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对随行人员说：“这几天同志们辛苦了，大家用热水暖暖脚后早点休息。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赶路，争取尽快抵达南昌。”
这时，屋内又拥进一批人。原来，时在长汀、瑞金地区打游击的张开荆听说谭震林到了瑞金，未及联系，就带了几十名游击队的干部、战士连夜赶到办事处。
他们的出现可谓给了谭震林一个惊喜。谭震林随即改变主意，连夜召开会议。游击支队除留下刘国兴、杨洪才等少数干部在驻地掌握部队外，张悌、钟德胜、胡荣佳、张开荆等多数干部都参加了会议。
闽赣边三年游击战争
闽赣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边界，故又名汀瑞边游击区。其范围包括瑞金县的大部、长汀县的古城和四都地区，以及江西省的会昌县、石城县一部。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区域在瑞金大柏地的罗汉岩、观音、武阳、白竹寨和长汀县的猪仔、丝茅坪、上下温地一带地区。武夷山脉横亘其间，山高路险。
主力红军长征后，活跃在闽赣边的汀瑞游击队，在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开辟了闽赣边游击根据地。1934年底，敌人进入苏区后，由福建军区组建的汀瑞会县独立营，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被敌人冲垮了，只剩下张开荆等十几个人，转入山上坚持斗争。瑞金的区、乡游击队多被打散，余部并入县游击司令部，编为四个大队，分散打游击。
1935年2月底，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决定突出于都南部的仁凤山区，将部队分为九路突围。这时，在闽赣边仍有5支游击队与敌人浴血奋战。
这5支队伍是：赖昌作、钟德胜领导的瑞金游击队；胡荣佳、彭胜标领导的陶古游击队；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张悌等领导的兆征县游击队；张开荆领导的汀瑞会游击队。
不久，兆征县游击队和汀瑞游击队相继加入陶古游击队。这样，在闽赣边坚持斗争的只有瑞金、陶古、武阳等三支游击队。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靠游击队党委的集体智慧，制定行动方针，领导游击战争。瑞金游击队是以瑞金游击司令部及其四个大队，以及瑞金保卫队为基础演变而来的。
1935年2月，瑞金游击司令部四个大队在瑞金的安治前被围后，在赖昌作、刘连标、钟德胜、钟天喜的带领下，计划前往九堡、转到铜钵山打游击。
他们在牌子垴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只有钟天喜、钟德标率一部分人员从山脚下冲过去，大部分队伍被敌人包围。
司令部决定拼力再分两路冲出重围，一路由刘连标、杨世珠率领，从官仓山河一带突围；另一路由赖昌作率领，从下宗经野山帐转到超田。
这次突围，虽有一部分同志冲了出去，但是大多数同志牺牲，司令员刘连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少部分被击溃而失散。原瑞金县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杨世珠逃跑。
两次突围损失很大，部队集中到九堡后，于1935年3月上旬整编为三个大队。由刘德胜、钟天喜、钟德胜任大队长。大队下设三个分队，由杨洪才、梁桂荣、刘德胜任分队长，张明、吴金辉、杨胜生任副分队长。
在此活动不久，又被敌“追剿”，游击队决定转回老基点九堡，在转移途中，在冬瓜窝与敌遭遇，在突围战斗中，大队长钟天喜不幸牺牲。
至九堡后，将部队重新整编，合编为一个大队，钟德胜任大队长，在九堡山豫蔽斗争。
1936年l0月，游击队被敌发现追击，钟德胜率领部队转移到长汀上下稳地一带，赖昌作留在罗汉岩，后被敌杀害。几经周折，奋斗牺牲，瑞金游击队仅剩23人，但精悍干练，装备精良，是一支拖不垮的战斗队。陶古游击队是由陶古区游击队发展起来的。1934年11月，根据斗争的需要，由福建军区牵头，将瑞金县陶阳和长汀县古城合并成陶古区，成立陶古区委、区游击队，彭胜标任区委书记兼区游击队政委，胡荣佳任区委副书记兼区游击队司令员。游击队下辖三个排，一个侦察班，共120余人，在闽赣边界上实行联合作战。
兆征县委成立以后，这支游击队由兆征县委领导，一直活动在古城、陶阳、四都一带。国民党第三十六师进占长汀后，兆征县委被破坏，县委书记赖某投敌叛变，县独立营被敌人打散，仅剩五六人，在营长和政委带领下，加入陶古游击队。
由于经不起斗争考验，营长、政委及兆征县保卫局局长张小超等都投敌叛变。彭胜标、胡荣佳成为陶古游击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1935年1月，敌人对汀瑞边的游击队实行分区“清剿”。为了保存力量，陶古游击队利用崇山峻岭，隐蔽活动在猪子崠一带的山上。
敌人采用篦梳式的“搜剿”战术，进行经济封锁。
正当陶古游击队处于困境中时，10月下旬，张开荆率领汀瑞会游击加入到陶古游击队，加强了游击队力量，陶古游击队成为闽赣边三支赫击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他们在彭胜标、胡荣佳、张开荆领导下，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活跃在猪子崠、蓝田一带，影响逐步扩大。武阳游击队成立于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占领瑞金县城，瑞金再次陷入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
在国民党的残酷清剿下，武阳人民积极应对，于10月下旬成立了武阳区游击司令部和下洲区游击司令部。武阳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赖美玉，政委朱正凤，游击队队长刘国兴；下洲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朱德柳，政委杨群波，游击队队长郑登柱。
根据瑞金县委、县游击司令部的安排，武阳与下洲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点在白竹寨一带。
红军主力长征后，武阳游击队在刘国兴等的领导下，在天门岽竹子坳一带，采取“诱敌深入、且战且退”的灵活战术，诱敌于深山之中，多次将敌击溃。
当地流传“黄田府，粟坑县，白竹寨胜过金銮殿”的民谣，称颂游击队。
1935年3月，武阳游击队与刘国兴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并整编。武阳游击队在刘国兴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多次化装深入敌巢，袭击武阳、石水联保办事处。敌人对刘国兴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无不闻风丧胆。
不久，由于国民党的清剿，瑞金各路游击队先后来到白竹寨会合，白竹寨一时成为国民党“清剿”的重点。为保卫白竹寨游击根据地。
1935年5月，各路游击队先后撤离白竹寨，转移到丝茅坪一带。待敌退出白竹寨后，刘国兴再次返回，继续在武阳领导游击战争。
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刘国兴领导武阳人民，在松山、石水、安富、下洲、螺石等地建立了党支部，组建了武阳区委，使一度遭到破坏的武阳党组织得了一定的恢复。
中共武阳区委领导松山、螺石、石水等地下党支部，配合刘国兴领导的游击队打土豪、袭击伪联保办事处。地下党组织还培养和挑选群众中政治可靠的积极分子加入游击队，加强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
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依靠群众力量，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拖延了国民党军追剿主力红军长征的步伐，同时也成为瑞金三支主力游击队之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辟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后，敌人放松了对闽赣边的“清剿”，汀瑞游击队进入了巩固发展阶段。
1937年1月，钟德胜率瑞金游击队来到观音崠，与瑞金游击队取得了联系。6月，武阳游击队在群众指引下，也找到陶古游击队和瑞金游击队，三支游击队汇合了起来。
从此，闽赣边三支游击队在各自孤军奋战两年后，终于冲破国民党的分割封锁，摆脱了各自为战的局面，使闽赣边的游击区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937年9月上旬，闽西游击区的张鼎丞、邓子恢派遣肖忠全等抵达闽赣边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介绍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
根据同瑞金当局达成的协议，闽赣边游击队于11月上旬，分别从上下温、冷背山、天门等地向瑞金武阳区的桃树排和安治的兰田两地集中整编。
游击队正式定番号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钟德胜任支队长，胡荣佳任党代表，彭胜标任副支队长，周桂生任参谋长。支队下设3个大队。
部队整编完毕后，即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入伍。
1937年10月上旬，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在白沙成立。
1938年初，中共闽粤赣边省委突然接到来自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的电报。
电报除通报了军部成立情况外，要求省委立即派人到南昌汇报游击区情况及商谈游击队改编事宜。
省委书记张鼎丞接电后，随即召集组织部长方方、宣传部长邓子恢、军事部长谭震林等通报情况。大家听到消息后，都非常高兴。省委当即决定派谭震林前往军部汇报工作，接受关防、命令和商谈部队改编事宜。
谭震林知道此行道路崎岖、遥远，且责任重大，不容闪失，随即着手准备工作。他草拟了一个关于闽粤赣边省委及闽粤赣边游击斗争的汇报大纲，设法找来一张详细的福建地图，以备军部需要。
之后，谭震林还特地从红军游击队和地方交通站中精心挑选了12人，全部配上驳壳枪，组成一个警卫班。
这个警卫班不仅仅是护送谭震林前往南昌，而更重要的任务是要留在南昌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的警卫部队。
此前，项英只身前往南昌赴任，身边没有警卫人员。当时公务繁忙，频繁外出，多有顾虑。得知谭震林欲来南昌，他特别提出要谭震林带一个班送给他作警卫。
1月10日，谭震林肩负着闽粤赣边省委的重托，带着警卫班和随从人员告别白沙，前往南昌。15日下午，他们乘汽车抵达江西瑞金。
瑞金曾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不免令谭震林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加之连续几天的跋涉、奔波，一行人稍显疲惫，谭震林决定在瑞金休憩。于是，一行人来到河背街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
他们抵达瑞金办事处时，夜色已经降临。一月的夜晚，北风呼啸，寒意袭人。办事处人员立刻将这批远道而来的同志迎进室内，熬粥烧水，置炭烤火。融融的暖意顿时在简陋的平房里弥漫。
谭震林对随行人员说：“这几天同志们辛苦了，大家用热水暖暖脚后早点休息。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赶路，争取尽快抵达南昌。”
这时，屋内又拥进一批人。原来，时在长汀、瑞金地区打游击的张开荆听说谭震林到了瑞金，未及联系，就带了几十名游击队的干部、战士连夜赶到办事处。
他们的出现可谓给了谭震林一个惊喜。谭震林随即改变主意，连夜召开会议。游击支队除留下刘国兴、杨洪才等少数干部在驻地掌握部队外，张悌、钟德胜、胡荣佳、张开荆等多数干部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是由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汇报游击队情况，研究部队整训、转移和党组织的恢复、发展等问题。
在场的张开荆与游击队员们听到这些消息后都很兴奋。长期以来，他们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在深山丛林，艰难坚持，如今终于可以走出山壑，形成合力，为民族正义而战，这是多么大的转折。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大家意犹未尽。然而，就在这夜幕的遮掩下，一场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悄然将新四军瑞金办事处围了个水泄不通，随后破门而入。
面对突发事件，红军游击队员们极为气愤，他们拔出手枪准备自卫。有个战士不顾一切就往外冲。
谭震林赶紧大喊：“不要冲！”但已来不及了，只听见外面一阵枪声，这位战士倒下了。
气氛骤然紧张，与张开荆同来的游击队负责人钟民拦住他的两个想要开枪的警卫员，大声说：“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要开枪，不要上当！”
虽然气氛剑拔弩张，双方子弹上膛，但游击队显然不占上风。谭震林为制止事态扩大，避免流血冲突，上前一步厉声喝道：“谁也不许开枪！”
现场一下子沉寂下来。谭震林冷静而严肃地对在场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和冲进来的国民党兵说：“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不能打内战！所有中国人民和抗日同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都要联合起来，团结对敌，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谭震林特别对国民党兵说：“现在国共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你们不要误会，我们是为团结抗战而来，我们都是中国人。”
“不要听他煽动，开始搜查！”一位国民党军官恶声恶气地打断了谭震林的讲话。
国民党兵开始逼上来搜查。谭震林生气地说：“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国共两党商定原则的，必须立即停止。”
刚才那位军官强硬地说：“你们这么多人深夜集会，不事先去当局备案，一定图谋不轨。我们是奉上级命令前来搜查的。所查物品登记扣留，等查清后再奉还贵军。”
谭震林虽然不知道事出何因，但看架势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为顾全大局，防止发生意外，谭震林下令不要抵抗。
院子里开始忙起来。国民党士兵有的持枪警戒，有的收缴红军和游击队的武器子弹、钱物及其它物品，有的则忙着现场登记。这种嘈杂的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才渐渐平静。
之后，谭震林、张开荆和游击队员均被非法扣押在办事处。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谭震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恶劣的后果仍在延续。第二天，从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电台的温仰春及其所带报务员等人返回龙岩途经瑞金，因与办事处联系时被黄镇中侦知，亦遭扣押。
由于温仰春随身带着蒋介石委谭震林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的委任状，瑞金国民党当局虽然还想耍赖作梗，但心里已发虚，不得不区别对待。
当时，以新四军联络参谋身份前去龙岩的邓振询、李坚真，途中闻知此事，顿感事态严重。他们随即赶往瑞金与黄镇中交涉，并出示公文证件，要求释放谭震林和其他所有人员。不料，肆无忌惮的黄镇中竟然也将他们软禁。这便是当时影响极大的“瑞金事件”。
国民党瑞金地方政府蓄意制造“瑞金事件”的目的，在于伺机消灭地方游击队。为此，在谭震林等被扣押期间，他们还导演了一出戏。
第二天晚上，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有个营长单独找张开荆谈话，意思是可以放他出去，但要他把山上的红军游击队带进瑞金城里改编。
张开荆警惕地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引虎下山”之计，欲借部队进城改编之机达到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但他同时认为这也许是能争取出去的一次机会。于是，他佯装“考虑”以后再予答复。
当时，谭震林虽被扣押，但还有小范围自由。张开荆立刻伺机将情况向谭震林作了汇报，并提出可利用对方释放他归山之机，将计就计，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和国民党的阴谋告知游击队领导人。
同时，为防止游击队遭遇不测，他将争取带领他们向龙岩方向转移。经过慎重考虑，谭震林同意了这个将计就计的策略，并说：“为了挽救游击队，你赶快离开这里，回去把队伍带走！”张开荆遂依计而行。
第二天晚上，那个营长再次缠住张开荆个别谈话，并以“小弟”自称，又施一招，硬要“结拜兄弟”。
张开荆严辞回答：“我们红军从来不搞这种封建关系。”坚决予以拒绝。对方以“没有诚意”为要挟，不结拜不罢休。
张开荆为了摆脱纠缠，再次答应“考虑”，才打发走了那个营长。他随即又将此新情况向谭震林作了汇报。张开荆说：“现在事态很明显，如果我不和对方结拜兄弟，他们就不会放我回去。为了挽救游击队，我准备与他来个假结拜，这样可以迷惑他们。我出去后就把游击队带离险境，前往龙岩整编。”
谭震林觉得形式上的结拜是完全可以的，随即对张开荆说：“我同意，你放心干吧，组织上相信你。”
谭震林还特别强调：“结拜后要迅即返回游击队，向游击队领导人晓以真相，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率全部游击队离开原地，转移到龙岩整编。你告诉大家，这一行动计划是由我确定的。”
张开荆回答：“请放心，我一定能将游击队带出去。只是不知道出去后如何组织营救你？”
“这个不要你管，你的任务是尽快设法将游击队带出去。我在这里继续与他们交涉，出去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暂时还不敢把我怎么样。”谭震林很有信心地说。
就这样，张开荆与那个国民党营长搞了个“结拜”仪式，随后张开荆被释放回到游击队。
张开荆抵达游击队后，立即向游击队的几位领导人谈了“瑞金事件”经过，并传达谭震林的指示，火速进行动员，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秘密转移。
“瑞金事件”发生后，新四军驻龙岩、池江两个办事处立即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是蓄意破坏团结抗日局面，要求立刻放人，妥为善后。
这时项英正在赣州，他得悉“瑞金事件”消息后，亲自向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独立第三十三旅黄镇中部破坏合作协议的阴谋活动，要求熊式辉责令瑞金当局立即释放被扣人员，否则将要承担起破坏抗战的责任。被关押的谭震林也在积极与国民党瑞金当局交涉，据理力争。
经过新四军抗议和再三交涉，加上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不承认瑞金当局此举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的违法行为，并陆续释放被扣人员，全部归还被抢走的枪支和财物。
反动派精心策划的这起破坏合作抗战、反共反人民的事件，终于宣告彻底破产。
1月19日，国民党瑞金当局释放了谭震林、温仰春、邓振询、李坚真以及随从人员，归还了电台、枪支和证件等。长汀、瑞金游击队负责人也在事后被陆续释放。
显然，“瑞金事件”是国共合作抗战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谭震林对此虽感遗憾，但仍以抗日大局为重，未作过多追究。
得到自由后的谭震林得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新四军办事处等他，随即带着警卫班从瑞金出发，经赣州赶往池江。
当日晚，谭震林与项英、陈毅在池江会合。
项英、陈毅紧紧拉着谭震林的手说：“谭震林同志，你辛苦了。”
“没有什么，只是我们的见面晚了几天。”谭震林随即把警卫班12名战士交给项英，并说：“总算把他们交给你了，两天前我还不知道能否完成这项任务呢！”
项英说：“见到你比什么都重要。在南昌时我还在想，你谭震林怎么说来之后突然没音讯了，原来到瑞金后走不动了。”
谭震林也不无幽默地说：“他们要留我，我有什么办法。”
项英、陈毅闻之不禁失笑。
继之，谭震林向项英汇报了闽粤赣等地游击队改编的情况，同时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为了让党中央及时了解“瑞金事件”的发生及解决情况，项英随即以谭震林的名义向中央和长江局发出了关于“瑞金事件”经过的情况报告。
当时，新四军军部已决定将闽西南、闽粤边、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以张鼎丞为司令员，谭震林为副司令员。部队整编任务在即，谭震林带两名警卫员受命立即返回龙岩。
2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龙岩白土召开抗日誓师大会。之后，在张鼎丞、谭震林率领下，部队从龙岩白土出发，取道安徽屯溪向岩寺进发，开赴抗日的新战场。
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4月，北平一间简洁静谧的寓所里，一个身材高大、脸庞削瘦、身着浅咖啡色西装的人，正在埋首疾笔。他不时发出一阵阵剧烈的哮喘声，但依然那样聚精会神，飞快地书写看什么。
这位长年伏案背有点驼的人，就是曾写出众多战斗檄文，指导闽粤边军民进行艰苦卓绝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黄会聪。
黄会聪到达北平前，有着一段不平常的经历。1934年1月，黄会聪冒着寒风，到了中国红都瑞金，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五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交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要求他在闽南粤东组建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于敌人后方和侧翼开展猛烈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黄会聪接受任务后，于同年4月回到闽南，开始在漳属靖和浦苏区进行组建特委的筹备工作。5月1日，由黄会聪和吴野鹭、何鸣组成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委。
8月，临时特委在平和南胜邦寮山村召开中共闽粤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并正式成立以黄会聪为书记，何鸣、何浚、林路、许其伟、余丁仁、谢卓元、张华云等为委员的中共闽粤边区特别委员会。
从此，黄会聪和巍峨的尪仔石山丛林中的草寮连在了一起。黄会聪上任伊始，严峻的局势就考验着他。虚弱的身体和令他不得安宁的哮喘，真让同志们为他担心。
大家经常看到他日夜工作，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咻咻，都劝他多休息。可他总是说：“敌人正在逼进，中央苏区形势危急，我没有权力休息！”
1934年秋，蒋介石军队突进中央苏区腹地。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进行长征。刚刚建立起来的闽粤边特委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为此，闽粤边党和红军不仅要独立作战，而且要根据时局的变化进行战略策略的转变。黄会聪的才智，在这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黄会聪虽然像个文弱书生，但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他十分善于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
中央红军举行长征后，以黄会聪为首的特委认为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已不是牵制敌人兵力，而是要在困难的情况下，突破敌人封锁线，保存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为了不使闽粤边区陷入孤立无援境地，黄会聪提出了“打通闽西，联系东江，稳住边区，向外发展”的战略，制定了“武装部队到外线作战，迂回打击敌人，组织和武装群众，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迅速组织边区红军分兵出击。
在黄会聪的领导下，闽粤边游击队一路向西南方向发展，进入乌山地区，打开通往粤东边界的交通走廊；一路向西北方向发展，挺进大芹山区，与闽西游击区遥相呼应；一路向东南方向推进，开辟梁山游击区，扩大活动区域。
红三团等武装队伍，执行特委决定，依靠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短短一年中，不仅恢复和扩大靖和浦的游击区域，而且创造云和诏三县边区的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努力争取靖和浦、云和诏、潮澄饶等闽粤边区游击区域联成一片。
1935年9月，特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再次确定进一步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强调要在巩固游击根据地的同时，把游击战争同抗日宣传、民族统一战线等结合起来。
游击队采取灵活的游击技术，“不打硬仗，避敌主力，击敌薄弱环节”，从而开辟了大片游击区域。
同年12月25日，黄会聪代表特委起草《坚决的为着开展反日的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这“是我们党目前最重要的紧急任务之一”。
1936年3月，黄会聪在特委机关报《战斗》上发表题为《福建危机与党目前紧急任务》一文，号召“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们，不分党派、宗教信仰和姓氏，在反日旗帜下团结起来，开展广泛的民族战争”。
黄会聪带头力行，把特委的文件、决议付诸行动：大力武装群众，在边区各县建立15个中队的人民抗日义勇军；领导抗日民主运动，边区各县有几万名农民募捐抗日基金；派出代表联络各党派所领导的反日组织与反日武装，一致抗日；成立闽南各界反日救国会筹备会，统一领导各地的反日运动，并与上海全国反日救国总会建立密切联系；将100多名被错抓的富农全部释放，请他们自愿募捐一些抗日经费；主动把红三团、独立营等红军队伍改编为闽南红军抗日支队，并成立漳州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抗日事宜。
这些在南方各游击区中，实属首创，为后来闽粤边区实现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黄会聪早年患有哮喘病和肺病，到1936年病情开始恶化。特委决定黄会聪由其爱人，时任特委妇女部长的郑静其陪同到上海去找中共中央汇报闽粤边区的胜利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顺便治病。
在闽粤边一千个日日夜夜里，他食不甘味，寝不暖席。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对边区革命事业付出的辛劳；从他忍受着疾病折磨而不停歇地工作和战斗，可以看到他对党的忠诚和革命斗志的坚定顽强。1936年10月，黄会聪离开闽粤边区那巍巍的尪仔石山，带着边区军民的重托和满心的希冀，前往上海寻找中央汇报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北上两年多来，闽粤边区党与红军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因此，黄会聪此行并不顺利，他在上海三四个月，始终联系不上中央，心里焦急万分。
正当黄会聪左等右盼“上海临时中央局”音讯的时候，万幸地找到了一条线索。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这条线索使黄会聪走出了困境。他后来通过陈云、邓颖超向中央报告，报告中说：“从在全救会工作的刘某某这一线索来找寻中共中央。”
于是，黄会聪赶紧找到上海全救会，在他们的帮助下，辗转到了北平，才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联系。但是，黄会聪严重的哮喘病，已经使他说话困难，他不得不逗留在寒冷的北平，以笔代言写下二万五千言的长篇报告，递送中央。
实际上，在黄会聪来北平之前，他已无法大声讲话。他每说一句话都显得那样的困难，以至发展到后来连一句话都难以说得清楚，常常要靠他的妻子郑静其看他的口形把他所要表达的话“翻译”出来。尽管这样，黄会聪仍不停地工作。
黄会聪对革命斗争是充满信心的，但他为了使党中央尽快了解边区情况，也为了及时取得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他想争取在自己还能动笔写信的情况下，尽力完成这份长篇报告。
然而，在他强忍病魔带来的极大痛楚，一笔一言，吃力地写完二万五千字的报告，把它交给交通员带往延安之后，他却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生命处于垂危境地。
这时，几他最惦念的是边区党和红军，最挂念着的是那些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同生共死的广大革命群众。在弥留之际，他还失声地喃喃呼喊着：“闽粤边……闽粤边……”
黄会聪北上上海、北平寻找党中央汇报工作时，由何鸣代理特委书记。
何鸣，原名何君熙，海南万宁县人。历任闽南红三团连政委、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闽粤边区特委常委、代理书记和红军游击队主要负责人，为闽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闽粤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何鸣秉承黄会聪关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宗旨，进一步调整对敌作战的方针政策。
1937年2月，他通过平和县高坑乡溪头保保长赖光辉弄到一些国民党报刊，从中获悉蒋介石已经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何鸣当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给国民党闽南地方当局和驻军一五七师写信，表明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对抗日的态度，同时请赖光辉等3个保长牵线，争取尽快与粤军第一五七师接触，并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报告。
3月5日，南委向特委发来指示信，要求“红军和粤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保护福建或闽南”，并给出了具体的谈判内容，主要有：红军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名称可改为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可受粤军指挥，红军给养要能得到保证等。
而粤军一五七师对闽粤边特委“合作抗日”的主张和行动则置之不理，仍不断对红军游击队发动军事进攻，执行其上峰要求于5月底前彻底“肃清”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何鸣一方面率领红军游击队坚决反击敌军的进攻，维持了军事上的相持状态，一方面在闽南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使闽粤边区抗日爱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日益高涨，粤军一五七师一部分中下层官兵的抗日情绪也被激发起来。
面对闽粤边特委的政治攻势，第一五七师上层眼见5月底彻底“清剿”红军游击队的计划无法实现，便指令其平和驻军营长钟定天接受谈判，但密令“谈判不忘进攻”，耍弄起通过谈判达到其趁机如期“剿灭”红军的阴谋。
5月，第一五七师派平和山内驻军一连长伍笃祺为代表，闽粤边特委派机关工作人员卢叨为代表，在山内郭坑村进行首次接触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几天后，何鸣写了两封信给钟定天，要求“双方不应互相残杀，发生内战，应协力同心地站在同一战线上，争取国家的自由与独立”。
钟定天读了何鸣的信后，大受感动，即向其师部报告，望师部同意他直接与何鸣接触。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接报后，同意钟定天的请求。
正当钟定天与何鸣进一步商洽时，何鸣等特委机关人员12人在平和山内白沙却遭一五七师李尚达营的包围，被全部押往漳州一五七师师部。
何鸣等人被捕后，闽粤边特委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指定张敏代理书记，负责特委日常工作，一面全力营救何鸣等人，公开宣布何鸣为特委的谈判代表，是正在进行谈判而被捕的，并通电抗议第一五七师破坏和谈，要求无条件释放我方谈判代表。
何鸣被捕后，与第一五七师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质问第一五七师：“我们共产党一贯主张抗日，从中央到边区各县区都是如此，闽粤边特委已多次发表宣言，给你们写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枪坏、人少，但抗日决心大，一向主张枪口对外；你们人多、枪好，不打日本专打红军算什么？”
国民党方面捕捉何鸣等人，企图破坏谈判的行径，遭到来自闽南各界人士包括一五七师内部一些官兵的反对。在各方面的谴责和营救下，一星期后，何鸣等人被释放回来。
6月中旬，特委派何鸣、卢叨正式作为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前往漳州，与一五七师代表、师参谋长张光前、参谋处长李宏达举行谈判。
6月26日，何鸣代表特委同一五七师代表陈浚在漳正式签订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协定。
“6?26”政治协定的签订，是闽粤边特委、红军游击队及闽南社会各界人士、粤军一五七师大部分爱国抗日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
它的签订，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在具体条款中，双方都从顾全抗日大局出发，作了一些让步。协定签订后，立即得到闽南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
月1日，闽粤边红军到达平和县小溪镇，改番号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卢胜分别担任大队长、副大队长，全大队有800余人枪。
7月2日，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平和小溪镇与一五七师驻军及平和地方商会、当地民众共同欢庆，召开“欢迎红军改编国军合作救国大会”，各方代表均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
何鸣的演说词及特委发出的《为改编红军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告闽南同胞书》为各地报纸登载，影响甚大。
正当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闽南各界群众沉浸在合作抗日的喜庆氛围之际，国民党方面却在酝酿一场阴谋。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等奉蒋介石密命，以“纪念第四路军成立一周年”、“慰问驻闽的粤军官兵”的名义，于7月14日从广州专程飞抵漳州，策动一五七师师长黄涛采取非常措施，消灭闽粤边红军游击队。
黄涛则提出用包围缴械的办法解除红军的武装，并确定缴械地点和兵力部署，由驻漳浦的四七一旅为主，通知驻石码的九四二团赶赴漳浦协助，在漳浦县城大操场实行缴械。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以何鸣为代表的闽粤边区特委因缺乏国共合作经验，过于麻痹轻敌，而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并作出有效的反应。
对于一些异常情况，何鸣等以为已经签订合作协议，对方不会采取敌对行动，因此未采取紧急措施保护部队，终致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受到严重的打击。
7月16日上午，第一五七师以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诱骗红军游击队到体育场集合。
当部队进入操场集合后，第四七一旅参谋主任陈英杰等人走上前来，声称现在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要进行训练，目前用不着武器，要红军官兵把枪放下。指战员们顿感情况不对，几乎同时拉开枪栓准备迎战。第一五七师第九四二团团长陈浚见势不妙，便指着埋伏在操场四周的火力点威胁说：“你们看，四周都是我们的部队，枪要不要放下，你们考虑！”并要何鸣对大家的生命负责。
广大指战员见此情景，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卢胜、王胜等示意何鸣组织武装反击。但何鸣没有同意，为了保全全体指战员的生命安全，他在向一五七师提出强烈抗议之后，说服部队把枪放下，等候党中央处理，并自己带头把短枪扔在地上。
大家见状，只好悲愤地跟随着扔下手中的武器。就这样，在场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近千名指战员被国民党不费一枪一弹地全部缴械了。这就是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战争初期一手制造的漳浦事件，亦即毛泽东后来所指称的“何鸣危险”。
漳浦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闽粤边游击队重要领导卢胜率十多名骨干翻墙突围出来，从县城泅水渡河到溪南村，又摸黑登上金刚山腰的清泉岩。
天明后，先后分批突围到达清泉岩的干部、战士共有100来人。7月17日，卢胜将突围出来的百把号人重新整编，仍称红三团，卢胜被推选为团长兼政委，重新建立的红三团诞生了，百名壮士奋起清泉岩。
其后，卢胜亲自带一个连和闽西武装排到平和县大沙岗一带宣传抗日，要求国民党方面执行“联共抗日”政策，归还“漳浦事件”中被缴去的枪械。
国民党闽南当局倒行逆施，竟然派省保安第三团第二大队张闾部，配合云霄、平和、诏安保安队400多人，以“剿灭散匪”名义向红三团进攻，大肆滥杀、乱捕无辜群众。
卢胜率领部队在大沙岗一带痛击了这支顽军，打死打伤他们70多人，缴步枪26支，子弹400多发，这是红三团重建后的首次漂亮仗，让“得寸进尺”的福建国民党大受挫折，振奋了我方指战员，更稳定了革命群众的情绪。
漳浦事件后，闽粤边特委为妥善解决漳浦事件进行多方奔走呼号，使漳浦事件的真相迅速大白于天下。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解决漳浦事件问题极为重视，从1937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发出9封电令，指示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张云逸、林伯渠、潘汉年、张鼎丞等向国民党当局抗议，要其速将何鸣部人枪全部交还。
经过党中央和闽粤边地方党组织多方交涉，排除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干扰，终于迫使国民党福建当局归还300多支枪，放回部分被关押的人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及时对漳浦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提出要注意“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1938年1月，重建的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二营，奔向抗日前线，卢胜也成为第四团团长。
后来，毛泽东针对不少人在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模糊认识，以何鸣为典型提醒全党同志注意“何鸣危险”，要求大家学习卢胜，走针锋相对、敢于反抗的“卢胜路线”，还说他是“革命的卢俊义”。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闽西游击区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毗连闽赣边和闽粤边游击区。基本区域为龙岩、永定、上杭及广东省的大埔、饶平等10几个县。境内山峦起伏，林密壑深，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留在闽西苏区的福建军区部队第十九、第二十团，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和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的率领下，担负起抗击国民党军进攻、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艰巨任务。
在主力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会见了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张鼎丞，对他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
于是中央决定张鼎丞留在苏区，并担任中共中央分局的委员。红军长征后，张鼎丞便向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要求回闽西工作，并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先后在漳平、平和、上杭、长汀地区集中8个正规师，连同保安团、民团及土匪武装，共10余万人，对闽西苏区大举“清剿”。
当时留在闽西苏区的红军游击队有：退据长汀四都山区的中共福建省委、福建军区机关及红十九、红二十团；在龙岩、连城、宁洋、漳平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八、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
1934年12月初，张鼎丞从赣南回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四都。此时，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仍然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不切实际地提出“保卫四都”、“保卫省委”、“与敌人作殊死的决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
张鼎丞立即建议分散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但被拒绝接受。于是，张鼎丞毅然提出自己要到杭、永、岩地区去开展游击战争。
最后，万永诚同意他的要求。张鼎丞虽是中央分局的委员、粮食部副部长，万永诚却把他作为犯了"右倾错误"的人看待，不给他一枪一弹，只委他为福建省委代表返回杭、永、岩地区去指导工作。
张鼎丞强压住心头的忧愤，找范乐春、刘永生、陈茂辉等老部下商量，决定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十几个人回永定。
尔后他们又在军区机械所找了七、八支步枪和一些子弹、手榴弹，每人背四斤大米，连夜从长汀四都陂下出发，夜行日宿，穿过敌人重重封锁，赶回永定。
沿途，张鼎丞热情慰问各地坚持斗争的同志，鼓励他们要与敌人斗争到底。当队伍到达上杭县境时，在岩下山和双髻山先后遇见了上杭县才溪区委书记王珍和上杭、杭代县苏维埃政府的张思垣、廖海涛及黄火星、兰荣玉等，得知他们缺乏游击战争经验，给养又十分困难，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
这时张鼎丞鼓励他们要有信心与敌人斗争到底，革命无论如何会胜利的，并指示他们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还帮助他们解决冬衣和给养困难。
1935年2月，张鼎丞率部冲破了层层的封锁，终于回到了永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所在西溪的赤寨村。
当时在永定范围内苏区只有溪南区40多个自然村，游击区仅剩永东、永太2个特区委和南路、文顺、湖雷等3个区委领导的一部份地区。地方武装除永定独立营外，还有永太、金丰、上溪南、南路、文顺等游击队。
在革命斗争正处在极端困难的严重关头，张鼎丞回到故乡。从此，永定人民便在张鼎丞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积极主动配合红军游击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永定游击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时，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和保安团等向长汀四都进攻。由于福建省委、福建军区领导人仍坚持“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方针，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命令红十九、二十团凭借山地死守硬拼，最后突围的只有几十人，又于4月10日在长汀腊口附近的分水垇被敌重兵包围，全部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