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毛泽东给彭德怀打电话，说要把高福源送到他那里，嘱咐“要好好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如果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于是，彭德怀把高福源请进了自己的窑洞。
高福源没想到彭德怀这么一个大首长会让他住在身边，而彭德怀告诉他：“我们很相信你，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联合东北军和一切抗日力量，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
接着，彭德怀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同高福源谈了两天一晚。彭德怀说，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为了北上抗日。
经过谈话，高福源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主动向彭德怀提出回去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当时正是党中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时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
中央策划西北大联合
1936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第十六路军上，力争以“西北大联合”促进全国大联合。
东北军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该军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30万。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的家乡，忍痛退入山海关内，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
目睹家乡庐墓横遭践踏，父母姐妹惨受凌辱，广大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一些未入关的官兵自动奋起抵抗，著名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并推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崛起。
流亡入关的东北各界名流和爱国人士奔走呼吁，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力开展支援义勇军工作。
1933年初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山海关失守，热河守军溃败。3月，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声中，蒋介石将失地罪责完全转嫁于张学良，逼张引咎辞职，下野出国。
东北军按照张学良临行嘱托，集结在华北一带，筹谋还乡大计。1934年1月张学良返国，3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
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立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
这时的中央红军，即陕甘支队只剩下四五千人，加上刚从陕南苏区转进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原在陕北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合起来只有一万多人。
可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人，连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和其他杂色部队，以及已经尾随追至甘肃北部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
不过，红军也有一些有利条件。蒋介石虽于10月1日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实际上一切军事事务均交给代总司令张学良处理，自己则亲往成都指挥围剿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
蒋介石认为，“由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向甘肃逃窜”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仍旧留在川北和川甘边境”，国民党军队需要重点对付的应当是这支红军。
毛泽东也注意到，国民党中央军已经不再积极跟进，他指出，现进攻我们的主力是张学良，指挥亦是张学良。其次则是原来属于西北军的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也是杂牌。而对付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地方军阀武装，在毛泽东看来要容易得多。
另外，中共中央最担心的是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由于红军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吃了国民党堡垒阵的大亏。
党中央之所以急于取得苏联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相信，必须取得先进的“技术工具”，比如飞机、大炮，才能“粉碎堡垒主义”。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陕北、甘北地处黄土高原，既少树木，又少石头，故“敌人要想像中区那样依靠堡垒是比较困难”。
既然国民党很难实行堡垒战术，作战部队主力又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国民党杂牌军，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自然胸有成竹。
毛泽东不仅不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反，他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时期以吴起镇为中心向西在甘北发展，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向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连接仍旧存在于陕南的另一块苏区，因为“杨、张是好对手”，容易对付；待黄河结冰后，再进一步向东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使陕北苏区成为跨越陕、甘、晋三省的大根据地。
其实，还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之前，由红二十五、二十六军改编而成的红十五军团就已数度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交手，并两次大败东北军，充分显示红军比东北军具有强得多的战斗力。
一个红十五军团就打得东北军不亦乐乎，再加上几千身经百战的中央红军到来，东北军更加不是对手。
东北军此时兵力16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经过劳山、榆林桥、吴起镇和直罗镇四次战役，两个多月就损失近三个师。
对于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借机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严酷的现实迫使张学良和将士们深思。
官兵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开始探求新出路。
12月，张学良赴南京开会，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爱国人士。杜重远和李杜对张学良说：停止内战，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后来，李杜还辗转介绍了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清楚，红军虽然对东北军四战都胜，但要想以1万多人消灭东北军10多万之众，也是不可能的。
而且，东北军终究不过是眼前的威胁，红军最大的威胁仍然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在和国民党中央军决战之前，跟不相干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交手并不必要，因此希望取得暂时妥协。
正在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要求中共和国内其他势力合作抗日和反蒋，正中党中央毛泽东的下怀。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还成立了以张浩为书记的白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做苏区周围地区的统战工作。
大的路线定了以后，党中央立即开始活动。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张闻天致电毛泽东，提议：“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分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
毛泽东亲自写信给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信中讥讽东北军战斗力低下，不是红军对手，同时提出建议，诸如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不打东北军，红军优待被俘东北军等。
可惜董英斌因为直罗镇惨败被张学良很快解职，这封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董自然也不敢把信的内容向张学良汇报。
毛泽东同时还写信给杨虎城和杨虎城的军师杜斌丞，杨和杜也没有回信。虽然如此，中共中央与西北地区国民党高层将领发生关系却是由此开端的。
除了董英斌和杨虎城，党中央还联系了苏区北方军阀井岳秀和高桂滋两个军阀。
高桂滋本来是西北军的一个师长，地位跟当时杨虎城差不多。后脱离冯玉祥部以后，跟杨虎城一起困守皖北，只有4000士兵。高桂滋归顺中央政府以后，被蒋介石派到陕北苏区剿共。
和刘志丹的大规模剿共交战中，高桂滋损失惨重，整团整营的部队被刘志丹部歼灭。高深感兵微将寡，无法经受长期作战消耗，不能再和红军作战。
毛泽东派出特使马志明跟高桂滋联系，试图达成和平协议。此举立即收到立竿见影之成效，高桂滋亲自接见了马志明，对马所述在“抗日反蒋”基础上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颇感兴趣，对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之秘密协约尤其赞同。
得此消息后，毛泽东等很快致信高桂滋，提出了红军方面关于双方合作的具体设想，提供双方谈判。
毛泽东提议的要点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方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贵方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疋等），亦量为接济；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双方代表很快通过谈判达成草约，后经双方上级正式批准，实现了两军之间的和平共处。
井岳秀曾经也是一个激进爱国的革命党。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让他跟阎锡山一样，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土军阀。
毛泽东决定集中主力回师给井岳秀一个教训，然后逼其妥协。红军主力在直罗镇战役后，随即全力进攻保安。井岳秀部见势不好，立即回军北撤，结果莫名其妙意外丧命。
井岳秀部将高双成继任他的位子，由于立足未稳，所部赶忙后撤回自己的地盘榆林，不再敢威胁红军。由此红军北方的威胁不存在了。
西面，红军在消灭了东北军第一○九师后追击东北军剩下两个师一路溃败回黑水寺，歼灭殿后的第一○六师一个团。
第一○六师长沈克不是张学良嫡系，是石友三部将。石友三在石家庄反张失败时候，沈克率部向张学良投降。所以沈克本来就对张学良没什么忠心，也不愿自己部队损失光。
就在红军准备再度围歼太白镇之东北军第一○六师时，前受中共华北局派遣潜入第一○六师工作的董彦文与前线红军接通了关系，向毛泽东等通报了第一○六师师长沈克对于围剿红军颇多动摇的情况。
故毛泽东等当即决定释放被俘的第一○六师军官数名，向沈克办交涉，转达红军愿意与之谈判的意愿，决定“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只要沈克“同意反蒋反日则允许日后人枪如数退还”。
不仅如此，红军甚至不等沈克表明态度，就主动撤去了对第一○六师的包围，以示其诚意。沈克考虑了一下，同意了红军的建立，双方互不进攻。
沈克率部逃回甘肃太白镇，就此按兵不动。稍后该军军长董英斌撤职，西面东北军的攻势也全部停止。
与张学良初步达成协议
1936年1月25日，为了加快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余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张学良、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万福磷并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中共中央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具体办法。
同时，毛泽东还决定选派一些原来就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有一定关系的人到西安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选派谁去做这个工作呢？
这时，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主动请缨。高福源，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马家屯。1923年秋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班，毕业后加入东北军。
东北沦陷后，高福源随东北军进入河南。由于他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军事才干，很快成为东北军深受张学良器重的爱将。
高福源虽然身在“剿共”前线，但心却向往奔赴抗日前线，打回东北老家。1935年11月，高福源奉命率部尾追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进入陕西。
1935年10月22日夜，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乘驻扎在榆林桥的敌第六一九团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阵地。
东北军官兵被从梦中惊醒，高福源仓促部署应战，红军居高临下控制了榆林桥，一鼓作气把高福源指挥的４个营压到林子里，经过几轮冲锋，高福源的指挥系统被打乱。他的团除少数人逃脱大部被歼或投降，高福源带几个卫兵拼死抵抗，左膀臂负伤被红军俘虏。
张学良闻知高福源被俘，捶胸顿足，痛惜不已，一昼夜不食不眠。可见张学良对高福源被俘痛心已极。高福源被俘后声称：“生是少帅的人，死是少帅的鬼，要杀要毙都无所谓。”从中可见张学良和高福源的关系。
徐海东看着被俘的高福源，想到死去的战友，气愤地打了他两个耳光。高福源自觉必死无疑，但又悔恨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死在受人唾骂的内战战场上。
可是，他没有看到红军想杀他的迹象，看到的却是卫生员亲切地给他疗伤，并送来可口的饭菜和御寒的新棉衣。同他谈活的人更是和蔼可亲。最先同高福源谈话的是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
程子华：“我今天来和你谈，是想了解一下你当了俘虏，有什么想法？日后你打算怎么办？”
高福源故作姿态，轻淡地将脸扭到一旁，“现在身陷囹圄，不是我想如何就可以的，我已不能左右自己，生死之择，悉听尊便。”
“你想怎么样？”
高福源是个铁汉子，他对红军从内心说还有抵触情绪，马上对程子华说：“你杀了我。”
程子华幽默地说：“不杀你，再讲第二个办法。”“那就放了我。”
“也不放，再讲第三个办法。”“不杀不放。没有了。”
“我有一个建议，让你到我们红军的军事学院去教书，不知你意下如何？”
高福源确实没有想到，红军会给他这样的礼遇。就这样他被送到后方瓦窑堡，先参加了东北军被俘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东北军军官发觉置身于一片标语之中：“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数十个小红军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令许多东北军官兵抵头落泪，思乡之情弥漫在大家心中。
高福源麻木的心苏醒了，下定决心走抗日之路，打回老家去。他被选为学习班长，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讲课，懂得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一天，毛泽东给彭德怀打电话，说要把高福源送到他那里，嘱咐“要好好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如果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于是，彭德怀把高福源请进了自己的窑洞。
高福源没想到彭德怀这么一个大首长会让他住在身边，而彭德怀告诉他：“我们很相信你，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联合东北军和一切抗日力量，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
接着，彭德怀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同高福源谈了两天一晚。彭德怀说，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为了北上抗日。
经过谈话，高福源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主动向彭德怀提出回去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当时正是党中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时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
彭德怀非常高兴，立即向中央汇报。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甘泉与高福源谈话。高福源向李克农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赞成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高福源说：“……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不但我佩服，东北军官兵及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和佩服，我要力争说服张副司令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与红军合作，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当即表示：“我完全同意派你回去，但是我考虑你这样回去张副司令会不会相信你呢？你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一点我很担心？”
高福源说：“我回去做工作是有把握的，第一，我认为张副司令这个人对东北感情很深，不愿打内战；第二，我跟随张副司令多年，他对我比较器重，我想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真有什么不测，为了联合抗日又有何惧哉？”
李克农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马上表示：“很好，那就让他回去，这可是个求之不得的事情，如果做好了，高福源就会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立了一大功。”
于是中共中央批准了让高福源回东北军去做张学良工作的请求。
高福源出发前李克农嘱咐说，“这次回去，先以个人的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真诚的表示，红军可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高福源又同彭德怀进行了交谈，临行时彭总送给他200元钱做零用，又派骑兵送他到驻洛川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防线外。
王以哲，1896年出生，黑龙江省宾县人。1922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官至军长，1936年7月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福源在向王以哲汇报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后，提出要面见少帅，并诚恳地希望少帅能够率领东北军实行联共抗日的主张。
王以哲感觉事情重大，立即由洛川给张学良发了一封密电：“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看罢电报心情很激动地说：“他还活着！”早已不愿打内战，内心一直很矛盾的张学良认为高福源从红军那边回来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当即给王以哲回发密电，请他在前线设法和红军沟通。
第二天，张学良又亲自驾驶飞机飞往洛川王以哲军部，他一走进军部便吩咐：“把姓高的带来。”
高福源进来便用立正姿势向张学良敬礼：“报告副司令，我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当时东北军中有许多隐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学良为了试探他就假装严厉地说：“你做了俘虏还有脸回来，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会这样，心一横说道：“副司令要枪毙我，还是容我把话说完也不迟。副司令：我们东北被日本人强占去了，我们的同胞当了亡国奴，我们身为军人不抗日却在这里剿共？副司令也许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国难家仇人人共知，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再这样下去，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说完不禁痛哭失声。
张学良不由得流下眼泪，走到高福源面前握着他手说：“兄弟，你是好样的……”
谈话持续了一夜，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只见他时而眉头紧皱，时而眉头舒展，时而目光炯炯，时而目光昏暗，时而情绪低沉，时而开怀大笑。
最后，张学良对高福源说：“你讲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须实行联共抗日。你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谈谈下一步的联合问题。”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返回瓦窑堡。他把信件交给了周恩来，并把自己与张学良将军的谈话经过和张学良要求红军派正式代表会谈的想法都做了详细介绍。
毛泽东对高福源说：“……你的情况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周恩来说：“你这一步走得很好，把光明的火种引回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
鉴于当时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赴洛川参加会谈，并要求高福源提前赶赴洛川，安排好红军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密码，为会谈做好了准备，尔后，再次返回瓦窑堡。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要从前方选派赴洛川同国民党军东北军谈判的代表，立即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交到甘泉来，由邀请红军谈判的东北军原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科科长伍修权带给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
1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即转赴洛川与国民党东北军谈判的中共西北中央局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对与东北军谈判问题作出指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
1月2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又正式发表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向东北军表示了谈判的诚意。
2月1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国民党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起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子，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
在党中央指示下，2月21日，李克农带着秘书钱之光及译电员，在高福源的引导下，从瓦窑堡径赴洛川。
当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军委名义发出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指出与国民党东北军将领谈判的策略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原则上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李克农等人在第六十七军进行了3天的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恢复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以及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项协定。
高福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事情，为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经中共中央特批，由李克农担任介绍人，高福源成为一名中共秘密特别党员。
张学良还亲自将高福源调到自己身边工作，担任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重要职责，充当自己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机要联络员。
在此期间，他为贯彻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努力工作，经常往返于西安和瓦窑堡之间，为双方高层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做了大量的工作。
谈判取得成功后，李克农立即致电中央，进行汇报。3月3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同意了他在与国民党军东北军停战合作抗日的谈判中，与王以哲达成的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
这时，张学良从南京开会返回西安并秘密架飞机飞往洛川的第六十七军，在那里会见了李克农等人。
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谈判地点确定在东北军防区肤施。
与杨虎城达成初步协议
1936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与张学良东北军进行谈判的同时，与杨虎城西北军的谈判也在秘密进行。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里。杨虎城有体恤民情、为民请命的平民情结。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结识了共产党，为其思想进步奠定了基础。
1923年春，杨虎城率部驻榆林，期间有幸结识了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和共产党人魏野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结识共产党员李子洲后，李帮助杨分析当时的全国和陕西形势，坚定了杨的革命思想。
1924年，蛰处榆林的杨虎城率部南下，驻扎在陕西耀县。1925年，杨虎城在耀县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大会。杨虎城升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时，特聘魏野畴担任师部咨议兼政治处处长，直接参与重要决策。
杨虎城仿效黄埔军校，在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聘请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魏又推荐共产党人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等担任教官，并介绍共产党员曹力如、张汉民等参加学习，为部队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学员陈云樵等人在学校里加入了共产党。
在杨虎城进行反围城斗争期间，杨在魏野畴的支持下，主张采取坚守西安的对策，毅然率军进入西安，开始为期8个月之久的坚守孤城之战。
共产党员卫定一、黄平万、魏野畴、雷晋笙、吴化之及张秉仁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安被围期间，省立一中办起了暑期学校。
共产党员赵葆华担任校务主任。王授金、雷晋笙、刘含初、黄平万等共产党员担任教员。同时，陕西地区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在反军阀的斗争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团员人数突破千人。
杨虎城深明大义、救国图强的民族责任，使他笃信共产党的抗战大政方针，为其人生奋斗指明了方向。
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不但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清党”命令，反而启用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在军中担任职务，任魏野畴为政治处长，胡英初为第一师政治处处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处长兼中共第十军党支部书记，武勉子为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中共皖北特委在杨虎城的部队中成立之后，南汉宸任书记，魏野畴任组织部长，蒋听松任宣传部长。党员迅速发展到几百人。
杨虎城向魏野畴保证决不清党，并庄重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将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
特委的负责人很快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杨的挚友魏野畴也表示愿意做杨的入党介绍人，还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信。
虽然上海中央已经批准了杨虎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由于杨当时在日本休养，因通信联络环节出了问题，杨的这一愿望最终没有实现。经过党组织批准，杨虎城同共产党员谢葆真结婚。
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陆续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杨虎城十分担心部队中共产党人的安全问题，在他离开部队准备去日本时曾对第十军参谋长孙蔚如说：“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纵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讲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
阜阳“四?九”起义失败，一批共产党员牺牲，第十军军委出了叛徒，将全军共产党员名单密报军法处，这些共产党员已无法在第十军中立足。参谋长孙蔚如派孔从周将南汉宸、曹力如等负责人送到皖豫交界处释放。
杨虎城在离开太和之前，要秘书共产党员米暂沉随他同去。特委的几位负责人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都到杨虎城的住所送行。
稍后，杨虎城在上海接到太和刘集发生暴动，魏野畴壮烈牺牲，南汉宸等人被送走的来电，十分悲恸，潸然泪下。
痛失了朋友，入党又不成，使杨虎城感到十分苦闷。为了摆脱这些困扰，他接受朋友们的建议，于1928年初前往日本东京休养。
1928年11月，杨虎城从日本归国，在部队驻防山东期间，杨虎城先后任命共产党员纪子中为中校团副、陈子俊为少校参谋、董林哲为政治处科员、王菊人为中尉连指导员，并让王泰吉到孙蔚如旅长身边工作。
下半年，杨部开往河南南阳，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先后派孙永康、南汉宸、宋绮云、冯异僧等到部队重建组织。
1930年10月，南京政府发布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任命，杨提名南汉宸为秘书长，将组织省政府的工作交给南汉宸。杨还接受南汉宸的意见，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1930年底，刘志丹在陕北驻军苏雨生部作军运工作，因受人诬告遭扣押，在地下党员南汉宸、白冠五等通过杜斌丞的关系积极营救的同时，经杨虎城将军的批准，将刘志丹假释。
在杨主陕期间，先后任命共产党员许权中为独立旅旅长，王根僧为绥署参谋处长，金闽生为宪兵营营长，童陆生为副营长，李木庵为宪兵营书记官，谢华为教官，徐彬如为咨议，张汉民为警卫团团长，阎揆要为特务2团团长，张希钦为步兵训练班炮队队长，崔孟博、崔仲远、谢祥荫、刘佛吾为省政府科长，蒋听松为西安日报社社长，宋绮云为绥署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总编。
以上被杨虎城任用的共产党员，还不包括长期在部队中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如后来当团长的刘威诚等人。还有被杨虎城送往国外留学的一些共产党员，如王炳南、江隆基、原政庭、潘自力、蒲子政、郭则沉、亢心栽等。
1935年5月，西安绥靖公署改建特二团，阎揆要任团长。各连队先后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当时在陕西临时省委工作的孙作宾通过陕西特委特派员姜旭与阎揆要取得联系，在谈国帆的掩护下将阎揆要送给红军的弹药运入苏区。
1936年9月，党中央派汪锋到白水转送周恩来给阎揆要的信，传达周恩来关于如何在第十七路军开展党的工作的谈话。
汪锋和临时省委的崔廷儒一起主持建立中共特务第二团委员会，统一领导各个营、连、排的党支部和党小组的工作。特二团有共产党员200余名，被称为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杨虎城的宪兵营于1931年成立中共党委会，其中有一个同中央军委驻沪办事处直接联系的秘密组织中共宪兵营支部。
1931年秋，中央军委派谢华来第十七路军。支部建立后，谢华任书记，金闽生、童陆生任支委。中央军委指示重建陕西党组织时，在宪兵营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有谢华、徐彬如、李木庵。
1936年8月，党中央派张文彬来到西北特支工作。
同年9月，宪兵营改为特务营。杨虎城任随从参谋宋文梅为营长，副营长先后由谢晋生、席珍儒担任。全营党员约60余名。西北特支于1936年12月25日值陕西省委成立时撤销。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组织在西安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莲湖食堂。由于缺乏资金，便由宋绮云出面，请杨虎城帮助。在杨将军帮助下，莲湖食堂前后存在有近10年之久，为党的联络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虎城痛恨腐败、反对专制的政治抱负，使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其理想追求增添了不竭动力，并矢志不渝。
杨虎城主张抗日，反对内战，与蒋介石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同红军有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杜斌丞同共产党员徐梦周、武志平商量，决定由杜斌丞向杨提出与红军联络的建议。
1933年4月，武志平随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前往汉中。在杜斌丞暗示杨已决定与红军友好联络后，孙蔚如与武志平决定武赴川北找红四方面军联系。
1933年5月，武志平到达红四方面军的川北驻地两河口，会见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并将所带物品交给了傅钟。
武志平在两河口先后会见了张琴秋、曾中生、郑义斋、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负责人。
当时，徐向前在前方指挥，由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商讨决定，派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为红四方面军代表，出使汉中联络议和。
6月5日，徐以新返回部队汇报，24日再次到达汉中，双方达成了以巴山为界，双方互不侵犯；配合打胡宗南；红军可设交通线，第十七路军可提供一些物资的秘密协定。孙蔚如向杨虎城将军密报会谈结果：“大门叫开，何以待客？”杨虎城电复：“举杯！”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进攻陕甘苏区。
1935年11月，正在天津的南汉宸委托申伯纯去见杨虎城，告诉他《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双方合作。毛泽东非常重视对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当他了解到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成员、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曾长期负责第十七路军中共地下组织工作，对第十七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后，便立即点名要汪锋去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
毛泽东在同汪锋谈话中说，十七路军是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击，有可能把杨虎城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毛泽东向汪锋指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
同时毛泽东认为，“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会有全国的大联合”。
接着，毛泽东又诙谐他说，我们要像姜子牙钓鱼一样，愿上钩者上钩，不愿上钩者就让它逍遥地去游，耐心等待。毛泽东说，杨虎城将军虽然好，但他周围有坏人，有国民党特务。
成功时凯旋而归，失败了成仁而回。毛泽东还具体嘱咐汪锋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应注意的问题，一是不要决裂，要谈和；二是对杨虎城部队要作分析，多鼓励其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毛泽东还专门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等人写了亲笔信，让汪锋带交杨虎城等。
毛泽东、彭德怀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汪锋见杨虎城是经过一番惊险曲折的。他由富县出发经过长武县时被长武县的两个便衣特务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毛泽东的信。
危境之中，汪锋临危不乱，装成国民党大官的样子，说自己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奉杨虎城之命去苏区侦查的。
特务闻听不敢怠慢，后由长武县长党伯弧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用大卡车护送汪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绥靖公署。
杨虎城见到了毛泽东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汪锋。大约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杨虎城约汪锋在新城大楼西客厅谈话。
汪锋首先代表毛泽东向杨虎城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
杨虎城则提出了红四方面军进攻宁强，红二十五军错杀张汉民，红军如何帮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等几个问题。
针对杨虎成的问题，汪锋进行了解释，杨虎成听后表示理解，并表示非常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政治主张。
汪锋同王世英返回陕甘苏区，到陕北后王世英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央决定叫王再同杨谈。王世英到韩城见杨，说明中央同意杨将军的意见。
党组织还安排与杨虎城有世谊关系的王炳南从德国回国。王炳南一回到西安，杨虎城即约王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别墅密谈了两天。
杨虎城愉快地对王炳南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士已有接触，但素不相识，谈话难免有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
这样，经过南汉宸、王世英、汪锋、王炳南等代表中共中央先后同杨虎城进行的多次谈判，双方初步达成了反蒋抗日的秘密协议。
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后，由于对张学良心存戒备，所以并没有告知东北军。而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谈判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晋西会议确定战略方针
正当中共中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的时刻，共产国际代表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于1936年3月到达山西前线。
同时，周恩来、博古也从瓦窑堡来到山西前线。中共中央随即于3月20日至27日在山西孝义，石楼一带召开了6次政治局会议，总称晋西会议。
晋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确定目前战略方针以及同张杨的谈判问题。
这些会议是在紧张的行军过程中进行的，几乎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点。20日在交口县大枣郊上贤村，23日在隰县石口，24、25日在罗村，26日在四江村，27日在石楼附近。
参加会议的除了在山西前线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外，原来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博古等也赶来参加。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多么重要。
前三次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首先由张闻天作报告。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这就把那次政治局会议的主题点明白了。讨论中，大家同意这个报告。
晋西会议的接着两次会，是讨论目前战略方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方针应该是：“以发展求巩固，反对巩固的向前发展。”
讨论中，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周恩来说：“发展问题：迅速直接作战之下规定计划，以华北为抗日战场，现在进行山西第一时期的计划。以后计划看形势来定，现在是进行山西作战。”
晋西会议最后一天，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仍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对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作了分析，他将国民党分为民族改良派和民族革命派，认为民族改良派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这些人，坚持反革命立场，但这些人也想同傅仪、殷汝耕等汉奸划清界线。他们内部是不统一的。
毛泽东指出，民族革命派又分为左右两派，右派是由于日本的压迫与民众的压迫从民族反革命中分裂出来的，右派中的右翼如孙科、于右任等等。右派中的左翼如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等与蒋介石有较大的区别，主张抗日，但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不同意联俄联共。民族革命的左派是以宋庆龄为代表，包括军人的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左派坚决主张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之勇气。因而我们的方针不仅要把民族革命派和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也要把民族改良派的左右两派区别开来。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东北军的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其策略：借助我们与苏联回东三省去。这种情形将来向两极分化。”
毛泽东还指出，2月份中央军委关于李克农同张学良谈判的训令仍然适用，这就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
针对国民党“取消苏维埃”、“取消暴动”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对此要以“取消国民政府”、“取消国民党的压迫”对抗之。他还强调，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与之谈判，而且谈判不能破裂。
最后，毛泽东提出，有关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军委，有关政党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中央常委。统战工作的全部工作均由中央常委指挥。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由中央常委和李克农、王世英以及上海特科派来汇报国共两党恢复联系情况的张子华单独谈话，交待有关谈判事宜。
会后，按照会议的方针和部署，毛泽东继续留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博古回瓦窑堡，继续与东北军展开谈判工作。
三位一体局面初步形成
1936年3月1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王以哲，通知他和张学良，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央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会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计。
同时，为了争取东北军，毛泽东还与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及抗日东北军全体官兵，指出：“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谴责了阎锡山与同胞为敌，阻拦红军抗日的罪行。希望东北军与红军联合制止破坏抗日的行径。
4月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复电国民党军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告之：我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将依约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
毛泽东提出：“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按照党中央指示，4月8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李克农陪同下到达延安。
4月9日晚至10日凌晨，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中举行会谈。
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等5人坦诚相见，对国家前途交换了看法。
周恩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一致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心，希望能出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至少在陕北两军之间能够观点一致。
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提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东北军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工作，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打内战。
张学良并坦率地提出：根据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听完他的意见后，马上表示：毛主席也有这个想法，我可以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毛主席。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8项协议：(一)认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是唯一出路；对十大政纲待张学良研究后，提出意见。
(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红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张可斡旋阻挡红二、红六军团道路的国民党中央军。
(三)张部赴苏联代表由欧洲去，张保护中共代表由新疆赴苏联。
(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张说如红军与日军交战，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
(五)张部未公开表明抗战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要其进占苏区的命令。
(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部办，并供给子弹。
(七)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红军如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不打红军。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的联合抗日救国会谈，使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这次会谈，使张学良看清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日胜利的前途，坚定了他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张学良决定私人先拿出2万银元和20万元法币，支持红军抗日。
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接触后将情况告知了西北军军长杨虎城，而杨虎城此前早已通过内线与共产党进行了秘密联系，只是双方彼此戒备没有沟通而已。
此事张杨两位将军观点不谋而合，从此两个人相互信任，兄长相称，共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蒋介石周旋，高福源从中穿针引线，同王以哲一起加强与红军进行情报、物资方面交流。
1936年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留在瓦窑堡的中央负责人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同意谈判结果，并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
4月14日，毛泽东、彭德怀从山西前线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
从此，就由周恩来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经过延安谈判，中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上层统战工作相配合，中共中央和红军官兵还在陕北前线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
两军的官兵，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自九一八事变后，背井离乡，身受国破家亡之苦，早就厌倦内战，盼望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
红军通过战地喊话、教育释放俘虏等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到1936年下半年，事实上双方已停止了战争，士兵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是分别进行的，但也十分注意促进两军的团结，帮助消除彼此间的疑虑隔阂，揭露蒋介石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
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的政治方向下，两军关系逐渐改善，从原先存有疑虑、互相警戒演进到和平相处、相互信任。
最后，张学良、杨虎城坦诚相见，一起商定了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准备抗日的做法。为了培养抗日力量，他们在西安城南王曲联合举办军官训练团。东北军还成立了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杨虎城也把第十七路军原来的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安群众抗日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这样，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当时许多人把这大好局面称为“三位一体”。
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不仅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和具有伟大号召力，而且必然要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此后，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方面奉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在一起秘密地研究了好几次。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关系确定后，便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
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
军官训练团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
张学良和杨虎城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担任教官，对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这也使两支部队的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与信任，为参加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