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1日，东方军主力红三军团第四、第五师共1万多人，在江西乐安县大湖坪举行东征誓师大会。
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作了动员报告，提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任务。一贯很少上前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也亲自赶到湖坪检查部署会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东方军冒着酷暑踏上入闽征途。5日，参战部队到达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开始了入闽作战。
“左”倾路线掌握军权
1933年5月12日，中革军委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5月8日的命令，决定在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时，在前方另行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兼红一方面军总部。
朱德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叶剑英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不久由刘伯承接任，王稼祥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张云逸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贺昌、聂荣臻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同时增补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明确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职务。
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由博古、项英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由他们在瑞金指挥红军作战。这样，“左”倾路线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为第五次反“围剿”埋下了阴影。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已经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其在军事上，其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冒险主义，反复要求各地红军“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
王明赴苏后，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负总责。博古全盘继承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临时中央给各地红军的训令中，他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
由于上海临时中央远离各地苏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明的“左”倾一套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对此，博古心中一直非常不满，并通过宁都会议，排斥了毛泽东及其军事路线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
1933年1月，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不断获胜的形势下，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进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并，从开始组织上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果尤其是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两战皆捷，更坚定博古推行进攻战略的决心，他将胜利的结果归功于自己的决策。他洋洋得意地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
临时中央抵达中央苏区后，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就由博古等人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他在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
5月，在博古运筹其“大踏步地打出去”进攻战略的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博古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
在军事战略上，他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
5月8日，博古、项英加委自己为中革军委委员，完全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6月初，博古、项英等赶到江西宁都，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项英、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杨尚昆。
会议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回瑞金，另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之职。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通过宁都会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转移到了博古和项英手中，“左”倾路线完全掌握了中央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大权。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针对自己在第一次宁都会议上受到的不公正批评提出申诉。
但博古在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临时党中央继续推行“左”倾进攻路线。
毛泽东无力阻止“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执行，忧心重重，会议结束后就回到瑞金去了。5月17日，朱德、周恩来发布通令，传达了这一决定，并说：“中央苏区除东南阵地各军、西南阵地各军、各军区及独立军、团、师和其他苏区军区及二、四方面军等均直归中革军委指挥外，凡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兵团及北面战地各指挥机关各部队均归第一方面军指挥。”
可见，在中革军委移驻瑞金并由项英代理主席后，朱德、周恩来在前方只能指挥第一方面军和北部战线各军区，指挥权限缩小了，并且要听从中革军委的命令，更要服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领导。
苏区大力推行扩红运动
1933年6月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
决议强调必须执行中央局当年2月8日紧急决议中提出的“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宏伟目标。
决议还提出要通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实行优待红军条例”“加紧政治动员”“采用突击方式以扩大红军”“有计划的领导和动员赤少模范队整个组织加入红军”等措施，完成“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
扩红运动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苏区的发展紧紧相伴。苏区初创时，由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断有兵员损耗，且扩大苏区需要更多红军士兵，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兵员补充和招募的问题。
特别是进入1933年，由于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越来越重视，红军兵力损耗严重，更是急需大量新的红军战士扩充队伍。因此，中共中央局提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号召，整个苏区掀起前所未有的扩红热潮。
在赣南中央苏区，兴国县模范师率先响应中央号召，全师5161人全体加入红军，编为红三军团第六师。这一壮举被临时中央政府嘉誉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
在他们的带动下，瑞金模范师4200人、胜利模范师2895人、博生县17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博生团”、石城8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石城团”和雩都模范师1900余人、赣县模范师1860人，均先后整师、整团加入红军。仅“红五月”一个月内，江西苏区全省就扩大红军约25000人。1933年夏，中央苏区还先后创建了苏区“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这两个师有大量的赣南子弟。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扩红工作显得尤为紧迫，从1933年9月到1934年9月，先后5次发动扩红突击运动。每一次赣南苏区各县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兴国、雩都、瑞金、西江等县，多次受到中央表扬。
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兴国长冈乡，青壮年男子80％去当了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
瑞金下肖区有红军家属800家，在前方的红军战士有1100余名。该区有1户农民，8个儿子一齐报名要求参加红军。许多十几岁的少年，也软磨硬缠地要求当红军上前线。
在闽西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上杭才溪区。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554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756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26人，也占70%。
才溪在扩红中的表现，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还将其先进事迹写入《才溪乡调查》一文中。该区还被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全苏区扩大红军的“第一模范区”并在全苏“二大”会上颁发了锦旗。
据《红色中华》的报道统计，从1931年至1934年4年间，长汀县共有17200余人参加红军，还有许多未见报的均未统计在内。上杭县虽于1931年以后由于立三错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带来极大损失，许多区乡经常被敌人占领，赤色区域人口减少，但4年间参加红军的累计人数亦有15200多人。闽西苏区由此成为中央主力红军的一大来源。
中央苏区红军补充兵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招募新兵，改编俘虏和由农会工会送来。三者均填新兵入伍志愿表，说明红军苦乐及纪律，绝对禁止用欺骗方法，说什么红军每月关饷二十元。
自愿者则听其入伍，不愿者听其自去，红军士兵愿退伍请假者亦斟酌情形准其退伍。总之对士兵入伍退伍采取志愿主义，不用胁迫的办法。
在苏区中央局给地方工作人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说明要坚持自愿原则：“在实行征调的地方，更须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使团内外群众不致有‘现在即实行征兵’的误解，尤其要不致有‘抽丁’的不正确认识，而更激发团员的热忱，自动起来纷纷要求。经过相当鼓动和解释后，除自动报名要求的以外，不足的数目，在十八岁到二十三岁的男团员中征调。征调的团员，应在家庭状况和体格（如没有大病，不太矮小）上是比较适当的。应从积极的鼓励和教育中，使被征调的团员，成为自愿和自觉的。对拒绝征调的团员，应发动支部同志同他斗争，适当的给以纪律制裁。”
当时红军的新兵主要是从苏区农民中招募，招募过程中采取的手段以宣传鼓动为主，党员和团员是主要的宣传员。
为了进行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支部的墙报工作，以扩大红军问题为墙报的中心内容，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图画，用动人而美观的式样，吸引群众，使墙报成为扩大红军运动的一个主要的宣传和组织的工具。每当扩大红军的任务下达后，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动员，召开积极分子活动会、茶话会、文艺晚会，组织演出《武装上前线》、《双双草鞋》、《反对拖尾巴》等剧目，鼓动青壮年当红军。
民歌队不论白天晚上、村前村后、山岗田头、平时墟日、大会小会进行宣传鼓动，到处都可以听到《扩大红军》、《十送郎》、《莫念家》、《十劝妹》等动听感人的扩红山歌，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扩大红军，参军参战是苏区人民的本份，是广大青壮年应尽的义务。
为了进行宣传工作，还积极动员青年妇女，特别是女党员、女团员，加紧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鼓动她们的父伯兄弟和丈夫到红军中去。同时，儿童团也加入了宣传鼓动工作中。
当时非常注重举行欢迎与欢送红军的仪式，每当红军过境，政府应领导群众整队欢迎欢送，这样不但鼓起群众对红军的信仰和羡慕，并且增加了红军官兵的勇气。
每次预备军到前线去时，都要召开热烈的欢送大会，可能的时候，赠给物件，别乡别村的预备军，经过本乡的时候也一栏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
在举行这些活动时，沿途还会准备茶水，儿童妇女唱革命歌，从而兴奋新战士坚决到前方去的勇气！
红军从前线告长假回家，也会举行欢迎慰问，并邀请他们演说，向群众报告奋斗的经过，表示敬意。
这些宣传方式在当时还是比较有效的，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唱山歌，宣传动员当红军，当地青年决心很大，要去当红军打倒反动派、保卫苏维埃。
因此，每次扩大红军，都涌现出许多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父子、兄弟争当红军，党团员、区乡干部带头当红军的动人事迹。
当然，仅仅靠宣传还不行，真正能让他们积极主动去保卫红色政权的，还是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分田”以及各种优待措施。
当时中央苏区为了引导人们参加红军，在三个方面给了苏区参军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是分田分财产。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规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动产及不动产，无偿分配给劳苦大众；红军及其家属均应分得土地，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耕种。”
分田过程中，为了增强农民对红军的信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措施。
当共产党军队到达时，在乡村内部共产党分子出面参加并鼓动之下，开农民大会，宣布其宗旨及主张，叫人民起来打倒土劣并划分田地。其分田的技术工作系授权土地委员会办理，等到组织起来的时候，红军便开到第二个地方去。
红军一去，当地业主就大批地回来。看见自己的田地乃至谷子都给人家分了，自然会设筹应付的办法。这时候，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的农民，特别是那些领导人物，便马上请求共产党军队回来援助。
他们此时才被告知暴动及继续分田的方法，以便把业主打倒，并组织武装的赤卫队。然后共产党便派人前来组织乡苏维埃，并从而调整耕地，打倒富农。这时候已经是进一步的深入了。
二是给予红军及其家属特别的优待。苏区政府实行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红军及其家属跟其他的贫苦农民一样享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他们的土地耕种应获得政府的帮助；服役期间的红军及家属免缴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捐税，所居政府房屋免纳租金，享受政府商店5%减价优待，子弟读书免缴一切用费，相互通信免收邮资；红军战士外出交通费用由政府报销；受伤红军应得到细心照料，费用由政府负担；致残红军与退职红军应由政府供养；牺牲的红军应得到部队与政府的褒扬，其幼小的子女弟妹由政府教育抚养，其父母妻子由政府给予相当的津贴；保护红军婚姻……”
另外，还有《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各种办法》、《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与《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都在强化优红工作。《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实施办法》中还要求各省、县设立优待红军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带头参加礼拜六优红劳动，帮助红军家属砍柴、耕田、挑水，促进各项优红条例得到很好的落实。
三是采取各种方式拥军。在慰劳伤病战士时，由政府确定日期告知群众限头天将慰劳的物品送乡苏集中，由政府号召会说话会唱会打锣鼓会弄音乐会打拳术的人把头天集中的东西，一担一担捡好，沿途吹吹打打将该乡政府的旗帜高举飘扬，整整齐齐前去慰劳伤病战士，并且还能做其他乡区的模范。
以上三个措施对翻身的苏区农民极具吸引力，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已经得到的田产，另一方面为了从苏区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政策实惠，他们开始踊跃参军参战。
一位老红军日后回忆道：“我是自动去当红军的，没有哪个动员我。为什么我会自动去呢？过去我二十多岁就做长工，家里没有田，没有谷。红军来了我分到了田，分到了谷，还找老婆。得到了共产党、红军的好处，所以我会自动去。去当红军，家里的田有代耕队代耕，又有其他优待，也就没有什么家庭顾虑。”
一位苏区老干部后来回忆黄陂区的扩红情形说：“那时提出‘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各种革命组织都召开会议宣传动员，也开了群众大会，群众互相鼓励。大家都做思想工作，父母动员儿子、老婆宣传老公，弟弟动员哥哥，好多青年主动去。有的人在田里做稳工夫就走了。……从二八年到三四年冬先先后后，我们黄陂地区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差不多都去当红军了，地富子弟也可以去，家里只剩下妇女小孩自力更生。”
诚如毛泽东所说：“动员方法之正确，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之彻底执行，是迅速完成动员计划的关键。废弃一切强迫命令，实施充分的宣传说服，制裁破坏扩大红军以及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动员方法的重要节目。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要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红军战士以土地，而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为每一红军战士的家属很好地耕种土地，实行消费合作社对于红军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为红军家属开办供给日用必需品的专门商店，实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供给红军家属，号召群众为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所有一切关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法令与办法，实际与彻底的执行，是保证红军踊跃地上前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
当然，随着敌人“围剿”的加剧，苏区兵员短缺，红军为了在战争中生存，不得不采用各种强制征兵手段。特别是中央“左倾”错误的泛滥，更是让扩红运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
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后，发起了一次接一次连续不断的“扩红”**，使突击周、突击月、冲锋季等接连不断，并且残酷无情地打击所谓“扩红”运动中的“消极怠工”分子，以斗争的火力来促进“扩红”运动，这给人民军队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带来了严重危害，更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少共国际师的组建
面对规模和兵力将远远大于前4次的第五次“围剿”，工农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喊出了“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捍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口号。
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于1933年2月初作出决定：“为完成少先队是红军后备军的伟大任务，决定在二月底前，征调300名模范队员，加入工农红军模范团。”
“五一”前，从湘赣边到闽浙赣，从赣粤边到中央区域腹地各县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参军，以及模范少先队、赤卫军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武装上前线的动人景象。
5月中旬，在江西宜黄县西南红军总部驻地举行的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时任总政治部青年部长的萧华请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及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出席会议。
会后，根据周恩来政委的建议，红军总政治部当即向中央提出了建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
5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正式提出：“由江西征调四千，福建征调两千，闽赣征调二千，到今年‘八一’节为止，完成‘少共国际师’”。
23日，少共中央局发出指示信，要求少共江西、福建、闽赣省委抽调优秀共青团员、少先队队员组成3个军区少年先锋团。
24日，少共中央局致函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提议将“少共国际师”编作第一军团第一师，要求准备指导员干部来帮助训练，为着完成创造铁的红军一百万而斗争。
6月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在强调完成“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的同时，提出要动员所有模范营模范赤少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
6月下旬，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在瑞金召开有江西、福建、湘赣、粤赣等省和边区少先队队长出席的联席会议。朱德总司令亲临讲话，号召团和少先队的干部、团员和少先队员踊跃参军，用武装上前线的实际行动，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
6月30日，中革军委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少共江西、福建、闽赣省委以实际行动在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前如期完成了扩红任务。
为迎接即将加入红军部队的“少共国际师”，6月初，红一方面军部队在进行整编时，在所属第五军团专门增编了第十五师。
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博生西北郊跑马坊举行授旗典礼。
这天拂晓，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壮丽无比，总共有八九千名战士身着红军军服，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参加“少共国际师”授旗典礼。
随着阅兵总指挥、江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一声“立正”口令，军委会的代表、中少共省委的代表、师长、政委等整整齐齐慢步从新战士面前通过。
阅兵后，阅兵员登台进行授旗典礼，军委会代表王盛华致词，并宣布将“少共国际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五师，人们一直习惯称“少共国际师”。
接着，在江西军区政委李富春、少共江西、福建省委代表致词后，军委会向大家介绍了师长陈光、政委冯文彬，政治部主任罗华明。
至此，“少共国际师”正式成立，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组建时所编设的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团不久分别改为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团。随后，部队立即投入了军政训练。
8月15日，朱德、周恩来下达了红一方面军部队重新区分行动任务的命令，少共国际师担负的任务为总预备队。
“少共国际师”成立不到一个月的一天，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命令当时正在前线的青年部长、年仅17岁的萧华迅速返回总部谈话，征询拟调他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的想法。
起初萧华担心自己太年轻，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会有负于党的重托，周恩来听了他的顾虑后朗声笑道：“正因为你年轻，才叫你去嘛。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部队更有朝气。只要认真学习，经过斗争的磨炼，就会逐步走向成熟。”
9月4日，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军委正式呈报请示：“拟调萧华任十五师政委。”
军委研究同意后，红一方面军五军团政治委员朱瑞、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于11月6日签署命令，任命萧华为第十五师政治委员，“少共国际师”首任政委冯文彬改任政治部主任，“少共国际师”首任政治部主任罗华明出任第十五师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
由此，萧华在成为“少共国际师”第二任政委的同时，也创下了红军历史上最年轻师政委的记录。
“少共国际师”成立之初，陈光、冯文彬刚刚20岁出头，干部战士平均年龄18岁，很多只有十四五岁，一些人入伍时还没有枪高。全师党团员占70%，是一支真正由“红小鬼”组成的部队，同时也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部队。
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举行了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大会宣读了周恩来代表中革军委发来的贺电。誓师动员后，部队立即开赴广昌继续开展政治军事训练。
在一个多月里，“少共国际师”对军纪、革命理想、军人知识、射击、刺杀、投弹等课目进行了认真训练，很快形成了战斗力。
“少共国际师”成立之初只是用土枪和梭镖进行训练。后来，三军团打下福建沙县，全歼敌人一个师，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上级决定拨给“少共国际师”一批。
“少共国际师”立即派出一个团到前线搬运武器，就这样很快把自己装备了起来。广昌训练刚告结束，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即布置就绪，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少共国际师”官兵奉命开赴黎川前线，配合红三、红五军团在东方战线投入战斗，抗击敌人。在闽北拿口“少共国际师”打了第一仗，歼敌500余名。
初次参战即打了胜仗，指战员们扬眉吐气，部队士气高昂。朱德、周恩来和杨尚昆专门致电祝贺，称赞他们这次战斗是“铁拳初试”，勉励大家在胜利中要更加百倍地提高军事技术，以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光荣。
11月，陈光与吴高群对调工作，陈光任红二师师长，吴高群任“少共国际师”师长。
12月12日，在黎川东南的团村战斗中，国民党第三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发动了进攻。“少共国际师”和红三师一部从左翼钳击敌人。
萧华和师长吴高群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前沿指挥。傍晚，战斗将要结束时，吴高群正在指挥所旁的一棵大树下观察敌情，忽然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不幸于24日20时牺牲，年仅23岁。
吴高群殉职后，原红七军团参谋长曹里怀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师长。
1934年4月8日，广昌战役开战前夕，原红九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先士卒，负重伤失去左臂的“独臂将军”彭绍辉成为“少共国际师”第四任师长，曹里怀任红五军团参谋长。5月，“少共国际师”由红五军团调归红一军团建制。
“少共国际师”这支由“红小鬼”组成的部队，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他们积极参与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经受住了残酷战争的考验，为中国工农红军书写了彪炳青史的辉煌战绩。
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少共国际师”参加了万里长征，长征中虽成功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意图，但由于一路下来伤亡严重，部队整编时被编入红一、红二师，番号就此撤销。至此，“少共国际师”成为历史名词。
刘少奇缔造红军工人师
这是一支奇特的部队，从师长、师政治委员到普通官兵都由清一色工人组成；这是一支全新的劲旅，组建、训练不到半年，就投入到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
这支全部由工人组成的红军部队，在产业工人尚不很多的中央苏区，乃至3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都堪称是个奇迹。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
1933年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共中央局发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面前党的紧急任务》。
其中，首当其冲的“紧急任务”便是“最大限度的巩固与扩大主力红军，在全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忠实地执行了党的决议，迅速投入了扩红工作。
2月17日，刘少奇在瑞金主持了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工会筹备会。在会上，刘少奇提出：3月份动员两千会员参加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这是我们至今所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组建工人师的倡议。
10天以后，即2月27日，苏区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筹备会在瑞金沙洲坝枣子排村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份征调1000名会员参加红军。根据与会同志的热烈请求，刘少奇郑重向中革军委领导要求：将加入红军的苦力运输工人组成“苦力运输工人师”。
4月1日、5月1日，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在瑞金正式召开。
刘少奇分别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和《关于革命形势和工会工作任务》的报告。刘少奇再次向中央苏区的工人兄弟们发出号召：带头行动起来，加人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参加革命战争，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中央苏区，做出贡献。
要组建一支完全是纯工人阶级的劲旅，绝非一蹴而就、朝夕之功。刘少奇便抽出大量时间，经常指导全总苏区执行局的干部及地方工会的同志进行调查，弄清每一个工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坚定，身体是否强壮，家庭亲属情况等等。
经过一番细致周密的组织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1933年7月底，在刘少奇等同志不懈努力下，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组建完毕。全师共约8000人，辖3个团。
工人师成立之初，主要担负保卫红色首都瑞金和肃清区域内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因此，工人师又名中国工农红军警卫师。
在工人师驻防瑞金整编、训练的日子，一有闲暇，刘少奇总要到工人师驻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工人师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及物资供给情况。
一次，工人师政委兼代理师长梁广向刘少奇汇报时谈到，因训练任务过重，战士们草鞋消耗很大。回到枣子排村全总驻地当晚，刘少奇就召开全总执行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号召大家踊跃募捐草鞋，慰劳紧张刻苦训练的红军工人师指战员。
当场，全总国家企业部部长马文就与全总青工部部长王秀展开了“捐鞋竞赛”。最后，马文捐了117双，王秀捐了112双。在马、王二人影响下，其他同志也争相捐赠。
第二天一早，机关墙报《红版》为此出版特号，用红墨水大字标题表扬马文、王秀及机关所有同志积极捐献支援工人师的革命义举。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亲自去看了《红版》，并且在工作会和生活会上多次赞扬马文、王秀这种精神。
不久，刘少奇又指示全总女工部部长刘群仙及青工部长王秀等组织妇女歌舞队、洗衣队等去工人师慰问演出，为指战员们洗衣、补衣，探望伤病员，以激励鼓舞部队士气。
1934年2月，奉中革军委之命，工人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十三师，在中央红军西方军的编成内。在陈毅司令员领导下，开赴中央苏区永丰、龙岗前线，投入保卫中央苏区西线反“围剿”战争。
工人师开上了前线，刘少奇更加挂念万分。3月底，刘少奇指示郭光洲等三人，代表全总执行局，深入永丰战地，看望慰问工人师广大指战员。
郭光洲返回全总后，向刘少奇做了详细汇报。
郭光洲认为，工人师正式成立虽不过8个月，但在一系列残酷战斗中锻炼得更加强大了，正向铁的红军的道路大步迈进。
郭光洲说：“工人师在政治上、军事技术上，都有了很大进步，艰苦奋斗的精神与阶级友爱的发扬，以及各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郭光洲还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地向刘少奇谈了工人师的几次战斗情景：配属红一军团的丁毛山战斗、独立进行的中洲反击战、上固阻击战等。
“好，好，好！工人师真是好样的！”刘少奇不是感情很外露的人，但此时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攥着郭光洲的手，连连称好，赞不绝口。
作为从未做过军事工作的职业革命家，刘少奇和他亲手缔造的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休戚与共、出生入死，为第五次反“围剿”作出了贡献。
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
1933年5月10日，根据敌我双方相持局面的形势，周恩来在前方发出了《在目前行动中改编部队办法的请示》，提出了红军整编问题。
请示中指出：“目前行动，我军主力如久停一地确失去许多时机，但全部调往永丰东南，则将失去赤化宜乐机会，形成相持局面，且敌人主力可由崇仁向西南推进”“现我们意利用目前、时机，实行部队轮流改编，以一部活动于崇乐永（淦）地区及宜乐间阻散南袭敌游击部队并赤化筹款，调一部到不受威胁之地改编，这一部编好后，即与前方对换，如此在十五天可将三个军团之五个师及两独立团完全编好”。
5月1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发布的命令规定：（一）第一军团应以东“沙（永丰属）为中心，分驻藤田、小岭、王家、东沙地区……（二）第三军团应以大湖坪（乐安属）为中心分驻大湖坪、葛陂、罗田、罗背（陂）街东北地区……（三）第五军团应以善和（乐安属）为中心（主力驻善和），如善和驻地不敷分配时，可以一部进驻潺（参）陂，向刘（流坑）及梅林通增田方向”。
6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了《关于改编红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强调“照中国工农红军新编制，一律改编”。
奉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一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率领，驻永丰藤田、小岭一带；第三军团，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驻乐安太湖坪；第五军团，由董振堂、朱瑞率领，驻乐安善和中村等地，分别进行整编，史称“大湖坪整编”。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随总部驻善和中村庵下屋；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随红三军团指挥部驻太湖坪的“万寿宫”。
随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按照中国工农红军新的编制，在乐安南部的藤田、大湖坪、善和地区实行改编。
这次改编，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按“三三制”的原则，把原小军小师按“三三制”原则编为大师大团，师以下部队逐级缩编，师编为团、团编为营、营编为连，同时取消了军一级组织机构，由军团直辖师。
改编之后，红一方面军由朱德兼任总司令员，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红一、红三和红五军团。
红一军团由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毕士悌任参谋长。
将第七师、第九师、第二十二军合编为第一师；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及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中央政府警卫团、军团教导队、瑞金模范师合编为第三师，归中央军委领导。全军共两万多人。
第一师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毕占云、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团团长周振国、政治委员符竹庭，第二团团长李聚奎、政治处主任谭冠三、第三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邓华、政治处主任黄励。
第二师师长徐彦刚、政治委员胡阿林、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蔡书彬、刘亚楼，第四团团长萧桃明、政治委员杨成武、第五团团长吴高群、朱水秋、咸吉，政治委员刘亚楼、刘忠、政治处主任赵云龙、第六团团长张世杰、刘少卿、朱水秋，政治委员宋清泉、钟荣汉、王集成。
第三师师长周昆、政治委员伍修权、政治部主任庄振风，第七团团长龚楚、政治委员方长；第八团团长刘雄武、政治委员林发。
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和周恩来亲自指导下，在乐安太湖坪进行整编，史称“太湖坪改编”。
红三军团经过整编，军团直辖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3个师。每师编3个团，每团编3个营，每营编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
红三军团原属的第五军一、二、三师，改编为第四师，下辖第十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原属的第七军、第二十一军改编为第五师，下辖第十三团、第十四团、第十五团；新编入的原兴国模范师改编为第六师，下辖第十六团、第十七团、第十八团。
红三军团改编后，军团首长不变。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后杨尚昆接任，黄克诚代理政治部主任，邓萍任参谋长。
第四师师长张锡龙，政治委员彭雪枫，政治部主任李井泉，参谋长张翼。下辖第十团，团长胡浚，政委孙发力，政治处主任方镇钧，参谋长姚喆；第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委吴宗太，政治处主任甘谓汉，参谋长郑庭辉；第十二团，团长洪超，政委钟赤兵，政治处主任苏振华，参谋长杜中美。
第五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江华，参谋长黄子荣。下辖第十三团，团长李天佑，政委毛贲虎，政治处主任汪国汉，参谋长伍晋南；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政委田丰，政治处主任杨勇，参谋长陈连华；第十五团，团长黄昉日，政委邱创成，政治处主任张凯，参谋长何德全。
第六师师长洪超，政治委员陈阿金，政治部主任曹其灿，参谋长李骏。下辖第十六团，团长曾春鉴，政委胡正国，政治处主任王平，参谋长彭雄；第十七团，团长莫延寿，政委余瑞祥，政治处主任余瑞祥，参谋长李梓斌；第十八团，团长刘纯，政委汪玉明，政治处主任石林。
红三军团整编后，第四、第五师开往中央苏区北部前线，第六师留在乐安、崇仁地区训练。
红五军团将原红十三军各师缩编为红十三师，取消了红十五军的编制，将其余部编为红十三师红三十七团。
将博生团、胜利团和石城模范师，改为军团下辖红十四师。师长程子华，政治委员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唐天际。
两师各辖三个大团，全军团共1万多人。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保卫局局长欧阳毅，供给部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部长陈义厚。
大湖坪整编，是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推行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
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王明、博古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以反对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为名，不顾敌我兵力悬殊，装备优劣，强调部队“正规化”，将小师小团改为大师大团，改变了适合山地作战的组织形式，否定游击战和带济南性的运动战。
大湖坪整编，是“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在红军中的一次全面系统的贯彻与实施，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成败产生了重大影响。
“分离作战”方针的提出
1933年6月13日，红一方面军大湖坪整编完成后，博古、项英等不顾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对中央革命地“围剿”的严峻事实，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名义提出：主力红军实行“分离作战”，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博古、项英提出的“分离作战”的方针是一套和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临时中央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临时中央主张“兵分两路，两个拳头打人”。
这一“方针”，其实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史称“上海计划”。“上海计划”认为，红一方面军在整个夏季应在东、西两个方向“分离作战”。
博古和项英对这一意见奉若“圣旨”，他们具体提出：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央红军，在赣江、抚河之间作战，负责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最后，集中主力夺取抚州、南昌，实现所谓“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显然，“分离作战”是反“罗明路线”在军事上的必然选择。
获悉新军事战略方针后，身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军政首长朱德、周恩来震惊不已：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惨败之后，并没有从中央苏区周围撤走什么兵力，相反正在加紧准备发起新的进攻。
红军一、三、五军团及地方武装总兵力虽说有近10万人，但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比较起来，仍是弱小之军。在这种情况下，若再将红军一分为二，“分离作战”，岂不更加削弱红军力量？积红军多年作战经验，集中兵力击敌一翼则胜，分散兵力伸开巴掌打人则自损自弱。
思虑再三，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博古、项英，表示原则接受夏季作战方针，但强调“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该分开”。
项英和博古哪里能听进朱、周的意见，他们连续致电前方，表示“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批评朱、周消极对待临时中央指示。
这顶帽子，朱、周怎敢戴在头上？他们只好复电瑞金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报告。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不过，就连这一要求，博古、项英也不答应。
结果，在8月中旬，把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的东方军冒着盛夏酷暑，远征闽西北，连续作战；以红一军团为基干的中央军在中央根据地北线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域活动。
在这个正需要集中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的严峻时刻，将红军主力进行“分离作战”长达三个月，虽然取得一系列局部作战的胜利，但红军自身战斗力受到相当削弱，也未能阻止敌人碉堡封锁线的完成，徒然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当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时，红军陷于仓卒应战的不利地位。
7月1日，一道由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签署的命令从瑞金发出。
以红三军团和拟建中的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分别兼任司令员、政委。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红三军团第六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红七军团第二十师、福建军区第三十四师，以及江西地方武装第二十一师一部陆续编入东方军序列。
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一军团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则组成中央红军，林彪、聂荣臻分别兼任司令员、政委。随着战事发展，红一军团第三师、红九军团第十四师也加入中央红军序列。
东方军打响入闽第一仗
1933年7月1日，东方军主力红三军团第四、第五师共1万多人，在江西乐安县大湖坪举行东征誓师大会。
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作了动员报告，提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任务。一贯很少上前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也亲自赶到湖坪检查部署会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东方军冒着酷暑踏上入闽征途。5日，参战部队到达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开始了入闽作战。
东方军入闽后，项英在瑞金乌石垄中革军委作战室里，每天对着地图计算着部队的行程，直接给东方军和福建军区领导发出一道又一道指令。
至于这些指令是否切合部队情况和战地地形、民情实际，他不管这一些，而且经常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
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述电报，他也不理睬。在他的“运筹帷幄”下，短短10余天时间，东方军未打一仗，便沿途留下了500多名伤病员。
周恩来忍无可忍，致电项英恳求：“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大忌。”
项英根本不管这些，照样我行我素。但是，周恩来于7月20日，不得不再致电项英，反问道：“我们争论并非企图不同，更非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你何以喋喋虑此？”确实，项英“虑”的不是周恩来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而是担心自己的威望和军事指挥权。入闽作战后，东方军积极对国民党军驻闽部队第十九路军展开进攻。
东方军入闽第一战就是攻占泉上古土堡。泉上地处宁化、清流、归化、建宁数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泉上土堡位于罗李村，距泉上街道一公里，始建于1654年，由学者李世熊倡议修筑。土堡呈长方形，四周筑有3.5丈高、2.2丈宽、周长480米的围墙，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堡内开有酒店和豆腐坊，是一个典型的易守难攻的防御性建筑。当时堡内居住群众92户、310余人口，全部姓李，其中地主9户，富农4户。
当时，在革命形势的威逼下，宁化的伪保卫团与周围各县的地主豪绅纷纷窜进泉上土堡躲避，其中就有宁化伪县长黎群勋及县团总李成亨，堡内还驻有卢兴邦部一个团，总兵力达1100多人。
土堡内外，敌人防护严密。土堡外，护城河深水环绕，且有敌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防守；土墙上，岗哨林立，火力配系较强；土堡内，修有水井，囤集了大量粮食、食盐和军火弹药，成为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一个极大障碍。因此，东方军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政委滕代远分析局势，确定“围点、打援”的作战方案。首先，采取清除歼灭土堡外围之敌；阻击外来援敌。其次，逐步靠近土堡缩小包围圈，断水、断粮，迫降敌人。把主攻任务交给红五师，红四师负责打援。
1933年7月7日，红五师十五团在宁化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全歼固守在泉上土堡外围的敌人，红五师随即将土堡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
7月9日，卢兴邦派遣309团企图解泉上之围，结果在延祥石狮岭遭红军阻击，击毙旅长张兴隆等官兵100余人，卢兴邦之子、团长卢胜斌等300多人被俘，全团覆没。至此，泉上土堡之敌已成瓮中之鳖。
围困泉上土堡后，红军屡攻不进，于是改用坑道战术。敌人抢来堡内老百姓的水缸埋入围墙周围，用“埋缸听声”的土办法窃听动静。
第一次挖地道，很快被敌人窃听到，遭敌人破坏，稻田里的水涌入地道，造成塌陷，红军坑道作业部队遭受伤亡。
总结经验后，第二次选择了从土堡西南角农户李力田家里掘进，并请求东方军总部调来一个工兵连进行指导。红军一边挖，一边用木板背护，同时，又佯装在西北角上挖地道，迷惑敌人。敌人果然上当，集中精力轰击西北角，而西南角上静悄悄的，工程进展顺利。
经过10多天的日夜苦战，7月18日夜，红十五团终于完成对土堡的坑道作业，挖掘了一条长百余米，宽二三米，高二米的大坑道，并把旧铁锅打成小片和小石头拌在土硝中制成炸药，装入3副大棺材内，成品字形叠放于土墙墙根下，用毛竹将导火线引出坑道外，然后用泥土堵了十余米塞紧。
19日拂晓，红军引爆了土硝，随着一声闷雷般的巨响，土墙塌下一个大缺口。经过激战，土堡攻克，歼敌300余人、俘虏900余人，团长程泗海自杀，缴获步枪700余支、迫击炮2门、机关枪3挺、驳壳枪60支，还俘获宁化新旧县长2人及宁化、清流、归化、长汀、石城等县逃亡地主豪绅及地主武装400余人，缴获银洋万余元。
泉上土堡攻克后，宁化东北部全部解放。接着，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东方军解放了清流、归化两县县城及大片土地，贯通了闽西、闽北两块根据地，为第五次反“围剿”打通了南北往来的通道。从此，东方军声威大振，敌人闻风丧胆。
连城朋口大败十九路军
连城县朋口战斗，是东方军最主要的战斗之一。该战役因为促使19路军由反共转为联共，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而著称于世。
1933年7月底，东方军前锋指向连城县。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区寿年部第七十八师占据着连城，总兵力约万余人。
1933年3月上旬，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被蒋介石从上海抗日前线调来苏区“剿共”，企图通过连城直驱长汀、瑞金。
期间，第六十师沈光汉部也抢占了龙岩至新泉一线闽西中央苏区部分根据地。中华苏维埃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因此，东方军决定攻占连城。
看到红军主力到来，区寿年将主力驻防于连城及附近地区，以一团兵力驻防在龙岩至连城、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的朋口镇。
朋口是一个四面高地环围的小圩镇，东北面通连城比较开阔，西北面通长汀和东南面通龙岩都是山地隘道。我军如控制朋口，即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威胁连城及龙岩。
当时上级给东方军规定了由北向南夺取连城及朋口的进攻路线。这样，东方军就处于仰攻地位，十分不利，而且难于接敌，无法完成任务。
为此，彭德怀亲自带领侦察排，冒着酷暑深入前沿阵地侦察，寻找攻击点。
通过调查研究，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决定，以福建军区红三十四师在朋口以北牵制连城守军；以东方军主力进攻朋口、莒溪，以调动龙岩、连城守军出援，以达各个击破，乘势夺取连城之目的。
这个作战计划，很快获得批准。7月29日晨，东方军主力到达朋口以西地区集结。
30日晨，红十九师在红三军团第五师的协同下向朋口发起攻击。在东方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全部阵线被突破，红军愈战愈勇，不到5个钟头，敌守军被我全歼。
此时，第七十八师第四六六团由连城增援至朋口地区的贵仞山前。东方军即以红五师第十三团依托有利地形就地抗击，以红四师第十团迅速迂回其侧后进行夹击，歼其大部。与此同时，东方军其他部队歼莒溪之敌1个营，并乘胜占领莒溪。
8月1日，东方军攻城部队在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举行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和祝捷大会。
8月2日，东方军再接再厉占领连城。次日清晨，其追击部队向溃逃之敌猛冲猛打，再歼区师一个团。残敌惊慌失措，一昼夜狂奔85公里逃至永安。敌第六十师沈光汉部闻讯，从新泉一线缩回龙岩。
当区师主力撤至连城姑田镇时，东方军先头部队奋起直追，一口气奔跑40余里，终于在姑田镇追上敌人。敌人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东方军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3挺、步枪3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
8月4日，连城守敌弃城而逃，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
“朋口战役”共歼区寿年师1个旅3个团，俘敌旅团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缴枪2000多支，军粮1500多担，无线电台3架，筹款万元以上，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恢复了广大被占老苏区。
不仅如此，这次战事还促使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于11月在福州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该事变曾为推动全民抗日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次作战的胜利，主要是因为红军指挥员指挥有方、红军将士作战勇敢而取得的。
在作战指挥方面，一是部署正确，既有主攻部队，又有打援部队。这样就达到了既能调动敌人出来增援，红军趁机打援的目的，又可使主攻部队集中全力向主攻目标发起攻击。
二是在作战中能够做到根据情况灵活指挥，当第十九师主力进攻朋口未果时，及时调整了部队，令第四师一部前来增援，增加了攻击力量。
三是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达到了瓦解敌军士气，激励红军斗志的目的，有利地保障了作战的完全胜利。
在总结连城朋口战斗时，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曾高度评价此役“士气之盛，作战之勇，动作之速，歼敌之多，鼓动之烈”为当时战斗所罕见。
8月8日，为庆祝东方军在闽西对十九路军作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联名致电彭德怀、滕代远，发布《中央政府电贺东方军的伟大胜利》。
东方军结束第一次东征
1933年8月16日，东方军在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后，除留福建军区第三十四师驻守连城外，其余部队奉命执行第二阶段新的战斗任务。
按照预定计划，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东方军向闽北进军，逼近沙县、将乐、顺昌3县，解放了沙县夏茂、高桥等地。夏茂镇比较繁华，商品也很丰富，东方军在这里筹集到不少物资。
8月26日，东方军又相继攻占闽江上顺昌县洋口、延平县峡阳两个重要商港，获得食盐十几万斤、煤油600余斤，还筹款10万元。
8月30日，东方军司令部在洋口下达向延平挺进的命令：以一部兵力围攻将乐、顺昌，主力围攻延平，意在调动沙县、水口两处之敌来援，求歼援敌于运动中。由于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行动谨慎，东方军未能大量歼灭援敌，围攻将乐、顺昌也久攻不下。
在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同时，中央红军在江西吉水、永丰、乐安、宜黄、新淦之间打击敌人修筑碉堡部队和破坏敌人交通线，除在乌江地区歼敌3个团外，未能阻止敌人构筑碉堡封锁线的行动。
东方军入闽作战3个月，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本身也受到相当削弱，中央红军在抚河与赣江间活动，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
综观全局，主力红军“分离作战”的结果，消弱了我军战斗力，丧失了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的宝贵时间，给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后来，参加东方军入闽作战的黄克诚感慨：经验证明，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就打不好仗，就要吃亏。这次东方军入闽作战3个月，基本上没有打过好仗，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和消耗。
不过，从积极方面来说，东方军入闽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给敌人第五次“围剿”准备工作以一定程度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士气，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从政治方面看，帮助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掀起了踊跃参军参战的热潮。
东方军夺取连城后，即派出福建军区第三十四师等部，保卫连城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第三十四师等部深入连城各地，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恢复区、乡政权，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
同时，开展了分田分地的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县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当时，连城全县扩大红军3600名。
在东方军的胜利影响下，闽西恢复了上杭、新泉、连城各县苏区，并开拓了宁化、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
从经济方面看，入闽部队帮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田查阶级运动，激发了广大劳苦群众参加生产建设和支授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福建军区第三十四师等部都成立了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查田查阶级运动的意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使广大农民在查田运动中得到实惠，从而提高了生产热情。
虽然，查田运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过火了点，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竞赛中，闽西苏区主动提出推销经济建设公债8万元。此外，他们还慰劳红军7万多双鞋，并筹款4.5万元支援革命战争。
仅在连城一带，东方军就筹集了大量物资运回中央苏区，部分地解决了当时红军穿衣、吃盐等困难。
从军事方面看，帮助整顿和加强了闽西地方武装力量，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连城朋口战斗，东方军打垮了第十九路军主力区寿年师，是随后促使该军联共反蒋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福建军区和第三十四师的帮助下，福建地方武装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不但能保卫连城苏维埃政权，而且还能深入敌后，配合主力兵团作战，牵制了大量敌人，开辟了宁化、清流、归化新苏区。
正当东方军准备按中央局指示，继续发动进攻的时候，敌军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了。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已经为这次“围剿”拼凑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将全部兵力的一半用来“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
敌人的50万大军分为北、南、东，西四路，由北路军担任主攻，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辖33个师又3个旅。
北路军的主力是陈诚的第三路军，拥有18个师和一个补充旅，依托堡垒，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
9月25日，蒋介石瞅准红军“分离作战”、中央苏区东北方向的江西黎川县城兵力空虚之机，调集4个师兵力发起进攻，揭开了“围剿”根据地的序幕。
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央局不得不紧急命令东方军结束东征，回师江西。按照中央局指示，东方军分为两个纵队撤退，分途回师江西，结束了第一次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