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刘伯承、邓小平站在一只稍大的木船上,一分一秒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进攻时刻。

夜间21时整,一声令下等待已久的战船,像离弦的箭,浩浩****地向南岸疾驶而去。

突然,两架敌机由东向西飞来,一路抛下许多照明弹,河对岸的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木船,疯狂地向河中心扫射。霎时,我军的大炮怒吼起来,一发发炮弹在敌阵地上开花。

“首长,隐蔽!”警卫员紧张地向刘伯承、邓小平喊道。

“小鬼,不怕,这是敌人的侦察机。”经验丰富的刘伯承一面说着,一面若无其事地望着天空。

邓小平幽默地说:“老蒋怕我们过河寂寞,特意给我们点天灯来了。”

此时,对于刘伯承、邓小平来说,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几个月来,为了今晚这个不寻常的行动,为了和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进行较量,他们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术,让太行、冀南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动攻势,让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实施佯攻,以转移敌人视线。

而刘伯承、邓小平则指挥12万大军主力秘密集结,为渡河紧张准备。就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河之际,晕头转向的国民党,还煞有介事地发表电评,说刘伯承、邓小平南进受挫,已被迫西窜。

“轰、轰……”,南岸的敌人开始了疯狂的还击,一发炮弹落在离指挥船不远的河水中,蹿起一道几米高的水柱。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加速前进。有的船工受了伤,包扎一下继续摇橹撑船,72岁的马金安、60岁的罗传喜等老船工,在子弹横飞中来回摆渡,别人再三劝说也不休息。他们高喊着:“打过河南岸,消灭蒋匪帮!”渡河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和先期渡河部队的接应下,300艘船齐发,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突破蒋介石谓之天险的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并在河南岸建立了强大的滩头阵地。

经过一日两夜的英勇奋战,刘伯承、邓小平12万大军全部渡过黄河天险,蒋介石号称可抵40万大军的150千米黄河防线土崩瓦解了。

7月4日夜,指挥部撤离驻地,过河南下。行前邓小平亲手将一个军用小木箱送给房东孔月仙作为纪念,说:“我叫邓小平,那个戴眼镜的大个子叫刘伯承。”

然后,刘伯承、邓小平从孙口渡乘“爱国号”大船渡过黄河,并下令嘉奖给予无私支援的老区人民。老区人民以此为荣,为孙口渡取名“将军渡”。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自吹能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一夜之间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这是蒋介石及其美国顾问没有料到的。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的消息,像一枚重型炸弹,在国民党老巢南京轰然炸开了。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边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一边惊讶地说:“这简直是神话,简直像当年法国失守‘马其诺防线’!”

司徒雷登气呼呼地责问蒋介石:“美国政府每月向你们提供3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给你们运送最先进的军械设备,这一切竟保不住一道‘黄河天险’,可见国军力量日见衰微。”

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从来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强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

7月7日,蒋介石急忙宣布全国实行“戡乱”总动员,并坐专机匆匆抵达郑州,调兵遣将,提出了趁刘伯承、邓小平主力立足未稳,将其逐回黄河以北或就地消灭的计划。

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李宝奇在日记中写道:“余月来最担心之情况,今日出现!”

鲁西南战役打响

刘伯承、邓小平部队以突破对围攻,击敌之弱,捅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蒋介石为堵上缺口,修补“黄河战略”,急忙调兵遣将,从豫北、豫皖苏抽调大军,从山东战场调王敬久统一指挥,分东西两路向北钳击,企图逼迫刘伯承、邓小平背水作战,或将刘伯承、邓小平逼退回黄河北岸。

面对危局,刘伯承毫不示弱地说:“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邓小平则借古喻今:“我们绝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为着人民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

于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适时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这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正集中在山东和陕北两翼作“重点进攻”,鲁西南及其附近的国民党军队均处于防御态势,妄图以黄河天险阻止刘邓大军南进。

从开封至东阿的250千米黄河防线,仅有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之整编第五十五师、第六十八师共6个旅,结合地方团队防守。

鲁西南外围的情况是:东面,国民党第二十绥靖区两个旅防守东阿至长清一线,第七十师两个旅位于嘉祥一带机动;南面,豫苏地区有国民党军队4个半旅;西面,豫北地区有王仲廉兵团9个半旅。

由此可见,尽管国民党军队在鲁西南地区河防薄弱,战斗力不强,但邻近地区尚有一定的机动兵力。一旦遇到强大攻势,黄河正面国民党守军能够迅速地收缩,并可能从豫北、豫皖苏等地抽兵来援。因此,要夺取鲁西南作战的胜利并非易事。

7月1日,左翼第一纵队及晋冀鲁豫军区独一旅将敌整编地五十五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包围于郓城;右翼第二纵队、第六纵队及跟进的第三纵队,前出到皇姑庵地区。

这时,由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以及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的两个兵团,正分别向费县、枣庄地区和泰安、大汶口地区挺进,形成了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夹运河东西呼应作战的态势。

刘邓大军的上述行动,严重威胁着进攻山东之敌的左翼和后方。

国民党军统帅部为堵住鲁西南这一缺口,拱卫战略要地徐州、郑州;一面令刘汝明部死守菏泽、郓城,一面调兵遣将。

蒋介石这样的部署,是刘伯承、邓小平预料之中的事。因此,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将计就计,迎合蒋介石、王敬久的军事意图,用“攻其一点,诱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打击敌人。

我军的具体部署是:以第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围攻郓城,诱敌北上来援;令第二纵队、第六纵队南进百余千米,插至敌之纵深,直取曹县、定陶,啃掉其西路军;第三纵队于敌人之两钳之间,进至定陶以东的冉集、汶上集地区待机行动。

根据部署,收复郓城是首要任务。刘邓大军没有过黄河之前,国民党的部队占据了郓城县城等重要据点,我们的地方武装转入地下打游击,形势严峻,条件艰苦。

当时,最嚣张的是国民党的还乡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气焰嚣张,经常追着我们打,我们的地方武装日子最难过。

渡河后,我军以每小时12千米以上速度的强行军,直扑蒋军“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郓城。蒋军郑州第四绥区司令官刘汝明急电驻守郓城的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福霖,命其采取重点防御战术,告诉他说:“只要集中固守郓城,就没有问题。”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迅速扫清了郓城县城的外围之敌,将郓城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驻守郓城县城的敌第五十五师的两个旅已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

郓城县城很小,城墙又高又厚,呈圆形,从城南至城北也就1000米,共有东西南北4个城门。郓城县城虽然很小,但战略位置却很重要。

当年日本人在这里苦心经营了多年,修筑了不少的碉堡。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师主力占领郓城,并把郓城作为巩固鲁西南黄河防线的战略要地,他们抓民工,加固城垣,增筑工事,使得郓城县城的防御更加坚固。

郓城县城城墙高约7米,宽3米,城墙外有宽三五米的壕沟,壕沟外设有鹿砦,重点地段设有三五道,并有两道铁丝网和地雷区。

城4个门内外、上下两侧筑有明暗碉堡,敌人可以依托工事,组成直射、斜射、侧射、屈射和明暗火力相交叉的严密火力网。城内则依托建筑物、地堡群和多层射孔,实施多层防御,形成了完整的防御网。

郓城城内驻有敌第五十五师师部及其第二十九旅、第七十四旅,共计20000余人。敌军的武器装备均优于我军,并有徐州方面的空中支援。

郓城攻坚战是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第一仗,作为鲁西南战役的开端,这一仗充分体现了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指挥艺术。刘伯承、邓小平迅速制订了“攻打郓城,诱敌增援,全部歼灭”的作战计划。

根据作战计划,攻打郓城必须掌握好火候。打早了,歼灭了郓城守敌,敌人的援军就不敢来了;打晚了,敌人援兵赶到,就会使我军腹背受敌,陷入被动。

1947年7月7日天刚亮,刘伯承、邓小平接到了侦察部队的报告,敌军第三十二师、第六十六师开始增援,他们立即命令打电话给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

杨勇原名杨世峻,是我党闻名的“三杨”之一。1912年10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小商人家庭,从童年时代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

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获得了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在长征途中,杨勇率领第十团与兄弟部队一道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

抗日战争中,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在战斗中,杨勇负伤仍坚持指挥部队直至战斗取得胜利。

解放战争开始后,杨勇率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等战役。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率部与兄弟部队并肩战斗,七战鲁西南,歼敌15万,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线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从晋察冀热辽区归建的第一纵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率军跟随着刘伯承、邓小平千里跃进大别山。

杨勇总是率军冲锋在前,因此,刘伯承、邓小平非常器重,这攻打郓城的鲁西南第一仗就交给了他。

接通电话后,邓小平带着询问的口气说:“顾祝同已经按我们的意见办了,你可以动手了。3天时间能不能把郓城拿下来?”

杨勇司令员早就计划着不用一天的时间攻下郓城,但为防万一,他还是留有余地地表态:“首长请放心,两天就够了。”

当时攻城部队主力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一纵队,纵队指挥部就设在城南的陈路口村,我们的战勤指挥部则设在城南的夏庄。

攻城部队在城西南角的高粱地开挖战沟,一直挖到城外的壕沟,以便于接近城墙。

当晚20时,杨勇司令员一声令下,3枚红色信号弹刚一腾空,我军100多门火炮同时发出怒吼,一排排、一串串炮弹,呼啸着划破夜空,飞向敌军的阵地。敌军城门、城墙上下的碉堡、工事,顿时砖石横飞,硝烟弥漫。

城内的一些目标也被击中,升起了一个个烟柱。炮弹的爆炸闪光和城内一些房屋燃起的火光交织在一起,把天空照得通明。

第一纵队第二十旅八团第一营率先向南城门的守敌发起进攻。负责主攻西门的是第一纵队第一旅,他们并没有急着进攻,而是利用先前开挖的战沟,打开了一条进攻的通道。旅长杨俊生命令炮兵向西门南侧的城墙发炮,随着山炮、榴弹炮的爆炸声,城墙被炸开了10米左右的口子,缺口附近的地堡也被摧毁。

指挥战斗的旅参谋长请示杨俊生旅长:“是否可以发起进攻?”

杨俊生说,“火候还不到。”

杨俊生命令爆破组用300千克的炸药继续轰炸城墙,最终炸出了一个30多米的豁口。利用这个豁口,我军攻入了郓城县城。

8日晚,郓城残敌彻底被肃清。此时,徐州剿总奉蒋介石之命派一架飞机飞抵郓城上空了解情况,看到大势已去,飞机在郓城上空盘旋一圈后无奈而去。

郓城战役历时9个小时,歼敌13000余人,消灭敌军一个师部和两个旅,俘敌中将副师长理亚明以下官兵10000多人。

杨勇率第一纵队仅用一夜时间全歼守敌国民党军10000余人,创造了一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为发起鲁西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军区首长通令嘉奖,荣立大功。

刘伯承、邓小平在给第一纵队的通令中指出:“你们以坚决果敢的动作,歼灭了固守郓城之敌,收复郓城,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旅的光辉先例,争取了野战军大反攻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7月1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贺电中,称郓城攻坚战为“伟大的胜利。”为了庆祝郓城解放,人民政府后来把战斗最激烈、位于城南门的老油坊街,改名胜利街。

拿下郓城的同时,我军在1947年7月5日拂晓,我军突然包围了定陶城。

7月10日,晚20时5分,一枚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攻城战斗就要打响了。经过一夜的激战,我军全歼定陶守敌4300余人。

不过,在这次战斗中,英雄模范王克勤英勇捐躯。王克勤作战勇敢,战绩显著,9次立功,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他一人歼敌232名,俘敌14名,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员”。

1946年12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以《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为题的社论,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他的“三大互助”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王克勤英勇牺牲的不幸消息上报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后,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感到十分悲痛,刘伯承捶着桌子说:“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

刘伯承的意思十分明了,定陶之战虽然消灭敌人一个旅,但却倒下我一个全军的“旗手”,可惜啊!他拿来纸、笔,亲自撰写了一份唁电,以他和邓小平的名义,拍发到了第六纵队司令部。

王克勤的牺牲在晋冀鲁豫边区人民中也引起巨大反响。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代表边区几千万人民,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痛悼英雄王克勤。

消息传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延安军民也相继组织了一系列悼念王克勤烈士的活动,《解放日报》还专门刊登了李直作词、铁民作曲的悼念歌曲《展开王克勤运动》,歌曲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广大解放区军民中得到广泛传唱。

定陶解放后,曹县守敌保安旅闻讯逃跑。至此,敌西路军被击溃。这样,我军就开辟了北起黄河边的郓城、鄄城,南达曹县的广阔战场,摆脱了可能背水作战的局面,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

鲁西南战役大获全胜

刘邓大军发起的鲁西南战役,取得了预期效果,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但是,面对日益迫近的国民党军援兵,刘伯承、邓小平必须尽快啃下第六十六师这块硬骨头,才能避免被敌人包围。

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决心采取解放军最为擅长的围点打援战法,以一部继续围困羊山集之敌,集中主力先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尔后再攻羊山集。

按照这个计划,阻击部队先在万福河北岸坚守防御,给敌一定杀伤后,从正面放开一个缺口,诱使第十九旅渡过万福河,然后切断其与第五十八师的联系,于运动中将其歼灭于野外。

具体部署如下:第二纵队第四旅和独一旅在袁庄以西占领阵地。第三纵队除以第八旅和第九旅一部继续围困羊山之敌外,以第九旅第二十五团位于刘庄、韩庄正面迎敌,第二十七团位于左翼杨庄、徐楼地区待命出击。第七旅进至张庄、陈庄集结,准备适时投入战斗。

解放军的口袋已经张开,就等国民党军钻进来。1947年7月21日凌晨,解放军阻击部队按计划从正面放开一个缺口,国民党军进占北岸桑园等地区,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北进的“曙光”。

第二天,敌第五十八师由西向东,将各旅一字摆开,同时齐头并进。敌第五九六团以较强的炮火掩护部队沿公路两侧迅速运动,于16时接近韩楼以南,分两路发起攻击,以主力突破我第二十五团九连前哨排阵地,第二十五团第三营八连从正面实施反冲击,七连从右侧迂回,将阵地恢复。

第五九六团另一路进攻第二营阵地不成,前进受阻。我第二十五团适时组织反击,歼灭敌人一部并击毙敌团长王鸿诏。

此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国民党军坦克运动不便、炮兵选择和占领阵地都很困难,陷入前后协同不易,前卫孤立的态势。

第九旅抓住这一战机,组织第二十五团主力趁其立足未稳向两侧进攻,第二十六团、第二十七团从侧后出击,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歼灭第五九六团大部,第二十七团炸毁坦克两辆。

第七旅主力多路出击,将一九九旅主力分割包围在杨楼以北地区。第二纵队和独一旅也适时从西侧出击。第一九九旅被四面穿插割裂,陷入整体性崩溃,敌旅长王仕翘和副旅长柯竹各带两名勤务兵乘着夜暗逃跑。

我解放军各部队成多路追歼、搜捕、截击溃散的国民党军,第一九九旅就此全军覆灭。仅有第五九六团七连连长姚辉祯带着一个排长和两名士兵拼死进入羊山集,算是终于完成了“增援”任务。

接下来的两天,敌第五十八师又组织了几次进攻,都被第九旅阻击在李庄、杨庄一线。金乡方向解围羊山集的努力,宣告彻底失败,王敬久已是无计可施。最后只得命令兵团榴弹炮营向羊山外围进行盲目射击。

第二兵团从东面增援的行动破灭了,从西面赶来的敌第四兵团更糟。第四兵团和第二兵团一样,都是在刘邓大军南渡之后临时组建的,由原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任司令官。

7月20日,王仲廉率部经曹县、成武向羊山集方向推进。王仲廉在豫北作战时就屡遭解放军重创,此次奉命东进,更加小心谨慎,唯恐中了我军的围点打援。

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第六十六师深陷绝境,覆灭几成定局,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蒋介石再没有别的办法,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祈祷上帝保佑。

不过,敌人着急,我军也着急。羊山集的战事已经持续了10天,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第六十六师打成胶着相持状态。同时,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进攻济宁也没有能够成功。

毛泽东考虑到为了确保和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战略主动权,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于23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对军事部署提出建议:刘伯承、邓小平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刘伯承、邓小平认为如果不把第六十六师消灭,不仅会骄纵了敌人,挫伤部队的士气,还会给接下来跃进大别山的行动留下祸患。决定尽快解决第六十六师,尔后再向南跃进。

1947年7月23日,天似乎被炮火轰塌了,大雨不停,肆虐的风疯了似的东冲西撞,呜呜地呼啸着。

刘伯承驱车来到前线。他的衣服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雨水顺着腿往下流。陈再道、陈锡联面对刘伯承站着,彼此离得很近。

刘伯承摔掉帽子。这是他不常有的动作。“仗打得太蠢!太蠢了!”刘伯承头顶上那道伤疤由于动怒而泛着紫红色的光,嘴唇被冷雨激得没了一点血色。

“不管你是多么高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向你立正,但是你没有权力让哪怕是一个士兵做无谓的牺牲!歼敌3000,自损800。一个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3000之责,也要负自损800之责,不能随便死一个人!”

刘伯承转过身,面对窗外“哗哗”的大雨,宽而厚的脊背急剧地颤抖着。

在长期战争中,刘伯承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曾看见他面对黑色的死亡数字默默不语地低着头,半晌一动不动。

“司令员,仗没打好,责任在我。”陈再道说。

陈锡联赶忙说:“第三纵队担任总攻,打羊山我是总指挥。司令员,处分我吧!”

刘伯承转过身,喘息仍不平静。

陈再道面带愧色:“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轻敌。连打了几个胜仗,开始麻痹大意了,对敌人的防御能力估计过低,对敌情侦察得不详细。第一次攻击,第五旅报告说攻下了‘羊尾’。天黑,对地形不熟悉,其实只占了几个小包,并没有真正占领‘羊尾’。听到‘羊尾’攻下了,就让第四旅向羊山集攻击。结果天亮后敌人居高临下,用火力向我反击,部队队形密集,遭到炮火杀伤……”

陈锡联接上说:“我们第三纵队过黄河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参战。兄弟部队攻郓城、拿定陶、打六营集,更挑起了我们急于求战的情绪。士气高本来是好事,但忽视了潜伏着的急躁、蛮干情绪,对敌情的侦察不够细致,工事做得也不够坚固……”

“就凭硬冲了,是不是?”刘伯承太阳穴上的青筋暴得老高,还想说什么,眼光落在陈锡联的脸上。

陈锡联比几天前瘦了一大圈儿,胡子像一蓬乱草,双眼布满了血丝;而陈再道一身泥水,赤着脚,裤腿高高挽起,两条细长的泥腿上布满伤疤……雷电在屋脊上炸响。刘伯承摘下眼镜,擦着上面的雨水。“几天没睡觉了?”刘伯承戴上眼镜,语气显然缓和了许多。“越是胜利,越要细心谨慎。打了半辈子仗,应该认识战争了。”

说到这里,刘伯承话锋一转,轻声问道:“怎么样?羊山还打不打?”

陈锡联肩膀一颤,陈再道猛地抬起头,几乎同时喊道:“打!当然打!”

刘伯承一边递过军委的电报一边说:“中央正在陕北召开会议,对我们挺进大别山,实行中央突破,打到外线去,又有了进一步的部署。蒋介石让我们打急眼了,19日到了开封,扬言要在巨、金、鱼跟我们会战。现在有5个整编师、30个旅正朝鲁西南运动。你们看,迅速攻下羊山有把握没有?”

陈再道说:“蒋介石调的援军还在路上,就近的金乡之敌已没有再支援第六十六师的力量。我看迅速拿下羊山有把握。”

陈锡联说:“宋瑞珂的第六十六师确实有战斗力,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已被围了10天,兵源、粮源、武器弹药的来源全被我们切断,这几天的激战消耗又这么大,如果我们再做仔细侦察,重新调整进攻部署,全歼第六十六师没有问题。”

刘伯承在地图前一边沉思一边说:“吃掉了第六十六师,我们又可以甩掉一个围追的包袱,减轻挺进大别山的负担……”

想到这里,刘伯承大声说:“那就打!把野战军司令部的榴炮营、第一纵队的炮兵团都调给你们。你们要认真侦察,而后研究个方案报总指挥部。等天一放晴,就发起总攻!”

刘伯承随后询问他们到前沿查看了地形没有,两人如实回答说没有。

刘伯承说:“这怎么行呢!越是胜利就越要细心谨慎,不能疏忽大意,更不能急躁。你们要亲自到前沿察看地形,了解一下为什么攻不下来,和下面的指战员研究如何打法。总之,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把羊山集之敌歼灭。”

第二天,陈再道和陈锡联遵照刘伯承的指示,率领旅、团级干部沿着交通壕详细观察地形,了解敌情。并召开干部战士座谈会进行动员,研究打法,分析前面攻击受挫的原因。

大家都认为数次攻击不能奏效,主要原因是没有集中兵力火力夺取制高点,结果几次打进去都被敌火力压制,立不住脚被迫退出。只要拿下了羊身,就能迅速消灭第六十六师。

陈锡联基于夺取制高点羊身这个关键,重新调整了攻击部署:集中7个旅的优势兵力,分割围歼羊山守军。以第七旅主力和第六纵队第六旅为主攻部队,由北向南攻击,置重点于夺取羊身,控制整个制高点,尔后分别向东向西攻击羊山集,野战军司令部榴弹炮营和第一纵队炮兵团主要加强此方向;第八旅第二十四团协同第二十团攻羊头,主力位羊山集以东以南布阵,捕捉突围之敌,并相机攻镇;第九旅阻击北援之敌,并在江庄、后刘庄方向相机攻镇。第四旅在杜庄阻援并截击残敌,第五旅由羊尾向东攻击羊身,第六旅由羊山集西面向东攻击。

陈锡联回到指挥所把看地形的情况和重新调整部署的设想用电话向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作了汇报。李达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后回电话说同意他的部署。各参战部队即按新的作战部署进行最后攻击前的准备。

原定于7月26日黄昏发起总攻。不料中午大雨倾盆,一直下至傍晚,壕沟里灌满了雨水,掩体工事被冲垮,总攻计划无法实施,只好寄希望于次日天晴。

第二天早晨,天遂人愿,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解放军上下一片欢腾,战士们欣喜地对着太阳狂欢呐喊。

1947年7月27日下午,羊山集前线出奇的平静。“今天下午对方为啥不进攻啦?”宋瑞珂感到有些异常地问。突然,宋瑞珂仿佛意识到什么,大惊失色地吼道,“陈再道要动手了。”

宋瑞珂话音刚落,羊山集四周炮声隆隆,一发炮弹穿进指挥所里咝咝冒烟,宋瑞珂和郭雨林急忙跑出门外。此时,羊山集外,解放军发动总攻。第七旅直逼羊山、第五旅从“羊尾”发起攻击……18时30分,解放军开始向羊山集发起总攻。榴弹炮、野炮、山炮和迫击炮向羊山山头不停地轰击,整个羊山炮声雷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指战员们随着炮火伸延,猛虎般向羊山主峰和羊山集大街冲击。各个方向都打开了突破口,部队不断向纵深推进,将第六十六师分割包围。

整整一夜,羊山集火光通明,杀声震天。一个晚上打退国民党军营连规模的反扑10余次,巩固了阵地。第八旅第二十四团协同第七旅第二十团攻下羊头,并继续向镇内东部发展进攻。

守备东大街的1000余国民党军向东突围,被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俘获。第五旅占领羊尾打退守军多次反击。第六旅的3个团同时投入战斗。

第十六团、第十七团由羊山集西北实施突击,第十八团沿羊山集街道及其南侧向东突击。经过一夜战斗,羊山全部和羊山集部分地区被解放军占领,第六十六师仍然依托镇子的部分房屋、院落继续抵抗。

至7月28日中午12时,羊山集战斗以解放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此役,我军全歼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整编第六十六师。

至此,王敬久的东路军被解放军各个击破,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包括收复郓城之战、攻克定陶之战、六营集大捷、羊山集外围战、羊山集攻坚战等,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9个半旅,计56000人,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鲁西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纵队南路兵团、第三、八、十纵北路兵团5个纵队,在津浦线发动攻势,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的作战。

鲁西南战役,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之战。鲁西南战役的主要经验,是我军紧紧抓住并利用敌人逐批来援的弱点,组织连续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援之敌。

我军突破黄河后,乘着援敌王敬久兵团尚在陇海路附近集结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迅速攻克郓城、定陶、收复曹县,开辟了歼敌的有利战场。

在王敬久兵团北援时,又乘着第二批援敌王仲廉兵团徘徊于兰封、定陶间的有利时机,抓住王敬久兵团部署上的弱点,迅速集中兵力,先打六营集,再打金乡北援之敌,然后从容攻击中间的羊山集,从而各个歼灭了王敬久兵团的3个整编师。

鲁西南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打乱了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战略部署,有力地支援陕北、山东解放区军民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改变了我军的战局;也为实现党中央把战争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发展中原战局奠定了前进的基础。

羊山集之战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所经历的最残酷、最激烈的战斗,第六十六师能够于山地防御战中坚持两个星期,这在国共交战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羊山集战斗的胜利,为鲁西南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刘伯承满怀胜利的喜悦与豪情,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一生中唯一一首为一场战斗所作的诗《记羊山集战斗》: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正当全军指战员争相传诵刘伯承为羊山战斗胜利作的战斗诗篇时,新华社8月2日公布了党中央通令嘉奖刘伯承、邓小平南下大军的消息。

嘉奖令说:“自卫战争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均歼灭敌人一部外,刘伯承、邓小平自7月2日至7月28日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连续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9个半旅及4个师部,毙伤俘敌60000余人,成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同日,新华社冀鲁豫前线又发出刘伯承向该社记者谈鲁西南大捷重要意义的报道。刘伯承指出重要意义有二:“第一是解放了数万人民,恢复了黄河两岸广大地区,武装掩护了修复河堤;第二是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辟了鲁西南广大战场。给蒋介石进犯军准备了更好的坟墓。”

鲁西南战役后,刘邓大军开始按毛泽东指示,从郓城以南的赵家楼地区挥师南进,踏上了战略意义更为重大,斗争也更为艰苦的大别山征程。

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跃进

从战略上讲,黄河是刘邓大军实施战略进攻、挺进中原必须克服的第一道障碍。蒋介石梦想凭借黄河天险,实行所谓的“黄河战略”,阻挡刘邓大军南进,将其主力消灭在黄河以北地区。

而刘伯承、邓小平一举突破被蒋介石吹嘘能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在鲁西南一带大展手脚,为下一步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

通道打开了,但问题是何时挺进大别山?是继续留在鲁西南寻机歼敌,还是下决心不要大后方,直出大别山?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都在思考着。

1947年7月10日、13日,毛泽东两次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北多消灭敌人,休整之后,举行陇海作战,准备向陇海路以南发展,争取在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

然而,至7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刘邓大军久战羊山集不下,蒋介石又派重兵分多路向鲁西南增援,形成对刘邓大军的包围之势。

在此紧急情况下,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全800余字,其中一段尤为精彩:“刘伯承、邓小平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收到这封电报后,刘伯承、邓小平正在鲁西南前线指挥作战,所以未能及时回电。不过,他们并非将党中央的电报放在一边,而是在指挥所里,反复研究了这封电报。

刘伯承、邓小平研究后认为,毛泽东的建议完全正确,但是部队自南渡黄河之后,连续作战,将士极度疲劳,急需休整补充。如果立即直出大别山,部队转入无后方作战,困难确实不小。

7月28日,刘邓大军打下羊山集,并向中央军委回电,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央军委提出的方针;另一方面又如实汇报了部队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能够在内线继续歼灭敌人,待时机更加成熟后再挺进大别山。

第二天,毛泽东向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陈赓及彭德怀发出了一封特殊的电报,这是一份3个A级的电报,这是一封“极秘密”的电报。

该电前面复述了刘伯承、邓小平呈报的军情:“在山东敌不西逃及刘伯承、邓小平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大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伯承、邓小平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接着通报了陈赓的行动计划:“仍照计划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

最关键的话是下面这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甚为增加。”

直陈“困难”而且加“甚为”两字,在毛泽东一生文稿中极其罕见。转战陕北期间,6月9日胡军偷袭王家湾,800人与胡军4个旅周旋3天脱险。毛泽东在回答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的问候中却只称刘戡“游行一趟”,我方“无损失”,反而问刘少奇病愈否。

而这一次,不仅言陈“甚为困难”,而且晓以利害,道出如果不能以有效行动调出胡军一部,则陕北不存,胡宗南即出兵中原参战的预测。话说到这个份上,真可谓危难之至了。

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说出这样沉重的话呢?

隔一天后的7月30日,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中除对山东军情的指示外,通报了陕北我军的战况及行动防线,这是挺进中原大战略中两翼牵制之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