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人的加入，我党在孙朝阳部队中的实力大增。
但一个危险也随之降临。
当时，孙朝阳被日寇骗到哈尔滨，并遭到杀害。随后，孙朝阳部队在一面坡附近六棵松停留，亲日派预谋杀害赵尚志、李福林等人。
此事被王德全获知，及时将日特的阴谋告知赵尚志等人。当晚，赵尚志、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用、金昌满7名同志，经过商议，携带1挺轻机枪和11支长短枪，先后分三次脱离孙朝阳部队，到达珠河县六道河子集合，第二天与县委取得了联系。
县委立即派军事交通员沙永振前去迎接，随后派担任宣传工作的朱新阳前来协助工作，又派李福林、李泰、朴吾德、朴三文以及满洲省委派来的王玉升、李天池加入充实力量。
这时，队伍已经有13人。这13日后来也成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最早创建者。
1933年10月10日，在珠河县三股流（今属尚志市三阳乡）孟家粉坊院里，正式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队长赵尚志，政治指导员李福林。
赵尚志带领13名战士庄严宣誓：“为收复东北，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誓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
从那以后，赵尚志率领着这支只有十余人的游击队，在北满地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不断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为日后北满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不久，赵尚志、李福林率队在三股流地区惩治了几名欺压群众的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缴了东西五甲、张家湾警察局的械，得长枪10余支。
每次战斗结束后，李福林都组织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受到当地群众拥护和欢迎。不久，游击队就发展到了40余人，编成1个大队，3个中队。
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的反日游击队接连攻克了五常和巴彦两座县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赵尚志的率领下，给了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寇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并曾登报悬赏一万元通缉他。并关押了他的父亲，要挟赵尚志投降。
到了当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总司令，李福林担任哈东支队党委书记。通过李福林的努力工作，全队有党、团员90多名，成为游击队骨干力量。
1934年8月的一天黄昏，雷雨刚过，赵尚志率领队伍来到一个叫作蜜蜂的地方，这里是牡丹江到哈尔滨的铁路必经之处。
赵尚志得知有一列敌人的军用列车将要开来，迅速派人拆掉了两根铁轨。天快黑的时候，敌人的军用列车果然开来。一阵哐啷巨响，列车出轨后躺在了路旁。
押车的敌人还没来得及下车，赵尚志就率领战士们冲了上去，干净利落地消灭了全部鬼子，缴获了车上的所有物资。就在这个月内，敌人一共翻车46次，死伤150人，损失130多万元的物资。
战后，敌人止不住哀叹：满洲的铁路变成地狱啦！
11月，3000多名敌人包围了赵尚志所在的哈东游击区，切断了这里的交通要道，企图一举消灭抗日游击队。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赵尚志亲率骑兵主力北上，绕到敌人背后，在方正、延寿一带袭扰敌人。当敌人向道北转来时，赵尚志又率部返回道南游击区。
在回师行至肖田地附近时，游击队与500多名敌人相遇，展开了激烈战斗。敌人正因连日来被动挨打而气恼，这时与赵尚志不期而遇，恨不能一口把他和这支游击队吃掉，他们倚仗人多，把游击队团团包围起来。
战斗中，赵尚志肩部受伤，但他不顾伤痛，沉着地指挥部队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他见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立即指挥30多名战士骑马佯装突围，吸引了敌人的大部火力。
当敌人向这30多名战士追去的时候，赵尚志率主力从敌人的背后突然发动猛攻，敌人被打得乱了阵脚，不知是继续追击好还是转身回击好。正当他们犹豫不决时，赵尚志从容地带领部队突出了包围圈。
这一仗，游击队以少胜多，一共消灭了130多个敌人，而自己仅伤亡3人。
目睹这次战斗的日军首领不禁惊呼：“游击队里必有名将指挥！”肖田地战斗之后，敌人已失去了锐气，没过多久，他们就灰溜溜地撤走了。
12月24日，赵尚志写《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报告了游击队战略战术。
1935年1月28日，哈东支队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人政治部主任。第三军下辖三个团。
第三军成立后，在军长赵尚志的率领下，这支抗日武装活跃在松花江两岸二十多个县境内，沉重打击了日寇和伪军，为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军事保障。
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第四军，原为救国军王德林的旧部属。在第四军的建立过程中，李延禄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延禄是吉林延吉人，16岁时就投入东北军，并一路做到营司务长。
九一八事前的两个月，李延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变之后，延吉中心县委派他到王德林的救国军中工作，指示他“要广交朋友，对抗日力量要团结，并要影响其除掉旧军队的习气，同时尽一切可能建立我们党自己的武装”。
带着党的指示，李延禄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在王德林的救国军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救国军也是刚刚成立不久，王德林受驻地乡绅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的困扰，一时难于决断。国民党吉林省党部还派来说客，要王德林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力主抗日救国，坚定了王德林的抗日决心。李延禄还说服王德林，建立自卫军补充团，以便与李杜进行联合抗日。
王德林采纳了李延禄的这个建议，并让李延禄兼任了补充团团长，这个团也成为了后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前身。
自己控制一个团之后，李延禄与先后来到救国军的党员左征、朴重根、孟泾清、金大伦、贺剑平等一起，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发展史忠恒、李凤山、李延平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补充团内成立了党支部。
1932年2月15日，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攻打敦化，连克敦化、额穆、蛟河3城。
随后，由参加吉林抗日救国军的共产党员李延禄、孟泾清、金大伦等人策划，在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的支持下，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带领补充团七百勇士，在黑龙江省东南牡丹江流入镜泊湖的大河口北岸“墙缝”一带高地，伏击日寇号称万人大军的多门师团第十五旅团。
补充团勇士们投出大量手榴弹，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战斗进行五、六个小时，使日寇遭受重大伤亡。
接着，李延禄又命参谋李延平、共产党员崔永贤率领矿工营，在南湖头松乙沟火烧转道北上的日军，取得二次胜利。
日军从火网里逃出后向东京城、宁安方向逃窜，途中又遭到民众武装多次袭击。
3月22日凌晨，这支残敌在向中东铁路海林车站逃窜途中，在宁安城西关家小铺又遭到东北军六六零团八连阻击，被打死百余人，逃到海林车站的仅有三百残兵。
李延禄通知在中东铁路亚布力车站的共产党员李延青，让他带领铁路工人游击队在中东铁路高岭子车站颠覆日寇军车。
3月27日凌晨，日寇军车被颠覆，又伤亡二百余人，日寇天野少将被打死，逃窜的日军不足百人。
此时距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全面抗战爆发尚有五年三个月，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抗日大捷。
1933年1月初，日军第十师团再次沿中东路大举东犯。
1月10日，重占宁安。1月13日，王德林退入苏联境内。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批示，正式脱离救国军，改编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总队，李延禄任总队长。这是第四军形成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一次事件。随后，李延禄率抗日游击总队二、三团200余人到达宁安西南的和尚屯（今沙兰镇和盛村），联系王毓峰的步兵营和冯守臣的骑兵营，经宁安县委批准，扩建为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并在宁安南部的孟寡妇屯召开成立大会，司令李延禄、政委孟泾清、参谋长张建军东。
部队达800多人，编成三个团，两个独立营和一个游击支队。
救国游击军转战于敌后的宁安、汪清、密山各县，利用敌人兵力分散的弱点，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
首先是团山子战斗。1933年1月25日，转移到宁安东南团山子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得知敌人即将进犯的消息后，连夜设下埋伏。
26日拂晓，日伪军300多人分三路向团山方向开来。李延禄派遣的两连追兵急行军绕到了八棵树东西两山包围了日军，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
此战，我军共毙伤日伪军20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抗日救国游击军无一伤亡。
接下来是八道河子战斗。
在宁安城东南百里老爷岭东部山区，有一名为八道河子的山屯。这里比较偏僻，交通不便，老爷岭山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只有西北面的山口是通往宁安的唯一出口，道路两旁山势奇突，犹如两扇大门，形成了天然的屏障，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1933年初，团山子战斗结束后不久，李延禄率领在镜泊湖大河口和松乙沟痛击日军天野旅团的救国军转移到八道河子。
部队到达后，百姓欢心雀跃，纷纷拿出粮食犒劳救国军。为了安全，防止部队到达的消息被日军获悉，李延禄下令封锁了山口。
八道河子屯子住着一个叫金笑来的人，是屯子里的头脑人物，与日军早有勾结。在部队刚刚进驻屯子的时候他就想给敌人通风报信，由于出屯的道路被封锁，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不久，金笑来以进城卖碳买粮为由，通过了封锁线，给日军送去了情报。日军接到情报后，立即派治田大佐率日伪军四、五百人，大炮6门对救国军进行围剿。
此时，李延禄已得知金笑来是汉奸，便立即派出骑兵进行侦察，发现敌人已经到达山口外，距封锁线仅8里路程。李延禄、孟径清等救国军将领经讨论后，命令王毓峰率领二团、史忠恒率领三团分别埋伏在八道河子西北山口的东西两山上，在日军从山口进入一半时，两边夹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分段消灭。另派李凤山营在八道河子屯前沿利用地形构筑阵地，冯守臣骑兵营作为机动部队，隐蔽在树林里，总部直属的警卫保安连为预备队。
3月1日晨，日伪军对八道河子发起攻击，随着山口枪声的响起，战斗开始。初期由于救国军出其不意，又占据有利地势，日伪军在夹击中伤亡很大；但敌人依靠重武器很快挽回劣势。
三团团长史忠恒在指挥战斗时负伤，当他坐在石头解绑腿，要卫生员包扎伤口时，敌人的冲锋部队又纷纷投来手榴弹，其中有两颗直接投到了史忠恒面前，第一颗被他踢开，第二颗没来得及反应就爆炸了。
史忠恒腰部和腿部有三处被炸伤，他忍着剧痛，一跃而起，如猛虎一般向日军冲去，将日军的冲锋部队冲的七零八落。
在三团的追击下，日军被迫退出山口外。但是日军不甘心失败，又组织了第二次攻势。
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敌人的伤亡虽然很大，但是携带了重武器，火力仍然很猛。
渐渐的东西两山阵地上的枪声逐渐减少，经过二次山头争夺战之后弹药已经消耗殆尽，敌人也发现了他们的弱点，于是利用优势炮火，集中兵力首先对二团王毓峰防守的西山头发起攻击，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王毓峰率领二团健儿用刺刀和石块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阵地。
在占领西山头后，立即对三团史忠恒放手的东山头阵地发起冲锋，左右两山相继失守。
就在二团、三团撤退时，李凤山的阻击阵地也被日军突破，一小股日军冲进了八道河子屯，当时指挥部还在屯子里，在警卫员的掩护下，指挥部撤向后山。
部队在后山会合后，山下的八道河子屯浓烟四起，日军进屯后，日军为报复抗日队伍和群众开始烧杀抢掠，山下不断传来惨不忍闻的呼喊声。
逃进山里的当地朝鲜族农户向战士们哭诉敌人的暴行，请求部队反击，帮助他们救出没来得及逃出的亲人；听到屯里传来的呼喊声，战士们按奈不住心中的怒火，纷纷请求下山杀敌，自愿参加敢死队。
李延禄和孟径清当即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敢死队，由于弹药所剩无几，敢死队每人只有子弹三至五发，悲愤的群众手拿木棒、斧子等武器也随部队冲下山去。
这次突击，大出敌人意料。他们正在屯子里四处放火、抢掠，在遭到攻击后，未及部署便仓惶撤退，日军治田大佐在我敢死队员的追逐下，惶惑乱窜，未到河崖就被英勇的敢死队员乱刀刺死。
这次战斗，击毙敌军200余人，缴获了步枪、山炮等大量武器、弹药，救国游击军伤亡了9人。
战后，宁安人民向李延禄赠送上绣“抗日游击万岁！”锦旗一面。
1933年7月，在密山召开了第二次反日山林队联席会，会议决定改游击军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公推李延禄为军长。张文偕为政治委员。
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攻占密山县城。11月，军政委、政治部主任调离，游击队和上级党联系中断。1934年春节前夕，李延禄化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寻求援助。
到上海时，由于临时中央已撤至江西苏区，未联系上。李延禄在上海广泛接触原东北军、义勇军将领及大众新闻媒体，介绍东北抗战实情，消息一刊登出来，立即轰动全国。1934年9月，中央代表吴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来东满巡视，重新传达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并充分肯定了李延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绩。
为了更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将李延禄率领的这支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
四军组建后，在部队中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和群众性的反日会组织，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团结了密山、勃利、依兰、方正一带的小股义勇军联合抗日。并收编了一些山林队，扩大了四军队伍。
到了1935年9月，第四军发展为2个师7个团，1800余人，一支抗日劲旅就这样形成了。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创建与发展壮大，与周保中是分不开的。
周保中本是云南大理人，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曾在滇军和国民军中服役。直到1927年7月，周保中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组织上派到苏联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周保中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由此他开始东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1932年4月，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周保中，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去吉东地区从事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工作。
接受了这一任务后，周保中首先研究了这一地区的现状。周保中发现，自这年春开始，这一地区广大人民不愿做亡国奴，奋起反抗，东北军旧部、民众义勇军、绿林武装山林队等，纷纷举旗抗日。
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认为，只要自己进入抗日武装，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团结部队上层人士与士兵，不仅自己可以站住脚，凭自己的兵运工作经验，改造旧军队或拉起一支自己的武装是完全可能的。
5月上旬，周保中从哈尔滨来到宁安县城东花脸沟开展工作，被抗日自卫军“刘快腿”（刘万奎）和“花蝴蝶”（王桂茹）的部队当作日寇密探抓了起来。
周保中对“刘快腿”和“花蝴蝶”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里来的，听说你们抗日，才来投奔你们来的。”
“刘快腿”和“花蝴蝶”问道：“你对当前东北的局势有何见解？”
周保中从世界形势讲到东北战局，并对自卫军所采取的救国对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目前这样日军隔江对垒，时间久了对我们不利。我军应主动出击，袭击敌人的后方，破坏其交通线，夺取给养，再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
第二，自卫军士气高昂，但纪律不好。我们抗日军队如得不到民众的支援，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必须整顿纪律，加强教育，清洗坏兵，改善部队素质。
第三，在城乡普遍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抗日。第四，在牡丹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制造军火弹药，设立被服厂和野战医院。
第五，财政经济方面尽可能有长远打算，要减轻民众的负担。
周保中还特别指出：“不要幻想南京政府派兵打日本，也不要寄希望于国际调查解决，国联不能制裁日本，在实际上鼓励了日本侵略者。”
他还说：“自卫军要与救国军和其他抗日军队联合一致，共同抗日。”
周保中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席话使“刘快腿”和“花蝴蝶”等人茅塞顿开，相信他不是日本探子，而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志士和军事奇才，便决定留他在指挥部做宣传工作。
周保中本来就打算留在旧军队，进而改造旧军队，所以“刘快腿”和“花蝴蝶”等人的这一提议，正好符合了周保中的心愿。
周保中早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时，就是一代名将了，现在进入东北的旧军队，那是如鱼得水，很快就成为了部队的领导层一员。
这年的7月，周保中指挥自卫军和救国军、民间抗日武装，攻打了宁安县东京城镇和安图县城，给日寇以重创。
8月，周保中开始担任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总参议和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9月，周保中指挥抗日救国军等部队进攻安图、敦化的日军，再次给敌重创。
10月，周保中指挥抗日救国军和西北山八大队等抗日部队，发起了三打宁安县城的战斗。
战斗中，守城日寇负隅顽抗，战士们久攻不克。周保中当机立断，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并身先士卒，奋勇冲杀，终于破城而入。
刚刚攻进城内，周保中回头高呼后援部队，正欲继续乘胜前进，却因小腿中弹倒了下去，但他又马上站起来，振臂高呼：“冲啊!同志们快快冲啊！”
在周保中的鼓舞下，战士们似下山猛虎，直杀得日寇丢刀弃枪，狼狈败退。
此时，周保中仍然不顾腿上的伤痛，依旧指挥若定，眼看残敌被打得所剩无几，缴枪投降，他才含笑倒卧在地上。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把周保中背起来，送到指挥部去治伤，因为子弹已穿人腿骨，急需动手术。
有的同志劝他说：“这里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和器械，无法取出子弹，最好还是送你去省城的大医院吧。”
可周保中却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不是要做手术吗?那就干脆点，用刀子挖，拿钳子夹，我受得了!”
于是，在周保中的坚持和不断催促下，硬是用刀子钳子将弹头从腿骨中取了出来。
周保中带领敢死队冲进宁安县城、负伤不下火线以及他强忍剧痛刮骨取弹的事，在救国军中传开了，全军战士听后无不深为感动，都称赞参谋长是个英雄好汉，还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刮骨取弹真英雄，胜过昔日关云长。”
从此，周保中成了救国军的一员虎将，蜚声东北抗日战场。
同时，周保中率兵三打宁安城，消灭日寇数百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由于周保中做了大量工作，条件已成熟，1934年2月，经中共吉东局决定，周保中联合工农义勇队和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等部，在宁安东南山区组建“反日同盟军”，周保中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主任。
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东北吉东地区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抗日队伍。
对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建立和发展，日寇视为心腹大患。从1934年夏秋开始，日寇集中6个师团和3万多伪靖安军，以10倍于同盟军的兵力，对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同盟军进行围剿，强行“归屯并户”，并实行10家连坐法，制造无人区，截断人民群众与同盟军的联系。
对于日寇的围剿，周保中采取了灵活机动，避开敌人锋芒，有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术。
1934年10月，在反击日寇扫**战斗中，周保中腹部受伤，肠子流出肚子外，他当即用手将肠子塞进肚子里，用绑腿布紧紧缠住腹部，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结束了，战士们要抬他，被他拒绝了，坚持行军回到驻地才得到治疗。他的行动，深深地感染和教育了全体指战员，大家同仇敌忾，奋勇杀敌。
经过日寇近一年的围剿，绥宁反日同盟军不但没有消亡，队伍反而得到扩大。
反日寇取得一些胜利后，周保中率领部队以宁安为中心，把抗日游击战扩大到西起敦化、额穆，东到东宁、绥芬河——牡图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
为了统一编制和贯彻中共中央拟定的人民武装建设纲领，中共吉东特委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了军部和党委会，周保中任军长和军委书记，军部下辖2个师，共6个团，共约1000多人。
在周保中的领导下，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经过一年多的西进和东进战斗，不仅使部队转危为安，兵源有发展，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提高，而且到1936年初，使第五军的游击区从宁安扩大到整个绥宁地区。
基干队伍在游击活动中，团结了许多反日山林队共同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反动派，壮大了自己，使第五军声威远扬。
通过实际战斗，大大提高了第五军全体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为第五军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是中国共产党汤原中心县委创建与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它的前身是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的创建，以及第六军的创建，都和夏云杰有很大的关系。
夏云杰本是山东沂水人。由于家境贫寒，夏云杰于1926年3月携妻女闯关东到黑龙江汤原谋生。在这片黑土地上，夏云杰与当地农民一起以耕地为业，农闲季节时到黑河金矿做临时工。
然而，日寇的入侵打破了夏云杰宁静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在黑金河金矿做工的夏云杰，受到爱国青年反日宣传队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决心加入抗日斗争的行列。
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的培养下，夏云杰深深地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并于1932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夏云杰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经常深入矿山、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努力工作。
当年10月，汤原县委组织建立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三军汤原反日游击队。夏云杰则四处奔波，千方百计地为游击队筹集枪支弹药和粮款，为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而呕心沥血，但这支队伍未能建立起来。
1933年夏，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共满洲省委军委派出代表，到会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贯彻该指示信的决议。
在这次会议上，夏云杰当选为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会后，他立即奔赴汤原各地的反日队伍驻地，传达、讲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并派党员到各义勇军部队做团结、改造、争取工作。
8月初，夏云杰建立了“东北民众联合义勇军”，下属3个大队，共550多人。
这支队伍于8月中旬袭击了汤原县城，沉重地打击了伪满政权，大灭日本侵略军的威风，伪军汉奸闻风丧胆，而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深受鼓舞。
在斗争中，夏云杰等同志深刻认识到，没有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作骨干，抗日队伍很难巩固和发展。
于是，夏云杰一面号召义勇军中的党员在队伍中贯彻党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一面集中40名党员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
当抗日武装正在发展之时，日寇、伪军、宪兵、警察开始对汤原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进行镇压，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游击队战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汤原大地。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夏云杰同志没有被吓倒，他挺身而出，领导县委工作，并说服妻子和女儿不要为他的安全担心，决心与抗日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为死难的同志报仇，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经过秘密串联，不久和汤原各地党组织恢复了联系，抗日游击队员又重新聚集起来，准备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
1933年11月末，夏云杰派人打入敌营全面侦察后，即派两名游击队员各暗藏手枪，以探亲为掩护混进黄花岗自卫团营房，出其不意，严令伪军放下武器。
此时，早已隐蔽在院外的20多名徒手游击队员闻声迅速冲进室内，将敌人14支长枪和2支短枪全部缴械，并用缴获的武器武装了自己。游击队战斗力大增，极大地鼓舞了队员们的战斗信心。
在夏云杰与敌人周旋时，游击队的其他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进来。1934年2月8日，汤原反日游击队在中共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配合，巧妙地将萝北县鸭蛋河街自卫团长高魁一及前来开会的13名地主抓获。
对反动地主李荣、杨广太、董永发给予惩处并缴获长枪27支、短枪1支，初步解决了游击队人多枪少的困难，鼓舞起队员斗争信心。
3天后，汤原游击队先后在萝北七马架屯及汤原格节河葫芦脖子山沟与伪军“屠旅”步、骑兵两个连发生激战，歼敌30余人，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
1934年春，夏云阶率汤原反日游击队活动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太平川区，开展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6月15日在太平川村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爱国地主富户献出一批枪支支援抗日。
7、8月间，游击队先后攻破黑金河、西大岗、二道岗、长发屯等地自卫团，缴获100余支枪，并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
由此，太平川地区抗日斗争局面得以胜利展开。开明地主黄有自愿献出全部家产充作抗日经费，并自带枪支人士刘铁石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游击队。这些人的义举对敌伪上层人物震动很大，西北沟恶霸地主刘小八，毅然与家庭决裂，投身抗日队伍。
汤原反日游击队创建一年间，组织群众打击敌人，使汤原北部格节河两岸至石场沟一带成为敌伪惊惧、斗争激烈的红色区域；在约30平方里的范围内先后建起抗日救国会、农民自卫队、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呈现出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抗日队伍，共同对敌的喜人局面。
1934年秋，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批示，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扩编为汤原民众反日游击总队：戴鸿宾任总队长、夏云阶任政治委员、李仁根任参谋长。
同年冬季，日本侵略军纠集伪军警向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后方基地发动疯狂“讨伐”；敌伪军包括伪军屠旅迫击炮连、机枪连、步兵连以及伪警察大队共500余众封锁入山要道，企图断绝汤原民众反日游击总队给养来源。
在抗日群众配合下，游击队凭借深山密林为屏障，经过十几次英勇战斗，终于挫败敌人冬季大讨伐行动。
继之，敌人施展阴谋，乘夏云阶离队养伤之机派叛徒、特务赵东国打入游击总队，散布抗日前途渺茫流言蜚语，煽动队员逃散，曾使游击总队局面一度发生混乱。
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发觉，派巡视员田学文代理汤原反日游击队政治委员，经过整顿解救了游击队危机。
1935年9月4日，汤原民众反日游击总队在夏云阶、戴鸿宾率领下，通过抗日救国会员闫福为内应，顺利地缴下太平川警察署和地主耿子修、乔玉柱枪支，拔掉太平川游击区内三颗钉子，壮大了游击总队声威。
同年秋，另一支较有名气的抗日武装“文武队”在队长冯治纲率领下正式加入游击总队。
此时，汤原游击总队下设3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戴鸿宾、指导员裴敬天；第二中队长冯治纲、指导员黄福堂；第三中队长张传福、指导员徐文彬。
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正确领导下，年末游击总队已发展至700多人，成为下江地区一支抗日劲旅。
1935年12月上旬，赵尚志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部与一团到达汤原地区。
翌年1月23日，在赵尚志及三军帮助下，汤原民众反日游击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阶任军长，李兆麟代政治部主任。
军部下辖4个团：一团团长王秀芝，二团团长戴鸿宾，三团团长冯冶纲，四团团长张传福。
1月30日，第六军1000余名指战员集合于汤区温家屯举行授旗仪式并发布建军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为求东北民族解放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为驱逐日寇实现东北民族自由平等而战！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后，在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领导下，拥护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的《为抗日救国会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加强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与武装人民群众进行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
3月19日，第六军代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二团团长戴鸿宾率二团战士及洼区青年游击连、义勇军“闫王”队等百余人，尚汤旺河冰道，突破叉巴气要塞，一举摧毁盘据在老钱柜的汤原森林警察大队队部，击毙森山警佐以下6名日军士官，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0余支、子弹4400余发、电台1部及其它战利品；并对汤原森林警察大队长于祯等百余名官兵进行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教育，使其加入抗日斗争行列。
5月25日，军长夏云阶指挥一、二、三团，兵分两路袭击鹤岗煤矿兴山镇；一路由冯治纲率队300人，炸毁鹤岗矿山东南吊桥，封锁日军守备队骑兵连及矿山警察一队；另一路由夏云阶率领300名队员直捣鹤岗煤矿事务所，在抗日救国会员姬国珍、张维山等人策应下，顺利全部解除矿山警察二队武装，击毙日本官吏山口为市、桥田德次及伪警察大队长赵永富。
此次袭击矿山战斗缴获机枪1挺、步枪30支、子弹6500发及其它战利品；经教育，有26名矿警志愿参加六军抗日。部队回归途中，击退伪军三十团尾追，胜利返回汤原游击根据地。
1936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党委根据部队不断壮大的形势及对敌斗争需要，决定六军编制由4个团扩编为7个团。
自此，第六军以太平川区为中心，迅速向格节河、西北沟、吉星沟、仙马沟、穷棒沟、竹帘、黑金河等区村发展，建立与扩展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小兴安岭密林深山为依托，驰骋于三江平原上，与日伪军警展开英勇的游击战争。就这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支支抗日劲旅和抗日游击队先后诞生。
我党领导的这些抗日武装，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同时，在抗日武装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他们也为游击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武装保障。在这些抗日武装的支持下，我党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
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
1935年5月以来，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宣言”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还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八一宣言”
的发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身处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更受到莫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经过紧张的筹备之后，1936年1月28日，东北民众反日联合会军政扩大会议，在黑龙江省汤原县举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汤源抗日游击总队、东北反日民众军谢文东部、自卫军李华党部的代表出席。
会议决定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将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统编为抗日联军。会议还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钱为总政治部主任。
2月20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等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日本帝国主义，图藉“防共自治”夺取我黄河以北五省，提倡“日华提携”，欺骗全世界，以实现其吞并我全中国的企图。近来日本屡次向和平的苏联挑战，又与德意两国相勾结，并对英、美、法准备开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冒险，必将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我国4亿5千万同胞的生命、财产做为最大的牺牲品，使中国同胞完全变成亡国的牛马和奴隶。
每个有热血又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除抗日之外，别无生路。因此，自去秋以来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国运动，虽多少有些曲折，但“抗日则生”“不抗则死”，已变成了全国同胞一致思想和行动。
现在全中国必须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合军，全国总动员实行对日作战，因为这一抗日救国运动，实际就是中华民族国家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关键。
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各军与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军及各反日游击队，为了收复东北领土，为了中华祖国，作战四年，在东北反日总会的指导下，我们将各反日救国武装同志及反日民众的战线统一起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誓以游击战争进行奋斗，并期其彻底。
现在根据全国救国运动的进展，必须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的组织、统一抗日军队的行动。因而就要改革抗日军队的建制、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全部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及抗日军××游击队，兹宣布如下各条：(一)东北抗日联合军由于其政治上与民众救国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故均需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的指导。
(二)全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社会团体，性别和富贵，皆有抗日救国之义务，我东北抗日联合军，当亦不论海内外同胞、南京政府派别，在野政党，都要共同一致拥护中国红军的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的主张。
(三)东北抗日联合军，应随时准备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合军，并欢迎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合军，以促使政府建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
(四)欢迎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如鲜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参加我东北抗日联合军，结成少数民族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反帝国主义的朋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相提携。根据目前的国际政策扩大国际影响，以使英、美、法国及其他朋友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情或赞助我抗日联军。
(五)昨天的国贼——日本间谍，如今天能痛改前非，在今后决心为中华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尽力，投入我联合军者，敌军则“既往不咎”，并与之今后抗日对策上相互提携。
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第2次改、扩编时期，也是抗日部队进一步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部队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
在这11个军中，除第7军是在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基础上改编成立的外，第8、9、10、11这4个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改、扩编后的11个抗日联军的建制如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于1936年7月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1936年3月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于1936年8月改编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前身是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于1936年3月改编成立。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前身是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于1936年2月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于1936年9月改编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辖4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于1936年11月扩编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前身是原东北民众救国军，于1936年9月收编并改编成立。谢文东任军长，滕松柏任副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前身是原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2支队，于1937年1月改编成立。李华堂任军长，李熙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前身是原反日山林队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汪雅臣部的“双龙”队，1936年曾改曾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于1936年11月改编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前身是原东北反日山林队祁致中部的“明山”队，1936年5月曾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于1937年11月组建成立。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白云峰任参谋长。下辖1个师，师辖1、2、3旅。
随着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的建立，东北的武装抗日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