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在中央根据地的民歌，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干部身上反映出来的党的优良作风的赞誉。
根据地的党组织还加强了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中，普遍建立了党团。通过党团，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在根据地内，还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凡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选，均由党组织提出名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再经民主选举产生。
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各种职务的人选，经当地党委同意后，再由党团提出，由苏维埃政府任命。实行党团制度和党管干部的原则，为处理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地在快速恢复重建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第四次反“围剿”奠定了人力和物力基础。
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
1930年12月24日，为进一步鼓舞红军反“围剿”斗志，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黄陂移驻小布。第二天，在小布赤坎村外麻糍石下的河滩上，召开了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
毛泽东为大会亲笔拟对联一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幅对联，生动地反映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和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正如毛泽东所言，在红军多次的反“围剿”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不断反复的规律，从而形成了红军的基本作战原则，为胜利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做了理论方面的准备。
首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原则。
十六字诀是红军进行反“围剿”的理论基础，是从中国工农红军初期的游击作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初创时期的红军，人数少，装备差，物资补给困难，一开始就处于强大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不断遭到敌人的“进剿”和“会剿”。
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决定了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只能是实行游击战争。毛泽东说，五指伸出有长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与强敌作战就要避实击虚。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大力开展游击战争。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斗争由城市向农村转变的开始，此后逐步产生了适应崭新的武装斗争方式的战略战术。
从井冈山创建时期敌人的四次“进剿”、三次“会剿”到中央苏区时期敌人的五次“围剿”，红军一直处于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
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有效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是摆在处于弱势的红军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从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中较早地认识和把握了“围剿”反复的斗争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红军的行动，使红军始终保持主动并在不断战胜敌人“围剿”中得到较快发展。
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前敌委员会、遂川县委员会和万安县委员会联席会议，对几个月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原则。
不久，敌人进攻遂川时，毛泽东避开强敌，率领部队返回井冈山。敌人进攻万安时，中共万安县委员会采用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原则，同敌人进行斗争。
同年4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又指挥部队，在游击活动和反对敌人“进剿”、“会剿”的作战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游击战争作战指导原则的内容。
5月，第四军在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指挥下，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进剿”。
1929年4月5日，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将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正式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9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第一次将其归纳为“十六字诀”。
十六字诀是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争作战指导原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十六字诀”言简意明，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把防御与进攻、退却与反攻、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利用民众和地形等方面的有利条件，扬长击短，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地作战，达到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目的。
“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朱德等在军事上的一大创造，它不仅适用于游击战争，其基本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力量对比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正规战争，为历次反“围剿”奠定了总的原则基础。
朱毛红军的作战经验，不仅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和推广，对全国各地红军开展游击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9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将中共红四军前委的报告转发给贺龙、湘鄂西前委和四川省委，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
随后，鄂豫皖、湘鄂西、鄂西南、赣东北等苏区的红军，也相继提出了反映本地区特点的游击战争原则。比如洪湖地区提出：“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鄂赣边区提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等。
其次，“诱敌深入”原则。“诱敌深入”是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
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这和毛泽东喜欢常用的“围魏救赵”截然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毛泽东战略战术转折的一个标志。
这两种战法和实质都是运用内外线作战而实施的一种战术。“围魏救赵”是从内线到外线，把敌引到外线进行战斗，抓准时机而歼之。“诱敌深入”则是从外线转入内线，利用内线的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而聚歼之。无论是从内线跳到外线，还是从外线进入内线，两者的关节点是战场的选择。
“诱敌深入”在井冈山时期已经开始萌芽。1929年9月1日，陈毅同志在给中央关于朱毛红四军历史的报告中指出了朱毛红军的作战方法，其中有两条很关键，一是无论作战或者转圈子，都须选择有党有群众的地方，即在家门口作战，否则不轻易作战和出击。二是围魏救赵常用常有效。
这些作战方法体现了毛泽东的固定区域武装割据思想。与政治战略相适应，他的军事思想，此时也没有形成内外线运动作战的想法。
但到了1929年1月，经济上最危急的状况来了，所以不得不选择离开井冈山，虽然“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但内心的想法还是“围魏救赵”，一旦条件成熟，还是要重新打回井冈山。
此时毛泽东已有明确的“内线外线作战”思想，内线留下彭德怀红五军坚守井冈山，即实行内线防御作战，外线远出赣南乃至吉安，吸引敌军放弃对井冈山的“会剿”，既可解井冈山之危，又可以外线引敌在运动中待机歼敌。
内外线作战思想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尤其是将主力部队调离根据地用于远出机动作战，已含有崭新的军事因素。
让双方主力都到外线去，说明毛泽东、朱德已开始有一种新的想法，即坚持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其作战方法也可有更多的形式，而不仅仅是拘泥于现有的战法。
这一次远出机动作战的实践，更是打开了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的眼界，看到了山外有山，从而实现了土地革命斗争一个重大转折，也为“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形成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必要条件。
从1929年1月到1930年2月，红四军在赣西南、闽西转战过程中，有三个战例是因国民党军队孤军深入而获得胜利，即瑞金大柏地之战、长汀四都之战、吉安水南之战。
这三战，其中有两个是战场地形条件特别好，即大柏地、四都。狭长的地形，让红四军以扎口袋形式打败了敌军；另一个水南之战，以红四军、红三军主力作战，这里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区域范围，人民群众条件相当好，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积极参战，致使红军获胜。
这三次战斗，起因都是敌军得意忘形，冒险深入，但其孤军深入的区域，要么是一个扎口袋打伏击战的好地方，要么是有党有群众的好地方，符合红四军自井冈山时期已形成的选择人民条件较好、最好的地方打仗这一原则。
而当地形、人民条件都具备时，就要看当时的战场态势，如敌军自投罗网那没说，如敌军胆小狡猾不愿上钩时，则要想方设法诱其深入。
正是在这些战斗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929年7月，为粉碎赣闽粤三省国民党军在闽西对红四军的“会剿”，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诱敌入赤色区域击破一面”的思想。这是关于“诱敌深入”最早的文字表述。水南之战时，毛泽东更是作了明确表述：“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同他（作）战”，并成功运用到战斗之中。
这就是从战争中学会战争，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艺术才能所在，是他自己转战赣西南、闽西实践中的一个总结，这也为后来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实践所证明。
1930年10月至11日间，红军主力部队由于在立三路线错误方针的领导下，已经从内线战场即自己的核心区域远行，先后去打长沙、南昌。
当获悉国民党部队要进行“围剿”时，主力部队基本是在外线区域范围，所以在罗坊会议前后期间讨论如何打击“围剿”之敌时，便出现了要不要“诱敌深入”和“夹江而击”的分岐及争论。
这种争论，看起来是一个战场的选择问题，是一个在内线打还是外线打的问题，但其实质是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争论的结果，当然是毛泽东说服了大家，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
从家门口打仗到把仗放到根据地来打，从围魏救赵到诱敌深入，毛泽东、朱德和红四军的战略战术已经是螺旋式的演变发展，在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实践中更是娴熟运用。
当毛泽东、朱德把“诱敌深入”不仅仅看作是一种战法，而且作为一种战略方针时，“诱敌深入”的含义也就不一样了。
它明确要求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引诱敌人进至预定地区，然后集中兵力予以歼灭。这是一种建立在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的条件上，依靠苏区党政军民整体力量的基础上，反对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战胜优势敌人的基本战略方针。
它有利于主力红军保存实力，待机破敌；有利于动员和组织苏区的各种力量支援和参加反“围剿”斗争；有利于造成敌军分散、削弱敌军优势、发挥红军优势而获得战争胜利。
这一切的根本前提是，这个预定地区必须是有党有群众的苏区核心区域。红军作战战线毫无疑义地分成了内线、外线，而内线必定是能集中兵力的地区。
龙冈、东韶、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这13个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主战场，除广昌、建宁离东固直线距离在80公里以外，其他几乎都在60公里直径范围内，而且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东固、赣西南苏区区域范围和当年红二、四团游击武装割据的区域。当然，这里也是红四军下山以后转战两年的中心区域。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苏维埃烈火已在这里成了燎原之势！而一这广阔的赣西南苏区，正是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最佳选择。
毛泽东1931年4月30日在东固敖上召开的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分析敌我条件时，明确指出：目前我们有三好：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正是在这“三好”的苏区范围内，毛泽东、朱德实施“诱敌深入”战略才是那么得心应手。
毛泽东在论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切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切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退切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
朱德同志对此也有相同的论述，他说：“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重要一点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
正因为苏区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无私帮助支持，毛泽东、朱德和红军才会选择东固、赣西南苏区作为“诱敌深入”退却的终点，并以此作为内线战场，走向了胜利的辉煌。
第三，“慎重初战，战则必胜”原则。“慎重初战，战则必胜”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重要谋略。
毛泽东对于反“围剿”的“初战”极为重视。他认为打好反“围剿”第一仗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反攻开始。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这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主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
必须打胜，是在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人，有胜算概率的情况下开战。
照顾主战役计划，就是在打第一仗时，必须统筹兼顾第二、三、四乃至最后一仗大体上的打法。必须对战争的变化有清醒的估测，没有成竹在胸，是打不好仗的。
照顾下一阶段战略，就是当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谋略到往后几个阶段会出现的情况，至少应谋略预计到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与问题。
没有这种谋划计算。束缚眼前的利害，就必然会陷于被动之中，而一着被动，则着着被动。
第四，结合游击战的运动战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主要形式。
红军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历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其作战形式基本上都是以运动战为主，同时辅之以游击战法，红军驰骋干广阔的战场上，大踏步地进退，迅速集中和分散兵力，充分调动敌人军力，使其陷入我军布设的陷阱。
在运动战中拖垮敌人，创造战机，乘其虚弱，打其弱点，实行近战、夜战，包围迂回，更有效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达到速决和全歼目的。
运动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因此，实行运动战必须正确地判断情势，处理好“打”和“走”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红军在实施战略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等情况下，都要走；当面对敌人兵力过大、火力过猛，或占领着巩固阵地，或邻近各部靠得紧、靠得近，不好打时或不能快速解决敌人时都要准备走；有时战斗打成僵持局面，在相持中我军不力的情况下，也要考虑主动撤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更好的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
运动战要把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敌作为主要作战目标。通常我们所说的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就是这个意思。为此，加强侦察、掌握敌情变化，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等待时机，积极创造和及时捕捉有利战机显得十分重要。这关系到能不能在运动战中准确打击、消灭立足未稳之敌。
以打运动战为主，还必须配合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运动战是主要形式，游击战是红军的拿手战法，可谓变化无形，收得拢，散得开。这些都必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多种作战形式，战胜敌人。
这种以运动战为主结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经历三次反“围剿”的检验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和丰富，为新的反“围剿”奠定了基础。
第五，实行歼灭战是贯彻反“围剿”战争积极防御战略指导思想的主要手段。
毛泽东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予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以歼灭战打击敌人，不仅鼓舞了苏区军民的士气，而且在敌人阵营中造成了恐慌。被红军歼灭或遭重创的国民党军队，长时间难以恢复战斗力，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军军心。
同时，红军以缴获的武器装备和俘虏的敌军士兵，壮大了自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也获得了较快发展。
实施歼灭战，在作战指导上，要力求把握以下要点：一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当敌人大规模进攻时，红军应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牵制、迟滞其中的多路，集中红军主力打敌一路或一部，以形成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
二是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除寻歼战斗力较弱小之敌外，凡态势孤立、运动之中、立足未稳、饥疲困乏、疏于戒备、孤军深入以及由进攻转为退却之敌，都易于歼击。这就需要战场指挥员适时抓住战机，果断处置。
三是采取包围迂回战术。打歼灭战，必须采取四面、三面但至少两面的部署。通常以一部兵力置于正面，主力向敌人翼侧迂回，断其退路，从敌之侧后发起攻击；同时要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
四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速决战是达成歼灭战的重要条件。实行速决战，除了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之外，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点和方向，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采取穿插分割，将敌化整为零予以吞食；广泛运用袭击、伏击和远距离奔袭等作战手段；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连续作战。
第六，兵民是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之本。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时期，党由于贯彻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政策，使国民党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第二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发布了系列通告和通令，动员根据地群众扩大红军。坚壁清野，加强赤色戒严，设立军事交通站，筹措经费，建立兵站，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布置地方红军和赤卫队袭扰和疲惫敌人，配合红军歼敌。
根据地人民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踊跃支援红军，配合红军袭敌扰敌，筑起了一道打不烂的铜墙铁壁，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寸步难行。
敌第十八师在遭到惨败后供认：“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亘，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的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探问道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对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于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其所以不放一枪自行放弃其极坚固之东固匪巢者，即欲诱我深入匪区，予我以上述种种痛苦，而发挥其特长，将我一举包围而歼灭之也。”
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给深入苏区之敌以节节打击，成为反“围剿”战争无形的第二有力战场，构成苏区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创建和保卫苏维埃胜利果实的重要力量。
同样，他们在拥军参战、扩红支前的生命线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总之，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军疯狂“围剿”，毛泽东从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作战原则，这些都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做了准备。
宁都起义红军添雄狮
1931年12月1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第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
当天晚上，起义成功！赵博生挥笔写了“解放”两个字，全城换口令为“解放——自由”。每二天拂晓，全城响彻着“解放”、“自由”的欢呼声。
在曙光中，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在宁都古城上空迎风飘扬。天大亮后，准备出发的起义部队依次整齐地集合在南门外河滩上。
赵博生来到队列前，以铿锵的语言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庄严宣布起义胜利了！并且带头扯下了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碎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然后，挥手率部跨过梅江，迎着朝阳，浩浩****地开往苏区。
宁都起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兵运工作的一个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
后来，在宁都起义六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在合影留念的照片上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
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
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
二十六路军到了江西，每况愈下。不仅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在宁都之后，因为薪饷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北方士兵不服水土，瘟疫蔓延，几个月中便死去了几千人。所以，官兵中思乡厌战情绪十分普遍。为了拯救这支部队，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希望找到共产党，因而更加怀念老政治部长刘伯坚。认为找到刘伯坚就是找到了共产党。
在赵博生渴望寻找共产党的日子里，第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也在时刻关注着他的政治态度。
第二十六路军原无地下党组织，只是它开到江西后，在上海的党中央鉴于这支部队的历史和现状，派出王超、袁汉澄、李肃三名共产党员打入了该军。
他们和二十六路军成立后该军中唯一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一起，按照党中央的策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
而且，经过几个月的秘密活动，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并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委员会。而且还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同情者。
一天，特支在宁都城北门外石拱桥背刘记小酒馆的楼上，以打麻将、煮鸡吃作掩护举行会议，第三次讨论赵博生的入党问题。
特支的同志根据赵博生的一贯表现，特别是他到江西后的言行，认为他是倾向革命的，决定先写封信去试探一下。
就这样，赵博生与党组织迅速建立了联系，并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努力，赵博生于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赵博生入党后，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积极认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使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赵博生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军心，积极稳重、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
经过努力，赵博生争取到了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第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的支持。
1931年12月初，起义的时机成熟了。党支部研究后决定，立即派与刘伯坚比较熟悉的袁汉澄星夜赶往苏区找寻刘伯坚，争取党和红军的协助，尽快举行起义。
一天夜里，袁汉澄以执法队的名义化装成便衣，混过了赤白交界的封锁线来到苏区，见到了彭湃县县委书记何步青，由何步青送到瑞金叶坪的中央军委所在地。
接待的同志让袁坐在一间大屋子里等候会见刘伯坚。这时，屋子里一个壮年军人正在打绑腿，他很和蔼地问：“你找那一个？”
袁汉澄说：“我找刘伯坚。”
那个人说：“你是不是认识他？”
袁汉澄说：“认识，你是谁？”
那个人说：“我是朱德。”
袁汉澄一听说是朱德，不禁愕然失惊。他没想到红军的总司令，竟像伙夫一样简单朴素，比起国民党的将官真是有天渊之别。
朱德说：“你再等一会，刘伯坚同志会来接见你的。”袁汉澄很快见到了刘伯坚，向他报告了全部情况。
刘伯坚立即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中央军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二十六路军的策反方案。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叶剑英、刘伯坚、左权、王稼祥等，袁汉澄也应邀列席。
会议研究的方案是：争取全部暴动，如全部暴动不成则局部暴动；局部暴动以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为主；用外出攻打红军为名，把部队拉到苏区去，已暴露了的共产党员则随军到苏区，没有暴露的党员继续留在没有参加暴动的队伍里；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
毛泽东得知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专门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陪同人员有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
当时，王稼祥、左权走在前面，袁汉澄和刘伯坚走在后边，他轻声问刘伯坚：“毛主席是什么主席？”
刘伯坚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袁汉澄接着又问。
刘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走进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只见里面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
看到几个人进来，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袁汉澄答。随后，毛泽东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
毛泽东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
听主席这样一问，袁汉澄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地回答说：“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毛泽东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袁汉澄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做了扼要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