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红军乘胜强攻浦城守敌。敌军依仗城墙和碉堡顽抗，方志敏当即召开战地会议，命令各团组织敢死队，选择突破口，晚上发起强攻。
当晚，闽北独立团长黄立贵率先登上城墙，用猛烈的炮火击溃了西门的守敌，我军蜂拥而入，敌人乱作一团，慌忙从南门逃窜。
在浦城战斗中，歼敌400多人，缴获步枪700多支，机关枪3挺，迫击炮3门，无线电台1部。
几天之后，方志敏得知敌七十九师从赣东北尾追而来，便决定返回铅山，出敌不意给予痛击。
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
1932年春，蒋介石在疯狂镇压和平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重新组织力量，计划对根据地实施新的“围剿”，企图在短期内扑灭红军。
蒋介石的计划，第一步，搞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步，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步，搞垮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用心险恶。
5、6月间，他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琛为副司令，积极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剿”。
1932年6月，临时中央发布了《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当时，党中央给鄂豫皖红军的任务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待休整。但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坚决令部队立即执行中央指示，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而后伺机南下，进逼武汉。
6月下旬，红四军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仅攻克鸡公山，歼敌一个团，战果不大。这时，徐向前建议，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第四次“围剿”。
红四军东返途中，在夏店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对于红四军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激烈讨论。
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认为，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
然而，张国焘支持沈泽民同志的意见，作了部队南下进攻麻城的决定。
根据分局决定，红四军开始向麻城地区开进。7月天，骄阳似火，气候炎热。不少指战员患烂脚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板强行军，十分艰苦。
麻城、宋埠、黄陂地区为敌第三十、三十一师及一个特务旅驻守，属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指挥。敌三十师驻麻城，三十一师驻黄陂，五十四师驻罗田，互为犄角。麻城北的福田河和黄土岗是地主反动武装盘踞的堡垒。
红十、红十一、红十二、红七十三师及独立一师南下后，当即向麻城外围据点发起猛攻，以实现孤立和围困麻城，吸打黄陂、武汉方向的援敌的作战企图。
我军首先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脑、邓家竹园等地，并于红石堰、七里桥一带全歼敌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三旅。
进而以主力控制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麻姑洞至红石嘴一带高地，围住驻城西南中馆驿的敌三十师九十二旅，切断了麻城与宋埠、歧亭、黄陂的交通线，待机打援。
同时，红四军还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配合，将麻城周围纵横百余里的地主民团一扫而光，毙俘敌上千，俘获了一批土顽首领，顽固的白色堡垒黄土岗、福田河亦被解放。麻城之敌，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这时，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也遇到敌徐庭瑶部的进攻。红二十五军的守城部队一千多人与敌人血战五昼夜后，全部损失，仅军长旷继勋及少数人脱险。
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见麻城被围，乃调黄陂的三十一师经宋埠绕道北杲北进来援，避开了我打援的战场。
敌变我变。红四军当即决定放弃原计划，率主力乘虚南出黄陂。18日中午，红十二师一举攻占黄陂以西距汉口仅五六十里的要点仓子埠，歼敌一部。前锋进逼黄陂，武汉为之震动。
敌忙调武汉的八十九师及罗田的五十四师向北堵击，并令麻城、宋埠之敌三十、三十一两师派主力向西南出击，企图夹击我军。
徐向前立即率领红四军掉转头来杀“回马枪”，在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带迎击敌第三十、第三十一师。经激烈战斗，全歼敌一个多旅，然后继续围攻麻城。
可是，就在这时，蒋介石命令所部对我根据地发起了全面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幕拉开了。
蒋介石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除以左路军10余万人“围剿”湘鄂西苏区外，以中、右两路军9个纵队、2个总预备队共24个师又6个旅，计30万人，及4个航空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省信阳，后移湖北省广水镇，蒋介石兼司令官；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省六安，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司令官。
该两路“围剿”军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法，企图第一步攻占湖北省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省新集、商城等要地，将红四方面军驱逐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地区，再由北而南，将红军压迫于长江沿岸加以歼灭。
第四次反“围剿”，与已往的反“围剿”有明显的不同点：一是敌军动用的“王牌”部队多，二是“围剿”的战术有所改变。
同时，红四军方面也存在不足，一是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仓促应战，二是推行王明路线，脱离了根据地的群众，大大孤立和削弱了自己。所以，第四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对红四军非常不利。
红四军正在麻城与南线敌人呈相持状态，敌从东线、北线、西线大举进攻，如入无人之境。蒋介石“进剿”军的主力，一是卫立煌纵队，辖十、八十三、八十九等师，由花园向河口进；一是陈继承纵队，辖二、八、十、八十八等师，出广水，向七里坪进；其他还有靠平汉路东侧的马鸿逵部，皖西的徐庭瑶纵队，豫南的张钫纵队等，是个分进合击的架式。
蒋介石见各路“进剿”军进入根据地后未遇有力抵抗，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下令总攻，要主攻纵队迅速插入根据地中心区域，寻红四军主力决战。
8月10日，陈继承纵队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纵队也进抵河口一带，扑向黄安。张国焘发现情势严重，仓惶决定放弃围攻麻城的计划，令红军主力星夜向黄安以西转移，迎击敌主力，试图一举打破蒋介石的“围剿”。
红四军急如星火，拂晓出发，下午五时左右赶到。因天气炎热，中暑掉队的人不少，指战员们也疲惫不堪。
在冯寿二地区，陈赓的红十二师与敌先头部队卫立煌纵队李默庵第十师遭遇。徐向前带后续部队跑步上去支援。
队伍上来一批投入一批，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激战至下午，红十一师向敌左翼迂回，河口独立团亦主动抄袭敌人后路，配合十二师正面反击成功。
敌十师与八十三师联合据地固守，我军攻不下去，与敌形成对峙。同时，曾中生黄安独立师也同汤恩伯八十九师激战于高桥河。援军赶到后，敌依托工事固守，又成相持状态。
这时，陈继承纵队正从宣化店向七里坪开进，直抄红四军后路。于是，红四军放弃黄安，转向七里坪击敌。
七里坪是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地形条件、群众条件都好，利于我军作战。
红军转到七里坪后，沿倒水河布阵：十一、十二两师在北，控制酒醉山；十、七十三两师居中，布于大小雾嘴山；独立第一师和少共国际团在南，控制古风岭，准备迎敌。
当地群众纷纷献出粮食、物资，慰劳子弟兵，对部队有很大鼓舞。
对于七里坪一仗，红四军的指战员们下了狠心，想一鼓作气把西来之敌彻底摧垮。战前，部队深入动员，讲清形势，交待任务，提高士气，充分作好反击敌人的一切准备。
8月15日拂晓，敌全线出动，向我阵地猛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最好的武器装备，又有飞机、大炮掩护，攻势相当凌厉。红四军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与敌拼搏，打得十分艰苦。
徐向前站在山头上，一直用望远镜观察，指挥战斗。两军厮杀在敌阵地前沿，白刃格斗，扭打成一团，致使敌人的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
日落西山时，我军终于从正面突破敌阵地，越过倒水河，向纵深前进。敌第二师全线溃退，其四旅第八团和六旅第十一团大部被歼。
红军乘胜向前推进八、九里，直插白马嘶河，占领敌第二师指挥所。如果再向前突进，接近陈继承纵队司令部，敌便有全线崩溃的局面。
可惜兵力不足，红四军四个主力师均已投入战斗，手头缺乏后续突击力量。敌依托山地坚守，我军反复冲杀，攻不上去。
徐向前看天色微明，相持下去不利。于是令部队停止进攻，撤回河东。在倒水河东与敌对峙两三天后，卫立煌纵队由南向北进逼七里坪。
这时，当面之敌陈继承纵队一面固守，一面派出兵力去宣化店，配合北路敌人张钫纵队进攻新集。
红四军前进不能，久留又有被敌合击的危险，于是向新集以北的胡山寨转移，准备打击北路之敌。胡山寨战斗中，红十二师师长陈赓负重伤。
这时，敌卫纵队由南向北，张纵队由北向南，步步推进，企图与西面的陈纵队合围聚歼我军于胡山寨地区。敌众我寡，相持不利，徐向前等决定撤离豫东南，向皖西根据地转移。
9月中旬，红四军在向皖西转移途中，徐向前等致电党中央，报告了鄂豫皖红军的转战情况。
9月13日，党中央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转发了鄂豫皖分局的来电，周恩来等同志复电如下：（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扎稳打。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这次一方面军向北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平汉路西行动。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就采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但是现在，红四军只能从皖西方向想办法了。
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抵皖西金家寨后，与红二十五军会合。这时，皖西的“进剿”之敌徐庭瑶纵队，已西越淠河、独山一线。
徐向前等计划首先挥师六安方向，打击深入叶家集、独山镇的敌四十师。但部队隐蔽行动不够，行至东西香火岭，即与迎击之敌遭遇，打得很艰苦。
后面的卫立煌、陈继承两纵队又经沙窝、新店追来，与徐庭瑶纵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徐向前决定，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机歼敌。
走到燕子河，红四军听说英山也被敌占领，部队停下来就地休息待命。鄂豫皖分局在燕子河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
鉴于“围剿”之敌已从四面八方深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红四军的周转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都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沈泽民、王平章同志不同意红军跳出外线，积极主张将部队拉回黄麻地区。
蔡申熙同志则认为，如果红军暂时跳到外线作战，东出潜太不如西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因那带有党和红三军的活动基础，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也比较好。
讨论的结果，决定放弃出潜太的计划，以郭述申和独立四师师长徐海东等同志带少部兵力及地方武装，在皖西和潜太地区扰敌后路，主力红军则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
9月底，方面军由燕子河经西界岭、五显庙直下英山，拟打击上官云相纵队。这路敌军和其他敌军一样，依托工事坚守防御，红四军无隙可乘。
于是红四军开始东进，并在英山以西的石桥铺分兵两路，张国焘和蔡申熙一路，徐向前和陈昌浩一路。在新洲会合后，于10月上旬抵黄安的高桥河、河口镇地区。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向黄麻地区转移，卫立煌纵队、陈继承纵队由东而西穷追不舍。同时，西线敌第一师和中路总预备队第八十八师和十三师等，分别由平汉线经河口镇、华家河向黄安、麻城方向堵击。
先头部队红十师、十二师刚进入河口镇以东地区，即同敌一师、八十师遭遇；红二十五军一部，也在冯寿二地区同敌十三师遭遇，经过激战，歼敌一部后，急向黄柴畈转移。
战斗中，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同志牺牲，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负重伤，第二天也牺牲了。
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
这时，红四军处在方园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当务之急是解决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是继续留在根据地打，还是跳到根据地外面打？
10月10日晚，鄂豫皖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等二十来个人。
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红军跳出根据地打，待机歼敌后再返回；另一种是主张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分散游击。
与会绝大多数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后一种意见。徐向前也赞成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出外线，待调动和歼灭敌人后，重返根据地。
徐向前指出：根据地中心区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队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更何况你分散敌人也会分散呢！
关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兵力问题，也有不同意见。张国焘最后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决定：留下红七十四、红七十五两师与各独立师团，由沈泽民同志负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红十、红十一、红十二、红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
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从8月上旬开始到10月中旬为止，苦战两月，虽歼敌万余人，最终未能扭转战局。
失败的教训，一是错误地估计了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二是在敌人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下，未采取避强击弱、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三是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
红四方面军主力一部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留在那里的红军和群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沈泽民同志后来不幸牺牲。红二十五军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多次粉碎敌人的“清剿”，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
蒋介石为了“消灭”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的党、红军和革命人民，在1932年5月间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纠集了50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
担任“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的是左路军，共10余万人，以国民党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兼任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
7月中旬，徐源泉开始执行以“逐步清剿”为方针的“左路军第一期‘剿匪’计划”，企图首先围歼襄河北岸红军，尔后转入南岸作战，将红军主力消灭或压迫于长江、襄河之间。
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不顾敌情的新变化，仍然执行中央6月5日发出的“在襄北发展”，“造成鄂中一片根据地，与鄂豫皖根据地打成一片”的指示，决定以“进攻战略”打破敌人的“围剿”。
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为避开与国民党军正面作战，率部由京山地区向西转移。国民党军集中兵力跟踪西进。
红三军随即掉头向东，以一部兵力撤至襄河南岸，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皂市、天门之间地区活动。26日，红三军被迫撤至荆门东南地区，8月3日又转至潜江县熊口一带。国民党左路军随即控制了襄北地区。
8月中旬，徐源泉以“肃清南岸，铲除匪巢”为目的，开始执行“第二期进剿计划”，以三个师另三个旅、一个团为左翼军，由岳口渡襄河，进攻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域，两个师为左翼军总预备队，留襄北“清剿”；以第二十一军为右翼军，在东荆河两岸担任堵截；并以湘军第十九师置华容、海军封锁长江，防止红军南渡。
这时，夏曦又由冒险主义转为消极防御，令红军在苏区内构筑碉堡，准备固守。同时，令红三军第七、第八师向沙市、草市进攻，以牵制国民党军。8月13日，第八师袭入草市，歼守军500余人；第七师进攻沙市失利，撤至龙湾、熊口地区。
20日，敌左翼军已经渡过襄河，控制了白庙以西的整个东荆河北岸地区；配合“进剿”的鄂军一部分也已侵入汉川、汉阳及其西南地区，湘鄂西根据地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空前严重的形势，段德昌和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认为，在内线击破敌人的进攻已不可能，坚决主张集中十个团的主力转到外线去，威胁敌人兵力空虚的武汉，迫使敌军后撤；然后在敌人撤退时，于运动中捕捉并创造有利战机，寻歼敌军的有生力量，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挽救洪湖根据地。
但是，这些意见都被中央分局拒绝了。夏曦等从单纯防御的思想出发，坚持“不让敌人**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决定平分兵力为两路：一路为红七师、警卫师和地方武装，由夏曦指挥，在现地构筑碉堡；周守东荆河南岸地区；一路为红八师、红九师的五个团，由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指挥，深入敌后，向襄北出击，以牵制敌人。
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方法，加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我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攻的最后一线希望。
8月24日，国民党左翼军占领东荆河南岸要点峰口和府场，红七师仓促反击受挫。31日，左翼军向新沟嘴、杨林关实施围攻。红七师依托阵地防御，遭受很大损失，被迫撤出战斗。
9月3日，国民党军左翼军攻占柳关、瞿家湾、小沙口等地，控制了洪湖沿岸地区。夏曦遂率湘鄂西中央分局、红七师、警卫师以及独立师一部先后向江陵地区转移。
红三军主力第八、九两师渡过襄河以前，遭到敌人的重重包围。在贺龙领导下，段德昌以惊人的胆识和谋略，命令所部隐伏在敌人眼皮底下，并决定从敌人大军的间隙中穿插过去，以避开强敌。
他极其精细地根据侦察的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北上襄北，打入敌后的其它路线虽然都被堵死，然而尚有一条出路，这就是：从西面的浩子口穿插出去，直抵荆门，然后走钟祥、荆山，转向大洪山一带。
浩子口地势险要，西面有一个湖叫长湖，在浩子口和长湖之间有一条幽静曲折的小路。段德昌等认为，必须机智地通过这条路，才能化险为夷。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雨夜，红军踏着这条小路出发了。骑兵的2000匹马，四蹄全用棉花和稻草缠得结结实实，走起来听不到声响；战士们在行军中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打电筒。
就这样“偃旗息鼓”，悄悄急进，终于穿过敌人重兵驻防几十里的心脏地带，脱离了险境。
接着，又以一昼夜行程180里的速度，从沈家集和当阳之间直插荆门，奔向钟祥、随县之间的大洪山区，创造了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事后敌人知道红军此举，也震惊不已。红三军从洪湖苏区突围到大洪山区后，红七师余部和夏曦也突围到随县一带往返游击。
10月，红三军主力与夏曦所率部队会合后，转至鄂北大洪山地区，洪湖苏区完全丧失。与此同时，湘鄂边、巴兴归、襄宜枣等苏区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进攻下，也先后丧失。
赣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蒋介石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后，党中央决定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苏区，打通赣东北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令方志敏“负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
1932年9月10日，方志敏率红十军从横峰出发，渡过信江，第三天到武夷山北麓的铅山县紫溪镇，与闽北特委书记黄道，独立团团长黄立贵、政委薜子正研究了作战计划。
当时，盘踞在闽北的反动军队是福建军阀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和省防军钱光玉旅，其中，驻守赤石、星村的有1个团，驻守浦城的有3个团。
方志敏决定先吃掉赤石、星村小股之敌。15日清晨，红十军包围了赤石街，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迫使敌军举旗投诚，俘敌1个团，缴获电台1部。
从此，赣东北红军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同中央苏区建立了电讯联系。
19日，红军乘胜强攻浦城守敌。敌军依仗城墙和碉堡顽抗，方志敏当即召开战地会议，命令各团组织敢死队，选择突破口，晚上发起强攻。
当晚，闽北独立团长黄立贵率先登上城墙，用猛烈的炮火击溃了西门的守敌，我军蜂拥而入，敌人乱作一团，慌忙从南门逃窜。
在浦城战斗中，歼敌400多人，缴获步枪700多支，机关枪3挺，迫击炮3门，无线电台1部。
几天之后，方志敏得知敌七十九师从赣东北尾追而来，便决定返回铅山，出敌不意给予痛击。
29日，红军日夜兼程，赶到分水关，正遇敌一个团从紫溪往崇安出发，方志敏立即抓住战机，命令部队抢占敌军的必经之地马鞍山，居高临下，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在山头打伏击，一路迂回敌后夹攻，切断敌人退路。经过三天激战，敌全团被击溃。
10月4日，红十军凯旋回到葛源镇，苏区人民兴高采烈，举行隆重的祝捷大会，送来了大批慰问品，掀起了拥军的热潮。
方志敏率红十军二进闽北，历时22天，歼敌4个团，使闽北苏区发展到浦城、建阳、建瓯、松溪、政和、邵武、光泽一带，成为连结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桥梁，为红军筹款50万元，黄金1000多两，采办了一批医药、布匹等军需物资，给了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以沉重打击。
红十军二进闽北的胜利，使赣东北的形势有了转机，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了扩大。
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赣东北省改称闽浙赣省。方志敏继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方志敏在领导赣东北苏区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学习中央苏区的经验。
1932年冬，方志敏组织了一个60多人的军事参观团，赴中央苏区学习。
这些同志回到赣东北以后，为方志敏筹建新十军和地方武装，发挥了骨干作用。方志敏还派出雇农工会参观团、儿童参观团等，到中央苏区学习。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也多次派参观团到闽浙赣传经送宝，对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苏区给予了高度赞扬。赞扬闽浙赣苏区军民“有创造性，创造了很多新式武器”，以及“坚决耐劳”，“勇敢打击敌人”，不怕牺牲的精神。
1933年1月中旬，中央电令周建屏、邵式平、方志敏率红十军南渡信江，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方志敏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命令，叮嘱他们“一切听从中央指挥”。红十军4000多人南渡信江后，到达贵溪县上清官与中央红军会师，改编为红十一军，不久扩编为红七军团，此后一直留在中央苏区。
红十军一走，方志敏立即在闽浙赣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组建新十军。
从各县独立营、团抽调了一部分人和枪，又从省、县两级抽调了一批干部到新十军工作，仅工会组织就抽调了90多名巡视员到新十军担任排、连基层干部。
经过整编，组建了二十八师、二十九师和三十师。经过补充兵员，新十军由赤色警卫师的1500多人，扩大到2500多人。
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根据当时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刘志丹将自己带领的济南队伍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任总指挥。5月10日，省委改任志丹为总指挥。
这时，敌人部署重兵数旅“进剿”陕甘游击队，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立即北上。
刘志丹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分驻中部、宜君、洛川之敌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旅第五一一团战斗力弱，且距榆林、西安均远，增援不易；这一带又系山区，游击队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利于作战；于是决定向该地区行动。
5月15日夜，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第五一一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
17日，一天之内又连歼凤凰山守敌五一一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队伍迅速发展至1500余人。
20日，继续向敌进攻，歼灭了白水县及中部县民团百余人。随后，部队在宜川英旺镇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营。
至此，敌八十六师转入守势，中、宜、洛反动民团基本被歼。
在此次反“围剿”中，志丹和他领导的游击队，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游击战术，半月之内，挺进数百里，经过5个县，大小9战，8次获胜，共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
这时，执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指示“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反对游击战争。结果连打败仗，使部队遭受极大挫折，被迫退至马栏附近。
8月底，陕西省委又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率部南下耀县地区。此时，敌人分三路对游击队开始了新的“进剿”。
敌第一路贺高侯部千余人，由旬邑土桥经安子洼向照金进发；第二路井岳秀部一个营配合民团200余人由宜君进占马栏，企图截断红军退路；第三路由胡三带领富平、耀县、铜川三县民团400余人，以素著恶名的耀县团总蔡子发为首，由耀县进攻照金，情况非常严重。但子长、志丹沉着应战，在摸清敌人部署后，当机立断，决定避敌主力，歼其薄弱环节，趁敌贺高侯部进展迟缓，当晚运用以退为进的战术，先佯装向宜君、铜川方向后撤，埋伏在照金以西20华里的地方，诱敌蔡部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杀了个“回马枪”。
拂晓，当敌还在酣睡之中，即被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小时，打死民团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
照金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后，由于敌人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联合反扑，为了避敌主力，部队只好撤离照金，北上保安。
离开照金时，刘志丹留下他的特务队，交由两次兵变失败后回到这个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
9月，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10月，再战又失利，撤至合水县梢林地区的平正川，部队情绪低沉。谢子长、刘志丹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决定分散活动，筹集粮款，解决冬衣问题，并寻机消灭小股敌人。
会后，游击队分三路活动：志丹带领一个大队到合水塔尔原；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杨仲远、阎红彦带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子长依靠群众的掩护，带领30余人，留住平正川、豹子川的山林里，照看伤病员。
经过一段工作筹得了一批粮款，取得了一些胜利，部队又恢复了战斗力。
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原、塔儿原地区会合，旋即南下淳化地区游击。此时，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
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为此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改编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由于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红二十六军成立半年多时间，就被搞垮了。
本来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就决定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因为照金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五县之边，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岳连绵，便于红军活动。
同时，这里曾是陕甘与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是外来灾户，有土地革命的迫切要求；当地虽有几个民团，但人数不多，居住分散，其中庙湾民团又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
加以习仲勋、李妙斋等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活动，红二团成立后，又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组织均已建立，只要路线政策正确，在这里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但杜衡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当时白军有些军官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和红军干部有秘密联系，送枪支弹药给红军，杜衡就骂红军干部勾结军阀。对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的庙湾夏玉山民团也要进攻，结果使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后来又烧了香山寺，惹得几百个和尚也成了革命的对头。
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孤零零地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情况十分困难。
1933年5月下旬，杜衡召开党政军干部临时联席会议，在会上作形势报告时，故意夸大敌人“进剿”的严重性，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重建新的根据地，说什么渭华形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又距西安甚近，可威胁敌人反动统治中心，宣称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
刘志丹坚决反对南下，指出：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杜衡根本不听。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被迫南下，5月30日，到达三原武字区，经高陵玉桥渡口过渭河后，杜衡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中途动摇，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跑回西安，不久省委机关破坏，杜衡被捕叛变。
杜衡离队后，政委由汪锋担任，志丹任参谋长，与追击的敌人边走边战，进到蓝田张家坪时，被五千多优势敌人包围。
刘志丹等见势不利，立即召开队委会，决定丢掉辎重，分三路轻装突围。
刘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琪率一路，王世泰、吴岱峰率一路，在终南山一带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刘志丹带领十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围困在深山老峪里，靠采集野果充饥。时值盛夏多雨，加之敌人重赏通缉志丹，经常派兵搜山，处境十分困难。
革命的严重挫折，动摇不了志丹坚定的意志，他亲切地和战士们谈心，鼓舞士气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
后来他动员大家突围，在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大部分同志牺牲了。刘志丹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死里逃生，一个人冲了出来，隐蔽在一个深山里，昼伏夜出。
后在渭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游乡小贩，提着货郎担子，渡过渭河，绕道洛河川，爬山越岭，奔向根据地。一路非常危险，但志丹等仍坚持不丢掉武器，他们把货郎担子分做两层，上层放货物，下层放武器，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1933年10月4日，带着几枝驳壳枪回到照金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