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瑶里吴家祠堂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兄弟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陈孟熙站在祠堂的戏台上说：“我和陈毅，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过去打了许多年仗，现在日本鬼子打我们，是因为我们家里不和，‘家人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间要团结，国共两党要殊途同归共同抗日，枪口一致对外。”
陈毅对着祠堂戏台旁写着的“礼义廉耻”四字又讲开了：“礼义廉耻。这是两千七百年前齐国的管仲给齐恒公建议的第一句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千古名言呀！今天读“礼义廉耻”，这个礼，就是国共两党要以兄弟礼待，不计前嫌，抛开积怨，共同抗日；这个义，就是我中华民族之大义；这个廉就是心地坦**问心无私；这个耻，就是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共同抗日，共雪国耻！”
战士纷纷举起手中的枪和梭镖长矛，群众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陈毅与胞兄陈孟熙握手言和，相拥相抱，这己成为抗日史上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皖浙赣边三年游击战争
皖浙赣边游击区位于安徽、浙江、江西3省边界地区，由闽浙赣苏区演变而成，而闽浙赣苏区又是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28年1月，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领导了赣东北弋横农民起义，随后开创了赣东北苏区。
1930年7月，中共中央将闽北苏区划入赣东北，并在赣东北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1931年中共赣东北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升格为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后来随着苏区范围的扩展，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皖南党组织划归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1933年1月红十军奉命开往中央苏区后，闽浙赣苏区又在赤色警卫师基础上组建了新的红十军。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闽浙赣苏区逐渐演变为游击区。
后来以关英为书记的闽浙赣省委领导中心由赣东北转至皖赣边境的鄣公山地区，省委也易名为皖浙赣省委，游击区的名称也改称皖浙赣边游击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顿失后盾，斗争形势日趋恶化。
当时尾追红七军团和“围剿”闽浙赣苏区的国民党军接近20万，而闽浙赣苏区红军主力红十军和红三十师连同军区独立团只有5000余人，加上11月1日抵达赣东北德兴根据地的红七军团也只有8000余人，抵不上敌军1个师的兵力。
敌我兵力对比悬殊，达到20比1，而且苏区所属的赣东北、皖赣、皖南等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隔绝，面临遭敌各个击破的危险。
11月4日，红七、红十两军团合编为红十军团。第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暂辖两个团；第十军团编为第二十师，辖3个团，军团部兼第二十师师部。
红十军团长由刘畴西担任，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乐并兼任第二十师师长、政委。曾洪易留赣东北为党委书记，方志敏为军区司令员，曾洪易兼政委。
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黄山东麓的谭家桥设伏，准备歼灭尾追而来的敌补充第一旅。战斗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团长黄英特等阵亡，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等负伤。寻淮洲因伤势严重，在转移途中牺牲，时年仅22岁。
谭家桥战斗后，红十九、红二十两师改编为3个足营制的名义师，战斗序列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第十九师由王如痴任师长，聂洪钧任政委；第二十师由刘畴西、乐少华分别兼任师长、政委；第二十一师由胡天桃任师长。3个师部队直属军团部指挥。
12月18日，红十军团在太平县苏区柯村召集皖南地方党政干部会议，将苏区立即转变为游击区，抽调红十军团侦察营充实皖南独立团，任命原侦察营营长熊刚为团长，太平中心县委书记刘毓标为政委。聂洪钩担任皖南恃委书记。
1935年1月10日部队南下，这时，国民党“追剿队”全线追击红十军团，陷红十军团于重重包围之中。
1月12日在徐家村与敌发生激烈战斗，15日，军团主力进入化婺德苏区。在怀玉山区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玉龙山等地血战7昼夜，最后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而告失败。
刘畴西、王如痴先后被俘，方志敏隐蔽在德兴、玉山两县交界的高竹山中，于1月29日也落入敌手。后来这3位领导人，先后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35年2月上旬，红三十师1个团与红十军团余部共500余人，编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以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前出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1935年2月中旬，闽浙赣省委代理书记关英在横峰县的槎源坞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落实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使赣东北苏区实现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槎源坞会议后，军区司令员唐在刚将省直机关干部编成三支突击队，3月6日，省委书记关英、少共省委书记邵长河、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滕国荣分别带领三支突击队奔赴信河、乐河和化婺德游击区，以加强各游击区独立开展游击战争的领导。
3月间，红30师在德兴县黄柏乡围歼国民党军第55师1个营，俘敌4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随后，师长颜文清、政委刘永祝、军区政治部主任涂振农各带1个团分赴德兴重溪、磨盘山和开化汾河等地区，加强各游击区的作战力量。
4月中旬，关英在德兴苏家村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成立中共信河、乐河、化婺德3个特委，分别由余汉朝、程伯谦、邵长河担任书记，会议还决定省委主要负责人分散活动，各自负责指导一个游击区。
5月中旬，成立开婺休中心县委，赵礼先任书记，同时组建200余人的游击队，邱老金任队长。6月初，游击队在开化县高田坑伏击浙江保安队，击溃其1个中队，俘敌1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机枪1挺。
皖赣边红军和游击队共约2200人，党政军机关设在赣东北的浮梁县程家山。柳真吾任书记兼皖赣军分区政委，周成龙任军分区司令员，王丰庆任皖赣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军独立师政委，王如痴任独立师师长。
3月下旬，匡龙海率皖赣独立师主力袭击东流县洋湖镇，歼灭驻镇保安中队，缴获长短枪40余支。
田英率都湖鄱彭游击大队在都昌侧家山歼敌1个分队，俘敌20余人，缴枪24支。在曹炎口毙伤俘敌数十名，缴枪50余支。6月在张庄毙敌30余人，俘敌30余人，缴枪80余支。开辟了以望晓源为中心的都湖鄱彭游击区。
皖南有宁春生率领的皖南游击大队约200余人；倪宝树、李伯钧率领的挺进师，约2000余人。
1934年12月，皖南特委由聂洪钧任书记，原书记李杰三改任副书记。江边特委由原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王弼任书记。挺进师改为江边独立团，倪宝树、李伯钧分任团长、政委。
洪维恭任泾旌宁宣特委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王岐山任游击队长。游击队成立几天后，首战告捷，全歼宣城县保安队驻溪口分队，缴长短枪20余支。
1935年3月江边特委书记王弼等被捕叛变，倪宝树、李伯钧先后投敌，皖南特委内部也出现了叛徒，特委遂告解体。
皖南独立团由于失去特委领导，决定由熊刚和刘毓标率1个营到赣东北找省委请示报告工作；由宁春生和张世荣率领2个营留守皖南坚持游击战争。
当熊刚、刘毓标找到省委重返皖南时，游击区已面目全非。宁春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1935年5月，熊刚、刘毓标率皖南独立团折返婺源、休宁边境的鄣公山区，至六七月间，初步开辟了以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区。
1935年7月20日，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唐在刚、参谋长邹琦等率军区独立团在横峰苏源坞遭敌第二十一师伏击，唐在刚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邹琦和信河特委书记余汉朝、省裁判长徐炎荣等负责人被叛徒出卖落入敌手，惨遭杀害。独立团被打散，200余名战士遭捕杀，信河特委遭破坏。
与此同时，乐河和化婺德两个特委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时间，整个赣东北游击区陷于极度困难境地。
1935年10月，红30师政委刘永祝在德兴县爆竹坑英勇牺牲，队伍被打散。赣东北恃委委员程伯谦在横峰县葛源惨遭叛徒杀害。
12月，赣东北游击大队司令员颜文清负伤后叛变投敌，带领国民党军将赣东北游击大队围困在三县岭，游击队经浴血苦战，最后只有16人突出重围。
1935年7月，中心县委书记洪维恭在泾县五里遭叛徒袭击，不幸牺牲。8月，王岐山率泾旌宁宣游击大队在宣城大麦坑、小麦坑与敌作战中，以身殉职。
1936年1月，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晓南和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储希文叛变投敌，致使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6年初，贵秋东游击区江南独立团政委王丰庆、独立营政委江天辉、特派员倪南山率280余人抵达鄣公山。团长杨艳溪在离队养伤时叛变投敌。
江南特委书记周成龙、特区苏维埃主席欧阳斌率特区保卫队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冲散，欧阳斌在祁门被捕牺牲，周成龙辗转到了南京、武汉，后来到了延安。
1936年3月，都湖鄱彭游击区皖赣分区委书记柳真吾去省委途经鄱阳县田坂街时，遭敌袭击不幸牺牲。
1936年春，闽浙赣省委所属的赣东北、泾旌宁宜、贵秋东等游击区各地游击队相继撤离本地区，汇集于鄣公山游击根据地。
为了总结各地游击斗争经验，统一各游击区领导人思想，确定新的斗争方针，闽浙赣省委于1936年4月在皖赣两省交界的鄣公山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由关英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关英、余金德、滕国荣、邵长河等部分省委委员，以及各游击区负责人。
会议在认真总结经验和详细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如下事项：(1)确定了总的工作方针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大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为巩固和扩大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游击根据地而斗争。(2)讨论了有关各种政策问题。(3)决定成立皖浙赣独立团。(4)为了加强领导，根据当时发展形势和具体情况，决定划分为5个特委。
由于省委的工作与斗争中心已转移到皖浙赣边界，会议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名为皖浙赣省委，并决定将皖浙赣边区游击队重新划分为5个地区，即赣东北、皖赣、上浙皖、开婺休、下浙皖。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省委决定组成新的省委，关英为书记，余金德、刘毓标、李步新、滕国荣、王庆丰、邵长河等为省委委员。
同时决定刘毓标为组织部长，滕国荣为宣传部长，邵长河为少共省委书记。并决定由余金德、王庆丰、邵长河、赵礼生、何英5人分别担任赣东北、皖赣、上浙皖、开婺休、下浙皖特委书记。关英和滕国荣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鄣公山会议是皖浙赣边游击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此结束了各游击区独自为战的局面，实现了皖浙赣省委统一领导，开创了皖浙赣边游击区斗争的新局面。
会后不久，正式成立了以皖南独立团为主干的拥有800余人的皖浙赣独立团。
1936年7月初，皖浙赣独立团一举攻克浙江开化县城，全歼守军保安队百余人，击溃敌1排正规军，救出了被关押的政治犯。独立团在回师鄣公山途经婺源月岭地区时，伏击敌第46旅两个连队。到8月间，独立团发展到1200余人。
10月间在平鼻岭设伏，全歼敌人后尾部队，缴获长短枪七八十支。12月21日，奇袭浙江昌化县城，活捉国民党书记长，救出全部在押的政治犯。
随后，独立团返回鄣公山，向省委报告西安事变的重大消息。
1936年6月上旬，余金德率游击大队抵达德兴香屯北面的三都坞时，与原省军区独立团政委夏年丰及其率领的队伍不期而遇，两支队伍会合在一起，共70余人，编成新的赣东北游击大队，夏年丰任大队司令员，余金德兼任政委。
赣东北游击大队在三都坞设伏，敌军30余人除3人落荒逃脱外，其余悉数就歼，游击队无一伤亡，士气大振。随后又袭击了秧坂国民党联保据点，烧毁碉堡一座。
红军游击队还就地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宣传。群众欢欣鼓舞，欢呼“红军回来了！”到1936年底，浙皖边各级游击队人数合共约600人。
1936年7月，皖浙赣独立团政治处主任邵长河根据省委决定，在宁国洪家塔正式组建上浙皖特委并任书记，第3营政委阙怀仰任副书记。组成特委独立营，协同独立团作战。到1936年底，上浙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发展了10多支游击队，共约400人。
1937年1月，独立营长途奔袭，歼敌1个分队，缴步枪24支，机枪1挺。在宁国县石壁山“金蝉脱壳”，脱离险境并毙伤敌20余人。
1936年6月，淳遂歙中心县委在茗坑改为下浙皖特委，何英任特委书记，刘忠林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苏宏发任副书记兼少共书记。
同时成立下浙皖军分区和独立营，何英兼军分区司令员，黄立义任营长，朱用地任营政委。特委辖淳遂和歙县两个中心县委。
12月，以独立营为基干的下浙皖红军游击队已由100余人发展到300余人，频频袭击敌人据点。
1937年春，斗争形势恶化，加之省委领导的失误，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遭到挫折，游击区进入极其艰难的时期。
1937年1月，国民党闽浙赣皖边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调集正规军40个团和4省保安团队，实施分区“清剿”。
要求在3个月内消灭红军游击队。
以第五十五师师长李松山为总指挥，浙江保安第五区司令鲁忠修为特区指挥官。形成了对皖浙赣边游击区的战役包围和严密封锁态势。
2月，关英一行在遂安县霞源山陷入国民党3个正规团的包围中。熊刚带的1个连伤亡严重，只剩下20余人，被迫折返鄣公山根据地。刘毓标带领的1连人几乎损失殆尽，刘毓标受伤被俘，夏秋间才获释。关英率领的1个连只剩下3个人，从此，皖浙赣边游击区失去了省委领导中枢。
2月中旬，下浙皖特委独立营攻打遂安县城战斗失利，最后剩下特委书记何英等30余人，被敌包围于淳安许家山。何英下山后却暗中投敌叛变。下浙皖游击区遂告失败。
2月初，浙皖游击区中心县委书记严忠良在反击战斗中牺牲，县委委员和游击大队主要领导人或牺牲或被捕。衢遂寿地区幸存的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
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军分区司令员邱老金等率浙皖独立营遭敌伏击，后来，邱、赵2人先后被国民党逮捕并惨遭杀害。
6月初，上浙皖游击区特委独立营在皖南广德县野鸡冲因叛徒告密，遭敌突然合击。战斗中，独立营被打散，仅30余人突出重围，特委书记邵长河身负重伤，脱离险境后，隐居民间。游击区的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
5月，赣东北分区委书记余金德，军分区司令员夏年丰率赣东北基干游击队，在乐平县鸣山与皖赣特委书记王丰庆等率领的皖赣独立营会合时，与敌激战一整天，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王丰庆率皖赣独立营幸存的40余人转移到德兴张家坂时，复遭敌围攻，王丰庆被俘，仅10余人冲出敌围。
余金德、夏年丰率赣东北游击队余部50余人，从三县岭突围后，在德兴上杨家湾遭敌伏击，游击队伤亡殆尽，余、夏2人负伤被俘，后被敌杀害。
经过1937年春的挫折，皖浙赣游击区元气大伤。省委实际上已中止了活动，名存实亡，各地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的破坏，红军游击队损失惨重，新开辟的几个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老游击根据地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皖赣特委副书记兼祁婺休中心县委书记李步新率领的皖赣独立营一部；皖浙赣独立团团长熊刚率领的该独立团余部；原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干部柴荣生率领的该师余部第十连；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率领的所属游击队；上横弋德中心县委书记杨文翰率领的赣东北游击队余部；上浙皖特委副书记兼独立营营长阙怀仰率领的该营余部等，分别在皖赣边的鄣公山、都湖鄱彭的武山、赣东北的磨盘山和皖南的郎溪、广德边境等地区，与当地人民群众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不屈不挠地进行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举国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皖浙赣边游击队也接到中央“国共合作共御外寇”的指示，双方合作谈判地点设在皖南祁门的舍会山。
形势突变，皖赣特委专门开会分析研究，认为在骤变的形势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并决定一边同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触，探其虚实，利用谈判的机会积极联络边区各支游击认；一边想方设法尽快与上级党组织、与陈毅同志取得联系。
派去汇报谈判准备工作的同志，从南昌带回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陈毅同志的有关谈判的具体指示，同时捎回来一个大好消息：陈毅同志近期要来瑶里亲自指导国共合作，新四军改编工作。红军游击队上下欢欣鼓舞.一片哗然。
10月下旬，李步新、王丰庆等皖赣特委领导人在祁门县宋家山召开了干部会议。发表了《告皖赣同胞书》，申明红军游击队为抗日御侮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共御外侮，要求国民党当局尽速派出代表，前来谈判。
根据上级党组织与陈毅同志的指示，皖浙赣边区红军以李步新、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代表、驻瑶里别动大队大队长中校参议张甫成，双方在祁门舍会山正面接触，进入谈判。
此前，为了便于谈判，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安排，红军代表提议，由国民党地方当局从瑶里的江家下到祁门舍会山的梅树坞架设了一条专用电话线。谈判是在舍会山和瑶里，通过双方代表当面协商和电话联系两种方式进行的。
双方代表在祁门舍会山初次会面，列出谈判议项，而后在瑶里举行正式谈判。双方几个轮回下来，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
谁知这边谈判才刚刚结束，那头国民党地方当局就急不可待，特别是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更是不断催促游击队下山改编，并来信威胁说：“诸君，何去何从，自由选择。”
但一一遭到李步新、江天辉的严词拒绝：“我们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听中共中央的，没有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是不会随便下山接受你们改编的。”
国难当头，国共合作事关民族存亡，皖赣特委决定派李步新、江天辉亲自去南昌，当面向项英、陈毅汇报谈判结果，请示下一步工作。
李步新、江天辉从瑶里出发，经婺源到浙江衢州，乘火车辗转至南昌，这时陈毅已到湘赣边区去了，当一听到皖赣特委代表来昌的消息后，陈毅火速赶回南昌。
李、江将有关谈判情况，国民党当局催促游击队下山，他们不予理睬，坚持听党中央指挥的近况，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对皖赣特委的工作非常满意，随即问起皖浙赣边区还保存了多少武装力量，当得知还保存了350多人时，陈毅高兴地说：“那很好啊，你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保存了这么多武装，不简单呀！”
李、江同时向陈毅诉说了游击队下山工作难做，许多队员对改编不理解，对《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中关于“国共合作”之说仍有疑虑，提出不挂中华民国的旗、不带国民党的帽微，有的队员还尖锐地提出游击队下山就是向国民党投降。
听着听着，陈毅激动地站了起，在屋内踱来镀去：“我理解同志们，多年刀枪相见，国共两党积怨大深，红军游击队藏身深山老林都容我不得，连家属都遭罪遭殃，这诛连九族的事都干得出来！”
陈毅停了停，接着说；“而今大敌当前，是救国救亡之险要关头，我们当以民族利益为重。日本帝国主义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枪口一致，对着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吧，我随你们一同回山里。”李步新、江天辉听后频频点头赞许。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陈毅由皖赣特委负责人李步新江天辉陪同，从南昌来到景德镇，与国民党浮梁地方当局商洽有关红军游击队改编和在景德镇建立新四军办事机构等事宜。
陈毅深刻闸述了国内外形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到杀敌的战场上去。
陈毅的语言机敏、风趣、意味深长，普通话中夹有方言、文言，既不失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又给人以诚恳、亲切之感，看得出有着良好的语言修养，显示了豪爽、直率、幽默、睿智的性格特征。
陈毅在景德镇陶业管理局会见了进步青年代表，介绍了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即将集中在浮梁瑶里进行改编等情况，并说：“愿意走的可以报名，我陈毅给你们当‘红娘’”。
陈毅的话深深打动着这群热血青年，会后，李清泉、潘启琦等十余名知识青年手持陈毅的亲笔介绍信，奔赴瑶里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洪流。
陈毅由李步新、江天辉陪同，先翻山来到瑶里长岭，看望了汪振丰家人，他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又是一名红军游击队交通员，为了给红军游击队筹粮送盐，国民党先后四次烧了他家的住屋、住棚。
瑶里的西岸，己接到陈毅来瑶里的消息，打扫出了何家旮的“敬义堂”，已铺床垫被，准备着迎接陈毅首长。谁知陈毅首长还在长岭就被皖赣特委警卫排长邹志诚奉命接上了祁门舍会山。
陈毅在皖赣特委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指示，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向已调集舍会山的红军讲了话。根据陈毅的指示，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称“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各路红军游击队先行在祁门舍会山集结，等待接受改编。
红军游击队下山了。首先到达的，是由王庆丰、李步新、江天辉、杨汉生带领的皖赣独立营与活动在祁浮婺休一带的红军游击队150余人。第二批到达的是由熊刚带领的原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的一部分队伍和阙怀仰带领的红军梭镖队50余人。最后一批到达的是由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带领的红军游击队150余人，三支红军游击队汇合了350余人。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红军游击队改编时机已经成熟，应尽快下山改编”。从便于扩军训练，交通给养，能尽快开赴抗日前线考虑，陈毅同志经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商洽，决定在靠近彰公山的浮梁瑶里作为新四军改编地。
元月底，在陈毅的部署安排下，红军游击队350余人从舍会山开到瑶里，驻扎瑶河西岸的吴家祠堂、敬义堂、宏仁寺等处，准备接受改编。当时已近年关，当地老百姓把准备过春节用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热烈欢迎工农子弟兵进驻瑶里。
也正赶上这时候，陈毅的胞兄陈孟熙从景德镇赶到瑶里。第二天，在瑶里吴家祠堂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兄弟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陈孟熙站在祠堂的戏台上说：“我和陈毅，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过去打了许多年仗，现在日本鬼子打我们，是因为我们家里不和，‘家人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间要团结，国共两党要殊途同归共同抗日，枪口一致对外。”
陈毅对着祠堂戏台旁写着的“礼义廉耻”四字又讲开了：“礼义廉耻。这是两千七百年前齐国的管仲给齐恒公建议的第一句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千古名言呀！今天读“礼义廉耻”，这个礼，就是国共两党要以兄弟礼待，不计前嫌，抛开积怨，共同抗日；这个义，就是我中华民族之大义；这个廉就是心地坦**问心无私；这个耻，就是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共同抗日，共雪国耻！”
战士纷纷举起手中的枪和梭镖长矛，群众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陈毅与胞兄陈孟熙握手言和，相拥相抱，这己成为抗日史上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1938年2月10日，集中在瑶里参加改编的全体红军战士，以及当地的许多群众，在瑶里吴家祠堂召开抗日誓师大会。
当天下午，瑶里改编后诞生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浩浩****，在李步新和熊刚的带领下，告别了瑶里的父老乡亲，告别了支持和养育他们近十年的革命根据地，启程开往新四军集结地皖南岩寺，奔赴苏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紧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开始的。
1935年1月底2月初，粟裕等率领抗日先遣队的怀玉山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中共闽浙赣省委传达了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
中央要求，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立即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受领任务后，粟裕等立即进行研究，他们认真地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与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我们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
接着，在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的帮助下，进行了挺进师的组建工作。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主要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和第二十一师第五连，再就是一些康复了的轻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此外，闽浙赣省委又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
当时确定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去浙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整训后，挺进师誓师出征了。
挺进师南下，首先要通过敌人在信江以北布置的几道封锁线。由于准备工作充分，行动隐蔽而且敏捷，胜利到达闽赣边境。
可是，当挺进师刚刚到达福建边境时，突然遭到了敌保安团的伏击。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打掉了，从此就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时，挺进师同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留下的两个连队会合了。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等九人组成，刘英同志为书记。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敌人在那里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为了进入该地区，挺进师决定先在外围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
为此，挺进师于三四月间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比较重要的有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
此时，敌人以为挺进师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于是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队纷纷南调，并令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妄想南北夹击，消灭挺进师。
3月下旬，浙江保安第一团和福建保安第二团，在近千人的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向对挺进师实行分进合击。
虽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但挺进师战斗力强，因此粟裕等决心利用斋郎的有利地形，精心组织一次战斗。敌人知道挺进师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拟以地主武装打头阵，先予挺进师以扰乱和消耗，然后出主力，一举将我歼灭。这却给了挺进师以各个歼灭敌人的良机。
28日上午，战斗开始，手持刀枪的地主武装漫山遍野呼啸而来。挺进师以军事政治攻势齐下，半天不到便将他们完全瓦解。
接着，浙保第一团李秀部，骄纵轻进，一下深入到挺进师预设阵地前沿。挺进师集中火力，突然给以打击，敌团长李秀被打断了手，率残部仓皇向斋郎东北的英川逃窜。挺进师追击了十五里才返回。
这时刚由东南方向烂泥村赶来的闽保第二团深感到孤立无援，连忙狼狈遁走。战斗胜利结束。
斋郎战斗，是挺进师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性一仗。挺进师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胜利完成了进入浙西南的初步任务。
1935年4月，在进入西南后，粟裕等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了龙浦江遂和龙云松遂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1935年5月上旬部队进入到龙、遂、松三县边界地区，这时部队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
粟裕等确定将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继续活动以牵制敌人，由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队则由师部率领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造成声势，迫使敌人北调，以掩护和保障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工作。
挺进师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游击队要能自如的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所以一进入浙江，粟裕等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
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中，挺进师了解了群众的疾苦，熟悉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了一些浙南方言，积累了一些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对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很有作用。
此时浙江保安团队被挺进师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国民党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
挺进师也不集中部队攻城，而在广大地区辗转游击。挺进师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很快，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浙江统治集团震惊，决定立即开始“进剿”，妄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敌人这次“进剿”，以浙江保安团为主体，纠合地主反动武装，合计约八九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挺进师进攻。
挺进师参照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调出中心区，使中心区的工作能继续坚持和开展。
就这样，挺进师在汤溪、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辗转游击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线。敌人的第一次“进剿”遂告失败。
在武装斗争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工作迅速发展。这时，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工作人员一起，不下两千人。地方武装也有千余人。
从1935年5月至9月中旬，前后四个半月，浙江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的。1935年8月，敌人开始策划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蒋介石鉴于保安团对付不了挺进师，决定调动主力部队来“围剿”。国民党军委会在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该总指挥部节制的部队共有63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浙南游击区。
敌人发动新的“围剿”，挺进师虽早有觉察，对付敌人如此大规模的“围剿”应取何种方针，关系重大。
粟裕等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月下旬，挺进师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罗卓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当他查明我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捕挺进师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他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在黄富武同志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誓死保卫红色游击根据地，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以后，敌人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5个团，但是仍十倍于我，加上地方反动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的配合，挺进师的处境十分艰难。
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是浙南游击区经受严竣考验的重要时期。
虽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他们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
从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挺进师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挺进师主要负责同志粟裕和刘英常分开活动，粟裕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刘英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
后来，挺进师又逐步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
所谓“突击队”也就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
所谓“牵制队”，就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
刘英同志带“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粟裕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挺进师建立了许多“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红军做事；另一种是把秘密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国民党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
由于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挺进师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基点。
这里群众是自己的，封锁了消息，大家可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这样，如鱼得水，游击队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
此时，浙南地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政策，仍是继续贯彻土地革命的纲领，打土豪、分田地。
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时又得到了恢复，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若干区委，在挺进师主力的掩护下恢复工作。
1936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内战的条件。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加紧了在“西安事变”以前已经策划的对南方游击区的“围剿”。
敌人的这次“围剿”，又以浙南游击区作为其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的主要进攻目标。
这个时期是挺进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运用游击战术比较成熟的时期。游击队以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了一套经验。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挺进师的处境都十分艰苦，这个时期就更为严重了。虽然山高林密，可以隐蔽，但敌人前堵后追，有时挺进师整日整夜都在跑路，中间还要打几仗，有时甚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精疲力竭。
有一次，粟裕率领挺进师连续走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粟裕一觉睡了差不多40个小时。
这次反“围剿”中，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挺进师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闽浙边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1937年4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
这时，敌将刘建绪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红军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谈判随即破裂。
在全国抗日**到来后，刘建绪又在8月间给闽浙边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重开谈判。临时省委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于9月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这时，挺进师还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
粟裕等经过仔细分析，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粟裕等立即开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1934年7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
粟裕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红军下山进城。挺进师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提出了几项要求。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粟裕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挺进师的条件，欢迎他们下山。粟裕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等同志会合。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虽然人数和1935年初挺进师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粟裕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同志便和曾山同志一起先赴东南分局。粟裕则率部赶赴抗日前线。
琼崖三年游击战争
琼崖游击区位于海南岛上，地处祖国南疆边陲。与雷州半岛相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帝国主义和两广军阀所垂涎。
境内的母瑞山、六连岭是红军的主要根据地。这里山岭连绵，古树参天，峰峦险峻，道路崎岖，地势十分险要，便于红军游击队隐蔽，与敌周旋，对于开展游击战争极为有利。
琼崖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1921年底，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1927年9月，全琼武装总暴动后，琼崖特委将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又改称工农红军。
1928年，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琼崖苏维埃政府。国民党军来琼第一次“围剿”后，琼崖根据地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
1933年，琼崖反“围剿”斗争失败，苏区沦为白区或变成游击区，各地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遭到严重摧残，琼崖革命斗争进入了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
在以冯白驹为书记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由于孤悬海岛，广东军阀又十分注重对该岛的控制，游击队不得不长期分散于四乡，将游击战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
游击战争规模虽然较小，但持续不断，在长期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孤军奋战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和我国最南端的一个战略支点。
在国民党军疯狂“围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坚持在母瑞山与琼崖其他各地开展斗争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没有被敌人的凶残强暴所吓倒。他们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琼崖革命“红旗不倒”的强大支柱。
1933年4月，冯白驹带领25名红军指战员昼伏夜行，胜利回到了冯白驹的家乡琼山县大山乡长泰村。并同李黎明、冯安全、朱运泽、刘秋菊和先期从母瑞山突围回乡的冯建亚、李汉等人会合。接着又同在琼东、乐万等县坚持斗争的王白伦、黄魂、肖焕辉等取得了联系。
冯白驹等人突围成功，并与琼文县委胜利会合，是琼崖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琼崖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进入了恢复发展时期。
6月，在琼山县塔市乡茂山村召开琼崖特委临时会议，增补李黎明、朱运泽为特委委员，与冯白驹、王白伦、符明经等5人组成特委新领导。会议作出4项决定，为恢复和建立琼崖党的各级组织，发展红军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开创琼崖游击战争新局面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在琼崖特委临时会议制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红军游击队在开展游击活动中，吸取了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采用更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主动出击，寻机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由于红军游击队的积极活动，和各方面工作的紧密配合，中共琼崖各级党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36年5月，琼崖特委在琼山县演丰乡锦山村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由冯白驹、王白伦、黄魂、肖焕辉、黄一清、朱运泽、陈根7人组成新的特委。
同时成立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朱运泽任司令员，王白伦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支队。第1支队支队长由朱运泽兼任，第2支队长林天德，第3支队长王永信，第4支队长陈美深，第5支队长陈英，第6支队长林天贵，第7支队长黄大猷。
根据“积极活动，积蓄力量，再接再厉，坚持斗争”的指导方针，红军游击队各支队广泛深入开展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灵活机智地打击敌人，积极筹备经费，缴获武器弹药，发展壮大队伍，接连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1936年夏，王白伦和林天德、林天贵带领第二、第六两个支队在善集县中兴乡大园村，强缴大地主黄敦诗的枪支10余支。陈英率第五支队击毙石桥乡乡长，缴获短枪2支。协助琼澄县委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游击小分队，陈英兼任队长。黄大猷率第七支队，在乐万一带多次袭击国民党驻军及民团。同年秋天，第二、六支队又在善集县加乐地区袭击民团，缴枪10余支。
1937年1月，在定安县龙塘至屯昌镇途中的鹧鸪岭，击毁国民党运载年货的汽车1辆，毙敌连长和士兵各1名，缴获短枪3支，年货一批。
朱运泽率第一支队随同特委机关在琼山、文昌一带开展活动，打击敌人。王永信率第3支队活跃在文昌、琼东一带，偷袭国民党乡公所和文昌东郊的盐警队，化装袭击清澜联防队，先后毙敌多人，缴获长短枪数支。红军游击队各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有效地打击敌人，扩大了红军的声威，进一步推动了琼崖各级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发展。为琼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转入抗日战争，实现琼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准备了力量，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后，中共琼崖特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海南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1937年8月，乐万县委书记李黎明代表琼崖特委前往琼山县府城镇，与国民党琼崖当局代表林序东举行谈判。由于国民党采取欺压、威胁、指责、引诱的手段，导致几轮谈判均陷入僵局，毫无结果。
1937年9月，冯白驹为了及时掌握海口谈判情况，领导谈判桌上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从特委驻地迁到塔市乡，与妻子曾惠予秘密住在演丰村一位革命老妈妈家里，在一次意外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消息传出后，中央领导十分关切，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指示中央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
叶剑英也写信给广东国民党当局，要他们顾全大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同时，琼崖各阶层人民、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也纷纷抗议，要求释放冯白驹，恢复谈判。
在狱中，冯白驹在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同时，还领导狱中秘密党支部开展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写信给琼崖国民党当局的头目张达和陈章，揭露他们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并表示只要国民党琼崖当局保证停止内战，真诚解决琼崖国共两党团结抗日问题，琼崖红军愿意接受改编，共赴国难。
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的多方努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和严正要求，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11月下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
冯白驹出狱时，会见了国民党琼崖军政当局负责人，重申了举行谈判，团结抗日的诚意。国民党当局无奈，表示愿意继续谈判。
1938年1月，冯白驹全权代表琼崖特委，同国民党谈判代表、琼崖师管区司令杨永仁、参谋长吕承文等重开谈判。双方争论激烈，谈判又陷入僵局。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日敌飞机军舰更加频繁地窥视海南岛，琼崖危在旦夕。10月22日，终于达成了琼崖国共合作协议。
至此，延续了一年多的琼崖国共两党谈判斗争宣告结束，琼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而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共琼崖特委积极着手做好红军改编的准备工作。
特委决定按1个大队300多人枪的建制来改编红军队伍。大队下辖3个中队和1个特务小队，每个中队下辖3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辖3个班，每个班编制员额为9人至12人。主要以琼崖红军游击队为骨干，不足部分由各县委发动地方武装加以补充。
中共儋县县委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发动，共筹集100多条各种类型的枪支，12月由黎民、张兴、黄金容带领，赶赴琼山县参加改编；其他前来参加改编的还有中共琼东县县委宣传委员陈求光、巡视员李文奇带领的红军30多人，携枪12支；中共乐万县符载质带领红军7人，携枪7支；中共乐会县委书记莫逊也奉命调往改编后的部队任职；中共文昌县委组织部长陈柏、宣传部长苏曙光带领红军40人，携枪40支。
此外不少县还筹集物资送给改编部队。文昌县竹林墟旅泰归侨吕先福捐了300块光洋、5匹棉布；便民乡商人钟光集捐了70块光洋及一些毛巾、牙膏、牙刷、布鞋等物品。
中共文昌县委还发动各乡群众赶制大批背包、椰壳碗，筹集棉被、衣服送给改编部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保国卫乡的决心。
1938年12月5日，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在琼山县云龙墟举行改编暨誓师抗日大会。
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为独立队队长，马白山为队附，张兴为政训室主任，黎民为政训员，谢李森、陈玉清为副官。
黄大猷为第一中队长，黄天辅为第二中队长，张缵薪为第三中队长，陈克邱、林豪、莫逊分别任3个中队的司书，负责中队的党务和政治工作。此外，按国共两党谈判协议，国民党派刘振汉为独立队队附，符荣鼎为第一中队队附，陈卓为第二中队队附，吴定中为第三中队队附。
中共琼崖特委选择了琼文公路干线的云龙墟及其附近乡村为独立队驻地。其部署为：独立队队部和第二中队驻云龙墟，第一中队驻云龙墟附近的儒来村，第三中队驻云龙墟的多能村。
当地党组织是经受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考验的坚强的地方党组织，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有利于战时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红军改编暨抗日誓师大会当日，云龙墟非常热闹，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独立队的全体官兵，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在六月婆庙堂前的宽大场地上排成三列横队。
来自各地的上万名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携带慰劳品、锦旗，敲锣打鼓前来祝贺。写着“抗日先锋”、“人民救星”的锦旗彩匾挂满一路，炮竹声、锣鼓声、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落。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王毅，副司令杨永仁和琼山县县长云振中参加了大会。王毅在大会上宣布“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成立的命令，向独立队队长冯白驹授军旗、关防，并发表了讲话。
冯白驹代表独立队全体指战员讲话时表示：决不辜负琼岛同胞的期望和重托，誓死抗日，保卫琼崖。这就是琼崖抗战史上著名的“云龙改编”。
云龙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琼崖的胜利，反映了琼崖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共同愿望，增强了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
从此，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采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发动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为琼崖抗日先锋和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