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另一方面“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反右派与我没有关系”。
毛泽覃在声明书中也被迫承认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对于所谓的“小组织行为”，是因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谈论”。古柏的声明书写了15页，对于所谓的“反党小组织”则一字不提。谢维俊的声明书电根本不承认什么“小组织的行为”。
5月4日，临时中央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关于江西的罗明路线的决议》，认定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毛、谢、古几位无节气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称，这与毛泽东同志一贯地不尊重中央领导的性质是相同的……”“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要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以“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的《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邓小平“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是“企图掩盖和逃避自己的错误”；毛、谢、古3人的申明书中“只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企图掩盖他们反党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裸承认的”。
决议还责成4人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要求“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至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要求“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被撤消，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不过，几天后，邓小平就被调回了省委，接着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邓小平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他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并接手《红星报》。
接手《红星报》期间，由于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被排挤，导致红军战事吃紧，根据地越打越小。但“左”临时中央仍旧一味高调宣传所谓“堡垒对堡垒”的“正规战”，这让邓小平心里十分着急。
如何针砭时弊，还不能给临时中央留下“把柄”，邓小平为此煞费苦心。直到1933年8月，在组织纪念八一南昌起义6周年的文章时，他有了主意。
一天晚饭后，忙碌了一天的邓小平，信步来到几里外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元太屋。
这时，毛泽东正坐在大樟树下的石板凳上专心致志地看书。见到邓小平来访，他笑吟吟地起身让座，关切地询问邓小平的近况。
邓小平一一做了回答，并告诉毛泽东，自己正在主编《红星报》。毛泽东询问了办报的情况，同时谈了自己对如何办好报纸的看法。
随后，邓小平鼓起勇气对毛泽东说：“主席，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想请您为我们的《红星报》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事例的文章，不知主席有没有时间？”
毛泽东故意问道：“我写的东西与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你这个主编就不怕？”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的意思，坚定地说：“您敢写，我就敢用，有什么可怕的！”
“好，你明天就来取稿！”毛泽东慨然应诺，他对邓小平说，他写的战例是1930年红军攻打吉安一仗，还特别说要以笔名“子任”名义发表。邓小平体会到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8月14日，《红星报》发表了“子任”题为《吉安的占领》的2000余字文章。这篇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中央临时领导人主张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过苏区一寸土地”硬拼蛮打的错误军事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广大红军指战员后来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子任”就是毛泽东时，纷纷奔走相告。
受够了打所谓“正规战”苦头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由衷地怀念起“游击专家”毛泽东来，盼望他早日回到党和红军队伍的领导岗位上来。同时，他们还对《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在这种紧张的政治空气下，敢于组织这样的文章表示由衷的敬佩。
在邓小平受到处罚的同时，谢毛古等人也受到了错误处罚。毛泽覃劳动了一段时间，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闲差，没什么事干，后来李维汉将他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
古柏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职“改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因他不搞强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务，于1934年初被开除党籍，2月到中央粮食部当秘书。
谢维俊被调到地方参加突击队，挖工事，抬担架，后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江西各县相继召开类似的“反罗明路线”为中心的党代表大会，批判斗争了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成为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遭到批判，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
反“江西罗明路线”历时一年多，由上层到基层、军队，打击了不少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给江西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临时中央提出了“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之外。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大搞人人过关。
1933年6月到8月，各县相继召开了以反“罗明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党代表大会。
9月27日到10月3日，中央组织局召开江西全省党代表大会，指责宜乐祟中心县委书记胡佳宾“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两面派的标本”，严厉批评江西省苏维埃聂昭良、洪兴的发言“完全是污蔑苏维埃”，“是庇护罗明路线”，犯了“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的错误，提出要“开展反对以胡佳宾、聂昭良为首的机会主义，并更具体的反对在第五次‘围剿’前面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
12月下旬，中央组织局又召开了江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则进一步把苏维埃系统的反“罗明路线”斗争推向了**。
大会说省苏维埃主席团对“古柏、聂昭良等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开展，对省苏维埃财政部副部长袁隆昌、省苏维埃工农检察部的吴家骏“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察觉，犯了“严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
同时，被中央报刊《斗争》、《红色中华》等点名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党组织的，就有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建黎泰等中心县委，石城、雩都、永丰、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以及陂头、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古县、七都、鹿岗等区委。江西省几乎所有的中心县委和县委，都被打成了“罗明路线”者。
从江西省委到各中心县委、县委、区委直至基层支部的领导干部和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工作人员，都受到错误批判斗争。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左倾”中央领导人还推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洗刷”戴有“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老干部，轻率地提拔随声附和的新干部。
1934年4月到6月，江西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被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被撤职；而新干部缺乏经验，在“进攻路线”行不通时又被撤职。
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极大地削弱了全省的党组织。
周恩来后来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评论：“1933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
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战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困境中恢复发展经济
敌人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紧了经济封锁。经济是进行反“围剿”的物质基础，做好经济工作，建立稳固的后方，对于反“围剿”的巨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能直接参加军事反“围剿”的毛泽东，就从经济工作入手，积极支持反“围剿”斗争。
1933年2月中旬，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了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
当然，把毛泽东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在当时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
2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进行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
在毛泽东的督促下，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土地部立即检查了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了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进入健康工作状态。
在这段时间里，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但为什么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呢？其实，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共产国际执委还专门给临时中央发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虽然毛泽东没有受到直接冲击，能够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中央苏区大体上有300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10万多人，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因此，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
但是根据地正处于反“围剿”的战争时期，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
当时，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
1932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敌人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
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
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
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些都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
1933年2月26日，毛泽东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
3月23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
4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等机构，具体负责苏区经济建设工作。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第10号训令中提出：目前经济建设上的中心工作，是“农业与工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的调剂，合作社的扩大，对外贸易处的建立，国有企业的发展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并强调指出“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
7月20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等参加了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
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他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
报告中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
报告中还谈到了公债问题。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中央苏区“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的工农商业受到很大的损伤，为了支持第五次反“围剿”和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苏区政府决定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大会通过的决议号召：
全苏区的劳苦群众，团结在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大规模的开展经济建设，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
在毛泽东和苏区政府的号召下，南部17县的与会代表们积极行动起来，热烈地通过了竞赛条约，积极购买公债，筹粮筹款，支持第五次反“围剿”和根据地经济建设。
接着，各地党员和干部组成推销公债宣传队，分头到乡村进行宣传动员，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购买战争公债，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红军粉碎反动派的“围剿”和根据地经济建设，巩固捍卫红色政权。
经过努力，广大群众热情空前高涨，争先恐后地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的积蓄拿出来购买公债。
在雩都，流传着许多这样的老百姓无私支援前线的故事。雩都县梓山乡严赖村农民刘慧贵不顾正在长身体的娃儿，将家中的粮食全部按市场最低价格卖给国家，所卖得的钱全部用来购买公债。同时，他还将自己家中较值钱的物件变卖，也都用来购买公债。
当他拿到换得的公债劵后，刘慧贵黝黑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买公债，支持红军，是我们苏区工农义不容辞的职责！”
到后期，苏区人民还纷纷主动将到期的公债退回政府，变公债为自愿捐款。就是有这样朴实的苏区人民，竭尽全力支援着经济困难的红军和临时中央政府，在如此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红军官兵步调一致，苏区干群上下一心，战争公债成功发行，取得了革命性的胜利。
看到这些，毛泽东欣慰地笑了。根据地的人民多么伟大！有了这样的人民，党和红军将无坚不摧！
8月20日，中央苏区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在博生县召开。江西的万泰、公略、永丰、乐安、宜春、广昌和闽赣省的建宁、黎川等11县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林伯渠和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吴亮平、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等莅临主持、指导了会议。林伯渠传达了毛泽东在南部17县会上的报告。
一腔热血两地情。北部的代表们同样对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充满了向往。经过4天的讨论，也热烈的通过了竞赛条约，购买了大量公债，筹措了大量钱物，支援第五次反“围剿”和根据地经济建设。
人民的**从何而来？《红色中华》载《江西闽赣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的胜利》一文道出了共同的愿望：“各县应该……广泛地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的力量来帮助革命战争，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人民，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盼望着五次反“围剿”的胜利，盼望着革命早日成功！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的召开，是中央苏区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标志。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南部17县、北部11县，联为一体，广袤、宽阔的苏区红土地上，到处出现了谈经济建设、办合作社、销公债、建谷仓、熬硝盐、搞外贸、筹款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热潮！
各项经济工作稳步发展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必须为红军战士准备充足的粮草。而准备粮草，就要积极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因此，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来抓。
毛泽东明确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用常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土地部在关于《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的布告中指出：“发展农业生产的要项：第一是谷类，第二是杂粮（番薯、豆子、花生、麦子、高粱等），第三是蔬菜，第四是棉花，第五是竹木，第六是木梓，第七是烟叶，第八是牲畜（猪、羊、鸡、鸭等）。这些生产，一半是人民的粮食，一半是工业原料，是发展苏区经济的基础。”
在这里，毛泽东和苏维埃政府明确而深刻地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要摆在经济建设工作的首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并付之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实践。
中央苏区在组织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由于敌人的掠夺、摧残，曾在劳力、耕牛、肥料、种子、水利等方面出现困难。
由于根据地青壮年大多投身于反“围剿”战争中，因此进行农业生产，主要是劳力缺乏的问题。
特别是农忙时节，雇零工平时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的时候，一天两三元也雇不到。红军家属虽然有耕田队帮忙，但是也时常发生不能及时解决耕种的问题。另外，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也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他经常亲自讲演，进行提倡、推广。
换工本来在民间早有习惯，而且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对劳动互助社的作用、组织、劳力、调剂办法、工资换算等具体问题作了相应的政策规定，在不变更个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劳动互助社的发展。
尽管如此，农忙时节，劳力还是不足。于是毛泽东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抓典型，奖励推广。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了一支生力军。就这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
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苏维埃政府还颁发了《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在根据地内广泛组织了犁牛站和犁牛合作社，较好地解决了耕牛不足的问题。
此外，苏维埃各级政府还大力进行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等农田基本建设，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发展多种经营等，使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1934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这为根据地军民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奠定了物质基础。除了发展农业，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是放在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
由于这种严密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内盐、布、西药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却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此后，邻近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县也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
毛泽东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各级领导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副委员长陈云同志、朱琪同志都亲自抓这项工作。
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得以流通，从而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为根据地军民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奠定了基础。
推动根据地政权建设
1933年6月，毛泽东出席了由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宁都会议。这是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主要总结前段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仍然坚持积极防御的路线，指出在第一次宁都会议上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积极进攻路线”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仍然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所取得的胜利。
进而，毛泽东对第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毛泽东这种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斗争，为当场好多人所折服。
但是，博古在最后作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一次被否定了，仍然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十分沉重。
但是，毛泽东是个党性极强的人，相忍为党，在许可范围内抵制过“左”倾政策，尽量做好工作，把“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为第五次反“围剿”提供最大支持。
在组织根据地军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投入了巨大精力，积极维护反“围剿”战争时期后方政权的稳定。
1933年6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
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
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
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还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
为了发动选举运动，9月6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9、10月间达到**，11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80％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毛泽东指出：“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
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塔脚，这就是城乡苏维埃了。”
作为“苏维埃塔脚”，乡苏维埃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一结束，毛泽东就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
这个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红军放弃了历来的作战原则，采取了一套完全错误的军事路线，致使第五次反“围剿”连遭失利，革命处于紧要关头。
毛泽东希望通过即将于1934年1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将一些先进乡的苏维埃建设经验介绍给全体干部群众，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努力，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去争取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另一方面，毛泽东希望用长冈乡、才溪乡等地的典型经验，去论证他的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一重要理论，用于“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
11月19日晚上8时，在列宁小学教室里的一张八仙桌上,来自长冈乡的8位村民，团团围坐，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小型调查会。
在此，毛泽东对长冈乡的政权建设、群众生活等19项工作作了详细的调查，并总结了长冈乡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经验。
在实地考察归来的路上，毛泽东碰到红军家属刘长秀，问她：“家中有几个人吃饭？粮够不够吃。”
刘长秀回答说：“我丈夫当红军走了，大儿子也当红军走了，家里没有劳动力。但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想到了，当粮不够吃时，乡苏维埃政府就从100多公里外的公略县买了大米来救济生活贫困的群众。乡苏维埃干部不仅关心我们群众的经济生活，而且还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全乡办了4所列宁小学、9所夜校，还办了俱乐部。”
通过短短几天时间，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总结出“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把解决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等三条工作经验。
毛泽东认为，正是由于长冈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把关心群众生活与支援前线的扩红、筹粮筹款工作结合起来，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接着，毛泽东又风尘仆仆来到才溪。一来到才溪，他就找了区乡干部，在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座谈会。
在会上、毛泽东倾听了干部关于才溪人民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政权建设、生产支前、经济建设、物价对比、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根据自己列出的提纲，一边记下笔记，一边又和干部们展开讨论。
毛泽东问：当兵是怎样去的？对红军家属如何照顾？选拔干部是如何进行的？如何组织妇女、老人搞生产建设的？
干部们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毛泽东还相继召开了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调查会。
在工人代表会上，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才溪工会的组织情况和工人的生活情况，热情地鼓励大家干革命要坚决，要勇敢，不怕牺牲，要搞好物资交流，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贫农代表会上，毛泽东亲自询问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并说：竹子用途很大，能造纸出口换回盐和布，又能编箩筐，每家每户都少不了它，连扁担也是竹做的，大家要少吃笋，保证竹林。
在耕田队长会上，毛泽东向领导生产的基层干部了解农业耕田和劳动合作社等情况，说：养猪、拾粪、割青草、搞绿肥等都是很重要的积肥方法，大家要搞好生产，保证群众吃饱饭，首先要保证红军吃饱饭，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保卫革命根据地。
除开调查会外，毛泽东还深入到红军烈士林俊、外出苏维埃干部王兴旺、贫苦农民银连子、孔菊姑、太生子等人家里访贫问苦，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发明创造，了解他们有何愿望、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在红军家属孔菊姑家里，毛泽东满面笑容地问：“老人家，家里有多少人？日子过得好吗？”孔菊姑说：“儿子当红军去了，媳妇在家，日子过得很好。”
陪同的乡苏干部告诉毛泽东：“她的独生儿子孔宪章领头参加红军，而且动员了30多位青壮年一起参加红军。”毛泽东连声说：“好！好！红军家属很光荣。”
接着毛泽东又问：“苏维埃干部有没有到你们家里帮助你解决困难问题？”孔菊姑回答说：“有，区、乡干部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想问题想得很细，连柴、米、油、盐、疾病都想到了，我连水都少挑，平常的生产区乡干部会组织人来照顾帮助犁田、耙田、莳田，我们的干部确实很好。”毛泽东笑着点头：“好！这样就好！”
在调查期间，毛泽东还亲自到上坝段军公田检查生产，参加劳动，帮助群众劈柴。离开才溪前夕，他又亲自召开了区苏维埃工作人员会议，对大家说：“要搞好土特产经济收入，茶油、土纸、猪肉、鸡、鸭都可以出口，换回东西，这些都要组织好，只要有了东西，敌人就封锁不了我们，大家要有信心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毛泽东通过十多天的广泛深入调查，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地进行分析后写下了著名的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并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长冈乡调查》分析了长冈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卫生、社会救济等多方面的情况，指出克服官僚主义是乡苏维埃的基本任务，强调不了解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的工作，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的工作，就不能实现一切苏维埃的工作必须服从战争的要求。
文章指出，要在动员群众完成各种任务的要求。文章指出，要在动员群众完成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以达到团结群众、粉碎敌人“围剿”的目的。
《才溪乡调查》报告主要介绍了才溪乡苏维埃代表会议的结构、代表的政治表现等基本情况，提出只有政治动员和经济动员相配合，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报告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支持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毛泽东主持查田运动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展开了查田运动。
对于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干部和群众来说，“查田运动”这个词，他们已在1932年2月就听说过。
那是周恩来秘密进入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一个多月，为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提出了“查田运动”的口号。
2月8日，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面前党的紧急任务》中，规定了八项立即执行的任务，第六项就是“必须完成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拨正”了赣闽两省土地分配的方向。
围绕着苏区中央局查田的指示，临时中央政府还在瑞金召开的周围六个县工农检察部联席会议上，布置六个县立即展开这项工作“：如发现地主还据有土地和大房屋，富农还占有好田，必须立即没收，重新分配。”
然而，由于脱离实际以及忙于第四次反“围剿”等原因，苏区中央局的这次查田运动，并没有真正实行。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在上海站不住脚的临时中央，由博古带领来到瑞金。下车伊始，临时中央决定把查田运动当成反“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重要内容全面铺开。
从1933年2月开始，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中央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场运动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
当时，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中央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并不平衡。在土地的没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后，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且发动群众来做，是正常的。
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力图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其“左”倾土地政策，使运动发生很大偏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1933年2月，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通过政权系统推进查田运动。2月1日，毛泽东还在长汀时，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就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八县“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临时中央从一开始就给查田运动定下了“左倾”的基调，给毛泽东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面对极“左”错误的高压，毛泽东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被迫执行查田的决议和法令。
毛泽东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后，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力所能及地把查田运动引向健康的方向，尽最大努力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力求避免“左倾”的影响。
1933年3月，毛泽东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毛泽东也亲自前去进行了视察，并把叶坪乡查田运动的经验推广到云石山、壬田区和武阳区，后来又推广到了全县。
毛泽东通过试点，获得了如何划分剥削阶级成分、区分剥削方式、时间和数量，以及如何区分地主同富农、富农和中农的界限等方面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指导查田运动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6月1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训令中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
训令中要求：“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
训令强调了发动群众大多数的问题，要求在通过地主富农成分和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时，都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
当然，训令中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内容，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这实际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给查田运动预先定下了调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处境自然是艰难的。
为了具体指导查田运动的进行，6月17日至22日，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雩都、长汀等八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6月25日至7月1日，又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具体阐述了这次运动的策略和方法。报告中指出，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系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
为了正确执行这条阶级路线，毛泽东强调：一是必须坚决地依靠贫农。二是巩固地联合中农，这是查田运动的中心策略。三是要严格区分地主和富农，反对消灭富农经济的倾向。
对划分阶级，毛泽东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
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
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
提出“富裕中农”这个问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断发展，对正确处理中国土地革命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查阶级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针对性地讲到四个问题：“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对通过阶级的问题，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指出：“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
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展开，土地分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当运动迅速发展以后，“左”倾错误还是占了上风，并且愈演愈烈。
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发生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偏向，毛泽东在8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
毛泽东还谈道：不少地方把富农当地主来对待，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
毛泽东关于富农、中农政策的阐述，对防止过“左”政策，搞好查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
为着解决这个问题，10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6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10月10日由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决定对20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其中主要是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如何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等。
决定指出：有无主要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
决定还规定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
这两个文件，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而且意义重大。拥护的人一下子就多了，可以团结到绝大多数的人。
毛泽东、项英等签署还发出的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命令中写道：“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
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消灭地主。
毛泽东以上的这些意见和措施是基本正确的，也符合当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广大农民从心底拥护和欢迎。
正当查田运动开始沿着毛泽东所引导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在党内大反“右”倾，撤免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1934年3月15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人民委员会，根据同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有关决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
训令认为，纠正过左的错误，是阻碍开展查田运动并给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而是错误的。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
这样，“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湘赣、赣东北等根据地先后开展的查田运动，也经历了类似的反复。
查田运动中“左”倾政策的推行，不仅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扩大红军也遇到困难，直接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