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方队在一面面战旗引领下阔步通过检阅台，战士们一面高呼口号一面向检阅台上的首长行注目礼。
受阅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抬着大炮、扛着机关枪或步枪，雄赳赳地通过主席台。
项英同博古、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不时地向受阅的红军指战员招手致意，祝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
长长的受阅队伍从检阅台前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坚定的步伐踢落晨雾，踏碎尘土，踹动着这个令人难忘的清晨，把“八一”两个大字嵌入史册。
中央决定纪念建军节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立刻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
1933年4月上旬，他从南京乘军舰到江西，在南昌、临川等地召集将领训话，总结失败教训。5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指挥。
蒋介石提出第五次“围剿”的“方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使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
尽管这年年初以来，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全省，长城一线战斗激烈，华北危急，他仍扬言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甚至强调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才是我们的任务和出路”。
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制定了“剿匪临时施政要纲”十三项，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在军事上，改变原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代之以在苏区周围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压缩苏区根据地，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
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英、美、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并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聘请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美国、意大利的军事教官，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战法。如何打破敌人的第五次重兵“围剿”，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
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苏区民众保卫边区的积极性，进一步动员他们加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国共产党将“八一反帝战争日”与南昌暴动以及红军的创立联系了起来。
1933年6月23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中指出：今年八一反战日适为红军成立纪念。应向广大群众指出，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的救星，并发动白区群众庆祝红军的胜利，反对国民党的围剿……同时应充分利用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开展拥护苏区与红军的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以后，这个纪念日正式成为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8月1日”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在1933年以前，8月1日一直是以“八一反帝战争日”或“八一国际赤色日”来纪念的。
“八一”纪念日的起源最早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1914年8月1日，德国正式对苏联宣战，由于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对立而引发了世界性战争。
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此影响下，共产国际决定把8月1日这一天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动员日。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1929年开始，每年都要在“八一国际赤色日”前夕发出相关文件，提出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
192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呼吁在8月1日举行反帝示威活动。
1931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
1932年6月8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提出各级党组织要成立“八一”反帝战争筹备委员会和“八一”行动委员会，组织“八一”罢工与示威。
到1933年夏，工农红军已经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
同时，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10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30万人左右。
这是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然而，这时的苏区和工农红军红军仍然面临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现实威胁，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局势确已日见险恶。
为了提高根据地军民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工农群众加入光荣的红军行列，1933年6月23日，中共临时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
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6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
决定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纪念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已确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的日子。”
决定要求在“八一”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和红军的政治机关，应该根据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宣传大纲进行最广泛的宣传鼓动。
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
命令指出：
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命令高度评价了“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作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
命令同时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
命令中决定将八一南昌起义的日子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号召全体红军“要学习与提高军事学术和政治知识”，以造成百万铁的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为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奋斗等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一光荣的日子”。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属的军事机构，要将“八一”规定为红军纪念日，必须经过最高权利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
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作出了《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
《决议》指出：“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纪念日，同时是中国南昌暴动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决议》宣布：
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红军战士起见，特为决议如下：（一）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各团，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二）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
隆重纪念第一次建军节
在确定“八一”建军节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决定搞一次隆重的庆祝活动，提高根据地军民关于红军和反“围剿”意义的认识，鼓动广大军民参加红军与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热情。
为了搞好第一个建军节，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决定。
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于7月2日发出《关于“八一”宣传鼓动工作给各级宣传部的信》，开始了纪念活动的舆论准备工作。
为了统一宣传口径，扩大纪念日的宣传鼓动作用，宣传部还统一拟定颁布了16条宣传标语和31条口号,专门出台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
大纲指出，红军是苏维埃运动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应当隆重纪念红军的成立日。还要求各地党组织，在红军成立日期间，开展慰问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工作。
7月9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决定对指挥革命战争有特殊功绩的，或在某一战役中获得重大胜利的，或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按其功绩的等次发给红星奖章。
7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又发布了《为“八一”反帝战争日与红军纪念日告红色战士书》，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红军，拥护我们百战百胜的红军，慰劳我们红军的家属”。
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的倡导下，苏区党、政、军领导也纷纷作出动员，毛泽东专门撰写了《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发表在7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博古作了以《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为题的多场专题演讲；张闻天到机关、学校作了《“八一”与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专题报告。
朱德为此写了《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其中指出：英勇的红军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在屡次粉碎敌人“围剿”的诸战役中，锻炼成为今日的红军，真正成为苏维埃巩固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组织者的作用，同时，在军事学术上也取得了光荣的进步。
在指出红军数量、质量和军事方面都有提高的同时，朱德指出了反“围剿”战争的残酷性：但是，我们是处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中，这是毫不妥协的战争。对于战争的进行，不但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而且要剥夺其继续反革命的一切物质上精神上的条件，每一次战役不是坚决的胜利便是残酷的失败。
朱德进而提出了红军军事学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要从长远的眼光来提高我们的军事学术，要准备使用最新式的技术来武装我们铁的红军。这样才能战胜“一直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军队。
朱德要求红军加紧教育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准备迎接更严酷的斗争。怎样提高红军军事学术？朱德认为，对战士的训练应该集中注意于：1、新战士的教育。
2、老战士的加深训练。
3、专门技术人才的养成，如机关枪手、高射机关枪手，炮兵、工兵、通信、化学专门人才，其它最新式兵器的使用者。要使红军战士射击准确，刺杀熟练，手榴弹投得中，提高战术知识，提高各级干部的指挥艺术，使他们能够把使用各种新技术的部队相互动作配合起来。同时注意到炮兵和工兵在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破坏敌人堡垒和一切障碍物，以扩大火力来援助步兵决战中的作用。努力学习抗击敌人飞机的袭击，研究防御敌人的毒气和坦克，无疑的是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然而这些任务的实现，只有得到强固的政治保障，才有可能。因此，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红军一切生活的保障。
最后，朱德号召红军战士积极参与反“围剿”战争，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在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带动下，在中共临时中央、苏区政府和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八一”纪念日宣传活动。
苏区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了集会、游行、晚会活动，红军各部的宣传活动更为热烈，先后开展了出版宣传小报、举行集会讲演、上演戏剧、刷写纪念标语等活动。
此外，这次纪念活动还起到良好的政治动员作用，许多工农群众在活动期间加入红军并捐赠钱物，达到了“扩红”与筹款的目的。
1933年7月30日晚，江西瑞金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八一”文艺晚会，毛泽东、项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晚会，并在晚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工农剧社当晚演出了沙可夫创作的话剧《谁的罪恶》等。
8月1日，中革军委在瑞金举行盛大阅兵典礼，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六周年。
这是红军第一次庆祝建军节，庆祝活动分阅兵式和分列式，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盛夏酷暑，同时为避免国民党军飞机的突袭，决定阅兵典礼在黎明前举行。
这一天清晨3点多钟，东方才刚刚发亮，苏区军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朝叶坪村涌来，数千只火把就把炮兵射击场的四周照得通亮。工农剧社组成的欢迎表演团站在红军广场入口处，边舞边唱。
参加阅兵典礼的，有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党政军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各界代表。
项英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中革军委代主席也早早来到这里。参观的群众都站在广场的四周。参加受阅的中央警卫师和红军学校的学员，全副武装，早已排列整齐。
清晨4点，阅兵典礼正式开始。军乐奏起，礼炮齐鸣。项英代表中革军委，将绣有“八一”字样的军旗授予中央警卫师和红军学校。
他随后走下主席台，跨上战马，与中革军委另两位负责人毛泽东、朱德一起，检阅了排列六百多米长的雄壮队伍。受检阅的红军指战员，庄严地行注目礼，不断地呼喊口号。欢呼声响彻云霄。
检阅部队之后，项英走上主席台发表讲话。他说：在这个光辉的日子里，给中央警卫师和红军学校授予光荣的军旗，其他的红军团以上单位也将被授予军旗。
他希望红军各部队高举军旗，勇往直前地去打击敌人；他希望红军学校高举军旗，培养出大批的红军干部，带领红色战斗员去消灭敌人。
在这次阅兵过程中，项英还带领受检阅的红军指战员，庄严地朗读了红军誓词。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新成立的红军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发出了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的战斗命令。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组成两块方阵，指战员高举拳头宣了誓。
中革军委领导分别给各红军学校授校旗，给红军各团队授战旗，同时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了红星奖章。
按照项英的命令，在当年的“八一”建军节时，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对领导南昌起义和创建红军、指挥作战有特殊功勋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
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何长工、程子华、罗炳辉、毕占云、滕代远等34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有王震等53人。
这次“八一”阅兵典礼，最后举行的是分列式。此时，天已大亮。中央政府和各党、群团体代表致祝辞，分列式随之开始。
红军方队在一面面战旗引领下阔步通过检阅台，战士们一面高呼口号一面向检阅台上的首长行注目礼。
受阅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抬着大炮、扛着机关枪或步枪，雄赳赳地通过主席台。
项英同博古、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不时地向受阅的红军指战员招手致意，祝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
长长的受阅队伍从检阅台前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坚定的步伐踢落晨雾，踏碎尘土，踹动着这个令人难忘的清晨，把“八一”两个大字嵌入史册。
当8月1日这一天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阳光普照大地时，项英主持的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庄严隆重的阅兵典礼胜利结束。当天，在其他苏区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庆祝红军成立的第一次阅兵虽然是在大敌压境和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整个阅兵过程充分展示了红军官兵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显示了红军战士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决心和信心。
“左倾”错误开始泛滥
在国民党蒋介石积极准备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的严峻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却开始泛滥，更加重了危机的程度，损害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泛滥，与临时中央的建立息息相关。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9人。可是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王明、刘少奇4人。
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王明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无实，无法正常运转。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
王明提出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
王明提议让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是有特殊原因的。早在1930年11月13日，王、博二人就结伙给中央写信，扮作反“立三路线”的急先锋，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及中央领导，进行小组织活动，要求改组中央，掀起一股反对中央领导的风潮。
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得逞。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6月，向忠发叛变后，周恩来暂时隐蔽。
为了中央工作的方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协助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工作。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仅是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博古进入“上海中央局”。
当王明即将赴苏时，他自然要提携一起冲杀上来的博古。由他掌权，王明是最放心的。后来，在党内形成一条“左”倾路线，并延伸到中央苏区，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一个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便诞生了。
1933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无法立足，于是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他们认为“路线错误”的苏区。
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博古、陈云去苏区，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
1月底，临时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博古、陈云及杨尚昆等到达瑞金。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张闻天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出席。
博古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合起来，选出一个中央总负责人。结果博古当选。
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即是临时中央，但对外有时仍用“苏区中央局”名义。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后，即在苏区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
从1933年2月开始，他们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通过这两次错误的党内斗争，更加强化了“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央苏区的统治。
罗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离开了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罗明当时正好也在这里养病。
毛泽东在罗明谈话时指出，福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以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十分重要。
罗明出院后，在省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并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加以贯彻落实。
不久，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经过上杭前往中央苏区，罗明前去迎接。
博古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回答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过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毛泽东的指示？”博古一愣，脸上泛起不快的表情，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我还没有听到传达。”罗明答道。
当罗明要接着回答时，“吃饭了，不谈了”，博古未听罗明说完，便不耐烦地走了。
博古到长汀时，当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中的毛泽东时，博古不耐烦地说：“毛泽东又有什么可看的。”
1933年1月下旬，罗明根据他在长汀、连城和新泉等县的工作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报告中，罗明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
罗明主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
罗明的上述主张，是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但博古非常反感，最使博古觉得刺眼的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语。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很明显，博古所说的“比你更高级的干部”，指的是毛泽东。
临时中央为了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所谓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明确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2月26日，博古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及连级以上干部党团员大会上，专门作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对“罗明路线”的“实质”，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
博古还在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上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
闽西“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在前方不能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人被调回来，名之曰“罗明路线”；最后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人也都被称做是“罗明路线”分子。
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扫清贯彻“左”倾进攻路线的障碍，在中央苏区加快全面推行“进攻路线”的步伐。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提及此事时就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博古本人也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反“罗明路线”的结果，闽西的干部被斗得晕头转向，在“肃反”之后剩下的一点老干部都遭到打击和排挤，一时间造成了人人自危，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严重的脱节现象。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成为博古的终身憾事，以后他为此曾多次作过检查。
在党的“七大”上，博古检讨说：“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整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在本该认真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苏区却刮起了“左倾”路线风，以致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反“罗明路线”在江西
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左”倾领导人又发明了一个“江西罗明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运动。
邓小平时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古柏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部长、文化部部长。
那么，邓、毛、谢、古是怎样成为博古等人的批判对象的呢？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当时在上海的邓小平就对四中全会表示了不满，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表示不信任。
为此，一些人指责邓“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10个月后在赣南会议上，邓、谢、古大力支持毛泽东，为后来遭受“左”倾领导人的打击埋下了伏笔。
当年11月1日到5日，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
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此予以否定，并排挤毛泽东的领导。
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由此被认为是反对中共苏区中央局。
赣南会议鉴于毛泽东对“中央指示”的反对态度，决定撤消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剥夺了他对苏区党的事务的领导权。
针对“左”倾中央领导人讽刺毛泽东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上海来的“左”倾中央领导人，称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邓小平等人所起的“洋房子先生”的“雅号”，令博古等人十分恼火。
赣南会议之后，邓小平与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维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等依据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意见，抵制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
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之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苏区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
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由政府计划”，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去做。
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在当时苏区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中，持有或支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地方红军一部被编人中央红军，红军独立三师也被调往北部，兵力空虚的寻乌县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占领。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及时地组织了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左”倾中央领导人却抓住这一点，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这件事情成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导火索。
1933年，苏区中央局代表在检查江西南部地区会昌、寻乌、安远等苏区边县的工作时，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做法与罗明是相一致的，县委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的路线完全相反的“纯粹的防御路线”。
2月20日出版的《斗争》杂志第3期，发表了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点名批评了会、寻、安“长期站在纯粹防御路线泥坑中”。
但是，任弼时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
这是公开发表的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博古认为任“不合手”，两个月后，把任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
3月下旬，中共苏区中央局绕开中共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张闻天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
在3月31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召开3县各级代表会议，以开展“反机会主义路线”，“最坚决的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
会议还对江西省委作了严厉的指责，“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这次会议，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4月15日，《斗争》上发表了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在江西其他地区”，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严肃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区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对于边区工作的指导的政治错误”，“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并公开提出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问题。
4月16日至22日，在中共临时中央的督促下，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罗明路线”，指责江西有“三个怪”障碍了工作的开展，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出所谓“邓、毛、谢、古小组织”，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对他们进行批判与斗争。
4月下旬，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遭受“无情打击”后，在“左”倾错误面前，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
“左”倾领导者责成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但在第二次申明书中比第一次“检查”更为明确具体。
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们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