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杨的邀请下，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
12月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在接到周恩来等报告的一系列重要消息后，中共中央随之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新生事件及其影响
上海《新生》周刊由杜重远创办并任总编。杜重远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他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的农民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回国时在沈阳创建肇新窑业公司，曾任奉天省总商会副会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为开展宣传跑遍了华北各地和大江南北。
在上海，他结识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成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撰稿人；还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1年11月底，杜重远通过夏衍的联系，在申城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讲演，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杜重远汇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筹备经过，以及该会救济东北难民、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情况。这次会面使他对共产党领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实际由胡愈之主持，到年底遭国民党政府查禁。
杜重远不畏强暴，决定要使《生活》周刊得到“重生”，并寓居上海金神父路安和村8号，房间面积仅54平方米。他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克服各种困难，在沪迅速筹办《新生》周刊。
《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问世，社址设于上海圆明园路，其发行人、主编为杜重远，实际由艾寒松负责编辑、徐伯昕负责发行。
杜重远在《新生》周刊的《发刊词》中写道：“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族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
《新生》周刊系16开本，每期均以时事图片做封面。作为一份综合性政治时事刊物，它的立场极为鲜明，积极呼吁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政策，谴责腐败，要求民主；编排形式十分活泼，开辟有“专论”、“时事问题讲话”、“国际问题讲话”、“国内通信”、“国外通信”、“人物传记”、“青年园地”、“街头讲话”、“读者信箱”等20多个栏目。在此发表文章的有邹韬奋、胡愈之、毕云程、柳湜、李平心、章乃器、曹聚仁、陶行知、萧乾、周建人等。
《新生》周刊保持了《生活》周刊的战斗性，如《生活》周刊有个“小言论”栏目，笔触犀利，被视作该刊的“灵魂”，由邹韬奋亲自撰写；而《新生》周刊也有个“老实话”栏目，切中肯綮，被视作该刊的“脊椎”，由杜重远亲自撰写，所推出的时评一脉相承，都为民众的疾苦鼓与呼，维护正义，抨击黑暗。
而且，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是《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如主持编辑工作的艾寒松就是邹韬奋于1929年从复旦大学聘来的高材生，为提高杂志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很大作用。因而，邹韬奋曾赞叹“《新生》确为《生活》后身”，并在他的遗著《患难余生记》中进一步指出：“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
正因如此，《新生》周刊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每期销量最高时达到了10万余册。
《新生》周刊的许多文章都强调国难意识，鼓动团结抗敌。杜重远撰写的“老实话”更是击中要害，如他在《辟邪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侵略中国，是从明治维新以来预定的国策。60年来有时送出甜蜜的糖果，有时拿出苦辣的毒药，或柔，或刚，或急，或缓，虽运用方法不同，而节节进攻，时时压迫，其侵略之主旨固始终不变。”
当时有些朋友曾劝杜重远：“‘老实话’不要说得太老实罢！当心得罪了洋奴，触犯了权贵！要不然，刊物要遭当局扣禁查封……”
杜重远却坚定地表示：“他们的忠告，记者却苦于无法领受，而且也不愿领受。因为办刊物而遭祸惹非，在现在的时候，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记者却毫不畏惧。”所以，日本侵略者对杜重远和《新生》周刊火冒三丈，一直视之为眼中钉。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艾寒松用笔名易水发表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
《闲话皇帝》中提到日本天皇时说：“日本的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情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经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这些真实的叙述发表后，日本驻沪领事馆马上借此进行挑衅，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
5月5日，上海的日文报刊故意危言耸听，以头条新闻发布消息，声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随即，日本浪人结伙在申城街头闹事，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上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都被捣碎。
6月7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约见上海市长吴铁城，递交了一份照会，内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声称《闲话皇帝》妨碍邦交，侮辱元首，必须为此向日谢罪，并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同时，在上海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
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对此不敢拒绝，很快发布《敦睦友邦令》规定：“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慑于“友邦惊诧”，又训令上海市政府出面道歉，撤换公安局长，查封《新生》周刊社。
紧接着，就是“严惩编者”。正在江西筹建瓷厂的杜重远迅速返沪，劝艾寒松转移，自己出面应对。法院传讯时，《闲话皇帝》作者因“地址不详”没到场。
杜重远申明《新生》周刊是经正式登记的杂志，且每期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批，所以编者不应承担责任。
于是，《新生》周刊社散发《告别读者诸君》传单，要大家“记住这一屈辱，坚信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而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
7月9日，设于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庭内座无虚席，庭外数百人围观。
杜重远的辩护律师吴凯声义正词严地指出，《闲话皇帝》纯是从学术角度研究各国政治的小品，作者对日本天皇亦无个人恩怨可言，根本没有诽谤之意，也不存在任何“损害友邦元首名誉”的问题。
法官只问了几句话，便退入内室“集议量刑”，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居然蛮横地闯入监视；在日方的压力下，法官仅隔片刻便出来，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
这时，杜重远怒火满腔，大声喊道：“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法官看到群情激奋，慌忙夹着皮包溜之大吉。
几乎在“《新生》事件”发生的同时，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新近美国《摩登社会》杂志曾刊登画家格罗泊的讽刺画，画面是日本天皇拉着一辆炮车，车上载着“诺贝尔和平奖”证书，意为日本高喊和平友善，实则穷兵黩武。
日本外务省认定这幅漫画侮辱了天皇，就出面进行“严正交涉”；美国政府宣称对于出版物不负任何责任，画家则说此画本为谴责军国主义势力而作，日方因无奈而只好不了了之。这件事与《新生》周刊一案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
杜重远被判入狱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界人士义愤填膺，成立了“《新生》事件后援会”。一时间，出现“《新生》周刊话皇帝，满街争说杜重远”的情形，全国民众抗日救亡怒潮进一步掀起。
“新生事件”所引起的更大的影响是在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方面。“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入关内，但还保有强大的实力。
当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进入陕北的时候，蒋介石把东北军全部调到潼关以西，和杨虎城的笫十七路军一同驻在陕西，以图一举消灭陕北的工农红军。
东北军的大部分将士本就希望打回东北老家去不愿参加剿共又加以和红军笫一次交锋就损失了整整一个师，因而士气大减。
正于此时，“新生事件”发生，真如晴天霹雳。大批官兵到狱中探望这位抗日英雄。加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还有工人、学生、职员、店员以及工商、军政、文化界和民族资本家等纷纷探监。
杜重远被监禁在江苏第二监狱，正好主管监狱的蔡劲军是他的旧友，所以他在这里可随时会见来访者。周恩来对他非常关怀，使他信心百倍，斗志益坚。
杜重远把牢房作为新战场，当东北军人士前来探视时，他努力劝导其积极抗日，并通过高崇民向张学良呈《建议书》，呼吁“应该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举起抗日的旗帜打回老家去”。
不久，张学良赴南京开会，抽空到上海与身陷囹圄的杜重远见面，双方共同分析了形势。
中共地下党组织为营救杜重远，发动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律师吴凯声则借助国内外的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终于使杜重远在次年春得以交保就医，被移至霞飞路虹桥疗养院软禁。
隔了数月，张学良因事来申城，他独自驾车到虹桥疗养院把杜重远接到偏僻处，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等问题。此后，杨虎城也借治牙病的机会来沪，专门到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促膝畅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1936年9月，杜重远获释，他摆脱特务的监视，毅然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晤谈，积极推动“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地下党组织创办刊物
《新生》事件后，杜重远把因与国民党发生冲突被通缉，从武汉逃来上海的共产党人高崇民介绍给了做东北军统战工作的红军代表刘培植等人。
高崇民，辽宁省开原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曾当面质问张学良缘何不抵抗。张感其诚，视为诤友。
在高崇民辞去张学良的秘书职务后，张学良仍按月给高崇民生活费，支持高崇民从事救亡工作。后来，高崇民秘密组织“复东会”，并主张蒋介石若不抗日，就不拥护他，为此遭到通缉。
此时高崇民感到前途渺茫。这时他结识共产党人孙达生，进一步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毅然撕毁国民党党证，决心跟共产党走，并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奔走于张、杨二位将军之间。
通过他的努力，杨虎城将军消除了对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的误解，表示愿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杜重远向刘培植介绍说：“这个人在东北军上层中交游很广，也有骨气，如把他争取过来会起很大作用。我目前的处境和懂得的很有限，对他只能做一个砍大荒的工作，你去做精雕细刻的工作吧。”
1935年11月中旬，刘培植和高崇民先后到达西安。
高崇民作公开活动，刘培植作秘密活动。他们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及一些高级军官的掩护下进行工作并得到他们的经济援助。
1936年4月，张学良想要直接与杨虎城面谈，于是通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来到他的驻地洛川，举行有高崇民参加的秘密会谈，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面合作的方针。
自此以后，张、杨就直接进行联系了。由于与张学良的特殊关系，高崇民在张学良与王以哲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
这一时期，刘培植和高崇民两个人常与两军要人召开座谈会研究如何联合抗日和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为了传播这些思想，他们和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栗又文商定创办一个不定期刊物，定名为《活路》。意思是东北军只有与西北军、中国工农红军联合抗日才能有国家与民族的活路。
创刊号上，高崇民写了一篇《抗日问答》。刘培植写了两个提纲文章，《论西北形势》和《整顿东北军内部问题》。栗又文写了《关于如何解决抗日经费问题》。
栗又文在文章中特别提到“张学良将军国恨家仇集于一身，是最适合领导东北军抗日的，而他要决心抗日就必须联共，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他个人也才有出路。全军将士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只有这样做，才不辜负全军的期望。”
文章写出来后，他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印书馆都不敢承印。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
杨虎城答应了，当时第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内，有数道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装订。
军需处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虎城便叫王惟之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惟之自己监督，几夜印了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
杨虎城又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
一时间，人们争相传阅，对宣传抗日救国，鼓舞两军官兵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张学良也极为重视，认真阅读，在小册子中划了许多红蓝铅笔的重点记号。
《活路》刊物率先提出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的口号，对西北形成“三位一体”大联合局面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为促进西安事变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视察吉林时，还向知情人问起过《活路》刊物。
对于《活路》，杨虎城事前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他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他来硬的我们便和他们硬干。”
不料，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印刷工人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晏道刚。
晏道刚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开会研究。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第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可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
几个特务猜来猜去，将目标锁定为第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因为郭增恺在1936年夏曾给阎锡山发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刚被特务们译出。
这样，郭增恺被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来陕，才带郭一同回到西安。
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了。晏道刚在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暗示杨要有所注意，他指出“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
杨虎城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
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人证。后来，特务们也发现抓错了人，发现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
张学良当时不在西安，杨虎城知道后将高崇民秘密送到他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来，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后来又送高崇民离开西安到天津去躲避。
艳晚事件揭开事变序幕
1936年8月29日，夜幕刚刚降临，一伙像幽灵似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便衣特务便悄悄出动了。
原来，根据特务的密报，蒋介石签发命令，要逮捕在西安进行统战工作的栗又文、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四名共产党员，并立即押送南京。
但是，栗又文已经外出，根本不在西安；尚在西安的刘澜波、孙达生有防备，他们住在东北军师长刘多荃家里不出来，此宅门卫甚严，无法下手。
只有马绍周住在西北饭店，那里流动人员多，平日疏于防范，所以省党部的便衣特务便于8月29日下午，先将他逮捕了。
适逢张公馆工作人员关时润来饭店找马绍周和当时也住在这里的宋黎，因为他穿便衣，也将他抓了起来，一并送省党部关押。
宋黎，原名宋介仁，又名宋忱，吉林奉化人，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会代表，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中共地下党员。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游行示威队伍总指挥。曾任中共东北军工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在“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的表现和宋黎在北平的活动，引起了时任东北大学校长、“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的注意。他先后三次给东北大学发电报，要求派学生代表到西安一谈。
经北平学联同意，宋黎、马绍周、韩永赞等三人于1936年1月底抵达西安，向校长“说明情况”。宋黎到西安后受到张学良的接见和器重，并作为秘书留在其身边工作。
宋黎在西安期间，积极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活动，不仅在东北军及东北同乡中进行抗日宣传，而且还到十七路军和西安各学校、机关、团体中发动抗日救亡运动。
一次，在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的纪念周活动大会上，杨虎城特意约请宋黎作报告。宋黎详细讲述了东北沦陷后，东北同胞遭受日本侵略者残酷压榨、野蛮屠杀的种种惨状，介绍了北平学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英勇事迹。
他在报告演讲时，讲得有声有色，有条有理，时而声泪俱下、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激愤难抑，深深地打动了台下的听众，台上台下顿时连成一片，整个会场激**着一片抗日的呼声。
这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对他的注意，他们断定宋黎是策动张、杨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并探知宋黎与马绍周等同住在西安东大街西北饭店。
于是，特务们把这一情况秘密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即回电密令逮捕宋黎、马绍周等人，解送南京审讯。蒋介石企图借这件事先给张学良一个警告，同时也想从中获取口供，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活动的详情。
1936年8月29日傍晚，当马绍周刚走出西北饭店大门时，突然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两个特务抓住，并强行拖至省党部。
宋黎是应张学良的邀请，从北平来西安汇报东北大学流亡学生情况和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的，特务抓人的事，以及他也可能会遇到危险，已有人告诉他了，只是他未料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
特务开始抓马绍周时，他不在饭店，但饭店已被严密监视起来，这他一点也不知道，所以当他与东北中学的曹富琨同学回到他在西北饭店的住处时，就被守候的特务逮捕了。
特务对宋黎看得很严，他无法脱身。曹富琨则趁特务不备而逃脱。气急败坏的特务怕宋再有什么闪失，所以未再追曹，而是将他拖出西北饭店的后门，即直奔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情况十分危急！
不过，宋黎在被押往陕西省党部途中，被十七路军巡逻队阻截。当时，宋黎非常机警地高喊道：“土匪绑架！救人！”。
巡逻队问：“为什么抓人？”
特务们声称：“奉蒋委员长命令，抓共产党”。
巡逻队要求查看逮捕证，特务们说：“我们抓人从来不用逮捕证”。
巡逻队说：“没有证明，随便抓人。土匪！”于是立即将宋黎与特务们一起带至十七路军宪兵营，并及时向杨虎城、张学良报告了具体情况。
张学良闻讯后，觉得特务欺人太甚，竟敢逮捕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愤怒异常，立即派了一个姓关的副官到西北饭店去看个究竟，不料关副官刚一走进西北饭店宋黎住的房间，就被潜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也被押到省党部。接着，张学良派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武装卫队乘汽车把宋黎接了回来。
张学良旋即得知马绍周和关副官已被逮捕进省党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飞机押往南京，极为震怒。于是他立即找到时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询问，邵力子说不知此事。经邵力子查问后，始悉省党部奉命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人。
张学良对特务们非法逮捕抗日人士的恶劣行径十分气愤。他立即打电话调驻在王曲的刘多荃师的一个团，火速跑步进城。同时命令孙铭九紧急集合卫队营，准备和王曲那个团一起围抄省党部。
1936年8月30日拂晓，东北军已将省党部团团包围。孙铭九率卫队营迅速冲进大门，首先救出了马绍周和关副官，接着查抄了特务的电台、档案和秘密材料。在这些档案、材料中，不仅有向蒋介石报告张、杨如何不可靠，西安群众如何亲共抗日等情况的密电稿，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生冲突的情况报告，而且有特务们编制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黑名单，甚至还有特务告邵力子的黑材料。
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果决行动，被称作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西安军民的抗日反蒋情绪空前高涨起来。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西安的嚣张气焰，而且为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29日的电报代码韵目为“艳”，事件又发生在当晚，故史称“艳晚事件”。
事件发生后，特务曾扩情慌忙飞往广州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为避免事态扩大，也立即致电蒋介石：“29日晚，陕西省党部不经学良知晓，也不经正式手续，擅自派出便衣，逮捕我总部职员马绍周等人，这是不相信学良，不信任总部的行为。总部全体官兵当即群情激愤，学良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示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报钧座，不无鲁莽之处，自请处分。被捕的马绍周等人拟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处。”
蒋介石对此极为生气，但因为正在忙于对付“两广事变”，只好暂时隐忍不发，给张学良发了以下回电：“老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处理。”
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回电后，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再出新的麻烦，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宣布宋黎“失踪”；二是主动按照蒋介石提出的捕人名单，逮捕了马绍周、刘澜波和孙达生，暂押在军警督察处。
一个月后，“失踪”的宋黎又在西安抗日救亡活动中公开露面。他先联络到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接着又去找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由他们四五位知名人士联名作保，终于将刘澜波、孙达生和马绍周解救出来。至此，“艳晚事件”的最后一丝余波也就平息了。但它在历史上是张、杨两位将军合作与蒋介石的首次正面交锋，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打击了蒋系特务们的嚣张气焰，但实质上却在他们的内心极大地加剧了对蒋的失望和不满，同时也加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的信任和团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开始联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表示不满。
人们不禁会问，张学良既然是西北“剿总”的最高军事长官，这么大的事，竟背着他干，这不是怪事吗？显然，特务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有恃无恐，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有后台，所以才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其实，蒋介石最担心的，还并不是几个地下共产党员的抗日宣传活动，而是张、杨两将军的政治倾向。蒋介石下令抓人，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通过对这几个人的审讯打开缺口，以查明张、杨联共抗日的真相，然后处置他们。这一点张学良很清楚，所以他也决不迁就，甚至不惜动武了。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蒋介石的暂忍不发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
张学良和杨虎城心里，蒋介石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决不会轻易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矛盾越发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叶剑英密切关注时局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从而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伟大长征。
蒋介石看到红军经过长征以后，人数大减，力量削弱，便认为这是消灭红军、**平陕甘根据地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在刚刚处理完“两广事变”后，便急匆匆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他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绝。
当蒋介石得知张学良、杨虎城已同中共发生直接联系和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更是迫不及待地要解决西北问题，加速“剿共”。
10月22日，蒋介石亲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向张、杨施加压力。蒋到西安后，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
叶剑英密切注视蒋介石的言行，冷静观察西安和其他地区的局势，随时将事态的发展向党中央作报告。
10月24日，蒋介石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之后，再次召见张、杨，叫嚣在3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掉。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
张学良苦苦陈情，请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
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校以上军官“训话”，继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剿共”的陈词滥调，引起张学良、杨虎城和进步军官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会场上“嗤鼻跺脚之声不绝”，几乎不能维持秩序。
叶剑英根据了解到的蒋介石在西安、王曲等地活动的情况，立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
在电报中，特意将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以及其他场合几次“训话”内容，归纳成要点附后：“A、军人只要服从我；B、敌人只是一个共产党；C、救国主义只有三民主义；D、等到消灭红军后，将领导你们走光明路。”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实则召集会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
张学良利用为蒋介石祝五十大寿的机会，专门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无奈蒋介石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并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学良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
叶剑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连续电告中央：“蒋张会谈结果极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张、阎、傅、徐到达洛阳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
叶剑英还请示中央，准备离开西安回保安，进行详细报告。党中央收到电报后，经过研究，决定叶剑英暂不回保安。
于是，叶剑英继续留在西安，进一步做张、杨的工作，同时观察事态的发展，随时向中央通报敌、我、友各方面的动态和情况，并根据情况处理各项事宜。
这时，西北局势日益恶化。蒋介石为在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又从洛阳到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蒋介石筹划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亲自坐镇西安，继江西第五次“围剿”之后对中央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
同时，蒋介石还在内部拟订对付张、杨的方案，如果他们违抗进剿陕甘苏区的命令，就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陕甘。
叶剑英将获悉的蒋介石的行动和军事部署情况，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于12月1日致书蒋介石，揭露其内战阴谋，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这时，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蒋介石委派蒋鼎文、卫立煌等担当西北军事、政治上的重任，事先并未与张、杨商量。
对蒋、卫等人的任命，实际上等于撤销了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和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权。
对此，张、杨十分不满。加上蒋介石频繁调动30万大军集结于平汉线和陇海线上，摆出随时杀奔陕西的态势，使张、杨如芒在背，惶惶不安。
11月下旬，日伪军再犯绥远，绥远前线形势日益严重。面对危情，张学良亲笔写信给蒋，请求亲率所部援绥，蒋复信不允。
12月初，张学良从蒋介石侍从室的“内线”中获悉：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已拟好的调东北军去福建的电稿，这更加重了张学良的离蒋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