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红军对水口之敌发起总攻。当天拂晓，红一军团和十二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从中站、里东、邓坊等地出发，星夜奔驰，直赶水口战场。
毛泽东、林彪、聂荣臻一起到了设在水口桥北侧无名高地的红五军团指挥所，毛泽东听取了总指挥董振堂和政委肖劲光的汇报，了解了敌我两军态势。
毛泽东又亲自观察了敌军阵地，当即部署了战斗任务：红一军团增援在南岸作战的红三军，红十二军增援北岸作战的红十三军。
正当此时，敌人似乎发现了红军的强大攻势，10日早晨，便有18架敌机再次飞临水口、翦过一带侦炸。由于敌机侦炸，红军放缓了冲锋。
中央发出反“围剿”号令
1932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异常。
可是，在3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4月19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5月1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这一地区的“清剿”。
5月5日，国民党政府同侵华日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
何应钦将所辖的四十多个师分成九路：赣南为第一路余汉谋，赣西南为第二路陈诚，闽南为第三路李扬敬，闽西为第四路蔡廷锴，湘桂边为第五路白崇禧，南丰为第六路朱绍良，赣西北为第七路谭道源，赣东北为第八路赵观涛，宜黄为第九路孙连仲，向闽赣中央苏区展开围攻。
5月下旬，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同时调集了90个师共50万兵力，开始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6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拾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国民党这次大规模“围剿”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把重点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二步，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第一阶段，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暂取守势，调集江西、广东、福建、湖南军队，从北、东、南3面包围中央苏区，进行箝制性进攻，以牵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求得鄂豫皖、湘鄂西的首先解决。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展开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中共临时中央在6月5日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在详细通报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苏区的兵力部署后，对各地红军反“围剿”的任务作了规定：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同时应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红十二军应向闽北发展与赣东北苏区打通，并留一军力量于闽南，防粤军深入。
赣东北苏区应首先与闽北苏区联系一片，并向南发展与红十二军配合行动；在皖南应该发展最广大的游击运动。
湘赣苏区除与三军团配合行动击破入赣粤敌巩固与发展赣南苏区外，一，八两师应积极在永新，莲花，宁岗〔冈〕，遂川，萍乡，宣春，安福，万安，吉安，泰和一带积极活动，牵制中央军援粤步队。
湘鄂赣十六军主力，应加紧在鄂东南，尤其应该在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活动，响应红三军与红四军，破坏武长路线的交通，并阻止汉口援赣部队的移动。
湘鄂西红三军除以一部分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配合江四军消灭徐源泉，萧之楚主力，造成鄂中一片苏区，与鄂豫边苏区打成一片。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萧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6月21日，中共临时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决议更加详细地分析了敌情，并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详细对比，同时提出，为了要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的冲突与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认为在苏区与非苏区的党必须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一）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动员广大的群众，召集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解释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意义，提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保卫苏维埃根据地”，“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打倒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红军，赤卫队，运输队，交通队，担架队等，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二）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与包围武汉的形势。但绝对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为军事的冒险，或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
（三）尽量扩大与巩固红军，中央区除完成预定计划外，扩大三分之一。鄂豫皖二分之一，湘鄂西三分之一。湘鄂赣十六军，赣东北第十军，必须编足两师。湘赣二十一军编足三师。闽西十二军与赣南二十二军，必须充实起来。尽量吸收雇农与工人加入红军，加强红军中工人阶级的骨干，并提高红军士兵的政治水平。红军优待条例，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与射击飞机的演习。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地方武装，有计划的进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以保护苏区根据地，扰乱敌人后方，扩大苏区。
（四）坚决的转变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吸收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具体的切实的帮助当地民众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举行秋耕与秋收运动，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同官僚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建立苏维埃各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征收土地累进税与营业税，统一苏维埃的财政。坚决实现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用一切方法保证苏维埃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各苏区应互派代表交换苏维埃建设的经验。
（五）更坚决的广泛的动员群众进行反日反帝拥护苏联的工作。必须清楚的了解到苏维埃政权不但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现在立刻应该准备“八一”工作，更响亮的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武装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必须清楚的告诉群众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接近与到来。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的组织，必须更广泛的深入群众。在“八一”应该举行盛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拥护苏联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举行各苏区的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等的代表大会。
苏维埃不但是苏区工农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也是非苏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因此各苏区的党必须有计划的选派党员团员到环绕苏区周围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平汉路，南浔路，武长路，株萍路等工人灾民与士兵中去建立工作，加紧白色区域工作干部的训练与加强对于已有组织的领导。在苏区根据地的周围，必须创造许多游击的区域，并加强对于已有游击队的领导。对于白军士兵的工作，应该更有计划的来进行。
（六）非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宣传国民党在这里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作用，更具体的宣传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政权与武装力量。号召群众的罢工，关车，飞行集会，车间会议，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反对四次“围剿”。利用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深刻影响，组织群众对于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性，更广泛的扩大“红军之友”，吸收积极的工人分子进去工作。募捐征调等工作，必须变为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政治运动。应该抓住国民党借债，取消教育经费，水利赈灾费，加捐加税，鸦片公卖等具体事实，组织工人，失业工人，学生，灾民难民，城市贫民与乡村农民反国民党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同反对四次“围剿”密切的联系起来。
（七）发动组织与领导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准备与组织一业的同盟罢工。转变赤色工会的工作，建立几个真正有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会，首先是纱总，海总，铁总矿总，市总，五金总。在邮务工会，报界工会，出版业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真正开始失业工人的工作。特别注意铁路，轮船与兵工厂的工作，尤其是在平汉，津浦，沪杭，沪宁与运兵轮船上的工作。全总海总党团应该更具体的布置这些工作，应该有计划的在那些地方进行破坏。
（八）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来进行白军士兵中的工作，尤其是蒋介石陈济棠的中心部队与十九路军。领导士兵为关饷，要求改良待遇等的日常斗争，准备有计划的革命兵变。发展与领导各省的农民灾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哗变兵士，澈底执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来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与分散敌人进攻中心苏区的力量，陕甘省委与江苏省委应特别加紧在陕甘游击队与徐海蚌游击队中的工作，采取建立新苏区的路线。
（九）更应十百倍地加紧反日反帝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工作。更具体的依照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去布置工作。各地党，尤其是河北与满洲的党，应该动员大批的干部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夺取反日战争的领导，把这一战争同土地革命汇合起来。
（十）应该特别加紧揭破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指出一切他们的“和平建设消灭共匪”的理论，以及“非战运动”实际上都是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又一办法，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之后，才能和平建设，才没有战争，只有革命的战争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战争。一切这些反革命派别都是国民党的后备队与国民党统治的拥护者。
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有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必须明显的看到党的组织力量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党的一切工作还远落在革命发展之后。各地的党必须更广大的做征收党员运动，提出“成千成万的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为增加一倍党员而斗争”等口号。必须更澈底的转变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提拔新的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加紧对于新党员的教育，帮助团的工作的建立与转变，与它的冲锋季工作计划的完成。更无情的打击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北方落后论”，对于革命没有信心，以及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空谈，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必须重复的说，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唯一保障。
南雄水口击退粤军
虽然国民党第一阶段的主要“围剿”目标是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但是，中央根据也并非风平浪静。
1931年5月中旬，国民党第一路粤军陈济棠所属的余汉谋部三个师北上支援赣州后，并未像红军设想的那样，向东去援助张贞、进攻福建的漳州和龙岩，而是乘机向北攻占了赣南西部的一大片地域，将兵力部署在南雄至赣州一线的南康、大余、信丰一带，对赣南和中央苏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此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决定，重点打击位于赣南的粤敌，命令正在休整的一、五军团挥师向西，与南下的三军团遥相呼应，希冀先占领梅岭关，解决粤军后沿赣江北上，以期攻占赣州、吉安、樟树，最终拿下南昌，实现临时中央革命在江西省首先胜利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苏区中央局据根据临时中央的来信，经过开会研究作出的决定。由于毛泽东此前一直随一军团在漳州一带活动，并不晓得这次会议的内容。
实际上，这次会议是专门批评毛泽东的，那时他还在领导第一军团打土豪筹款、筹物，扩红、建立政权等。直到6月回师，路过长汀时，才得知临时中央对他的严厉批评。
1931年6月8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的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
第二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率领东路军由闽西出发，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赣南急进。
回师途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军行动。同时，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
6月下旬，红一、五军团从闽西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信丰南部进窥南雄，使敌人以为我可能要取韶关甚至广州，估计各路粤军必将回援南雄，红一、五军团、十二军及江西独三、六师分别协同配合，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给粤敌以最大打击。
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当即决定，首先进攻入赣粤军的后方基地南雄，命令全军：“首先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
命令下达后，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粤北南雄推进，于6月底7月初到达了南雄乌径一带。
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从湖南桂东、江西遂川地区向南行动，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箝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侵入赣南的粤军，得知红军主力由闽西回师赣南，并有夺取它的后方南雄的意图后，急令李振球、叶肇两师共八个团向大庾集中，企图在东、西两路红军会合前实行各个击破。
7月1日，当李、叶两师向南推进到南康、大庾间的池江附近时，遭到红三军团截击，四个团被击溃。
7月3日凌晨，红一军团一部击溃梅关守敌一个团，控制了梅关要隘。红一方面军在梅关、中站一带设立了指挥部。
之后，粤军即由韶关、信丰兼程赶赴广东南雄，意图与北面国民党军合击红军。
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将领决定集中一、三、五三个军团，同时进攻正在进行南北合围的国民党两路军队。7月3日至5日，红三军团围攻大余城，余汉谋凭藉坚固的城墙，龟缩不动，双方打成对峙。
红三军团连攻二日，未见城内动静，误以为大余粤军主力已于早几天向仁化方向逃窜。指挥部便命红五军团直插南雄南部，防止南雄粤军向南逃跑。
7月4日，红一方面军进攻南雄。这时，敌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由上犹向大余前进，粤北独立第三师、第五师由韶关兼程奔向南雄，第四师由信丰会集南雄。当敌第五师、独立第三师抵达南雄，第四师抵达南雄东北乌径时，红军决定以第三军团和第十二军进攻到达南雄之敌，以第五军团和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师进攻到达乌径之敌。
7月6日，粤军张枚新第四师按照余汉谋关于“缩小防区，回师南雄固守”的命令，离开了信丰，向南雄撤退。指挥部又命红五军团返回湖口待命。
7月7日，粤军第四师到达了乌径地区。陈济棠派来增援的李汉魂独立第三师和张达的第五师也已到达南雄；并以一部向我中站方向出击，当天到达新径附近。
指挥部于是命令聂荣臻和林彪统一指挥红一、红三军团和第十二军，准备歼灭南雄出犯之敌；命令红五军团和江西独立第三、六师负责歼灭第四师。
7月8日凌晨，正向乌径开进的红五军团发现粤军第四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命军团各部向水口阻击。
下午1时，两军在水口以东的箬过村遭遇，当即与隔河的敌人打响。粤军被红五军团优势兵力击溃，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并向大余、南雄两地守军发电求援。
然而，红军误认为水口之敌已向南雄城方向逃窜，致使方面军改变了原先一度决定的由红一军团和十二军向水口增援的计划，而没有赶到水口。
7月9日凌晨子时，余汉谋一面命第四师固守待援，一面命令独立第三师和独立二旅由南雄县城星夜赶往水口援救张枚新师。
正午12时，粤军第四师得到来自南雄张达、陈章部6个团的支援，粤军韶关航空站也派出18架战机飞往水口附近一带侦察、轰炸。
下午3时，粤军组织优势兵力首先向水口西南面的红三军猛扑，战斗激烈。红三军指战员占据有力地形，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多次打退敌人的全线冲锋，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
在水口东面阵地上，粤军也向红五军进行反扑。这时，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把外衣脱掉，只穿一件白衬衣，走到阵地前沿，亲自指挥四五千名大刀手，分四路冲向粤军第四师阵地展开白刃战。敌人一次次进攻，又一次次溃退，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
下午4时，在红十三军阵地上，粤军的进攻有所减弱。但是，红五军团第三军阵地上的敌人，仍在猛烈进攻。连续激战八小时，第三军的战士伤亡很大，干部伤亡很多，预备队已经全部参战，弹药也渐渐缺乏，战局仍无法扭转。
这时，第三军只有固守阵地，没有出击能力。粤军看出红三军这个弱点，又派遣强大兵力从左右两翼猛攻。红八师及十九团，因团连干部死伤过多，失去指挥中心，全线十分混乱。于是军长、政委、参谋长亲自上阵，维持队伍，才把阵脚稳住。
下午6时许，粤军还在进攻。第三军陷于困境时，幸得陈毅率领江西独立第三师、第六师赶来增援，打退粤军的进攻，稳住了战局。晚间，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五军团选择有利地形固守待援。
7月10日，红军对水口之敌发起总攻。当天拂晓，红一军团和十二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从中站、里东、邓坊等地出发，星夜奔驰，直赶水口战场。
毛泽东、林彪、聂荣臻一起到了设在水口桥北侧无名高地的红五军团指挥所，毛泽东听取了总指挥董振堂和政委肖劲光的汇报，了解了敌我两军态势。
毛泽东又亲自观察了敌军阵地，当即部署了战斗任务：红一军团增援在南岸作战的红三军，红十二军增援北岸作战的红十三军。
正当此时，敌人似乎发现了红军的强大攻势，10日早晨，便有18架敌机再次飞临水口、翦过一带侦炸。由于敌机侦炸，红军放缓了冲锋。
上午7时，红十二军从水口东面向敌四师右翼进攻。红五军团总部便命令正在黄坑村整编队伍的三军，协同十二军进攻敌人。
那时，据十二军左翼阵地的特务团正遭到强大敌人的攻击，情况十分危急。红三军及时赶到增援，先由红九师占领一座高山。
红十二军、三军和独三师同时向敌人夹攻，正面和左翼之敌均支持不住，一齐狼狈溃退。红独三师、三军七、九师和十二军特务团，衔尾猛追敌人至水口南面十余里的石背村才停止。
在水口西南面的大坑附近，红十五军占据高山，与敌陈旅对峙。是时，敌将李汉魂已到达陈旅指挥部，这时水口的敌人阵地上，已有九个团的兵力。另外，还有吴、陈两团在水口西面五公里的大坪警戒。
上午10时，敌军左翼一部行至田寮下村附近，便同据守阵地警戒的红八师接触。仅有一千余人的红八师，英勇地抗击三个团敌人的进攻。
激战至中午12时。由于敌众我寡，八师阵地被敌人攻破两道防线。刚好红十五军全部赶到增援，奋勇抗击，终将敌军击退。
水口东面的敌军右翼，在早上七八点钟就被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击溃了，敌军一部已向水口南面的石背村方向逃窜。
10时许，据守水口圩负隅顽抗的张枚新师及李汉魂派往水口增援的廖团，在水口南北岸遭到红十二军、十三军和独六师的猛烈攻击。
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军。张师支持不住，也来不及向李汉魂和陈章打招呼，便抛下北岸的廖团，狼狈向南雄县城方向溃逃。
是时，红军主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一边追击张师，一边向大坑、大坪的李、陈阵地发起猛攻。敌人四面楚歌，作垂死挣扎。
敌人兵败如山倒。红军不断增兵，乘胜追击。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看到指战员们个个龙精虎猛，杀人敌阵，自己也忘却了一切，跳出掩体工事，随着战士们冲了出去，追击敌人。
五军团政委肖劲光见毛泽东向外冲时，急忙劝阻毛泽东：“主席，这里离敌人很近，太危险，你不要追。”但毛泽东不听劝阻，一定要和战士们一道追击，并对肖劲光说：“战士们能冲，我毛泽东也能冲，危险，哪里都有!”说完，继续和战士们一起向前冲去。
此时，毛泽东哪里还顾得上个人的安危，他一心想到的是革命的需要，早日结束战争，故而他勇敢地往前冲。他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鼓舞着红军指战员们奋勇前进。
下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主力从大余赶到水口，与一、五军团会师。这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
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但是，这次战役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将敌军击溃，并未大量歼灭，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
战后，毛泽东站在山坡上，望着硝烟滚滚的战场和奔腾咆哮的浈江，感慨万千。后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六节《集中兵力问题》中讲到：“1932年7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击溃陈济棠10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朱德也很重视这次战役的教训，他在7月20日发布训令说：“当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临机应变的处置。在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的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须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庚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蹑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使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
在水口战役过程中，南雄人民尤其是水口一带的群众为支前作战，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来回奔走，主动担任军事侦察、警戒、通讯、带路、救护伤员等重要任务，为赢得水口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乐安宜黄再破强敌
南雄水口战役后，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在信丰一带休整。按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原定计划，红一方面军应乘胜立刻从赣州上游西渡赣江，沿江北上，夺取赣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
半年前进攻赣州已曾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现在该怎么办？1932年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
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的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但是，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来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后，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讨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集结四十个团以上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
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
按照这一决定，朱德命令部队由赣粤边境北上，8月上旬先后到达兴国、雩都地区。
随着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也沿赣江西岸北进，在8月上旬到达遂川地区，第二十八师向万安集结，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
8月7日，红一方面军在兴国竹坝召开军事会议，分析当年形势，认为国民党军主力摆在赣江以西，如红军渡过赣江寻找战机，必将陷于不利地位，而赣江以东国民党军兵力较薄弱，乐安、宜黄地区仅有一个师。
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消灭靠近苏区又孤立突出的驻乐安、宜黄的敌第二十七师，以调动赣江以西和抚河下游的国民党军，形成由赣江下游渡河，夺取吉安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