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彭德怀告诉晋绥野战军纵队政治委员余秋里：“毛主席要接见你，要了解部队诉苦三查的情况。”
余秋里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会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听他谈诉苦三查的情况。
余秋里从如何组织诉苦，让苦大仇深的典型引领大家诉苦，把群众发动起来，讲到如何算账，找苦源、挖苦根，使大家认识到蒋家五朝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要彻底翻身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毛泽东说：“这个对，要顺应群众的心愿，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是不会成功的。”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彭德怀告诉晋绥野战军纵队政治委员余秋里：“毛主席要接见你，要了解部队诉苦三查的情况。”
余秋里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会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听他谈诉苦三查的情况。
余秋里从如何组织诉苦，让苦大仇深的典型引领大家诉苦，把群众发动起来，讲到如何算账，找苦源、挖苦根，使大家认识到蒋家王朝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要彻底翻身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毛泽东说：“这个对，要顺应群众的心愿，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是不会成功的。”
毛泽东特别关注“解放战士”的情况。他要余秋里谈细一点，余秋里就讲了路新理等“解放战士”的转变情况。
余秋里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到国民党军队里又受长官的压迫，实际上他们的阶级成分跟我们子弟兵一样，有的家里比解放区来的战士还要穷。经过诉苦教育，他们的觉悟提高很快，揭发坏人坏事坚决得很，阶级界限划得很清楚。”
听到这里毛泽东站了起来，说：“很好！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你到会上去讲，请陈毅同志也参加。”
杨家沟会议以后，毛泽东把诉苦三查运动正式定名为“新式整军运动”。那么，新式整军运动是如何开始的呢？这要从东北民主联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说起。
1947年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结束以后，东北的战局已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改变。
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于9月中旬向东北敌军发动秋季攻势，在秋季攻势发动以前，要抓紧进行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尤其要进行以总动员为特征的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7月2日至9月14日长达两个半月的休整与整训时间里，遵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全力以赴地主抓了以诉苦教育、立功运动、战评运动、战斗动员、形势教育、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为基本内容，以召开诉苦会、战斗总结会、庆功会、英模会、请战会、求战会、经验交流会等为基本形式，以提高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策纪律观念、战斗力为基本宗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上述诸种形式的政治教育方式中，效果最好、采用较多、发现较早、使谭政最为重视并给予精心培养与大力推广的方式，即是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的诉苦教育。
诉苦作为揭露阶级压迫的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村土改中很常见，是斗争地主的重要形式，各解放军部队中诉苦活动始终存在。
1946年10月《解放日报》就介绍过通过诉苦大会改造俘虏兵的方法，提到“在举行了这种诉苦大会的地方，成千成万的俘虏兵打开了眼睛，他们立即就觉悟到一系列的问题，立即就自动要求加入我军，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拼命。”
东北民主联军中的诉苦运动也早在1946年就出现了，当时驻北满海伦的警备二旅就开展过，以谭政为主任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曾向所属各级政治机关发出《关于部队坦白运动与诉苦运动的经验》，加以推广，并在《前卫报》上发表了社论《从诉苦运动谈到部队政治教育的改革》。
辽东军区第三纵队的诉苦运动阶级教育，首先是从第三纵队第七师第二十团第三营机枪连、九连开始的。1946年下半年，辽东军区三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打了一些大胜仗、取得辉煌的战果。
尔后，纵队奉命到辽东、通化一带集结，准备保卫通化、临江、长白地区，坚持南满斗争。从四平抗退开始，纵队连续20多个昼夜行军、作战、抢构工事、十分疲劳。同时，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广大指战员没有退缩，他们坚信党的领导，克服困难，勇敢战斗。但也有少数同志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有的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有的存在地方观念，不愿在东北坚持斗争，有的沾染兵痞流氓习气，有的纪律涣散，甚至出现逃亡离队现象。
面对上述情况，如何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战斗力，则是摆在纵队各级领导眼前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纵队政治工作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
7月下旬，第三纵队在柳河整训时，第七师召开了连以上政工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上述问题，并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教育部队。
会上，师政治部提出了“谁养活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10多道讨论题，组织部队进行讨论。
第七师第二十团第三营机枪连在进行“谁养活谁”的讨论中非常热烈。一次，副班长任纪贞用他父亲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最后累得吐血，临死前想喝小米粥地主都不给的事实，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使在场的同志都受到了教育。营教导员冯恺及时地抓住这个事例，向全营各连作了介绍和推广。
与此同时，第三营九连也开始了诉苦教育。九连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本溪煤矿工人组建的连队。由于连队大部分是新兵，加上成分复杂，连队思想十分混乱。指导员赵绪珍从1946年秋开始，就用本连战士的苦难家史进行阶级教育，采取吐苦水，算苦账，挖苦根的方法教育启发战士的思想觉悟。
有一次，部队住新滨县鱼亮子村时，他用贫农房东老大娘的一件破棉袄给连队上课，进行实物教育，讲明地主、资本家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揭示剥削阶级的本质。
赵绪珍还组织连队参观地主家和穷人家的吃穿住等情况，进行阶级对比教育。
该连有一名战士房天静，16岁就被国民党抓丁东北，其父在家被地主逼债身亡，其母到东北来找他时，途中因生活所迫，卖掉两个弟弟，好不容易找到本溪，母子俩隔着铁丝网没有能讲上几句话就被迫分离，其母仇疾交加，不久也死去。
当谈到这段家史时，房天静一头哭倒在指导员怀里，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决心为母亲报仇，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此后，房天静在九连全连大会上诉苦，给大家以深刻教育，当场就有3名战士主动上台倒苦水，检讨自己忘本思想。
解放战士李东山边哭边说：“我和房天静有一样的苦难家史，一定要牢记血泪深仇，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死不瞑目！”
诉苦教育提高了战士的阶级觉悟。房天静在1947年1月的一保临江的热水河子战斗中，单人独枪冲入敌人阵地，歼敌一个班，俘敌5人，成为全纵队第一个记特等功的战士，纵队赠给他“孤胆英雄”称号。
房天静和九连这个典型一经发现，便引起了纵队各级领导的重视。第三营副教导员张廉明，第二十团政委胡寅和政治处主任宋登华，都到九连帮助总结经验。
1947年2月，一保临江战役后，纵队领导经研究，决定宣传九连和房天静的事迹。于是，纵队政治部和师、团一起，派出郭辛、王暖、魏永佑等同志及宣传队，深入部队采访，并以房天静事迹为题材，创作了歌剧《复仇立功》，到部队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接着，纵队在第七师第二十团进行诉苦教育试点，推广九连的诉苦教育经验。
至1947年1至4月份的二保临江至四保临江战斗期间，纵队将诉苦教育逐步推向其他部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又涌现出像王永太、任继贞、周恒农、高英富、陈树棠等1500多名战斗英雄和功臣。
1947年4月15日至5月12日，第三纵队奉命在进驻柳河休整期间，各师总结了四保临江的经验，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并号召把开展诉苦教育同复仇立功运动结合起来。纵队政治部宣传了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在庆功会上突出地宣传了王永太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成长过程的诉苦教育经验。
南满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参加了会议，高度肯定和评价了第三纵队开展的诉苦教育与立功运动的经验。第三纵队的诉苦教育经验，很快得到了上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
1947年6月，南满军区在通化召开师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第三纵队第七师政治部主任李政汇报了开展立功运动的经验，第三纵队宣传部长汤从列汇报了诉苦教育的经验。
南满军区首长陈云、萧劲光、肖华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辽东日报》、军区《战士报》对第三纵队诉苦运动的经验进行了报道。
南满军区政治部作出决定，首先在南满军区各部队推广此经验，陈云并就此经验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及政治部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
1947年8月初，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在哈尔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总结夏季攻势经验，部署新的作战、政治工作任务。
南满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第三纵队宣传部长汤从列，分别在会上介绍了第三纵队诉苦教育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的经验。
在这次会议上，加之此前陈云的报告，谭政全面了解了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并十分重视。为此，他专程从哈尔滨来到双城，认真而周详地向罗荣桓汇报了这一经验。
谭政兴奋地对罗荣桓说：“南满第三纵队诉苦教育激发指战员阶级觉悟、复仇立功的经验，效果很好，值得提倡。通过这一教育形式，部队的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我想，应该在东北民主联军所有各部队，大力加以宣传、推广，并向中央报告。”
罗荣桓高兴地谈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和意见。南满军区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我们东北全军首先应该大力宣传与推广这一经验。”
接着，罗荣桓对谭政说：“你先起草一个训令，下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让我东北各部队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然后，你再组织人为《东北日报》写一篇有关开展诉苦运动的社论，造一点舆论。”
很快，根据罗荣桓的指示，谭政主持起草了关于在东北我军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这个训令，经罗荣桓审定后，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名义发出。
1947年8月26日，《东北日报》同时发表了由谭政组织撰写的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和关于诉苦运动经验的报道。
《东北日报》的社论指出：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全过程，在部队教育工作中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
这个创造主要解决了部队教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部队教育当前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第二个是如何进行部队教育。由于第三次国内战争是由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一小撮挑起的，因而当前部队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当是阶级教育。
而进行这种教育的方法绝不能用抽象的说教来提高群众的觉悟，而应该用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自己，通过诉苦说明当前极其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战争性质，把个人仇恨与阶级仇恨、个人要求与集体要求、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紧紧结合起来，以明白个人在这个战争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1947年9月28日，谭政将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政治工作经验，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经验，对报告全文逐字逐句作了修改，尔后批发全军推广，并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全军部队普遍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有领导有秩序的大规模民主整军运动。
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诉苦教育的步骤：一是进行深入的诉苦动员，提高诉苦的自觉性；二是发挥诉苦典型的示范作用；三是全面展开诉苦；四是挖苦根，找苦源。
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自我教育为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查整活动是在经过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基础上，采取民主的形式和自我教育的形式展开的。
“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就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三查”与“三整”结合起来进行，边查边整。
通过查整，达到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团结，纯洁和巩固部队，改进工作作风及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新式整军运动，不仅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发展，也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解放区进行诉苦教育
从抗日战争以后到解放战争初期，军队中一度出现思想混乱的想象。出现思想混乱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根源是战士们不知道为什么与国民党作战。
有的部队中甚至出现这样的怪话：“中国人和中国人打什么仗嘛，让毛主席同蒋介石下三盘棋，谁输了谁就自动下台。”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对战斗意志影响很大。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大批的国民党俘虏兵被补充到解放军中来，被称为解放战士，他们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打仗，甚至很多解放区参军的农民也因战争中感到恐惧而逃亡。
由于战事紧张激烈，对解放战士往往来不及充分整训，使得很多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骚扰百姓的坏习惯被带到解放军中，甚至个别干部也走向腐化堕落。
对于中央推行的激烈土改政策，甚至很多部队干部一时也不能充分理解。
为了解决部队中的思想混乱、使共产主义信仰深入战士们的内心，基层政治工作者想尽各种办法，逐渐发现诉苦会是塑造共产主义信仰的最有效形式。
绝大多数战士包括解放战士都出身贫苦家庭，诉苦会通过让战士回忆自身受苦的经历，认识旧社会剥削压迫的黑暗和残酷，而维护这个黑暗社会正是国民党政权，从而激发起战士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冲动，坚决投入到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战斗中。
诉苦会能否成功一个关键是发现典型人物。绝大多数解放军战士和俘虏兵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在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的时代里他们都有很多痛苦的经历，但是典型人物不仅要苦大仇深，而且还要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这样才能生动感人。
典型人物往往是基层干部在与战士们的日常谈心中发现的，这种前期的工作非常重要。西北野战军一个著名典型是解放战士于德水，他在军人大会上的诉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于德水全家5口人租种40亩地，因父亲病了交不上租地主就拉走了农民家的**耕牛，全家不得不打短工谋生，自己在铁场拉风箱，到年底却给铁不给钱，哀求半天才给了一点。
被抓兵后，有一次父亲来看他，因为衣服破烂不准进，在外边转了3天，碰巧遇上才见面，想到伙房要点饭给父亲吃，却被司务长恶语相加。“诉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同志无不落泪”。
诉苦会会场的布置也很有讲究。晋察冀某部六连一次诉苦会会场的诉苦台上，耸立着一个用苍松翠柏的枝叶和纸花编织而成的祭奠花环。花环下供放着被害亲属的灵牌。
一幅“吐苦水忆起旧仇，表决心莫忘新恨”的挽联舒展地垂挂在诉苦台的两旁，格外醒目。
会场的四周贴满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有苦诉苦，有冤申冤，血债要用血来还”、“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口号。整个会场庄严肃穆。
灵前宣誓是诉苦运动的另一种重要仪式。部队把战士被地主恶霸迫害致死的亲属名字写成牌位，供在灵堂。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很有感染力，全体战士一起发誓为死难者报仇，这种仪式对于激发部队的战斗精神发挥了很大作用。
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八旅在总结经验时认为：发现选择诉苦典型，最好能找到各种成分的，比如贫农、长工、工人等，要找擅长讲话的人；诉苦大会的组织要讲究艺术，不要轻易诉，一诉就要成功，会场要书写标语，造成严肃悲痛的空气，会场须严禁说笑、随便出入；时间要短促，诉苦人不要过多，当诉苦到一定火候、全体人员已受感动时，就在沉痛的空气中散会，这样作用最大。
当时，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八旅第二十二团第三营刘元全在诉到父亲要饭、娘被逼死的悲状时，双腿跪倒在地叫亲娘，全营立即在大哭中散会了。
西北野战军第一纵第一旅诉苦活动中，有地主家庭出身的战士也深受触动，主动站出来揭发自己家庭剥削一户中农，直至这家人破产的事实。
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在诉苦运动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在1948年初山东兵团诉苦运动中，部队文工团赶排演出了《白毛女》、《瞎老妈》、《血泪仇》等戏剧。
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还乡团血腥残暴的罪行，一幕幕重现在指战员的眼前，激起大家对敌人的满腔仇恨。许多同志泣不成声，悲痛欲绝，有的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部队的阶级情绪被大大激发起来，转化成战斗的决心。
集体痛哭是诉苦运动中感人至深的**，其重要性几乎达到“不哭不灵”、“一哭就灵”的程度。当时军中大约70％是贫农出身，地主富农等出身的只有5％，所以一个人受苦的经历很容易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共鸣，最后达到一种触及灵魂的震撼性的群体情感释放。
东北野战军整军总结中谈到，诉苦是一种悲愤交集的场面，诉得好的，常泣不成声，并感动得全场落泪。许多部队的诉苦，达到95％以上的人痛哭。
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某营驻在中朝边境朝鲜族聚居区，一天一个朝鲜族阿马妮慌慌张张地跑来对营教导员说：“可不得了啦！你们同志都在抱头大哭，你快去看看吧！”
原来是机枪连在讨论穷人和富人谁养活谁的问题，副班长任纪贞带头发言：“俺是山东蒙阴人，爹给地主放了200多只羊，一年能繁殖150只羊，每只羊能卖两元钱，羊粪收入的钱就更多了，全归了地主。可地主一年只给我爹15元工钱，加上管吃，合在一起也不过30元，吃的都是豆腐渣，除了放羊，每天要挑水干其他活，腰都累弯了，累得病倒了，地主还逼他上山伐树。伐到第二棵时就没劲了，一斧子砍在腿上。”
说到这里，任纪贞就哭了，接着说：“俺爹昏过去了，当乡亲们把他从山上抬下来时，快要咽气了，想喝碗高粱面糊糊，但家无一粒粮。”
说到这里，任纪贞抱头痛哭，过了一会，接着讲：“娘去地主家想借碗高粱面，地主婆说：‘留着粮食喂狗还能看门，给你们吃有什么用’……娘回来爹就咽了气，下葬连棺材也没有。”
任纪贞哭得再也讲不下去了。全连都低下了头，有几个哭出了声。又有几个战士站起来说起自己的悲惨经历，全连哭成了一片，哭了很长时间。
开始教导员还担心军队大哭让老百姓听见影响不好，但实际上正是震撼人心的集体痛哭打开了皈依共产主义信仰的大门，熔铸了战士和部队的新的灵魂，使有些觉悟低、战斗力弱的部队在很短时间转化成作风硬的英雄部队，在四保临江的著名战役中立下了卓越战功。在诉苦会达到群情激愤的**，有时甚至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
在海南岛琼崖纵队的诉苦运动中，上台发言的指战员一个接一个。大家把藏在心中的苦水全部倒了出来。接着，支队首长便领着大家举行公祭仪式，向死难的亲人致哀。霎时，空气都凝结在万分悲愤之中。
默哀未完，不知是谁就“呜呜咽咽”地大哭起来。这哭声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大家都忍不住号啕大哭。
忽然，战士吴坤生“嗖“的一声拔出手榴弹，举得高高的，大声喊道：“有种的跟我来！找敌人算账去！”说着，这些战士就“呼呼啦啦”地跟着吴坤生走。
政委李福文看到大伙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赶紧说：“我们报仇也得有勇有谋，打敌人也得有个统一部署。可不能只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去硬拼啊！”
这样会场局面才稳定下来。
诉苦会并不是哭过就完了，非常重要的是趁热打铁展开热烈的讨论，启发战士思考广大穷人受苦的原因，产生反抗剥削压迫、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意志。
一次，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讨论穷人受苦的原因，当时争论非常热烈，有的单位甚至忘记了吃饭睡觉，决心非把问题闹清不干。
开始有的单位没经验，只是简单地诉苦，结果诉完了，哭完了，教育也结束了。部队领导发现后及时指出：诉苦不是目的，流泪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搞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才能挖出造成穷苦的根子。
诉苦运动通过分析残酷的剥削事实证明：“罪恶绝不是单个地主或具体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
总政治部领导人傅钟认为：“诉苦运动的成功，大大克服了以往政治教育中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大批干部下到基层，同战士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战士疾苦和心理变化规律，精心掌握诉苦进程，从培养典型引路，布置肃穆的诉苦环境，启发战士剖析受苦事例，进行解放区、蒋管区新旧社会对比，到为战士给被害亲人祭灵、宣誓、订立苦情簿、报仇登记簿，带领战士认识自己，跟着党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
很多战士特别是解放战士在诉苦运动中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这种大梦初醒的觉悟感让他们既激动又痛快，他们的灵魂被重新塑造了，从此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为共产主义拼命的战士。
有的战士在诉苦会上心理冲击太大，当场气昏过去。战士房天静在指导员赵绪珍的启发下倒出一肚子苦水，感觉自己如服下大黄，泻出肝火，倒出苦水，一身轻快舒坦，耳目清新。
东北解放军第三纵队战士王福民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间很长，养成了流氓兵痞习气，经常破坏纪律，吃老乡的东西不给钱，甚至有时还打骂群众。
在诉苦运动中，王福民受到了很大触动，痛哭流涕地说：“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全家没吃没喝，挨打受骂，可是，自己糊涂，在国民党军队里穿了几天‘二尺半’，在鬼子煤矿里当工头吃了几天大米饭，就忘了本，不知道干八路是给谁干的，平时讲怪话，打仗不开枪。过去我糊涂不懂事，从今以后我要重新做人，一定好好干。”
在保卫临江战役中，王福民当上了连群众工作组副组长，处处以身作则，维护群众纪律。周围人都说：“现在的王福民与诉苦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人。”
晋冀鲁豫解放军第六纵队战士王克勤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被俘参加解放军的。最初只是一个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1946年的营诉苦大会上他的感情受到很大激**。
在第二天的诉苦中他边哭边说：“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我们穷人干，当国民党军是为老财干。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激发了热情的王克勤很快成为一个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9次荣立战功。被提拔为机枪班长后，王克勤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组成的机枪班带成了尖子班，又被评为“带兵模范”。
晋冀鲁豫全军展开了“王克勤运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斐琴认为王克勤运动创造了新老战士团结的经验，创造了旧军队出身战士的技术和作战经验和翻身农民出身战士的政治觉悟相结合，以及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相结合的经验，克服了解放战士不好带，新兵不能打的观念，对第二野战军的建设有重大贡献。
王克勤1947年7月牺牲于定陶战役后，刘伯承亲自撰文悼念，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所在英雄单位，王克勤享有的这种荣誉在整个第二野战军是独一无二的。
至解放战争后期，诉苦运动的巨大威力甚至发展到“即俘即补”的程度。很多俘虏兵经过短暂但触及灵魂的“战壕诉苦”，立刻被编入解放军部队参加战斗。
当时真是前两个小时还是国民党兵，过两个小时就成了解放战士。有的甚至还未来得及上连队的花名册，就在战斗中牺牲了，成了无名烈士，这是常有的事。
周恩来指出，3年解放战争一共消灭国民党军569万人，其中俘获415万，俘虏中280万人成为解放军，占到当时解放军总人数的65％至70％，这是世界战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
军队开展三查三整
诉苦会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情感激**，但是如果没有组织上制度上的落实，情感平复后效果也就减退了，所以整军运动接下来就要进行三查三整，把诉苦成果巩固下来转化为战斗力。
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纪律、整作风、整制度。
在不同的部队，整查的提法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就是要以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检查每一个人、检查每一项工作，同时还要在制度上恢复建立士兵委员会，开展军队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使每一个普通战士发挥最大的积极能量。
三查中很快就清查出解放战士中隐藏的一批前国民党军官，巩固了部队。国民党部队被俘后，很多军官化名隐藏在士兵群里，他们当中不少人思想顽固反共，甚至希望日后找机会带队逃跑叛变，他们是部队中敌对势力的骨干，是部队里暗藏的定时炸弹。
在大多数解放战士思想模糊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得到士兵的掩护，甚至很多普通士兵被俘后也编造假名字、假籍贯，准备逃走。
诉苦运动使绝大多数解放战士对解放军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把解放军真正当成了自己的队伍，主动坦白自己的问题，揭发部队中暗藏的敌对分子。
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旅解放大队第一连有近半数坦白了自己被俘后填写的是假籍贯、假姓名，第十三旅解放大队五连有38人坦白自己在诉苦之前曾企图逃跑。兵痞们被孤立了，个别化装隐藏在士兵中的军官，再无藏身之地，一一被揭发暴露出来。
当时，经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一个一个地清查，整个西北野战军部队共查出暗藏的敌伪军官和密谋组织投敌的奸细分子100余人；撤换了少数未改造好的地富出身的干部，清除了一批不可救药的兵痞流氓分子，部队由此大大巩固了。
查阶级的关键是查对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对共产革命的态度。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党中央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温和政策，强力推动暴风骤雨般激烈的土改，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平分给贫农，并于1947年10月公布了《土地法大纲》。
土改是党中央站在穷人立场的根本表现，是争取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根本政策，但是由于出身的影响、由于抗日时期与地主阶级的合作、由于土改中的一些打击地主的暴烈行为，军队中对土改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部队同情地主、保护地主，甚至武力压制要求土改的农民。
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自己的家庭被清算，父母或其他亲属被斗争，土地房屋被分配，而心怀不满，或公开抗拒。
土改过程中确实存在对地主过火的斗争，但为了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穷人，党中央必须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不能容忍阶级立场的动摇。
西北野战军通过对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辩论，各单位都发现了一些剥削阶级出身而又坚持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因此三查初始就涉及对阶级成分的检查。对阶级成分的审查中，清理出一批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人。
东北解放军政治部明确规定：地主家庭出身者如发现虚伪欺骗、庇护地主、不改变立场、经教育不改者，则应开展斗争，直至开除其党籍、军籍。
在查阶级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过火和偏差，邓小平、陈赓、叶飞等部队领导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还特别在1948年2月9日致电毛泽东谈这问题。
毛泽东对此很重视，亲自修改批转各地，纠正偏差。三查也重点针对干部中的不良作风。由于部队扩张很快，打了不少胜仗，缴获很多，一些非共产主义思想开始滋生，一些干部走向贪图私利、腐化堕落。
东北军区在整查中严厉清查私财，认为凡是私财多的人来源多半不正当，有的是贪污或侵吞群众斗争果实来的，有的是做生意投机倒把来的，有的是火线上发洋财来的，私财积累过多，必然腐化思想，丧志气，动摇立场，影响作风。解决的办法，一是没收，二是自动交公。
西北野战军在三查中动员战士们打掉顾虑，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批评。被军人大会面对面批评的有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旅、纵队机关的科长、部长，这些人受到很大的触动和教育。
整查中干部之间互相批评也很重要，第二野战军第一纵队中、高级干部人人敞开思想，个个不留情面，将影响部队团结和进行的问题一一揭露出来，痛快淋漓地进行批评和思想交锋，由此干部作风得到很大改善。
士兵委员会的恢复成为三查三整中建立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制度保障，大大激发了战士们的主人翁责任感。
士兵委员会本来在红军创建初期就产生了，并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后来由于出现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被废止。
新式整军运动中士兵委员会组织的恢复和积极开展工作，使战士们切身体会到自己同干部一样都是部队的主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于是把过去那种害怕干部报复而不敢提意见的心理打消了，因而官兵关系随之改善。
渤海军区有一个团，经战士审查提出需要撤换、调换的连排干部多达80余人。与此同时，由战士推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80多人。由此，战士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士兵委员会才名正言顺地成为经常性制度。
在基层部队干部的任命上，战士们得到了很大的发言权。西北野战军在三查后期，各单位普遍召开了团结进步大会，促团结，促进步，鼓斗志。
同时，在连队开展推荐干部、推荐党员的工作。由士兵群众推荐那些在诉苦、三查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并且一贯表现出色、有较高政治觉悟、有较强组织指挥能力的同志担任干部，由支部讨论提出任职建议，由纵队党委批准后任命。
推荐党员采取自己申请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党委批准。从群众中推荐出来的新干部、新党员，觉悟高，斗志强，有威信，能打仗。
徐向前谈到，军队民主运动后，连队干部感觉工作、指挥都比以前好搞多了。过去指挥冲锋，是赶羊战术，现在是自动作战了。据现有的经验，一般战士民主选出之干部，都估计能打仗，又能爱兵的。
经过诉苦会、三查三整和军中民主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很多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新式整军大大加强了部队的团结，特别是消除了解放战士和子弟兵的隔阂。
老八路军、解放区翻身农民和俘虏兵这三种不同来源的战士在诉苦会的集体痛哭中融为了一体，大家都从各自的痛苦遭遇真心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解放战士开始把自己当成部队的主人，子弟兵也把解放战士当成阶级兄弟，互相关心爱护，凝聚力明显加强。
西北野战军在整军中很多战士迅速觉悟，思想行为达到了党员的标准。没有威信的干部被撤换了，战士推荐的干部与战士们彼此信任，战士们在军中民主运动的激发中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坚信自己肩负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参与推翻丑恶剥削社会、创建美好新社会的光荣战士，部队中充溢着自觉的、积极进取的战斗精神。
部队中这种饱满的精神力量立竿见影地在纪律、训练和战斗上表现出来，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在和国民党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逐渐显示出压倒性的威力。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战士获得了内在的尊严感，遵守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成为一种自觉，不再是活一天算一天、能占便宜就占便宜的兵痞，而成为具有高度道德感的战士。
彭德怀说道：“新式整军后，不仅对战斗力有提高，对遵守群众纪律与城市政策，也有很大进步。如经过10天战斗的宜川，进城后商店即开门，其他各城市夺取后，秩序也很好。不少地主对土地政策虽不满，但对军队纪律同声赞佩，去冬整训前所未见。”
“当时，战士们为了不惊动群众，常常寄宿在群众屋檐下、门洞内、短墙边、草堆里，甚至露营街头，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夜晚。稍稍消除疲劳就帮助群众收割庄稼，打扫院子，挑水推磨，看到群众没有衣服穿，战士脱下自己的内衣送给群众，军民关系强化了，人民支持军队的热情也大大提高，解放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
整军的效果在训练中表现得十分显著。野战军指战员们诉苦诉出了深仇大恨，三查查出了高昂斗志，形成了空前高涨的大练兵热潮。
当时正值三九天，冰天雪地，气候寒冷。每个人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起床号没吹就进了训练场，熄灯号吹过了还不回来，有病的也不停练。
连队干部说：“以前是从屋里催促到操场，现在从操场往屋里拉；以前是下命令练兵，现在是下命令休息。拉都拉不回来，下命令也不管用！”
在战斗中，享有军事民主的战士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服从命令，表现了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常常能够决定战斗的胜负。
毛泽东特别提到，在陕北著名的蟠龙战役中，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
当时解放军的重武器比较少，攻坚作战比较困难，常常造成很大伤亡，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研制出用汽油筒抛射炸药包的新武器“飞雷”，这个武器看起来很“土”，但在实战中摧毁了很多敌人堡垒，成为让敌军望而生畏的利器。
诉苦整军的效果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战士们在战斗中的勇猛精神，而这正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通过新式整军，一些平凡的战士也成了创造奇迹的人。黎族新战士陈理文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兵，平时很少引人注意。在忆苦中，他说出了自己家里4口人被害死的仇恨，激发出战斗勇气。
在后来詹县南辰门战斗中，陈理文参加突击队，在腹部中弹负伤的情况下，仍然首先突入敌军据点，立了大功，后来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
在东北战场三保临江战役中，诉苦先进部队第三纵队战士王永太孤身追击40多名敌军，创下单人俘敌38名的的惊人纪录，解放军战士的勇猛与国民党军士兵的怯懦，可见一斑。
解放军部队在整军后被勇猛的精神所充溢，这是国民党部队无法比拟的，往往直接决定了战役的胜败，进而决定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胜败。
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是华野外线兵团与敌人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决战性战役。这次战役解放军以伤亡30000代价取得歼敌94000的大胜。
参与指挥这场战役的将领叶飞认为，此战我军兵力、装备、后勤补给都处劣势，如果不是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高度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战斗精神，要取得战役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在1948年2月西北战场具有转折意义宜川战役中，新式整军的威力得到了充分显露，过去西北野战军最多只能一次歼敌两个旅，宜川战役创造了一战歼敌五个旅的辉煌战绩，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
当时刚经过整军，部队从上到下，到处充满着空前的、高度自觉的战斗积极性和不怕牺牲、不怕吃苦的英雄气概，人人自觉为战斗的胜利尽心尽力，好多事你刚想到人家就已经办了，而且办得更好，仗打得很顺手、很痛快、很威风。
指战员们说，当时明显的感觉是，以往认为不能打的单位也上来了，单位和单位在作战上的差距很难分辨了，大家都在争先恐后，暗里使劲，互相摽着干！
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大致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是群众心理能量的有组织的爆发。
毛泽东在宜川战役后不久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对新式整军运动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
同时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新式整军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它不仅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准备，起到了对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战略动员作用，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在以后的军队建设中，对教育干部战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完成党和国家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军队统一组织及番号
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是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全国胜利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中国革命战争进程出现重大转折的重要标志。
早在1945年12月1日，人民军队就组建了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在这个基础上，东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建立了“装甲师”和“战车师”。
至1946年6月，初步建立起一支能在较大范围实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与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建立了集中统一的指挥机构，逐步理顺编制，使各野战军进一步正规化，使我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为适应战争发展，我军大力改善武器装备，加强特种兵建设。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刚刚开始、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刚刚结束时，毛泽东又指出：“根据过去两年来的作战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并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歼灭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750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预料的还要好、还要快。仅仅过了两个月，1948年11月，毛泽东又十分愉快地否定了此前做出的预测和估计。
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在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从7月开始的4个多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军近百万个。国民党军连近月补充的在内已不足30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增至300余万人。
因此，毛泽东指出：9月上旬我们所做的“在5年左右的时间中，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近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落后了。目前来看，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
在这里，毛泽东对于形势的估计前后仅相差两个月，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时间却提前了整整两年。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正式提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并很快在全军各部队陆续实施。
1948年11月1日，为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以便更有力地推动全国解放的到来，毛泽东、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
《规定》指出：
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统一规定，通令全军一体遵行。
根据规定，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番号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中央军委将全军各部队按地名划分为四大野战军，即：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直属解放军总部。
其中，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习仲勋分别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张云逸任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
人民解放军部队组织，一般地分为三类，即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
野战部队应实行正规编制，统一称号，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不再称旅。
地方部队，以警备旅、独立旅为最高单位，不再称师。游击队，仍保存纵队、支队等名称，不称军、师或旅。野战部队，自军、师、团直至营、连、排、班，地方部队自旅、团直至营、连、排、班，编制原则，一般地均采用三三制，特殊地也得采用军辖两师，师（或旅）辖两团，团分为大团小团的临时编制。游击部队则视情况自定编制，不受此一般编制约束。
一般编制的数目和装备，五大军区各自范围内的武装组织，应有统一的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两种编制，呈报军委批准施行。
野战部队的序列，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依情况需要，军及独立师，或分隶于兵团，或直属于野战军。兵团一般地分隶于野战军，但也得直受军委指挥。
在必要时，兵团、军或独立师，也得划归军区指挥。野战军和兵团所辖军、师数目，视需要和可能定之。
兵团8个，统一以番号排列，并增加12个兵团的番号，以待将来建立，共定20个兵团的番号。其次序为：西北为第一至第二兵团；中原为第三至第六兵团；华东为第七至第十一兵团；东北为第十二至第十七兵团；华北为第十八至第二十兵团。各兵团的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某兵团。
各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后，其番号排列数目增加至70个军210个师，内中空额，留待今后建立新的军和师时补足。
骑兵部队除直属于步兵师、步兵团的师属团属骑兵外，凡属独立编成的战略骑兵，如骑兵师、骑兵旅、骑兵团，应统一称号，一律改为骑兵师、骑兵团，不再称旅。
其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某某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某某团。骑兵师或骑兵团依需要得隶属于军、兵团或野战军，必要时，也得隶属于军区。
炮兵编制系统，凡属于军、师、团、营的炮兵，即为军属炮兵、师属炮兵、团属炮兵、营属炮兵，不论团、营、连、排，均不另编番号。
其属于炮兵总预备队的炮兵，如野战军、兵团或军区直属的炮兵旅、炮兵团，也应统一称号，一律改为炮兵师、炮兵团，不再称旅。
其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某某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某某团。为利于炮兵部队休整时的集中训练，野战军或军区得设炮兵司令部。
野战军在条件具备时，也得组织特种兵纵队，统率直属的炮兵部队、战车部队及工兵部队。
各地战略骑兵及炮兵总预备队，应由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军区依上述规定，就现有者编好，报告军委，以便排定统一番号。
军区野战军和兵团的首长，统称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军及特种兵纵队的首长称为军长、军政治委员、纵队长、纵队政治委员。
地方部队的建制属于军区系统。军区分4级。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第一级军区，有5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
与中央分局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第二级军区，有3个，也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豫皖苏军区、冀察热辽军区。
与区（省）党委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第三级军区，也以地名区分。与地委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军分区，一律改以军分区所辖地区或其司令部所在地命名，以便识别，并报告军委备案。
另外，即使不担任直接作战的巩固地区，为利于战争动员，支援前线和进行民兵训练，军区或军分区的组织仍不应取消，但其编制人员应予缩小。
以上各级军区的编制，以五大军区为范围，自行规定，呈报军委批准施行。
地方部队的警备旅、独立旅和独立团，均按五大军区的范围，自排番号，不采用统一番号。警备旅、独立旅提升为野战部队后，即改称为师，给以统一番号。
地方部队的序列，视情况需要，或直属大军区，或分隶于二三级军区或军分区。
各大军区凡成立一个步兵师，或一个特种兵的团，或一个警备旅、独立旅者，均须呈报军委批准；成立步兵团者，必须报军委备案。
游击部队，不论在新区、在老区的边沿区，各当地军事指挥机关均得依情况需要和可能自行组织，然后向上级报告。
这样，我军形成了一个更为统一的总体，为战略决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