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四团由板桥分道出发。一营长李光顺率一营担任正面主攻，沿公路以梯队形式展开向关口推进。二营为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
侦察队长潘峰率侦察队和工兵连从关东侧小路向敌人侧后前进，意在截断敌后路，并袭扰桐梓县城。
一切部署停当，耿飚拿起电话，准备向师部报告情况，却意外地听到了敌人的声音。
耿飚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电话竟然与敌人的电话相通，喜的是敌人的情报就要自己送上门来。
原来红四团通往遵义的电话线，是利用敌人以前由遵义通往娄山关的电话线，剪断了，由于下雨天的缘故又通了。事出意外，天助红军。耿飚放下电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叫人继续监听。
扼守在娄山关上的敌人刚刚从乌江防线溃退下来，早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尚未攻关，敌军即用电话向其军部请求增援。
“红军来了几个团，正向娄山关猛攻。我们快要吃不消了，要马上派兵来援助增援，要快！”
“侯师长，军座交待，已派有一个师的兵力来支援。你们无论如何要守住，不准后撤。尤其注意要警戒东边的小道，提防共匪从侧后袭击。”
敌军的对话让红军听了个一清二楚。耿飚果断命令迂回部队改隐蔽前进为虚张声势的行军，造成袭击桐梓城的态势。
这一招果然奏效，电话监听发现，山上守军唯恐后路被截准备逃窜。
杨成武说：“敌人要跑。”
耿飚道：“他跑不掉，立即总攻！”
正面强攻部队即以密集火力，从关南发动总攻，迅猛杀上娄山关。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妄图死守关口，向北退却。
娄山关山谷里杀声震天。突然，山顶传来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原来，侧翼抄袭部队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行军，占领了娄山关左边的山头，按计划参加了总攻。面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敌人还以为自己的增援部队打误会了。
红军冒着枪林弹雨，冲入敌阵，与敌人白刃肉博，占领关口。敌人向北狼狈逃窜，沿途丢弃武器、烟枪和大量军用物资。
四团乘胜追击下关，经南溪口、红花园直扑桐梓县城。潘峰率领的侧翼部队已克桐梓，俘敌数百，缴获大量物资，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
1月10日，红军追歼敌人，在新站与敌侯之玺部两个团激战一整天，并击退川敌廖海涛部，11日进占松坎。
红一师与第十团也从遵义赶到，进驻桐梓、新站、松坎、酒店垭与川军对峙，组成了遵义的北面防线，为保卫遵义革命中心区的安全和党中央在遵义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决定召开遵义会议
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中央红军长征来到遵义，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一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
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于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
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
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正如后来杨尚昆所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井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到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
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
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
毛泽东立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
王稼祥不顾自己的伤情，先找到了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王稼祥说，到遵义城需要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正巧，张闻天同志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同意。
接着，王稼祥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这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军委纵队进城后，开始积极准备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1935年1月11日，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赵尔陆、彭德怀、杨尚昆、周玉成、董振堂、李卓然、傅兰荪、罗炳辉、蔡树藩、赵熔、刘亚楼、陈光，做出了关于供给工作的指示：一、粮食问题：（一）各兵团应在已经规定的工作区域收集一个月的谷子，来源是靠没收。当部队移动时，应移交于接替部队或报告上级处理，在未得指示前应负责派人看守。（二）收集谷子除准备一个月吃用外，各地多余谷子不满一百担的，由政治机关发给群众，超过一百担以上的，应报告军团司令部及没委处置，超过五百担的，应报告军委及总没委。（三）食米，规定工作人员、指战员每人每天吃一斤半，运输员每天每人吃一斤十两。
（四）应以团为单位分配粮食。（五）应经常准备好三天预备米。（六）打土豪应注意收集小菜做预备菜用。二、财政方面：（甲）供给机关应帮助没委多筹现款、烟土值钱物品及通讯卫生材料。（乙）特别注意在政治机关领导之下进行提倡储蓄，指定军团及师供给部为收取储款机关。三、军实方面：（一）各兵团用一切有效办法收集布匹，收集多少应报告军委作整个分配，以补充被服。（二）所存坏枪应立即修理，现有枪工多少，是否够用，望报告。（三（）应以没收来的烂布，分发包脚布、打草鞋，每人要准备三双。
第二天，朱德又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陈云、刘伯承，做出保卫工作的指示：甲、敌情已电告。估计湘敌正在配合徐源泉部企图消灭我二、六军团于湘、黔、川边境，而以其主力在乌江东岸筑垒，截断我野战军与二、六军团联络。薛岳兵团则由贵阳、贵定地域向修文、黔西推进，而以黔敌为前卫，由乌江上游过河，向我逼近并企图控制赤水上游阻止我西向。粤、桂之敌将由都匀前进夺取贵阳，川敌企图拒我侵入川南。因此，各方敌人的共同目标，在抑留和围阻我野战军于与江西北地域，求得最后决战。乙、我野战军为求得机动，便于今后向川南发展与打击阻我发展之敌，特重新规定各兵团集中与行动地域如下：一、一军团的第二师主力仍留桐梓，向赤水方向侦察、警戒，其第四团在山坡附近，应驱逐新站以南黔敌，进占新站，并向松坎侦察、警戒。一军团主力(缺二师)应于明十三日起，以两天行程移至桐梓及其附近地域，并进行缩编。二、九军团应派出一个得力团进驻绥阳。于明日到达火烧舟，于十四号早到绥阳，向正安侦察、警戒。九军团主力仍留永兴、湄潭、牛场地域，向凤冈、正安警戒，并派队在湄潭附近之永吉洲、编刀水等地，征集资材。
三、五军团(缺一个营)明日应移驻团溪地域进行工作，另留一个营在猪场，派队到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等渡河点进行游击、侦察。在羊岩河至楠木渡以东，沿羊岩河、乌江之线的警戒，则由五军团主力派出一个连担任。四、三军团仍留原地执行原任务不变，并进行缩编。另令四师应速将其在沙土口游击部队的当前敌情，电告军委及三军团。五、军委纵队仍留遵义不动。丙、各军团明日布置行动及工作情形，应按时电告军委。
1935年1月13日，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党中央以恩来名义向随各军团行动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首长发出通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
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然而，召开遵义会议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遵义会议隆重召开
1935年1月15日，经过几天的准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新城子尹路80号柏辉章公馆中革军委驻地召开，会期三天。除了政治局成员外，会议还扩大到中央红军军委各部和在遵义附近的军团一级军政首长。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同志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同志作副报告。
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上接连失利作了些检讨，但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博古的报告遭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大家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过于强大是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第一次反“围剿”敌兵十万我兵不足四万，是二点五比一；第二次反“围剿”敌兵二十万，我兵仍不足四万是六比一；第三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万，我兵三万多，是十比一；第四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余万，我兵四万多，是八比一；第五次反“围剿”敌兵五十万，我兵十万多，是五比一。
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同蒋军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亦有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的这些矛盾，都靠近苏区，这是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都不曾有的有利条件。
当时苏区的物质条件也不能说不好，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从1933年5月到1934年9月，红军扩大来的新战士在15万以上，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还有白区的反蒋运动和各苏区斗争配合不够密切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接着是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反“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了严于责已，宽以待人的态度。
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某些失误的，执行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但是他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
周恩来后来说，在这些争论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并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主要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随后，毛泽东发言，这是遵义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毛泽东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事实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为博古、李德的错误概括了三句话，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在批评博古时毛泽东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他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李德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一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
在敌人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为了找我军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因此，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它，扰乱它，牵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红军作战。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它，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特别是十九路军在福建反对蒋介石，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后，机会更多。但是，博古、李德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只能采取以堡垒对堡垒。这正中了敌人的计策。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博古、李德提出所谓战术致胜论。即认为对付堡垒主义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灭几个师团，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靠不断的突击来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就是“短促突击”战术。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二是分散兵力，搞什么六路分兵、全线出击。敌人五次“围剿”的战略布置是分兵四路：东路将鼎文攻闽西。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柯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城、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方向打，形成从三个方向上向苏区中心进攻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力争取红军反“围剿”的胜利，绝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箝制敌人，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博古、李德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次拼命的战斗，得不偿失。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又靠全线防御。
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提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使我军无法大规模消灭敌人，反利于敌人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建议集中红军主力打运动战。但这些意见却未被军委采纳，从而失去了粉碎五次“围剿”的战机。
三是在军事上不懂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成革命政府后，红军曾同十九路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从政治上准动其反蒋，但在军事上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当时，蒋介石调遣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的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对此，有同志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敌人，既支援了十九路军，又有利于粉碎五次“围剿”。
但博古、李德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正确意见。相反，把三军团由福建西调至江西去攻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了十九路军之后，就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四是在战略转移中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中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红一、红三、红九军团与敌陈诚纵队硬拼了十八天，红军主力受到极大损失，而敌各路纵队己迫近苏区中心。
这时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本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
在这个重要关节上，博古、李德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却没有提出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然提出了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问题。
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依然强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继续要求红军去拼命。
而当根据地大部领土被敌占领，红军节节退却，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时又毫无章法，使红军退出苏区的突围变成了一种搬家式的“逃跑行动”。
由于博古、李德坚持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背包才能打仗，并强调保存红军实力，不使延误时间，所以一路采取消极避战的战略，这就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致使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时，部队经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大量减员之后，只剩下3万多人。在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战术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应当采取的正确战略。
毛泽东说：“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其次要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这是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军事思想最系统的一次阐述，也是三年来唯一一次没有被打断和遭受批评的一次。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引起与会同志的注目，多数同志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分析。
与会同志认为，军事上的领导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
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耐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周恩来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王稼祥紧接着毛泽东发言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
朱德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接过朱德的话彭德怀大声批评：“几个月前，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的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始到现在，8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有6年了，这些都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了！”
刘伯承听了彭德怀的发言，深有感触地说：“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此外，刘少奇、李富春、林彪等先后发言，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了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
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他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推举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
批评持续了三天。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李德则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与会者中只有凯丰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在会上，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凯丰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不搞阴谋。遵义会议不久，他就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会后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
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博古转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总结性发言，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了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说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激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积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