
何柱国听从了彭德怀的劝告，不再与红军作战，毅然率部撤出海原、同心一线。彭德怀还致电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指出“东北军只有与红军互相援助击破蒋军，共同争取抗日前途，才是民族革命之出路，”对争取王以哲将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十分重视。红一军团进驻七营镇后，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邓小平即亲临一线进行指导。
按照指示，红军战士到处张贴和刷写“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让东北军举目就可以看到。
政治部还印发大批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传单，不断地传递到东北军队伍中去。
在两军对垒的前线，政工人员和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向东北军喊话，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等口号，在东北军下层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战士们还深入到东北军的阵地中进行宣传。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红军都以礼相待，不仅在释放时热情欢送，而且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一件不少地如数送还，使东北军深受教育。有些俘虏在临别时激动地发誓：“我再要和红军打仗，就不算中国人！”
红军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渐消除了两军之间的敌对情绪，促进了东北军的思想转变，许多官兵逐步同情乃至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
红二师的一个连和东北军骑六师夹清水河东五营沟对峙。战士们组织强大的政治攻势，展开战场喊话，并向对方阵地唱《在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引起东北军战士的共鸣。
后来，双方开始阵地会谈，约定只要没有长官来，双方都不打枪。红二师首长对这种会谈十分重视，派出二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苏精诚到前沿连队主持这项工作。
苏精诚与东北军骑六师十六团副团长董道泉多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在现阵地上停止敌对行动的口头协议。
彭德怀司又派朱瑞同志到骑六师驻地与该师参谋长兼十六团团长汪镕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救国的秘密协议。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张、杨二将军接受了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并积极推动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
这样，到1936年9月，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基本上实现了停战，在清水河一线便形成了一条“奇怪的战线”。
这里，白天是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战场，甚至不时响起枪声，可是到了晚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会儿，从清水河东边的红军宿营地传出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一会儿，又从清水河西边的东北军阵地上传出：“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
在数百里长的战线上，不时回**着悲愤、雄壮的抗日爱国歌声。两军互相往来，经常集会，举行联欢。
9月18日，驻固原杨郎镇的东北军一○五师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亲往参加，战士剧社的小演员们上台给东北军演出《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在台上高呼“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感动得东北军的官兵们在台下流泪，有的甚至放声痛哭。
双方部队同仇敌忾，共同振臂高呼：“打回东北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红军战士还向东北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东北军向红军控诉日寇的侵略暴行，两军指战员的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逐渐融合在一起。
双方之间你来我往，互通有无，今天红军送去肥猪、肥羊，明天东北军送来香烟、白糖，有时还送来子弹。每逢上级命令东北军进攻红军时，为了敷衍上级，双方便在清水河岸边表演激烈的“交火”，枪炮齐鸣，打得非常“激烈”，但都对空射击，双方均无伤亡。
有一次，胡宗南部队进攻红军，要东北军配合。东北军立即派人将胡部战斗部署告诉了红军。战斗打响后，东北军表面上是配合作战，实际上是朝天放枪，往山沟里开炮。战斗结束后，双方互赞“打得好”。
西征红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粉碎了蒋介石在内战中消灭红军，削弱东北军的阴谋，将东北军引向抗日救亡的光明大道，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叶剑英积极进行统战工作
1936年，全国抗战出现了新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有了很大的进展。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参与指挥西征战役的同时，以主要精力投入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
并确定彭德怀、李克农、朱理治、萧劲光、欧阳钦、聂洪钧等参加此项领导工作；朱理治、萧劲光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1936年初，叶剑英担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参谋长的职务，参加率部东征和回师西征。
他根据党中央的意图，把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而不是只单纯打仗。向东北军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占了他大部分精力。
早在1935年，红军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等战役中俘获了一批东北军官兵，叶剑英当时负责东北军俘虏的管教工作，他对俘虏既开展集体性的经常性的教育，又对个别重要人物做耐心细致的开导教育工作。
叶剑英曾耐心地开导教育被俘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叶剑英向高福源分析了抗日救亡的形势，告诉他蒋介石利用东北军、西北军打红军，实际上也是企图消灭这两支队伍，让他回去劝告张学良，都是中国人，不要自己打自己。
叶剑英还同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刘志丹等红军将领联名签发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6月中旬，叶剑英同李克农等奉命去蟠龙、琉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敌情。
叶剑英还利用各种关系，向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同时，叶剑英对如何防止敌军进攻瓦窑堡提出许多建议，并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了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修补道路等方面的工作。
从6月15日至22日，一周之内，叶剑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14封，并派卢伟良等专人送去。这些信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叶剑英辛勤工作的情形，内容涉及敌、我、友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当时抗战与统战形势任务的复杂与艰巨，也反映了红军内部机构、人事和教育以及协助延安地区干部开展工作等诸多问题。
为了加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于1936年7月9日致电周恩来，要叶剑英到安塞指导工作。
按照中央指示，叶剑英带着党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来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与朱理治、边章伍等一起作陕北地区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
叶剑英到安塞后，立即深入到各地工委调查研究，于7月26日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
在会上叶剑英详细报告了当前政治形势和任务，并依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解释了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目的，说明各级东北军工作机关的组织系统与同级党组织机关的互相关系。
7月26日晚和7月27日晨，叶剑英又分别主持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会议，讨论和决定了一些重要的统战问题。
会议决定，安塞工委由马文瑞、刘德明、时文平、李先河、石步月等组成，下设安塞办事处和枣园办事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六八四团；延安工委由萧离、刘仲明、白寿康等组成，下设牡丹川办事处及富川办事处、川口办事处，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北军的六三一、六六○、六八五团等。同时加派3个干部去延安周围的东北军6个团工作，并派边章伍去县工委帮助工作。
叶剑英要求工委人员对所工作的对象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了解部队的番号、位置、主官、历史、特点、一般来往电报，同时还要了解其官兵个人的履历、政治表现、嗜好、个性等情况，并设法接近和亲近他们，争取进行面谈。
叶剑英还要求，在东北军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应当在“抗日复东社”的政治组织中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发展时必须经过多次谈话，进行介绍、填表、上级机关派人谈话，举行入党仪式等程序，郑重履行入党手续。
叶剑英还亲笔书写了党员宣誓词交给安塞和延安两工委负责人，以便在发展新党员时使用。
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把领导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工作上。同时还将该军的第一○七师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因为东北军不是蒋的嫡系部队，深受蒋介石歧视，东北军官兵个个有失土亡家之痛，家乡沦陷之苦的处境遭遇，寄人篱下的感觉，使国恨家仇集于一身。
叶剑英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地区进行演出，为驻扎的东北军第六八四团官兵演出话剧《亡国恨》，前后演出了20多天，东北军看后个个触景生情，想到被日本人占领的家乡后，他们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
叶剑英还亲自与东北军中各级爱国官兵进行了直接的联系，对东北军逐个师、逐个团地直接开展政治宣传工作。
同时，叶剑英在东北军中积极发展党组织。叶剑英不但自己亲自做工作，他还在红军各部队中发动一些人，利用各种渠道在东北军中“找关系”，做东北军下层官兵的统战工作。
为了更有利地接近东北军广大官兵，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叶剑英主持下的东线工委还在东北军驻地附近的杨家沟、枣园开办了两个集贸市场，发展“红白通商、互市贸易”。
东北军驻防陕北，人地两生，交通不便，粮食紧张，蒋介石不及时供应“杂牌军”，我游击队又到处活动，使东北军部队生活艰难，几乎断炊。
在这种情况下，东线工委开设市场，允许东北军官兵来市场采购货物，或到苏区办货交易，帮助他们解决粮、柴、肉、马料等物资匮乏的问题。同时还发动群众，帮助东北军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这样增进了与东北军的友谊，彼此之间的关系日益融洽。
对杨虎城的西北军，叶剑英还进行了一些有别于东北军的工作方法，派工委人员随游击队行动，以游击态势开展活动，双方沟通后，再设立机关，进一步开展工作等。
东北军的陶翊周营长在叶剑英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部下也纷纷携带枪支投奔红军。
陶营长就写信给叶剑英说：东北军里有严格规定，凡有枪械丢失，要从直接领导薪水中扣除。该营丢失的这些枪支，要扣他一年的薪水才能还清，他请求叶剑英“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叶剑英一边将此事报告周恩来，一边从红军警卫营中抽出两挺机枪给陶翊周营长。东北军第一○七师师长刘翰东向红军提出“以子弹换轻机枪”，为了争取刘一致抗日，叶剑英也答应了他的要求。
不久，刘翰东派副官给红军送来15000发子弹，叶剑英也派人给刘送去几挺轻机枪。通过“子弹”换“轻机枪”，刘翰东对红军非常感激。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使处于内战前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停止了对红军的敌对行动，并逐步建立起和睦相处的友好关系。
他们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联欢，互送礼品，原来的敌军成了“友好的邻居”。在叶剑英的努力下，出现了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新局面，又简称为“三位一体”。
以上事实说明，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叶剑英的努力推动是分不开的。
深入到东北军的内部
1936年6月，党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制定了《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在中央领导的指引下，东北籍共产党人刘澜波、苗浡然、孙达生、宋黎等以不同的社会关系，从各地前往西安，在东北军内以各种方式开展争取工作。
他们及时取得联络，沟通思想，研究与探讨如何开展党的工作问题。为建立起东北军内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刘澜波与党内一些同志商量后，亲赴天津向中共北方局领导做了汇报。
6月末，在北方局的支持下，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在西安正式成立，刘澜波为书记，苗浡然、孙达生为委员。不久，宋黎也被增补为委员。
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把东北军及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东北军地下党的领导核心，使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有了组织保证。
从此，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在刘澜波等的带领下，深入到东北军内部，开展党的工作。如果说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那么刘澜波等做的工作则是具体的细致的。
刘澜波，辽宁凤城人。受中共北方局派遣，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刘澜波早在1928年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山西商震将军处任职，当他得知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东北的消息后，毅然返回北平。
当时东北形势严峻。由于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致使沈阳、长春等东北各大城市相继陷落，东北军大批撤出东北，集中于平、津等地。
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从沈阳迁至锦州，授命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的黄显声赶赴锦州，负责组织抗日武装。
刘澜波到北平后，恰逢黄显声也到北平处理公务。他经黄显声的叔父黄恒浩引荐，与黄显声结识。
二人一见如故，黄显声希望刘澜波能到辽宁省政府工作，帮助他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刘澜波欣然应允，同黄显声前往锦州。
在与黄显声的接触中，刘澜波逐渐取得他的信任，得到了他的器重。刘澜波到锦州后，接受了党的指示：“发动、组织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抵抗日军侵略”。
担任辽宁省政府秘书之职后，得知黄显声为主持辽宁省军、政大计的实际负责人，就试图通过他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
为此，他就以黄显声同乡、省政府秘书的有利条件，找机会接触黄显声，陈述抗日主张与想法，其中二人的许多看法不谋而合。
在一起共事中，刘澜波为人的热情豁达、分析问题的高瞻远瞩、办事的缜密细致令黄显声十分欣赏，认为他有卓越的政治才干，故格外器重他，让他兼作自己的秘书，许多事情常常采纳他的建议，一些具体事务常由他负责承办。
于是，刘澜波便帮助黄显声承担起组织抗日武装、抵抗日军侵略的重任，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刘澜波首先帮助黄显声扩编骑兵军，将公安队伍组织起来。
东北军除先期入关的以外，主力部队都已奉命撤退关内，留在锦州的只有黄显声领导的辽宁省骑兵总队，且因9月18日当夜同日军作战而减负大半。
刘澜波同黄显声商议，要想增加抵抗日军侵略的力量，必须扩编骑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