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由国民党湖南保安第八区司令欧冠任绥靖处主任，调集了1个正规师，会同所属各县保安团、“铲共队”，向湘南特委驻地及红军伤病员集中地郴县、宜章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清剿”。
12月中旬，徐克全、刘霞率湘南特委机关向耒阳转移。兼任郴宜办事处书记的彭林昌随即召集办事处的领导成员颜赤爱、余稼生、谷子元、黄体国、林长春、肖良略等开会。
会议决定组成湘南红军支队，由原红军某部营长颜赤爱任支队长、余稼生任政治委员、谷子元任政治工作团主任。支队下辖3个大队，总计150余人枪。同时扩大以张东任大队长的郴县游击队，并组建肖福生任大队长的宜章县游击大队。
湘南支队成立后，随即西行前往临武开辟新区，抵达临武后，驱逐了香花岭的伪警察，镇压了当地银矿的反动头子，并在征战途中扩大游击队员200多人。
12月下旬，郴、宜两县游击队被打散，在郴县、宜章两县山上养伤的红军重伤员几乎全部遇害。郴县县委书记陈文光叛变，杀害了特委书记彭林昌，使郴宜办事处遭彻底破坏。此后，即由徐克全继任湘南特委书记。1935年1月，欧冠调集各县保安团2000余人，向临武地区的湘南红军支队实施“清剿”。
立足未稳的湘南红军支队于是决定停止西进，准备回撤，并派第三大队先行返回郴县向特委请示。孰料大队返回五盖山后，被已任国民党“铲共义勇队”队长的叛徒陈文光率部缴了械。
第一、二大队在临武回撤行至五路击鼓寨子时，遭到桂阳、郴县反动武装的前后夹击，队伍被打散，全支队仅余40余人。
领导决定由余稼生、谷子元等7人回五盖山寻找第三大队，由颜赤爱率余下的30余人到南溪、观音山、野牛洞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4月，颜赤爱率部转战至桂阳毛栗区活动时，部队仅余10余人，又遭到国民党军保安团包围。突围中，负伤的颜赤爱和余下的几名干部战士全部被俘。至此，湘南红军支队全部失败，番号不复存在。
余稼生、谷子元等7人回到郴县后，随即转移至广东乐昌地区，并于5月成立了中共湘粤边工委，由谷子元任书记，贺畔朵、余稼生、肖良略、林长春为委员，继续领导和开展当地的游击战争。
1934年11月，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在耒安永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及大队长刘德兑，政委刘厚总的指挥下，击溃了向大岭进犯的永兴县保安团。此时，第三大队已发展到80余人，枪60余支。
12月，游击队员化装潜入安仁华王庙镇内，毙伤敌10余人、缴枪8支。
原政委刘厚总改任大队长，刘厚春任政委，原大队长刘德兑调任耒阳县竹市区委书记。茶安酃永边委书记李运田携款潜逃，由陈梅连兼任书记。
1935年初，国民党湖南保安第五区副司令王炽昌率第十四团另1个连，第五区司令段珩率1个整编旅分别对游击队第二大队与第三大队大肆“清剿”，敌人兵力60余倍于第三大队，约5000余人。
2月4日，第三大队袭击了国民党驻耒阳县八焦的“铲共义勇队”，击毙该队队长，俘敌30余人，缴枪30余支。3月上旬，第二大队在酃县袭击地方保安团碉堡2座，毙伤敌数名，缴枪2支。
中旬，谢竹峰在董溪召开耒安永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分散转移至国民党军力量较弱的永兴、衡山、衡南等县的偏僻深山中隐避活动。
第三大队在孙家桥伏击敌巡逻排后，又奔袭常宁荫田警察所，共缴枪11支。又在黄狗恋窝伏击1个搜剿连，毙敌8名，伤30多名，缴枪12支、子弹1000余发。建立了以耒阳竹市区为中心的游击区。
1935年1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600余人，在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指挥下，经江西进入湘南。
原湘赣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方维夏、湘赣军区第四分区司令员张通、湘赣北路特委书记陈山等也随独四团同行。
国民党粤军第一军军长兼江西第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急忙调兵“驰剿”，湖南保安第八区司令欧冠坐镇资永，指挥“清剿”。
3月下旬，独四团在壕仁圩遭国民党欧阳归和欧九如部的联合伏击，虽经奋勇拼搏突出重围，但伤亡甚重。
第二天，独四团团长李宗保在资兴青腰圩叛变投敌，被国民党委任为上校招抚员，并带着敌人“清剿”独四团。随后，团政委旷珠权、团参谋长龚正芳、团政治部主任徐紫等也先后叛变投敌。
在这种形势下，方维夏挺身而出与陈山整理部队，并率尚有近百人的独四团余部转移至东边山，与桂东县游击队队长罗荣所部会合，两部计有160余人，在东边山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李宗保叛变前，张通带一个连欲往湘赣寻找省委。后活动在湘南的新田等县。
独四团开抵湘南后，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也经赣粤边转向湘南。后来龚楚带余部100余人抵达湘南桂东的东西边山地区，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
1935年4月，原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所属部队及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余部一起编成的两个大队约300人，由赣粤边到湘东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设法与红七十一团及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
不久，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政治部主任游世雄也率领赣粤边游击区北山红军游击队100余人由广东南雄进入湘南地区，以求与蔡会文部会合。
游世雄率部进入湘南后，即在桂东县西边山吊古寮遭国民党湖南保安第五区副司令胡凤璋部和保安团800余人的进攻。
4月下旬，蔡会文率部在桂东的东边山地区先后与七十一团余部、独四团余部及桂东县游击队、张通率领的湘赣独立第四团1个连、游世雄率领的北山游击队等部取得联系，各部游击队集中在东边山地区。
蔡会文召集各游击队领导人在赤水仙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分局长岭会议精神，研究了如何开展湘南游击区游击战争的问题。
决定成立中共湘粤赣边特委，将各部游击队合编为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巩固和扩大湘南游击区。
特委以陈山为书记，李国兴任组织部长，方维夏任宣传部长，蔡会丈、龚楚、游世雄、罗荣，张通、王赤等为委员；游击支队以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罗荣任参谋长，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7个大队，共七八百人。
5月，转战至湘南的湘赣独五团第三营在八面山与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一部会合。两部共同在临武县歼保安团1个营大部，俘敌近百人，缴枪数十支。
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又在江西门设伏，毙伤粤军第1师副师长彭霖生部多名。转而突袭余汉谋老巢江西省大庾县城，余汉谋即下令彭霖生停止“清剿”，返回保护大庾，彭霖生部对东边山的“清剿”即告破产。
7月，保安第八区司令欧冠与保安第五区副司令胡凤璋再度调集所部“清剿”湘南游击区。蔡会文率游击支队两次击退进犯东边山的湖南保安十七团团长何宗汉，毙伤敌20余人，缴枪25支。
9月，酃县县委书记周礼率酃县游击队新九营到东边山编入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接李国兴任湘粤赣边特委组织部长兼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
10月，游击支队再次击溃“清剿”东边山的何宗汉部两个连，歼敌1个连，缴枪40余支。战后桂东县保安团团长吴亮明被撤职，何宗汉亦受到其上司的训斥。
在湘粤赣边特委和游击支队的努力下，以东、西边山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游击区的游击战争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不仅游击支队始终保持在千人左右，各县党组织所辖的地方武装也普遍恢复建立起来。
1935年11月，国民党调集5万余人的兵力，实施政治、军事、经济“三管齐下”的方针和杀光、烧光、抢光的残酷手段，又一次大规模“清剿”湘南游击区。敌人集3个师的兵力将游击支队领导机关及主力包围在东边山地区的朱冠山一带。突围中游击支队大部壮烈牺牲，蔡会文、陈山、周礼等领导人各率突围出来的一部人员分散行动。
蔡会文率10余人在朱冠山与湘赣少共省委书记王用济率领的1个班会合。
12月4日，下山购买食品的一个管理员被俘后叛变投敌，并带敌人1个营前来赤水仙偷袭蔡、王所部。除蔡会文警卫员1人脱险外，其余30余人全部遇难，蔡会文受伤被俘后宁死不屈，当即被敌人杀害。
1936年3月上旬，游世雄、李国兴率领西边山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的2个大队突袭资兴县青腰圩敌“铲共队”，俘敌20余人，缴枪21支。转移至酃县地区活动。下旬，周礼率一部转移至酃县西坑，与游、李所部会合，两部共200余人。
特委书记陈山负伤离队休养后被俘投敌叛变，由周礼接任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游世雄任支队长。不久，方维夏在仙背山养病时被判徒杀害。
4月上旬，周礼、游世雄率部进抵安仁县潭湾，与以徐克全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和陈梅连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二大队会合。
5月27日，湘粤赣边特委和湘南特委在潭湾杉木坑召开联席会议，为加强和统一湘南地区党的领导，决定撤销两个特委，成立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湘南特委，徐克全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周礼任副主席兼湘南特委书记，刘霞任特委组织部长，游世雄任特委军事部长，李国兴任特委宣传部长，陈梅连等为特委委员。
6月上旬，国民党湖南保安第五区司令段珩调集兵力“清剿”潭湾地区。徐克全弃枪逃跑，军政委员会机关部分人员也逃跑或叛变，湘南军政委员会解体。
特委决定各游击队到湘南各地区分散活动，游世雄率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返回东、西边山游击区；刘霞、李国兴、陈梅连率湘南赤色二大队到茶安酃边境活动；周礼去寻找赤色三大队和李林领导的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
6月中旬，游世雄返回西边山后成立了西边山区委，游世雄任书记，杨汉森任副书记，赵书良、王赤、顾星奎等为委员。将湘粤赣游击支队整编为1个大队，赵书良任大队长，游世雄兼政委，王赤任副政委。
7月，又扩编为2个大队，第二大队由王赤率领到东边山开展游击活动。
10月，叛徒陈山受敌委派遣回西边山活动，因湘粤赣边游击支队领导人不知陈叛变真相，被其骗取了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党的领导权。
1936年冬，国民党军再次以重兵“清剿”东、西边山地区。游世雄率部先后在西边山木丘和龙溪场下袭击敌军，打击了敌人的“清剿”锐气，改善补充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解决了游击队的供给。并处决了叛徒陈山。1937年4月，王赤任东边山区委书记，邹云雄任西边山区委书记，顾星奎任资汝桂特委书记。
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书良兼任游击支队长，罗新成代理支队政委，游雪高任第2大队大队长，王赤任第2大队政委。
6月，胡凤璋率600多人马再次“清剿”，游击支队的2个大队在东、西边山地区与胡凤璋部兜圈子并寻机打击，终使其连连受挫，铩羽而归。
1935年3月，原湘赣军区独立第4团干部队队长李林，率领留在湘南的6名红军伤员在郴县组成湘南赤色游击队，下半年发展至30余人。
7月，赤色游击队一部在广东乐昌地区与湘粤边工委书记谷子元成立了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由肖良略任大队长、林长春任政委、蒋玉林任副大队长。
9月，李林率部在坪石与谷子元会合，即编入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李林被增补为湘粤边工委委员，并接替肖良略任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大队长，肖良略改任副大队长。当年冬，游击大队即扩大到90多人枪，在湘粤边境的宜章、郴县、乐昌、乳源边界地区建立了自己活动的基本区域。
国民党军在“清剿”湘南游击区其它游击队的同时，亦未放松对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的“清剿”。由于敌我众寡悬殊，游击大队在反“清剿”中迭遭损失，使全大队只余10余人。
1936年9月，湘南特委书记周礼在坪石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周礼与李林等领导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坚持游击斗争，谷子元到湘南恢复发展党组织，开辟新区。10月，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被耒阳县保安团包围于廖家冲附近的铁杆坳。在突围中，耒阳县竹市区委书记刘德兑等牺牲。
11月，赤色二大队副大队长周二苟叛变投敌，并勾结敌人杀害了茶安酃永边委妇女部长肖三妹等12人。
1937年2月，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大队被敌包围于茶陵县仙背地区，伤亡大半，陈梅连亦负伤被俘被敌杀害。此后，大队政委谭绥眉、大队长谭经武先后牺牲，余部在山上坚持斗争，后散失，番号不复存在。
1937年湘南特委机关设在这里，特委负责人王涛、周礼等同志住在此地，秘密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历时三个月后迁到“郴州万胜旅馆”。3月，湘南特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刘霞又因叛徒王崇甫的出卖被捕杀害。
此后，第三大队即分散至偏僻乡村活动，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适时地改变斗争方式，终于胜利地渡过了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岁月。
1937年9月，项英指示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下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求得停战合作抗日。
游世雄与顾星奎等3人下山至桂东县桃素，与国民党代表、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郭大为等就双方停战合作抗日，游击队下山集中等问题进行了谈判。
接着，又到汝城与国民党湖南保安第5区副司令胡凤璋及汝城县县长进行谈判。经过谈判桌上的斗争，终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10月8日，游世雄率湘粤赣边游击支队200余人从东、西边山集中在沙田整训，并改编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游世雄任总指挥，下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游世雄兼任支队长和政委；第二支队方志明任支队长，王赤任政委。改编后，部队迅速扩大至500余人。新四军留守处湘南特委负责人王涛、周礼等同志住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负责联络和接待革命同志。1938年3月，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随即投身于抗战的革命洪流之中。1938年1月，原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由延安返回湘南，先后与国民党谈判。双方达成了协议。随即，以王涛为主任的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央派王涛从延安回郴，任湘南特委。特委机关由欧冲巷农舍搬迁李姓公房。
1937年至1939年，湘南特委负责人王涛、周礼、张茨芳、谷子元等同志在这里秘密联络。训练党团骨干，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当时湘南特委组织就设在这里。
湘南特委在郴州重新组建，王涛任书记，周礼任组织部长，卢文任宣传部长，蔡坚任职工部长，谷子元、谢竹峰、顾星奎、林长春为委员。
1938年2月，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在坪石附近的坳丘集中，开往宜章赤石三望坪学校集中整训，改名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李林任大队长。新四军干部谢忠良等4人担当教员，队伍很快扩大为130余人。
2月下旬，刘厚总率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也到江头刘家祠集中整训，扩充至一百七八十人。
4月上旬，李林率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开至耒阳江头刘家祠。李林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刘厚总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两部共计300余人。
11日，李、刘两部告别了他们坚持了三年多艰苦斗争的湘南游击区，经东湾、毛栗冲、竹塔市、锡里洞、灶市、株洲，南昌、岩寺等地，抵达安徽太平，编入新四军特务营，踏上了抗日战争这个新的革命征程。
湘南游击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为新四军输送了近千人的队伍，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
鄂豫皖边游击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十五块游击区中较大的一块游击区。
鄂豫皖边游击区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临长江，北连淮河，大别山脉雄峙中央，地势险要，扼水陆交通要道，可北镇国民党河南省南大门信阳；南遏国民党湖北省府武汉；东迫国民党安徽省府安庆。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游击区是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主要的游击区之一，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英山县陶家河撤出后，奉命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长征。只留下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道委及其所属党的组织和武装坚持鄂豫皖苏区。这时，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指挥红八十二师及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师，转战皖西。
同年12月，高敬亭鉴于敌人重兵围剿赤城苏区，命令红八十二师和第三路游击师到霍山、潜山、舒城一带开展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试图寻找新的立足点。
红八十二师和第三路游击师从赤城苏区熊家河出发到达潜山县后北乡，与中共潜山县委接上了关系，相互配合，一举攻克后北乡重镇衙前，歼灭潜山县保安中队。
12月3日，红八十二师和第三路游击师在回师赤城苏区途中，在霍山县长山冲遭到国民党追剿部队三八七团包围，红八十二师师长周世觉在突围中牺牲。
12月下旬，高敬亭在金寨县沙河店整编部队，将从长山冲突围出来的三、四百人和红二十五军留在皖西北的不同建制的小部队合计700余人，组编红二一八团。
1935年1月8日，蒋介石向鄂豫皖剿匪总指挥部下达了“限于三个月内将边区主力红军肃清”命令，并调集19个团的兵力归梁冠英指挥，重点清剿皖西。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高敬亭率领红二一八团离开赤城苏区，突破敌人重围，转移到外县打游击，于2月1日在金寨县抱儿山与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团政委徐成基率领的鄂东北独立团会合。
方永乐带来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给高敬亭的指示信，信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信中省委责成高敬亭组建鄂豫皖边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
接到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后，高敬亭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但是年仅27岁的高敬亭经受了革命斗争的考验，作战经验丰富，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军事指挥员、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领导者。
高敬亭和方永乐、徐成基等领导人商量后，当天就带领部队向皖东南方向转移，于2月3日到达太湖县凉亭坳，抛开了敌人的追剿。
2月3日正是农历除夕，凉亭坳上鹅毛似的大雪下个不停，当高敬亭率领部队到达凉亭坳时，地上早已堆满厚厚的积雪，虽然天气十分寒冷，战士们衣衫单薄，但全体指战员依然精神抖擞，驻扎坳头，秩序井然，对群众秋毫无犯。
当地群众一见红军到来，立即推举汪顺洪与红军接头，并帮助安排住房。高敬亭、徐成基、罗成云等人住在坳上的寿春园药店，方永乐等人住在汪胡氏宗祠，其余人员住进了周边村庄的群众家中。
当晚，高敬亭在汪胡氏宗祠主持召开会议，会议传达了鄂豫皖省委的指示，决定成立鄂豫皖边区新的领导机构，同时将皖西北红二一八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编，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
高敬亭任红二十八军政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下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团。第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师政治部主任熊大海，下辖第二四四团和特务营；第二四四团团长徐贤才，政委徐成基，下辖3个战斗营；军直手枪团团长余雄，下辖3个分队；全军约1000余人。
2月4日，高敬亭在凉亭坳主持召开军人大会。全体红军指战员齐集在凉亭坳西侧的一个竹林湾里，高敬亭登上高坡，迎着凛冽的寒风，向全体人员讲话。
他传达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对红军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的指示信，分析了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后的革命形势，宣布了凉亭坳会议重建红二十八军的决定。
在鄂豫皖革命史上，这是第三次组建红二十八军。从此，鄂豫皖边区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有了一支主力红军，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凉亭坳会议的第二天，高敬亭率领刚刚组建的红二十八军转战潜霍边境。
国民党调集14个团的兵力计3万余人，分三面合围兜剿。红二十八军屡遭强敌，浴血拼搏，多次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2月16日，高敬亭在潜山县驼岭的白果树召开会议，总结红二十八军重建十几天来的行动，认为部队天天遭到敌人的追剿、堵剿，没有一天不行军打仗，给养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安置，必须大胆地寻找新的立足点。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组建红二四六团，由徐成基担任特委书记兼团政委，负责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4县结合部即岳西地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并统一领导皖西各地便衣队。红二十八军主力则在外围游击，牵制敌人兵力。
中共皖西特委成立后，率领二四六团转移到枯井园，在红二十八军主力的掩护下，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努力，开辟了以枯井园、巍岭、马家畈为中心的舒霍潜边游击根据地，即岳西游击根据地。
皖西特委从二四六团中挑选善于做群众工作、政策性强的干部组成舒霍潜边便衣总队，下设五支小便衣队。
3月，在马家畈成立四路游击师，又将潜山县委所属的沙村游击队改编为皖潜游击大队。
接着在象形地成立舒霍潜边苏维埃政府。便衣队、游击队为红二十八军补充兵员，传递情报，征粮筹款，安置伤员，提供军需，有力地支援了红二十八军。
为了转移国民党军队对岳西游击根据地的注意力，减轻中共皖西特委和二四六团的压力，高敬亭指挥红二十八军主力声东击西，与敌军周旋，有时转战于舒霍潜太四县边区，有时远征鄂东北和皖西北老苏区。
1935年4月20日，红二十八军突破了敌军几次堵截之后，从太湖县直奔潜山县汤池畈东北侧的桃岭，桃岭山高岭陡，从山脚到山顶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山坳口西侧伏龙寨，东侧赵雾尖，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当红军登上桃岭时，发现敌第一九五旅第一九○团已尾追至汤池畈。高敬亭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地势，对第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说：“这里只有一条小路上山，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把敌人装进口袋，狠狠揍。”
高敬亭命令特务营隐蔽在山坳口正面，其余部队隐蔽在桃岭左侧山坡的树林里。敌先头2个营进入坳口时，特务营立即向敌开火，紧守山坳口。
敌人以为是红军小部队阻击，一窝蜂似地涌上山来，被特务营压制在山坳里。高敬亭见敌军已被引进我伏击阵地，立即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方永乐带领埋伏在树林里的部队冲向敌阵，将敌人分割成数段。
特务营营长林维先趁势率领各连跃出工事，持大刀的，端刺刀的，举石头的，一齐冲向敌群，与敌人短兵相接。进入山坳口的敌人2个营被全歼，后边的1个营狼狈逃窜。
当敌第九十六旅第一二九团闻讯赶到桃岭时，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已经撤离战场，经伏龙寨向马家畈转移了。
桃岭战斗后，蒋介石见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八军的计划破产，又部署两个月清剿，调动61个团的兵力部署在潜山、太湖、舒城、霍山四县边区，企图一举消灭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于5月7日在黄尾河与皖西特委及二四六团会合，随后，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西进桐柏山，准备去陕南寻找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八军西进，转移了敌人对舒霍潜太边区游击根据地的注意力，打乱了敌人的清剿部署，于1935年6月东返舒霍潜太边区游击根据地。
7月2日，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主力到达店前河，与皖西特委、红二四六团及一、二、三、四路游击师会合，并在店前河召开会议，总结两个月来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提出“敌情不明不打，伤亡过大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四打”、“四不打”作战原则，明确了“拖跨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方针；在作战形式上提出以游击战为主，辅以必要的伏击战；在作战地区上，不仅要在苏区打仗，而且要到苏区外围和敌占区打仗；在战术手段上，每战应集中优势兵力，利用有利地形，或击其头，或断其尾，采取突然迅猛的手段，穿插分割围歼敌人。
7月12日，店前河会议后，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乘夜自东营向沙村方向行进，至朱屋庙附近时，抓到两名号房子的敌人，经审问得知东北范支队的一个运输队，护送给养，准备前往衙前镇，从来榜河来，路经朱屋庙时，在此宿营。
高敬亭获此情报后，决定利用夜暗和我军尚未被敌人发现的有利条件，伏击敌人。当即命令部队迅速隐蔽，做好战斗准备。
当敌军进至朱屋庙的吊棺畈时，红军将敌军包围，俘敌官兵60余人。天将黎明时，红军撤出战斗，向沙村方向行进。
7月15日，红二十八军进至冶溪河东南的刘龙湾，准备在天黑前越过碉堡封锁线。但遇到驻进冶溪河的敌九十六旅。
为了不惊动冶溪河的敌人，高敬亭命令手枪团二分队迅速占领东面山头，监视冶溪河的敌人动向，掩护主力向南转移，命令手枪团一、二、三分队担任前卫，采取乔装战术，化装成敌九十六旅追剿部队。
手枪团团长余雄带领一、三分队顺着南面山坡而下，发现山脚下小村庄里驻有敌第三十二师别动队。
余团长穿上国民党军官的制服和制帽，率领一、三分队走到小村庄前，敌哨兵上前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余团长回答：“九十六旅追剿部队的”。
敌人见红军战士们身上穿的服装和胸前佩戴的符号与他们完全一样，并没有产生怀疑。这时，手枪团战士们突然将枪口对准前面的敌人，没等敌人醒悟过来就被缴了枪，红军顺利绕过冶溪河封锁线。
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不断遭到敌人的前堵后追，经常连续作战，晓宿夜行，翻山越岭，披荆斩棘，长途跋涉，因而生活上存在着许多困难。
几乎天天是风餐露宿，野菜野果充饥，冬天穿单衣，茅草稻草当作棉被。只有在打了土豪或向沿途群众买到粮食时，生活处境才有所改善。
尽管如此，高敬亭始终要求部队严明纪律，损坏群众东西要赔偿，一切缴获要归公，打土豪得来的浮财一部分交给部队，其余部分给贫苦群众。
当时流传着红军的一首歌谣：“天当房，地当床，稻草当棉被，野菜当食粮。红军都是英雄汉，战士越战越坚强”。这便是红二十八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长期艰苦的环境中，军政委高敬亭积劳成疾，患有肺病和疟疾。
9月13日，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由枫树坳进抵妙道山时，国民党第三十二师第九十五旅跟踪尾追，高敬亭因患病靠担架行军，为了防止敌人活捉高敬亭，第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命令第二四四团第二营担任前卫，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翻越山顶。
部队在攀登途中，已听得清敌人的马嘶人喊。营长林维先率领第二营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冲锋，最后双方在山岭展开肉博战。但敌军人数不断增多，林营长只得率战士们跳下悬崖逃生。
当天晚上，林维先率领跳崖脱险的战士们在茅山找到了主力部队，军政委高敬亭、师政委方永乐喜出望外，都称赞他们是英勇顽强的战士。
妙道山战斗使红二十八军摆脱了敌人的包围，保护了军政委的生命安全。当日晚上，高敬亭在茅山召开会议，决定部队临时分散行动。
会后，师政委方永乐率领红军主力到潜山、霍山、六安、舒城一带活动。高敬亭由林维先率领的二营护卫，从茅山转移到小河南休整，高敬亭在穿心庵高岩洞养病。
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各部队在太湖县柴家山会合，高敬亭召开会议，决定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红二十八军分兵多路，东至怀宁，威逼安庆，西抵湖北襄樊，南临长江，北达信阳，在鄂豫皖边区活动范围扩大到45个县，影响遍及江北。
1937年2月，蒋介石命令鄂豫皖边区部署“三个月秘密清剿”。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在金家寨成立后，设立岳西、信阳、经扶3个办事处。督办卫立煌指挥11个师和2个旅约30万兵力对鄂豫皖边区进行围剿和追剿。
5月，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大岗岭脚下的磨刀坪主持召开各地便衣队长会议，讨论反“清剿”的措施。
会后，皖鄂边特委率领大岗岭、鹞落坪、小河南等地的便衣队转移到霍山、潜山、太湖等县境内活动。此时，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主力正转战在鄂东北地区。由于红二十八军自第三次组建后一直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高敬亭多次给党中央及鄂豫皖省委写信，并派交通员到陕甘地区，但一直联系不上。
中共中央也多次派人到鄂豫皖地区寻找红二十八军，也没有接上关系，所以高敬亭无法了解全国形势和获得党中央的指示，直到“七?七”事变前后，高敬亭在鄂东才获得党中央有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得到批示后，高敬亭率部队从鄂东回到皖西革命根据地中心鹞落坪，寻找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
7月13日，高敬亭与何耀榜在岳西县南田村会面。何耀榜即向高敬亭递交了姜术堂从西安带回的党中央文件，高敬亭阅读了这些文件，掌握党中央有关停战抗日的方针政策。
于是，高敬亭决定派何耀榜为我方正式代表，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举行停战谈判。
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名义写了一份公函给卫立煌，于7月15日派便衣队交通员金孝广送至国民党岳西县第三区公所。第三区区长李德保接到红二十八军的信后，立即向岳西县政府报告。
当日，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岳西办事处回信表示愿意谈判，并派赵参谋前来蛇形岗商谈。这时，由于到处还张贴着“活捉高敬亭赏洋5万元”、“活捉何耀榜赏洋2万元”的布告。
为了防备敌人诱捕，高敬亭决定自己不出面，由何耀榜化名为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警卫队的吴队长，带着10名战士前往蛇形岗，与赵参谋接头试探，并以示诚意。
初接头时，赵参谋盛气凌人，提出购买红二十八军枪支，视谈判为买卖，谈判陷入僵局。
当天下午，李德保区长受方少石县长委派，来到南田与何耀榜再次接头。他说，督办卫立煌将派他的高级参谋刘刚夫及三十二师政训处邱国珍作为其代表来参加谈判，并要求红二十八军的谈判代表与其见面。于是，何耀榜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经过衙前会晤后，22日，双方谈判代表在青天畈上青小学汪氏宗祠正式举行谈判。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谈判。
何耀榜以红二十八军正式代表身份与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正式代表刘刚夫经过6天的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可以彼此接受的条款。
红二十八提出来的有12条，国民党方面提出来的有7条，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红军不打土豪，红二十八军集中地点以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开赴抗日前线所用交通工具由国民党方面负责，如数退赔被没收的红军家属的财物。
7月28日，红二十八军和国民党方面的双方谈判代表在和平乡境内的九河朱家大屋举行隆重的《停战协议》签字仪式。
高敬亭参加了签字仪式，至此，在高敬亭领导下的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结束。
1937年8月，岳西和平谈判的消息向春风一样吹遍了鄂豫皖地区，岳西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大街小巷锣鼓喧天，村头田野旗帜招展，往日冤家成了朋友。万众一心，抗击民族敌人，枪口对外，打击侵略者。
高敬亭在参加九河签字后的当天，立即赶回鹞落坪，看望与他们生死与共的鹞落坪人民。他代表红军来向与红军三年生死与共的鹞落坪亲人们告别。
高敬亭在鹞落坪召开桐舒指挥部、潜太游击队和潜太宿工委会议，传达了鄂豫皖边区国共谈判、九河签字的协议精神，并决定皖鄂边特委所属便衣队全部到土门结集。
鹞落坪会议后，红二十八军在岳西及邻近各县张贴如下告示：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集合。
8月上旬，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从鹞落坪出发，经霍山县到七里坪集中、整编。
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从此，高敬亭率部开始了东进抗日的征途。
鄂豫边三年游击战争
桐柏山横亘在鄂豫边区，方圆数百里，是千里长淮的发源地。湖北的广水、随州、枣阳，河南的信阳、确山、泌阳、桐柏、唐河、新野诸县似珍珠撒落周边。
20世纪初，连年动**的政治形势，持续的天灾人祸影响到桐柏山区。地主豪绅的压榨日益残酷，兵匪的烧杀抢掠连年不断，终激起民变。
1930年5月，中共中央鉴于鄂豫边区高涨的革命形势，以及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爆发，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将豫西南、鄂北地区党的组织合并，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组建红军，创建鄂豫边区根据地。
1934年1月，鄂豫边省委代表张星江、河南省委代表王国华在瑞金列席了中共临时六届五中全会，参加了“二苏”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会议期间朱德接见了他们，要他们“把游击队拉到山上去，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发芽”，为发展鄂豫边桐柏山区的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1934年8月中旬，张星江在桃花洞、太白岭召开各县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二苏”会议精神，讨论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事。
根据张星江的指示，鄂豫支队与平氏周边一带的赤卫队进行整编，成立鄂豫支队独立营，刘天松任营长，刘应堂任副营长，下辖四个连。独立营的成立，铲除了平氏区长柯其云、王宏角等一批恶霸地主，得到了基本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4年11月，鄂豫皖红二十五军长征经桐柏、泌阳、方城，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亲为向导。红军首长同张星江认真分析了革命斗争形势和鄂豫边区面临的任务，对鄂豫边区如何开展游击游击战争提出指导性意见。
红军长征以后，鄂豫边区与上海中央局失掉关系，随之又与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失去联系。边区党组织和郑州河南省委接头处相继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1934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代理书记等被捕叛变，河南党组织被破坏殆尽，整个工作陷入瘫痪状态。
在找不到上级党的关系的情况下，鄂豫边和豫南两地幸存的共产党人主动加强了横向联系。
1935年5月，在豫南特委联络站确山傅楼徐中和家，从江西辗转而回的原河南工委委员王国华和鄂豫边工委派来寻找上级党组织关系的张旺午巧遇。
7月下旬，张旺午约王国华一起到张星江家相会。他们经交流两地工作情况，深感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力量薄弱，以此分散状态，各自为战，很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亟需将两地组织进行整合，以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8月，张星江、王国华等在唐河毕店商定成立中共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组织仝中玉、宣传王国华。接着，张星江、王国华、张旺午等从毕店至泌阳东王店张楼，边走边具体商谈两地党组织合并后的工作，决定把省委机关设在张楼村马长富家的东屋里。
省委领导进行了分工，张星江负责唐河、桐柏；王国华负责确山、正阳、信阳、汝南；仝中玉负责新野、镇平；张旺午负责泌阳。
9月，原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周骏鸣与王国华等人到泌阳张楼，由张星江主持在马长富家高粱地召开会议，根据原来上级党的领导的指示和鄂豫边实际情况，确定革命斗争中心在确、泌、桐、信4县结合部，凭借桐柏山区山高林密、便于隐蔽和进击的环境，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省委作为边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为鄂豫边区革命斗争的发展以及创建桐柏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1935年11月，中共鄂豫边省委在信阳吴家尖山吴仁甫家召开会议，着重研究尽快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群众工作基点和准备组建红军游击队等问题。
会议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由大规模的群众暴动来组织革命武装的可能性很小，必须打破常规，转变做法，以直接组织游击队为中心任务，将主要力量放在布置游击战争这一工作上。会议通过了组织红军游击队的决定，并积极进行具体的准备。
1936年1月4日晚，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信阳吴家尖山小石岭村成立。成立时共有7人，分别是：张星江、周骏鸣、王国平、汪心泰、康春、吴恒山、老汪。共有3支枪：周骏鸣借1支七九步枪、吴仁甫借1支八音手枪、汪心泰借5元银洋买了1支撅把子。鄂豫边区终于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队伍。
当晚处决了小石岭保长汪心乐，打响了鄂豫边区革命游击战争的第一枪。从此，在鄂豫边省委的领导下，揭开了鄂豫边桐柏山区游击战争的序幕。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各级党组织的支持下，游击队很快发展到30多人枪，编为3个班，2个长枪班，1个炊事班。
3月7日，红军游击队在确山老乐山附近的杜庄宿营时，突遭遂平县保安团包围。突围时，副队长王国平等同志牺牲，张旺午等同志被俘，游击队受到重大损失。杜庄受挫后，省委及时调泌阳县委委员陈香斋到红军游击队任副队长，并指示各县地方党组织动员青年参军。不到20天，游击队又充实到30多人。
为了迅速扩大游击队，省委决定组织百余人打庙会夺枪。1936年3月18日，红军游击队在桐柏县郭竹园召开了会议，筹划趁平氏镇庙会，夺取民团的枪支扩大武装。
会议上大家认为，仅靠游击队三四十人不行，需要动员地方党组织协助，方能取得成功。经过反复商讨，决定3月25日下午开始行动，并对会场战斗、撤退路线和组织农民自卫队参加斗争等事宜作了具体安排。张星江到桐柏、唐河交界处组织自卫队武装队员配合行动。桐柏孤峰山下平氏镇，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到初七照例举行庙会，会上三台大戏对着唱，游击队到达平氏镇小东庄往下，派陈香斋带一步枪班占据孤峰山，掩护、接应夺枪队伍撤离平氏；牛得胜带几个群众潜入街内了解保安队的部署。
第二天，张星江、周骏鸣带5个手枪队员，扮作铁匠、赌徒、叫化子进入会场。王国华、马长富带80个农民，扮作香客，到孤峰山庙里烧香后分布在戏台前逛会。
他们买下80根铁锹把，80条白毛巾，分散发给夺枪群众，行动时围上毛巾作标记，拿着木棍当武器。
下午4点，夺枪群众跃跃欲试，会场上每一个背枪的后面都跟有带棍的群众。
张星江、周骏鸣、牛得胜盯着马白喜京货棚里的3支驳壳枪，牛得胜故意指点着要买这、要买那，惹得掌柜的发起脾气来。
他的两个保镖掏枪要打，被张星江、周骏鸣手起枪响打倒在地，随即摘下他俩的手枪。
枪声是事先定下的号令，游击队员和夺枪群众听到枪响，就挥动木棍向所盯的目标打去。支前的队员夺了一支枪，还感到不过瘾，连跑带打另寻对象。
顿时，大会象凉水浇入热油锅，人声嘈杂，喊声四起。枪声四起。戏也停了，男女老幼乱跑，没有被缴枪的团丁弄不清事态，对着天胡乱放枪。
乘混乱之际，撤退的哨音一响，游击队员和夺枪的群众夹在四散的人群中、顺利地撤出平氏镇孤峰山庙会，与陈香斋的步枪班汇合。这次战斗，夺得长枪5支、短枪4支。
3月28日，平氏夺枪后，与国民党部队遭遇战中，省委书记张星江为掩护部队转移英勇牺牲。敌人从张星江身上发现了省委文件，大为惊恐，他们发现平氏夺枪是共产党有组织的一次战斗。
5月，国民党河南军政当局调驻豫南的新五师两个营，第一、二师各一个营，省保安十团两个大队，在豫南桐柏山区以泌阳为重点“围剿”游击队。
当时，省委根据周骏鸣的建议，将游击队化整为零，终使敌人一无所获。8月，国民党部队徒劳无功而撤。红军游击队立即集零为整，重新回到泌阳。8月22日夜，冒雨攻打泌阳高店八门庄围寨。
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在发展的同时，一直积极寻求与上级党和党中央的联系。
1936年10月李子健听田永禄说徐子荣回到确山傅楼，即到傅楼见到徐子荣，并通过徐子荣介绍，去北平沙滩北椅子胡同同北方局接上关系，带回《八一宣言》和北方局的指示不要再打土豪，要搞统一战线。
12月李子健二上北方局，受到刘少奇接见。刘少奇指示可以提“一致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口号，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12月下旬，鄂豫边省委在泌阳义和寨召开扩大会议，调整省委领导机构，决定加强游击战争的群众工作和同地方当局统一战线工作，在鄂豫边区各县乡村建立农民抗日自卫会和自卫队。同时，加强匪运工作，推动革命形势快速发展。
义和寨会议为鄂豫边区革命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会议之后，鄂豫边区各县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群众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泌、确、桐、信4县结合部各乡村联庄社、自卫会纷纷建立，使党的基层组织政权连成一片，成为纵横百余里的鄂豫边革命游击根据地。
鄂豫边省委机关所在的泌阳王店张楼、侯庄、罗沙坡群众基础更是牢固。
1937年1月，鄂豫边省委在张楼村北的官驿村设立文印室，翻印党的文件和宣传品，用以指导边区各级党的工作。
在张楼南的王庄村建立了炮厂，为红军游击队修造枪械。鄂豫边革命游击根据地以泌阳东部山区为腹心，整个范围包括南阳地区的全部、信阳地区的一部分，共20个县，近5万平方公里、800万人口。
这一时期，鄂豫边省委领导的边区各县积极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如新野县选送的张文岐、杨克明、范国章等；泌阳选送的赵峰、陈继芳、王新国等；确山、信阳、叶县选送的文敏生、毛世昌、冯景禹、田永禄等；南阳选送的王勋、李秉初、李春元等，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
在蒋介石对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之时，鄂豫边省委还成功地与东北军一二九师建立统战关系，达成秘密协议，使红军游击队与东北军相安共处。
1937年4月，周骏鸣、邓一非一起再去北方局汇报工作，周骏鸣还到延安以求直接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5月，周骏鸣代表鄂豫边省委在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共白区工作会议，聆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
朱德亲切接见了周骏鸣，听取了关于鄂豫边区党和军队坚持斗争情况的汇报，指示“你们要猛烈地扩大，扩大到消灭不了你们，他们就会同你们谈判。”
之后，周骏鸣又详细地向中央书记处和受中央委托正在筹建中共河南省委的朱理治作了汇报。
朱理治制订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斗争和发展的策略方针：“从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大游击武装，并和当地开明绅士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作为将来的抗日武装。”
这个方针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批准。党中央还派原红四方面第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胡龙奎为中央代表随周骏鸣一起回到泌阳。
7月，鄂豫边省委在碾盘沟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对鄂豫边区工作的指示，并调整机构，决定猛烈发展。
8月，北方局派刘子厚到泌阳任鄂豫边省委统战部长。这时，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与鄂豫皖红军接通联系，奇袭蔡冲，智取邓庄铺，清扫高邑、马谷田。9月，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进驻焦竹园。
10中旬，坚持在桐柏山区的中共鄂豫边省委和和红军游击队在泌阳县召开会议，决定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
不久，国民党信阳专员武旭如带领豫南五县保安团到邢集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谈判，企图借机扣留独立团主要领导人，消灭独立团。
中共鄂豫边省委看穿了他们的阴谋，连夜将独立团撤到确山。接着，省委先后派独立团政治部副主任文敏生、一营政委张明河前往谈判，均没有结果。
之后，张明河在驻马店同国民党省政府的代表谈判，谈判虽无进展，但双方都表示可以继续进行。
中共鄂豫边省委研究决定派省委统战部部长刘子厚和张明河前往开封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谈判，并议定了谈判的三项原则：独立团听编不听调；干部自配；保证粮饷供给。
两人到开封后，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安排河南民军司令张钫与他们进行具体谈判。经谈判，张钫接受独立团提出的条件，双方达成了改编协议。张钫即拨给游击队1000套军装和3000元经费。
1938年初，中共鄂豫边省委派张明河到汉口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了与张钫的谈判情况。
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对豫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大加赞扬，并说明中共中央已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
周恩来又亲自致电张钫，婉言说明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已经改编为新四军，不能再接受其它番号。这样，共产党与张钫达成了谅解，保持了良好的统战关系。
1月中旬，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进驻确山县西部的竹沟镇。接着，在焦竹园与安、段团谈成接受条件，到竹沟整编安、段团，集中信阳邢集整训。3月底誓师东征，开赴皖东敌后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