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平日里雾气笼罩的山城重庆，今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群山环抱的九龙坡机场上，冠盖云集，站满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方面著名人士以及中外记者。
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也早早地来到机场。在场人员都不时翘首仰望湛蓝的天空，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
毛泽东飞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平日里雾气笼罩的山城重庆，今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群山环抱的九龙坡机场上，冠盖云集，站满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方面著名人士以及中外记者。
他们之中为首的是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还有著名人士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等人。
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也早早地来到机场。在场人员都不时翘首仰望湛蓝的天空，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
下午3时45分，一架专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机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此时，一个高大魁伟的身影出现在舷舱门口，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只见毛泽东头戴一顶盔式帽子，身着一身灰布做的中山装，由张治中伴随稳步走下舷梯。毛泽东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手拿盔式帽频频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青山绿水，好地方，好地方！”毛泽东用湖南乡音赞美说。
满头白发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春风得意地挥动着礼帽，这位60岁开外的人竟以西部片牛仔的姿势蹦跳着下了舷梯。随后是周恩来、王若飞。
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递上名片，握手，提问。摄影记者排成了一堵人墙，镁光灯不断地闪亮，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响个不停。
好莱坞式的场面持续了大约一刻钟。张治中连声劝说，但毫无效果。
这时，周恩来机敏地把一个纸包举在空中，喊道：“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王若飞那里去取！”
原来是毛泽东的书面讲话，中文、英文齐备。外国记者们如获至宝，即刻飞车进城抢发新闻稿去了，毛泽东一行得以从容地和朋友们、同志们握手言欢。
不久，报纸上就登出来了毛泽东的讲话稿：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的是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到达重庆这天，重庆《中央日报》编辑部异常紧张。
蒋介石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亲下指示：“不发社论，不写专访，新闻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通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总之一句话，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尽管如此，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消息还是像惊雷般在重庆上空炸开了。毛泽东飞抵重庆的消息不胫而走，各种新闻媒介广为传播，党政军民学等各方面人士奔走相告。“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话，传遍整个山城。
《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4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毛泽东到渝第二天，《大公报》发表了名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论。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兴奋地写道：“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8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重庆谈判会像《大公报》期望的那样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吗？也许，坐在谈判桌边的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这么乐观；也许，他根本没想到毛泽东会单刀赴会。
要全面把握重庆谈判前的国共双方态度，必须从国共谈判的开端说起。事实上，自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国共谈判就一直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起来了。
西安事变后，国共就开始了关于两党合作问题的谈判。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蒋介石起初“咬”得很紧，定要收归“国”有。淞沪战起，他才松口，同意中国共产党方案。可能的一个想法是“那才四五万人”。至于中国共产党地位问题，蒋介石坚持“溶共”，谈判就拖了下来。
可是中国国内的国共争端，使美国颇感困扰。为此，美国为解决国共问题设计了一个方案。
首先是确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将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牢牢地拴在一起，以取得美国在东亚地区相对其他大国的优势地位。
其次促使蒋介石按照美国的方针，处理国际国内各种问题。在中国内部问题方面，国民政府应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改革，稳妥地处理国共关系，避免发生国共内战，争取为国民党政权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
这样，美国便不可避免地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尤其是国共纷争。问题是他们显然不清楚这趟浑水有多深。他们不了解蒋介石，更不了解毛泽东。
在蒋介石谋划闪击延安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的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抗日，否则美军将停止援助。
气得蒋介石大骂史迪威必受共产党所主使，是对他的干涉和威胁。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这一举动勾起了蒋介石招降共产党的幻想。6月间，他亲笔写信给毛泽东，约请毛泽东赴重庆当面谈一切问题。信件通过张治中托林彪带回了延安。
同时，蒋介石又做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
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
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十一中全会致辞中再次表示：“中国共产党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进入1944年，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开始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
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
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1944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
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
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
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10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5月2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
林伯渠首先提出：“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方针，请问究竟如何解决。”
张治中、王世杰两人避而不答，却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判。
于是林伯渠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5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
5条意见是：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四、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五、恢复新四军番号。
张治中和王世杰不同意，主张就两党目前有关军事及边区问题进行商谈。
于是林伯渠说，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47.7万人，并组织了22万民兵，请国民政府先给6个军18个师的番号。
张治中、王世杰只允许4个军12个师。以后又谈了几次，最后商定将历次会议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代表签字后，各方报告自己的中央，由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5月11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在记录上签了字。可是张治中、王世杰两人竟不顾事实，说记录上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他们不签字。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唯有实行走民主与增强团结的道路。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的，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的。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3条：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17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国共产党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0000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国共产党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
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一同飞往重庆。
20日，党中央将拟定的《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电告林伯渠。
5月22日，林伯渠带着中国共产党新方案去见张治中和王世杰。
张治中、王世杰看了中国共产党新方案，目瞪口呆，半晌无言。他们认为所提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足以使人生气。争执一番后，张治中、王世杰表示：坚决拒绝中国共产党20条，并拒绝将此案转呈蒋介石。希望进行修改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党中央书记处，报告谈判近况，并对谈判的形势做出了估计。5月31日，中国共产党做出让步，将20条修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
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做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6月5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
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
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
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1号作战”计划。
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
1944年4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
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千米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
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
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
1944年6月9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6月12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
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
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
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
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也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
毛泽东同时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
毛泽东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也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记者们都感到十分兴奋。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国共产党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
7月12日，参观团除5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
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
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5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军队合作的问题。
1944年二三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收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
至6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
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
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
不久，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的访问和观察当做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从9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
党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董必武8月17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
随即又在周恩来8月18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
9月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
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9月5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热烈，批评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没有过的。
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
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15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
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此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阐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
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毛泽东认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
毛泽东强调：“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10月13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
毛泽东自信地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
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做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重庆的，他负有美国政府交予的5项使命：“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1944年10月间，赫尔利在重庆与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谈，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应取得合法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共产党员参加。他还表达了在必要时访问延安的愿望。
毛泽东得知这一信息时，正在主持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他分析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介石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
毛泽东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
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对与赫尔利会谈应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11月7日上午，赫尔利乘坐的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机场为赫尔利举行了热情而简朴的欢迎仪式。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林伯渠。
次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
赫尔利首先表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派，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
赫尔利拿出《为着协定的基础》，说明这份文件是他与蒋介石共同草拟的，共有5项条款，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下午，赫尔利与毛泽东等举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
毛泽东强调：“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毛泽东还就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了第三次会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协定修改草案》，为赫尔利所接受。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一、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也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希望赫尔利回重庆后，说服蒋介石同意中国共产党所修改的要点。
赫尔利说：“我将尽力使蒋介石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的安全。”
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我们的5项要求。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
这个文件经双方同意后，双方应共同签字，公开发表。
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
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
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5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
毛泽东说：“经过3次会谈修改后的5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
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第二天上午10时，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了第四次会谈。
毛泽东就签订修改后的文件作了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一致通过这一文件，并授权我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
随后，毛泽东在这个一式两份的文件上签了字，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和见证人也签了字。文件还留有空白处，专给蒋介石签字。
这份文件被命名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其主要精神是：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和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军队应平等地分配同盟国的援助物资等。
会谈结束后，赫尔利将要飞回重庆。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恩来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
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赫尔利还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
当天，毛泽东便将写给罗斯福的信交由赫尔利转达，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3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8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他告诉已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他将拟定一个新的草案，请他说服共产党接受。
第二天，宋子文便送来新的草案，即3条反建议，其要点是：“一、国民政府允许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改组，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二、中国共产党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国共产党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看着这3条反建议，赫尔利很为难，因为，这与他和毛泽东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差距太大，毫无疑问，共产党是难以接受的。
11月21日，赫尔利把3条反建议交与周恩来，立即遭到周恩来的质疑：“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
赫尔利回答：“蒋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只是不愿写在建议上。”
“这里所说的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只是挂名，毫无实权，说明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周恩来当即指出并问道：“中国的团结是否以联合政府为前提？联合政府是否是合理、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是否只能当观察者，而没有实权？”
赫尔利心知理亏，只得以“我只是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相回避，躲躲闪闪地回答：“联合政府当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条协定草案》也不是没有可改动之处。中国共产党进入政府是等于无实权，但是，也事在人为，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还能够控制议会。”
这天，周恩来正式通知赫尔利，他将立刻返回延安。赫尔利慌了，极力挽留周恩来，他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
赫尔利许诺：“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应。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
周恩来坦诚相告：“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提出的，赫尔利将军也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会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
赫尔利满以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再晓以小利，便可以将对方说得心动，没想到却在周恩来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由于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下去。
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3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
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3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
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5点建议中，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做任何进一步的让步。
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复电指示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告包瑞德。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
1945年1月11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
毛泽东请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
毛泽东还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赫尔利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隶属于国民政府，并接受蒋介石的统帅，于是，他想出一个曲线统一法。
1月20日，赫尔利来电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做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
毛泽东复赫尔利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
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是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是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
赫尔利想以仲裁国的身份，帮助蒋介石实现其不费一枪一弹，便可全部收编共产党武装的愿望。这种严重侵犯主权的企图，当即受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赫尔利曲线统一不成，干脆赤膊上阵，公然阻止给八路军的正常援助。
1月2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申请美元贷款，以用作对日作战经费。
赫尔利知道后，立即给美国国务卿发去电报说：“批准朱德将军获得租借物资和财政援助的要求，都将破坏美国的既定政策。这个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
1月2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
这样，抗日战争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
2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3月1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
他宣布将在11月12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
他两次会见美国记者，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记者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然而，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
赫尔利在回国述职时，还向罗斯福转达了蒋介石捎来的两条信息：一是国民党不论共产党同意与否，将召开国民大会；二是苏联现在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或接济中国共产党，请罗斯福放心支持国民政府。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1945年4月5日，《新华日报》针对赫尔利在美国的胡言乱语，发表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文章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于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时值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7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两篇评论，严厉批评赫尔利扶蒋反共的卑劣行径。
毛泽东说：“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
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同时，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坚决反对赫尔利再任驻华大使。
抗战胜利后，赫尔利又向蒋介石建言，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样便可陷毛泽东于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来重庆，那么，将向国人昭示其无和平的诚意；倘若其真的来重庆谈判，那么，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拖上它一段时间，乘此将国民党军派往华北、华中等地部署，到那时，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毛泽东和共产党便成为笼中之虎，唯有束手就擒。
令赫尔利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以大仁、大智、大勇的信念，慨然应邀前来和谈。他不仅多次与蒋介石会谈，并且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尽显中国共产党真心热爱和平的坦**胸怀，更纠正了国民党反动派妖魔化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偏见，毛泽东以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的形象，深受国统区人民的认知和喜爱。
相反，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暴露无遗。
赫尔利于无意中竟给毛泽东、共产党做了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而却给蒋介石帮了倒忙，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米。
这时，美国国内对赫尔利的非议也越来越多，赫尔利声名狼藉，很不情愿地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职信。自此，便再也无颜踏上中国的土地。
美国也不得不改公开扶蒋反共为扶蒋容共，企图通过所谓调处国共关系，不战而控制中国。
重庆谈判开始进行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抵重庆后，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晚宴为毛泽东一行洗尘。席间，蒋介石以东道主的身份举杯，对毛泽东的到来表示欢迎，毛泽东也举杯致谢。
是夜，蒋介石再三挽留，毛泽东暂留宿林园。分手时，蒋介石对毛泽东说：“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睡个好觉，睡到什么时候起来都行。”
8月29日，晨光熹微，吹拂着千树百花的秋风，送来阵阵清香，风景独好的林园内，莺啼蝉叫，黄鹂鸣翠。
毛泽东打破了在延安时的工作生活习惯，早早地起床了，到外面散步，呼吸着外面清新的空气，不时伸开双臂，舒展着身躯。
毛泽东沿着略显坡度的柏油路走下，转而由长满青苔的石阶缓行。曲径通幽，绿树披荫，正行间，透过繁枝密叶，依稀看见一个人低头背手向他走来。
至跟前，毛泽东叫了声“蒋委员长。”
蒋介石一愣，继而笑容可掬地说：“哦，润之先生，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眠的习惯？”
毛泽东莞尔一笑：“有道是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啊！委员长是否有同感？”
“有的，有的。”蒋介石一边应付着，一边说：“好吧，润之先生，坐下聊聊。”
适好路旁有石桌石凳，毛泽东、蒋介石相对而坐，揭开了两党谈判的序幕。
那么，毛泽东这次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是如何成行的呢？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这还要从抗日战争后期说起。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面对新的战后局势，美国特使赫尔利向蒋介石献计。
赫尔利说：“蒋委员长可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邀他来重庆共商国是。如果他拒绝，你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电报邀请他，充分显示你的诚意。如果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来重庆，拒绝和谈，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不要和平。你就可以大加讨伐，而不负任何责任。”
蒋介石闻听此言，眼前一亮，觉得此计甚妙：一是可以满足国内要求和平的人的愿望；二是可以满足国际社会要求；三是可以充分利用和谈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兵力，真可谓“一石三鸟”。
想到这里，蒋介石心里有说不的高兴。于是乎，蒋介石开始大唱和平论调。
1945年8月14日，他在政治谋臣吴鼎昌等人的策划下，给毛泽东拍来了第—封电报，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大计”。
电报中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大有深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阴谋发动内战，对这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预料到。
蒋介石是打内战的，但他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还需要时间。再说，抗战8年，中国人民经过了颠沛流离，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最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希望从此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休养生息，他突然立即发动内战，不能不顾忌人民强烈的反战情绪。
当然，国际形势对蒋介石也有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主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际和平力量强大，这对蒋介石坚持打内战的政策有一定抑制作用。
同时，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英、美三国维持着同盟国的关系，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德国投降后，美苏为争夺欧洲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在欧洲的利益，美苏双方都希望能在亚洲保持某种平衡。看似对立的两大集团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
美国方面当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国民党，苏联的态度却相当微妙。按理说它应该支持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可这一次，它却把天平倾向了当时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一方。
但要获得苏方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事，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份条约虽名为“友好”，内容却丝毫看不出“友好”的味道。
“条约”不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还要求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一切援助都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蒋介石最终还是签下了这份条约。就在《中苏友好联盟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笑坷呵地对其机要秘书叶子龙说：“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抗战期间蒋介石把精锐兵力放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现在要调到前线抢果实，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抗战胜利，世界需要和平，过早撕下脸皮就会失之于民，也有些天意难违呀！”
8月16日，毛泽东回电蒋介石：“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后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朱德为什么给蒋介石发电呢？
原来，在日本表明投降之意时，蒋介石毫无心理准备。虽然德国早在5月份就投降了，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的逐岛争夺也节节胜利，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还在日军手中，蒋介石估计中日之战怎么也得拖到1946年春夏之交才能结束。
突如其来的胜利，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彼时，最让他心焦的就是日军受降问题。当时在华日军还有100多万。谁接收了军队，就等于接收了100万人的武器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