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军事原则》，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它的核心是打歼灭战，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它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
《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更能适应转入战略进攻后的作战需要。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杰出贡献。
在政治方面，《报告》再次强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来的口号：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强调指出：“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报告强调说：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必须巩固统一战线的基础工农联盟。而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在于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
为了保证土改彻底进行，必须坚持“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路线。
在经济方面，《报告》指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为此，《报告》着重阐明了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报告》还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经济构成，即：国营经济，这是领导成分；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在整党方面，《报告》指出：
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
从1937年至1947年，我们党的队伍由几万党员发展至270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
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亿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200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
毛泽东强调：“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经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
报告最后向全党发出了伟大的号召：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毛泽东在正式开会的第一天除了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并就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在会议的第二天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二年取得的胜利及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变化的情况。
周恩来说：“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7月的刘邓渡河，使南线形势根本改变。现在，南线不单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比小河会议时不同，敌已完全被动。”
“敌248个旅中，受过歼灭或歼灭性打击的达到145个旅。地区则发展得更快。停战令时原有230万平方千米，现已恢复，约占全国的32％。解放区人口现有1.5亿。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斗争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农村游击战，在粤、闽、浙、皖有很大发展。”
“我军到10月份已发展到220万以上。而敌人作战部队下降至256万。国民党现在在东北取守势，华北傅作义在挣扎，南线由顾祝同、白崇禧、胡宗南负责，是蒋的军事斗争中心。”
周恩来报告以后，会议上发言的有彭德怀、林枫、王明、贺龙、任弼时、李井泉、习仲勋和陆定一。
发言的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现在发表很好，很必要。它可以振奋解放区的军民，可以鼓舞国民党区的中小资产阶级，使蒋介石更加孤立。
发言的同志都特别强调土改中要注意政策，防止重复江西苏维埃时期的错误；尤其要注意团结中农，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对城市工商业也要注意保护。
“十二月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毛泽东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以及其他重要决定。
会议详细讨论了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改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由毛泽东写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
这次会议，还就人民解放军下一步战略方针作出决定：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
会议对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文件。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中国革命伟大转变关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具有重大意义，它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一系列政策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结论说，这次会议是令人高兴的一个会，20年未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
他从北伐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讲到日本投降以后，认为优势问题始终未解决。那时对形势的估计，只能说“有利于我”，或者是说“可能”，而不能作结论。现在能作出结论，我们确实是占了优势。
他特别强调《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是我们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它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
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将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联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进行深入学习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
中央发布五一节口号
1948年3月中旬，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作出战略性决定：为尽快夺取全中国胜利，党中央迁往河北，在河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4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经晋绥解放区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城南庄。城南庄位于保定阜平县城南15千米处，是太行山深处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城南庄东侧半山腰上。司令部进驻城南庄的时候，大家都散住在乡亲们腾出来的房子里。
为了工作方便和安全起见，1947年秋天，军区机关在村东盖了5栋简陋的新房，还在院外山脚下挖了个防空洞。聂荣臻等军区领导和作战科就住在这5栋房子组成的小院里。
当毛泽东走进晋察冀军区院内，环顾四周，兴致勃勃地对聂荣臻说：“到了晋察冀，就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见了我们都是笑逐颜开的。”
对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到来，聂荣臻非常高兴，他亲自组织欢迎仪式，又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毛泽东。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聂荣臻指示保卫部门严格加强防范工作,保卫部门很快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司令部机关除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随意接近毛泽东的住处。
这时，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按惯例，为纪念这一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党中央都会通过新闻宣传部门新华社，对外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
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形势下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自然也不会例外。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是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
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想到的是请示党中央。于是，他随即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
电文很快传到了西柏坡，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随即把来电送给周恩来。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当时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反动政权，很快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遭到灭顶之灾，新中国已崭露曙光，全国人民需要一起行动。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五一节口号”初稿应运而生。
“五一节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他将目光停留在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上。
毛泽东此时不免思绪万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救民于水火、追求人民民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反对一党一派的专制独裁统治，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赞同。今天，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自己理想的时候了。
也许是想到这些，或许想得更多更多，毛泽东拿起笔来，将“五一节口号”初稿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二十四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节口号”，一共23条。
口号拟好后，首先征询了身边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随后，又打电话给已经去了平山西柏坡的周恩来，请他仔细斟酌。
毛泽东的这一改动，寓意极为深刻，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
1938年，毛泽东为延安《解放周刊》题写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把“统一战线”作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现在，革命胜利指日可待，在革命胜利后还需不需要统一战线，还要不要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不仅在当时党内一些同志而且在一些民主人士心中并不是完全清楚的。
“五一节口号”第五条的修改提出，表现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节口号”。
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这是中共中央从城南庄向全国发出的第一文告。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五一节口号”第一条和第二条对当时形势作出了鼓舞人心的判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五一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五一节口号”要求：“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解放区的职工，拿更多更好的枪炮弹药和其他军用品供给前线！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人员，更好的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
最后，“五一节口号”表明了全国人民的呼声：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公开发布之后，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纷纷来信来电，拥护共产党这一决定。
在党中央发布“五一节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节口号”第五条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毛泽东的这封信函，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五一节口号”赢得了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支持，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从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要进行的战略决战。
中央召开城南庄会议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了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会合以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又称“城南庄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还有聂荣臻、薄一波、陈毅、粟裕、李先念、张际春等。
会议有毛泽东主持，主要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加强对华北、中原解放区的领导，以及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直接聆听粟裕提出的“在长江以北歼敌主力”的战略性意见，党中央令粟裕从华东战场赶赴城南庄，参加此次会议。
当粟裕一行骑马来到城南庄毛泽东的临时驻地时，毛泽东破例大步迎出门外，同他长时间握手。
毛泽东看着粟裕激动地说：“17年了啊，有17年没见面了吧？”
又说：“你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毛泽东的这种兴奋之情，既是对久别重逢的粟裕的慰问之举，也是对粟裕勤于思考、勇于向上级建议的这种创新精神的最高褒奖。
会议听取了陈毅、粟裕的汇报后，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定，在既定的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粟裕的意见。明确了“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3个纵队暂不渡江，在长江以北歼敌主力”的部署。
这次会议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粟裕后来曾经深情地说：“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会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战略形势，研究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
会议讨论了3项战略性议题：一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二是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是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提出了3条方针：一是“军队向前进”，即必须坚持1947年9月中央提出的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打到外线去。毛泽东指出，北线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南线去年以来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攻。南线的进攻，减轻了华北、西北、山东的压力，造成了北线历次胜利的机会。如无南线的进攻，北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南线部队虽部分削弱，但战略上的胜利是极其巨大的。因此，南线的部队与地方要克服困难，继续将战争引向国统区。
毛泽东还指出，为了保证在新解放区打开军事局面，应该充分利用抗战时期的经验，以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反动派为总方针，可以考虑先施行3年的减租减息，然后再进入土地改革。
二是“生产长一寸”，即老解放区要把工业、农业生产推向前进。
毛泽东指出，要强调生产节约，地方党政部门应以一半以上的时间搞生产，其余时间搞土改、整党和支前。不如此，将使老解放区走到人力物力枯竭的地步，造成整个的失败。
如能生产长一寸，才有了强大的支前力量，才能夺取全国的胜利。特别是华北地区，应以生产为新的工作方向。
三是“加强纪律性”。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无组织、无纪律、破坏政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等错误倾向，提出必须在全党全军反对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指出，全党必须讲纪律，讲政策，服从统一领导，进行正规建设。
这次讲话后来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
会议详细研究了战略进攻的发展方向问题。会议认为，中原地区的困难，是中国革命最后和最大的困难，克服了中原新区的困难，扭转了中原的局面，即等于取得了胜利。
中央原考虑，中原部队立即渡江南下，向长江以南发展进攻。在会议讨论中，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几个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根据战局的发展，对重大战略部署适时做出调整，这是毛泽东战略指导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在城南庄决策过程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成为我党我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一个典型范例。
粟裕作为第一线的高级指挥员能够直接了解战场实际情况，在经过科学计算、反复比较的基础上，敢于实事求是的向上级提出自己的建议，这种负责态度和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够调动各级指战员的积极性，认真听取下级的不同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经过集体讨论，然后慎重决策，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领导者的气质。
会议还研究决定了加强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统一领导的措施。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这次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发出了《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
通知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以原华中解放区及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归属中原解放区，加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成立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军区及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
会议还认真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新政协的问题。会议认为，在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度，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应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明年，等到北面打成一片后就可以召开。”
略带疲劳神色的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会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先后返回西柏坡。毛泽东送走与会人员，心里非常高兴。
这次书记处会议在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会合之后，及时地总结了前段的工作，并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了战略部署和部分地区的领导机构，加强了全国各解放区战场的紧密配合，为推动战略进攻的进一步发展，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在城南庄举行的这次会议，使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中国革命成功日益迫近。
中央召开九月会议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重要的中央会议，也是自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会议在极为简陋的中央机关饭堂举行。在举行正式会议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
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等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邓颖超、廖承志、聂荣臻、膝代远、陈毅、曾山、邓小平、徐向前、薄一波、叶剑英、刘澜涛、张鼎丞、贺龙等；还有重要工作人员胡耀邦、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等，共计31人。其中包括华东、华北、中原、西北各解放区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
这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当时物质条件较差，开会时，把饭桌拼在一起当会议桌，散会后就在这里就餐。由于形势一派大好，大家心情都非常舒畅。
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
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
党的“九月会议”是在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
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度。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转入战略进攻以后，经过一年的作战，共歼敌152万人。
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我军节节胜利，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就大大改变了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
在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锐减，而且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寥寥无几。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得到快速发展。虽然在敌我总兵力的对比上我军仍属劣势，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大大超过敌军，战斗力大为增强。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并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华北局、华北军区和华北人民政府。
各大解放区日益巩固、发展、壮大，面积已扩展到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我党领导老解放区的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努力发展生产，踊跃参军支前。
解放区的工业生产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党的七大路线正确，全党更加团结。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于1948年5月到达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合并，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
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形成了反蒋斗争的第二战线，国民党反动派已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人民革命战争已胜利在望。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确立新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决定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九月会议”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了。
党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会前，从8月28日至9月7日，由毛泽东主持书记处开会，讨论了这次会议的有关事项，草拟文件，为会议做准备。
正式会议于9月8日下午15时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举行，由刘少奇主持，听取毛泽东的报告。
9月9日至13日，与会同志讨论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会议文件，最后由毛泽东作会议总结。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战略任务、经济统一以及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等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会议着重分析了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以来的伟大战绩，规定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略任务。
会议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农村转到城市和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会后由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500个旅（师）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750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为此，会议要求各解放区尽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地方财经部门应尽可能供应前方，军队后勤机关应保证前线及时供应等。这样，“九月会议”为确定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胜利，促进革命胜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问。
“九月会议”全面分析了军事战线上胜利发展的形势。“九月会议”前夕，战争局势和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数量与质量已大大提高，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已具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能力。
而国民党军队兵力大为减弱，更加陷入被动，虽然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但在战略上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分割为5个孤立集团，被迫实行所谓“重点防御”。
战局及敌我力量对比表明，全国军事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能否把握战机，敢不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就成了战略决策上的关键问题。
党中央综观战争全局，为了实现5年左右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在“九月会议”上做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正确部署。
会议重申了城南庄会议的计划，即在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
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不能很快向珠江流域进攻，也不要紧，如果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兵力80％，则5年左右还是一样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争取5年胜利，首先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大的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攻坚与野战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
周恩来还说：“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各战场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
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思想。
刘少奇指出：“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的计划了。”
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在战争中打大城市，即真正的带决定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有利的。这就是攻城打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现在看来，在豫东战役中，粟裕同志就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朱德在讲话中断言：“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在徐州进行具有最大的可能。为此，党中央要求各战略区在战争第三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决定将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放在东北战场。”
对作战方式的转变，毛泽东说：“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
“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5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5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
对建军500万和消灭敌人500个旅，毛泽东作了解释。
他说：“建军500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5年左右即可以，军力400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的军队280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140万，共420万，编制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10000多人的纵队，要补到20000人。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500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500个旅。第一年97个旅，第二年92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200个旅。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一、敌军将两团制改成了三团制，二、东北和粟裕少打了一个仗。三、刘邓到大别山后减弱了。四、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
“今年上半年，陈粟5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92个旅，150万人，可见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
“今年还有4个月，再搞36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只要一个月交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300个旅，没理由说不可能。”
“国民党现在有284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的，也有弱的，消灭500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
“争取5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200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这种估计，是稳健的、谨慎的、实际的估计，不是冒险的估计，有过去两年作为根据。过去这两年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现在虽然在军队数目上，我们还比较少，但把各方面的优劣总算起来，特别是我军士气旺盛，是国民党万万比不上的；总算起来，现在已是大体平，并过渡到超过它。敌现已处于被动，我已取得主动了。”
周恩来也认为，这个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为了实现这一军事目标，周恩来详细地报告了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
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
“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
朱德富有远见地指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
周恩来还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的任务。他强调，今后成立新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向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建立炮兵。要建立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
周恩来谈到军队后勤工作同地方财经工作的关系说：“必须说清楚，地方财经部门应尽可能供应前方，军队后勤机关应保证前线及时送到供应，但又要力求节省，这两方面都应照顾，而且要求前线缴获归公，如此求得后勤和财经结合起来。”
朱德认为，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站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
任弼时也认为，“如不犯大错，则5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他说：“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5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100个旅，则蒋军将降至310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280万增加至300万以上，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军事胜利是决定性环节，可以在党内、在人民面前宣布毛主席的估计和计划，以兴奋、鼓舞人民群众。”
按照“九月会议”的战略部署，华东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军委“攻济打援”的指示，于9月16日开始全面展开了济南战役，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战，一举攻克济南。济南战役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由此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据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减。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与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决定》，将全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军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
全军各部队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军委通令，很快实现了统编任务，使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上个更为统一的整体，正规化程度大为提高。随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淮海和平津战役。
“九月会议”之后，从济南序幕之战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一个有机的战局整体，它们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完全证明党中央在九月会议制定的进行战略决战部署的英明正确。
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解放区已拥有1.6亿人口。共产党员已增加到300万人，并将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执政党。
在这新的形势下，为了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和迅速夺取全国胜利，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统一党的领导，就有头等重要的决定意义。
因此，九月会议还讨论研究了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加强组织纪律性等党和军队的建设问题，并提出坚决反对党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会议分析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原因和主要表现。会议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
会议认为，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主要表现为：“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损害，极为巨大。”
为克服当时存在的无纪律状态，教育干部深刻理解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性，党中央曾在1948年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全党加强组织纪律性。
“九月会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当时情况，进一步强调指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为了实现党的战略任务和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九月会议”就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为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的报告，在会议的总结中，强调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性，指出了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
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伟大号召：“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任弼时在发言中强调了加强纪律性问题，指出：“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信高了，战争规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需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
“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
在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加强纪律性的同时，“九月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问题做了研究。
会后，党中央于9月20日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同时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两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先有临机处置之权。”
为此，“九月会议”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规定：对于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
同时要求全党各级领导必须改正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必须建立定期地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以便不犯或少犯错误。这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在思想上、组织上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九月会议”前后，党中央所规定的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各项制度和措施，是我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发展。我军各级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九月会议”精神，开展了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全党全军在革命战争胜利发展形势下，及时有效地清除内部思想上的障碍，克服了各种错误倾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步调一致地去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九月会议”是在全国胜利的建国前夕召开的。为了迎接革命胜利，党中央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进行了思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勾画出了一幅大致成熟的蓝图。
同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会议对将要建立政权的性质、名称提法及准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进行了讨论。
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作了深刻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两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毛泽东还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她的。”“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是要开一次，今年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临时再定，其性质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
关于政权的制度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他说：“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会议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
关于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基本经济政策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主要途径问题，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全面论述。
刘少奇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其成分由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四种形态构成，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
“国内主要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
又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毛主席插话：“这就是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要防止在新情况下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党的九月会议为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为组织进行伟大的战略决战，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做了充分准备；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更好地团结战斗，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大的保证作用。“九月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