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临睡前，陈毅对向导叮嘱，要注意夜间的动静。深夜时分，阵阵的狗叫声没有惊醒酣睡中的陈毅，但向导则判断：“游击队在行动。”
接着传来的是击掌声和轻微的交谈声，于是向导推醒了陈毅，告诉他发现了游击队。陈毅故意咳了几声，引起游击队的注意。
果然，一名山民打扮的游击队员走了过来，对他们进行盘问，陈毅一一作答。他们听了陈毅的自我介绍后，便将他带到山上，会见湘赣红军游击队独立团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
陈毅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救国十大政纲，并要求会见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段焕竞，刘培善立即派人护送陈毅到临时省委驻地铁境山。
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入侵湘鄂赣边苏区的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实行残酷的杀“三光”政策，造成许多地方家破人亡，一片凄凉。
留守在湘鄂赣边苏区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十六师，在湘鄂赣省委的领导下，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湘鄂赣边苏区，又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全境纵横三百余里，纵长千余里。
湘鄂赣边苏区的人民群众，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1927年毛泽东曾亲自组织领导过这个地区的人民，举行秋收暴动；彭德怀、黄公略同志相继在1928年7月22日举行了著名的平江起义。这里是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当敌人向江西中央苏区进攻的时候，它可以牵制武汉、长沙、南昌敌人的兵力；当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抗日的时候，它可以牵制、拖住敌人的部分兵力，配合红军长征；对湘赣、湘赣西、鄂豫皖等苏区的革命斗争，可以互相策应、互相支援。因此，它对敌人威胁很大，敌人把红色的湘鄂赣边看成是眼中钉，对该区的“清剿”也就非常频繁。
坚守在湘鄂赣边苏区的红十六师的前身是红十六军。1930年7月，由湘鄂赣边苏区的红军和平江、修水、铜鼓等地的工农地方武装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成红十六军，属红三军团。
1933年6月，红十六军取消了军一级编制，缩编为红十六师，师长为高咏生、政治委员温锦惠。红十六师下辖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和第四十八共三个团。
1934年6月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委的陈寿昌兼红十六师政委。1935年5月恢复红十六师三个团编制，由湘鄂赣边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兼任师长，方步舟任政委。1935年9月徐彦刚牺牲后，红十六师由傅秋涛同志领导。
1934年6、7月间，在一次护送湘鄂赣省委机关转移到修铜宜奉边开辟根据地时，红十六师在修水画坪苏区被敌人包围，在向龙门山区突围中，损失严重，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牺牲，省委后来称这次损失是“六、七月事变”。
此后，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剩余部队被迫迁回湖南省平江县的黄金洞休整。
这时敌人更加疯狂地对湘鄂赣边游击区发起进攻。敌人主要采取堡垒战术，层层封锁我湘鄂赣边苏区。敌人一般都在战略要道，重点地区，高山隘口，城镇和重要村庄，分兵把守。敌人以坚固的碉堡为依托，大规模的向苏区进攻，每年数十次，每次七、八或十几天。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退回到黄金洞，恰恰又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在这严酷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常常吃不上饭，缺衣少药，白天要隐蔽，晚上要行军转移，但红十六师并没有因此而倒下，他们在苏区群众的帮助下，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迁回黄金洞以后，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同志，副书记傅秋涛同志等主持召开了会议，决定尽快恢复红十六师，到人民群众中去扩大红十六师队伍。
当时，傅秋涛同志亲自抓扩红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扩红运动和打仗，红十六师已扩大发展到2100多人，并在几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已成为反击敌军二十八师、五十师、一四九旅、十八师、敌预备纵队、地方保安团等大于红十六师数十倍的敌正规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力量的主力部队。
1934年11月，红十六师向鄂东南方向移动，路经通城、崇阳之间的老虎洞时与敌人打了一个遭遇战，队伍受到了一些损失，省委书记陈寿昌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不久，省委在黄金洞的杨雀坦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傅秋涛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同时把恢复和扩大红十六师列为党政军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提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
会议还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搜集武装，开展扩红运动，发展红十六师的决议。经过半年的扩红运动，动员了1500多人，编为红十六师的主力第四十七团。
尽管敌人采取了种种残酷的手段封锁、围剿红十六师，但是英勇的红十六师在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的坚强领导下，仍然取得了几次辉煌的胜利。
1935年初，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挺进鄂东南，这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注意，他们即调动第五十师及新三旅的3个团向红十六师进逼。
2月，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除留下1个连在崇阳金塘执行保卫鄂东南道委机关外，全团开往崇阳大源桥，拟向西挺进，以配合红二、六军团的行动。
然而，在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到达靠修崇交界的鸡公埂的第二天，敌第五十师第三○○团即气势汹汹地由修水的芦坊闻风追至。
该团是在“六、七月事件”中导致红十六师严重挫折的敌主力之一，且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十分骄横，企图在鸡公埂重演“六、七月事件”。
游击区军民义愤填膺，提出“留下开花子，去打三百团”，红十六师领导人决定在鸡公埂阻击敌人，打击其嚣张气焰，振奋游击区军民斗志。
战斗打响后，红十六师先以四十六团特务营从左翼向敌先头营猛攻，立足未稳的敌先头营迅即溃败，逃窜中冲乱了自己后续部队的阵脚，敌军心为之动摇，而红四十六团主力乘胜分两路夹击占领鸡公埂附近山头阵地的敌3个营。
此役，红军毙伤俘敌约2个半营，缴长枪300余支，重机枪5挺。此一役是红十六师的重要关键，胜利后敌人约月余没有大的进攻。
鸡公埂战斗后，红十六师抓住敌人暂时不敢来犯的有利时机，在寿昌县一带积极开展新区工作，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捣毁敌人堡垒。
接着，红十六师为将修武崇通游击区联成一片，拟歼灭地处4县交通要道上的崇阳高枧构筑碉堡的敌人。红十六师通过侦察得知：敌人在高枧依着险要山势修筑了一个大碉堡，驻有敌地方武装1个保安中队，而在高枧附近的鼓响岭方向驻扎着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五师第三团。红十六师遂决定实施围点打援战术。
1935年2月18日，红十六师以侦察连将高枧敌之碉堡围困起来，而主力部队却埋伏在鼓响岭通往高枧的大路两旁的山上。
数小时后，驻鼓响岭之敌果然派其第二营1个连赶往高枧增援。该连进入红军伏击阵地后，红军突然出击，敌猝不及防，欲掉头逃跑，却被红军侧翼部队截住而陷入红军包围之中。
红十六师领导人从俘虏口中了解到被围的敌人属东北军第一○五师，而该师自东北沦陷后，被千里迢迢南调至反共前线，蒋介石企图使其与红军两败俱伤，以实现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的阴谋。
而这些情况，东北军官兵心中清楚，加上和沦陷日军手中的故土亲人失去联系，厌战思乡情绪严重。因而，红十六师指挥员决定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开展政治攻势，瓦解这股敌人。
红十六师敌工人员遂到前沿阵地喊话，唱抗日救亡歌曲。该连东北军官兵果然被感召，全部弃械投降。高枧碉堡守敌得知这一消息，也在傍晚交枪投降。
国民党军武汉行营获悉1个连官兵被红军遣返崇阳的消息后，深为惊诧，即派一个高级参谋前往高枧调查该连被红军缴械情况。
1935年3月3日，这名高参在驻鼓响岭第105师3团1营的护送下进至高枧。这时，一战高枧后进至崇阳附近活动的红十六师又由崇阳向通城行动，恰又经过高枧，得知敌1个营已到此地的情况后，于是迅速占领高枧两侧高地，乘该敌在高枧峡谷休息吃饭之机，出其不意地居高临下发起袭击。
敌顿时乱作一团，很快被悉数歼灭，其营长被击毙，敌高参等200余人被俘。战后，俘虏经过政治教育，大部自愿加入了红军。
1935年6月，敌军调动进攻江西的汤恩伯、樊松甫等主力部队，配合驻在湖南的长沙、平江、浏阳，江西的万载、铜鼓、修水；湖北的通城、崇阳等县的敌人，向湘鄂赣边苏区的红十六师进攻。
进攻的重点集中在南江桥、钟坪一带。四周形成了大小数十道包围圈，建立了数不清的碉堡群。敌人的总兵力大于红十六师数十倍，他们企图在此次“围剿”中一举全歼红十六师。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险恶形势，红十六师领导制定了应急的两个突围方案。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红十六师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实现了突围计划。
突围中徐彦刚左腿负了重伤，傅秋涛夫人湘鄂赣省委妇女部长曾湘娥壮烈牺牲。为了不影响部队转移，徐彦刚只身留在山上养伤，9月22日在云居山被歹徒谋害。
回到了黄金洞后，经过修整的红十六师在傅秋涛、严图阁同志的率领下，向浏阳、长沙进发，到醴陵附近，深入敌后，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庐山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谈判，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在湘鄂赣边区各地的党和红军游击队，没有接到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只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这方面消息的曲折反映。
湘鄂赣省委后来见到《解放》周刊上登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才初步了解我党关于这一问题的方针、政策。党中央1935年发布的“八一”宣言，省委直到1937年1月才收到。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省委一面数次派人去党中央请示，一面部署各级党组织对党员进行“特别教育”，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党员的“思想、行动、意识、语言、态度都应该执行和平合作御侮救亡的新转变”；一面动员和组织各地武装力量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
为了适应联蒋抗日政策的需要，省委于1937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傅秋涛，委员涂正坤、邓洪、刘玉堂、钟期光、谢乾、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
5月15日，以该会名义公开发表代邮快电，提出“凡诸同情本会抗日救国主张者，本会愿与之合作，共同奔赴国难”，“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主张。
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告，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国民党接受停战谈判。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南昌行营及其直接指挥下之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和平谈判，以增强统一的民族抗敌力量。
在谈判开始之前，国民党当局利用叛徒进行所谓“招抚”、“收编”的活动，企图诱骗红军游击队“投诚”，用以瓦解红军。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严正警告，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停止诱降活动，派出代表与省委谈判。
自7月中旬开始，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7月20日，省委与驻浏阳的国民党五十师谈判，双方协定：1、释放在押政治犯；2、在浏阳建立我方办事处；3、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8月29日，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就划定特区、驻扎部队、改编后的经费等问题谈判成功。
9月上旬，省委和省军区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整顿、改编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批到东北分区的，有吴咏湘、张学平、周连相等人。开始，他们并不清楚东北游击大队到底在哪里活动。到了铜鼓县城，得知宜丰的潭山镇驻有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处政训团，是专门对付游击队的特务组织，了解游击队的活动情况。
他们一行3人当日赶到潭山，吴咏湘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集中专员身份，与政训团交涉。在这里了解到，政训团企图在湘鄂赣边区国共合作谈判成功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前，会剿湘鄂赣东北分区游击大队。
吴咏湘立即与在大塅部署“清剿”的政训团主任许达通话，要他们立即停止“进剿”，撤销一切军事行动。双方达成在大塅举行谈判的协议。只等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立即进行谈判。
此时，东北游击大队在大队长吴嘉民、政委刘珍吾率领下，转战于九岭山区。就在吴咏湘等人到达潭山时，国民党当局还在玩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降的阴谋。当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时，国民党当局又玩弄新的花招，撇下吴咏湘等人，准备单独与东北游击大队谈判。
1937年9月19日，国民党当局通过一名樵夫给东北游击大队送去国民党南昌行营的一封信，说准备派代表同游击队谈判。同时，还送去一份傅秋涛等人署名的湘鄂赣省军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告人民书》。
东北临时特委和东北游击大队负责人结合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对当前发生的事态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派特委代理书记曾金生和东北游击大队政委刘珍吾下山谈判，为防止万一，又决定由大队长吴嘉民率领东北游击大队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奉新、高安一带活动，牵制敌人，配合谈判。
东北游击大队与国民党南昌行营的谈判，前后共进行了3次。前一次在宜丰黄沙港半山坡独立杉树下，后两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铜鼓带溪。
在前两次的谈判中，国民党南昌行营代表毫无谈判诚意，继续玩弄“招抚”、“收编”的把戏，遭到红军游击队代表义正言辞的驳斥。
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边来，东北游击大队在奉新高岭消灭了敌人1个排，随后又袭击了渣村的敌据点。在这种情况下，敌被迫撤出黄沙港、逍遥等游击区，其谈判代表也不得不重新坐下来谈判。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由于协议是双方代表达成的，需要经过各自的上级领导机关认可方能生效，国民党当局到这时才不得不让省委全权代表吴咏湘等人与红军游击队代表曾金生见面。
吴咏湘与曾金山在大塅见面后，认为“协议内容完全符合省委指示精神”。大塅谈判结束后，国民党当局立即解散了修、铜、宜三县反动游击组，撤走了龙门山附近的常驻正规军。
这时，吴咏湘、周连湘等人便开始寻找龙门山区的红军游击队。但是，由于在谈判前夕国民党曾企图重兵会剿湘鄂赣东北分区游击队，造成了紧张局势，故一时难于找到他们的踪迹。
于是，吴咏湘就派人四处散发湘鄂赣省委关于国共合作宣言、传单，张贴布告以及给游击队的信。同时，又到边区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扩大影响。
经过一星期的努力，周连湘终于通过大塅地下党双坑支部书记刘海维等人，找到了已经转移隐蔽在龙门山三竹洞陈国光家里的湘鄂赣东北游击大队。
周连湘与东北特委代理书记曾金生见面取得了联系。接着曾金生赶赴潭山去见吴咏湘。
1937年10月初，湘鄂赣省东北游击大队18人来到宜丰潭山集中，编成“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九大队”，吴咏湘为大队长，曾金生为政委。
在此期间，省委得到东北特委和吴咏湘的报告，又派出张蕃、骆奇勋、朱庆隆等人加强东北边区的工作。并指示：“游击大队下山后，要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集中边区武装组织，扩大部队”。
刘珍吾、汪克明奉命到铜鼓、奉新等地宣传抗日，扩充部队。在奉新上富，他们被国民党上富区公所以“破坏抗日”的莫须有罪名扣押并送往奉新县监禁。
后经吴嘉民、姜云义前往交涉，提出强烈抗议，奉新国民党当局才被迫释放刘珍吾、汪克明，并公开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一事件的顺利解决，为红军抗日游击队在边区各地扩充抗日队伍扫除了障碍。在较短的时间内，苏区人民踊跃报名参军，红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280多人。
11月16日，部队从潭山出发，经铜鼓开往平江县嘉义集中，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二营。
与此同时，李成铁等人奉省委指示，前往平修铜边区整理、改编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在这一带活动的有以傅彪为队长的平修铜游击队和以朱晃富为队长的平修铜保卫队。
经与国民党当局在渣津谈判并达成协议，下山集中的红军游击队动员爱国青年参军，红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约200人，在新四军驻修水通讯处副主任傅彪、朱晃富率领下，于11月间开往嘉义。
另外，战斗在金钟湖和峰顶山一带的东南游击大队，在卢振陆、黄启富率领下，也开往嘉义集中。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支队副司令兼一团团长傅秋涛，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处主任钟期光。
1938年2月3日，部队从平江嘉义出发，开赴苏皖前线。途经长寿街、浏阳的东门、官渡，来到宜春的慈化。广大群众欢欣鼓舞，沿途热情慰问。短短的三四天内，就有400多爱国青年踊跃参军。
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
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是南方八省游击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湘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以莲花县的棋盘山为大本营，在周围各个山区进行。
1934年8月7日，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湘赣军民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处于困难境地，湘赣红军六军团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开始突围西征。
红六军团走后，留守的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省军区进行了调整，留下坚持斗争的五个独立团共3000多支枪，加上县区武装，总兵力约5000人。
其中，独立三团有三百至四百人，这些干部大多是萍乡人，活动于安福、永新、莲花、萍乡、宜春一带，独立五团约1500人，跟随省委行动。
1934年7月，中共萍乡县委转移到安福泰山，与莲花、安福县委取得了联系。
根据湘赣省委指示，三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并组建莲安萍中心县委，领导萍乡县的大安区、新安区，安福县的泰山区、宜南区、莲花县的路口区、九都区。中心县委还合并三县武装力量，组建了莲安萍中心县委游击队，实行统一指挥，全队200余人枪。
其时，国民党反动派调第二十三师、第五十三师、第七十七师分驻在吉安、安福、遂川、泰和一带，第十八师驻茶陵，调江西保安十团驻莲花，保安六团驻安福，保安四团驻萍乡，会同各县地主武装，对湘赣根据地进行“清剿”。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永新也被敌人占领，形势日益恶化。省委及其武装部队决定避实击虚，放弃中心区域，转入山区与敌作长期周旋。
1934年9月下旬，湘赣独立三团转移到武功山下的泰山根据地。10月31日，湘赣省委和省军区率独立五团进入泰山，与独立三团和莲安萍中心县委会合。
这时，省委所能指挥的武装力量，只有独立三、五两个团以及莲安萍游击队，总兵力约2000人。从此，湘赣军民以武功山为主要依托，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展开游击战争。
武功山地处湘赣两省接合部，主峰坐落在萍乡与安福交界处。山体呈西南走向，绵延160余公里，南可通赣南、湘南，西能与湘鄂赣苏区沟通，有利于四面发展。
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屯田养兵之所，且丛林茂密、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战略要地。
此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立较早，军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觉悟高，信念坚定；又便于利用湘赣两省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尽管武功山条件较好，但湘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陈洪时深受“左”倾错误影响，在军事上未能根据新的形势，改变斗争策略，仍采取死打硬拼的斗争手段，把队伍集中起来，白天公开行动，四处烧碉堡，打民团，贴标语，扩大红军，突击筹粮，使部队目标暴露。当强敌进攻之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的消极防御手段，致使斗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11月中旬，江西保安团两个中队发现省委机关踪迹，便偷袭省委、省军区驻地袁家村，独立三、五团及莲安萍中心县委游击队仓促应战。
因敌兵不多，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将敌击溃，消灭敌兵80余名，缴枪40余支，还缴获了一批弹药。此次战斗虽获胜，但较早地暴露了游击队的实力，给以后的活动造成不利因素。
因省委机关暴露，敌增派主力部队疯狂地向泰山扑来，省委只得转移到安福境内的长源头、芦台一带。12月下旬，国民党军驻安福的五十三师纠集莲花、萍乡、宜春和安福等县保安团，进攻长源头、芦台村。
湘赣独立三、五团与敌军展开了阵地战，终因寡不敌众，趁天黑时分撤出战斗，掩护省委越过武功山金顶向深山区观形、双园坪一带转移。莲安萍中心县委则转移到五里山一带深山密林之中。
至此，湘赣苏区全部丧失。
1935年1月18日，坐镇武功山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任命该师第二三○旅旅长胡良玉为“清剿”指挥官，声称要在2月13日前肃清武功山的红军游击队。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共湘赣省委未能作出打破敌人“清剿”的相应决策，却错误地命令独立三、五团向莲花方向出击。
2月初，根据省委决定，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率领独立三、五团到莲花进行游击战。
返回途中，独立三团开到离莲花虎头岭不到三里路的一个山坡下，独立五团开到虎头岭下的十里牌地方驻防，在虎头岭上放了一个排哨。
这时，被在五里山一线对红军进行“清剿”的莲花保安十团发现，即以陈刚维的3个中队和贺志豪的莲花义勇队，从安福月里，经半江到莲花南坡，由天仙岭的瀑水岩窜到虎头岭，包抄独立三团；安福保安六团团长柏式乐率200余人枪从钱山开来做后卫，企图一举将独立三团消灭。
独立三团与莲花保安十团和义勇队展开战斗，因临战匆促，又处于不利地势，便撤退到靠岭背的一个山头应战。
此时，驻在十里牌的独立五团立刻向虎头岭急进，一营营长段焕竞率全营战士抢先夺回排哨丢失的阵地，并指挥部队反击。
同时，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亲自带领部队向虎头岭左侧冲锋，一举攻下虎头岭前面几个山头，将敌军压在三个山头中间。
敌军见势不利，掉头就跑。战斗持续半天多，逃在后面的莲花县义勇队大部分被消灭。但在这次战斗中，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不幸负重伤牺牲。
虎头岭战斗是一次遭遇战，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带来更多的消极因素。彭辉明牺牲后的一段时间里，省委失去了军事指挥中心。
省委书记陈洪时兼任省军区司令员，但军事指挥才能远不如彭辉明，致使战斗屡遭失利，部队减员极大。虎头岭战斗再次暴露了红军实力，使敌人进一步加紧对红军游击队的围截与“清剿”，致使红军地盘越来越小，活动越来越困难，供应越来越紧张，出现了最艰难、最困苦的斗争局面。
虎头岭战斗后，湘赣省军区独立三、五团折回省委驻地附近，在武功山的五里坊、紫极峰一带活动，并数次与敌交战。
由于叛徒告密，2月9日当湘赣省党政机关和独立三、五团在观形活动时，又遭到敌第四六○团的袭击。省委和省军区率部仓促应战，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损失。从此，与中共中央和红六军团的联系中断。
由于战斗接连失利，形势日益恶化，中共湘赣省委开始意识到集中行动、死打硬拼的危害性。
1935年3、4月间，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分散行动，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攸县、醴陵、萍乡边界的太平山建立指挥中心。
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迁到太平山后，时任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的陈洪时对共产主义信念产生动摇，暗中策划了投敌叛变的阴谋。
陈洪时的叛变，对湘赣边区的革命斗争危害极大。在湘赣省党政机关和红军中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党政干部士气不振，军心民心涣散。
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动摇分子如尹学鉴、刘发云等也相继投敌叛变，湘赣边区斗争陷入混乱、溃散的危险状态，湘赣边区的革命火焰面临着被扑灭的危险。
1935年7月，中共湘赣省委副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得知陈洪时叛变革命的消息，立即在莲花棋盘山的狮古塘主持召开湘赣省党政干部紧急会议。
会议揭露和批判陈洪时、刘发云等叛变投敌的行为，要求各级干部和红军坚定革命立场，肃清陈洪时叛变的恶劣影响，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斗争，巩固纯洁组织，团结群众，坚持斗争。
会议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成立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的湘赣临时省委，同时成立湘赣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曾开福兼任军政委会副主席、游击司令员；制定了“保存力量，稳定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重新确定了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之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方案。
棋盘山会议是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转折点。它的召开是湘赣军民的共同愿望，拨正了湘赣边区军民斗争的航向，在湘赣边区革命斗争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棋盘山紧急会议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派人寻找地方党组织和红军失散人员。省委常委段焕竞、谭汤池等人除在武功山区找到萍乡县委外，还在安福七都山找到了原红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分区修械所部分人员和原萍乡新安苏区军事科人员组成的游击队。
临时省委明确规定，部队以分散游击，积蓄力量、保存实力为宗旨，具体任务一是打仗，二是筹款，三是做群众工作。
根据规定，几个大队各有侧重：一、二大队以开辟新区、发展革命力量为主；三大队因所在的萍宜安地区较为富裕，以筹款为主；四大队随省委行动，既保卫省委，又做群众工作。
从此，红军游击队在湘赣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对敌斗争，终于走出低谷，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棋盘山会议决定加强地方工作，建立和健全巩固的游击队后方。因此，会后撤销中共茶莲县委，重新成立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
中心县委积极开展游击活动，1935年8月，新成立的茶攸莲游击队配合湘赣省游击大队，在莲花利富源、朱家坳、良坊和安福洋溪一带，焚毁敌碉堡10余座，打通了莲花至安福的交通线。
不久，茶攸莲游击队又奇袭莲花棋盘山下文塘村的一座敌碉堡，缴枪5支，手榴弹30枚，子弹350余发，击毙敌义勇队长贺长发。
接着，又转战五里山区，在莲花江背村，以“抓获红军游击队要犯，特来领赏”为名，引诱敌人离开碉堡，然后一举聚歼，缴获5支步枪和一批物资。
1936年2月15日夜，茶攸莲游击队一个小队深入八团龙头铁厂，活捉大土豪周纪勋。通过政策攻心，周纪勋不仅交出上万块银元，而且利用自己是国民党军官家属的身份，为游击队筹措枪支弹药。
游击队还深入敌军碉堡做策反工作，争取了一批敌军倒戈。到1936年下半年，这支经过战斗洗礼的游击队，发展成为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直到1937年底在莲花陇上改编为新四军一部分，踏上抗日的征途。
为了确保棋盘山会议确定的以武功山为依托，建立游击队根据地，开展群众性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实现，省委加强了对武功山地区的领导。
1935年12月，萍宜安中心县委在青龙山大江成立，迅速开展恢复各地党团组织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心县委共组建了10余个党的特别支部，30余个支部，发展党员100余名。
迁至古庙后，萍宜安游击队主动出击，摧毁敌人碉堡十余座，袭击了一批地方反动武装，缴获了敌人一批枪支弹药，在政治与军事上均取得卓著的成绩。
1936年秋冬之际，当地保安团出动所有兵力，向瑞庆塔一带山上的革命武装发起进攻。
临时省委和萍宜安中心县委为了避免主力损耗，撤离宜南古庙，向章庄的白沙地区转移。一个多月后，又向安福七都地区转移。
12月，临时省委迁至罗家屋。这时，整个武功山区已成为红军游击队自由往来的地区，游击战场逐渐向山下深入扩大，红军游击队实力不断增强。
1936年12月12日，湘赣红军游击队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在武功山下的三江村将部队再次改编，恢复湘赣独立团的番号。
萍宜安中心县委也发展到全盛时期，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安福，东至吉安，北至宜春的温汤，西至萍乡东桥，南至洲湖，整个武功山地区以及周围的万龙山、明月山、太平山、七都、杨梅、谷园等广大山区全部连成一片，并发展到永新铁境的禾山一带。
到1937年，游击队的活动更是遍及萍乡、宜春、分宜、永新、吉安、安福、茶陵、攸县等九个县境。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4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布宣言，宣布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指挥之下，并派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去湘赣边游击区，具体落实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
1937年10月，陈毅赶到吉安，与当地国民党公署专员刘振群会谈，就红军游击队给养、在吉安设立新四军联络办事机构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之后，又在城内召集了几位红军长征后失散的军政干部开会。
11月中旬，在陈毅的主持下，新四军吉安通讯处在该市的仁山坪3号正式挂牌成立。由郭猛任主任，韦瑞珍任副主任。不久后，又在永新黄冈成立了新四军留守处，接受吉安通讯处的指挥。
设立这个通讯处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红军失散人员，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负责新四军内部的联络、接待和后勤等工作。同时，也可代表我党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政治协商。
当时，武功山上还留有一支游击队。项英和陈毅也一直在关注这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久经考验的部队。但由于消息闭塞，不太了解上级的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要和曾与自己进行过斗争的敌人合作，游击队有的干部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借此指责共产党没有诚意谈判，准备派大军进山去“围剿”，游击队面临被剿灭的危险。因此，陈毅非常着急，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去武功山寻找游击队，做好收编工作。
11月初的一天，陈毅从吉安出发，来到安福县武功山下的洋溪镇。偌大的武功山，游击队又神出鬼没，到哪儿去找呢？
陈毅于是找到洋溪镇国民党区公所区长彭侠民，向其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要求他提供上山的装备和向导。对此，彭侠民不敢怠慢，为陈毅找了一名向导，备了竹轿，还派了两名保镖护送他进山。
这时，陈毅正患脚病，一路上跋山涉水，行走极为困难。但为了尽快找到红军游击队，他在离开洋溪镇的第二天，就打发走了轿夫和保镖，只留下向导继续前行。
沿途陈毅住在山区老百姓家中，帮助老百姓做事，宣传抗战政策。很快，陈毅寻找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队的消息，便传到了游击队在九陇山的团部。
武功山山高谷深，溪涧纵横，小道崎岖，沿途人烟稀少。从洋溪镇向南走，陈毅在一个叫茶树坪的地方上山，经陈山、蔡家坪等地直插龙山口，再折九陇山区，走了一天多的山路，陈毅到达了一个叫高坑的地方。
临睡前，陈毅对向导叮嘱，要注意夜间的动静。深夜时分，阵阵的狗叫声没有惊醒酣睡中的陈毅，但向导则判断：“游击队在行动。”
接着传来的是击掌声和轻微的交谈声，于是向导推醒了陈毅，告诉他发现了游击队。陈毅故意咳了几声，引起游击队的注意。
果然，一名山民打扮的游击队员走了过来，对他们进行盘问，陈毅一一作答。他们听了陈毅的自我介绍后，便将他带到山上，会见湘赣红军游击队独立团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
陈毅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救国十大政纲，并要求会见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段焕竞，刘培善立即派人护送陈毅到临时省委驻地铁境山。
谭余保等湘赣临时省委领导和红军游击队，由于长期被强敌困在深山老林，与外界隔绝，加上没有电讯设备，消息闭塞，对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全然不知。见陈毅的打扮，又听他说要和国民党合作，一时难以置信。
谭余保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近三年来，国民党采用军事围剿、经济封锁、政治诱降等残酷手段，“清剿”游击队，现在又讲合作，这无异于向国民党投降；因而误认为陈毅是“叛徒”和国民党劝降的“说客”，将他绑了起来。
经验丰富、有胆有识的陈毅沉着应付，一面热情赞扬谭余保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度的警惕性；一面耐心地说明根据新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以自己的坦诚胸怀阐述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国共合作的意义，并建议谭余保派人去吉安等地了解情况，不可鲁莽行事。
经过陈毅的耐心宣传说服，粗中有细的谭余保意识到形势可能确有变化。因此，谭余保决定按照陈毅的建议，派可靠骨干到莲花、安福、吉安等地了解情况，结果确有其事，并带回了设在吉安的新四军通讯处的有关文件布告。
在弄清情况之后，谭余保这位在危难之际擎起湘赣边红军大旗的革命领袖，含着热泪向陈毅赔礼道歉，表示毫不犹豫地服从中央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改编。
经过陈毅和谭余保二人反复研究，改编整训的地址确定在莲花瑶坊的陇上村。
1937年11月底，坚持在湘赣边区斗争的三百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五里山、牛心山、柑子山、杨梅山等地下山，在莲花瑶坊陇上集中，进行改编前的训练。
1938年2月，根据上级指示，湘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队一大队，由段焕竞、刘培善率领离开莲花，经安福、吉安，然后溯江而上，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湘南三年游击战争
湘南游击区位于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以湖南南部广大地区为主，主要包括湖南省的桂东、资兴、汝城、郴县、宜章、临武、嘉禾、桂阳、耒阳、常宁、永兴、安仁、衡南、衡东、酃县，江西省的崇义、上犹，广东省的乐昌、乳源等县的一部或大部地区。
这里山岭绵亘、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有利于部队的分散与隐蔽，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1934年8月，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奉命西征。此后，湘赣苏区即转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隶属湘赣苏区的湘南游击区也同时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
11月中旬，湘南特委由原副书记彭林昌接替王涛任特委书记，陈梅连任组织部长，尹志进任宣传部长，刘霞任军事部长，徐克全、余稼生、谷子元、林长春等为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