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3日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随中央纵队来到江界河渡口。这时候，黄昏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晕眩的红色令人神迷，仿佛是一场沉默的聚会，悄无声息，似乎又要为一场盛大的典礼拉开帷幕。
江上的浪汹涌扑来，一浪接着一浪，一浪激起一浪，它们就像英勇战斗的士兵一样。愤怒的浪拍打在大青石强壮的身躯上，久了，大青石累了，原本方方正正的棱角，经过时间的沉淀，岁月的累积，已变得圆润而平滑。
当初，一代霸王项羽踉跄的身影曾经孤独的站在江边拔剑自刎。让人徒增“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感叹。
但毛泽东不是项羽，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会被困死在乌江。这时，江对面的敌军已经被红军赶出很远。毛泽东一边听刘伯承介绍架桥的经过，一边点头称赞。
全力以赴准备渡江
1934年底，中央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相关指示，兵分三路，向乌江飞速逼近，开始准备渡江。
12月30日，军委直接指挥的红一军团二师由师长陈光带领四团走前卫，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中央纵队在二师后跟进；31日，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的一师在担任前卫的一团进至回龙场后，随后跟进。
同日，彭德怀命令三军团担任前卫的五师十三团到达孙家渡、茶山关南岸岩坑一带。
在1934年的最后一天，摆在乌江南岸的三路兵马，都在拟制最易成功的渡江方案。
乌江源于乌蒙山东麓，又名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遵义南面的天然屏障。江水由西南自东北急速奔流，流速每秒达1.8米，江面宽230米，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并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
乌江两岸山高崖绝，陡峭的山岩高达数丈；河床时宽时窄，波涛汹涌，水底暗流湍急，暗礁栉比，自古以来称为天险。
当时，长沙《大公报》这样写道：“沿江两岸，大都山脉纵横，且多削壁陡岸，水受山势之遏抑，颇多湍急。江面宽者可百丈，狭者亦二、三丈，水流深急，又多滩险，故向不利于舟楫，即令冬天水枯之际，亦无从徒涉，且非在渡口，亦不能渡，乌江因此在黔中号称天险，为兵家必争之地。”
红军渡江地段在乌江中游，西起老君关，东至回龙场这一段，从西向东有老君关渡口、阿羊渡、茶山渡、青龙渡、老虎渡、王槐渡、渚水渡、罗王渡、观音关、孙家渡、老渡口、江界河、袁家渡、梁家渡、岩门老渡、上沙湾渡，东西江岸长约200公里。
红军有3万多人，如果集中在某一地段过江，人马拥塞，容易被敌人攻击，而且过江也多费时日。
军委决定分别在三个地段渡江：红一军团第一师、十五师及九军团，在右地段的余庆县龙溪地域渡江；红一军团第二师、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在中地段的瓮安县猴场地域渡江；红三军团在左地段的开阳县马场地域渡江。
红军积极准备渡江时，蒋介石用手指敲打着军用地图上的江界河渡口对王家烈说：“这一次，一定要让乌江变成湘江”。
为阻止红军前进，王家烈从贵阳赶到马场坪督战，任命犹国才为贵州“剿匪”总司令，副军长侯之担为贵州“剿匪”后备军总指挥，任命第一师师长兼湘黔边“剿匪”司令何知重为贵州省“剿匪”副总指挥。
接令后，侯之担即由省会贵阳赶到遵义布置江防，他命令教导师第一旅旅长刘翰吾率两个团防守乌江江界河一带渡口及河岸线；以江界河为重点，命令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副旅长任骧率第六团防守袁家渡一带；命令教导师第三旅旅长林秀生率第五团及机炮营防守孙家渡、茶山关一带。
林秀生得意地向王家烈报告说：“江防工事，重垒而坚，扼险固守，可保无虞。”在他看来，乌江天险，已是固若金汤了。
王家烈对此仍不放心，唯恐有失，又增派其嫡系第八团万式炯部驻守湄潭，担负箐口、红岩一带防务。命令教导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侯汉佑，率第二特务营设指挥部于猪场。
蒋介石估计中央红军会循红六军团西征的故道，去同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又急忙北调湘军刘建绪部在黔东石阡、印江沿乌江东岸一带布防，同时又电令徐源泉派兵至酉阳、秀山与刘建绪部联防，还令其嫡系薛岳、周浑元部三个师尾随红军入黔。
江北岸为黔军侯之担部五个团，王家烈部一个团，共六个团担任守江任务。
湘军入黔有四个师，即十五师王东原部，二十三师李云杰部，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六十三师陈光中部，四师共计二十二个团，入黔后北进至铜仁、江口地域，以防中央红军折向黔东入湘西。
桂军廖磊率一个军，由榕江、都江进至独山、都匀地域，以防中央红军南下入桂，并请粤军一个军向柳州地区前进，意在防止中央红军南下入桂。
中央军薛岳部由第四军吴奇伟与第三十六军团周浑元部组成，八师共二十八个团，从湖南黔阳、洪江地域出发。吴军经芷江、晃县、玉屏、镇远、施秉、黄平、马场坪、贵定，以形成围堵之势。周军经天柱、三穗、镇远、施秉而尾吴军之后。
这时，薛岳、周浑元的三个师尾随红军已到达施秉、黄平、三穗、镇远；桂敌廖磊的一个军也进入都匀、独山，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
遵照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奉命先渡乌江。红军到乌江边时，三个条件似乎都不具备：大小船只早已被敌人掳去北岸，船夫难觅，渡江之时雪花纷飞。在此情况下，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红三军团分三路开始强渡乌江。
杨得志率部突破回龙场
1935年1月1日6时，红一军团长致电红军第一军团作战科长兼第一师参谋长聂鹤亭，要求红一师主力进至回龙场，迅速设法架桥并驱逐或消灭对岸之敌，以利我军迅速脱离尾追之薛路军。
红一军团长指示，一师全部到达后，如桥尚未架成和对岸之敌尚未解决时，则二、三团应协同一团完成架桥与解决对岸之敌，如桥已架成，则一师应渡至北岸之适当地点，向湄潭、袁家渡方向占领阵地，严密警戒，掩护渡河点。
红一师主力接到命令，立即遵照上级指示，展开积极行动，向回龙场渡口进军。最先到达渡口的是红一师第一团。
红一师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指挥下，拼命开赴乌江。这是一场比拼速度的战斗。红军和蒋介石的兵力谁先到乌江，谁就获得了胜利。
当时，贵州细雨小雪连绵不断，落地结冰，路面像泼了一层桐油，当地群众称“桐油凌”。
一路行军，官兵不知摔了多少“桐油跤”，但行军速度不但没有减慢，反而加快了，官兵们白天走，夜间走，急行军转为强行军。经过几天几夜的强行军，先遣团抢在国民党军主力之前到达乌江渡口。
林彪、聂荣臻立即向朱德进行汇报：由回龙溪经大铺到袁家渡九十里，经回龙场过河走河北岸到袁家渡亦九十里，我一团已抵回龙场并正在架桥，如向袁家渡前进，则该团又要折回龙场（回龙场到袁家渡河南岸无直路），计一百三十余里，并准备以红一军团主力，沿河北岸配合二师消灭阻我北渡之黔敌。
杨得志率领红一师第一团到达乌江江边时，正是春寒料峭时节，寒风凛冽，雨雪交加。
从侦察得来的情报得知，乌江对岸有当地军阀侯之担的一个团防守，敌人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堵住红军的去路，以便国民党中央军到来，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
侯之担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但地形对他们十分有利，加上他们又是以逸待劳，红军要想突破敌人这条防线，确非轻而易举之事。
突破乌江，对于红军来说意义极为重大，不仅可以直取贵州的第二大城遵义，还可以把追敌甩得远远的。当时，被红军甩掉的敌主力部队数十万人已经紧追上来了。中央红军的领导机关和所有的部队，都集结在乌江西岸、而担任突破乌江任务的，只有红四团和红一团。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军的战友们都在等待着红一团突破乌江的消息。
要渡江，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渡江的器材。杨得志和红一团政委黎林一起，来到乌江边附近的村庄寻找渡江器材，发现敌人早就有准备，他们逃跑前对村庄进行了严重破坏，别说渡船，就连一支木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难找到。
前一天，7名红军战士在当地船工安清和的带领下，不顾浪急滩险，从江中潜到北岸，打捞了一只沉船，并将其拖回南岸。可沉船需要修补，不是一会儿的功夫。
船渡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架桥呢？不要说没有材料，就是有，水流急，敌人居高临下，也是不行的。游水过去？湍急。汹涌的波涛将毫不费力地把你吞没。
当地的老乡介绍说，要渡乌江一定要有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加上熟悉水性、了解乌江特点的好船夫、可是眼下，红军一个条件也不具备，而且对岸还有守敌在阻击。
杨得志站在乌江边上，听着风和浪呼呼地嚎叫着，分不清哪是风声哪是浪响；看着雨雪一股劲地下着，也看不清哪是雪哪是雨，只是觉得雨雪好像越下越大。
眼望着翻腾咆哮的江水，注视着对岸的敌人，眺望着滚动的浓云，杨得志苦苦地思索着对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已是下午了，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妙策来。
杨得志拿着望远镜一遍遍地看着对岸山顶上敌人的动向，忽然发现江中漂着一样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节很粗的竹竿。
竹竿在江心中随着风浪的冲击起伏着，旋转着。尽管一个一个浪头淹没了它，浪头一过，它却又顽强地浮出了水面。
看着这一起一落的竹竿，杨得志兴奋地拉了拉身旁的黎林政委，指着江面说：“你看！”
黎林顺着杨得志所指的方向一看，飞快地说：“有办法了，扎竹排！”
杨得志一声令下，同志们七手八脚地忙了起来，干的、湿的、粗的、细的、长的、短的，只要是竹竿，统统找来；没有麻绳用草绳，没有草绳剥竹皮，最后连绑腿带也解下来用上了。一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就扎成了。
战士们争先恐后地报名，要划第一只竹排冲过乌江去。根据同志们水性的强弱，杨得志挑选了8位勇士组成第一梯队。竹排缓缓地离开了浅滩。江边所有人的眼睛都紧紧盯着他们。
竹排和8位战士带着全团同志的希望，也带走了全团同志的心。同时，杨得志拿着望远镜在一刻不停地观察着对岸敌人的动静。
杨得志从望远镜里看到，尽管激浪此起彼伏，漩涡一个接着一个，但那一叶竹排，那系着全团指战员心愿的竹排，依然在继续艰难地前进着。
竹排同激浪搏斗着。杨得志同竹排上的8位勇土一样，心里充满紧张，每一个浪头，每一次颠簸，都像冲击在他的心上。
时间好像过得很慢，很慢……
突然，岸上的同志“啊呀”地大叫了一声。杨得志急忙举起望远镜，隐约看到，竹排在江心好像斜立起来了，它披着白色的浪条，上面却不见一个人影。
汹涌的江水，刹那间把竹排推倒，迅速地冲向了下游。而那8位英勇的红军战士，再也没有漂浮出水面，汹涌澎湃的江面上，再也看不到那8位勇士的身影。杨得志心如刀绞，焦急中夹杂着难言的悲痛。
“一定要渡过去！”杨得志下定决心，把继续渡江的任务交给了第一营营长孙继先。
孙继先挑选了十几个战土，迅速跳上了竹排。渡江行动又开始了。
孙营长激动地说：“同志们，一定要渡过去，就是一个人，也要渡过去！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话刚说完，孙营长低声而有力地命令道：“前进！”竹排缓缓地离开浅滩向对岸划去……时间不等人。如果这只竹排再出了问题，天亮了，一切都将暴露在敌人的眼皮下。
杨得志感到肩上像压着千斤重担似的，内心十分焦急。“乓！乓！”两声枪响，把杨得志从沉思中惊醒。原来是我们的同志向敌人发起了攻击。
“开船！”杨得志兴奋地继续望着对岸的山头，果断地向孙营长下达命令。
早已整装待发的另一只竹排飞速向对岸驶去。同时，杨得志又指挥机枪、步枪和小炮一齐开火，竹排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破浪启程，天险乌江终于被杨得志率领的红一团突破了。
等待已久的其他竹筏，一个接着一个地冲进波涛汹涌的江中，越来越多的红军部队被送到对岸，回龙场渡口突破成功。
1月3月上午11时，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回龙渡歼敌100多人，强渡乌江成功，胜利渡过天险。
接着，红军在回龙渡新老渡口用竹筏和木船，将红一师的全部人马渡过乌江。
红一师渡江后，他们苦战一昼夜，用成百架竹排在乌江上建起了一座浮桥，迎接红军大部队。这次战斗是红军从江西根据地撤出之后，在长征路上打的第一个胜仗，它大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
耿飚率部试渡江界河
1934年12月3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从猴场出发，经下司街、梨子坪、宋家寨、鸭坡、倪家寨、木老坪、蒜头坝、檬子堡、九洞水、钵上、贾家坡、天文、自水、岩头、花龙口、老街、犹家坝，抵乌江江界河渡口南岸，准备渡江。
当晚，部队在寒风呼啸的乌江南岸，各连队聚在马灯边、篝火旁，一边开晚会，一边进行战斗动员。战士们斗志高昂，唱起了文工队新编的歌曲：打过乌江去，活捉侯之担；
草包军阀侯之担，兵士都带三杆枪。
一杆汉阳枪，一杆鸦片枪，还有一条水烟枪；红军都是英雄汉，一人缴他三杆枪。
根据指示，红一军团第二师前卫第四团逼近乌江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因此，元旦一大早，红四团的指挥员就冒雪向江边进发。
在茫茫大雪中，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披蓑衣、踏草鞋，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一步步走近乌江江界河渡口。
江界河渡口位于瓮安县境内，北距遵义约100公里，南距瓮安县城约50公里，分新老两个渡口，新渡口在上，江宽约80米，老渡口在下，江宽约120米，两渡口间相距3公里。
登高俯瞰，但见急流的江水，夹在两岸高山深谷之间，从老虎洞脚奔腾而出，激起惊涛骇浪。江北的火金山横亘天际，巍峨挺拔，成为黔北的天然屏障。
渡口南岸是一片起伏地，北岸是峭壁悬崖。峭壁间有一条羊肠小路，蜿蜒曲折，通向河边。黔军旅长林秀生带领独立团、教导团和第三团，在北岸构筑工事，凭险据守。
要想过江，首先要从南岸直下10里的极陡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方可走到通往遵义的大道。
一到江边，耿飚、杨成武只见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都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随风轻轻摇摆。满面雾气弥漫，只能听见哗哗的水响，这给准备强渡的红军侦察对岸敌情带来极大的不便。
经过询问当地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晴天，由于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地势确实险要，任何判断失误和决策失误，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显然已经没有时间再给渡江部队考虑，于是耿飚和杨成武决定用机枪扫射对岸，来一次火力侦察。
“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浓雾笼罩的江面，对岸的敌守军，隔着浓雾，不知虚实，便胡乱的还起枪来，大大小小的火舌向我军所在的南岸射来。
这时，我军才知道对岸的渡口敌人配有连哨。通过询问当地老乡，得知渡口上游五百公尺处，有条极小的傍山小路，与对岸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以过人，但那里是悬崖峭壁，江岸无沙滩。
“继续进行火力侦察，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耿飚下达了命令。一阵枪响后，耿飚发现，敌人在傍山小路那里也配了排哨。
这时附近的老乡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敌人在江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两华里的一个大庙里，还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的一个团。
耿飚和杨成武经过请示师部，师首长明确指示：既然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较强，兵力较多，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较弱。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五百公尺处的小路。
耿飚和杨成武向赶到江界河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了渡江作战方案。
毛泽东听罢点头称好，说：“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指示要耿飚、杨成武他们假戏真做，“就象唱平剧，一招一式都要像真的”。
部队立即分头行动：一部分向渡口投运架桥材料，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一部分悄悄赶制竹筏作强渡准备。红军的行动，给当时的一些民工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老坟嘴的祝少华回忆说：“我给红军挑担子，在猴场住不三天就下江界河。我跟着红军重机枪队的张队长一道走，他对人很和蔼，当时过不了江，不时传来枪声，他怕我遭冷枪就叫我走在他后面。一路上我看见大约有两百多人给红军从天文、大塘等地抬磨子、扛门板下江界河，到了江边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是用来搭浮桥的。”
天文的宋大明回忆说：“红军拆了天文街上闵少岩家的大猪圈，把全部木料扛到江界河搭浮桥，我帮红军挑了一挑棕绳到河边，又给他们砍了几捆竹子扎筏。一个红军拍着我的肩膀说：‘同志哥，多谢你给我们帮忙，你等着我们回来分田分房给你。’我回家时，红军给了我五块大洋。”
老船工周世昌讲起来记忆犹新，他说：“红军到江边前，侯之担的兵把渡口的船砸了个大洞，又沉入水中，这条船是我家的**，靠它糊口。红军在渡口搭好浮桥后，将我家的木船找回来了，又帮助我把船补好，我们对红军感恩不尽。随后我和叔叔在渡口给红军划了三天船，把军马都运到北岸，红军给我们盐巴、衣服和大块毛猪肉。”
渡江部队大张旗鼓的在江南岸搬运架桥材料，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对岸的敌人也被迷惑住了，不断的往南岸开火，并且使劲的加修工事。
与此同时，渡江部队的一个营已悄悄赶制了几十个竹筏，并在各连队精心挑选了十八个能攻善守且精通水性的战士。
试渡于第二天开始，为抢夺战机，时间安排在了早晨。这一天，风飕飕，雨绵绵，由于刚下过一场雪，天气出奇的冷。
乌江边上，江界河渡口上游五百米处。担负试渡任务的八名红军每人只穿一条短裤，站在茫茫大雪中。他们是三连连长毛振华和七名红军战士。面对滔滔江水，他们等待试渡的号令。
9时，佯攻火力像炸豆般在他们身后“噼噼啪啪”响起来，当我军打出第一发子弹后，敌人就慌忙躲进工事，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的拼命还击。
就在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渡口上游五百公尺的竹林里，我军的八位勇士已整装待发。
先下水的是毛正华等八位勇士，他们的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绳。只见他们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打着赤膊，毫不畏惧寒风冰水，令号一下，拉着绳索就纵身跳入江中，轻轻的向对岸游去。
红军战士离岸起来越远，眼看快到江心了，敌人却忽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夹杂在中间的还有一发迫击炮弹，打得江面浪花激溅，白茫茫一片。但八位勇士还是毫不畏惧的向对岸游去。
突然，敌人又一发迫击炮弹落下，把八位勇士拉着的那条缆绳炸断。刹那间，江中旋涡大显**威，游到江中的八位勇士只能折返回来。
第一次试渡失败了。接回泅渡的勇士一检查，少了一名，原来这位勇士因负伤体力不支，加之在江水中冻了两个小时，风又大浪又急，被江水冲走了。他是强渡乌江第一个献出生命的红军战士。
试渡受挫，怎么办呢？战士们望着激流中被打散冲走的竹筏和牺牲的战友心急如焚。俗话说：人急生智。一个战士站出来向耿飚和杨成武报告说：“我们可以改进竹筏，在单层竹筏上再加一层，做成双层竹筏，下水后被暗礁打散一层，还有一层”。
红军当即采纳，连夜将所有的单层竹筏全部加层，改成双层竹筏。后来“双枪兵”惊呼红军撞不烂、打不散的双层竹筏是“红军神马”。
成功突破乌江天险
1935年1月1日是新年，按照传统，凡到过年过节，红军都要开会庆祝，改善生活“打牙祭”。警卫员们已早早备好年货，只等在宋家湾开会的毛泽东回来。
毛泽东回来了，他没有坐下来吃年饭，却要警卫员和他一起立即出发去江界河。警卫战士们迟疑地望着毛主席，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紧急。
毛泽东打着呵呵笑着对警卫员们说，“江那边王家烈正备好年货等我们去过年哩！”
警卫员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毛泽东有这么好的心情，一个个开心地打理好行装，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一路向乌江前进。
毛泽东站在乌江岸上俯瞰滔滔东流的江水，豪迈地说：“乌江不是湘江！”
就在毛泽东赶往乌江的时候，江界河渡口的红军战士们已经开始试渡了。第一次试渡虽然失败了，但同志们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时间就是生命。对于急于渡江的红军战士们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深知，早一分钟渡江，中央首长就多一分安全。只有早点突破江界口，才能搭设浮桥，保护中央首长顺利渡江。
第一次试渡失败后，耿飚等立即总结了白天试渡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决定实施夜间偷渡，以避免敌人的射击，减少伤亡。
同时，部队又赶制双层竹筏，并再次进行政治动员。黄昏后，第一营战士和工兵将扎好的三艘竹筏运到江边。
入夜，江水汩汩，寒风凛凛，这次担任偷渡任务的是以毛正华为首的五位同志。突击赶扎的三个双层竹筏放在岸边。
第一个竹筏下水了，五名勇士悄悄登上了船。这次他们除了配备必要的武器弹药外，还带着火柴和手电，约定到了对岸后，以电筒光和火柴光为联络信号。
第一个竹筏顺利的离开了江边，第二个、第三个也相继下水。看着竹筏离岸而去，一瞬间，就消失在夜色中。剩下的战士站在江岸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岸黝黑的山影，期待着胜利信号的出现。
但是一秒钟过去了，十秒钟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始终看不到对岸有什么动静。
他们究竟到达了对岸没有呢？他们正在前进吗？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为什么既不见亮光，又不见他们回来呢？等了又等，没有一点影子，真象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无法捉摸。
这时，最迫切的问题是查明情况。
30分钟后，一名通讯员匆忙跑到江边报告，说：“第二筏到了江心后，被水流冲下五里，险些翻掉，现在正在返回。”
这时，第三筏的战士也返回了，原来他们的筏也被水冲下了二里远，摸不到方向，几次险些冲翻。至于第一筏，依然不知下落。
在此情况下，我渡江部队不敢盲目再发竹筏，只能另想其他办法。
2日拂晓，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委作战局长张云逸亲自带着方面军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来到了红四军，支援红四团突破乌江，执行架桥任务。
刘伯承、张云逸告知耿飚、杨成武：追踪我军的薛岳纵队离此已不远了，军委要求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要求越快越好，并派来了谭希林的军委工兵营，担任架桥任务。
刘伯承、张云逸还说，尾随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在薛岳的指挥下，已经离这里不远了，要尽快渡江，否则，全军只能背水一战，情况会更加险恶。
红四团的指战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情绪激昂，纷纷请战。由于情况紧急，红四团立即准备出动六十多个竹筏，准备强渡。
拂晓，天出奇的冷，昨夜的一场大雪将竹枝都压弯了，裹在枝头的残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光。
红四军团进行了紧急动员，绑扎了六十多个竹筏，准备立即进行强渡。在张云逸的协调下，军委工兵营同红四团密切配合，准备架桥材料，赶制竹筏，待命出动。
滚滚的江水哗哗作响，我军第一批三个竹筏上准备过江的战士，冒着严寒，赤膊上阵，穿着短裤，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一齐入江离岸，开始强渡。
这时，我军除继续对大渡口组织小部队佯攻外，把主力集中到了竹林里。
敌人开始并没有发现我军，而当竹筏距离敌人约五十米时，突然听到对岸响起了清脆的机枪声。奇怪的是，敌人的火力并没有朝着竹筏，而是往崖上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竹筏离江心更近了，敌人更慌了，他们几乎乱了阵脚，枪都不知往哪里放。正在此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仔细一辨认，原来是从江对岸石崖边传来的，这时可以清楚的看到，从对岸石崖底下，贴近敌人的地方，钻出几个人来。敌人的火力突然一齐转向崖底。竹筏乘机加速前进，激溅起簇簇雪浪花。
竹筏靠岸了，战士们吹起了洪亮、激昂的冲锋号。竹筏上的战士与崖底下的人组成了交叉火力，象把钳子紧紧地咬住了敌人。敌人的气焰被压下去了，他们纷纷向后逃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