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创造新根据地的方向，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作出了红军渡过长江在成者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最后作出了下列的决定：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定洛甫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政治局常委中进行了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指挥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扎西的行军途中，常委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红九军团驻守湄潭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右路军红一、红九军团，在贵州余庆回龙场渡口抢渡乌江，经箐口、松烟抵湄潭落花屯。
中央军委令红一、红九军团攻取湄潭后，红一军团速向虾子、老蒲场前进，协同中路军攻袭遵义城。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黄火青为政治部主任的红九军团留驻湄潭县城，扼遵义东南要冲，保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遵义召开。
元月5日，红九军团到达落花屯后，又分兵三路：左路经抄纸屯进至干溪场后，又分成两部分交替掩护包抄牛场，一部分经庙塘坝、大庙场、湄水沟、唐家垭口，由下场口逼进牛场，另一部分由庙塘坝经大溪沟、角尖山张长沟、赵家沟由上场口进牛场。右路上水涯子至天城，进驻永兴，尔后返锡落坪。
中路即红九军团主力部队从落花屯经兴隆场，在高山作短暂休息后直取湄潭县城。红九军团驻湄潭县城、牛场一带整休，司令部驻天主堂内。
湄潭天主教堂坐落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义泉镇南街东后侧，建于清道光年间。教堂呈长方形，砖木结构，面积为302平方米，高11.7米。教堂顶端有十字架，窗户为哥特式，镶红、黄、绿色纹面玻璃。室内为罗马式伞形圆拱顶，饰以繁星勾月图案等。
当时，国民党黔军第八团万式炯部驻守思南，对进驻湄潭的红军虎视眈眈。而黔军蒋丕绪部亦在正安一线觊觎红军。
据1935年1月16日黔军电称：“湄潭之匪同时出没于永兴、马头山一带，蒋（指蒋丕绪）决与之一拼。”
1月16日，正是遵义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可见当时军情之急迫。红九军团不负军委重托，挑起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的重任，屏障遵义东南。
鉴于军情危急，红九军团军团长与政委不能出席中共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只派中央在红九军团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与会。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红九军团扼守遵义东南，胜利完成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的重大任务，功垂史册。
红九军在湄潭驻扎期间，大力组织和宣传群众，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首先，红九军团在城内四处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同时在群众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宣传只有共产党、只有红军才能救中国，红军是穷苦人的子弟兵，是天下劳动人民的救星。
当时在湄潭天主教堂室内的墙壁上，写满了标语：“学生起来组织抗日会和义勇军！”、“农民起来实行不交租不完粮不完税！”、“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农民起来夺取地主武装！”、“贫苦工农自动起来当红军！”、“欢迎白军兄弟来当红军！”、“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其言行使人民群众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是吓唬劳动人民的，他们很快觉醒过来，纷纷与红军接近，把大米送给红军部队，把肥猪抬给红军，慰劳红军。
不仅到处进行标语宣传，红军还组织成立了抗捐委员会。元月7日，红军九军团派出两名干部，找到城里李由之等十几人到城隍庙戏楼上开会，研究成立抗捐委员会，以便领导群众进行各项革命活动。
当天下午，各街道居民、小商小贩、城郊农民约2000多人聚集在县府门前召开大会，首先由红军干部讲话，说明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指出创建苏区、成立抗捐委员会的意义，发动工农群众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
并提出了抗捐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群众举手通过，宣布“中华苏维埃抗捐委员会”成立，随后举行了游行示威，革命气氛震撼湄潭。
游行结束后，红军领导干部又在城隍庙正殿召开了抗捐委员会议，明确任务，进行分工，推选李由之为抗捐委员会主任，代县长并兼管经济，孙宝成为副主任，代副县长，王树槐任宣传主任，杨万发任工农主任，曾树清任招待主任，郭堰卿任抗捐主任。抗捐委员会设在县政府，交通股设在十字街彭元泰家，财经股设在曾廷兴家。在此期间，红军还发行了苏维埃纸币。红军驻牛场部队，以同样方式成立了抗捐委员会。
为了更有力地组织当地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红九军团在湄潭期间，召集出身贫苦、思想进步青壮年，举办培训班，派出红军政工干部朱明在湄中办起“青工干部培训班”，计60余人，学习一个星期。
主要学习了《土地大纲》、共产党的主张、红军的实质是人民大众的队伍等内容。学习日程安排每天“两讲一活动”，即一讲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二讲中国工农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人民求解放的。
红军宣传工农群众要团结起来，抗捐抗粮实行耕者有其田，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一活动，即每天下午搞宣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了解群众的疾苦，学习中还教唱了革命歌曲，如《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战歌》等。
在红军干部的领导下，湄潭地区的革命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时，各乡村、场镇先后成立抗捐委员会。由抗捐委员会的干部同红军干部在各乡村、场镇开展宣传，组织群众，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城区继抗捐大会后，又在城隍庙召开了1000多人的群众大会。接着没收了陈朝卿、罗云等几家土豪的财产，杀肥猪、分粮食。
当时由于盐价飞涨，一般穷苦百姓都吃不上盐，红军干部组织群众，打开了奸商王芝的两仓食盐，把食盐分给穷苦群众。
驻牛场的红军与抗捐委员会的干部一起，组织100多人，敲锣打鼓到湄潭领盐。驻牛场的红军部队，组织群众没收了王秉衡、李友明几家土豪的财物，把没收的财产、粮食、猪肉全部分给穷苦农民。
同时，红军在牛场街上召开了1000多人的群众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在永兴，红军领导群众清抄了覃瑞生、严茂修、张春普、陈如南等几家土豪的财产，全部分给穷人，还派出红军战士到杨村、把地主颜伯才、颜茂林家的三头肥猪杀了分给穷人。
红军部队又抽调100多人到锡落坪、天城塘、皂角桥、水涯子等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全县共打土豪４7家，分给穷苦人民的粮食50000多斤，食盐４00多担，杀肥猪500余头，衣物家具数万件。
穷苦人民为了表达对红军的盛情厚意，把家里仅有的鸡蛋、大米等食物送到红军驻地，慰劳红军。在红军精神的感召下，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1935年1月19日，为了实现战略转移，红军于黎明离开湄潭向遵义北前进。
泗渡会议制订作战计划
1935年1月8日，红一军团第二师接到朱德下达的“红二师先头团应于9日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相机占领桐梓。二师主力应前进至泗渡站策应”电令。
9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部从遵义经排军、鸡喉关进驻泗渡。同日下午，师部从泗渡移驻桐梓县城。还有一支部队经四面山到达唐家店。
红军来到泗渡，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街上的栈房业主和普通老百姓，主动邀请红军住宿。第二天，红军就在街上黄沙台庙子里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泗渡站苏维埃农民协会。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确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转移到四川西部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
1月19日早晨四点半，中共中央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撤离遵义城向北进发，中午十二时半到达泗渡站宿营。
下午两点，朱总司令刚到泗渡站就签发了《关于五军团的行动命令》，命令五军团主力部队于1月20日五时从驻地进至桐梓宿营，军委直属纵队于同日22时从泗渡站出发，拟进到桐梓城。
当天下午4时，政治局在已经于1月10日就建立了苏维埃农民协会的泗渡站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是在水巷陈国富家四合院的堂屋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和中革军委总部各局负责人。会议专题讨论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作战方针，并于20日向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首长发布了在会议上制定的《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这个作战计划首先正确估量了当前的局势：“目前敌人正以何（健（）、徐（源泉（）两敌围攻我红二、六军团，以川陕之敌围攻我四方面军，而另以湘敌主力及粤、桂、黔、川、滇之敌，配合薛岳兵团向我野战军实行进逼包围，企图束缚我野战军在乌江西北地区，以便各个击破。我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与我野战军并成为蒋介石新的围攻的预先步骤。”
另外，该作战计划还传达了政治局规定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反攻。”“以粉碎敌人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同时，还明确规定了中央红军目前的任务有四：一是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争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各渡河点，以便迅速过江。二是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和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三是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江时，则应集积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四是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川上游渡河。
泗渡会议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是一个不可分割也不可忽略的系列会议，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境域的三次会议之一。
下午2点，军委在这里连续发出两道命令。
一是朱总司令下达的《关于五军团行动的命令》、“红五军团于次日五时，应由现驻地进驻桐梓南郊宿营，监视和侦察遵义及其以南之黔敌，担负后卫任务。”并要五军团在板桥带足四天的米粮，以便执行新的任务。
另一道命令是下午3点半发出的《关于20日的行动部署命令》，要求一军团仍在松坎侦察自泸州、纳溪的道路；九军团到桐梓以北20公里的楚米铺侦察向夜郎坝、官店、东皇到赤水的道路；五军团随野战司令部20日5时起程进占桐梓宿营；三军团主力向仁怀搜索前进至大坝，注意左侧防卫。
当敌人从遵义追击时，以运动战防御迟滞其前进；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干部团，组织别动队，负责破坏敌人的通讯。
1月20日，中革军委在泗渡下达《关于我军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部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附近，渡过赤水，夺取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即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
同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泗渡起程，经观音阁、板桥直出娄山关。
红军在泗渡期间，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他们在泗渡利用开联欢会、写标语等形式宣传群众。泗渡的干人在红军的带领下，先后建立了3个农民组织。
还有的积极参加红军，有的为红军安顿食宿，有的为红军打草鞋，有的和红军一起写标语。还有一些群众担着极大的风险保护红军，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
扎西系列会议召开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休整期间，中央政治局于5日至9日在威信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党史、军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遵义会议，作出了4项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于战争环境的紧迫，这4项决定，有两项来不及在遵义完成，一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的责任，“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二是虽然遵义会议揭露批判了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及其危害，但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会议虽然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但这项工作还未进行。
这两件事，一是在组织上变换领导，一是在军事路线上分清是非，都是遵义会议上议定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大事，关系到能否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统治的根本问题。
遵义会议只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继续落实以至最终完成４项重大决议，是在扎西会议。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县境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开始向四川进军。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出发，向北挺进。
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的渡江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工入，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箝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又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特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箝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29日，中央红军从元厚、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2月初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准备渡长江北上。
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四方面军会合，于1月19日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以追剿军跟踪急追，压迫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蒋介石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二十一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
蒋介石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追击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急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作预备队。
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地区以后，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即川军沿江布防，薛岳部和黔军尾追不放，滇军也企图进行拦截。
于是，中央军委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在川、滇黔边境进行机动作战，争取创造新的根据地。
2月3日，军委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要求部队迅速向川滇边境的扎西（威信）集结。
2月4日各军团根据军委指示开始向扎西集结，其中一军团由珙县的洛亥、王场进入扎西境内；三军团由四川叙永的黄泥嘴、清水河进入扎西境内；五军团由四川叙永的石厢子进入扎西境内；九军团由四川叙永的分水岭进入扎西境内。
2月5日，红军中央纵队进入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云南扎西水田寨，总部住花房子一带。
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开会，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经毛泽东同志做了工作，说服了大家，会议一致同意常委分工上，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这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博古在这里交了权，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使遵义会议精神得到了具体的贯彻落实，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全面的采纳和实施，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成为走向胜利的起点。
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决定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用（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项英和中央分局：“（甲）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目前的困难是能克服的，斗争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广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龙及其他两位组成之，项英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三是根据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
中央认为：“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可创造新苏区”。
此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仍将北渡金沙江，为了加强其围追堵击兵力，首先将川、黔、滇各路军重新编组，企图对红军进行南北夹击，把红军消灭在川滇边境。
在敌人几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大举向中央红军扑来之际，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镇定自若，审时度势，继续指挥部队。集结扎西，并相继在石坎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召开重要会议。
2月6日，中央纵队从水田寨进驻石坎子，司令部住庄子上。
2月7日，党中央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了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根据目前的状况决定了下步新的行动方针。
一是原渡江计划已不能实现。因此，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依照这个方针，野战军目前作战任务是：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缩编；对沿途地主碉楼在不阻碍我军行动条件下暂时让其存在，如向我军开枪阻我军前进，应消毁或监视。
二是考虑东进，并提出了红一方面军要发扬猛打猛冲的作风，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
三是审查通过了张闻天同志受中央委托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斗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2月8日，上述文件以书记处名义签发。决议发出后，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三同志分别在红军中进行传达，陈云同志还写了传达提纲。
2月9日，中央纵队进驻扎西，宿于江西会馆。在几十万敌军气势汹汹大举向我军扑来之际，党中央在扎西江西会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大河滩会议的继续和补充。会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一步讨论和决定了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和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调动敌人，消灭敌人新的战略计划。
二是为适应目前斗争的需要，决定对红军进行缩编，准备将3万多红军缩编为17个团，包括干部团，并于10日向各军团发布缩编命令。
三是决定抽调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和夏才曦等同志并从总部抽调了一个警卫连、一个干部连、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一个警卫通讯排，共计300多名干部和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负责掩护伤员，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牵制敌人，配合红军转移。
另外，由于滇军安旅一个团八日已由毕节抵镇雄大塆，其主力也在后跟进，因此决定五军团主力和九军团部佯攻滇军，伪装进取镇雄，诱敌守镇，以便回师东进。
扎西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召开的又一系列政治局重要会议，属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之一。
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彻底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和军事上的错误指挥，把红军从濒临绝境中挽救出来，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思想从这里开始接受实践的检验。
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做出了“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等重大战略决策，确立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军事总路线，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移。
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成功地进行了“扎西整编”。扎西整编是扎西会议作出的重要决策之一。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印刷机、磅秤等400多件重型物资全部砸坏丢弃。
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先后进行过3次整编。先是黎平整编和遵义整编，但由于部队一路行军打仗，战事紧迫，这两次整编的力度还很不够。
扎西整编，才使得红军彻底丢掉“包袱”，轻装踏上胜利坦途。扎西整编，不仅是部队编制体制的“轻装”和物质上的“轻装”，更重要的是官兵思想上的“轻装”，从观念上适应了大转移中的运动战。
过去每个班都要带上几把扫把。除打扫卫生外，准备夜间当火把，结果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整编后除了枪弹和生活必需品外，什么也不多带。官兵自编歌谣唱道，“扎西整编好整齐，部队轻装向前进……”
此后的二渡、三渡、四渡赤水，重占遵义，南渡乌江、直逼贵阳、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围攻会理等，离不开扎西整编的轻装上阵。
扎西会议是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研究部署中国革命的首次会议，改变了“无指示”的被动局面，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
扎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播下了革命火种，在云贵川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完成了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军二六军团进行战略转移的光荣使命。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议精神，在扎西整编时，中央军委决定，抽调红军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红大副校长余泽鸿、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等同志组成川南特委，又在全军选拔400多人，抽调了国家保卫局五连，以及红军留下的一些伤病员，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
以后，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共1000多人。
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游击纵队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地区具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从政治上看，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属于三不管地区，敌人控制相对薄弱。
这些地区，一些民族头人及地方官吏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土匪活动猖獗，官匪串通。这些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容易接受革命道理，对开展革命斗争有一定基础；从地理条件上看，这些地区山大林密，地势险峻，适宜开展游击战争。
川滇黔游击纵队建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加入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三省边区27个县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牵制了川滇黔敌人，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
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游击纵队虽然失败，但游击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还坚持了很长时间的斗争。
总之，“扎西会议”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变的一系列决策和布署，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是“遵义会议”的光辉续篇。
可以说，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上结合非常成功的两次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的光辉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苟坝会议完成伟大转折
中共中央政治局苟坝扩大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在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和川滇黔边根据地斗争中继遵义会议、泗渡会议、扎西会议之后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完成了本该遵义会议完成的“改变党中央军事领导”的任务，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央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苟坝扩大会议是在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取得遵义战役重创国民党军两个师又6个团伟大胜利的背景下召开的。
遵义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以来，遵义会议撤销博古、李德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权后取得的首次大胜利，鼓舞和坚定了全军指战员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扩大会议决定的留在云贵川广大地区中战斗，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的信念！
193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乘胜消灭驻仁怀县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奠定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
中革军委特设消灭周浑元纵队战役的前敌司令部，委托红军总司令朱德为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聚歼周浑元。
中央红军第一、笫二、第五军团西集鸭溪、枫香、平家寨、长干山地域，对坛厂形成三面突击之势。红军几次岀击，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3月9日，党中央、中革军委进驻苟坝。苟坝，是一片峰丘环抱的岩溶坝子。东、北、西三面，分别是石牛山、马鬃岭、崖头山和银顶山等高山。
位于苟坝北侧纵深地带的“新房子”，是党中央机关当年的驻地，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间房子里召开。
3月10日1时，驻扎平家寨的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一个“万急”建议电报，引发中共中央政治局苟坝扩大会议的召开。
林彪、聂荣臻建议放弃攻打坛厂计划，改打驻打鼓新场的黔军王家烈。收到红一军团建议电报，朱徳和毛泽东产生分歧。
朱徳认为，打鼓新场是遵义通往黔西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向黔西、毕节发展川滇黔边根据地。
毛泽东则认为远距离奔袭打鼓新场，短时间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还有可能陷入国民党军四面合围、内外夹击、全军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收回了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几乎天天都要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红军行动方针。
3月10日上午9时，张闻天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村新房子卢远诚家农舍堂屋召集在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20多人开会，讨论林彪、聂荣臻“万急”建议电报。
会议从早上9时开到夜间，就是一个议题，打不打打鼓新场。会议出现一边倒，除毛泽东外，参会人员一致赞成打打鼓新场。
毛泽东冷静地指出，现在，敌人的100多个团兵力，已对我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覆灭的危险。
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会议争执不下，毛泽东以辞去前敌总指挥职务力争。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建议。
晚间，毛泽东反复思考，夜不能寐，就提着马灯，顶着寒风，穿树林，走山路，涉小溪，赶到长五间村周恩来的驻地，建议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还是再考虑考虑。
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随毛泽东一起去到朱德住处说服了朱德。
下半夜3时50分，二局急电周恩来说，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滇敌与川敌有向我军侧背夹击之势！局势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意见的正确。
在中央围绕打不打打鼓新场争论不休时，国民党“追剿军”从四面八方向鸭溪、枫香、长干山、打鼓新场压来，吴奇伟纵队前锋已到鸭溪，川军已到遵义县高坪排军铺，滇军已到毕节、大定。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将会是另一个结局了！
11日一大早，周恩来提议，张闻天召集20多人在卢远诚家堂屋接着举行中央会议。议题与头一天相反，讨论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
头天毛泽东只有一票，11日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有了三票。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再三解释做工作，中央会议统一认识，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计划，恢复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
接着，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代表政治局指挥军事。张闻天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提议。
3月12日上午，张闻天再次召集在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侯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各局主要负责人20多人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亲自提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3人组成中央“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
至此，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军事领导”的任务，在苟坝会议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是一个整体的会议，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扎西会议实现“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完成了“改变党中央领导”的任务，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苟坝会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毛泽东再一次挽救中央红军，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复执最高军事指挥权，最终完成改变党中央军事领导的任务，使中国革命从转折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