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打榆林方面之敌，吸引敌军增援，以利陈赓出潼洛。”“我军预定给榆林敌一个打击后，即回头打胡，或出关中，或出西兰公路，配合陈赓及你们。”
在这段叙述中，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话：“边区受胡军**，人民损失甚大，粮食缺乏，人口减至90万。”这段话是对前一天电报中“陕北甚为困难”的注脚，也是在简略揭示一个潜在的本质问题：这是离开战争视线的另一个胜负趋向，是隐藏在军事较量这座冰山下的基础问题！
这无疑是一个真实的披露，西北野战军的远征三边，陈赓兵团不来陕北都和毛泽东以上的话有直接关系。这一点蒋介石看准了，他料定解放区物质基础薄弱，没有工业，农业底子也薄，他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首先是摧毁解放区的经济基础和生产秩序。
在遭受进攻的解放区内，几十万蒋军来回拉锯，清剿劫掠，军事进攻后面掩盖着经济绞杀。这一招首先在陕北显出了奇效。
西北野战军与10多万胡宗南军反复周旋，赢得三战三捷，但陕北是苦寒贫瘠之地，经不起折腾，战争对人民家园和生产秩序的破坏尤大。
胡宗南军方阵式的行军来来往往，搜索粮食，宰杀牛羊，毁坏畜力农具，使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十室九空。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在陕北出现了。
电文中说“人口减至90万”，按抗战中统计数字边区人口150万计，已减少了4成。再看粮食情况。当时来小河村参加会议的陈赓对随从人员说，陕北苦谁都知道，但想不到连毛主席他们，也天天在吃小米黑豆野菜这些东西了！
因此，毛泽东电报中所言情况是十分准确的，如果情况不能改变，两个月后陕北将不能支持。这指的当然是经济。赤地千里，陕北部队怎么生存？
蒋介石的这一恶招，对于受惯了经济封锁又极具战略远见的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来说，是不难觉察的。
毛泽东对战争进程主动权的争取，使他对战略性反攻做了提前安排，1947年4月底开始构想“打出去”、“从内线转入外线”的战略部署，5月初开始部署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至7月又决策陈赓兵团也打出去。
不同于以往敌进我退的是，这次采取局部的敌进我退，战略全局上的敌进我进。这种军事战略上抢夺先机的主动性，导引解放区的经济及早走出了蒋介石设置在战争幕布后面的陷阱。
刘伯承、邓小平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自然反复阅读了“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这几个字。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这几个字深深地印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脑海中，他们也深深地感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予的重托。
刘伯承、邓小平想到，当下部队虽然疲劳，鲁西南又有歼敌的好机会，但挺进大别山关系整个战略全局和陕北的安危，因而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尽早行动。
经再三考虑，7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复电中央军委：“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
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赓军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
一位老同志的日记留下了决策南征时有趣的细节：“7月24日，唐官屯，在一家地主院内的石榴树旁，刘伯承、邓小平围着一张地图，时坐，时立，后信步村外，站在村西向南看，向东望，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里转？”
“7月26日，由唐官屯移赵家楼。就在这个村子天天同中央军委毛主席通报，直至30日才决心直出大别山。”
7月30日，山东郓城以南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刘伯承、邓小平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此时，军委7月30日指示电也到了。
电报指出：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要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最好每连能发一份鄂豫皖三省地图，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确定征粮征税办法，方能解决大军给养等。同时，也应使陈赓建立此种决心。
会议进行得很热烈。李达参谋长用木棍指点敌情标图介绍目前军情。刘伯承司令员拿着放大镜凝视着地图，邓小平政委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将讨论引向深入，刘伯承、邓小平两个人还不时相互交谈着。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20周年的纪念日，是刘伯承、邓小平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
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随后又做了具体行动部署。
邓小平要求大家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我军必须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辉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会后，各纵队主要首长急忙赶回驻地，召集会议，传达野战军会议精神及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指示。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时势的发展却不能给刘邓大军充裕的休整的时间。当时，蒋介石对我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毫无察觉，错误地认为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作战近月余，已疲惫不堪短期难以再战。即以刚从山东战场调来的8个整编师约14万人的兵力，分别由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对我军分进合击，企图逼迫我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局限的处于郓城、鄄城之间狭小地区内，然后利用连日大雨，黄河水位陡涨，破坏黄河大堤，淹没我军。
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4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
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他说：“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1947年8月6日是令在刘伯承、邓小平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伯承、邓小平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
这一天早饭后，刘伯承、邓小平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
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
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至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
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伯承、邓小平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
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第三纵队、第六纵队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
随后，刘伯承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做了进军部署。
他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也要克服。”
“当前敌集重点于鲁西南和陇海路，企图与我决战。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再歼灭它几万人。但当前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
刘伯承一口气讲述了提前跃进的道理。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
等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
“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
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邓小平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作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随后，刘伯承讲了跃进大别山的部署。他说：“为了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确定野战军主力分三路南进：以第一纵队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之线以西南进，直插豫南；以第三纵队为东路，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直插皖西，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第二、第六纵队为中路，沿单县、虞城、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5000余名地方于部随各纵队行进，以便于迅速开辟地方工作。”
会议要求大家从速完成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说：“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司令部的机器开动了。他们把刘伯承、邓小平的意图，给党中央的报告，给各纵队的指示，用地图、密码、电文等手段分送出去。
向党中央的请示是：“我决心提前于８月７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要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伯承、邓小平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
中央军委、毛泽东还就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做了分析，指出敌人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对付我军进入大别山区的部队。
第一、“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第二、“宁可给我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遂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抽调30多个旅，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第三、“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12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10多个旅用于长江方面。”
因此，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来实现挺进大别山的任务。
刘伯承、邓小平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
中央军委在收到刘伯承、邓小平提前跃进的电报后，于8月9日、10日连续复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完全正确”，“刘伯承、邓小平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
这样，提前进行千里跃进、创造战争奇迹的方略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的农屋中应运而生了。
胜利到达大别山区
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而两者是以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严肃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刘伯承、邓小平深知，进军大别山的千里征途河流纵横，敌交通便利，易于机动，故应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以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避免敌人及早觉察我战略意图，于是决定将主力分西、中、东三路南进。
而蒋介石此时对我军战略意图毫无觉察。反认为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伤亡较重，难以再战，可能要北渡黄河“逃窜”。
刘伯承、邓小平将计就计，当日黄昏，以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的假象，以暂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5个纵队的少数兵力钳制敌人，掩护刘伯承、邓小平主力南进。
并以一部破击平流路，其中一路破路后由平流路西侧南进大别山。以分散迷惑敌人。部队动员时也严格保密，不暴露战略意图。
1947年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挺进大别山的预备命令。命令规定了三路开进的路线和目标，在命令的后面着重写明两点：一、暂归野战军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５个纵队，于鲁南、鲁西地区，寻机歼敌，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
二、为着迅速开展大别山根据地的开辟、重建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所组织的南征工作团，随中路野战军直属队和第二、第六纵队行动。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并全力保证他们安全。
接到命令后迅速准备，决定明天晚上开始行动。刘伯承一遍遍地校正了电报稿，然后才和邓小平、李达一同签署。
就这样，正当敌军迷惑不解之际，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兵分三路，突破了敌人未及完成的合围圈，告别依依不舍的鲁西人民，义无反顾地向大别山跃进。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相距千里，要纵穿河南省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可是前有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和敌人的守军，后有蒋介石的几十个旅穷追不舍，再加上天气炎热，部队连日作战已疲惫不堪。
而邓小平向指战员指出挺进大别山的目的意义，激励指战员一定要树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在战士中间开展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战胜困难。
他指示政治部，向部队发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号召，要求各级指战员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共同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
从11日夜起，横贯中原的大动脉陇海铁路，被刘邓大军的脚步声震动了。连续３天，各路部队大都没有遇到敌人像样的阻击。
偶然的枪响，也是几个被迫护路的国民党士兵逃跑时虚放的。不愿再受国民党军欺凌压榨的铁路员工，自动留下来，协助工兵破路，并为辎重部队过路铺设便道。一时火光触天，拉大炮的卡车“轰隆”声、大车轮子的“咕噜”声、步兵飞速的脚步声，响彻了原野。
刘伯承、邓小平走在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所率的第二、第六纵队中间。于13日晚，从民权至商丘间和虞城地区，越过陇海路。
烈日当顶，暑气蒸人。大军人马日夜浸泡在汗水、泥泞之中。刘伯承、邓小平多少次从因病掉队的战士身边经过，总是把身边极少的急救药品、水或者自己头上的草帽留给他们。
越过陇海路后，刘邓大军随即以第一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右路；第三纵队为左路；第二、第六纵队掩护中原局与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分别向大别山疾进。为了保密，刘邓大军每个部队都更换了代号，以参谋长的姓氏加村庄为代号，野直参谋长是李达，就叫李家庄，第一纵队参谋长是潘焱，就叫潘店，第二纵队参谋长是王蕴瑞，就叫王家园，第三纵队参谋长是曾绍山，就叫曾家庄，第六纵队参谋长是姚继鸣，就叫姚关屯。
刚开始跃进大别山时，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也没有进行动员。下面要是问了，就给他们讲，要打到敌人的地盘去，不能让敌人打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要去打碎它的坛坛罐罐。
也有人猜测，这次是要去延安，因为延安情况紧急，要去保卫毛主席。部队也没发地图，也没行军路线。
如果遇到老百姓问行进中的士兵：“从哪里来的？”第一天说是“从东边来的”。到了第二天，又变了一种说法，说是“从西边来的”，反正不能说是从北边来的。
同时，刘邓大军在行进中不断改变番号，如第三纵队改成了“曾家庄”，可能是个地名。下边的部队，今天是一支队，明天可能就是二支队了，还有的伪装成地方部队。
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刚开始的几天非常顺利，在中原广袤的原野上，没有遇到过一支国民党的正规军，民团等国民党地方武装，一击即溃，刘邓大军很快就跨过了陇海路，向敌人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
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在做着鲁西南会战的春秋大梦。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刘邓大军已经南下了，蒋介石却认为是他的大军压境，把刘伯承、邓小平吓跑了。因此他得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论，刘伯承、邓小平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战，只好向南“逃窜”。
蒋介石仅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结合地方团队至沙河布防，以主力罗广文兵团和刚从鲁中回援到达徐州附近的张淦兵团等部共12个旅为第一梯队；以王敬久部为第二梯队，先后尾追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另以4个旅在平汉路许昌、漯河等地侧击；以两个整编师及一个交警总队布防于柘城、鹿邑地区，企图围歼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于黄泛区。
17日，刘邓大军到达了黄泛区，黄泛区宽达20千米左右，一眼望去，茫茫一片，偶尔会看到一棵枯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太阳出来了，闷热的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升起，腐烂腥臭味扑鼻而来。最要命的是这些淤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一脚下去，深粘难拔，前脚走后脚陷，越使劲陷得越深，一不小心跌进了河水里，再站起来，浑身都是污泥，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发光。
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来到黄泛区后，立即手拄着棍子，脚踩齐膝深的污泥，冒着8月的酷暑和敌机的轰炸扫射，和所有的指战员在黄泛区共同跋涉。
在他们的带动下，战士们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踏着没膝的污泥，像“拔慢步”似地走一步，拔一步。
即使这样，还是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一会儿工夫污泥就漫到胸口了，战士们去救他，看着是干泥巴，没有水，脚踩在上面，像是走在木板桥上，一弹一弹的，陷在泥里的战士喊道：“不要过来，这里是泥潭！”其他战士就用几条绑腿连起来，扔给他，让他抓着拖了出来。
人还好办，一般都能拖出来，那些马和骡子就不行了，一陷进去就使劲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陷进去不见了。
慢慢地战士们就有了经验，发现不对劲，就赶紧仰面朝天地倒下去，增大着地面积，这样就不会沉下去了，慢慢地再爬出来。
最苦的是那些炮兵和汽车兵，汽车开进污泥里，就在原地吼着不动，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陷进了泥里，炮兵们就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一件扛着走。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扔掉了。
走了一夜，行程过20千米。其中15千米是黄泛区的积水区。天亮后，回头北望，一片汪洋，见到的村庄不见人烟，未倒塌的房屋只能看到屋顶，真是惨不忍睹。红军时期三过草地，还能见到青草，这个黄泛区内，什么青绿颜色都见不到。
在刘伯承、邓小平身先士卒的带头作用下，经过一夜一天的跋涉，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直趋沙河，并派出先遣队轻装疾进，先行收集部分船只。
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率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第二纵队、第六纵队及南下干部团一部，18日夜赶到了沙河。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搭好了浮桥，部队顺利通过。18日，第三纵队从旧县集渡过沙河，21日，第一纵队从祝湾等渡口全部渡过沙河。
19日，部队休整一天。
刘伯承指示各纵队：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要公开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各部队要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并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
20日，部队在“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加速向汝河急进。
到了这时，蒋介石才觉察出解放军并非“溃不成军，向南流窜”，而是有计划地战略行动，他急忙改变策略，调动部队，星夜兼程赶往汝河南岸，妄图与尾追刘邓大军的20个旅南北夹击，歼灭刘邓大军在汝河一带。
不过蒋介石明白得太晚了，已经不可能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拦截封锁，所以只好仓促布防。美军顾问组对蒋介石误判我军战略企图很感失望。
8月23日，第三纵队进抵淮河，第一、第二纵队已渡过汝河，分路继续南进。当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时，敌人整编第八十五师已占领汝南埠等渡口，堵住了去路，而尾追的敌人张淦部、罗广文兵团的3个整编师，又仅相距20余千米。
在这万分险恶的关头，刘伯承、邓小平肩并肩来到汝河前线。邓小平用一贯简练的语言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地打过去!”
刘伯承一改平时温儒的风格，提高嗓门坚定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从这里杀开一条血路，冲过去!”
他们命令部队从即时起，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飞机大炮、枪林弹雨，片刻不停，强渡汝河。
前线指挥员则命令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枚手榴弹都揭开盖，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并要求先头部队过后，沿途不留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样，至第二天下午，刘邓大军共有40000多人渡过了汝河。
到达集合地河南息县彭店后，邓小平告诉部队：“我们到大别山还有一条天险——淮河”。
淮河，是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一条最大的河系，由西向东贯穿于河南南部与安徽全境，是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途中的一道天然屏障。
8月，正值雨季，淮河水上涨，水流湍急，无桥又无船，而敌人追兵先头部队仅距15千米。
在指挥部里，刘伯承、邓小平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提议：“伯承、际春带司令部先行渡河，李达留下组织渡河，我在后组织部队阻击。”
“政委的话就是命令，我们分头行动吧!”刘伯承立即表示赞同。
刘伯承、邓小平握手分别后，刘伯承到了河边，跳上渡船，亲自用竹竿测量水深，又意外发现上游有人牵马过河，立即让人通知李达、邓小平组织部队徒涉。
天快亮时，河水又开始退潮，真是天赐良机，刘邓大军千军万马，立即开始徒步涉河。
8月27日，刘邓大军刚过完淮河，河水突然骤涨起来。敌军的大路追兵到了河边，看着刚刚远去的刘邓大军，只好“望河兴叹”了。
邓小平后来兴奋地说：“过淮河，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以前，从来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步过去，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真是天助我也！好多故事都是神奇得很。”
至27日，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已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任务，敌人的围追堵截计划全部破产。
这一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伯承、邓小平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邓小平用他特有的语气说：“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
刘邓大军坚守大别山
1947年8月27日，大别山人民终于盼来了刘邓大军。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
他在《指示》中要求各纵队：
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胜利。
邓小平在这个指示中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人民军队已经先后4次进出大别山。大别山这块红色老革命根据地是从大革命时期的黄麻起义建立起来的，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展成为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遥相呼应的鄂豫皖苏区。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在李先念等领导下，又重建了大别山抗日根据地。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大别山的人民生活在贫穷和悲伤中。很多房屋被敌人烧毁了。人们穿的是破衣烂衫，孩子头上长满了癞子，不少人长粗脖子，面带菜色。
他们搞不清这是什么队伍，用惊奇和恐惧的眼光注视着队伍开过去。问他们的话，都说不知道，有的人甚至跑进山林躲了起来。
部队到了宿营地，分给刘伯承、邓小平休息的是一间黑洞洞的窄小的房子。这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正煮稀饭。她自动盛了小半碗端给刘伯承，说：“喝口稀的吧！看，眼窝都塌下去了。唉！这么大年纪还当兵！”
刘伯承十分感动，一面接过那半碗稀饭，一面说：“老大娘，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回来了。”
老太太低着头叹了一口气说：“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啊！”
刘伯承、邓小平进入大别山地区后，立即分遣各部队迅速向预定地点实施展开。第三纵队在皖西，第二纵队和第一纵队在豫东南相继展开，第六纵队两个旅向鄂东挺进，解放了固始、光山、潢川、商城等11座县城。
要想让10多万军队在大别山扎下根来，可不是简单的展开的就行了。当时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还没到大别山，就被迫在黄泛区和几条河流之间扔掉、炸掉了一部分，但还是有许多人舍不得，千方百计地保留了几门。
到了大别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跑，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
没掉下去的，摔跤时是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大家说这叫“骑马跤”。一个晚上行军下来，没有人不摔跤的，许多人的屁股都墩肿了。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
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走亲戚了，路上就拎着，快到亲戚家了，才把鞋穿上。大别山的老百姓脚底下的工夫是从小练出来的。
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土地，也不觉得苦。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于是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部队一宿营，除了做饭，就是打草鞋。
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
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绳子粗细不一样，打好了，上下不平，新草鞋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
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
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身上背的10多双，到了晚上，就一双也不剩了。能有一双布鞋，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梦想。
除了行军问题，休息吃饭更是大问题。山上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蠓虫，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
北方人没见过水牛，那么大的身子，眼睛也很大，有的还以为是啥怪物，看见水牛就躲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它。
有个小鬼，到了一个村子，拐了一个墙角，一下子踩在水牛身上，水牛呼地站起来了，大眼睛盯着他，吓得小鬼扭头就跑，还哭了鼻子。
睡觉也很简单，将稻草铺在地上往里一钻连铺带盖都有了。不过南方蛇多，稻草里也有，这很让战士们头疼不已。
这些都是小事，虽然不习惯，但也能忍受，最受不了的就是吃饭。北方人是吃面食、小米、山药蛋的，几乎没人吃过什么大米。
从前不知道，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谁知道真吃上了大米，结果却是“盼大米，想大米，吃了大米光拉稀。”
对这些北方大汉来说，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吃了4碗大米饭，走不到半夜肚子就空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走不动。几天下来，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北方大汉就蔫了，脸色蜡黄蜡黄的。
这还是有吃的时候，后来没吃的了，就出去借粮。大别山老乡本来就穷，解放军要征粮，国民党军在大别山也要吃饭，特别是那些杂牌部队，纪律本来不严，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从一个村庄过一趟，整个村的鸡鸭猪鹅就都遭殃了。
就那么一点粮食，国共双方的军队拉来拉去，都得靠他们供应，大别山的老乡们受不了。粮食越来越少，部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八点钟左右吃一顿，下午四五点再吃一顿，许多部队一整天没吃饭，也是常事。
很多时候，大米找不到，只找到些稻谷，北方人也不懂，就是懂了也来不及，要赶着行军，来不及把稻壳去掉，一袋子稻谷倒在大锅里，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盛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有的食道都被划破了，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还得硬着头皮吃，一边吐着血一边吃着。
在这种情况下，生病的当然很多，大多都是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
可又有什么办法？部队缺医少药，医疗条件也不好。就是打仗负伤了，给伤员洗伤口，也只能用盐水，俗话说，在伤口上撒盐，疼痛可想而知。
药品都是靠打仗缴获来补充，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有时有的重伤员，没办法抢救，只能在他跟前放些干粮、银元，让他自己找条活路。
拉肚子就更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了，只能靠自己硬撑着，说来也怪，大部分战士都撑过来，后来有的同志都习惯了，再吃稻谷也没事了。
不过，随着冬天的到来，冬衣成了主要问题。这天，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
指出：
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很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
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1／3，多至一半。
以痢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也有影响。
经过不断注意，现已会吃大米，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
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镇，土顽均被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就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号一定加多。
我们现以第三纵队全部在皖西作战，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7个旅，如马上分3个旅到路西，则不易歼敌，故决心就现地基本区调动敌人打一仗，或先将黄梅、广济、浠水、蕲春等城之土顽歼灭后，再以主力出平汉。如需要配合陈赓行动，也可于解决冬衣后，即出平汉线。
在刘伯承、邓小平这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病员“占1／3，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
党中央接到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后，指示晋冀豫军区千里送寒衣。但由于敌人已先后调集33个旅的兵力进到大别山企图与我决一死战，因此很多部队并没有穿上这些棉衣。
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一面向中央报告情况，一面部署部分部队开到山南富庶地区寻机歼灭敌人，筹措布匹，人人动手自制冬衣。
艰苦的大别山生活，让个别部队出现了纪律松弛的情况。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等现象。
为了更好地立足大别山，1947年9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战军司令部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
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
在这次会议上，首长们在会议上宣布了3条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让政治部立即派人到各个部队去传达。经过整顿，刘邓大军焕然一新。
9月初，尾追刘邓大军的敌23个旅先后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敌人来势凶猛，妄图趁刘伯承、邓小平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把他们消灭或赶出大别山。
邓小平和刘伯承对大别山周围敌人的兵力状况进行了分析，针对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决定避开白崇禧的桂军主力，先打较弱的滇军。
9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集中第一、第二两个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一个旅，在豫南商城县城以北的河凤集地区向国民党第五十八师发动了进攻。
这一仗，由于部队战士大部是北方人，不熟悉山地，水田作战，所以未能达到有效歼敌的目的，但却调动了敌其他部队的回援。
9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集中上次参战部队在商城以西歼敌一个团，并继续引敌来援。接着，又以第一、第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一个旅，于9月25日在豫南光山县城附近打了第三仗，击退了敌东援部队的进攻。
这3次作战，将敌人的全部机动兵力调到大别山北麓，保障了第三、第六纵队在鄂东、皖西地区顺利展开。到9月底，先后解放23座县城，初步打开局面。
在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邓小平看到，部队虽然打了一些胜仗，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如部队情绪低落，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不足，打仗顾虑重重，在商城、光山地区的3次作战，打得都不够理想，没有达到全歼敌人的预期目的等。
根据这种情况，邓小平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及时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和纪律松弛现象。
9月27日，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在豫南光山县王大湾召开。会上，邓小平组织学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实行战略进攻的有关指示。
他在会上作的报告中首先分析了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的严峻形势及艰巨任务，总结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他严厉地指出：“至今，我们仍然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只看到局部的困难，而看不到全国战局的变化，甚至不敢积极主动歼灭敌人，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丧失信心，思想上存在着右倾情绪。有些指挥员打起仗来，左顾右盼，顾虑重重，走起路来像小脚女人一样迟缓，错过了歼敌的好机会。”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平时虽很严肃，不苟言笑，但很少板着面孔训人，像今天这样如此严厉的批评更是不多见。所以，仅从邓小平讲话的语气和表情上，大家已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感。
邓小平要求：“越是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战士们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要教育干部、战士，对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想办法积极主动地克服困难”。
在讲到如何解决目前部队纪律松弛的问题时，他要求所有高级指挥员都必须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问题。
会议结束后，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对右倾思想和纪律松弛现象展开了批评和斗争，这对广大干部战士触动很大，全军指战员逐步树立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勇气与信心。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刘邓大军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要求，开始了边行军，边土改，分浮财，打土豪的运动，大别山区的土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纲领，把土改工作作为一项法律固定下来了。
毛泽东在以后也接连撰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章，都强调新解放区要同老解放区一样进行土地改革。
但他对在新区能否顺利建立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也心存疑虑，刘伯承、邓小平刚到大别山不久，他就给野战军司令部发来电报，询问新区是否可以用保甲长筹粮筹草。
刘伯承、邓小平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找了一部分熟悉大别山情况的领导同志去征求意见。
鄂豫皖苏区领导段君毅发表意见说：“用保甲长筹粮筹草，好的一面是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但大别山是我们几进几出的地方，国民党靠保甲长，解放军来了也找保甲长办事，群众会怎么看我们？”
还有一位负责同志也明确表示反对，还向大家传达了华北土改的经验，倾向于仍旧贯彻华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办法来发动群众。
刘伯承、邓小平回电毛泽东，决定在大别山不依靠保甲长、地主土豪，坚持“依靠贫雇农，巩固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阶级路线。
为了尽快发动起群众，在新区扎下根来，各地都搞了打土豪分浮财，有的地方，三下五去二把田也分了。这当然是一片热心，要让广大农民得到利益。
可是，随着敌人主力一到，地方豪绅像雨后的蚯蚓，钻出地面活动起来，威吓分了他们田地浮财的人说：“慢着高兴，看我叫你们吃了草鱼吐鲤鱼！”
于是，分得土地的，连忙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木牌牌从田坎上拔掉，分得东西的人，悄悄送还去了。
事实证明，局势尚未稳定的新区，搞急性土改分浮财，不仅行不通，由于过早地分散了社会财富，对支援战争也不利。
对就大别山土改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很快就有所觉察，并随时注意纠正。对各个新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大别山土改的“左”的倾向，党中央逐步有所察觉。
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致电邓小平，从新区情况、群众觉悟程度等方面详细询问新区土改情况。
邓小平在接到毛泽东询问新区土改的电报后，于1948年1月15日和1月22日连续向中央发出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区土改的经验教训，其中关于要根据新区特点区分两种区域实行土改的思想尤为重要。
邓小平提出，大别山有1200万人口，可分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不能急于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党中央收到邓小平电报后，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长电，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政策：1、土改不能性急，大体用3年时间完成；2、新区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地主阶级土地；3、应区分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能久占的地区，可进行土改；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还不能进行土改，应该先向群众做宣传。
2月6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发给邓小平，“请小平分析比较电复。”
2月8日，邓小平复电党中央和毛泽东。
他在电报中对大别山土改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明确提出了新区建设的方针政策：一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团结90％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或暂时中立的人；二是，区分巩固区、游击区的不同政策；三是，禁止乱杀人；
四是，注意工商政策。在注意事项中，他还特别指出：暂时不斗富农不分底财。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复电中还讲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应该保留，不予没收。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立即转发各区，并加上批语：“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这样，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挥下，刘邓大军在大别山中逐渐扎下了根。这时，要考虑打仗的问题了。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远在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极为关注，对大别山的险恶环境，毛泽东也是有顾虑的。
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时，毛泽东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刘邓大军必须得打几场像样的大仗。大别山的群众之所以不敢公开接触解放军，他们最大的疑虑就是解放军能否立足生根。随着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向大别山开来，他们的疑虑也越来越重。
解放军到处宣传决不再走，要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说归说，做归做，群众不亲眼看到解放军打几场大仗，打击一下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另外，为鼓舞部队士气，也有必要打几仗。
l0月初，蒋介石集结大别山北麓的7个整编师的兵力，对光山、新县的刘伯承、邓小平部队进行合围。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机动灵活地运动歼敌。至10月27日，共歼敌军12000余，缴获大炮、机枪等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进入大别山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至11月，刘邓大军在两个月中，共歼敌30000人，解放县城24座，并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创建了鄂豫解放区，对国民党的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迫使国民党军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的敌军很快增加至20万人。
大别山中心区回旋余地狭窄，不便于兵团机动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向敌人包围圈外实施战略展开。12月，刘伯承率总部机关和一部分部队跳出包围圈，转入外线。
邓小平率留下的部队留在大别山与强大的敌军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邓小平根据大别山区的地理、地貌和敌人围攻的特点，确定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寻机歼灭敌人小部的斗争策略。
他率领短小精悍的前方指挥部和刘伯承临行前留给他的警卫团与数倍的敌人周旋在大别山上，他和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踏冰卧雪，与群众一起忍饥挨饿，共渡难关。
寒冬腊月，年轻人都不耐其寒，邓小平和所有的指战员一样，穿着单薄的自制布棉袄。
行军时，他在泥水中行进，宿营时，他点着松明在研究敌情和工作。外面天气冷，室内比外面还要阴冷。警卫员拿点稻草想给首长们烧堆火烤烤手。
邓小平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
邓小平知道，大别山穷，大别山的人民更穷，他不忍心动用群众的一草一木。
面对大别山区的艰难环境，邓小平首先考虑的还是全局。当时，中央军委为缓解大别山的严重局面，命令粟裕率4个纵队南下，与陈赓兵团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以吸引调动一部分敌人出大别山，减轻大别山的压力。
邓小平知道后，立即复电表示，再牺牲再艰苦也要坚持住，不能分散兄弟部队的力量。
他对同志们说：我们多背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1948年春节刚过，邓小平便与李先念、李达等同志由安徽金寨翻山越岭，来到河南新县。对于新县的工作，邓小平一直很关心，并倾注了不少心血。
进入大别山后，他曾两次到新县，亲自部署和指导各项工作。这次是邓小平第三次到新县。当他看到在他离开新县的这段时间里，鄂豫地委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全部配齐，工作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各项工作纳入正轨，分区部队发展到3个团，他十分高兴。
遂召集地委全体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形势和大别山区形势的报告》。小小的会场挤得满满的，几十个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干部被邓小平那深刻、精辟的分析紧紧地吸引住了。
过去，他们只看到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区的猖狂进攻。只看到敌众我寡，力量薄弱的不利条件，感到形势紧张，困难重重。
听了邓小平的报告，他们的视野一下子由大别山扩展到了全国。他们了解到，敌人的进攻虽然气势汹汹，但那只是防御性的进攻，是临死前的狂吠，我们的面前虽然仍有不少困难，但等待我们的是胜利和希望。
刘邓大军经过两个月的内外线配合作战，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地区的“重点清剿”，创建了桐柏、江汉、皖西解放区。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同相继南下的陈毅、粟裕、陈赓两路大军在中原地区成“品”字形阵势，牵制和吸引了敌军南线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1948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率主力转出大别山，与刘伯承汇合，进行外线作战。
5月9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
同时决定再建中原军区，将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和陈赓兵团改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军区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领导豫西、鄂豫、豫皖苏、桐柏等7个区党委。
邓小平率中原局机关移至豫西宝丰县赵营、北张庄等地。在那里指挥中原人民的解放战争。
从1948年2月7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协同作战，相继取得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的胜利，共歼敌正规军17万余人，地方团队10万余人，攻克了敌人的许多中心城市，包括坚固设防的洛阳、开封、襄阳等重要城市，粉碎了中原敌人的防御体系，解放了河南大片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