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巧计黄陂伏奇兵
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因此，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
同时，陈诚指挥中路军各纵队由北向南挺进，特别是要求罗卓英率领的主力第一纵队率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三个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南丰、广昌地区。
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密集，打援无取胜把握，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更为不利，朱德、周恩来果断决定，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城以迷惑对方，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秘密转移。
在进行秘密转移的同时，朱德、周恩来根据敌情制订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他们决定，派周建屏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急进，引诱陈诚部主力向东。
而红军主力在2月23日和24日再向南秘密转移到宁都北部的东韶、洛口一带，一边休整，一边隐蔽待机，准备将敌军消灭在运动中。
朱德、周恩来这一正确决策，对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根据朱德、周恩来的指示，周建屏率领红十一军装成红军主力开始向黎川方向运动。陈诚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便令第二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地区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第一纵队纵队长罗卓英，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纵队的行动，于2月24日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
这样，陈诚所部中路军的三个纵队被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击破造成了有利条件。
朱德、周恩来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在东韶召开军事会议，认为向黄陂推进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现已暴露在红军面前，而且同在黎川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两纵队相距较远，处于孤立地位，正是将它们消灭在运动中的大好时机。
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良好地势。会议决定，在黄陂地区预先设下埋伏，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以歼灭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
会后，朱德、周恩来发出向黄陂地区进军的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二十六）日向东、黄陂前进，宜黄敌人一个师自神岗、党口前进模样。”“我方面军拟于27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
命令中还规定，全方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隐蔽集结于金竹、大坪地区，待第五十二师进入蛟湖，桥头一线时，突然发起进攻，歼击其行军纵队。
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朱瑞和董振堂统一指挥，隐蔽集结于横石、侯坊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地区，歼击谷岗、西源向黄陂前进的第五十九师，并保障左翼队翼侧安全。
江西军区独立第四、第五师箝制敌第十一师，保障右翼队翼侧安全；红十二军为预备队，随红五军团跟进。
一切部署就绪后，朱德、周恩来立刻率领四、五万红军迅速向黄陂地区进发。
2月25日，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队利用战前或作战中的间隙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提高部队士气。号召红军指战员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来争取反“围剿”第一仗的完全胜利，给进攻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
随后，红军各部队先后进入预定区域，封销消息，侦察情况，进行临战准备。由于当地群众帮助严密封锁消息，红军如此大规模的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消息。
朱德、周恩来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并给以指示，当他们来到设在登仙桥右侧山头上的左翼队指挥部时，朱德向聂荣臻询问：“情况怎么样啊？”
聂荣臻介绍情况后，朱德强调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
周恩来接着说：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敌人进来时，要沉得住气，放手让他们往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过去的敌人是跑不了的。
黄陂战斗大获全胜
1933年2月26日，红军各部队先于对方一天秘密地到达预定的黄陂、蛟湖地区。这时，敌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由乐安分两路东进。
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林密林之中。
部队展开后，林、聂到十一师指挥所，听了十一师师长刘海云和政委刘亚楼的报告，敌第五十二、五十九师正由西北方面向登仙桥接近。
听汇报后聂荣臻强调指出：“你们加强西北面是对的。要先把敌人放进来，然后再关起门来打，动作要猛，求得一下截住敌人。三十一团要机动，必要时以一部分兵力控制有利阵地，防止敌人向西夺路逃跑。”
林彪检查了红十一师派出侦察兵的情况。然后他们回到军团指挥所。这时，天已亮了。军团指挥所和红十一师指挥所在同一个山头上。
整个伏击阵地是山岳地带，群山笼罩在浓雾中。从指挥所望出去，只能看到一个个山头浮在雾霭里，就像黎明时雾海上的一座座孤岛。
全体指战员裹着湿漉漉的军衣，埋伏在阵地上等待着，等待着，整个阵容凝结成巍巍的山岳。
27日清晨，细雨绵绵。四周群山幽静，山泉淙淙。敌第五十二师按第一五五旅、第一五四旅，师直属队、第三○九团序列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推进。
敌第五十九师按第一七七旅、师直属队、第一七五旅、独立团序列，沿谷岗、西源、霍源向黄陂河口前进。
敌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较困难。此时细雨浓雾，十步之外人物难辨。
第五十二师因受红军、游击队袭扰，行动缓慢，加之误以为红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地区，对隐蔽其行道南侧之红军主力毫无察觉。
林彪、聂荣臻发现敌人正在过路。林彪说，叫敌人往里钻。当时林、聂看到的仅是敌人的中间一段。
日出雾散，视野扩大，只见敌人一队队已经过去，后面的敌人走来，隔不远便有一乘敌人军官的轿子。
这时，敌人已经走过去1个旅，后面还有1个旅，每个旅两个团。过去了4个团，再后面便是辎重队。辎重队后面还有1个团作掩护，没有进入伏击圈。
这时，朱德、周恩来所在的总指挥部也发现了敌人。下午1时许，当第五十二师前卫部队第一五五旅刚刚通过，朱德、周恩来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
总攻的信号发出后，整个阵地突然爆发了震天动地的枪炮声。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打蒙了，急忙用1个团作掩护，1个团冲锋，想向西北夺路突围，却被红一军团第七师在蛟湖拦腰切断。
同时，红七、九师主力向进至大龙坪的敌第五十二师师部猛攻，红十、十一师向进至小龙坪的敌后卫部队进攻，红二十一军赶到登仙桥附近截断敌退路。
红九师师长李聚奎在进攻前用望远镜向敌人方向眺望时发现，大龙坪村边的小河桥上有一个敌指挥官，穿着雨衣，正拿着望远镜向有枪声的胶湖方向张望，身后有一匹马和牵马的马弁，再后有10余名提兜、带包的军官。
李聚奎判断那个拿望远镜的人不是二十五师师长李明，也是敌人一个较高级的指挥官。因此，战斗打响后，他立即命令部队一线摆开，以急袭战法向进行包抄猛袭，准备活捉敌指挥官。
通常情况下，机枪连只做火力掩护，不打冲锋。这一次，李聚奎为了增强火力达到突击效果，命令机枪连跟步兵连一起冲上去。
仅仅40分钟，就把敌人的一个旅和师部消灭了，俘虏敌师长李明及部下官兵3000余人。李明由于身负重伤，抬至苦嘴蚴时死去。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听了报告后，非常高兴，一下子把李聚奎抱了起来，高喊道：“好哇！”“红军万岁！红军万岁！”
经3小时激战，红一军团全歼第五十二师直属队和第三○九团。
取道大龙坪、坪口、跃龙坪向黄陂推进的第一五五旅第三一二团也遭到红军的毁灭性打击。第一五五旅主力得知大龙坪和黄陂方向发生战斗后，就地转入防御。下午6时，红三军团主力赶到，将第一五五旅主力合围于桥头，于28日上午将其歼灭。与此同时，红三、一军团各一部协同作战，于28日11时全歼第一五四旅主力于蛟湖。
与左翼红军大胜的同时，朱瑞和董振堂率领红军右翼部队于2月27日11时进至黄陂、秀源一线。
朱瑞和董振堂发现敌第五十九师正从霍源一带向黄陂前进，即以红二十二军之第六十四师向霍源方向前进。红十五军在霍源以南占领阵地，求歼敌第五十九师于黄陂、霍源地区。
27日下午1时，敌第五十九师先头部队占领黄陂西北一带高地。红十五军同敌第五十九师之前卫第一七七旅接战，激战数小时，将其击溃。
战斗打响后，朱瑞和董振堂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当他们发现突击部队因故未能如期赶到指定地点时，便当机立断，调整部署，指挥后续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投入战斗。
敌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第三五一团主力和独立团，在西源及其以西地区转入防御，敌第一七五旅主力向前增援，战至黄昏，双方形成对峙。
28日8时，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第五十九师截成数段，压到谷底。
经过激烈战斗和反复争夺，于傍晚时分相继攻占云峰山、军山，歼敌第五十九师大部，并在红三军团一部配合下，于霍源地区截断了敌军退路。
敌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见败局已定，率残部数百人乘夜暗向蛟湖方向逃窜，企图同第五十二师会合。当逃至蛟湖附近时发现第五十二师已被歼灭后，又向乐安方向逃窜。
3月1日上午，该残部在登山桥附近被红一军团歼灭，陈时骥被活捉。留在西源的该师后卫第三五一团大部和独立团在敌第十一师接应下逃向河口。
第五十九师主力被歼后，第一纵队第十一师主力已到达河口、南源地区。红军准备乘胜继续围歼该部，但因第二、三纵队正向南城、南丰地区兼程来援，企图夹击红军于黄陂，再战于红军不利。
为争取主动，3月2日，朱德、周恩来当即决定红军陆续撤离战场，主力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
黄陂战斗，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共歼敌两个师，俘虏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枝。
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最大部队与最大的成功。”
这一仗打得蒋介石叫苦不迭，使他不得不承认：“此役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3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全体指战员，祝贺黄陂战斗的胜利。指出：这次方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掌拳的回答。
战斗间隙的娱乐生活
黄陂战斗中，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达到了**。在战役的间隙，红军戏剧社的演出也达到了一个**，这不仅大大活跃了红军战斗中的业余生活，更鼓舞了战士们的坚强斗志。
这一时期的红军文化娱乐主要由罗瑞卿主管。罗瑞卿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头部负重伤，并发大叶性肺炎，后痊愈归队，但病情又出现反复，再度入院治疗。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县三都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七、八、九、十一共四师。罗瑞卿归队后被任命为军团保卫局局长。
保卫局主要就是侦破案件，防止敌人混入红军内部破坏和训练警卫人员保卫首长安全。由于罗瑞卿注意调查研究，在红一军团的保卫工作中没有发生大的差错，这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是难能可贵的。罗瑞卿非常注重培养保卫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他在向保卫干部讲课时，将新闻报道中的六个要素运用于侦察工作，提出侦破每一案子都要弄清“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
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卫生部曾误将吗啡当作奎宁下发，使病人发生过度兴奋的反应。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军团卫生部部长姜齐贤被怀疑是故意破坏，姜本人也忐忑不安。
在聂荣臻参与下，罗瑞卿调查了此事，发现确实是发错了药，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
在保卫首长安全方面，罗瑞卿更是以身作则。行军、作战时，他总是跟着军团首长，不离左右。由于他工作成绩优良，1933年荣获二等奖红星奖章一枚。
罗瑞卿自幼爱好文艺，尤其热爱戏剧。当了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他很快就显露出组织戏剧演出的热忱和才华。
他一就任保卫局局长，知人善任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立即委托他在保卫局里面开办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于是，便把歌声笑语带进了这个颇令人生畏的机关。
按照罗荣桓主任的原意，这个文化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的中心任务排练文明戏，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服务。
这个训练班由擅长扮演私塾老先生的潘振武任班长，训练班结业后便成为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
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它仍然是业余性质的。
但是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红一军团的文明戏演出越来越红火。到第四次反“围剿”时，已经开始达到**。
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排戏，罗瑞卿当导演，有时还兼编剧。他编写的第一个剧本叫《谁给我的痛苦》，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演员除了训练班的学员外，罗瑞卿还动员了不少机关干部上台。在分配角色时，反派角色不大有人爱演。罗瑞卿便自告奋勇地演地主。
罗瑞卿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对大家说：“你们瞧，这颗该死的子弹，哪里不打，偏偏打在老子的嘴巴上。这就破了相了。但演个地主到还凑合。我就演地主吧！”由于这出戏对于发动群众打土豪有很大推动作用，它便成为保留节目。
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
群众看完剧后交口称赞：“红军真神了，才来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情编进戏文了。”
罗瑞卿先后导演过聂荣臻政委编写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以及李伯钊、李克农编的《杀上庐山》。
最为轰动的则是他导演的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写的大型话剧《庐山雪》，成为第四次反“围剿”的两大战斗之间的演剧**。
内容是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俘虏蒋介石的故事，寓意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的春雪，很快就会消融、瓦解。
这个剧本亦正亦谑，着重表现红军战士的豪迈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剧本中有许多角色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为了体现官兵同乐，罗瑞卿将聂荣臻、罗荣桓等都动员上台，各人按当时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
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又自告奋勇地扮演蒋介石，李卓然则扮演德国顾问赛克特，童小鹏扮作宋美龄。
剧本在彩排时，效果极好。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李卓然请他提意见。
周恩来想了一下，说：“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个军长，好像不太搭配，是不是应该换成军团一级？”
李卓然苦笑道：“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周恩来摇摇头没有把握。这时，罗瑞卿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次日，军团开会前，罗瑞卿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
“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林彪说：“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
罗瑞卿见鱼咬钩，忙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演呢？”林彪说：“现在不方便。”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不提聂荣臻还好，一提他，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政委来：“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聂荣臻也帮助做工作，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一席话，激起来了林彪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你们赶快把我和政委安排到戏里去。”
等李卓侯把剧本改好时，林彪又反悔了，说：“说几句笑话，哪个真的上台。”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
“王金钰，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林彪不干。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
“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剧场设在一面土坡上。天作天幕，松杉竹林作背景，从树上垂下两条布来算是边幕。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红军已经打下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
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报告军首长，现在已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用汽车装。”
“汽车也装不下呀！”
“那，我们马上开会研究研究！”林彪放下电话，喊道：“通信员，通知罗主任来开会。”
这时候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此时正患疟疾，烧得满脸通红，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没有听到林彪的呼喊。林彪在台上火了，连喊几声：“罗主任呢！”
仍然没有回音。他便下命令道：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出来开会！”
罗瑞卿一看急了，如果林彪摔下话筒，那戏可就演砸了，于是命令几个小伙子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戏演到结尾，“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押上台来，接受林彪的审问。
林彪：“你是蒋介石吗？”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两个人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蒋介石”：“我的飞机坏了。”林彪：“你怎么长得这么瘦？”
“蒋介石”：“我成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不好，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
林彪这一次胡问一通，过足了审判蒋介石的瘾，而罗瑞卿现编的台辞也够精彩的了。
这么多的军团干部上了台，在部队内引起了轰动，部队的文娱活动也更为活跃了。
文化娱乐训练班除排戏外，还学了歌咏、墙报、游戏等知识。三个月后，训练班结业。
罗瑞卿以此为基础，又吸收了部分机关文艺爱好者，组织了一个业余剧社，起名为战士剧社，长征以后改为专业宣传队。当时，军团各单位经常举行各种文体比赛，如篮球、歌咏、墙报、列宁室布置等。
一开始，保卫局因为是新成立的单位，在比赛中往往拿不到第一。争强好胜的罗瑞卿不甘落后，便积极要求将文体活动积极分子、政治部的秘书童小鹏调入保卫局。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看到保卫局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干部，便同意了。童到保卫局后不久，保卫局便在一次比赛中得了一个第一。
草台岗结束反“围剿”
黄陂战役后，朱德、周恩来本想乘胜再歼第十一师，可是因为是山地战，各军之间的联络与我军指挥部均不易达到，各军所处的位置也不利于出击，再加上在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二纵队的三个师，正在西援第一纵队，企图从新丰截击红军主力的归路。
为了避免被围，3月2日，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宁都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待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4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下步行动部署：我军拟俟集中后，仍选敌一翼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当国民党援军到达黄陂、东陂时，又扑了个空。陈诚还想寻找红军主力再战。但他鉴于黄陂失败的教训，改变了作战方式，将原来三路“分进合击”改变为一路“中间突破”。
敌军的新部署是将中路军原来的三个纵队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和第三纵队第五、九两师为后纵队，共六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地向东南方向的广昌搜索前进，目的是直取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对于敌军的企图，朱德看得非常清楚。他向周恩来笑谈着对陈诚这一新计划的看法：“陈诚是蒋介石的宠将，但看来比蒋介石还蠢。他将前后两纵队重叠，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这是兵家之大忌呀。看来他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的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老总分析得对呀，我们正好针对他们这一弱点，将计就计，佯顺敌意，分散敌人，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予以各个击破。”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
朱德、周恩来针对敌军新部署的弱点，决定将计就计，分散敌人，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予以各个击破。红军指挥部一方面命令红十一军到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佯攻吴奇伟指挥的前纵队的先头部队，示形于敌，使他们误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地区，吸引前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拉大同后纵队的距离，为红军主力相机消灭后纵队造成有利战机；一方面命令红军主力隐蔽地向北急进，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他们的后纵队。
为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3月16日，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十一军向广昌开进，以吸引并抑留国民党军前纵队，红军主力则待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陈诚不知是计，误认为第十一军是红军主力，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1个师加到前纵队。一连几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静观敌情变化，随时准备在战机有利时出击。
3月19日夜，红一方面军指挥部里灯火通明，朱德、刘伯承跟张云逸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凝神注视着铺在桌上的地图，分析判断敌军的进展位置。
参谋送来情报局长曾希圣的敌情报告，张云逸接过来念道：“敌前纵队第十四师、第十师、第九十师和后纵队第五师经东陂、新丰向甘竹前进；其后纵队第九师在东陂山区占领阵地；其第十一师已进驻黄陂。”
朱德说：“我们的战略还是各个击破，令第十一军继续钳制和吸引敌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４个师后，截击敌人后纵队两个师。”
刘伯承拿着放大镜，对着地图仔细看过来看过去，手指不停地在图上量着距离。他见敌后纵队远离前纵队百里左右，已成孤立突出态势，且后纵队第十一师正位于地形复杂的草台岗地位，便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
朱德立即采纳，下了打后纵队的决心，叫张云逸起草作战命令。这时，参谋又送来第二个敌情报告，说是今日下午2时敌第十一师前卫部队与本军侦察部队在草台岗遭遇，接触后敌后续部队已停止前进，另据侦听敌人电话，罗卓英令前卫第八十三旅连夜撤回五里牌。
草台岗距五里牌20余里，敌3个小时即可走到。于是，起草的命令作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夜深了，外面雨丝夹杂着雪粒，赶走了南国早春的暖意，屋子里显得更加阴冷。
警卫员把炭火盆拨旺，炒了一锅黄豆，倒在桌子上，又给每人添上一杯浓茶，这便是红军最高指挥员们的夜餐了。
鸡叫头遍，第二个作战方案刚刚形成，正在起草命令，第三个敌情报告又到，说敌第十一师并未北撤，后续部队和辎重行李于天黑前全部到达草台岗，正彻夜构筑工事。
刘伯承嘿嘿一笑，幽默地说：“天助我也。总司令，下命令吧。”朱德含笑朝他点点头，又示意参谋：“请恩来同志。”
周恩来因与中央局意见不一致，而中央局又叫他军事上负总责，连日来，为统一作战思想和磋商作战部署，文电交驰，疲惫不堪。
待周恩来到作战室，命令已经抄写清楚。刘伯承汇报了一夜来敌情的变化和己方的处置，周恩来看过命令，不觉眉头舒展，布满血丝的眼球里闪出了光亮，他欣然表示同意。
作战命令交电台发各军团和独立作战单位。这时候已经是晨光熹微了。命令中指出国民党军后纵队第九师将到东陂，第十一师将到草台冈、徐庄附近，要求各军团各军立即作好战斗准备。
由于部队早先已北进就敌，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在部署上就方便多了。这个部署是：第五军团、第十二军和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九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地区之敌，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预备队。
命令中指示：“本（二十）日，敌十一师有进到草台岗、徐庄可能，九师当在东陂不动。”“方面军拟21日首先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继续消灭东陂之敌，并击破其增援队。”
当第十一师在当天午后进到草台岗、徐庄时，朱德、周恩来再次发出命令：我军拟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红一方面军各路部队得令后，立即动作起来。根据方面军部署，3月20日午夜，林、聂赶到红十师驻地，要求该师做好拂晓前进攻敌人占领的黄柏山的准备。黄柏山是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要进攻草台岗就必须首先拿下黄柏山。
3月21日拂晓，我军以一部分兵力钳制东陂地区的第九师，切断了该师同第十一师的联系。同时，主力部队向草台岗第十一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准备争夺草台岗南侧的黄柏岭制高点。
黄柏岭山坡陡峭，易守难攻。敌人居高临下凭火力顽抗，敌机不断投弹扫射。一颗炸弹落在指挥位置，把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抛到山坡下，聂荣臻也被掀倒在地。他们拍掉尘土继续指挥战斗。
红四军十、十一师强攻多次，都被敌人居高临下地挡回。红一军团中，有三位师长负伤。
战斗至下午三时，黄柏岭还未得手。这时，林彪决定使用预备队。他对红九师师长李聚奎说道：“从拂晓打到现在，还没拿下来。现在命令你们九师从正面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在两个小时内把它拿下来。”
李聚奎想了想，对林彪说：“敌人只要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们攻不上去。”
“那怎么办？”林彪问。
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以两个团从垭口左翼山梁攻上去，得到林彪许可。
按照这一部署，李聚奎率红九师迅速拿下了黄柏岭，将占据黄柏岭制高点的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歼灭。接着，又向在徐庄的第十一师师部发起进攻，很快将该师部和一个团歼灭，师长肖乾被击伤。
到下午3时许，陈诚的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基本被歼。随后，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向东陂追击第九师，迅速歼其一部。
在霍源幸免的敌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以及第九师的１个团，受罗卓英派遣，企图保持东陂与草台岗的交通线，被第一军团歼灭大部。
陈诚在抚州听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急得吐血，急令吴奇伟率前纵队向南丰撤退，罗卓英率后纵队残部，向宜黄撤退。
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
朱德巡视战场，看着大批俘虏和缴获的军用物资，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被打垮了。四次‘围剿’也宣告结束了。”
周恩来也十分高兴，谦虚地说：“全靠朱老总指挥有方啊！”
“哪里，哪里，全仰仗周总政委出谋划策。”朱德笑着说。
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从电话中得到这两次战斗失败的报告后，“如丧考妣。据说，他在接到电话报告时，手里握着听简，足有四五分钟之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敌前后纵队惨败，所剩无几，残部犹如惊弓之鸟，经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至此失败。
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不禁又恼又羞，他在给陈诚手谕中发出了“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的哀叹。陈诚亦视此次失败“独生为羞”。
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一胜利是“空前光荣伟大胜利”，它给予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这对国民党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
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乘胜收复敌人在第三次“围剿”中占领的土地，使中央根据地得以巩固与扩大，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
同时，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30万人左右。中央根据地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朱德、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既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又从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原有的经验，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
为了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新经验，朱德在1933年5、6月间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章，进一步丰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朱德指出，黄陂、东陂两次战役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战略转变。
具体地说，就是与前几次反“围剿”战役相比，这一次不是诱敌深入到苏区内部，“待敌人集齐，使其疲惫，择其弱点，集中主力以袭之”。“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
在谈到战术原则时，朱德说：“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
不久，朱德又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从军事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六个战术基本原则。
朱德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对指导红军作战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