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4日晚，刘伯承、邓小平来到孙口渡口，水手驶出“爱国号”平头大船，两位首长跳上船，肩并肩地站在船头，急速向南岸驶去。
正当中流，突然，敌人两架侦察机由东向西飞来，一路投下许多照明弹。
站在船头敞开外衣的邓小平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特点上了‘天灯’，敌空军墨守成规，一侦察，二报告等他叫来轰炸机群，我们全军渡河完毕。”
“是啊！”刘伯承赞同地说，“不明修栈道，怎能暗度陈仓呢？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嘛！”
说着两位首长相视而笑……
中央制定中原战略
1947年5月4日，西北野战军取得蟠龙大捷，给陕北及全国战局以极大的震动。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陕北王家湾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陈赓、粟裕并彭德怀、习仲勋电，提出准备派遣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的战略构想，这实际上是挺进大别山的最早预案。
毛泽东的电报是这样写的：“（刘邓大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毅、粟裕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毅、粟裕军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
5月8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刘邓大军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
5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的号令。可见，毛泽东当时心情的急切。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求刘邓大军尽早结束内线作战，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以调动陕北、山东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反攻。这样，毛泽东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挺进中原战略就初步形成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选择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步妙棋，并非偶然，这是与抗日战争后国家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采取反共灭共政策，于1946年6月26日，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出动160万大军，向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叫嚣3至6个月打败人民解放军。
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定了人们敢打必胜的信心。
当时，这一论断迅速地传遍全国，对于武装人民的思想，动员广大人民奋起抗敌，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整个形势，制定了战胜国民党军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在党的正确方针、原则的指导下，各解放区军民奋起作战，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
我军以大量收缴的作战物资进一步装备自己，并将俘虏的广大国民党士兵予以教育改造，吸收他们加入人民军队的行列。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而国民党则损兵折将，兵力锐减，而且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再也无力进行全面进攻了。这样，前后只用了8个月时间，国民党军来势汹汹的全面进攻，便被粉碎了。
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的计划，开始实行所谓的“双矛攻势”，把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作为进攻重点，双拳出击。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在关内有3个重要根据地，即延安为政治根据地，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只要攻占了这三块根据地，在彻底消灭共产党方面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因此，他调集胡宗南等部25万兵力进攻陕北，调集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45万兵力用于进攻山东，对冀鲁豫解放区采取守势。
面对敌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沉着应对，使我军在陕北和山东的战场节节胜利。同时，毛泽东考虑的更远，这也是他提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主观原因。
当然，鉴于我军所处的位置及解放战争的复杂性，挺进中原的战略方针不是一下就定出来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备的、准确无误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酝酿和不断修订的过程。
挺进大别山的军事行动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解放战争的各方面分析使我军不是经过一般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阶段，而是从战略防御阶段直接过渡到战略进攻阶段的关键性的军事行动。
从战略防御不经过战略相持阶段而直接到战略进攻阶段也是毛泽东在倾听了下属意见不断修订的结果，最终的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格局的形成也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筹划好了的，而是根据战争形势的进展，毛泽东集中了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彭德怀、陈赓等人智慧不断改进的结果。
当然，毛泽东决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对当时实际情况的考虑。虽然在战争的第二年开始的时候，我军节节胜利，但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局势还是相当严峻的。
由于战争深入解放区腹地，许多地方的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解放军的人力、物力补充上遇到很大困难。
在国民党方面，它的军队虽然削弱，但在数量和装备上仍然占据着优势。
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方案》，颁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决心采取更加残暴的手段，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搜刮人力、物力、财力，继续贯彻执行其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继续以重兵向山东、陕北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力求迅速取胜，再转用兵力向其他战场，最后达到摧毁解放区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虽然刚开始毛泽东有考虑刘伯承、邓小平挺进大别山帮助陈毅、粟裕解决山东军事困难的意思，但这一方面只是对刘伯承、邓小平挺进大别山的方式及时间有影响，对刘伯承、邓小平是否挺进大别山没有影响。
刘伯承、邓小平挺进大别山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要变内线作战为内外线配合作战，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从而避免我解放区日渐缩小，人力物力渐渐不支的局面。
以陈毅、粟裕为例，从内线作战以来虽歼灭了大量的敌人，但先失苏中，再失苏北，又失鲁南，战线从宿北到鲁南到孟良崮逐渐北移，不但我战略迂回空间逐渐缩小，而且供应我大军的解放区逐渐缩小。
若此时不从内线打到外线去，仍在内线作战，虽还可能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敌人吃我小米，烧我房子，将使根据地人力物力耗尽。
而刘伯承、邓小平在鲁西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即向毛泽东报告说：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来源。
从这些可以看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根本原因。从根本要求上，不是刘伯承、邓小平支援陈毅、粟裕，而应该是陈毅、粟裕支援刘伯承、邓小平开辟外线战场。
刘伯承、邓小平中原出击在经济上的利益可以通过《陈毅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如果执行旧方针，8、9、10月不派出各战场部队，继续内线作战，敌人吃我小米，烧我房子，人力物力不能支持。蒋军北进，保持他江南、中原充裕力量，则我虽可打些胜仗，由于财经困难，华北各解放区可能不保，不能支持。转入蒋区作战，才能使我改观。”
毛泽东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定，还有人心和士气方面的考虑。战争中，人心和士气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到战略企图和战略行动的最终结果。
从人心方面来看，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党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的口号并开辟了第二战线，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我党进行了土地改革。但解放区日渐狭小，人民的生产力毕竟薄弱。
在7月30日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之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之监督指挥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这就确定了我军要打到国统区取之于敌的方针，正如周恩来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所说：“开始于刘伯承、邓小平渡河，使南线形势根本改变……原有解放区现已恢复，我们的供应主要取之于敌。”
还要看到，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党中央提出的以歼敌主要力量为主，不以夺取城市为主的军事方针，大片土地的损失不但于经济上于我不利，与人心士气也有影响，特别是对国统区人民的人心士气影响尤为巨大。
一旦打出去，不但可以振奋我方人心士气，而且打到了蒋介石的鼻子尖下面，对国民党的士气影响很大，会进一步加剧国军的厌战、惧战情绪。
被动挨打与主动出击哪个对士气的正面影响大是显而易见的？
刘伯承、邓小平跃进大别山必然会将党的政策带到了国统区加大了国统区人民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使民心偏向中国共产党。
跃进大别山，毛泽东当然也考虑到了地理因素。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条件。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地势险要，利于我军惯常的动作，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这是我军选择大别山区挺进的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大别山区是南京及武汉的重要屏障，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驻守在这里，对国民党核心位置造成直接的威胁。所谓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另外，大别山区还是红四方面军诞生地，刘邓大军的前身就是红四军，让刘邓大军前去最合适不过。
正是经过这些深思熟虑，党中央和毛泽东才制订了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并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部署。
1947年1月2日，中央军委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令中，第一次提出了南下展开战略进攻的设想。
1947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文中明确表示：刘邓大军待时机出击中原，陈毅、粟裕配合，凡共同作战之处陈毅、粟裕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
此点可见中央考虑伊始并非出于解决山东困难或陕北困难而考虑的刘伯承、邓小平军挺进，而是我军战略反攻的一个措施。
5月中旬，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结束豫北攻势即转入休整，做好外线作战准备的同时，为了统筹新区工作，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组成党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以李先念为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副司令员。
6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出击中原后，会同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等，共同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工作。
随着战局的发展，从1947年5月至8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做出了3支野战军采取中央突破战术，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
按照中央部署，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于6月底自鲁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求歼敌军，然后逐步向豫皖苏地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陈赓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十八军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自晋南强渡黄河出豫西，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协助陕北战场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挺进中原。
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6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的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策应刘邓大军南进。
以上三路大军的任务是挺进中原，以“品”字形阵势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开辟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人主力回援，以策应内线兵团作战。
党中央还决定，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分别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以策应3支南进大军的行动，并准备在敌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寻歼剩余敌军，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
这样，就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态势。
另外，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等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策应外线作战，并为最后全歼内线敌军创造条件。
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是：
不等到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敌军，就以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军回防空虚的后方，彻底粉碎敌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
刘、邓毅然接受重任
1947年夏，中央军委根据中原战略计划，向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发出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指示，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争取于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和豫皖苏之敌进击。
并指示，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进攻打运动战。
指示陈赓大军按照原计划出潼关、洛阳，切断陇海路，配合作战；陈毅、粟裕大军在6月10日以前，集中全力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出击。
这样，在党中央的部署下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
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指挥的晋冀鲁豫像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
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采取这样的行动虽将面对严重的困难，但一旦实现便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达到将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目的。
党中央还决定，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即下决心不要后方，**，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先占领广大乡村，建起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夺取城市。
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种独特的进攻样式。
毛泽东充分估计到这次进攻的严重困难。他指出，到外线作战，可能有3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部队首长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
邓小平对中央的这一战略部署，在思想上并不感到突然，而且有意料之中、不谋而合的感觉。作为晋冀鲁豫战区的主官之一，他怎能不了解全国的战争局势呢？
在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后，国共两方的军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内战开始时的430万人，降为370万，其正规军只有150万，在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大为减少，后方甚显空虚。而且由于迭遭失败，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与之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从内战爆发时的120万人，上升至195万。由于解放区后方巩固得很，不需要分兵把守后方城市，也不需要分兵保卫战争供应线，这样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就优于对方。
在武器装备方面，人民解放军完全得了美国人的便宜，从蒋军手里缴获了大量的美援物资和弹药，其战略战术也有很大的提高。由于在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的倾力支持。
基于上述的种种情形，邓小平和刘伯承都从中敏锐地意识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但是，刘伯承、邓小平没有想到的是，党中央会这么快地确定了大兵团跃进，下决心不要后方，从敌区纵深**的方针。
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计划，晋冀鲁豫野战军应在6月内起码有25天以上的休整，以从各个方面缓过一口气来。
自从上党战役以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进行了邯郸、陇海、定陶、巨野等十大战役，十战十捷，打得晋冀鲁豫战区内的蒋军一败涂地。最后的一场战役是豫北攻势，自4月上旬起，连克延津、濮阳等5座县城，扫清了新乡至安阳以东的所有敌军。接着攻打滑县、淇县、浚县，将攻占目标锁定在豫北重镇汤阴。
整个战役持续至5月下旬，至5月28日才打下汤阴，生擒国民党军整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战后仅仅4天，中央军委就发来这样的电令，怎能不让邓小平、刘伯承感到突然呢？
半年以来，野战军虽然十战十捷，歼灭敌军有生力量13万以上，缴获了多得难以计数的武器装备，但是胜利来得并不容易。每一场战役，都打得非常艰苦，自身的伤亡也不小，无论是兵员还是战略物资补给，都需要一定的休整。
以上就是邓小平、刘伯承对中央的电令考虑了那么久，以致思想上踌躇难定的原因。
接到电报的当天下午17时，一连抽了10多支烟的邓小平，扔掉手上的一个烟头，长长地吐出烟气，心情沉重地说：“唉，缓一口气都没得机会哟！”
刘伯承对邓小平的这句话，已是听过了一遍。中午12时，在他接到电报看后就说了这么一句。
刘伯承听到这儿，回应说：“中央和毛主席钻的就是蒋介石的空子嘛。”刘伯承话有所指。
邓小平当然明白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这种时候的战略构想，蒋介石集中兵力在陕北和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势必造成中间兵力的空虚。
中央确定刘邓大军出击鲁西南、挺进中原正是选择从敌人军事部署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黄河以南敌人兵力空虚，大别山区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一些杂牌的地方保安队防守。
在战争中，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所谓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旦国民党蒋介石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计划可能就会失败。
刘伯承、邓小平对于这些当然非常清楚。因此，在经过犹豫后，他们还是决定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军事上、政治思想上、物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而缜密的准备工作。
在豫北反攻胜利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命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转入休整，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整训。其间，部队进行了整顿，组编了新的野战军纵队，有40000青壮年农民充实了部队。
在整训中，部队普遍进行了大反攻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认真学习了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的《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评功、记功、贺功活动和热火朝天的军事训练。全军上下，士气饱满，整装待发。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1947年7月4日晚，刘伯承、邓小平来到孙口渡口，水手驶出“爱国号”平头大船，两位首长跳上船，肩并肩地站在船头，急速向南岸驶去。
正当中流，突然，敌人两架侦察机由东向西飞来，一路投下许多照明弹。
站在船头敞开外衣的邓小平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特给点上了‘天灯’，敌空军墨守成规，一侦察，二报告等他叫来轰炸机群，我们全军渡河完毕。”
“是啊！”刘伯承赞同地说，“不明修栈道，怎能暗渡陈仓呢？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嘛！”
说着两位首长相视而笑……
刘伯承、邓小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率领大军渡黄河呢？这是与当时国内战争形势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分不开的。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刘邓大军需要打到外线去，需要千里跃进大别山。但是，大别山远在千里之外的豫南，而刘邓大军这时还在豫北，要想达到目的，首要的是渡黄河。
而要渡黄河，就要突破蒋介石的黄河防线，这可是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战略防线”，国民党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国民党构筑“黄河战略”的时候，国共就进行过一次较量。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条大河，素以源远流长、水势凶猛著称于世。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曾利用无情的黄河，导演了一幕“以水代兵”的悲剧。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却以解除黄泛区人民灾难的旗号，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堤口门，引黄河水回归故道，借以构筑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黄河战略”，为发动内战、分别围攻分布于黄河两岸的解放区做准备。国共之间围绕黄河的较量由此而引发。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黄河两岸的局面是其在艰苦的8年抗战中英勇奋战造就的。
1937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南退、华北沦于敌手的局势下，党中央指挥其军队独力苦战于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并利用花园口决口后下游河道干涸的有利条件，纵横驰骋，建立了横跨黄河故道两岸的大片解放区。直至抗战胜利，已形成了雄踞华北、呼应华中和中原的态势。
此时，国民党堵口引黄归故，自然会收以水代兵分割解放区、进而分而击之之效。
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但又不便贸然行事，因为国民党此举打的是“解除黄泛区人民灾难”的旗号，我党若贸然拒之，就会被扣上为私利而不顾泛区人民灾难的罪名。
若贸然应之，经过8年战火破坏和风雨侵蚀的故道河堤就会经受不住河水的冲击，使解放区陷入水患，而且由于长期无水，部分河床已被垦为农田，大约有40万农民在河**耕种，不少地方还建有新的村庄，处理不当，就会出现第二个黄泛区。
国民党此举名为堵口，实是“移河移祸”。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党中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提出了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宣布：为解除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灾难，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但决不同意国民党政府在下游未复堤即先堵口的行动，以免给沿故道区域人民带来新的灾难。
这样，以复堤对堵口，名正理足，赢得了决策上的主动权。于是，国共之间便首先围绕堵口与复堤展开了较量。
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于3月1日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主任蒋廷黻，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意复堵花园口，但必须保证现已迁居黄河故道的人民不因黄河突然回归而受危害。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呼吁各界“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国民党当局此种灭绝人性之阴谋毒计”。
在舆论压力下，从1946年3月起，国共之间进行了多次谈判，先后签订了《开封协议》、《菏泽协议》、《南京协议》、《上海协定》等文件，议决堵口、复堤并行。
然而，国民党并不关心下游复堤工程的进度，拒付复堤粮款，并弃开封、菏泽两协议于不顾，要求大汛前的6月底堵塞花园口口门，放黄河水归故道。
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便开始公开揭露国民党借堵口之名、行内战之实的阴谋。而国民党一边加紧再次堵口的准备工作，一边派出军队骚扰、破坏解放区军民的复堤；中国共产党则一边发动群众加紧复堤自救，一边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和破坏。
这样进行了8个月，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并未在军事进攻中占到便宜，反而损失了67个旅约71万人，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以重点进攻解放区两翼的陕北和山东两区。
同时，国民党全面加快了抛石堵口进度，至1947年3月15日，完成大坝合拢，滔滔黄水奔解放区故道而去。与此同时，解放区军民也紧急行动起来，一手拿枪，一手握锨，整修河堤，终于使河水安然入海。
这次较量，总体看，国共打了个平手。国民党构筑起了所谓“黄河战略”，配合了重点进攻；共产党以复堤对堵口，决策得当，斗争坚决，赢得了复堤时间，粉碎了国民党“移河移祸”的阴谋。
“黄河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攻防。黄河中下游自然伸展的“乙”字状，使中国共产党各解放区形成了一分为三的态势。
晋冀鲁豫区被分割，中心处于黄河以东以北、“乙”字形的中部，南北机动之路被河水阻隔；陕北、山东区则分别处于黄河以西以南、“乙”字形的两侧。滔滔黄河水犹如在三者之间开掘的天堑，增加了我军相互联系呼应的困难。
以此地理形势为依托，蒋介石调整了其军事部署：依靠黄河天险，在自风陵渡到济南千余千米的正面以少数兵力沿河布防，对晋冀鲁豫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取守势，调重兵于陕北、山东两端，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将共产党部队挤压于“乙”字形中部。实现蒋介石集围攻于一体的“黄河战略”的真正意图。
滔滔黄河成为防守中原一条天然屏障，蒋介石和他的文臣武将们一致认为：“一条黄河可抵得上40万大军。”于是，他们集中兵力，开始了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不过，蒋介石没有看到，黄河帮了自己的忙，但也暴露出了自己的战略弱点。他以水当兵，认为黄河天险抵得上“40万大军”，在千余千米的黄河防线上只部署了24个旅，而且中原和江南纵深也缺乏机动兵力，十分空虚。
这种腰细腹空的哑铃式战略，无疑给机动中的刘伯承、邓小平部队留了一个可乘之机。好像把长江流域自己的老巢大开门户，邀请共产党进去似的。
刘伯承、邓小平对于国民党的弱点看得非常清楚。刘伯承、邓小平认为，在这样漫长的防线上，连接两个战场的黄河，是国民党军防线上的薄弱环节。
邓小平当时指出，蒋介石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中间是黄河天险，刚好是个“把”，这就是所谓“哑铃战略”。
刘伯承把这种战略态势称为“哑铃”，两头粗，中间细；称为“铁钳”，其要害是钳铰。并指出，这次渡河南下作战，就是我军在敌战略态势上的“哑铃”把子和“钳铰”部位实行的一个致命打击，于此一举捣毁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彻底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这是蒋介石的致命弱点。而党中央也看准并紧紧抓住了这一弱点，调整全盘部署：令山东、陕北两端部队全力引诱国民党向两翼伸展，充分突出其中间的弱点；同时令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加紧休整准备，伺机突破黄河，砍断哑铃把。
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一系列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既然要渡河，渡河地段的选择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1947年4月清明节前后，邓小平赶至范县颜村铺，直接听取了范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汇报，对当地的气候、地理、地形、风俗民情、群众思想觉悟以及黄河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这次范县调查，虽然仅短短一天时间，但邓小平问得详细、具体，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把强渡黄河的地点最后定在濮阳一带起了决定作用。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冀鲁豫根据地实际情况，最后把强渡黄河的地点放在了河南省濮阳县至山东省东阿县之间的黄河地段。
党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之所以把实施战略进攻的突破点最终放在这一地段，主要因为位于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地带濮阳地区，正处在国民党军队防守的薄弱环节上。
濮阳一带黄河以北地区基本上是解放区，黄河以南离国民党重兵防守的大城市较远。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实施中央突破，出击中原提供了有利环境。
同时，在地理位置上，冀鲁豫解放区大部分属于中原地区，与其他解放区相比，距大别山较近，而且面对敌人防守的“软肋”，人民解放军可以用大跨步跃进的方式挺进大别山地区，从而实现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目标。
渡河点选好后，还要选择渡河指挥部。
1947年6月下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司令部机关人员，风尘仆仆地向阳谷县蒋家庄疾进。
来到村里，村干部于春梅把两位首长领到早已收拾好的一座两层小砖楼前说：“村里条件差，这座小楼还算坚固，楼上也比较通风，首长就住这里吧！”
看着小砖楼，邓小平沉思了片刻说：“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不是来享福的。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这小楼还是让乡亲们住吧！”
几句朴实真诚的话语，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于春梅等再三劝说不下，只好改变主意，决定让他们住到普通农户孔月仙家里。
老实厚道的孔月仙，听说她家要住解放军的大首长，心里一阵说不出的激动，打扫院子，拾掇屋子，乐得像过年一样。
“大嫂，给你添麻烦了。”
孔月仙正收拾着，于春梅等人就领着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走进了院子。
这是鲁西一家普通的农家小院，3间北屋、两间东屋，还有一排西屋，相比之下，西屋和东屋显得又矮又小，而且由于多年的风吹雨淋，土墙上布满了道道沟痕。
邓小平用手指了指东屋和西屋说：“我们就住这两边吧！”
孔月仙一听连忙摆手：“那怎么行！这两边的屋子又脏又乱，这大热天，里面又闷又热。”
刘伯承笑着说：“脏乱没关系，打扫一下就干净了。至于天热嘛，”他指了指警卫员手中的扇子，诙谐地说：“我们从牛魔王那里借来了芭蕉扇。”一句话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
说笑声中，刘伯承、邓小平走进两边的屋子，和随行人员一起收拾起来，一眨眼工夫，屋子便被拾掇得干干净净。
他俩不顾行军的疲劳，立即工作起来。在一张张作战地图前，他们精心运筹，不时地用红绿铅笔在上面作着各种各样的标记。
指挥部设定后，刘伯承、邓小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为了顺利渡过黄河，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对渡河作战做了一系列的准备。
为准备渡河作战，刘伯承、邓小平以一个月的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首先普遍进行了大反攻的形势教育，开展立功运动，召开英模大会，展开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
6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召开各部队首长会议，讨论转入战略反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21日，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动员报告，解答了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有关问题。
6月22日，刘伯承颁发《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当晚，刘伯承作动员报告，分析一年来的形势，指出拿一只拳头打击出去的重要意义，要求部队做好连夜出击的准备。同时，对预定渡河地段的地形、敌情做了周密的勘察和调查。
刘伯承、邓小平指出，这次渡河作战：一是处于夏汛前的水势；二是处于敌刘汝明在南岸宽300多里的地带组织河防封锁状况之下；三是处于南岸老解放区游击战争的有力掩护之下；四是处于我军已准备了渡河器材的状况之下，加之守备黄河南岸的敌军，自恃水深河宽，麻痹大意，这正是我们发动战役的良机。
刘伯承对渡河作战提出了若干指导原则：我军在敌前渡河的行动上必须有秘密而周到的准备，突然而果敢的实施；在渡河指挥上，南岸部队应背击河防之敌，先肃清、扫除我军渡河点的河岸之敌，以掩护我军主力渡河登陆；我军主力应乘夜间黑暗，突然实行宽大正面的渡河，务期抓住敌人弱点，突破其纵深，再由敌侧背力求由南向北果敢兜击敌人，压迫敌人于河岸，各个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
6月26日，发出《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作战命令》，并命令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于27日秘密渡河，和原在黄河以南的独立二旅共同接应渡河大军。
同时调动部分主力部队于29日出击，攻克豫北的封丘、延津、滑县、汲县4城，进而再下博爱、沁阳，使新乡之敌陷于孤立，以形成我军沿平汉路出击的形势，造成我军声东击西之势，以迷惑敌人，便于我主力突破黄河。至此，在军事上已做好了强渡黄河的一切准备。与此同时，解放区人民也掀起支援刘邓大军渡河作战的热潮。
鉴于黄河不久就要回归故道，冀鲁豫区党委早在2月10日就发出关于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的决定，任命王化云为司令员，刘茂斋为副司令员，郭英为政委。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南北交通和河防安全。
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先后在高固、李桥、张庄、林楼、孙口、位山、齐河等处设立7个航运大队，每队五六百人，二三十艘船，每个大队编五六个中队。
这些人员，均是经过挑选的熟识水性、能撑船、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全部实行部队编制，享受与军人同等的待遇，集中驻守、集中学习、集中训练，军事化行动。
3月，冀鲁豫行署发出“封购各村大树用以造船”的通知，将造船任务下达给沿河各县。
4月21日，冀鲁豫行署又下达了向“沿河各县征购萱麻以应急需”的训令，要求东阿、平阴、河西、张秋、寿张、范县、濮县、鄄城、昆吾、长垣等11县，于本月底完成征购大麻三五万斤的任务。
5月28日，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向长垣、昆吾、濮县、范县、寿张、张秋、东阿、河西8县征调水兵、水手的通知，要求于6月5日前完成。
6月17日，冀鲁豫行署又下达了“整修军运大路及协助军运”的21号训令，要求沿河群众整修道路、安全运输、保护物资。
为了保证造船任务的完成，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主持召开沿黄各专员、县长和黄河修防处主任会议，部署建厂、筹料、造船、征船工作。
会后，各地立即行动，筹料建厂，除建起4个较大的造船厂外，沿河各县均建起了一些小的造船厂，仅范县就建起10多个小厂，动员木工300余人，铁匠100余人，武装民兵400余人，共造新船54艘，修理旧船100多艘。经过数月奋战，沿河各县圆满完成了造船、修船任务。
为了支援刘邓大军渡河作战，解放区人民除了修路造船以外，同时组织起担架团、轮战团，并为部队腾房安排住处，为部队做鞋、磨面、准备吃穿，四五月份还掀起了参军热潮，为部队补充兵员。总之，从各个方面，全力以赴，保证大军渡河。
此时的国民党黄河防线，主要是由其第四绥靖区刘汝明的第五十五师、第六十八师共6个旅结合地方团队防守。
其分布是：第五十五师部率第二十九旅位于郓城、皇姑庵地区，第七十四旅位于郓城北之肖皮口、蔡庄、师集地区，第一八一旅位于鄄城、临濮集地区；第六十八师位于菏泽，第八十一旅位于东明及以西地区，第一四三旅位于杜集、白庄、刘集地区，第一一九旅位于毕寨地区。另有第七十师的两个旅位于嘉祥地区作为机动。
从东阿经平阴至长清，则由绥靖区的两个旅驻守。豫北地区驻有王仲廉部9个半旅，冀皖苏地区驻有4个半旅。沿黄堤、岸、滩布满地堡群，还挖有战壕和掩体等工事。
为了一举突破黄河防线，刘邓大军决定突破河防后首先歼灭刘汝明的两个师，再于运动中分别歼灭来援之敌，然后跃进大别山。
具体战役部署是：
冀鲁豫军区独立一旅于6月27日先期秘密渡河，接受一纵杨勇、苏振华指挥，围住肖皮口之敌，并于30日拂晓，以一部秘密开至戴庙至孙口段黄河南岸隐蔽，黄昏时到达渡河点，掩护第一纵队渡河。
独一旅主力同时于拂晓包围封锁郓城及割裂其北部之敌，待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主力赶到后共歼该敌。
独立二旅接受第六纵队杜义德、韦杰、鲍先志指挥，配合所在军分区武装，围住或歼灭皇姑庵之敌，并于30日拂晓以一部秘密到达旧城集至临濮集段隐蔽，黄昏抵达黄河边渡河点。
该旅主力同日拂晓包围封锁割裂郓城及其以北之敌，勿使缩集鄄城，待第六纵队赶到后分别歼灭。独立三旅驱逐沿岸之敌，首先割裂陶楼、张庄、鄄城之敌，策应主力渡河。
1947年6月30日晚21时，刘邓大军按照预定计划，在从濮县至东阿县150千米的黄河防线上，同时发起渡河战役。
临战前的一天，邓小平吃过晚饭，带着几个警卫战士，信步走到村外。夕阳已渐渐落山了，西边天际抹着一片绯红的晚霞，绿色的大地被映照得绚丽多彩。
望着眼前这美好的景色，邓小平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对警卫战士说：“多少年来，中华大地被炮火硝烟所笼罩，今天，饱尝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蒋家王朝就要灭亡了，蒋家庄也该有个新的名字了。”
他目视远方，只见赵王河的西岸有一个多年形成的大土崖，村周围到处都是黄沙滩。“啊，有了！”邓小平顿时眉毛一扬，快步走回村里。
他把村干部召集起来，指着村外的大土崖和黄沙滩说：“蒋家王朝就要灭亡了，我看你们的村名叫沙河崖比叫蒋家庄更好。”
村干部听了都表示赞同，从此，蒋家庄改名为“沙河崖”。
6月30日夜，东阿至濮阳150千米长的黄河河面上，皓月当空，波光粼粼，河水急速向东流去。
河北岸，几百艘木船载着整装待发的刘伯承、邓小平将士，悄悄地驶出隐蔽的船坞。不远处，一门门大炮在夜幕的掩护下，从高高的青纱帐里抬起了头，指向南岸的敌军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