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后，李先念改穿国民党军服，乘坐火车，途经国民党统治区，绕道回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陪同他的只有肖建章一人，对外名为随从副官。
肖建章那时我很年轻，穿不惯国民党军服，别别扭扭，要保证师长安全，总是紧紧张张，小心翼翼，生怕出问题。
李先念看出了他的心理，悄悄地对他说：“小肖，平时我总是告诉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一定不要趾高气扬，要谦虚谨慎。现在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任务不同，身份不同，你要挺直腰板，趾高气扬。你越是这样，人家越不会怀疑我们，我们就越安全，你明白吗？”
北路部队转战豫鄂陕边
李先念率中原主力，经艰苦征战，于７月初进入陕南地区。这时，接到中央指示，我中原部队的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
1946年7月15日，党中央又指示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
9月11日，毛泽东再次以中央名义，指示中原部队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在当地立稳脚跟，钳制敌人，并强调指出：你们过去两个多月英勇斗争已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中央希望并责成你们今后还要起同样的作用。
中原部队坚决执行这一指示，继续在陕南、鄂西北和鄂中、鄂东的崇山峻岭中坚持斗争，打击敌人，为我军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并转入全面反攻作贡献。
7月23日，中原局在白鲁础三岔口一座庙里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散为7支，在商南、郧西、山阳、镇安等地开辟地域，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会后即在白鲁础小南沟组建由第十三旅参谋长魏国运任司令员兼政委，警卫团政委吴杰任副政委的独立支队，在白鲁础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同日，正奉命在商南县与山阳县交界处的白鲁础天池岭一带接应中原突围部队的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二中队分队长刘山，率游击队在白鲁础与中原军区机关取得了联系。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等当即会见了他们。
李先念见到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分队长刘山，如见亲人，一把将刘山拉到跟前坐下，向他问了陕南游击队的情况和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的所在地。
他高兴地给刘山讲了中原突围与全国革命形势，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把里面夹着的毛泽东像拿出一张送给刘山说：“这是毛泽东1935年后到延安时照的。希望你拿着这张照片，将革命进行到底。”
陈少敏看刘山别着一支盒子枪，他抽出自己的手枪：“我把这支20发手枪送给你，希望你拿着勇敢打敌人。”
李先念向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问了陕南游击队的许多情况，及龙山附近的情况。刘山一一进行汇报，李先念很高兴，指示立即从各部队抽出一些机枪、步枪和子弹交给刘山，作为见面礼。
刘山心里很感动，想起他当初起事时，只有一支枪，有时为夺敌人一支枪，要付出几条命。这一下得到这么多枪，足够装备3个排。
刘山高兴地表示，李司令员对陕南游击队关怀备至，对发展陕南武装斗争，给了极大的支持；自己同司令员走的是一条道儿，有这么多人马，革命准能成功。从此，他们开始了共创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以后，李先念通知部队，凡是拿不了的武器弹药都要精减下来交给游击队，计有6挺轻机枪、两门炮、170支步枪、30多箱弹药。刘山带路，李先念率部进至山阳县鱼洞河，当晚宿营陈家大屋场。
24日，李先念、郑位三率部队，由刘山、程廷柱带路，前往龙山寻找游击中队长谭道鹏联络，沿途经岳家庄、旋涡沟、东高坡、黑沟、大坪进至山阳县龙山地区桐木沟口。
由于郑位三、陈少敏身体有病，中原局决定他俩离队休息。李亲自布置刘山安排一个安全可靠的隐蔽休息地方。
刘山找到了政治上可靠，又是单门独户的天桥乡桐木沟李湾村的朱达德老人家。李先念对此妥善安排非常满意，并召见了朱达德，对郑位三、陈少敏的安全和休息问题作了详细交代。
同时，指派中原局秘书长顾大椿留下来照顾他们。郑位三、陈少敏离队，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工作由李先念主持，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任质斌协助。晚上，李先念率部宿营龙山桂竹园，并电报中央：已根据中央指示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翌日，毛泽东亲拟电文复示中原局：“同意你们分散行动的布置；告诉各部队，紧紧依靠民众即有出路。”
同日，李先念电示王树声、刘子久并中央，北路军已决定在陕南郧北分散游击，南路军应在鄂西北创建游击根据地，遇事及时向中央请示。
同日，电示罗厚福、文敏生：依据中央命令，你们自取道路，立即进川，到城口、万源及通南巴地区，发动游击战争。
7月25日刘山要求继续带路，李先念考虑到当地斗争的需要，在拨给刘山一些枪支弹药后，要刘山立即返回白鲁础，与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三旅参谋长魏国运、警卫团政委吴杰联系，大力发展游击武装，扩大游击区域。
刘山找来群众王崇义给部队带路，自己奉命返回白鲁础。李先念率部继续前进，翻过龙泉寺、茶壶岭、金盆梁，夜宿靳家河垴。
7月26日，李先念率部经水草龙洞川，进东沟，上大梁，过魏家到达竹林关西南之红岩沟，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夜宿程家大院和王家大院。
在此，李先念向王震所率右翼部队及已分散独立活动的左翼部队之方正平、魏国运通报并报中央：“我们改道北上，并拟于明日通过山阳县至竹林关山道，向龙驹寨西北之小北山方向前进，遂将与陕南游击队领袖巩德芳会合，以便有计划的布置陕南的游击战争。”
李先念于7月29日，在丹凤县花园岭油房坊会见了陕南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一见面犹如故友重逢，王力说，中央早已通知我们迎接你们，终于把你们盼来啦！
陕南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两个独立大队，共1000余人。李先念听了很高兴。他说突围部队到了陕南，找到了陕南工委，找到了游击队，就像回到了家，有了立足之地。并说，我们要使陕南武装斗争尽快地发展起来，创造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李先念即电告中央与陕南游击队的领导人会合的消息。根据他的指示，王力派人给陕南游击队指挥巩德芳、副指挥薛兴军送信，告诉接到李先念和今后主要工作的安排，让他们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同时，王又派人去麻街李世华处接西北局派来的刘庚，准备会合事宜。
8月1日，李先念率部在王力的带引下，沿流岭西进，在茶房乡万家湾西沟口越过丹江，突过西荆公路，向陕南游击队腹地留仙坪前进，晚宿苗沟。在苗沟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李先念亲自组建了蓝洛支队，并对其任务作了详细指示。
李先念率领的突围部队与巩德芳率领的陕南游击队于8月2日在留仙坪胜利会师。
李先念与巩德芳等人会面后，互致问候，并通报了有关的情况。接着商讨了合编部队，组建豫鄂陕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等重大问题。
李先念等向党中央提出“豫鄂陕边成立军区及区党委并划分为3个军分区”的建议。同日，党中央军委电示李先念：“你们宜指导各部善于分散游击，并树建立坚持信心。”
8月3日，李先念主持中原局会议部署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初步确定分3个军分区，并委派了各个军分区的负责人。
在会上李先念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敌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很残酷，但兵力不足；人民群众普遍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里地形很好，山多林密，有利于打游击。
李先念还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将部队以营团为单位化整为零，分散发动群众，打击民团小部队，建立根据地。
会议正式宣布了中原军区部队与陕南游击队进行合编。留仙坪会师，为中原军区北路部队扎根陕南，创造了条件。从此，正规军与游击队结合，开始了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8月4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和刘庚、巩德芳就“关于造成豫鄂陕根据地的条件”急电西北局，要求令陕西省工委立即动作，领导所有地下武装配合这一行动，造成顺利建立豫鄂陕根据地的条件。同时，李先念将自己的构想和计划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10日的回电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李先念与王力、巩德芳会合时，即派陕南游击队参谋韩彬山去山阳县中村、银花地区，联系当地党组织、游击队与中原突围部队配合建立基层政权。
随后，三分区政委方正平率部至中村一带活动。群众一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了，欢欣鼓舞，夹道欢迎，青年学生写标语传消息，成年积极分子自动为部队筹粮，乡保人员也纷纷向我靠拢，迅速建立了银花、中村等6个乡政权。
原国民党中村乡乡长席学孔率部投诚，随即被任命为山阳县副县长，他积极为部队筹粮，解决了部队吃粮困难。郧商县委动员妇女组织起来，为部队缝棉衣，做军鞋，还办了一个被服厂，一个月时间赶制了近千套棉衣。
商山县筹集了40多万千克粮食。方正平将此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亲自批示：“速将银花经验通知一切部队照办，越快越好，迅速建立根据地。”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建设豫鄂陕边区的工作进展顺利。
至9月底，全边区已建立了４个地委和军分区、17个县委和县政府、数十个区乡党委和政府。
这块根据地，南抵汉水，与鄂西北根据地相连；北达陇海线，与太岳解放区相通；东接伏牛山，可进出中原解放区；西逼长安，直接威胁胡宗南的统治中心。
李先念在陕南期间，主要是在以留仙坪、封地沟和北宽坪为中心的第二军分区活动。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去了，他带一支精干的小队伍，出没在农村山寨，“实施隐秘指挥”。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翻山越岭，战斗在丹江南北。
由于突围征程极度艰苦，李先念胃病复发，带病工作。为使指挥机关稳定安全，李与刘庚、巩德芳等进行了细致周密地计划与安排。
8月11日晚，经中央批准，李先念和任质斌、文建武带上机要、警卫共40人及电台，脱离部队，改换便衣，在巩德芳的掩护下，到洛南南部之留仙坪附近的民间，统一领导和指挥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巩德芳为李先念安排生活和开会事宜，西北局派来的民运科长刘庚陪他一起行动，做较长路途的转移时，由二分区副司令员薛兴军带部队负责护送。为了安全，住地经常变换，房东都是巩德芳精心挑选的，都能做到方便生活，方便工作，安全可靠。
李先念在陕南的第一个房东是按照巩德芳事先的安排，住在小王沟张孝仑家。
张孝仑自幼念过私塾，知书达理，以行善而闻名乡里，后又做“风水先生”，巩德芳闹起革命，杀掉恶人也教育了这位“善人”。
他对巩德芳说：“我吃斋念经，看风水，行好事，想为穷人积福行善，但是穷人越听话，越受欺压。你领兵一打，打出了穷人的天下。我看我这行善，还不如跟着你干。”
巩德芳说：“那你给咱当留仙坪副保长吧！”张孝仑说：“保长归国民党，我不干。”
巩德芳解释道：“你明里支应国民党，暗地为咱干。”张孝仑就这样当起了副保长。
有次敌人来留仙坪逮捕了游击队骨干蔡兴运，张孝仑挺身作保，使蔡兴运得到释放。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同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巩德芳把李先念安排住在他家是最合适不过了。
李先念住进张孝仑家后，心情比突围路上好多了。但是自６月下旬突围一个多月以后，一直处在紧张激烈的征战环境中，积劳成疾，尤其是他的胃病越来越重了。
李先念带病在张孝仑家里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解决了开创根据地的重大问题。那些天，张孝仑为照顾李先念，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一天晚上，浓云密布，大山和村庄都被夜幕吞没了。一支10来人的小队伍，用担架把李先念抬到一个小山村的王汉儒家。
王汉儒家住在商县北宽坪镇大河滩村。说是大河滩，实际上是山大林深处的小山村。他祖祖辈辈靠租种土地过日子，到他父亲手里才撑起独门院子，有了吃的，供养他念了几年孔孟的书，稍识了一点文墨，成了乡里一位小有名气的先生。
保公所以为他家发了财，有油水可捞，便把他拉去，叫他给买一名“壮丁”。王汉儒说：“我家是家大身虚，哪能出起买壮丁的钱，要出兵，我去就是了。”
保公所犯了难：这个人有些文墨，乡里需要他，于是叫他在乡公所当了一名小职员。这一下，王汉儒在乡公所干事，在乡里有了名气。
巩德芳也常来他家，让他明里在乡公所好好干，暗地为穷人办些好事，并给他讲共产党的主张。
巩德芳领着担架队叫开了王汉儒的门，对汉儒说：“咱们掌柜的身体不大好，想安排在你家休息几天。”
“行啊！”汉儒满口答应，忙把众人迎进屋里，要家里人烧火做饭，饭后，把“掌柜的”安置在上房最东边那间僻静的房子里，支起宽宽的木板床，挂起蚊帐，让李先念休息。其余的同志睡在他家伙房里，他依老巩的吩咐，去门前松林里放哨。
松林里很静。明月蓝天，松涛阵阵。他心里豁然一亮：老巩是游击队的“掌柜的”，这个老巩的“掌柜的”，高高的个子，两眼炯炯有神，却不说多少话，是一位稳重而深思的人，能管老巩，跟着那么多护兵，定是个大官。
天亮以后，老巩派人接哨，王汉儒回家一进门，只见老巩的“掌柜的”早已起床，衣着整洁，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一见王汉儒进来，便微笑着用湖北口音道：“掌柜的，辛苦了。”
“不辛苦。”
李先念开始向王汉儒调查了：“你在国民党里干差事，又给我们共产党办事，哪个党好啊！”
“共产党好。”王汉儒响亮地回答。“为什么哟？”
“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李先念对王汉儒的回答是满意的。他还进一步讲道：“国民党是为极少数人办事的，压迫剥削广大老百姓，世界上没有劳苦大众怎么行。大凡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没有一样不是他们双手创造的。可是，他们眼前还吃不饱，穿不暖，受苦受难！”
他又问道：“你说是种田人日子好，还是乡长日子过得好？”
王汉儒经这一问，心里骤然一动，想起一长串衣衫褴褛为乡公所缴粮的人，以及绳索捆绑的壮丁，心里一阵酸楚。
“莫要忘记老百姓！”这是王汉儒这个乡公所的小职员第一次听到一个大“掌柜的”说的话，它像一盏明灯，把心儿照亮了。
一天傍晚，老巩领着“掌柜的”就要走了，王汉儒依依不舍，“掌柜的”从一个战士手里拿过一只竹子编的，上下4个格子，很精致的菜盒，对王汉儒说：“你把这个竹盒子留下，作个纪念吧！”
王汉儒一时激动得不知怎么办，愣在了那里，这时站在一旁的老巩提醒了一句：“首长叫你留下，你就留下吧！”
王汉儒这才双手接过菜盒，视为瑰宝。事后他才知道老巩的“掌柜的”是李先念将军。他对那个竹菜盒倍加爱护，珍藏起来。
巩德芳为了给李先念治病，把他安排在北宽坪镇国民党民团团总姚吉乔家里。姚吉乔家住累华山寨，当地群众称姚吉乔为累华山寨寨主，但姚吉乔的儿子姚恩慈却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是巩德芳手下的一个队长。姚老先生成了巩德芳的挚友。
他们就把李先念的住处安排在姚吉乔住的累华山寨玉皇庙里。
累华山寨位于商县北宽坪镇东两三千米处。寨子建在一座大石山上，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只有一条羊肠小路，行走艰难，抬上担架就更困难了。
10几个战士前拉后推，左右护着，把李先念平安地送到寨子里。刘庚陪同李先念住在寨子庙内，外面一切活动由姚吉乔担任。
住了几天，姚老先生觉得住在寨子里，上下太困难，就医很不方便，又把李先念秘密地转移到附近李家沟王洞里家。白天在王洞里家休息治病，晚上就同刘庚住在对门看庄稼的茅棚里。
当地有个王世贤，半农半医，姚吉乔请他给李先念看病。姚吉乔介绍说：“这是当地一个医生，是请来给你看病的。”
病人点点头，说声“谢谢！”医生看见病人穿一身蓝粗布衣服，农民打扮，心中起疑，姚老先生介绍的病人，怎么会是个农民呢？但他又不便多问，诊脉后说“是胃病”，开罢药方便离开了。
李先念和刘庚夜晚在茅棚里也颇有情趣。他俩围着火聊天，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时间晚了，刘庚就说，你是病人，睡吧，他俩总是在说说笑笑中打起呼噜。
刘庚因受西北局委派，负责保卫先念的安全，常常是李先念睡着后，他就“过电影”。他回想：李先念对陕南地下党、游击队和人民无比地信任，他把自己作为陕南人民中的一员。
从外表看，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高高的个子，一身粗布便装，因身体瘦弱，衣服显得有些宽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开会时就拿个小凳子坐在会场中间，认真听大家发言，和游击队员同桌吃饭，同屋休息，有时还以幽默而巧妙的话语，逗得人们哄然大笑；行军时，同战士有说有笑。他是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人。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有的群众知道了王洞里家住的是巩德芳的“掌柜的”，虽然不知道是谁，也不问。
只向姚吉乔提出：你的客人身体虚弱，需要营养，我们送一些吃的可不可以？
姚吉乔说：“可以！”
群众很快送来了两只鸡、50多个鸡蛋、20千克大米和一些青菜，表示了陕南人民的心意。
由于敌情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李先念不断转移住地，他在陕南有许多这样的至交和房东。他和陕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李先念在实际斗争中非常注意把所遇到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概括为指导思想，作为实践的指南。他这次来到陕南，发现巩德芳、王力他们很重视统战工作，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有不少关系和朋友；在基层，有不少“两面政权”，明里支应国民党，暗地里跟着共产党干。
9月3日，李先念根据陕南“一些地方武装不逃，找我们接头”等情况向中央报告说，所以不逃，是因为不肯离开他们的老地方，还包含着陕西人民反对胡宗南的情绪在内，要团结全陕西人民反对胡宗南，团结第十七路军军人反对胡宗南。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将报告改为中央指示，下发给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在团结全陕西人民反对胡宗南”旁加了着重点，进一步明确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政策。
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接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非常高兴。他们马上传达布置，要求各部队，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敌人。
李先念经常活动的二分区，本来就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后更加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各种关系给敌伪有关人员写信，派人联络，召开名人和开明绅士座谈会，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在具体工作中采取了区别对待办法，对思想进步、倾向于我者，教育争取为我服务。如“北霸天”周寿娃统治着大荆、腰市、黑龙口一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的同志主张拔掉这个钉子。但是，周寿娃派人来想和我们谈判。
李先念说：“人以信为本。想和我们谈判就不要打了，我们要多争取一些人，少打一点子弹。”
经派人两次与其谈话，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周部不少士兵，在我党的感召下向我投诚，后来有的还担任了我根据地的区长和游击队队长。瘦家河保长黄帮损、周元章也被教育争取过来，成为我乡政权的乡长。
李先念亲自指导二分区正规军与游击队团结战斗，军队与群众团结友爱，成了当时豫鄂陕边区的模范。二分区第二十二支队转战蓝田，进军渭南，威逼西安，破坏陇海铁路，牵制敌军进攻延安的兵力，震慑敌人，战绩卓著，受到中央军委“传令嘉奖”。
蓝田县伪县长被撤职，县参议会向上峰报告说：“蓝城若陷，省垣如何安枕？”渭南、华县也急求省府派国军，保护陇海铁路，控制县城。我军民团结战斗，搞得敌人日益孤立，惶恐不安。
同时，我军也在打击国民党部队，进行外线作战中获得很大成绩，特别是第四军分区在杜关战斗中表现突出，受到中央嘉奖。
第四军分区是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在豫西、陕南创建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地委、第四专署和第四军分区创立之初驻地在卢氏县木桐沟，黄霖为军分区司令员，闵学胜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旺午为专署专员。
第四军分区所辖部队4000余人，编为第六、第七、第八团，辖区范围为豫陕省界以东、陇海路以南、丹江以北地区。
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也给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造成了直接威胁。
从1946年8月下旬开始，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与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调集5个正规旅9个团，配合11个保安团共50000多兵力，对豫鄂陕边区进行第一次“清剿”。
豫陕边的第四军分区是国民党第一次“清剿”的重点。胡宗南在卢氏、灵宝、洛南公路沿线部署了正规军，陕州独立旅配合卢氏、灵宝、洛南、内乡等保安团，进驻卢氏县朱阳关、五里川、双槐树一线，趁我豫鄂陕军区部队分散建立根据地之际，以数倍的兵力实施“清剿”。
胡宗南与刘峙还从邓县、内乡、嵩县、卢氏、灵宝、陕州、洛南等县抽调地方武装，成立了“十三县联防清剿指挥部”，在正规军配合下集中向第四军分区发动进攻。敌人先后攻占了卢氏县的官道口、杜关、官坡、兰草等地，并在各主要道路叉口设立据点，修筑碉堡，步步向豫鄂陕边区腹地推进。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第四军分区部队与国民党清剿部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三战三捷”。
第一次战斗为柏树嘴战斗。1946年8月底，第四军分区主力在卢氏县城东北的柏树嘴、娘娘庙一带，击溃敌两个保安大队，毙敌26人、生俘169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198支及弹药14000发、望远镜4个、电话机5部，一个团的2/3被俘。
第二次战斗为杜关战斗。
1946年9月初，第四地委、第四军分区决定乘敌不备，首先打垮盘踞在卢氏交通要道杜关镇的嵩县保安团。该团有12个连1000多人，团长高茂斋。
杜关镇是卢氏北部的门户，坐落在崤山南麓一个大山谷里，镇子四周是两米多高的土围子，每隔10几米设有一垛口，共有4道门可进出，地势易守难攻。守敌强行拆毁民房、砍伐树木，在4道门口修筑碉堡，架起轻重机枪，重点把守。
9月6日下午，第四军分区主力第七团和第八团在军分区司令员闵学胜率领下，从卢氏县龙驹镇出发北上，向杜关疾进。
8日凌晨，第七团、第八团分南北两路迂回包围，很快控制了杜关要地，并形成严密包围。接着，各团领导带领连以上干部察看地形，召开战地会议。最后决定：第团占领东边的东坡寨，第八团攻打北面的好汉坡，待占领这两处高地后，再发动总攻。
第七团把攻打东坡寨的任务交给了五连，并派一个排接应。晚7时许，五连连长曹正科带领部队到达前沿阵地。晚8时许，五连发起进攻。
第一排从正面冲击，二排从右翼穿插过去，堵死敌军退路，团里配备的一个排兵力进攻左翼，三排为后备队。全连战士在玉米地的掩护下，猛然向山头进攻。两翼攻击的兵力很快接近敌人阵地。
副连长肖慎鹏带领一排从正面攻了上去，歼灭敌军一个班，顺利占领了敌人盘踞的一个山包。副班长陈义生端起机枪猛然扫射，打得敌人很快缩进掩体里。
司号员吹响第二次冲锋号，战士们从阵地上一跃而起，喊声惊天动地，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击。整个守敌乱成一团，除少数逃跑外，其余大部分被俘。打下东坡寨后，团首长命令五连坚守阵地。
与此同时，第八团也打响了进攻好汉坡的战斗。经过顽强战斗，第八团的主攻占了山顶，全歼敌人一个连的兵力。敌军企图挽回败局，集中3个连向第八团的主攻连猛扑过来。
恰在这时，第八团团长带领六连赶到，指挥部队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将敌人压了回去。接着又来了个全线反击，很快占领北面的两个制高点，使镇中守敌成了瓮中之鳖。而卢氏城内的保安团怕引火烧身，不敢出动，使高茂斋部成了一支被围的孤军。
9日凌晨4时，第七团、第八团向杜关镇发起总攻，敌人负隅顽抗，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第七团九连从东南发起冲锋，敌人以密集的炮火进行顽抗，我军担任主攻指挥的副连长黄明国壮烈牺牲。
第七团政委邵敏命令五连务必在凌晨5时前结束战斗，否则，一旦卢氏、灵宝的敌人派来援军，部队将腹背受敌。
此时，第七团五连撤下东坡寨，越过小河，在离镇子100余米的地方占据了几处高地。敌人不时从寨墙上探出头来扫射。五连选定了3个突破口，接连发起两次冲锋，均未成功。敌人的机枪发狂似的吼叫着，压得五连不能前进。
五连便把全连的6挺机枪集中架在一起，猛烈射击，压倒敌人火力。副连长肖慎鹏带领3个突击班打头阵，二排长张凤鸣带两个班作为后备，加上九连突击班的紧密配合，五连直冲到镇子的围墙附近。
这时，后续部队也先后跟了上来，准备冲进围墙里。不料，右侧围墙垛上突然冒出一挺机枪，疯狂地向五连连长曹正科扫射。
肖慎鹏眼疾手快，迅速运动到敌人机枪下面，踩住一个战士的肩膀，纵身跳上围墙，飞起一脚把敌人踢翻，抓起机枪，掉转枪口向敌人射击。
与此同时，第八团已从西北面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冲进镇子与敌人在巷子里展开肉搏。第七团九连、五连趁机从东南面攻入镇子，敌人乱成一团，多数缴枪投降。
保安团长高茂斋趁混乱之机，拉过一匹骡子骑上就跑。第八团二连班长孙长喜发现后紧追。但骡子越跑越快，距离越拉越远，很难追上。孙长喜开枪射击，一枪打中骡子的后腿，高茂斋从骡子上摔下，被我军生擒。
杜关战斗，第四军分区主力击溃嵩县保安团，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10余挺、步枪200余支、短枪10余支，生俘高茂斋团长以下官员300余人，毙伤敌40余人，我军仅牺牲6人，负伤20余人。
第三次战斗为上戈战斗。
1946年9月10日，国民党卢氏、洛宁、陕县3个保安团1300多人，向驻上戈的第四军分区部队发起进攻。第四军分区主力立即给以迎头痛击，将其击溃，毙伤生俘敌军120余名，缴获机枪两挺、步枪80余支。
9月12日，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中原军区副政委任质斌及第二纵司令员兼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将包括卢氏杜关战役在内的第四军分区“三战三捷”反顽战果电报中央。
9月1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报：“李、任、文：12日电悉。第四分区反顽战斗迭获胜利，甚好甚慰。望传令嘉奖。望将陕南豫西建立根据地的经验经常通知王、刘、罗、文及张体学，鼓励他们学习照办。”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军分区派副司令员张水泉到军区请示后，借调第二军分区部分主力，并请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夏世厚前往第四军分区，协同指挥作战。
1946年10月上旬，他们在灵宝县西南之透山寨伏击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陕州独立旅和一个山炮团，毙伤敌正、副团长以下300余人，缴获山炮一门。
11月16日，黄霖、闵学胜、夏世厚率第二、第四军分区主力，进击卢氏双槐树，全歼号称“老虎团”的内乡靳绍华保安团，毙伤120余人，俘200余人。
17日，在卢氏五里川击溃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第八十四旅第二五二团，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5挺、步枪147支，俘营长以下138人，毙团长以下100余人。
18日，又在卢氏朱阳关击溃从内乡增援的两个保安团，毙副团长一人，伤团长一人，另一团长在逃跑中摔死。
经过第二、第四军分区的连续作战，国民党组成的联防指挥部及其所属保安团武装，全部被赶出卢氏县境，取得了第一次反“清剿”的重大胜利。
1946年11月19日，豫鄂陕军区致电第四军分区传令嘉奖。
12月9日，豫鄂陕军区总结了第四军分区的作战情况，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军委向全军转发了《豫鄂陕四分区战斗总结》指出：“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第四军分区的反“清剿”斗争，不仅为豫鄂陕边区树立了样板，也为全国其他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提供了经验。尤其是按照毛泽东9月16日亲拟的中央军委嘉奖电报，对中原军区南路突围部队在鄂西北的游击战争，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就这样，在李先念直接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创建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李先念的病体却未能康复，且有日益恶化之势。
党中央要李先念速到延安治疗养息，决定由汪锋接替他的工作。李先念与来接替他工作的汪锋商量后，决定于9月24日在封地沟召开豫鄂陕边区党委扩大会议。
9月24日，豫鄂陕边区党委成立大会在封地沟西沟老院李明章家门前的打谷场上召开。正式宣布成立豫鄂陕边区党委及豫鄂陕军区。
出席会议的有李先念、任质斌、汪锋、文建武以及夏农台、魏国运、王力、巩德芳、胡达明等团以上干部和工作人员共百余人。
会议由文建武主持，李先念首先讲话。他把汪锋介绍给大家之后，宣布了党的豫鄂陕边区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及经过党中央批准的边区领导干部名单：汪锋为中国共产党豫鄂陕边区委员会书记兼豫鄂陕军区政委。并宣布了中原局关于豫鄂陕军区各分区地境、所辖部队及干部任命的通令。
接着，李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原突围的重大意义，回顾了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经过，并结合分析全国各大战场的形势，特别是介绍华东野战军的苏中“七战七捷”和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的胜利，指明了目前的斗争方针。
李先念讲了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蒋军必败》为题发表的社论，这个社论给中原突围部队以极大的鼓舞。讲了在陕南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并对根据地的建设作了具体指示。
李先念向与会人员介绍说，汪锋熟悉这里的情况，他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有领导部队打仗和做地方工作的才能。
然后，他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像陕南的柳树，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而且根深叶茂，能抵挡住洪水侵袭；要像杨树那样，不管风吹雨打，腰总是直的，顶天立地。
会议结束后，李先念电报党中央：汪锋到达此间后，我们已召开了一个区党委扩大会议，宣布了区党委的正式成立并将各项工作都做了一一研究，全区已建立了14个县工委、30余个乡公所，地方武装已扩大到2000余人。
这次山中盛会，也是欢迎汪锋和送别李先念的大会。不过当时知道李先念奉命回延安的人很少。巩德芳和刘庚是少数知情者中的两个人。
他们俩的心情都很矛盾。同李先念朝夕相处两个月，无话不说，受益匪浅，真舍不得他离去；但看他那病弱的身体，在这里再硬撑下去非垮不可；再说党中央要他回延安，定有重要任务。这样也就想通了。
对于李先念北上延安的事，汪锋等同志经过反复商量，做出了周密的安排，包括安全、治病和生活照顾等，都通过地下党、游击队和统战关系做了妥善布置。
9月25日晚，根据中央指示，李先念踏上了返回延安的路程。半夜时分，李先念在汪锋、巩德芳、夏世厚带部队护送下，从封地沟出发，出流岭，下川道，从茶房万家湾北渡丹江，越过西荆公路，进北山，到达根据地第二分区北山腹地的庾家河街。
9月26日，汪锋同夏世厚率部护送李先念等从今丹凤县庾家河出发，经留仙坪、今商州区北宽坪、龙王庙、板桥、麻街老庄、西荆、韩峪川牛头崖，于30日到达蓝田县灞龙庙。这里是秦岭北麓，是武装护送的最后一站。在这里，巩德芳、夏世厚依依不舍地与李先念告别。
10月1日，李先念、汪锋等来到洛南、商州、蓝田交界处的厚子镇。汪锋指定由蓝洛县委书记魏平具体负责李先念等到陕北沿途的安全，并亲自安排李先念等与地下党的同志见面。临别前，李先念与汪锋深谈到五更。
10月2日，李先念离开厚子镇，经铁炉镇、新丰镇皂安村，从胡家窑渡口过渭水，到达栎阳镇。此时，因李先念身体虚弱，胃病加重，不能行走，不得不在进步人士李**家休养10多天，待身体稍好后，于10月21日安全到达关中地委所在地旬邑县马栏镇。
汪锋告别李先念后感慨万千，回到住地，以《惜别》为题赋诗一首：师座宿青坪，谈论破王更。
临行言未尽，惜别柳桥情。
四海阴云扫，三川红日升。
延安春到早，一路顺风迎。
巩德芳、刘庚一直送到根据地边界，他们请李先念保重身体，李先念请他们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坚持下去。
刘庚同李先念告别时，要把一件旧毛衣还给他。他俩在一起住时，有天起床，窗外吹来一股冷风，李先念正准备穿衣，手停下来，把毛衣穿在了刘庚身上。
刘庚推让，先李先念诙谐地说：“穿在你的身上，我也不冷了。”
刘庚要把毛衣还给他。李先念又诙谐地说：“这是战友送的毛衣，虽然破还有一点意义，你就留下吧！”
刘庚收回毛衣，并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李先念走后，中原突围部队继续坚持外线作战。秦岭冬天，漫山冰雪，地冻天寒。
11月下旬，国民党又调集10个师、17个保安团对我进行全面“清剿”，在主要地区遍设据点，修筑碉堡，移民并村，烧房抢粮，关闭集镇贸易，制造无人区，毁灭我之生存条件。
在此严重形势下，部队穿衣、吃饭、住宿、活动，都遇到极大的困难。为分散敌军兵力，挫败敌之“清剿”计划，12月中旬，豫鄂陕军区调集5000名主力组建野战纵队，转入外线向东出击，准备在伏牛山地区打开新的局面。
1947年1月16日，野战纵队进入伏牛山腹地，首战桑坪，击溃两个保安团；再战，解放奕川和庙子镇。
2月初进抵鲁山以西，击溃河南保安团多次进攻。但国民党军3个师跟踪而至，配合地方团队对我“围剿”。
此时，野战纵队连续行军作战，历尽艰辛，疲惫不堪。乃经党中央、中原局同意，在太岳部队接护下，20日北渡黄河转晋城休整。坚持两线斗争的部队，也于2月初组建成一个纵队，转战卢氏、洛宁地区。
3月19日又奉命北渡与主力会师，留下的1000余人组成陕南工委和陕南指挥部，在司令员巩德芳、书记兼政委刘庚、副书记王力等领导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直至当年秋天陈赓大军南下时方与主力部队会合。
南路部队立足鄂西北
1946年8月下旬，中原突围的南路军同江汉军区罗厚福部队，在房县西南的上龛地区胜利会师。两路部队的会师增强了南路军在鄂西北地区的战斗力量。
此时，党中央电示中原局，要求中原突围部队在豫鄂陕及鄂西北地区生根立足，创建敌后根据地。
根据中央、中原局的指示，突围到鄂西北的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为统一军政领导和开展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在房县召开了会议，决定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共产党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
鄂西北区党委成立时，同时确定了创建鄂西北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并决定成立4个军分区。将所属部队分别配属在这4个军分区中，着手创建根据地。
以竹山、竹溪、镇坪、白河等地区为第一军分区，下辖江汉警卫团和江汉军区第三团。
以兴山、房县、保康、宜城等地区为第二军分区，下辖第一纵第二旅。
以荆门、当阳、远安及襄北、襄南等地区为第四军分区，下辖江汉支队和江汉第一团两个营。
以南漳、谷城、房县、保康北部、均县和郧县南部等地区为第三分军区，下辖第一纵第三旅第九团及第二纵第十五旅第三、第六、第九大队，王海山任司令员、汤成功任政委、周凯任副司令员兼第九团团长、颜东山任副政委、胡鹏飞任参谋长、秦忠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团政委。
另第三旅第七团和江汉军区第二团组成野战旅，作为军区机关直属部队，由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直接指挥。
鄂西北军区展开创建根据地活动后，国民党又调整部署，实行新的围攻，以3个整编旅分布房县、保康、均县、谷城、荆门、远安地区，以两个整编师进驻宜昌、巴东、兴山、竹山、竹溪之线，形成夹击合围态势。
先以房县为中心向我分散部队跟踪追堵，自西北向东南压缩我军。后以老河口、自河公路为依托，由北向南对我“清剿”。
我也改变部署，命令第七团及第一、第四分区部队，在外线积极活动，配合内线斗争。各分区掌握一部分机动兵力，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掩护县以下武装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农民武装。
为了调动、分散敌人，又以江汉军区第二团为基干，划谷城、南漳和保康的南河两岸地区，组建第五军分区。
同时遵照中原局指示派李人林率领500余人返回襄河东岸开展游击战争，令第十五旅部队渡汉水、进陕南归还建衍。
经过各部积极展开反“清剿”斗争，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进行较大战斗6次，歼敌官兵近500人，攻占兴山城，缴获一批粮食、布匹、药品等重要物资。全区建立了11个县政权，20多个区政权，50多个乡政权。根据地初具规模。
进入冬季，斗争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以5个整编师数倍于我之兵力，采用分进合击、反复“扫**”、各个击破以及“棋盘战”，“穿梭战”，“突袭”等战术手段，向我发动疯狂“清剿”，力图切断我各区联系，逐步将我从原活动区挤压出去。
我各部队化整为零与敌周旋。因连续行军作战，弹药奇缺，粮食、鞋袜、服装供应困难，伤病员无处安置，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活动地域日益缩小，部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11月被迫撤出第一分区，12月底房县中坝、保康康家山战斗失利后，又相继撤出了第二、第三、第五分区。最后只剩第四分区之荆当远地区，还能容纳少量部队进行游击战争。国民党军继续向我压缩，企图歼灭我于荆当远地区。鄂西北军区部队面临着严峻考验。
1947年2月，区党委和军区在远安老观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罗厚福率800人留原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分路转向外线作战。
李人林部自1946年9月22日东渡襄河后，沿途消灭了钟祥、京山等地3股区乡武装，击溃了前来堵击的敌京山县两个保安中队，并与在京山北部坚持斗争的彭友德、李冠群等两支游击队会合，10月初，占领襄河边重镇多宝湾。
紧接着，摆脱由鄂西北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第一九九旅和新十五师以及豫鄂两省14个保安团的围攻，进至信阳、桐柏一带，先后与在该地坚持斗争司宁淮、牛德胜、张波等部的游击队200余人会合，组成豫鄂游击支队。
这支部队在随县全歼两个保安中队，后又攻占琼家湾，击溃尾追的国民党军一个营，12月，转战应山、安陆、京山，全歼敌第七十二军工兵营一个连及一个保安中队。
1947年2月，国民党军由东西北三面向我“进剿”，李人林即率部南波襄河，进抵长江北岸，智取郝穴镇，俘敌人枪170支。1月20日，乘胜渡过长江，入湖南转鄂西，在湘鄂边地区活动。
老观窝会议以后，张才千率第二旅第四团等部队1200余人，于2月14日由宜都之古老背横渡长江，进入长阳、巴东。
3月3日和李人林部会师于五峰县红渔坪。之后，奉中原局指示，这两支部队组成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委，部队改编为第一、第四两个支队。此时，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两个旅已尾追至江南，另4个整编旅也由东、南两面向我合围。我即分两路挺进湖南龙山、永顺，转抵桑植、大庸，宣传群众，寻机歼敌。
4月初，我两路部队在沅陵以北再次会合，然后转至澧县、石门，威胁湘北重镇常德。国民党湖南当局非常震惊，仓皇调第三十三旅前来阻击。
4月6日我在澧县以北，迎头击破第三十三旅4个连的进攻，毙俘敌营长以下200余人，敌军不敢再犯。我经宜都向长阳、五峰以南挺进。
26日经石门北部磨岗隘，湖南保安总队阻我前进，我以猛打、猛冲、猛追战术，将敌800余人全部歼灭，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此后尾追之国民党军两个团、6个保安大队再不敢轻易与我接近。
5月1日，江南游击纵队根据中央指示渡江北返。
2日占领洋溪，顺利渡过长江。八日重返远安，连续摧毁河口乡碉堡3座，俘获敌人600人。
在南漳县偏头岩与罗厚福部会合后，奉中央电示，江南游击纵队改番号为中原游击纵队，罗厚福部编为第二支队，26日由谷城庙滩东渡汉水，横穿鄂豫边界向桐柏山前进，在泌阳以南歼敌保安团四百余人。
6月3日由确山、信阳之间跨越平汉铁路。
10日，胜利进入豫皖苏解放区，又奉命改编为中原独立旅，配合兄弟部队横扫豫皖边土顽。
8月，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重返大别山，江南游击纵队转战大江南北与汉水两岸，在国民党深远后方坚持8个月游击战争，运用避强击弱，兜大圈子与小圈子结合，打与跑结合，采取奔袭、化装袭击、伏击等手段，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创造了游击战的新经验。
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共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200余件，牵制国民党军6个师、10个保安团，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与此同时，杨秀昆、刘健挺率800人东渡襄河，进抵大洪山和鄂北地区打游击。刘昌毅也率700余人摆脱四面追堵之敌，于4月28日从钟祥石牌再渡襄河，穿越国民党统治区8个县境，进入大别山腹地金寨。在吊桥崖设伏歼敌一部，缴获美制电台一架。
又在霍山漫水河、岳西大岗岭，击溃跟踪我军之湖北保安团。刘部重返大别山连战皆捷，老百姓纷纷传说：“当年红军又回来了！”
5月22日，刘昌毅部与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领导的游击队在潜山县大佛寺会师。两部联合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成立皖西人民自卫军和临时党委、临时指挥部。刘任司令员、桂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皖西地区的革命斗争。
皖西人民自卫军组建后，以潜山、桐城交界地区为基点，分头向豫西、霍山、太湖、怀宁地区发展，拔除国民党军在我活动区内的据点五处，夺取大批粮食和物资。
7月、8两月转向山外，从潜山一直打到宿松，一度攻占望江，相继进击项岭等八处国民党军据点，均获胜利。皖西人民自卫军4个月内进行战斗50余次，歼敌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700余件。
活动区域达9个县，根据地扩大到纵横百余千米，地方游击队如春笋般建立起来，成为配合主力作战，保卫区乡政权的重要力量。
1947年8月底，在霍山与第二野第三纵队阎红彦副政委所率部队胜利会师。这支千里回师大别山、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的英雄部队，即汇入了战略进攻大军的滚滚洪流。
独立第二旅坚守大别山区
1946年7月18日，独立第二旅在冶溪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张体学等正在布置部队继续东进，突然接到党中央电示：“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党中央这突如其来的命令，对张体学和独立第二旅全体指战员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他知道，大别山雄踞鄂豫皖三省边界，东进南京，西达武汉，南带长江，北襟淮河，鸟瞰中原，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
党中央不忍放弃这块战略要地，要独立第二旅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自然是出于对全国战局的考虑。
然而，张体学也知道，此时大别山区敌情严重，已被独立第二旅甩在身后的国民党正规军五六个旅正四处寻找独立第二旅以围歼之。
张体学更明白，刚刚突出敌人重围、脱离险境的独立第二旅，若返回大别山，部队必将再陷重围、再历险境，并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这全党全军全局利益与独立第二旅局部利益发生矛盾的紧要关头，是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率部再陷敌军重围，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还是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率部继续东进华东解放区？
这是对张体学等与独立第二旅全体指战员的党性原则、全局观念和献身精神的重要检验，何去何从，必须作出明断。
张体学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坚定不移地服从命令，顾全大局。他立即主持召开旅党委会，研究执行中央战略部署的具体措施。
张体学还与旅长吴诚忠、副政委熊作芳联名致电中原局并转中央：“我们现决定在蕲、太、岳边境地区争取短时的休息，求得部队整理一下，及处理干部，进行精简和部署鄂皖边境地区的游击战争。”
7月19日，党中央复电，充分肯定和赞扬了他们的决定，并指示他们：你们决定在太岳边境休息，整理精简部队，布置鄂皖边境地区的游击战争，均很正确。望紧紧依靠群众，必要时将部队的团、营、连分散，以能打民团及打一连一营之顽军为标准，巧妙地对付敌人，注意部队纪律，到处帮助人民，在鄂皖边建立根据地。
根据党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为统一领导与指挥鄂皖边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原局决定以独立第二旅党委为基础，组建中国共产党鄂皖地委，由张体学任书记，吴诚忠、熊作芳、何耀榜任副书记。
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张体学随即召开旅党委会研究决定：易鹏、黄宏坤留在鄂皖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派熊作芳到皖西，赵辛初、漆少川到黄冈开展游击战争。还决定将第四、第五、第六团改称第四、第五、第六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两个小团。
这次党委会，为独立第二旅留在大别山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继续牵制国民党军队，支援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日晚，独立第二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张体学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旅党委的决定，深刻阐明坚持大别山区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要求指战员顾全大局，坚定信心，在大别山与敌斗争到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从7月20日起，独立第二旅各部开始回师大别山区，进行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就在这时，国民党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调兵遣将，对独立第二旅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围剿”。
蒋介石着令程潜统一指挥部署“清剿”鄂东之张体学部。限“7月底肃清”张体学部于鄂皖边地区。敌人除疯狂地对独立第二旅进行“围剿”外，还强化地方保甲制度，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将独立第二旅困死、饿死、冻死在大别山中。
面对凶恶的敌人和残酷的环境，张体学始终信心坚定，意志顽强，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为适应斗争环境，他们再度将部队分散，以营、连为单位，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尽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由于战斗频繁，日夜行军，部队减员很大。在艰苦浴血奋战中，第六团政委黄世德、第五团团长彭超、鄂东行署专员何建华等先后英勇牺牲。
至11月上旬，艰苦奋战4个多月的独立第二旅损失严重，所剩部队及一批地方干部，总共只千人左右，这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力量，二三十人一股，完全便衣化，分布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张体学等领导指挥独立第二旅坚持大别山区游击战争，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独立第二旅先后牵制国民党正规军六七个旅和四五个地方保安团共50000多人，拖住10倍于己的敌人在大别山区达半年之久，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直接支援了中原主力开创的豫鄂陕和鄂西北两个根据地的斗争。也有力地支援了苏中部队的“七战七捷”，为解放战争的全局胜利作出了贡献。
同时，独立第二旅坚持大别山区游击战争，队伍虽散，火种尚存，为党中央作出战略反攻，向大别山挺进的伟大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独立第二旅保存下来的上千名骨干，直接参加到战略反攻和根据地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如1947年11月1日《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谈大别山形势》指出：“两年来始终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是使我军能够迅速立定脚跟并很快与人民结合的重要力量。”
中原突围战略意义重大
中原突围后，李先念改穿国民党军服，乘坐火车，途经国民党统治区，绕道回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陪同他的只有肖建章一人，对外名为随从副官。
肖建章那时我很年轻，穿不惯国民党军服，别别扭扭，要保证师长安全，总是紧紧张张，小心翼翼，生怕出问题。
李先念看出了他的心理，悄悄地对他说：“小肖，平时我总是告诉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一定不要趾高气扬，要谦虚谨慎。现在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任务不同，身份不同，你要挺直腰板，趾高气扬。你越是这样，人家越不会怀疑我们，我们就越安全，你明白吗？”
肖建章说：“明白了！”
李先念说：“明白就好，但是要尽快适应，一定不能露出马脚。”
这以后，肖建章偶尔还有没注意到的，比如说，习惯地称李先念“师长”或“首长”时，李先念装作不是叫自己，不出声。
肖建章知道错了。马上大声称“军座”或“师座”。就这样，他随李先念平安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
中原突围的胜利完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赢得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知悉中原部队胜利到达陕南和鄂西北地区，毛泽东对此十分欣慰，7月13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中原军区领导人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
从抗战胜利到中原解放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和外线作战任务的两个年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防御，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关键阶段。
在中原突围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由于梦想消灭中原解放军，不惜分散兵力，调动大量军队围困中原解放区，这就迫使中原解放军不得不在武汉外围的腹心地区，进行战略坚持10个多月。
这一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军30万人，使其不能**进攻我华北、华东解放区，从而为我部署巩固华北、争取东北的战略全局，完成由民族解放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
其后中原解放军突出重围，转入外线作战，执行战略牵制任务，历经5省，转战两年，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部署。
它调动了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又先后牵制了国民党军32个整编旅，迫使蒋介石、胡宗南推迟了进攻华北、进攻延安的时间，从而为内线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夺取自卫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起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陇海线大捷发表的《蒋军必败》社论指出：这三个胜利，对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中原解放军经过中原突围和突围以后的外线作战，其基本力量是保存下来了。这为以后战略反攻、重返中原，向全国进军增加了重要的骨干和有生力量。
经过艰苦突围和外线作战，中原解放军保存了主力部队约20000人，还有一大批经过严峻考验的优秀干部。其中皮定均所率第一纵队第一旅5000余人，进入苏皖解放区后编为一个独立师，转战华中、华北，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临汾、太原等著名战役，屡建战功。
第三五九旅重返陕甘宁晋绥解放区以后，扩编为一个军。在王震领导下保卫延安，进军陇东、关中、新疆，在西北战场，起过重要作用。
文建武、汪锋所率豫鄂陕军区北渡黄河的7000部队，原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晋城休整后，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
这支部队在李先念率领下，重返中原，汇合张才千、李人林所率中原独立旅，转战平汉路南段、襄河两岸，重建了江汉解放区。以后又进军川东，对中原决战、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作了重要贡献。
刘昌毅、桂林栖所率的皖西人民自卫军，汇入刘邓大军编为一个师，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鄂东军区独立旅，留在秦岭、伏牛、桐柏、大洪、武当诸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各支游击队，都先后汇入南下大军，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了新的功勋。
还有突围前后合法转移和化装转移人员，突围战役中掉队、被捕被俘后出狱归队的人员，也都分别奔赴各个战场，为解放全中国尽了力，作了贡献。
中原解放军所进行的中原突围和外线作战，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的。数十名县团以上的优秀干部牺牲了；不少干部战士掉队、被捕被俘，有的壮烈就义，有的在敌人监狱里、集中营里，受过苦受过难。
部队的总数损失了将近2／5。但是，这对处境极为严酷的中原解放军来说，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也是完全值得的。
正如1947年12月刘少奇所说：“过去第五师在十分困难的斗争中，受到大的损失，但它完成了当时极重要的牵制敌人的任务，他们的损失是有代价的。正如在胜利的战斗中也有损失一样，是光荣的。”
回顾中原突围的整个历程，证明40年前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中原解放军举行突围，选定主力向西的战略转移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中原突围是党史、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党中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重大转折关头的英明战略决策，是中原解放军执行战略转移任务，粉碎国民党妄图聚歼我中原解放军主力、制造新的“皖南事变”阴谋的重大胜利。
中原突围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中原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的英雄部队，他们的英勇牺牲、艰苦斗争精神，将受到人民的尊敬。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评价中原突围说：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1947年1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原问题的讲话中曾说，中原坚持与中原突围，起的战略作用，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打几个胜仗的作用小。
同年5月28日，党中央致中原部队的慰问电说：“我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
1947年11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陈毅在淮阳对原新四军第五师部分干部讲话时说：“中原部队牵制蒋介石30万主力部队达10个月之久，这就为华北的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的七战七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敢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那就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七捷的胜利。中原部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完成了战略牵制任务，对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对配合各个解放区作战，对党的革命事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中央、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这些论述，是对中原突围战役的最全面的总结和最好、最正确的评价。
总之，中原突围，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以迅猛果敢的行动，抢在国民党军7月1日总攻之前，突破其30万大军、6000余座碉堡的重围，使蒋介石限期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彻底破产，成功地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