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
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
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中央局同意这一提议后，8月8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
当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决定以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为主作战军，消灭乐安、宜黄之敌，以便夺取与威胁赣江、抚河流域各中心城市；以红十二、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及江西军区、闽西军区各独立师、团为支作战军，配合主作战军的行动。
训令指出：“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
朱德、毛泽东和随军参与指挥的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率主作战军分路从兴国、于都向原定作战地区隐蔽开进。
经过7天7夜的昼伏夜行，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头赶到了预定作战地区，一部到达乐安县招携，一部到达宁都县东韶。
8月15日，在乐安招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签发了《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宜黄的命令》。
命令指出：据守乐安城有高树勋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共2个团兵力，决定先攻乐安城。令红一军团率本部并指挥红三十一师、红二十二军的第六十五师及总部特务营为主攻部队，红三军团进至宜黄以南牌路港地区监视宜黄、崇仁之敌，红五军团位于乐安望仙、南村附近为总预备队，准备打击增援之敌。
当天晚上，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招携小学召开师、团干部会议，决定午夜出发，黎明前完成对乐安城的包围。
这时，据守乐安城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有第七十九旅池峰城部的第一团、第八十旅吕如珂之第二团及第八十一旅王文部1个营，共7个营的兵力，由吕如珂统一指挥。
第二十七师自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后，师的番号虽仍然保留，但补充的新兵都是从山东招来的，战斗力大不如前。
8月16日拂晓，担任主攻的红七师对乐安城西门实施奇袭，敌旅长吕如珂指挥第二团，凭借精良武器和坚固的工事，扼守西门。
红七师与之数战数小时，未能奏效，加上红八师因向导带错路，未能按时到达东门指定位置，红七师便改强攻为佯攻，并摸清了敌军的虚实。
下午，林彪将战况和敌军虚实，向赶到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
毛泽东决定调整部署：以红三军附总司令部特务营部署于东门外，黄昏前占领有利地形，于次日3时以佯攻姿势吸引敌主力。红四军以一师兵力置于南门外，摧毁敌指挥中心。红七师仍在西门外滞留当面之敌，使其无法向南门增援。要求各部队于黄昏前进入阵地。红三十一师、红四军及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
8月17日晨，红军向乐安城守军发起攻击，指战员士气高涨，在密集炮火打击下，敌南门阵地逐渐动摇，部分官兵干脆丢弃城外阵地四处逃命，约两营官兵缴械投降，其余向东、南门窜入城内，凭借城墙扼守。
17日上午9时，红军发起总攻，红九师及红三军军部、红六十六师由北门首先由北门攻入城内。接着红四军由南门攻入，红七师由西门攻入。
国民党军派陈志伦、周纵元驾驶两架飞机从樟树机场前来增援，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被红六十五师王招生将周纵元飞机击落。这是红军打落国民党军的第一架飞机。
12时，国民党军全线崩溃，红军全歼乐安守敌2个团另一个营。红一方面军北进首战告捷。
宜将剩勇追穷寇。8月19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乘胜前进，按原定作战计划，继续进攻宜黄城。
宜黄守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2个旅共4个团欠1个营的兵力，构筑了两道防线，主力守城，分出一部分兵力据守城外工事。
担任此次主攻任务的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在乐安战役后，急需休整，部置在宜黄城西南龙源一带，作为总预备队，与红三军团遥相呼应。
20日拂晓，红三军团首先对城南峨嵋山、北华山等主要据点发起总攻击。敌军居高临下，依托有利地形和工事，屡次把红军击退。
白天，红军进攻受挫，决定调整兵力部署，各个击破，以敌防御薄弱的峨嵋山麓为突破口，夜袭敌军。
黄昏时分，红七军接替红二师阵地，夺取峨嵋山敌军据点后，由南门登城，向北门攻击前进。红五军在西门登城后，控制西门城内各据点，向东门进击。
20日晚上8点，红一、三、三十一师相继到达攻击准备位置。9点，红军发起总攻。红三军团在红一军团配合下，从西北、西南和东南门同时攻入城内。国民党军不甘心束手就擒，集中炮火向南门外大道实施猛烈轰击，红军行动受阻。
21日凌晨3点，红三十一师先从西北门攻入城内，红二师亦相继攻入城内，守敌大部被歼，残部向东逃窜。红一军团、红三、四军各一部尾随追击，于22日在临川龙骨渡将其大部歼灭。宜黄战斗，共歼灭敌3个多团。
至此，乐安、宜黄战役痛快地结束了。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时，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两个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十分关注，作了不少正确的指示。
宁都会议走上歧路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吉安或抚州地区推进，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
可是，经过实地侦察，发现南城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地势险要，城内外有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的三个师共十七个团凭险固守。
这时，周围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第十四、第九十等师正在东进，已逼近乐安，企图增援南城，同红军主力作战；而红一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行军作战多日，没有得到休整，全军上下已很疲惫。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硬攻南城不易得手，而同敌军在南城城下对峙则极不利。
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放弃攻占南城的计划，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北上夺取抚州、南昌，而是改令红一方面军在撤围南城后，南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
这一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损失，保持了主动地位，对以后的作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并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
根据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北线部署的实际态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9月23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提出意见。
电文中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迫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
相隔一天，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他们提出的这一正确布置，指责说：“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我们认为，红军主力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打击，并求得消灭此敌。如因有敌三面增援之困难，十分不易得手，则可主力由南丰、黎川之间，突击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周、毛、朱、王考虑到前方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很快统一认识，因此，在该电中提议立刻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希望中央局全体成员都参加，共同讨论目前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1932年9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来电，指示红一方面军要北攻在乐安的吴奇伟部第九十师。还提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当天，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局北攻乐安的意见，说：“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要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最后提出：“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10月十号以前为妥。”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向全军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对当前敌情作了全面分析。
训令提出：“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朱德、毛泽东的这个训令意见很大。9月29日，致电周、毛、朱、王，一开头就指责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指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
9月30日，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质问：“方面军是不向北行动？”严厉地说：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这样，中央局同前方在作战意见上的分歧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准备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形势日益严峻。
于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9月30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中共临时中央，指出：“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并己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
电文中提议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说：“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
这时，苏区中央局收到了临时中央7月21日长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于是立即致电周、毛、朱、王：“9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会后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写的会议简报中，称此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实际上，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
会议特别“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把它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毛泽东、朱德曾反对攻打赣州，会议把这种正确主张，说成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
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毛、朱、王不强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区展开群众工作的正确部署，也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
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周恩来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周恩来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
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
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也同时批准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直接影响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宁都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在小源的住处探视道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若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忍辱负重，相忍为党的崇高品德。
随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养病。他带着警卫离开宁都小源，回后方瑞金住了两三天，便前往长汀福音医院看病休养，同时看望即将分娩的妻子贺子珍。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
10月12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宁都会议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决定，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在长汀福音医院，毛泽东遇到了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并进行了长谈。
毛泽东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他还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又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
建黎泰战役顺利结束
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
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朱德据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分析，判断蒋介石对全国苏区已经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是利用各个革命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不易配合作战的弱点，“逐次转移重兵来实施其各个击破的计划”。
朱德认为，虽然敌军还没有将重兵转移到中央苏区来，但红一方面军必须乘敌军上述部署尚未完成之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建宁、泰宁、黎川，并消灭其守敌，以积极防御之势，来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作战和击破敌人。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代总政委周恩来，在广昌发布了《建黎泰战役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建黎泰战役计划》首先分析了敌情：“照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反动统治阶级，进行对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是利用各苏区联系不易，配合差欠的弱点，逐次转移重兵来实施其各个击破的计划。我们看敌人逐次对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等转移攻势，虽未能如其所愿，然而他上述的计划实已显明。敌人对鄂豫皖进攻的部署，是于某些方面扼守支点，某些方面使用并列的几个强大的挺进纵队，深入苏区，寻找我主力求战，再以其政治工作的兵团，逐步推移。这一部署，是敌人在每个苏区屡遭红军各个击破和消灭的结果。在目前敌人迅速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时，转用到中央区是极有可能的，并且现在已开始要调动部队增援江西。可是，对中央区的这一部署未完成以前，各方大半都是扼守支点，以小部进扰苏区，阻我主力出击，企图以包围阵势配合经济封锁，遂行其合围并进的“围剿”计划。”
在此基础上，《建黎泰战役计划》提出了战役的纲领：本方面军为要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作战，乘敌人上述部署未完成的时候，击破敌人一方和联系东北红军起见，拟出敌不意迅速而同时地消灭建宁、泰宁、黎川的敌人而占领其地域。占领泰宁的兵团，并于占领泰宁时即刻发出一个相当的兵团直趋邵武，沟通崇安红军。该兵团任务完毕，即归还建制，其余各兵团在达成以上这些任务后，应赤化所在地域及征集红军所需的资材，以利于此后的战役，但须集结主力，常作战斗准备和集中姿势。
为遂行上述任务时，敌人如从南城、南丰方面（甚或伸到广昌）并列向黎川进攻，则我军向建宁集中而攻击其右翼侧；敌人如从北向南并列进攻苏区时，则我军向建宁集中与之决战于广、石、宁中间的地域。
其他沿苏区边境之作战地区的军队，都应向敌人后方，特别是沿其交通干路的后方，普遍发展游击动作，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瓦解敌人军队来减弱和消失敌人进攻苏区的能力。这些军队的干队，须集结游击于敌人的交通干路。
按照《建黎泰战役计划》，红军主力兵分三路：第二十二军为右纵队，应具有消灭梅口铺、泰宁敌人，并出一部兵力直趋邵武，沟通崇安红军之目的，取道尖峰、客坊、均口、梅口铺向泰宁前进。
第一军团为中央纵队，应具有消灭建宁、里心敌人，并派一部兵力到康都向南丰掩护建宁之目的，应：一经广昌、水南、里心向建宁前进，一经白水、尖峰、客坊、黄泥铺、水溪口向建宁前进。
第三军团为左纵队，应具有消灭黎川敌人之目的，取道千善、康都、西城桥、横村向黎川前进。
第五军团为战役预备队，应具有援助一军团第二十二军消灭建宁、泰宁敌人之目的，取道千善、傅坊、蛟洋、建宁、楮树下，于十九日到达梅口铺以西地区，策应二十二军的行动。
总司令部随第一军团取道水南、里心道路前进，占领建宁后，拟移建宁北之安仁。
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各纵队依照既定部署，从各自集结地出发东进。
10月18日，中央纵队红一军团到达建宁成效后，首先发起总攻。守城敌军猝不及防，抵抗了一阵，就逃的逃，躲的躲，降的降。
红一军团很快就攻进县城。进城后，红军官兵一边收缴战利品，一边张贴告示，安抚百姓。
当天，左纵队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率领下，很快就守城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1个团击溃，占领黎川县城。
朱德、周恩来接到红军先后占领建宁、黎川的捷报后，不约而同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走！我们把这喜讯告诉毛泽东。”周恩来说。
“对！我差点就忘记了。”朱德一拍脑门，赶紧拿起军帽。
当他们走到毛泽东住处时，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是来报喜的吧。”
“是啊！难道你已经知道了？”周恩来大惑不解。
“我们红一方面军，是从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嘛。”毛泽东诙谐地说。
10月19日，右纵队红二十二军在肖克的指挥下，击溃泰宁国民党守军新编第四旅主力，歼其1个团，占领泰宁县城。
红军战役预备队红五军团也于这一天进抵泰宁以西大田地区。至此，红一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已完成实现。
红军在建宁、黎川、泰宁3县的胜利，让国民党军十分震惊。蒋介石惶惶不安，噩梦频频：长此下去，天下岂不成了红军的天下？他决定乘红军羽翼未丰，“剿灭”红军。于是，急令亲信何应钦收复失地。
10月21日，何应钦指挥第八师2个旅、第二十三师1个旅和第二十四师1个旅，分头从南丰、南城向黎川反扑，妄图首先收复黎川。
面对来势汹汹的来敌，是战是退，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陷入了沉思。
“还是请示总司令吧。”彭德怀刚想打电话，不料，电话铃急促响起。
“彭总指挥，我是朱德，这次你要以退为进，撤出黎川，诱歼敌人。”
“遵令！”彭德怀喜上眉梢，这下可好了，既可保存实力，又可歼灭敌人。
当天，红三军团撤离黎川县城，转移到县城以南的团村、横村一带集结待命。
10月23日，当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黎川县城时，何应钦还喜滋滋地以为红军害怕得逃之夭夭了呢！
10月24日，国民党军第八、第二十三师两师主力推进到南丰东南部地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经过一番商议，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军第八、第二十三师。
根据部署，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四军为右翼队，分由梅源、坪上圩向石沟圩方向攻击，并攻击石沟圩以东退逃南丰之敌，准备打击南丰来援之敌。红一军团第三军和第三十一师为左翼队，主力由杭山圩、童坊经董家山攻击沧浪之敌，以1个师由康都佯攻荷田岗，监视并阻止南丰之敌增援，掩护红军左翼侧的安全。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为预备队。
彭德怀和林彪接到命令后，分头行动，抢抓战机。11月1日，天还未亮，国民党官兵还在暖洋洋的被窝里睡大觉，根本没想到红军这个时候进攻。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各军团总指挥的命令下，已如饿虎一样扑向敌阵。战斗在南丰县城以东的沧浪、大洋源一带打响。
睡眼惺忪的国民党军无精打采，仓促应战，节节败退。战斗进行到上午8点半，右翼队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推进到乾昌桥附近，向沧浪东北高地的敌军发起进攻；左翼队第三十一师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推进到凤翔峰，攻击沧浪西南周家堡一带高地的敌军。
敌军占据制高点，密集的弹雨飞向红军阵营。可是，英勇的红军战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前进。
经过3个小时激战，敌军终于抵挡不住，放弃有利地势，溃退到沧浪以西云下山主阵地，收缩战线，集中兵力，继续凭险顽抗。
红军左、右翼队占领制高点后，更加如鱼得水，左右开弓，勇猛异常。战至中午12点半，红军顺利拿下了云下山。丢失主阵地的敌军，退守到云下山山下及其南北一带。
又经过3个小时激烈的战斗，红军右翼队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四军困难地推进到老石岭以东，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冲击敌阵。红军左翼队则向敌军右翼攻击，让敌军防不胜防，首尾难顾。战至傍晚，国民党官兵放弃阵地，退守石沟圩。
11月2日，红军向石沟圩国民党军发起攻击，遭到敌军的顽强抗击和敌机猛烈轰炸，几经攻击，未能取胜，为避免过多伤亡，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向东进。
11月3日，红军集中兵力，转战黎川县城，将守城敌军赶走。黎川、石沟圩国民党军分别退回南城和南丰。
经过半个月的奋战，建黎泰战役顺利结束。建黎泰战役，红一方面军在国民党军继续采取守势情况下，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择敌弱点各个击破的战法，以较小的代价占领建宁、黎川、泰宁等广大地区，打开赣东、闽北局面，对以后反“围剿”作战是十分有利的。
完成战前的准备工作
建黎泰战役后，方面军命令各部携手共进，向北发展新区，目的却不是寻机歼敌了，而是为了扩大地盘筹粮筹款。
现在大战已经迫在眉睫，蒋介石调兵遣将，重新对苏区的围剿已经眼看在即，为应付进剿，粮草应先行，北进打击资溪、金溪等地区的嫡系国军，一是能解除侧翼威胁，二来需要缴获的军资。
1932年11月16日，朱德、周恩来率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分别从黎川、邵武、光泽等第出发，向北挺进。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为先行军，从黎川出发。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为红一方面军总预备队，尾随前进。
11月17日，清晨，红一军团赶到资溪城边，守城的国民党军周浑元第五师1个团，刚从睡梦中醒来，来不及迎战，就被红一军团击溃。林彪、聂荣臻率领部队，顺利占领资溪县城。进城后，红一军团一边安抚百姓，一边向朱德、周恩来汇报战况。
朱德、周恩来获悉捷报后，立即命令林彪、聂荣臻奔袭金溪，尽快占领金溪县城。
11月19日，林彪、聂荣臻赶到金溪城郊，守城的国民党军措手不及，只好把县城拱手相让给红一军团。
国民党军又连失两城，便紧急进行新的军事部署，速派许克祥、孙连仲率第二十四、第二十七师分别从南城、抚州出发，欲图合击金溪红军。
同时，令第二、第四、第八、第九路军迅速向闽赣边区“进剿”红军。
11月20日，当敌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在运动中，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主力于11月21日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指挥下，相继攻占了泰宁、黎川、建宁、资溪、金溪等7座县城，开辟了黎、建、泰新根据地，打通了闽北根据地，联系了赣东北，为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我方面军在击破敌人向金溪夹击的计划后，开始集结主力，逐渐转移作战目的，到其他地带，准备配合全苏区各作战部队的全线出击，在适当地域消灭敌人大举进攻的基干部队，以利于各个击破敌人，完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11月24日向全方面军发布《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
训令中在指出红军在建黎泰地区作战的意义后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蒋介石已动身来赣。以朱绍良为右翼，率领在湘鄂赣及湖南的八个师；以蒋、蔡为左翼，率领十九路军及毛炳文、刘和鼎、卢兴邦、赵观涛八个师及戴岳一旅；蒋自任中路，率领陈诚十八军及吴奇伟、孙连仲、李云杰、许克祥十个师，并预备从湖北调两个师，从安徽调徐庭瑶第四师来赣。现第五师、十一师、十四师、九十师均已移动，赣南粤军亦有配合行动的布置。
训令要求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目前的战斗将关系到苏维埃中国的胜负，要为拥护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兴奋起布尔什维克的勇气与热忱，要提高战斗情绪，下拼死的决心，要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抛弃一切动摇，来争取战争胜利到底。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训令中对广大红军提出了具体要求：（五）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动摇、犹豫与迟缓，要以坚决、迅速、秘密与有配合的行动，来实现每一战役的全般意图，即使遇到敌人一营一连，也须以坚决勇猛的行动去消灭它，这才能消灭到敌人全部，提高起红军无上的战斗热情。全方面军与全苏区各作战部队须团结成一个人一样的一致，这就要实行政治上的动员，要从加紧阶级的政治教育上巩固全体红色战士的阶级的自觉与团结，加强其对于胜利的确实信念，发展其革命精神与牺牲的决心，更严肃红军的纪律，以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全方面军及各作战部队更要以最大的兴奋和努力解决一切困难，注重部队卫生，减少疾病，扩大红军，普遍组织赤少队，建立基干游击队，巩固与加强训练新来的战士，用全力看护伤病兵，争取伤病兵迅速归队，奖励红色战士的英勇果敢，与部队中游击习气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这样从各方面来巩固和提高红军战斗力。
（六）要最大努力地提高对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注意与学习，对于瞄准放枪，对于白刃冲锋，对于伪装隐蔽，对于防空防毒，对于通信联络，对于侦察警戒，对于夜间动作，对于胜利后迅速追击与防敌反攻，对于适合情况的行军速度与宿营配备，对于火力与运动的配合，对于遭遇战的夺取先机，对于阵地战的精密计划，对于游击战的灵动敏捷，对于战斗的协同动作……都必须依照原则来加紧训练，尤其对于战术的使用与学习，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地形来求得灵活的运用。
（七）加紧作战地域的群众工作，争取新占领区域的赤化与争取动摇和不满的白军士兵到革命方面来，是顺利进行战斗，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有力条件，是每一红色战士一日不可忽视的政治工作，尤其是消灭作战地域的反动武装，建立与繁殖新区域的赤色游击队，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如金溪、资溪的改组派，建宁、广昌间的大刀会等）的武断的欺骗以至迷信的宣传，争取其中被欺骗的群众，更成为目前紧急任务。即使红军与各作战部队在该地只有一天的停留，也必须尽可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来求得红军与当地群众有力的配合，以争取全局胜利。
（八）各部队要认识征集资材的重要与急迫，在目前形势下万不容我们从容分散、从容布置、从容工作，要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学习游击队的动作，即使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两天的停留或一日的游击，也必须注意到筹款与解决筹款和购买的问题。
朱德久经沙场，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面对强敌，朱德向周恩来提出：“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还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
周恩来十分赞同，连连说道：“老总所言极是，我也正在思考此事。”
英雄所见略同。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提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问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
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又在12月26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各作战区指挥部发出密令，指出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
同时又指出，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的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
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
在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