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行动，在沿途之中，他发现当地百姓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剥削，生活十分贫困，一些赤贫如洗的穷人更是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榨干了一切。
红军所到之处，都会有许多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干人”向他们围过来，伸手乞讨。很多红军战士看在眼里，都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一天，红军进入剑河境内。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一名伤员，正和警卫员一起走在队伍里。他一边行军，一边向战士们耐心地讲解革命的道理。他那通俗易懂又幽默风趣的语言不时引得战士们发出阵阵笑声。
突然，他看到队伍前面有几个红军围着什么人站在一起，便招呼大家一起过去。只见一位年迈的老婆婆和一个小孩躺在路边，两人穿着满是补丁的单衣，蜷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见此情景，原本挂在大家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毛泽东急忙蹲了下来，向老婆婆了解情况。
老婆婆的牙齿冷得直打颤，她搂紧小男孩，显得很吃力地说：“这是我孙儿。今年我家的谷子本来就没打到几颗，却被挨千刀的地主抢去抵了债。前几天，家里又来了白狗子（国民党军（），把我儿子抓去当壮丁了。我活路都没得了，只好带着孙崽儿出来要饭……”
听着祖孙俩的遭遇，看着他们凄楚可怜的样子，毛泽东脸色变得更加凝重。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衣，又叫警卫员拿出两袋干粮。其他战士也纷纷拿出自己的干粮交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说完便把毛衣和干粮一起递到老婆婆手里，接着起身跟上前面的人群，融入了长长的队伍之中。
到达老黄平后，红军再次分兵：右路以第一军团第二师为前卫，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目标直指瓮安猴场、乌江江界河渡口。左路红三军团，目标直指瓮安县城、开阳乌江茶山关渡口。
左路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指挥下，以四师十团为前卫，由黄平梭洞进入瓮安县蔡家湾、老坟嘴，经龙抱、木孔、深溪沟、晒灰窑等地。
12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进抵垛丁关下。垛丁关是瓮安东面的重要隘道和屏障，始建于清咸丰年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要攻取瓮安县城，必夺此关。
在红军到来之前，瓮安县民团督练冷开辉、大队长石甫云、第四区团防队长田伯仲，纠集团丁数十人固守关口，修筑掩体，架起机关抢，妄图阻挡红军前进。
在垛丁关下，红十团侦察排一面向敌人猛烈射击，迅速抢占关口对面山头，一面从后山包抄，出其不意冲进关口。敌人不堪一击，狼狈逃窜，红军顺利拿下了垛丁关。
顺利攻下垛丁关以后，部队继续前进。当晚，侦察排和二、三营进至黄泥凼附近，与平越、瓮安、余庆、黄平、湄潭“民练”区前卫排遭遇。敌人一触即溃，后面二百多名团丁听到枪声不战自散。
29日拂晓，经磨石坡、干田坎、堰平、打石冲，抵达瓮安县城。
瓮安县位于贵州省中部、乌江中游，东连余庆、黄平，南接福泉，西邻开阳，北毗湄潭，西北隔湘江与遵义相望。
黔军第十六团宋华轩部及平越、瓮安、余庆、黄平五县防剿总司令王玉恒率数百人驻扎瓮安城，凭借城墙防守。
红十团侦察排冒着浓浓大雾接近城墙，迅速夺下敌人前哨；二营及团属机枪连抢占城东塔坡，用机枪猛烈俯射敌人；一、三营奋勇冲击。激战一个小时，守敌抵挡不住，弃城向牛场溃逃。
四师主力也于29日中午到达县城。1月l日，全师继续前进，经银盏、杜仲河，进至前川、养马一带，侦察中坪到清水口渡的道路。
2日，进至中坪，分两路进军：一路向北进抵清水口渡，一路向西经柏香寨、茶坪，进抵开阳花梨。3日，渡过清水江进抵乌江茶山关渡口。
红三军团主力于31日从老黄平出发，进至瓮安垛丁地域。1月1日进驻瓮安县城，向平越、重安江方向警戒。2日，军团部及红六师进抵前川、养马一带，向孙家渡和开阳警戒；红五师在瓮安向新黄平、平越、马场坪方向游击警戒，以吸引中央军薛岳部。3日，军团主力离开瓮安县境。
军委纵队顺利进驻猴场
1934年12月29日，右路红一军团在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以二师四团为前卫，经黄平梭洞进入瓮安县蔡家湾、老坟嘴，再经观塘、擦耳岩、韩家坳、各水坝、陈家寨、金竹庄，于29日占领猴场。
30日，经下司街、宋家寨，倪家寨、木老坪、钵上、贾家坡，到达天文。31日，经白水、岩头、花龙口、老街、犹家坝，进抵乌江江界河渡口南岸。
二师主力于30日进至猴场，31日进抵木老坪及其东北地域，1月1日抵达江界河渡口附近。红五军团于1月1日进至老坟嘴。
同时，与右路军同行的军委纵队也进抵猴场。猴场又称快场、响子场，是黔北四大镇之一。从猴场向西北走30多公里，就到了乌江南岸。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集镇，盛唐时代为牂牁州治所，宋代有湖广的商业和文化渗入，明代镇南将军傅友德率军入黔，以猴场为草塘安抚司，开龙场九驿，疏水旱之道。修水西至容山、草塘的驿道，沟通了猴场与滇、川、楚、湘、桂的经济和文化往来。
清末以来，猴场逐渐发展成为商业重镇，不但有吴家盐号、杨家铺子、杜家烟馆，还有四川式的茶馆。江北、湖南那种带封火墙式的建筑，也在猴场流行一时。
当一队队红军扛着枪械、战马驮着辎重开进猴场时，狭窄的街上顿时显得拥挤不堪。场上、新川、下司、宋家寨等处都住满了红军。
红军长征以来的两个多月里，每到一处宿营，都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负责安排各位首长的住所。由于每位首长所处的领导位置不同，住房“标准”也有所区别。
在猴场，毛泽东住进了在当地来说最为气派的傅姓祠堂。这是一栋砖墙房，大约建于晚清时代，正门中间是方门，两边是圆门。
进门是戏楼，上下两层。正房地面是三合土，用瓷碗碎片镶有一个古钱状，天井是泥坝子。
毛泽东非常讲究清净，他从不睡老百姓的床。警卫员借来门板给他铺好床，床头照例放着一大撂书籍。
陈昌奉等到很晚不见主席回来，又放不下心，便提着马灯去路上接。当时已是凌晨两点过钟，陈昌奉提着马灯在半路的一棵梨树下等着。毛泽东开完会后，在夜色中披着一件军大衣笑咪咪地走来。
陈昌奉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住的屋子找好了，是地主的房子，桌椅板凳都有，吃的也好，明天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天。”
毛泽东笑呵呵的说：“你办得很好，但是明天我们不能休息，我们要打过乌江去，这比过年更高兴。因为乌江那边有王家烈，有侯之担这些反动家伙，要打倒他们过新年”。
12月30日，中央军委在猴场召开群众集会。会场设在猪市坝露天广场，广场入口处搭起了一座牌楼，上面写着“军民联欢会”几个大字，显得庄严隆重。李富春、滕代远、谭政等首长坐在主席台上，大约有一两万人参加大会，气氛十分热烈。
朱德总司令穿着灰色军装站在主席台上，用他那浓厚的四川口音向群众讲话：“同志们！乡亲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已经突被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天险，到达了贵州。红军作战是很英勇的，有时一天攻下敌人的三四座县城，歼灭敌军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不少的胜利。
现在，一九三四年就要过去了，一九三五年即将来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明天，我们红军的主力部队就要渡过乌江去打遵义，英勇的红军有着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同志们，努力吧！”
朱总司令的讲话鼓舞人心，为强渡乌江，夺取遵义，作了很好的动员。会场上不断爆发出欢呼声、鼓掌声和口号声，群情激奋，斗志昂扬。
朱德讲话完毕，红军宣传队演出了许多具有宣传教育意义的节目，受到群众欢迎。
开会、演戏正是赶场天，人多得很，红军把枪架起来，手里拿着三角旗呼口号。
当时演的戏是打倒蒋介石、王家烈。有两个人，一个装扮蒋介石，一个装扮王家烈，颈上套着铁链子被拉出台来。
有的群众以为真的抓住了蒋介石和王家烈，都争着挤向台前想看个清楚。
红军在瓮安县城和猴场等地，大力开展政治宣传和打富济贫活动。
在县城，红军到处书写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倒土豪劣坤！”“取消苛捐杂税！”等。
红军在北街扎起了宣传牌坊。在文庙、中学和袁家湾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演讲。有的老百姓家墙上，还画有军阀和土豪劣坤剥削压迫人民的漫画。
在猴场街口和吴家大院一带，红军用石灰和土红书写标语：“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弟兄们配合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等。
红军没收袁经仲、赵述之、吴吉山、吴连山、杜香普等豪坤的粮食、盐巴和衣物，分给穷苦人。
12月30日晚10时，朱德总司令向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云发出电令，部署第二天的行动及其任务：一、吴敌今日已各占施秉未明，周纵队先头师已由施洞口前进改向邛水通镇远道上前进，黔敌情况无所得。
二、今卅日我一军团缺二师及九军团到达龙溪、余庆、白塘之线，二师前进至猴场、陈家寨地域，军委纵队在老坟嘴、梭洞至婆寨之线，五军团抵老黄平，三军团之四师进至垛丁关，主力尚在老黄平。
三、明卅一日我各兵团及军委纵队行动：l、一军团缺二师和四十五团及九军团均应在现驻地不动，四十五团则由白塘开余庆归还十五师主力，一师应继续侦察袁家渡渡河点，并向石阡回龙场方向警戒，九军团则向施秉方向警戒，二师应进至木老坪及其东北地域，并侦察江界河的渡河点。
2、三军团之第四师应攻占瓮安，三军团主力应分两纵队由老黄平向瓮安方向前进，右纵队经梭洞到垛丁关，左纵队经上塘到兰家关，并向平越、炉山方向警戒。
3、五军团留老黄平不动，向施秉方向及新黄平加强侦察警戒，并准备1月1日转移到老坟嘴地域。
4、军委纵队之干部团及第一梯队进至猴场，二、三梯队及政卫团应于明日八时至十二时离开现驻地，经梭洞开至老坟嘴地域，在规定时间内三军团部队不得渗入前进。
四、我各军团(一军团不含)之后卫部队应于下述各自通敌道上施行彻底破坏，并散尽经过地点土豪谷物(除自用外)给群众。
1、九军团向施秉。
2、五军团向施秉及新黄平。
3、三军团破坏梭洞以西地段。
五、我一、二两师应令其工兵连秘密收集架桥器材，并须准备多数铁丝。
猴场会议讨论进军方向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同时，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
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
红军主力到达乌江边时，摆在红军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回头向东北方向前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那样将会陷入敌人重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
另一条是趁敌人在黔东南尚未形成合围之前，强渡乌江后向西北方向前进，利用黔军战斗力较弱的有利条件，开创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2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
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2月30日，敌吴奇伟纵队一部已进军至施秉；敌周浑元纵队先头师已由施洞口前进改向邱水通镇远道上前进。湘军陈兴师一个旅于12月24日已推进至黎平；敌中央军薛岳两个纵队亦陆续进到三穗、镇远、施秉、黄平一带；桂敌廖磊一个军也进到独山、都匀地区。而乌江北岸担任防守的黔军侯之担三个旅和王家烈一个团，设防在约百里长的乌江北岸各渡口。
中央红军处于前有乌江天险，后有敌人追兵，内有李德等人坚持瞎指挥的严峻时刻。
对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如果不加以解决，求得意见统一，党和军队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敌人。
历史再一次把毛泽东推到了旋涡之中，需要他重新复出，参与谋划红军的军事策略，这是一个不以博古、李德等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负重伤，长征开始后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因病坐担架行军，经常与王稼祥同行。他们一路上交谈讨论，表示对形势的忧虑。
在王稼祥、毛泽东的解释劝说下，张闻天、聂荣臻、周恩来、朱德认识统一，坚持打过乌江去，转兵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
然而，从黎平到乌江边上，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
李德和博古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看来，如果不开会说服博古、李德，部队已无法再前进。因此，毛泽东再次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统一行动意见，以保证部队顺利渡江。
当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领导人，随军委纵队赶到猴场时，当务之急是找一个清静、安全的开会场所。
按照红军的传统习惯，凡是过节都要开庆祝大会，放假改善生活，然而今天确似乎不同寻常。尽管明天就是新年了，大家却都没有在意，紧张的战事和行程未卜的焦虑，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寒风萧萧，天气阴沉。从黎平到瓮安的十几天里，一直阴雨不断。
脸庞瘦削的毛泽东大病初愈，身体十分虚弱，他坚持不坐担架，改为骑马行军。他骑在马上愁眉不展，一直思考着如何才能说服李德等人改变进军路线，求得意见统一。
形势急迫，已没有时间再酝酿准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到猴场，顾不得连夜兼程的疲劳，都朝宋家大院走去。
猴场会议会址并不在猴场镇里，而是在猴场镇外的一个小山寨——宋家湾。
宋家湾西距猴场约1公里，座落在猴场至乌江江界河渡口的必经大道旁，是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寨。在当时的猴场及周围地区，难得为一处闹中取静的僻静场所。
12月31日下午，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在军委干部团的护卫下，开进猴场。红军总部及党中央领导机关进驻猴场宋家湾。
红军总司令部就设在宋家湾的大地主宋泽生家的四合大院，各军团的将领们聚集在这里商议军事，人员出出进进，大小房门都安排有步哨，后山上还架有机抢，警戒也比其它地方要森严得多。
宋宅建于1912年，是一所独家庭院，四周围有高约五、六米的封火桶墙，墙的一角还筑有角垒，整个大院仅留一正一后二门出入，十分便于护卫。
因系四合院，四周用砖砌桶墙，当地曾有“一颗印”院落的俗称。院内有正房三间，厢房、下厅各三间，合为印子屋。
整个大院宽绰幽雅，中间是石嵌的天井，左侧建有马棚，右侧茂竹掩映，正厅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后山古木参天。对设置红军总部和安置中央领导同志，并就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
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宋家湾的宋宅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下午3点钟左右，党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人陆续走进宋家大院。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等。
宋家大院正厅中间摆着一张木桌，四周放着几条长凳，大家进屋后各自找地方坐下。
李德坐在当中，面朝正厅大门，脸色表现得十分不愉快。他对黎平以来的军事行动非常恼火，尤其是对毛泽东心存不满，因为这位爱吃辣椒的湖南人老是在跟他唱“对台戏”。
会议由博古主持，没有开场白，大家直接了当的开始“摊牌”。
李德能讲德、俄、英三国语言，博古、张闻天、王稼祥能用俄语同他交谈，周恩来可以用英、俄语同他交谈，毛泽东等人则只有借助翻译了解李德的讲话内容。李德首先发言，伍修权在一旁帮助翻译。大意是在敌军急奔而至的情况下，应当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并重新研究过乌江的问题。
毛泽东站起来挥动着右手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要想取胜谈何容易，莫如以卵击石。我们前面有乌江天险，后面有重兵围追。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就只能胜不能败，如果打不赢，我们就连退路都没有了”。
“我同意润之同志的看法，考虑问题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现在不是研究过不过乌江，而是确定如何过江的问题”。周恩来扫了一眼会场说，“现在完全不是过湘江时的情况了。”
李德抢过来说：“我们必须坚持向湘西运动，不与二、六军团会合，革命的力量又怎么壮大呢？”
张闻天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诙谐地说：“如果我们现在去找贺龙、萧克，就等于是钻另一个口袋。我们希望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蒋委员长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稼祥点点头，表示支持的样子。
博古疑惑地问：“照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该如何应对才行呢？”
“洛甫同志讲得对。现在来看要与二、六军团会合，条件尚不具备。如果能打过乌江去，到黔北另辟根据地，形势将会对我们有利”。周恩来说。
朱德非常注意地听着，但一言不发，他戴着老花镜，时而在小本子上写写划划。
不知不觉天已渐渐黑了，可是会议仍在维续进行。时针刚指到晚上8时，朱德站起来走到周恩来旁边耳语了一阵后退出会场。他来到隔壁下厅红军总司令部，与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商议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的行动方案。
那边的政治局会议还在进行，这里的军事行动已拉开序幕。从当晚9时开始，军委主席朱德接连签发了数道电令，布置渡江事宜。
时，电令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部至江界河架桥：l、军委纵队之第一梯队于本日十五时到猴场宿营，明日仍留猴场。2、第二师明(一号)应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并侦明河对岸敌情。如无敌，则派兵一团过北岸占领阵地，向珠藏警戒、侦察、掩护，并令工兵实行架桥，以便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五军团由此渡河；如有敌，扼守对岸，则应先以一团兵力绕道渡河驱逐该敌；万一无法渡，则应监视对岸之敌，待一军团主力渡河后，协同消灭该敌。3、我第一师明日进至袁家渡附近架桥，一军团部及十五师明日进至龙溪地域，九军团到余庆。4、已令军委先遣队张云逸同志带工兵连并架桥材料协同你们架桥。
10时，朱德签发命令，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刘伯承、陈云，部署各军团、纵队元月l日行动：A、吴敌四个师昨到施秉，今向新黄平续进．其一部向老黄平方向追我。周敌仍经施洞口向新黄平前进，其先头师二十九日到施洞口，三十日末动。黔敌第四师在遵义，其一个团在珠场，并派队扼守江界河北岸渡河点的消息但尚未证实。猴场昨有敌一个团逃向瓮安。今日四师占领瓮安与否。尚未得报。B、我野战军明一月一号动作应如次：一、一军团之第二师应进至江界河渡河点，并侦察对岸敌情。如无敌，应即派兵一团过北岸占领阵地，向珠场侦察、警戒掩护并令工兵实行架桥，以便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五军团由此渡河。如有敌扼守对岸，则应先以一团兵力绕道渡河驱逐该敌。万一无法绕渡．则应监视对岸之敌，待一军团主力赶到后协同消灭该敌。我一师应进至袁家渡及其附近地域，以一个团占领河北岸阵地，向湄潭警戒指挥一军团两个工兵连实行架桥，以便二号一军团主力由此渡河。一军团部及十五师进至龙溪，九军团至余庆，均向石阡方向侦察、警戒。二、三军团之第四师应经前川西进[中]坪、龙场坝、又州地域，并侦察经中坪到清水口的渡河点。三军团主力则进驻瓮安，向平越、重安江方向警戒。三、五军团进至甘塘、老坟咀、蔡家湾之线，向老黄平严密侦察、警戒。四、军委纵队主力仍留猴场，二、三梯队及政卫团则进至猴厂〔场〕。C、五、九军团破坏通追敌方向道路的任务仍旧，三军团应破坏瓮安通梭洞及直通新黄平的两条道路。各兵团应澈底破坏乌江南岸的电话线。D、一、二两师架桥情形及可能，统限明一号十八时分电军委及林、聂。（明日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望即通知照发。
10时30分，朱德就红一师在袁家渡架桥的事宜专门致电林彪、聂荣臻：A、一师应在袁家渡架桥渡河以便于万一必要开至猪场（珠藏）协助二师消灭沿河扼守之敌。B、回龙场渡桥如架成则可留给九军团由此渡河但须派兵掩护。
1月1日零时30分，朱德又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陈光、刘亚楼：甲、据一师聂参谋长电，回龙场对岸有敌一营扼守；二师函，江界河对岸及珠（藏）有敌约两团；三军团电，孙家渡对河亦有敌。乙、按乌江以北为侯之担部约三团，决无法扼守沿江百余里的渡口，望分令各先头部队在规定的渡河点附近，必须找到另一渡河点设法偷渡。同时在原渡河点仍留部队伪装架桥，以迷惑敌人，以便能绕道从下侧后驱逐该敌，然后开始架桥。丙、偷渡部队不应小过一团，在偷渡的渡河点应派兵扼守，防敌偷袭，并防其焚毁渡船。
1月1日晚7时，朱德又对三军团任务进行部署：明二号我三军团之第四师应前进至清水江渡河点之茶店地域，并派队侦察清水江渡河点，准备三号拂晓架桥。四师主力并向紫江警戒，三军团部及第六师应前进至四师今日宿营地域之前川、养马，向紫江、孙家渡两方警戒。三军团留第五师在翁安停留一天，向新黄平、平越（今福泉）、马场坪方向游击警戒，以吸引薛岳兵团向着自己方面注意。
毛泽东赢得了主动权
1934年12月31日晚，在朱德同志调兵遣将的同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继续举行。毛泽东思考问题时，抽烟更厉害了，一支接一支，屋里烟雾弥漫。
李德说：“黎平会议时政治局认为到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条件不具备，但是现在情况已发生变化。这十几天我们就连克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形势非常有利，应当集中力量对付战斗力较弱的黔军和民团，待机回兵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
伍修权一边记录，一边逐字逐句地翻译讲解给在座的领导同志听。
陈云开始发表意见：“你说形势非常有利，我看不见得。现在我们的处境仍然不利，前面有黔军侯之担部扼守乌江天险，后面有中央军、黔军、桂军追击，再不抓紧过江，恐怕后果难以设想。”
博古听了大家的发言，觉得似乎都有道理，但如果要拍板定夺，他又感到实在难置可否。双方你来我往，争辩了无数个回合。时间不知不觉地已经临近午夜，争执的意见还是没有最终达成一致。
勤务兵进进出出，一会儿倒茶水，一会儿送干粮。首长们嚼着干粮，喝着茶水，会议一直继续举行。
毛泽东再次站起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渡江，以完成黎平会议确定的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并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范围内向敌人反攻，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才有可能赢得胜利。”
看了一眼在场的人，毛泽东又接着说：“还是那句话，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过乌江。当然，兵贵神速，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薛岳是不会允许我们慢条斯理地过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侯之担毕竟是凭险设防，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叫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的支持者王稼祥补充指出：“我们全军指战员都要坚定作战意志和胜利信心，反对逃跑倾向，反对偷安情绪，用艰苦战斗的胜利开创新苏区。”
“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赤化工作，武装黔北群众，扩大红军队伍，建立团结、稳固的新苏区。”张闻天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讲话的倾向性和份量非常关键，将起到左右形势的作用。
他说：“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不仅要加强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系，还必须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以便他们配合中央红军进行反攻。关于作战的方针、时间、地点问题，我将同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研究，军委必须将研究情况向政治局会议报告”。
王稼祥表态说：“我赞成恩来同志的意见，今后的军事行动都应向政治局的领导同志汇报，不能个人说了算”。
事实上，周恩来的决定性意见，已明确李德“靠边站”了，不让他指挥作战，李德从此一蹶不振。
博古从大家的发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了自己的观点，他用沉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看来已成定局。
李德一边不断抽烟，嘴里还叽里咕噜的。伍修权懒得翻译，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这位日尔曼人的神情木讷，脸色很难看，但又显得无可奈何。
由于各军团负责人没有参加会议，必须将政治局的决定尽快传达下去。博古命令参加会议的记录人员，把会上议定的事项写成文字材料，迅速印发给各军团领导人，以便统一行动。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坚持部队全速前进，打过乌江去，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完成红军战略方向的转移。
会议确立转入反攻，消灭敌人主力的指导思想，使作战方针由消极防御、消极避战转为积极作战、积极防御；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赤化，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瓦解白军，传播革命火种。
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做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十二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一部的遵义地带，开始澈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一、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澈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二、必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澈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的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坚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三、不论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向我们迅速追击或相当推迟时日，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四、同样在这一时间内，必须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材，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适当的使用我们的部队，但以不违背基本作战方针为原则。
五、在目前转入反攻已具有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
这种形势之下，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的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的取得胜利。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六、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
七、责成总政治部根据这一决定起草新的政治训令。
政治局认为这一反攻的澈底胜利，五次“围剿”的最后粉碎，与川黔边苏区的建立，对于我们胜利的粉碎蒋介石正在布置着对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新的“围剿”计划，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因此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为坚决实现这一决定而斗争。
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渡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作了准备。到这个时候，会议才算基本结束。猴场会议起因于黎平会议后关于红军战略方向的新争论，并以博古、李德等人的失败而告终。
猴场会议上承黎平会议，下启遵义会议，使红军将士从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了毛泽东同志，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领袖，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包括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在内的新的领导集体，中国革命因此转危为安。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猴场会议召开于1934年岁末，结束于1935年的第一个黎明。或许这正预示了中国革命新的开始，预示了毛泽东重新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开始！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重又提出的回兵湘西的错误意见，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创建新苏区的正确主张。
自黎平之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
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由此可以看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进入贵州，乃至乌江南岸时，也并未完全放弃回兵湘西的原订计划。
事实上，红军的战略转兵，是由通道会议提出。黎平会议决定，到猴场会议才从思想上到行动上最后完成的。因此，猴场会议对实现中央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其次，猴场会议不仅批判和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子的的军事错误，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
《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明确地指出今后部队的军事决策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从根本上摈弃了李德等人独断专权，个人说了算的粗暴领导。
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周恩来同志这里讲的“遵义会议前夜’，实际就是指的猴场会议及其决定。
猴场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指挥下，红军一举突破乌江天险，攻占遵义。强渡乌江战役，就是在猴场会议排除李德的指挥权后，由党中央和军委集体领导直接指挥的第一个重大战役，也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重大胜利的第一个漂亮战役。突破乌江天险，无疑是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举行的奠基礼。
再次，猴场会议确定了以战斗的胜利的姿态迎接川黔边新根据地建立的正确思想，实现了红军在战略上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的转变。
《决定》指出：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与“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全体红军指战员要坚强作战意志和胜利信心，反对逃跑倾向和偷安情绪，以艰苦的胜利的战斗创立新苏区。
这个《决定》特别强调了“反攻”和“作战”的积极战斗思想，一改红军长征以来消极避战的战略方针。它为尔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消极退却的错误，和提出积极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最后，猴场会议改正了红军长征以来只限于单纯打仗的错误，重申了红军历来倡导的三大任务。
《决定》指出：“必须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要求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不违背基本作战方针的原则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及其武装。红军打过乌江后，按照猴场会议精神，在猪场积极地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了桐梓坡农会和游击队，开始了“赤化”黔北创建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最初工作。桐梓坡农会和游击队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是中央红军跨过乌江，进入黔北所建立的第一个农民政权及其武装，又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兵中，进入黔北边缘地域后所进行的主要革命活动，反映了猴场会议由决定变为现实的过程，标准着红军创建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伟大尝试的开始。
后来红军在遵义、桐梓等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等活动，就是基于猴场会议“赤化”黔北这个指导思想。
总之，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三次较量，政治局内部大多数同志的思想已趋于一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在党内已形成多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经完全为中央政治局所接受，他要把筹谋已久的军事计划付诸行动。
猴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的警卫员提着马灯站在一棵树下等他。毛泽东披着一件军大衣笑眯眯地走过去，拉着警卫员的手回到住处。
在这个跨越两个年头的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肯定，会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毛泽东当然高兴。
根据猴场会议精神，红军总政治部于会议结束当日起草并发出的《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是红军进入贵州以来制订的第一个瓦解贵州军阀部队的文件。
文件详尽地分析了贵州白军部队的特点，相应地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宣传口号，并要求部队通过各种形式，实现这些口号。
《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说：甲、贵州白军之特点：
（1）组织成份上以贵州人占多数，且包含极多苗、瑶等少数民族籍。
（2）大多数士兵吸鸦片，组织涣散、战斗力薄弱。
（3）由于贵州经济条件落后，士兵生活极端恶化，并受着长官极残酷的封建式的虐待与压迫。
（4）因为贵州士兵与红军直接接触的机会较少，所以红军的政治影响在士兵中比较薄弱，而反革命的武断欺骗宣传容易在士兵中产生影响。估计到这些特点，对贵州白军士兵应提出以下斗争和宣传的口号，进行瓦解的工作：1、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
2、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哗变拖枪当红军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贵州！
3、反对国民党军阀五家烈强迫苗瑶民族当兵！
4、苗瑶弟兄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
5、苗瑶弟兄红军赞助苗瑶民族解放，哗变拖枪到红军来！
6、汉族弟兄与苗族弟兄一致配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五家烈！
7、不受冷、不受饿，要求立即发棉衣穿，要吃饱饭！
8、反对野蛮的肉刑，反对打骂与虐待士兵！
9、红军欢迎贵州白军兄弟来当红军！
10、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欢迎俘虏兵当红军！
各级政治机关必须深入调查工作，针对贵州白军各个不同的情况，通过火线上的喊话及大量的散发宣传品，把以上这些斗争的口号加以具体化、通俗化的深入到贵州白军士兵中去，煽动与争取他们（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
乙、正因为贵州白军大多是贵州人及苗瑶人，更需要我们加强地方居民及苗瑶民族中的工作，发动他们特别是白军士兵家属给白军士兵写信散发宣传品等，以散步红军影响。
丙、对贵州白军俘虏兵的工作，必须依照下列各点进行：1、在原则上尽可能的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吸鸦片只要瘾不深的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营或新兵营的训练，在这些时期把烟戒去，然后补入部队。
2、俘虏到时，各级破坏工作人员，必须全体动员到俘虏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与解释工作，完全消灭他们对红军的怀疑与误会。在他们了解与相信红军的主张的基础上，争取他们当红军。
3、经过细密的清查之后，将俘虏军官及流氓化的分子等全部交保卫局处理，其余所有的俘虏兵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加以有系统的训练。
４、对苗瑶士兵必须注意到他们的民族意识，依照湘江政治部关于苗瑶少数民族工作指示的原则进行教育。
5、在生活上须尽量保证俘虏兵有饭吃并吃饱，有开水吃，并设法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如草鞋等）；使之从实际的红军生活中了解红军优于白军。
６、俘虏兵中坚决不愿当红军的，应给他们深入的宣传鼓动，遣散他们回去在白军士兵中及扩大群众中散布红军的政治影响。各兵团政治部必须经常随时将对贵州白军工作执行的具体情况报告本部。
各兵团政治部必须经常随时将对贵州白军工作执行的具体情况报告本部。
这个文件的制定，标志着红军瓦解敌军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从此，红军对贵州白军开始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
这个文件的实施，对于利用矛盾，瓦解敌军，消灭敌人，使红军在贵州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产生了积极的有效的作用。
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向勤务兵问时间，才知道已经是新年了。他风趣地说：“好家伙，我们这个会已经开了‘两年’！”大家听了这番话，都会心地笑起来了。
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
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猴场会议期间，正是新旧交替的时节，按照以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习惯，年底的最后一天，要召开盛大的官兵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得的胜利，检阅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与群众举行游艺会餐。
虽然是非常时期，部分战士依然很疲惫希望能在猴场休整过年。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说，不行呀，前面有侯之担守着，后面有王家烈在追，中国这样的地方多的是，要渡江到遵义后再过大年。
尽管局势已非常紧张，但红军部队最终还是进行简短的庆祝活动。当天晚上，各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在驻地举行晚会迎新年。
各单位主要是总结长征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报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宣传“突破乌江”、“拿下遵义、桐梓”的意义，展望未来，激励斗志。
元旦当天，朱德命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以资慰劳。在瓮安县城过新年的部队实行了团拜，把土豪准备过年的丰富物品，没收分给了红军和贫困百姓。每个伙食单位都杀了两头大猪，还有羊肉鸡肉，会餐吃了四盆八碗。
周围的穷人们，还被红军邀请到各自的住地做客，不仅饱餐共乐，而且还给每人带一包“答谢礼物”回去，分给没有参加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