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长汀四都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军另以3个正规团、2个保安团进攻在连城、宁洋边界邹家山的红九团；以1个旅进犯在漳平永福的红八团。
红九团以一部兵力向小陶出击，吸引进攻的国民党军，主力向龙岩转移。红八团采取“绕圈子”战术，与来犯的国民党军周旋于漳平和龙岩之间，曾以伏击战、麻雀战在永福铁鸡岭、龙岩铜钵歼敌100余人。
3月，红九、八团与张鼎丞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先后汇集到永定地区。
红八团和红九团会师后，摆在部队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树立长期斗争的信心，组织统一的领导机构。
于是，3月间，张鼎丞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的身份在月流主持召开了两个团的领导干部会议。
会上，张鼎丞分析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斗争形势，指出今后的斗争环境将会更加艰难复杂，一定要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
但是，闽西人民革命是坚定的，只要坚定地依靠群众，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人民就会拥护我们。今后要与上级联系更加困难了，必须千方百计保存红军游击队的有生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斗争。
张鼎丞反复阐明了在新的形势和困难的环境中如何紧密地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样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在关键时刻从战略的高度提高了领导干部的认识，使大家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摆脱出来，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西军事、政治斗争。大家一致推选张鼎丞为主席，委员有方方、罗忠毅、吴胜、赖荣传、谢育才、朱森、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郭义为、廖海涛等。
国民党军发现红军游击队转移到永定地区后，即拟以第三、第十师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朝永定进击。
闽西军政委员会决定：以红九团出击永定以东，相机向南靖、平和发展；以红八团北上龙岩，袭扰第十师，破坏其南进计划。
红九团进入永定东部后，消灭了多处民团，扫清了国民党军的据点，巩固了永定东部游击根据地。
红八团在龙岩地区，充分利用地形，不断对第十师进行骚扰和袭击，使其穷于应付，停止南进。
至此，国民党军的第一期“清剿”被打破。
1935年3月，正当红八团与红九团胜利会师的时候，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分局特派员的身份与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第二营由赣南向永定方向突围靠扰。
在此之前，1935年2月上旬，邓子恢和瞿秋白、何叔衡等由一个警卫排护送，离开中央分局驻地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往长汀转移。
到达长汀后，在福建省委保卫队的护送下由长汀四都向永定转移。但由于暴露了目标，他们渡过汀江后，于2月24日在长汀水口附近小迳村被敌包围。何叔衡在突围战斗中牺牲。瞿秋白被捕，不久被敌杀害。
邓子恢率少数战士突围重返四都，正值陈潭秋、谭震林按中央分局决定，准备率红二十四师一个营转移向闽西开展游击战争。
于是，邓子恢和他们一起率部向永定方向挺进。经过半个月的跋涉于3月下旬到达永定仙师大阜村与张鼎丞部会合。他们准备在大阜召开闽西南军政负责人会议，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由于沿途突围战斗，部队到达目的地之后，战士们过度疲劳，都在村子里休息。第二天拂晓，正当大家还在梦乡之中，国民党军第十师五十二团二营四连在峰市陈荣光的民团和下溪南郑良坤的民团配合下，分三路包围了大阜。
情况万分危急，有些同志惊慌失措。此时，陈潭秋镇定地对大家说：“共产党人是铁打钢铸的，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要活着冲出去！”他和张鼎丞、邓子恢立即研究，决定由谭震林带领大部队突围，他带领一个警卫班进行掩护。
战斗打响后，陈潭秋连发几枪把敌人引向他这边来，边打边撤。这时，敌人越逼越近，陈潭秋在崖石后来回指挥，直至警卫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他才从悬崖上滚下山坡去。
这时，谭震林率领的突围部队，由于战士们仓促应战，营长又临阵脱逃，整顿一片混乱。这使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人处境十分危险。
就在这紧急关头，永东游击队司令兼第一大队长刘永生挺身而出，马上抓起机关枪并指挥部队和游击队立即向敌人反击，掩护领导同志和县委机关撤退。
这时，赖德华、郑添和和丘其银率领的文顺游击队40余人也赶来增援。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进攻，把敌人驱出了大阜。
大阜战斗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部立即撤至杭、永边境的严坑一带活动，后转移到西溪的赤寨。4月中旬，陈潭秋以中央分局代表的名义，在赤寨的一个瓦窑里召开了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上，陈潭秋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的电报指示内容和中央分局对今后斗争的指示：“根据目前形势和党中央最近的电报指示，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再搞大兵团作战，应当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要充分认识和相信苏区人民，他们经过长期的土地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同时，张鼎丞、邓子恢等一批领导干部和群众有血肉的联系，各个红军游击队又有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游击战争一定能胜利坚持下去。”
接着，张鼎丞也在会上讲了话。他根据大部份苏区已经丧失的严重情况，强调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继续牵制敌人、保卫苏区了，而是必须摆脱敌人的跟踪“围剿”，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有生力量，相机逐步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到会的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一致赞成张鼎丞的意见。
会议根据二月间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几个指示电精神，以及闽西当面敌情，确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和“军事上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存有生力量和锻炼现有部队，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和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保持各地领导骨干的安全与团结”的基本任务。
当时，留在闽西的武装部队有红八团、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以及红二十四师的一个营，加上各地游击队总共有500人左右。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发挥各地游击队独立作战的能力，会议对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活动范围和兵力部署进行了重新安排。
决定划分为四个作战分区：
以留在岩连宁地区活动的红九团第三营和明光独立营组成第一作战分区，罗忠毅为司令，方方为政委，主要活动范围在岩连宁地区。
以红九团第一、二营和永东游击队组成第二作战分区，吴胜为司令，谢育才为政委，赖荣传为政治部主任，主要任务是开辟永定、平和、饶平、大埔、云霄、漳浦等县地区，打通与闽南红三团的联系。
以红八团和龙岩、岩南漳游击队组成第三作战分区，邱金声为司令，邱织云为政委，魏金水为政治部主任，在龙岩、南靖、漳平一带活动。
以红二十四师的一个营和上杭、永定游击队组成第四作战区，由张鼎丞，谭震林直接领导，在杭永边一带活动。
会上，根据陈潭秋的建议，决定把闽西军政委员会改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并一致推选张鼎丞为主席，谭震林为军事部长，邓子恢为财政兼民运部长，郭义为任党务部长，朱森为参谋长，温仰春为秘书长，方方、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等为委员。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和游击战争方针、任务的确定，扭转了闽西南和红军游击队的危险局面，使各自为战互不联系的红军游击队有了统一领导和指挥机关。这对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残酷“清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游击战争战略方针、任务的确定，标志着闽西南党组织统一领导的形成和从正规战向游击战战略转变的完成。
赤寨会议结束后，张鼎丞留在溪南领导闽西和永定的游击战争。邓子恢、郭义为到永东的湖雷、金丰与各方联系，谭震林到上杭，方方，罗忠毅率明光独立营回岩连宁地区，吴胜和谢育才率红九团向闽南活动。
1935年春夏之际，在张鼎丞等积极转变战略，坚持进行游击战争的时候，国民党军开始组织对闽西的第二期“清剿”。
这次“清剿”，采取“驻剿”与“搜剿”相结合的办法。“驻剿”部队在各村庄、山头、隘口、要道普遍修建炮楼、堡垒，分兵把守，并配合“搜剿”部队堵截。
“搜剿”部队携带帐篷进驻机动地点，发现红军游击队立即进击和围堵。同时，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和严密控制，对红军游击队进行经济封锁。
闽西各作战分区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以坚强的斗志和灵活的战术投入反“清剿”斗争。
第一作战分区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率领明光独立营进入龙岩、连城、宁洋边区，与在该地的红九团第二营及原闽赣军区失散的100余人会合后，为了保存力量，除留部分在原根据地坚持斗争处，其余分别向永安、清流游击和到龙岩西北开辟新区。
至年底，第一作战分区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清剿”，在龙岩东北、漳平西南、清流南部、连城东南和永安、宁洋、漳平三县边界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吴胜、政委谢育才，率领红九团第一、三营和永东游击队，于4月底策应明光独立营北进，在初溪伏击国民党军第三师1个团。
随后直插南靖，南下平和，与闽南红三团会师后，活动于平和与广东大埔、饶平边境地区，恢复和开辟了永东、永定、平和、大埔交界地区，龙岩、永定、南靖交界地区，饶平、平和、大埔交界地区游击根据地。10月，第二分区奉命向闽西靠拢遭到国民党军8个团的追击、围堵。11月，政委谢育才收拢被打散的200余人，继续在永定、平和、南靖边境坚持斗争，并逐渐扭转被动局面。
第三作战分区司令员邱金声、政委邱织云率领红八团和龙岩、漳平游击队，进入龙岩西部，攻占了南洋坝。国民党军第十师以2个团进行堵截、追击。
红军游击队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于6月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进入红八团老根据地漳平永福地区。
9月向华安方向游击，在华安县城附近的官田战斗中失利，政委邱织云牺牲，又折回龙岩、南靖、漳平边区。此时，国民党军第十师1个旅和2个保安团进驻永福地区，在游击区内修筑碉堡，实行移民并村和保甲制度，给游击队的行动造成很大困难。
第三分区将所部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运用各种方式打击“驻剿”部队和保安团。在分散期间，各连共歼灭国民党军六七百人。
第四作战分区由红二十四师突围到闽西的1个营余部和永定、上杭游击队组成，活动于永定西北、上杭东南地区，负责保护军政委员会机关安全。
至年底，闽西国民党军兵力减少到5个师，情况有所缓和。
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传到闽西后，军政委员会于1936年1月举行第二次会议，确定在闽西地区开展争取一切阶级、政党、团体、军队和个人加入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
同时，将闽西游击武装改称抗日讨蒋军，第一至第四作战分区所属部队依次改为第一、第五、第三、第七支队，各县游击队改称抗日义勇军。
此后，各支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并改变了一些过去的做法，从而争取了当地一部分地主以及区、乡、保长和民团的同情。
与此同时，各支队坚决打击进犯之敌，新建了几块游击根据地。至8月，游击武装发展到近2000人，新成立了第二、第四两个支队。
1937年初，粤军2个师再次向闽西发起进攻。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南方工委转来的中共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指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在军事上不主动进攻粤军。
4月2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了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的决定。在此后3个月的谈判中，正确地执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8年1月28日，在龙岩白土由闽西、闽粤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2000余人组成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邓子恢调任军政治部副主任。
27日，在白土镇广场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发表了《为出发抗敌告别父老书》，与当地父老及各界人士洒泪而别。
3月1日，邓子恢、张鼎丞率新四军第二支队从龙岩东肖犀牛排广场出发，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
闽北游击区位于闽浙赣三省边界，以福建北部为主，包括福建省26个县近4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各种有利条件。
这里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早在1926年7月，崇安和建瓯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1929年，中共福建省委特派员杨峻德等领导农民武装在崇安上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闽北红军第五十五团。
1930年5月，崇安县苏维埃政权建立，闽北苏区初步形成。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合并，成为闽浙赣苏区。1933年4月，闽北苏区划归新成立的闽赣省委领导，成为中央苏区之一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之后，国民党军即调集重兵，对闽北苏区发动了反复的“清剿”。
闽北红军游击队在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人的领导下，依靠闽北地区的有利地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国民党军以4个师另2个旅和闽浙赣边区的保安团一部，共10万余人，分4路对闽北苏区大举“围剿”。其南路的独立第四十五旅进攻崇安县城以北的四渡桥，红军闽北军分区警卫连依托险要地形，打退了该旅从营至团的几十次冲锋，毙伤敌2000余人。
后来国民党军调来2门大炮轰击，警卫连退守距大安15公里的五渡桥炮台。由于闽北军分区司令李德胜坚持“以堡垒对堡垒”和“分兵把口”的消极防御方针，致使闽北红军陷于被动地位，节节败退，遭到损失。
至年底，北路之敌第二十一师由江西铅山越分水关进至距大安5公里之黄连坑；南路之敌推进到距大安5公里之小浆。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黄道召开了分区委会，建议分区特委和苏区机关撤出苦心建设多年的大安街，部队化整为零上武夷山打游击。
而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等人，仍坚持王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绝大多数同志坚决抵制了李德胜的错误主张。
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力量，相机打击敌人”，“牵制敌人”，支援中央红军北上。
在撤出大安街前，黄道下令实行坚壁清野，在大安街的房子里，到处埋上地雷、挨丝炮、炸弹。后来敌人虽然占领了大安街，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了应付新情况，闽北分区委决定：分区特委和军分区随独立团行动，各县成立游击司令部，县苏维埃主席和县委书记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随县独立营行动；各区成立游击指挥部，区苏维埃主席和区委书记分别兼任游击队长和政委，随区游击队行动，撤退身份已公开的干部，建立地下党支部，在敌人进驻的地区采取“白皮红心”政策，进行隐蔽的斗争。
1935年2月，闽北分区委决定将红五十八团、闽北独立团、西南独立团等部合编为闽北独立师，黄立贵任师长，卢文卿任政委，下辖3个团，共约2000人。独立师成立后即在崇安、浦城和资溪、光泽、邵武一带活动。
1935年是闽北游击战争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在根据地周围建立了封锁线和据点，并采取移民并村的办法，强迫群众迁居到据点里去，企图困死红军。
这一年寒冬，大多数红军游击队指战员都没有穿上棉衣，有的同志因体弱有病，经不住武夷山区的严寒而被活活冻死。队伍里个别人开始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产生了动摇。
3月，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借口去铅山篁村侦察敌情，公开叛变投敌，并立即带国民党军队搜山，残酷杀害来不及撤退的我军伤病员。
分区委书记黄道率领机关、部队连夜冒雨向桐木关方向转移，在桐木关外三港同吴先喜率领的西南独立团会合。
分区委随即整顿队伍，精简机构，将分区委、分区苏维埃和军分区等机关合并组成军分区司令部，吴先喜任司令员，精简的人员编入武装部队。
黄道及时召开闽北分区党委会，作了《反叛徒，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政治报告，并将情况通报各地。特委、军分区机关和兵工厂也及时作了转移。
这时，国民党军对闽北苏区大举“清剿”。为了打破“清剿”，黄立贵率领独立师第一团挺进到建松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不久，当地紧张局面缓和，又回师崇安。
同时，独立师主力分散在崇安、建阳、邵武、光泽、资溪、广丰等县，在武夷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李德胜叛变后，形势更加严重，游击队员们不得不经常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转移，有时一夜就得转换三四个山头。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还扣押了黄道的母亲和妹妹，企图胁迫黄道投降。敌人的诱降阴谋失败后，便四下张贴布告，悬赏捉拿黄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游击队面临断粮的境地，黄道发动大家剥竹笋、找野菜、挖葛藤根充饥；并寻机通过各种渠道搞回一些粮食，维持部队的生存。
1935年夏，敌江西“剿共”二纵开赴上饶甘溪，发动全面“围剿”。黄道、吴先喜等集中了五六百人，在甘溪五里外金钟山以相对优势的兵力打了个伏击战，消灭了二百多个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
8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军事上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向敌后挺进，创造新游击区”的方针；政治上允许“白皮红心”的做法，争取保甲长和大刀会；经济上改打土豪分田地为筹款、减租减息。
会后，独立师分三路向外线突击。国民党军随即组织优势兵力“追剿”。
11月，闽北独立师主力在上饶县甘溪附近的伏击战中歼灭国民党军200余人，缴枪200余支。在此期间，挺进闽东北的独立师部队，曾在当地同情革命的大刀会武装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2个营。
到1936年春，建立了以建瓯迪口为中心，包括建瓯、松溪、政和、古田一带纵横50公里的游击根据地，部队扩大到2000余人。
在崇安岚谷大山的樟村里，黄道和游击队员迎来了1936年元旦。
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新年后，黄道向特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积极向敌后挺进，开辟新游击区。”
特委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决定留下曾昭铭、汪林兴等坚持崇安、建阳老根据地的斗争，由黄立贵领导独立师打出浦城，经过松溪、政和向屏南一带发展。这一计划的实施，粉碎了敌人对游击队的封锁和“围剿。
1936年1月底，中共闽北分区委令黄立贵率领独立师第一团主力从建阳出发，向闽东挺进。
2月间，在与尾追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师周旋中，于建阳界首镇附近歼其500余人，并击伤其师长，迫使该师停止追击。
随后，又在屏南上楼村冲破国民党军第五十六、第十一师的包围，歼其1个营又2个连。
当月进至闽浙边界的洞宫山地区，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闽东独立师会合，打通了闽北、闽东两个游击区的联系。
4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同闽东特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敌人组织“闽浙赣剿匪指挥部”纠集三省兵力对付红军的形势，认为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对两个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会后成立闽赣省委，黄道任省委书记。
闽北、闽东独立师仍分别在各自的地区独立活动。闽赣省委将原闽北分区委所辖地域划分为4个游击分区，独立师下属3个团也改编为4个纵队。
当时闽北、闽东等地民间自发组织了不少封建迷信武装组织大刀会，其成员大多数是穷人。这些大刀会，有的被地主阶级利用来对付游击队，有的则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
黄道分析了这一情况，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分化、争取大刀会。当时建松政地区，有个势力强大的大刀会组织，是以抗丁抗税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
黄道就派黄立贵、饶守坤到建松政地区去，对这个组织的首领晓以大义，将他们争取了过来。以后又从浙东方面争取大刀会徒一千余人，这使闽赣省委在领导游击战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此外，黄道从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的政策，如对地主实行筹款和减租减息等。这样，军饷、粮食、弹药有了着落，游击队的处境得到改善。
到1936年底，闽赣省游击区已发展到东至闽东，南抵闽江，西达闽赣交界的邵武、光泽、资溪，北连江西信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1937年初，国民党军又以4个多师和1个保安团向闽北游击区进攻。由于有的游击分区领导人急于打退敌人的进攻，集中兵力硬拼硬打，使红军游击队遭到较大损失。
2月，独立师第四纵队在光泽北部柴家村被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包围，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阵亡，部队伤亡很大。第一纵队在抗击国民党军进攻中也遭受很大损失。
为此，闽赣省委命各游击分区的部队转入山区分散隐蔽活动。国民党军采取“驻剿”与“搜剿”相结合的办法，将游击区分割包围，严密封锁，并派大量便衣四处侦察，使红军游击队的活动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领1个营在邵武、顺昌、建宁、泰宁一带活动，被第七十六师2个团前堵后追，该营即分散以排为单位活动。
黄立贵带1个排转移近2个月，仍未甩掉敌人。7月13日被围困于邵武梧桐际村，突围时黄立贵不幸牺牲。闽赣省委转移至光泽与建阳边界的猪母岗高山上，被第七十五、第七十六师围困达2个多月，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将进攻闽北的第三、第七十五、第七十六师撤走，形势才渐趋好转。
1937年初，黄道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不久又在截获的福建省银行汽车上发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从中知道了“一二．九”运动的情况。黄道敏锐地估计到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他一面派入到上海、香港，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一面派人下山购买书籍和报纸。
不久，派出的同志寄回了党中央于1936年九月作出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以及红军挺进山西的《东征宣言》。
黄道便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以求对时局变化有一个新的认识。在闽赣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
在此基础上，1937年2月7日，闽赣省委做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这时，蒋介石调集了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等几个师的兵力，包围闽北游击队，企图消灭这支人民武装。
黄道带领游击队，在邵武二都桥、建阳响古、崇安松林、铅山石塘镇等处和敌人周旋，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战斗，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终于粉碎了敌人消灭闽北游击队的阴谋。
1937年3月7日，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闽赣省委成立了闽赣省军政委员会，黄道任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任副主席。
闽赣省委还发布训令，要求：“发动团聚与组织全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对付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都应该联合起来，使全国人民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都参加到反日阵线上去。”
1937年9月24日，闽赣省军政委员会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建议以民族危亡为重，团结起来，协调一致，共同抗日；并通过“快邮代电”，多次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
在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形势面前，经过闽赣省委的不懈努力，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地方当局终于确定了双方互派代表进行谈判。
1937年9到10月，国民党政府派江西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诚、福建省光泽县长高楚衡为代表，先后与中共闽赣省委代表黄知真、邱子明、曾镜冰、黄道等在福建省光泽县的大洲村举行了多次谈判，双方达成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
谈判期间，闽赣省委派出的曾昭铭也分别在南昌和京找到了项英和叶剑英，终于恢复了同中央中断了三年的联系。
在黄道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方面最终同意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同意划出铅山县石塘镇为红军游击队集结改编地点。
为了得到我党中央的具体指示，黄道与曾镜冰又于1937年9月25日向叶剑英发了信。不久，中央指示南方各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底，闽北游击队在铅山石塘集中，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奔赴江南抗日前线。
闽东三年游击战争
闽东游击区，位于福建省东部与浙江省东南部交界地区，靠山面海。中心区域在闽东北，活动范围包括23个县境，与闽北和浙南两个游击区毗邻。这里居住着畲、汉两族人民，畲族人口占畲族全国总数的一半。
闽东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早在北伐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1931年至1932年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叶飞等到闽东指导农民革命运动，帮助组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3年底至1934年初，闽东地区共产党组织和各地工农武装利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和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闽东防务暂时空虚的有利时机，发动了全区武装暴动。
1934年1月，闽东党组织在闽东工农游击队基础上在霞浦县盐田乡西胜村成立了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十三团，团长任铁峰，政委叶飞。闽东红军独立团成为了闽东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
1934年2月，在各县普遍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以马立峰为主席、叶秀蕃为副主席的闽东苏维埃政府，创立了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苏区。
1934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被破坏。为统一领导闽东苏区的武装斗争，1934年6月，在福安柏柱洋成立了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书记苏达，委员马立峰、詹如柏、叶飞、曾志、阮英平、阮仓、林孝吉等。
1934年9月，闽东特委于宁德桃花溪支提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独立师由闽东红军独立第二团、独立第十三团及红七军团留下的部分人员组成。师长冯品泰、政委叶飞、副师长赖金彪。下辖三个团，二个独立营约1500余人。
闽东地区革命的发展，震撼了闽东广大农村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闽东的工农革命，陆续调遣第八十七师等部连同原驻守闽东的新十师、海军陆战队等数万之众，集中“围剿”闽东苏区。
1934年12月26日，敌将王敬久令所属各部及各县清乡队、民团、大刀会等武装12万之众，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闽东苏区，企图将闽东红军一网打尽。
闽东苏区面临国民党军大规模的“围剿”，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形势十分危急。中共闽东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由于与党的上级机关失去联系，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长征，更不了解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通过闽东《红旗报》连续发表文章和十条紧急动员令，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紧工作，动员全区军民武装上前线；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敌人“围剿”、“为土地为苏维埃”斗争到底。
这些通令和号召在苏区得到迅速贯彻执行。独立师和各县独立营先后在寿宁三角林地区打垮国民党军一个营的进攻；在寿宁龟岭击溃新十师一个连；在霞鼎长岭山上拦击新十师一个营；在寿宁岗垄击毙国民党军营长一名；还攻下福安北区岭兜、霞浦岚下、溪浦等地。
但是这些局部的胜利未能改变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被动局面，形势继续恶化。闽东红军西南团攻打连江透堡、官坂、黄岐等地，均因敌强我弱而失利。
1935年1月上旬，国民党第十二绥靖区所属的各部已经全部进入了闽东地区。进攻福安地区的敌人主要是新十师肖乾部，进攻连江、罗源地区的是八十七师王敬久部，进攻寿宁地区的是从山东调来的刘珍年师，另一个多师和四十师一部兵力在闽浙赣三省边境构筑封锁线，将赣东北、闽北、闽东地区加以分割。
独立师在闽东苏区中心福安陷于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情况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闽东特委在福安洋面山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这是闽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次重要会议。
闽东特委紧急会议由叶飞主持，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主席马立峰、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标、政治部主任叶藩等出席了会议。
由于大家都缺乏经验，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大举进攻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是无论如何要保卫苏区；另外一种是和敌人硬拼一定会失败。特委会议开了一夜，还未取得一致意见。
争论到最后，叶飞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苏区当然要保卫，但跟苏区共存亡、决一死战是不对的，这样保卫不了苏区。我们应该主动把苏区变成游击区，用游击战争对付敌人，才能不被敌人消灭。地方被敌人占领，我们上山嘛。把苏区变成游击区，无非是回到我们以前那个局面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斗争，敌人拿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都有经验。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围住了，死拼，和苏区共存亡，那不是正好被敌人一网打尽？独立师要不要和敌人打一下呢？要和敌人打一下，不打就跑掉不好，群众会有意见。但要好好研究打的方法，我们不能硬拼，要保存自己，给敌人一个打击就行。”
对这个意见，与会者同意了，分歧的意见取得一致，当即作出决定：独立师给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之后，即转移到苏区外围，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支持和配合苏区坚持斗争。苏区被敌人占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上山打游击，把苏区变为游击区。
第二天，独立师即在福安东区洋面后面的彭家山同敌新十师展开作战。由彭家山一直打到堵平，激战终日。
这是独立师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一次战斗，是一个消耗战，没有什么缴获。但是，这一仗给深入苏区的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对于以后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是有意义、有作用的。
独立师打了这一仗以后，当晚，即由堵平经福安上白石附近转移到寿宁地区。到达寿宁的三岔岭，正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太阳已经西斜。
突然队伍前后枪声大作，原来是中了敌人的埋伏。副师长赖金标立即指挥部队占领背侧小山头抗击。不幸光荣牺牲。
当晚突破包围，退到政和，又转到周墩，最后转移到宁德的杨梅岔。这时，独立师只剩下500多人了。但是主力保存了下来，跳到苏区外围宁屏古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独立师一突围，敌人就像洪水一样，几乎淹没了整个根据地。这是闽东斗争形势最危急最困难的时期。可是尽管少数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但大多数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低头，独立师仍然存在，干部群众抱有希望。1935年三四月间，敌人以为革命力量已经消灭，“清剿”任务已经完成，逐渐撤出苏区。其实，红军的骨干力量在闽东人民的支持下，宁屏古新的游击根据地已经发展起来了，独立师也逐渐扩大。
叶飞派人与苏区联系，得知苏区也在逐步恢复。于是抓住这个时机，返回苏区进行反攻。闽东独立师首先同在福安、宁德边区坚持斗争的阮英平同志会合。
闽东独立师留下一个纵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主力继续向苏区挺进。首先到达福安、寿宁地区与在福寿边区坚持斗争的范式人同志会合，进一步摸清了根据地的情况，得知许旺同志在霞浦、福鼎边区坚持斗争。
独立师主力返回苏区的消息传开后，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纷纷下山，摧毁敌人据点，恢复工作。
1935年五月，重建了闽东特委，叶飞担任书记。组织部长是阮英平，宣传部长是范式人，委员有许旺、郑宗玉、陈挺等。
根据当时各个地区被分割的情况，特委决定下设四个办事处，统一领导各个地区的斗争。宁屏占地区办事处由阮英平同志负责，福安、寿宁地区办事处由范式人同志负责，霞鼎地区办事处由许旺同志负责，鼎平地区办事处由郑宗玉同志负责。
决定把独立师分为三个纵队，以纵队为单位在各个地区活动，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第二纵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由阮英平同志指挥；第三纵队在福安、寿宁地区活动，由范式人同志指挥；叶飞率领独立师主力第一纵队在各地机动。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敌情，叶飞把地方部队分成几十人、百把人不等的许多小的作战单位，经常到敌军驻地去骚扰敌人，同志做群众工作；待敌人疲惫并被迫分散后，独立师就迅速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由于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并得到群众的支持，因而常常出奇制胜。从此，闽东各块根据地的武装都开始积极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部队，并且恢复和巩固了游击根据地。
1934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赣、皖南遭十倍于我之敌包围，不幸覆没，方志敏同志被捕。粟裕、刘英同志率突围出来的部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1935年，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10月间，粟裕，刘英同志率领挺进师百余人，在福建省寿宁县的郑家坑和闽东特委会师。
随即闽东特委和以刘英同志为首的浙西南政委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叶飞主动提出接受他们的领导，刘英同志采纳了这个建议，双方共同组建了闽浙边临时省委。
当然，由于挺进师此时也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无法报中央批准。临时省委由刘英同志任书记，粟裕同志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并相应地成立了闽浙军区，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
这时，挺进师建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已遭受损失，闽东地区则有四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每块地区各有一个独立团坚持原地斗争。
叶飞看到挺进师没有根据地的情况，就把鼎平地区和鼎平独立团划给他们，这就是以后的浙南地区。刘英同志就以挺进师和独立团改称闽浙独立第一师，把闽东独立师改称为闽浙独立第二师。
闽浙临时省委成立后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闽东和浙南双方不但关系很好，而且很密切。挺进师还抽调了一些干部帮助闽东地区和闽东独立师的工作。
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内部分歧，主要是在如何坚持斗争的方针问题上的分歧。
1936年秋天，斗争形势又紧张起来。国民党以刘建绪为绥靖主任，对闽浙、闽赣边区红色游击队进行“清剿”，并再度“围剿”闽东根据地。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其“剿共”方针，更加疯狂地对南方根据地进行“清剿”，妄图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
闽东党和闽东人民已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清剿”斗争。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独立师仍以纵队为单位在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斗争。
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畲族。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
1936年10月至1937年2月，国民党军伙同当地民团曾三次焚劫了这里六个畲村。敌人抓住雷银俤等八位老人和妇女，逼问红军医院和修枪厂的所在，结果只得到“不知道”三个字。
闽东党就是这样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
到1937年，大部分根据地已逐渐巩固。连江、罗源的部队则由海路南下莆田仙游地区，与莆田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会合，坚持闽东地区的斗争。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整个南方地区都与中央隔断了联系，所以政策的转变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在南方各个根据地是个大问题。
闽东党长期脱离上级党的领导，只有千方百计搜集党的公开文件和报纸刊物，从中分析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每隔一两个月总要攻打敌占据点，固然也有补充枪支弹药，筹款、扩大政治影响等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夺取报纸，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闽东地区毕竟靠近福州，搜集香港、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比较方便。1936年冬，叶飞等看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后又得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其他宣传品。
从报刊上，叶飞等又了解到全国各个城市里蓬勃的学生抗日运动，看到了新的革命**，所以闽东游击区的政策转变比较顺利。
不久，成立了闽东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代替闽东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布告，大量翻印《八一宣方》，到处张贴，开始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虽然没有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际上不打苏维埃旗帜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闽东游击区在政策上作了更大的改变，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只提抗日救国的口号，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团结起来抗日，只要愿意抗日，都可以团结。
游击队的政策进一步改变以后，开始收到效果，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商人、联保主任、乡绅、教师，都敢于和红军接触了。
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带了一班人，投奔红军，说是觉悟到只有共产党人和红军是真正抗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历史潮流。
不过叶飞等一直坚持的是反蒋抗日，对于联蒋抗日，还没有思想准备。后来听说蒋介石要来领导抗战，红军要改编为国军革命军，有些不相信。
为了进一步弄清全国形势的变化，八月底，叶飞决定攻取宁德八都重镇。这仗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是为了搜集报纸。
叶飞搜集到不少上海、南京、福州的报纸，整版整版的刊登着抗战战况。在《申报》上，叶飞发现两篇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
叶飞这才知道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准备开赴前线抗日。
于是，特委做出决定，改变策略，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向福建省政府、闽东各县政府发出了油印信。这已不是一般泛泛地进行宣传，而是采取行动了。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说什么“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继续进攻，企图把游击队各个消灭。
叶飞一面积极争取停战谈判，一面坚持进行自卫。在南阳附近消灭了浙江省保安团一个连，又在宁德的亲母岭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连。敌人进攻不成，又吃了苦头，这才老实一些，表示愿意谈判。
国民党当局提出要叶飞亲自去谈判。对此，特委认真进行了研究。鉴于何鸣事件的教训，决定不宜由叶飞立即出面谈判，如果被国民党当局扣留了，不好办。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人家会以为没有诚意。因此决定派范式人作为全权代表去谈判。
第一次谈判地点在宁德县城，国民党方面由省保安处处长黄苏为代表。但是国民党对于和平谈判并无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获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坚持要把红军收编为“保安师”。
红军要改编，国民党要收编，一字之差，相争不下。而这一字之差正是合作的原则问题。
大概就在这时候，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张云逸同志来到福州。但是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放弃诱降、分化、瓦解闽东游击队的阴谋，不让张云逸去。他们推托说，游击队没有固定地点，一下子找不到。又说，已经进行谈判了，不必去了。
张云逸在福州通过一些进步青年看到了叶飞等的布告、传单等，知道不会上当。反正国民党当局“收编”不了时，总要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就离开了福州。
第二轮谈判，还是范式人去。黄苏却又推托说红军提出的条件他们不能解决，要红军到福州同省主席陈仪面谈，又把谈判拖延下来。第三轮谈判也没有成功。
月中旬，上海战场形势更趋紧张，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开谈判。由范式人同志去福州，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协议。
1937年12月，《福建民报》上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闽东党和福建国民党当局的谈判经过了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时，新四军已在南昌设立办事处，项英、陈毅同志也到了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要叶飞领受任务。这样，叶飞才下山经福州去南昌。
叶飞在南昌接受了新四军军部命令，部队开到屏南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为团长。
1938年2月14日，叶飞率部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东，踏上抗日征途，留下范式人同志在闽东坚持斗争。
闽中三年游击战争
闽中地处福州和厦门之间，腹地为兴化湾平原。这里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富饶，是国民党统治福建省的中心地带。
虽然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央主力红军没有经过这个地区，但这个地区并非没有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相反，这里是福建大革命时期建党的三个地区之一，也是最早开展武装斗争的地区之一。
自1928年3月在闽中莆田县的广业山区成立第一支农民游击队后，这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就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1930年，福建省委派邓子恢到莆田，创建了中共莆属特别委员会和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并在莆田外坑乡建立了闽中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1934年春，福州中心市委遭破坏，书记陈之枢等被捕叛变。脱险后的市委常委王于洁和巡视员黄孝敏先后建立了福清、莆田两个中心县委，并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闽中武装斗争既不像苏区那样由正规战转为游击战，也不像新游击区那样从头开始拉队伍打游击，而是由原来的游击战争向更高的水平过渡和发展。
1934年冬，国民党集中主要兵力“追剿”长征红军，并对各苏区进行军事“清剿”。而地处敌人统治中心和福建沿海交通枢纽的闽中地区，反动武装力量却相对薄弱。
闽中党组织便利用敌人的这一空子，在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使敌有后顾之忧，以钳制敌人的力量。
这时，在王于洁、潘涛等领导下，莆田全县武装骨干集中组成了一支可统一指挥的红军游击队，于同年12月奇袭了常太枫叶塘镇，摧毁了这个地区的反动堡垒，一举缴获20多支枪、子弹数千发，从而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打响了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一枪，开辟了常太游击根据地。
与此同时，黄孝敏、刘突军也在福清成立一支30多人的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到了1935年3月，闽东游击区的西南团陷敌重围，部队被迫解散。
连江县委书记魏耿、西南团团长杨采衡和共青团连江县委书记陈云飞率骨干20多人渡海撤退到福清，加入了福清游击大队。
接着，福清中心县委派陈云飞打入罗汉里匪窟，争取了刘阿和所部，从而开辟了罗汉里游击根据地。
同年5月，莆田和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成立了闽中特委，并把两支游击队统一改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
从此，闽中地区的两支武装游击队和两块游击根据地，在特委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主动出击，使敌人疲于奔命。
10月初，第一支队在肃清罗汉里根据地范围内的土匪、民团之后，队伍发展到100多人，于是首次远距离行军至莆田，袭击大洋田粮处。
大洋被游击队袭击之后，国民党驻军第九师第四十九团团长夏德贵立即电告绥靖司令部，并派军进攻红军，结果是一个营的正规军和一个连的保安队被游击队不足一个连的兵力击败。
而当敌第四十九团在福莆永边“清剿”一无所获之际，第二支队却在莆田常太根据地周围打土豪、攻民团、杀恶霸，搞得轰轰热烈。
尤其是1936年1月公开镇压恶霸、铺差韩觐侯之举，影响更为广泛。当时还贴出署名“中国人民抗日义勇军闽中第二支队”的布告，宣传支队宗旨：“本队是抗日民族自已的武装队伍，彻底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卖国贼及一切军阀汉奸出卖东北四省与华北华南，誓死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凡是拥护我们抗日的个人和团体，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应团结起来。反对我们抗日及压迫民族的人，是汉奸卖国贼及其走狗，我们在广大民众拥护及要求下，决以革命纪律制裁之”。
第二支队在莆田的一系列革命行动，使敌人不得不把第四十九团从福清调到莆田来“清剿”。
这次对莆田根据地的“清剿”，由敌夏德贵团长亲自指挥，时间持续达三个月，除正规军外，还有壮丁队百余名，保安团一个中队，“分四路由下宫、漈兜、渡口、外坑等处进兵兜剿”。
敌一进山就用枪逼着群众带路，并砍树烧山。“清剿”部队搜索到那里，晚上就在那里宿营布哨，以图紧缩包围圈，将游击队一网打尽。
闽中特委决定将红一支队分成3个分队，与敌周旋于山间密林之中。当时正处春寒，**雨绵绵，缺医少药，寒风刺骨。战士们衣着单薄，饥肠辘辘。
但红色游击健儿在艰苦的环境中，团结一致，矢志不移。在支队政委刘突军率领下，一面机智地引诱敌人在山上盲目乱转，一面选择时机予以伏击。
尽管敌人采取“三光”政策，但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不屈不饶地顽强斗争，使敌人无计可施，连国民党报刊也哀叹无可奈何。
闽中两支游击队不仅敢在山地上同数倍于己之敌打游击战，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转，而且还把游击战争打到福厦公路干线和福州市郊。
一次，正当敌人集中兵力“清剿”莆田常太根据地的第二支队时，第一支队即沿着福厦路北上，连克闽侯大义乡和沪屿镇的民团、保安队。在两战告捷后，又于1936年2月下旬，在福厦路的闽侯、福清交界地段部署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使国民党福建当局大为震惊。
当敌人从福州派出宪兵四团和省保安一团联合赶到出事地点企图救援时，游击队早已扬长而去。
继而敌又调驻莆田之第九师四十九团和驻福清的保安五团配合包围；省府还“派飞机一架，在出事地点附近侦察。铁甲车两辆亦驶往协助逡巡”，“综计各路兵力，当在三千以上”。敌人如此兴师动众却奈何不得游击队。
为了打破敌人对罗汉里根据地的“清剿”，王于洁亲自赶到永泰后溪，沿莆永边的山区小路，把第一支队带到莆田常太根据地同第二支队会师。
就这样，敌人历经三个月的多兵种“清剿”，以不得结果而告终。
敌人对罗汉里根据地的“清剿”被粉碎之后，闽中特委决定把两支游击队合并整编为一支队伍，继续活动在福厦公路的莆田地段上。
游击队先袭击了驻莆、仙交界长岭路段上的保安队一个排，毙敌8名，缴枪8支。继而攻入设在莆田第三大集镇黄石的国民党区署，击毙巡官和区警4名，缴枪30多支。
1936年下半年，国民党驻军第九师换防，由第八十师第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部进驻闽中，旅部先设莆田，后迁泉州。
钱东亮一到莆田，立即命令所部第四七八团团长李鼎彝亲自率兵主持“剿共”。游击队则运用“敌进我退”的灵活机动战术，从常太根据地撤到莆永边的仙溪。
而当敌人再次部署兵力分三路扑向莆永边的根据地仙溪时，游击队又机警地提前撤出，并沿着原第一支队所在的福莆永边的根据地杀回马枪，直插敌人的后方，再次奇袭福厦公路上的官口镇，镇压了该镇反动联保主任潘德仁，并散发了抗日救国传单。
就这样，闽中红军游击队与强大的敌人巧妙周旋，反复较量。在坚持不懈的斗争中，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力量，还扩大了政治影响，使敌人不得不承认闽中红军游击队的存在，从而接受闽中党组织提出的谈判条件。
同兄弟游击区的情况一样，闽中游击区的党组织是在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
直到1936年秋，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几经辗转才与厦门市工委取得联系，由厦门市工委帮助同南委接通关系。因此，闽中特委自1936年秋即开始归南委直接领导。
但由于交通阻隔，南委只能用把《救国时报》定期寄到莆田秘密通迅处的办法，让闽中特委领导人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1937年2月，闽中特委领导人从《救国时报》上了解到“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新方针后，正召集特委会议研究贯彻，不幸由于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所围捕，造成特委领导人集体牺牲的惨重损失。
幸存的特委军事部长刘突军主持成立闽中工委，接替特委的领导职能。
同年4月，闽中工委派黄国璋赴香港与南委接头，姚铎代表南委指示闽中工委“可以选择有利时机和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
闽中党组织根据南委的指示精神，从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出发，于8月12日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发出和谈倡议，并主动派出代表进城与国民党莆田县党务指导员黄士豪和县长夏涛声先后举行谈判。
经过一番斗争，在闽中党组织坚持要保留红军原有人员干部、保持党的独立领导等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下，于8月28日初步达成协议。
但是，在队伍改编的番号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把游击队纳入当地驻军第八十师编制。
由于闽中工委领导人对抗日形势的估计不够全面，同意把闽中红军游击队200多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师特务大队，刘突军和杨采衡分别任正、副大队长，部队下山驻莆田城郊。
11月，国民党方面又借口金门沦陷、闽南告急，要把特务大队调往泉州。而闽中工委领导人在不知道漳浦已经发生何鸣事件的情况下，片面认为去泉州可以争取恢复安南永根据地，又可表示我方的合作诚意，结果上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当，犯了类似闽南何鸣的错误，埋下了“泉州事变”的祸根。
12月，闽中工委代表黄国璋到香港与南委接头后，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指示》的精神，于是意识到部队进城驻扎是一大隐患。
当时南委采取两项应变措施：一是把闽中工委划给闽粤赣省委领导，以便及时指导工作；二是鉴于刘突军已公开露面，不宜再做秘密工作的情况，决定闽中工委书记改由黄国璋担任。
1938年1月，黄国璋到达永定，向省委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等汇报了闽中的情况，这是闽中第一次与其他游击区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同年1月17日，省委写给南委的报告中专门谈及闽中的问题：“黄国璋同志已来我处，今下午讨论他的工作，很快布置他回去开展那边的斗争。”“但莆田一带红色部队点编宣布归八十师指挥，为八十师特务大队，现已开往泉州，驻扎整训了。这包含有危险性，就是那边当局企图变这一部队为私有物，最低限度有可能被调离闽中，不能达到闽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极大作用的武装力量，除我已向项英陈述要和省府和八十师交涉达到能够为闽中抗战作群众武装的骨干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之用外，南委也尽可能设法争取这一要求的实现”。
国民党当局为了不让闽中赤色游击队加入新四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改变这支队伍的性质。开始是提出要特务大队扩编为正规营调到浙东抗日，且提拔刘突军任中校营长，但遭到刘突军的婉言拒绝。
当看到刘突军不上圈套之后，便下决心重演“漳浦事变”的故伎，一边秘密杀害刘突军，把驻泉州的闽中游击队包围缴械，一边制造“刘突军不服从命令”的谎言搪塞舆论。
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阴谋遭到共产党组织的及时揭露。当时闽西南特委机关报《前驱》发表三篇评论文章予以揭露。
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还以“樨华”为笔名，亲自撰文驳斥顽固派的背信弃义行为。
文中说：“据说（闽中赤色游击队之被缴械）是因为‘不服从命令’；‘不服从命令’的原因说是因为刘突军同志不肯担任八十师的营长，共产党员不做官，怕做官已成为一条罪状了，而且这种‘罪孽深重’竟致‘祸连’全队士兵了。这不晓得是新民法，还是新刑法，还是战时手法？倒值得我们来‘研究’与‘学习’。”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负责人王助、范式人则以合法身份找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据理力争，迫使对方同意把闽中赤色部队送交新四军，让其赴皖南抗日前线。
闽中游击区是在不了解中央“八?一”指示精神的情况下，比较早与当地国民党谈判，并把红军游击队纳入国民党部队序列。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谈判协议，宣布将南方八省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时，闽中游击队早已被编入国民党部队。
直到1938年1月中旬，闽粤赣省委才正式向项英和东南分局报告了闽中游击队的改编问题。3月“泉州事变”之后，新四军和东南分局才正式确定把闽中游击队收编进新四军。
迨至5月，新四军军部由岩寺迁至太平县之后，闽中游击队才从福州行军到军部报到。所以，在此之前的新四军编制序列中没有闽中游击队的名称。
闽中游击区和其他游击区一样，在中央红军长征后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保存了党组织，保存了武装力量和大批干部，并加入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