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
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行前，叶剑英参谋长还将一幅标明了起义军开进苏区的路线和驻地的地图，交给袁汉澄带回。特支接到指示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12月14日黄昏，宁都全城换岗哨，实行戒严；赵博生以宴请的名义在总指挥部解决各旅、团以上的主官问题；对总指挥部、师部、旅部、电台、电话枢纽、兵站及通往苏区的要道和可能反对起义的对象均指派可靠的人员，配备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占领和监视。总指挥部设在城东耶稣传教士住过的西式二层楼房里。
由于第二十六路军党的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准备充分，部署周密，起义基本上是顺利的。仅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枪击。经稍事周旋，至次日凌晨2时许，终于完全解决，起义成功了！
起义部队进入苏区后，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到达宁都城东南60里的固厚圩，并在那里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的迎接。
赵博生忙迎上去，紧紧地握住刘伯坚的手。队伍中有好多人都认识刘伯坚，大家兴奋地喊着说：“我们的刘部长来接我们了”。
刘伯坚关切地说：“昨晚，我一夜没睡好觉，以为你们中有几个同志牺牲了，实在担心你们的安全。”
赵博生爽朗地笑着说：“让蒋介石通缉我吧，我这几根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
这天，赵博生和刘伯坚一起讨论和修改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晚上，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
16日早晨，刘伯坚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起义官兵宣读了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和毛泽东、朱德签名任命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
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
接着，部队开向石城县的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县的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在部队整编的过程中，赵博生努力学习，带头协助党派来的政治干部搞好整编工作。
这支刚刚起义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了，可是官兵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仍表现出许多旧思想、坏作风、陋习惯。
这时，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
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
经毛泽东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到了红五军团，刘伯坚和政委萧劲光一起，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走遍了驻在九堡、沿坎、石城的三个军的每一个师、团和大部分起义的团以上干部谈了话。
通过调查，他们了解到，这次起义是少数上层军官秘密策动的，大部分人在暴动前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对起义没有思想准备，尤其是军官，思想波动很大。
针对这些情况，他们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把团结、教育、改造作为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他们认为，要使这支部队稳定，首要的是做好上层军官的工作，尤其要特别注意团结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及其他上层军官。
赵博生在起义前已是共产党员，董振堂在起义后不久也被吸收入了党。由于他们两人一直表现很好，积极配合党做好部队的工作，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成为教育改造部队的中坚力量。
在起义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季振同，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过去曾在冯玉祥手下任手枪旅旅长，起义前是二十六路军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主力第七十四旅旅长，起义后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他对萧劲光的态度是既欢迎，又存有戒心，不能放手大胆工作。
针对季振同的思想顾虑，萧劲光注意尊重他，维护他在部队中的威信，同时注意向他灌输革命的道理，在思想感情上尽量接近他，使其消除顾虑，树立信心，当好红军指挥员。
在这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多次找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谈话，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对他们的起义给予高度评价。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使他们进步很快。
不久，季振同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并由周恩来、朱德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为了提高红五军团全体官兵的政治素质，萧劲光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下，采取了许多措施。他选送一部分官兵到红军学校学习，给军、师、团配齐了政治委员，在连队建立了中共支部。通过各级政治委员、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党员，形成政治工作网。
他还提议在红五军团举办军事政治训练班，向起义官兵宣讲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讲红军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平等、军民关系；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革命理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同时，萧劲光也十分注意关心起义官兵的生活。由于起义部队大部分是北方人，到南方后生活不习惯，加之伙食搞得不好，许多官兵患病，情绪不稳定，想回北方去。萧劲光发现后，马上向军委作了汇报。
军委非常重视，立即从红军各部队抽调了一部分本地籍、有经验的老司务长和炊事员，充实到五军团帮助改善生活。对部队中的伤病员，则分别送到红军医院或老乡家去养伤治病，并经常派人去慰问。
这些作法对稳定军心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官兵感到了温暖。为使这支旧军队脱胎换骨，彻底废除旧军队的封建军阀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萧劲光按照红军的传统，在连以下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在各连队建立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定期公布账目。
这些做法，受到士兵的普遍欢迎，却引起了一些旧军官的不满，加之在改造过程中党的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使尚未完全稳定下来的部队又开始出现波动，甚至发生士兵开小差、军官叛逃的事件。
对部队出现的问题，有人提出用武力解决。萧劲光不同意。他主张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教育、改造，争取他们革命。
于是，他又一次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了部队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支持萧劲光的意见，说：要用“剥笋”的办法，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解决问题，并重申了来者欢迎、走者欢送的政策。
萧劲光回到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很快统一了思想，分头去做思想工作，平息了这场风波。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
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
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
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奠定了军事基础。
中央命令强打赣州城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首取赣州、迫吉安”的指示，向中央红军下达了攻取赣州的作战命令，企图首先攻占赣州，尔后顺流而下，夺取吉安、樟树、南昌等中心城市，进而把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连接起来，争取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作战军，赣南、赣东、河西、永吉太万游击队和江西军区预备队为支作战军，由陈毅指挥。
红十六军进窥樟村，威胁吉安守军，使其不能增援赣州。红三军担任消灭宁都、雩都境内的地方武装。红十二军在宁化西南巩固闽赣苏区，红五军团就地休整。
主作战军中，红三军团担任攻城任务。红四军的第十、十一、十二师分别布置在南康、新城、杨眉寺地区负责阻止援赣的粤军。
《训令》要求攻城部队采取袭击武器或强攻的战术，尽快攻下赣州。组织有技术的工人和士兵，专门负责爆破城墙和挖掘地道。
总预备队在沙石埠附近做群众工作，而地方部队负责压迫来援部队，并相机夺取大庚掩护红军攻城。
支作战军中的赣南游击队配合独立第七师，防止会昌、寻乌和广东东江一带国军骚扰。赣东游击队以广昌为中心，巩固广昌苏区，并派部向南丰、宜黄、乐安方向游击。河西游击队相机夺取遂川，永吉太万游击队相机夺取万安。
赣州是当时赣南的经济中心，人口约4万人。如果此役攻克赣州，对红军发展和巩固赣南12县有利，且可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其后方。
但是赣州并不好打。赣州是江西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为通往闽、粤、湘的交通要道，自古即为军事重镇。赣州城位于章水和贡水汇合之处，三面环水，仅南面是陆地，易守难攻。
赣州城墙自东晋太康年间太守高琰筑城始，又在五代后梁开平四年扩城。北宋嘉佑年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翰任赣州太守时，用铁加固城墙，后经历代修葺，有“铁赣州”之称。
赣州城驻扎有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直接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之马昆第三十四旅六千余人和地方靖卫团两千多人，加上17个县的民团指挥部，约一万三千人。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第十八军驻扎在赣州以北的峡江、吉安、万安、安福等地；其南粤赣边界的大庚、南雄、韶关又有粤系军阀的第一、二师和独立第一、二旅共十余个团，随时可以增援赣州。
对于打赣州，红军内部存有不同意见。1932年1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
这时，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已经到达瑞金。周恩来到瑞金后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但是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1月9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
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
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打赣州，他指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同发动此次战役。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于是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们的意见。
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就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当时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最后，会议按照大多数人意见，决定攻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左倾“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
1月中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向赣州进军。2月4日抵达赣州城东外五里亭和城西南郊。
红四军行进途中，在新城附近歼灭增援赣州的粤军独立第一旅第三团大部，俘虏300余人。与此同时，赣州守将马昆命拆除外围工事，撤入城中，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固守待援。
其第六十七团守东门、小南门、建春门，第六十八团守南门、西津门，地方武装和民团协助守城。而红军红七军攻打东门，红三军团第二师攻打南门，红三军团第一师攻打西门。
2月23日，红军抬着云梯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攻城。守军立即投掷滚木和手榴弹，并加大火力，使得爬城无济于事。
彭德怀见红军一次次的失利，决定改变战法，由红七军负责以坑道爆破攻城。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下令组成三支队伍。
第一支为爆破队，由王耀南带领，负责选择爆破点，挖地道，安装炸药实施爆破。第二支为先锋队，负责在爆破成功后突入城中消灭两侧守军。第三支为政治侦察队，由军保卫科科长带领，在打下赣州后，侦破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保证中央领导的安全。
红七军迅速在东门外用沙袋垒出工事，架起机枪封锁城门，掩护爆破队挖地道，坑道口距离城墙四五十米远。红三军团派来了一名曾经负责爆破会昌城墙的科长做技术指导。
红军刚开始挖坑道时便被守军发现，不断地向坑道口射击，投掷手榴弹。由于坑道口小，仅容三人作业，历经十几天才将坑道延伸至墙下。
当日晨，守军的一个营从东门而出，冲向坑道口。掩护的部队迅速用反击，将进攻打退。爆破队迅速布置好炸药，而先锋队也隐蔽在墙根下。
上午10点，总指挥部下令进行爆破，城墙被炸出一个几十米的缺口。守军死亡200余人，担任进攻的部队和先锋队也都有伤亡。
但马昆接到密报后在东门外建起第二道防御工事，并加强了兵力，红军组织了四次冲锋均被打退，东门爆破宣告失败。而西门和南门的爆破都因为坑道积水，未能引爆炸药。
红七军再次组成爆破队，由姜茂生负责，而重组的突击队，由第五十五团团长黄勉昌指挥。与此同时马昆电告朱绍良救援，朱命吉安陈诚部增援。
陈诚派出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由罗卓英率驰援赣州，于29日抵达赣州西北，并在北门架设起一座浮桥。当晚马昆冒险出城与罗卓英会面，两人决定“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攻，以解赣围”。
罗卓英派出黄维带领二个团和一个工兵营从偷渡入城，并令其一部从两侧包围红军，未被红军察觉。
3月1日，第十一师第三十一旅推进至黄金渡、欧潭、黎人坡一线，第三十二旅进至横石、神背、通天岩。第十四师第四十一旅进至南桥、杨梅渡，第四十旅进至赤珠岭。粤军余汉谋部第一军共二师二旅和一个教导团有增援之势。
彭德怀、滕代远得知罗卓英援兵向赣挺进后，在2月23日电告中革军委，提出“攻破可能性很小”。
然而中革军委不顾实际情况，也未采纳彭、滕二人的意见，反而在3月1日直接将总部移动至赣州前线直接指挥，并发布了《围攻赣州的训令》。
《训令》提出赣州附近建立了许多红色政权，已将赣州围困于苏区之中。红军不但能攻下赣州，且能消灭来援国军，从而更顺利地夺取吉安。因此中革军委又增调红五军团参战，要求“坚决夺取赣州”。
3月4日，红军再次攻城，仍未得手。红军连续四次攻城不下，却仍屯兵城下。马昆潜出城与罗卓英密谋，决定利用红军无防御设施，部队伤亡过大及疲惫进行偷袭。3月5日，当红军正打算再次攻城时，国军先前潜入城中的两个团开始在城墙上打洞。
3月7日国军分三路向红军发动袭击，第一师政委黄克诚由于攻城不利没有睡着，闻外有异，便叫醒师长侯中英。
侯中英走后，黄克诚带领一个通讯班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向军团司令部汇报，请求撤退。军团参谋长邓萍拒绝了请求。
黄克诚又让师直属队撤至南门以东的山上，此后在通知特务连连长刘少卿撤离师指挥部时，国军已经打到了师部。
黄克诚迅速带领通讯班撤离，途径机场时谎称是罗卓英的部队侥幸穿过。后黄克诚赶至第二师师部，建议第二师师长郭炳生指挥部队撤退。郭以无上级命令为由拒绝。
黄克诚返回第一师驻地，由于红三团一名军官反水，告知了国军红军的联络信号和集结地点，国军挖通了抵达红三兵团驻地的地道，师长侯中英在撤退时被俘。
3月7日上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率警卫营及总预备队红五军团第十三军赶来增援，当日下午3时，红军在赣州城郊天竺山、白云山一线同敌人展开肉搏战。红五军团指战员们脱去上衣手持大刀，跃入敌阵，朝诱至前沿的敌人猛砍猛杀，掩护攻城红军撤出战斗。3月8日，中革军委意识到了攻克赣州已成为不可能，下令撤围赣州。红军历时33天的攻赣战役，最终正如毛泽东所料，未能成功。
赣州战役不仅城未攻破，反遭很大伤亡，而且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与扩展苏区的宝贵时间。同时，在政治上缓和了广东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尔后反“围剿”作战增添了新的困难。
在战法运用上，违反了战略上持久、战役战斗上速决，战略以少胜多，战役战斗以多胜少，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等重要原则。这些都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瞎指挥的恶果。
此次战役虽然失败了，但仍具有一定的意义。红军在攻打赣州期间，广泛地宣传、发动了群众，扩大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影响，帮助群众组织了农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特别是赣州城郊农村的苏维埃政府、农会、赤卫队和各种支前组织迅速建立。群众支援红军的热情空前高涨，千家万户为红军推砻打碓做米，支前队员昼夜不停地为部队运送弹药物资。
沙石、沙河等乡还支援攻城红军1100多担粮食，几十头肥猪。水西、南外、黄金等乡的菜农，经常把一担一担的新鲜蔬菜送往红军驻地，密切了军民关系。
还发展了信丰、南康、崇义、上犹、遂川等县的工作，争取了这些地区的群众，建立了许多赤色政权，发展了地方党的组织，增编了红军独立第九师，扩大了红军，使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在这场战斗中，红军进行了攻坚攻城战的实践，取得了一些攻城经验。特别是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永垂千古。
毛泽东带病赴前线
1931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
毛泽东再次受到批评，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
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3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
这次红军攻打赣州的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历时33天攻赣行动，不仅未能攻克赣州，而且造成主力红军3000多人伤亡，致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张赤男，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等10名师团级干部牺牲，以及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遇害的严重后果。
为了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瑞金赶到前线，中革军委急电邀请毛泽东暂停休养，火速赶往前线决策。
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
当晚，毛泽东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看到毛泽东抱病冒雨前来，朱德同志十分感动，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朱德告诉毛泽东：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1932年3月中旬，在赣县江口镇江口塘村上曾屋小组的中革军委驻地，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苏区中央局成员、中革军委成员及红军各军团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葛耀山、邓萍、袁国平、肖劲光、董振堂、赵博生、刘伯坚、何长工、左权等参加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史称江口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红军攻大赣州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听取各军团首长情况汇报后，对攻赣的重大伤亡和红军声威大损，甚表愤慨，严厉批评了此军事错误。
然而，原先积极主张攻赣的人们，却拒不承认错误。仍然认为，此次攻打赣州，是依照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下一步行动方向，毛泽东认为：赣州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打，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
可是，中央局一些人却将毛泽东的主张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极力主张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开到湖南去。
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同意撤围赣州，但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当然也没有同意把部队开到湖南去，而是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
为便利指挥作战，中革军委还于3月12日发出了《重编一、三、五军团训令》，决定：（一）以第四军、第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王良为红四军军长，罗荣桓为政委；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左权为政委。
（二）以第五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陈宗实为总经理处长。邓萍为五军军长，耿万敌为参谋长；龚楚为七军军长，赵博生为十四军军长，黄火青为十四军政委。
（三）以第三军、第十三军编为第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周子昆为参谋长。徐彦刚为三军军长，葛耀山为政委；董振堂为第十三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3月15日又任命陈奇涵为红一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江口会议后，红军西路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指挥下按原定计划向河西之上犹、崇义、遂川地区挺进。红军西路军的到来，大大地增强了犹崇苏区的革命力量，当地军民欢欣鼓舞，革命斗争热情空前高涨。
在地方革命武装的配合下，红军西路军首先集中兵力狠狠地打击了河西地区的地主豪绅、靖卫团和反动民团。为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彭德怀首先命令红三军团的三师，奔袭湘赣边界的文英镇，这里是由江西进入湘南的重要通道。
红三军团攻克文英后，乘势又拿下了汝城，开辟了一片新的苏区。红军西路军的行动，震惊了湘，粤、赣三省敌军。
湘敌何键急派二十八军2个师驰援汝城，粤军陈济棠也派3个旅急赴汝城；赣敌刘绍光部也骚扰赣南，有合击红军西路军的迹象。
根据敌情变化，红军西路军从汝城下湾村撤围，返回犹崇苏区。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苏区后，在打击敌人的同时，特别注意扩大红军部队。原先活跃在犹崇地区的红军独立第九师四十三团也编入红三军团。
在扩大红军的同时，地方武装也迅速发展壮大。西路军总指挥部和中共河西道委决定把崇义游击大队、上犹游击大队和赣南游击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十二师，并从部队派出有经验的干部叶长庚任师长，魏桓任政委。
此外，还帮助组建了崇义游击大队和独立十二营及上犹独立第二团。各县、区、乡赤卫军也得到扩大。在扩红热潮中，苏区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仅5月份，就扩大红军近千人。
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苏区后，对当地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和充实，进一步健全了组织机构。
1932年4月17日，在上犹县营前成立了中共河西道委。道委领导上犹、崇义、南康、遂川及赣县、万安、泰和河西的苏维埃区域，隶属于湘赣省委，在未与湘赣省委建立交通联系之前，由红三年军团政治部指挥。
道委书记初为贺昌，后由陈葆元接任。中共河西道委成立后，首先大力加强了犹崇苏区党组织的建设，对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整顿、改造，使上犹苏区党员的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转变，党组织的战斗力明显提高。
中共河西道委还从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选调一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共同组成9个工作团，分别派到上犹、崇义、南康及湖南汝城、桂东等地，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组织群众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农业生产，沟通赤白贸易，开展经济文化建设。
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当地革命力量的发展，苏维埃区域迅速扩大。红军西路军在犹崇地区的活动，大大提高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为第四次反“围剿”奠定了基础。
红军胜利攻取漳州
1931年3月16日，江口会议后，红军中路军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从赣县长洛出发向宁都行动。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
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
3月21日，林彪和聂荣臻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报告说：“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
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3月27日和28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30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
电文说：
（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4月20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
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
当晚，江水滚滚，乌云密布。大家都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危，因为必须穿越敌人的封锁区。
可是，毛泽东却非常镇静，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
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警卫员们知道进入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
可是，毛泽东却示意战士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
毛泽东一到上杭，立即进行了调查。然后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
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
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14日，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率红三军、红十三军到达龙岩城，与红一军团会合。随后东路军即进行进攻漳州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后决定，首先歼灭漳州外围之敌，尔后乘胜夺取漳州。
中央红军东路军部署是：红一军团第四军在左为主攻，第十五军在右为助攻；红五军团第三军位于南坪附近为预备队；第十三军位于龙岩，保障主力侧后安全，并维护龙岩至漳州交通，闽西军区之红十二军位于上杭、武平、永定地区，监视粤军行动。
19日拂晓，红军主力对漳州外围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首先突破了国民党军主阵地十二岭，接着由左向右横扫，将守军阵线全部打乱。
当日占领天宝、南靖，乘胜向漳州市区进击。在漳州以西茶铺地区击溃由漳州出援之国民党军一部后，于20日8时占领漳州。
漳州战役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是毛泽东敢于坚持真理，不断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结果，在此次战役中，毛泽东坚持真理的方式，则更多地表现为耐心、韧性与顽强。这种顽强的自信，追求真理的执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
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红军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所以毛泽东就赞成打，并且亲自指挥打，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漳州战役结束后，红军在当地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相继占领角尾、海澄、石码、山城、小溪、漳浦、旧镇、浦南、长泰等地，实行分兵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和筹款。
漳州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
22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
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
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红军刚从山区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
毛泽东发现后，在他住地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会。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
毛泽东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各部迅速回去纠正了这些错误。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红军的关系很密切。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49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4月11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遭到批评。
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
中共苏区中央局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4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
5月3日，毛泽东复电苏区中央局，在进行辩解的同时，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