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月的一天，整个沈阳银装素裹，金色的阳光洒在雪上，显得格外耀眼。
此时，位于沈阳大东边门外一栋普通房屋里，十几个人正围在一张普通的桌子旁边，激烈的讨论着什么。
就在这时，10多名警察破门而入。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站了起来，大声呵斥道：“你们干什么？凭什么闯进我的家里。”
警察却不理这名年轻人的呵斥，不由分说，把这名年轻人以及房间里的其他人一起带走了。
建立、完善东北党组织
1928年12月的一天，整个沈阳银装素裹，金色的阳光洒在雪上，显得格外耀眼。
此时，位于沈阳大东边门外一栋普通房屋里，十几个人正围在一张普通的桌子旁边，激烈的讨论着什么。
就在这时，10多名警察破门而入。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站了起来，大声呵斥道：“你们干什么？凭什么闯进我的家里。”
警察却不理这名年轻人的呵斥，不由分说，把这名年轻人以及房间里的其他人一起带走了。
被带走的这名年轻人叫陈为人，他对外的身份是英美烟草公司“帮办”，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长。
陈为人为何会有两个身份呢？这要和当时我党在东北开展斗争的严峻形势有关。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东北地区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党中央和北方区委（后改北方局）先后派马骏、李震瀛等一批优秀党员，来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组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种变化也波及到东北，各地的党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满地委和基层党组织党员由140人锐减至30人，地委主要领导仅剩4人，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正在上海汇报工作才幸免于难。
当年6月，奉天市委书记任国桢等人也被捕入狱，奉天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7月，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等49名党团干部及革命者先后被捕。吉林、长春等地党的活动也近于停顿。
为了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委派一个干部到东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这时一个人名出现在了北方局主要领导同志眼前，你就是陈为人。
陈为人于1899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1918年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习，五四运动时期成为湘南学联成员。
五四运动后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领导下，陈为人与俞秀松、罗亦农、张太雷等人一起组织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1923年，陈为人曾经奉李大钊的派遣，到哈尔滨进行建党建团工作。此时，他正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
陈为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而且又有过到东北工作的经历，因此，他被北方局选中，派往东北。
1927年，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沈阳。此时，在这里的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组织关系均作了转移。陈为人的任务是辗转东三省，筹建中共满洲省委。
10月24日，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省临委，领导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党务工作。
省委机关设在沈阳北市场福安里。北市场当时是沈阳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繁华热闹，省委机关设在这里，与三教九流混杂，既利于隐蔽自己，又便于开展工作。
陈为人任省临委书记，同时兼任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吴丽石任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胡步三任军委书记，省临委机关设在沈阳。满洲省临委领导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党务工作。
大会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等项文件，确定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开展工人、农民、军事运动，全体动员，随时随地举行斗争与暴动，破坏与推翻旧统治阶级，建立革命政权。
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后，开始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到12月中旬，各地党的组织得到了有效恢复，全东北共建有支部30余个，党员总数有170余人。
为了安全需要，陈为人对外假称是英美烟草公司“帮办”，“帮办”的住房布置考究，有俄式壁挂炉、羊毛呢毯、西式挂钟等。
这个“帮办”的“业务”十分繁忙。外出，调查研究、召开会议、指导工作；在家，拟定文件、撰写文章、研究各地工作。
在陈为人等人的努力下，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2月24日，中共满洲省临委通过《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对满洲干部的训练教育、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规定。
决议指出：“哈尔滨因要兼指挥中东沿路的工作，应即改为县委。”要求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都可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职工运动工作的指导。
关于农民运动，决议要求致力于牡丹江、沈辽(沈阳和辽阳之间)、关东州、柳河以及与热河、蒙古接近的区域，并注意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最后要求加强对北满、南满各地的巡视、指导工作。
1928年1月29日，中共满洲省临委在沈阳召开东北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14人，代表东北各地270名党员。
会议对省临委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选举产生第二届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执委及常委。执委7人，候补执委3人。
陈为人、吴丽石、王立功3人为常委，陈为人任省临委书记。大会贯彻中央实行的“工农武装暴动”的“左”倾政策，提出“要造成工农暴动与旧统治形成割据的局面”，这对后来东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批判了“左”倾盲动错误，确定了党的路线、任务和纲领。为贯彻六大精神，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于10月在沈阳召开东北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1人，代表东北25个地方党组织、230名党员。
省临委书记陈为人主持会议。大会决定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会议选出省委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省委常委有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3人，陈为人任省委书记。
就在东北地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灾难悄然降临了。
12月底的一天，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大东边门外党员牛思玉家召开扩大会议，受到警察搜查。
正如文章开头所描述，在这次搜查活动中，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及部分地区组织负责同志13人被捕，满洲省委被破坏。
革命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在陈为人等人被捕之后，被中央派到东北巡视工作的刘少猷，于1929年1月2日主持召开满洲党团组织联席会议，组建省委。
2月16日，中央批准新的一届满洲省委，王立功、刘少猷、韩心怦3人为省委常委，王立功任省委书记。
192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满洲工作会议，决定由时任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
同时，会议还批准这届满洲省委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其中正式常委3人，刘少奇任书记、孟坚任组织部长、丁君羊任宣传部长。
7月14日，刘少奇抵达沈阳，主持省委工作。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新省委加紧整顿各地党组织。
1930年3月末，刘少奇调回上海，中共中央派李子芬到满洲省委工作。李子芬、林仲丹、丁君羊3人为常委，李子芬任书记。
此时，由于受中央“左”倾错误影响，这届省委开展了一些“左”的活动，暴露了党团力量，省委主要领导人被捕。
1930年4月28日，廖如愿受党中央的指派，到达沈阳，进行恢复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会议于5月2日在沈阳小南边门外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召开。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员有林仲丹、杨一辰、唐宏经、廖如愿、刘昆、孟坚。会议决定由林仲丹担任临时省委书记一职。
但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被警察发现，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又全部被捕。省委遭到破坏后，省委委员王永庆、杨一辰、徐克俊、宋奇、郭隆真等立即组成临时省委员会，代行省委工作。
8月，我党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
1930年9月24日至27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停止李立三等人组织全国总起义和命令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各级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
10月24日，参加完会议回到沈阳的林仲丹，在中共满洲省委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并决定撤销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满洲省委。
通过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共满洲省委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使党在东北的工作又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省委扩大会议之后，代表们分别奔赴各地贯彻落实会议决议。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的奉天市委，清原、抚顺、大连等地的党组织都得到了恢复，同时还新发展了40多个基层组织。
由此开始，我党在东北地区的发展逐渐走向了健康发展轨道。有了党的领导，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有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
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
随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此后相继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等，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号召和大力支持下，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展很快，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前身，是磐石县哈马河子一带，中韩农民反日大暴动中，产生的磐石反日游击队。当时，这支游击队产生的背景是这样的。
1930年8月，中共磐石县委成立.一年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成立。“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在这个朝鲜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策划成立了一个“朝鲜人民会”，还在这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警察分署。
日本人的这些侵略行径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强烈反抗。仅仅在1932年就先后爆发了3次大的抗日斗争。
第一次是吉昌子北郭家店３月７日反日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当日群众包围当地警察署，要求他们出来抗日。王署长不但不应允群众要求，反而向磐石街调兵来弹压，群众坚持甚久始散。
第二次是4月初旬。日伪曾逮捕东北岔反日群众数名，并想继续向吉昌子捕人。吉昌子北部一带的群众得到了消息，就立即动员了600多人，准备了辣椒面子、剪子等，等日伪带被捕人到吉昌子北二三里地方，群众就开始行动，把辣椒面子扬到日伪眼睛上，用剪子把被捕人的绑绳剪断。
日伪一看事情不好，就穿上兔子鞋，撒腿拚命跑了。群众立刻追上去，一直追了40多里，日伪好容易跑到三道岗，遇到一个大院套烧锅，就像老鼠一般钻进院藏起来。群众进不去就把烧锅包围起来，烧锅附近的老百姓都援助追赶日伪的群众，给群众杀猪吃。双方对峙到夜里，日伪由磐石街调来骑兵才退回来。
第三次群众斗争是5月间，在磐石北二区蛤蚂河子地方开农民群众抗日大会，到会500多人，当时将日伪高家大院粮食等都给没收，群众每人分得高粱３升。当天群众将吉海路拆毁。
在这三次反日运动中，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以及磐石地区共产党员孟杰民、李红光、李东光等人，成为这些运动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杰民。
孟杰民，原籍辽阳，“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正在磐石中学读书的他和他的同学初向臣等一起毅然投身到了反日斗争的洪流中去。
孟杰民的一大特长就是善讲，能说服人。磐石县委为了贯彻省委关于“加强伪军中哗变工作”的指示，专门派他到驻伊通营城子的伪军第5旅第12团7连去做工作。
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连的伪军在四五月间打死了他们的连长，宣布抗日。虽然后来跟孟杰民过来的士兵不多，许多人不愿意站到共产党的旗下，但他们却送过来20多支枪。
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对磐石地区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杨佐青和张振国就是省委为此专门派来的。
1932年6月4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省委特派员杨林的主持下，一支对外号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４纵队”，对内称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正式成立了。抗日队伍成立后，还做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长条形红旗，在旗裤部位竖缀着“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几个大字，队员们都佩戴着写有“工农反日游击队”第某大队字样的红色袖标。
同时，他们还对外发布了宣言，宣布：“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担任清除走狗、保护民众之责，决心驱逐一切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
但当时东北地区的抗日形势非常复杂，加之又受到“左”倾错误方针影响，这支抗日武装的发展非常艰难。所以刚刚成立起来两个多月，部队不得不退出了他们的蛤蟆河子根据地，队长张振国被迫离队到省委去汇报情况。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张振国走后，原任第２分队长的孟杰民出任代理队长一职。
这时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也感到问题严重，为了避免与其他抗日武装再次发生冲突，他们做出决定：将游击队与一支报号为“常占队”的绿林武装合并，取销原来队号，对外号称“常占”队。
这支抗日武装的发展，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的高度重视，经过慎重考虑，省委派后来成为传奇人物的杨靖宇，来领导这支抗日武装。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省确山县人。早在1929年春，他就曾经来到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后被当时的日本租界宪兵抓获，直到1931年11月，才被组织营救出狱。出狱之后，杨靖宇先后历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
按照当时省委的计划，派杨靖宇到南满来的任务很明确，目标定得也很高：整顿磐石、海龙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为发展“30倍武装而斗争”，迅速建立红军32军第１师，“以磐石为根据地创立磐石的新苏区”。
1932年11月，杨靖宇化装成一个商人从哈尔滨出发，前往磐石。
抵达磐石后，杨靖宇担任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政委。在杨靖宇的领导喜爱，游击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粉碎了敌人4次围攻，并主动出击，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进行大小战斗60余次，打死打伤日伪军130余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
游击队在战斗中越战越强，由建队时的不足百人，扩大到250余人，声威遍及南满。
随着日本侵华的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抗击侵略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到南满后，杨靖宇从南满实际出发，立即把这一指示精神贯彻到实际斗争中去，明确提出动员一切力量，联合抗日。
当时，南满磐石地区有许多股各种番号的反日义勇军、山林队。其中主要有“老长青”、“朱司令”、“云中飞”、“青林”、“毛团”、“殿臣”、“赵团”、“马团”、“三江好”、“曹团”等队。
杨靖宇采取写信、发传单、派人主动联系等办法，做团结争取工作，共同抗日。
特别是在“马团”、“赵团”受日伪军进攻、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他立即带队去解围。这两支队伍后来和南满游击队团结战斗。
杨靖宇曾亲自出面去做多次围攻过抗日部队的“毛团”的工作，最后，经过争取，该团首领毛作彬同意与游击队联合作战。这对其他反日义勇军、山林队产生了很大影响。
就这样，杨靖宇团结各路抗日武装，创建了以罄石县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随后，杨靖宇联合这些反日义勇军、山林队，发动了围攻大兴川、攻克伊通县营城子镇、进攻八道河子、破坏吉海铁路、攻打东集场子等战斗，使反日部队逐渐团结在游击队周围，进而要求在组织上实行联合。
在这种形势下，1933年7月，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杨靖宇任政治委员。
1933年９月，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独立师下辖两个团。全师共有300余人，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召开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一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
除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军独立师所属部队外，其他各抗日部队共编成8个支队，并且划分了活动区域，统一调动。杨靖宇指挥这些队伍和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取得了1934年反“讨伐”的胜利。
此时，杨靖宇根据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采用避实击虚，积极防御作战方针，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伺机打击敌人。他带领司令部直属部队往返于沈海铁路东西、梅河口至集安公路两侧，连续进行了通化水曲柳、临江三岔子、金川大荒沟等一系列战斗，狠狠打击了敌人。
到1934年8月，独立师已发展到800余人，团结了一大批各种抗日部队。所属部队活动区域已扩展到辉发江南北两岸10余县，给日伪在南满的反动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
杨靖宇在作战中制定了士兵优待条例、作战奖励条例等，使部队在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于1934年11月7日，宣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
第一军下辖两个师，杨靖宇任军长和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杨靖宇率领部队，开辟了清原、新宾、桓仁等游击区。到了1935年底，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总人数比1934年增长1倍。
第一军成立伊始，就是当地一支最重要的抗日武装，他们在南满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给予了日本侵略军和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东北军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前后，第二军也开始了它的创建历程。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前身是东满游击队。东满游击队，是东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满抗日救国总会所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童长荣。
童长荣本是安徽人，长期在上海、河南一带从事地下活动。直到1931年3月,他才调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同年11月,调到东满地区,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和朝鲜革命者一起,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童长荣等人的努力下，东满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东满抗日游击队原分为，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个反日游击大队。因为间岛地区居民韩国人占大多数，所以东满游击队是以韩国人为主要的骨干。韩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深知自己祖国的解放，与中国及东北解放，是不可分离的。中韩人民，只有建立起来一个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去反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侵略者，方能有出路。因此他们都觉悟起来，踊跃地参加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
在开始时，东满抗日游击队主要的活动地区，是间岛地区和安图，东宁一带。斗争中，游击队员们没有武器，他们就用自制的手榴弹，和原始时代的武器来补助，甚至于徒手与敌人搏斗。
尽管游击队武器装备较低，但在童长荣等同志领导下，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蔓延至东满全区，捣毁了日本走狗机关“朝鲜人民会”，打击了日寇的侵略势力，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勇气，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和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加强了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冬至1933年春，童长荣和东满特委的其他负责人领导游击区的广大军民，与日军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作战60多次，歼敌数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展开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殊死苦斗。
1933年冬，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发展为5个游击队，建立了12个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东满地区的这支游击队成为东满人民团结抗日的核心力量。
到了1933底，东满地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从此，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军向我抗日游击区发动了更加疯狂、残酷的“大讨伐”。
1934年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在汪清与日本侵略军遭遇。突围中,童长荣因疾病未愈,由坚决不肯先行离去的朝鲜族姑娘崔今淑背着，在雪夜中艰难前进。
最后，终因行动困难、弹尽力竭，童长荣与崔今淑一同壮烈牺牲。时年27岁。
童长荣虽然牺牲了，但我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游击斗争并没有停止，以王德泰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又开始领导东满东满地区抗日军民，勇敢地与敌人周旋。
其实，王德泰在东北进行抗日斗争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毅然投身抗日斗争洪流。
1932年夏，东满地区反日斗争进入新阶段。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延吉县委派王德泰同志到三道湾作争取山林队“长江好”的工作。
王德泰到三道湾“长江好”山林队后，取得了匪首的信任，担任文书，经过一个阶段的了解，感到这支队伍虽有较好的武器装备，但人员复杂，纪律涣散，要想改造好这支部队，使他们克服旧习气，走到抗日救国的行列里来确实不容易。
王德泰并没有灰心，他利用各种机会，与队员们广泛接触，耐心地向队员们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在王德泰同志的启发教育下，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年底，王德泰利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拉出20多人，到王隅沟根据地加入了延吉抗日游击队，为游击队增添了力量，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一部分。
1933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传到延边地区。
9月，中共东满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改组了特委领导班子，王德泰当选为特委委员、军事部长。
这是王德泰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开始，以后无论是担任二军独立师的政委，还是二军军长，乃至抗联第一路军的副总司令，他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使二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的劲旅。
1933年12月，王德泰亲自指挥保卫延吉王隅沟游击根据地的战斗，曾以60人的兵力，阻止了700余名敌人的大“讨伐”，并取得了歼敌百余人的胜利。
仅1933年一年，王德泰就参与指挥游击队作战50余次，重创敌军，延吉游击队也在战斗中发展到300余人，并开辟了五隅沟、石人沟、三道湾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4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成立，王德泰任师政委。
1934年7月中旬，王德泰指挥独立师独立团、二团，联合救国军一部，共300余人，第二次合攻安图县大甸子镇。经过十一昼夜的围困，一举攻下大甸子。
随后，王德泰又率队西进，攻克了敦化大蒲柴河。8月中旬，王德泰又指挥独立团、二团，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围攻安图县城。
经过激战，占领了部分街市，毙伤日军15名，俘虏10名，迫使伪军300人哗变反正，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二军独立师。
在此前后，独立师的一、三、四团各部也在延吉、汪清等地分别进行了攻打三道湾、老头沟、汪清大甸子等战斗，均获得了胜利。
当年秋天，王德泰又率领独立师开辟了安图、延吉、汪清、宁安、敦化等地的新游击区。
1935年3月，王德泰担任独立师师长。独立师在王德泰的指挥下，各团分兵作战，主动出击，活跃在东满广大地区，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5月，王德泰组织领导了哈尔巴岭颠覆敌人列车的战斗。哈尔巴岭是长图铁路通过的一个地段，也是敌人从朝鲜通往东北的一条铁路干线，同时又是敌人侵略和掠夺我东北物资的一条重要交通线。
5月1日，二军独立师一团来到哈尔巴岭决定在这里设伏，打破敌人的运输计划。当日晚，一团联合抗日义勇军的“天良”军、“平日”军、“王连长”、“刘营”、“明山好”等部，来到预先选好的地点，并向伏击地点的两翼派出警戒部队，阻击敌人可能派出的增援部队，其他人迅速扭松了连接路轨的螺栓。
5月2日凌晨，伏击部队放过了敌人的验道装甲车后，战士们立即冲上铁道，卸下螺帽道钉，把铁轨撬到路旁。
几分钟后，敌202次列车风驰电掣般地急驶而来，刹那间，整列火车翻倒在路旁，车厢中传出日本人的惨叫声。与此同时，我伏击部队立即向车尾部的警备车开火，护车的敌军也在拼命抵抗。
经过激战，很快就把押车的敌人消灭了，其余的敌人弃车逃命。此役活捉日伪军政要员13人，并缴获了一大批战利品。
在数月战斗中，二军独立师共毙伤日伪军600余人，90余名起义，缴获各种武器300余件，独立师的威望日益提高。
1935年5月30日，中共东满特委和独立师师部，根据满洲省委1934年10月20日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要求，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下辖四个团，一个游击队。
同时，第二军政治部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人民群众和各抗日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消灭日本侵略者。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壮大东满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王德泰率领指战员积极宣传党的这一方针政策，动员各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杀敌，粉碎敌人的“讨伐”。
1935年6月，王德泰邀请抗日义勇军“海龙”，“九江”、“马团长”、“新胜军”“陈裕长”、“宋玉好”等部，于是，在安图县车厂子抗日根据地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各部联合作战问题。
同月，二军司令部发表了《为成立东满抗日联军指挥部致反日部队信》，信中提出在东满地区建立统一的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倡仪和四项原则:(一)不投降卖国、抗战到底；(二)不分党派、民族、宗教信仰，共同抗日；(三)没收日本及其走狗财产，充作抗日经费；(四)允许民众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武装自由，联合民众，共同救国。
这一倡仪，受到了各抗日部队的拥护和赞民，而且也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在这一时期，由于王德泰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增强了民族团结，大大地加强了抗日武装的作战力量。
就这样，在童长荣、王德泰等一批革命先烈的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终于在东北大地上诞生了。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活动范围遍及北满，即西至哈尔滨以北、松花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从小兴安岭以东的国境线，到小兴安岭以西的松嫩平原。
第三军的前身为1933年10月10日成立的珠河抗日游击队，在这支抗日武装创建的过程中，赵尚志、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尚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早年曾经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30年秋，赵尚志到达沈阳后被分派在中共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后来不幸被捕。直到九一八事变后，经党中央和满洲省委营救，他才走出狱。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任命赵尚志为省委军委书记。
同年6月，东北大部分国土被日军占领。赵尚志决定尽快成立一支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赵尚志的一再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同意赵尚志离开哈尔滨，秘密前往巴彦县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化名李育才的赵尚志到了巴彦后，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队伍，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
这支抗日队伍在张甲洲、赵尚志等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曾攻占过巴彦县城，打下过康金火车站，进行过西征，横扫过北大荒。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部队内部有人擅自缴了两个鄂伦春族牧民的猎枪，此事顿时激起数百名鄂伦春族牧民的围攻，赵尚志只好率领一部分战士临危奔走。
不久，部队又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包围合击，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这支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武装，最后终于被打散了。
1933年4月，赵尚志来到宾县孙朝阳的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活动。赵尚志初为马夫，后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用了赵尚志的军事谋略攻下了县城，赵尚志因此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参谋长。
当赵尚志在宾县一带活动时，又有一些我党同志来到了这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33年6月，珠河中心县委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的决议后，积极开展工作，派出许多党团员到哈尔滨以东各县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中开展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工作，试图用改造反日义勇军的方法建立起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
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人被派到宾县一带活动的义勇军孙朝阳部队内部进行工作。
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人来到这里后，就遇到了在巴彦游击队失败后，于1933年3月来到孙朝阳部队的赵尚志及原巴彦游击队队员王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