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中国西南一隅，而共产党的人马却散落在华北、西北、华南的敌后解放区。就算美国调派飞机和军舰帮着国民党往原日军占领地区运兵，蒋介石也无法抢在共产党前面接受日军投降。
于是，心急火燎的蒋介石就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出了让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军枪械的荒唐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当然不会听任摆布。于是朱德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不许第十八集团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错误命令，并提出建议说：“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
毛泽东在这里也是要求蒋介石先答复受降问题再谈别的，可蒋介石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深夜在日记中轻蔑地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
随后，他又反复推敲词句，写下了第二封电报。蒋介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一看毛泽东以“朱总司令日午后电”为条件，要蒋介石作出明确答复。
8月20日，蒋介石发第二封邀请电。
这回，蒋介石把不让共产党受降的问题推给了盟军，声称盟军总部有统一规定和受降程序，中国战区不便于擅自更改。
蒋介石在电文中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送来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也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也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属守将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8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介石真不愧是20世纪最为狡猾的政客之一，在第二封电报里除了以盟军司令部命令为借口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并反诬朱总司令不执行命令外，又进一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言辞之恳切，极易迷惑渴望和平的人士，还以为蒋介石真的是那么热爱和平。
毛泽东岂非等闲之辈，为了揭穿蒋介石利用和谈作为掩护，加紧运兵的阴谋，也为了揭穿其利用和平姿态欺骗人民，寻找借口，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共产党身上，以便他取得进行内战的政治资本的“鬼把戏”。
毛泽东于22日致电蒋介石：“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此前，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就此问题召开过会议，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随后视情况再决定毛泽东是否亲去谈判。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他作为谈判代表，其实是最适合不过。蒋介石看到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两封回电均无亲来重庆之意，再联系到近期各特务机关发回的毛泽东不敢到重庆的情报，认准毛泽东有怯懦之意。
蒋介石深知毛泽东从秋收起义至今从未离开过根据地；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谈、引发内战的罪名扣在了共产党头上：毛泽东若来，正好拖住他争取时间做好进攻解放区的准备。自己假和谈一着是绝妙之策，想到此越发得意忘形起来。
去，还是不去？急需党中央作出决定。
8月23日，党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对策。
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
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
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蒋介石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现在成立的联合政府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
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毛泽东对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会上，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党的七大定下来的，党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
毛泽东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5人开会。”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
电报中说：“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
毛泽东在不到10天内接连收到蒋介石3封邀请电报，这在其“交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言辞恳切，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时间紧急，指名道姓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往，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同时，延安还接到了斯大林的电报。
电报中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覆灭危险。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是电文，不如说是命令。”
毛泽东说：“蒋介石3次邀我，这个风险要冒。不去，不利。虽然是假戏，但要假戏真做。不然，内战的帽子就戴到了我的头上，戴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头上。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失掉一些人心。能谈则谈，谈不成，顶多是坐牢，杀头。就目前看，蒋介石这样做还有很大困难：一是我们有解放区一万万人民、100万军队和200万民兵做后盾：二是国统区觉悟了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
不过，人们最关心的还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中央政治局成员曾经一致反对毛泽东去重庆，他们认为：“宴无好宴，会无好会，蒋介石手黑得很，说什么也不能去。”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等就是例子。
这时，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又来了：“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你们，但他已再三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协调和平建国事宜，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我建议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参加会谈，他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
事已至此，毛泽东是非去不可了。毛泽东本人对于深入虎穴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蒋介石谈判，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为了最后挽救和平，为了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孤立美蒋反动派，以极大的努力来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道路。党中央作出决定：将计就计，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亲自去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并于24日回电答复。
毛泽东在电文中说：“……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也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25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7名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
2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毛泽东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4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
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做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毛泽东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党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
电报中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
“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也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
“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礼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刚，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党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和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于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下飞机后，就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说明此行的目的。毛泽东的简短讲话，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政治主张，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
毛泽东抵渝的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
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10多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参加完蒋介石举行的晚宴后，在蒋介石的一再邀请下，毛泽东下榻于林园2号楼。和在延安时一样，饭后，毛泽东坐在桌前开始读报。
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前往桂园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商谈次日的谈判安排。王若飞以及随同而来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因另有公事，搭乘周恩来的车子，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警卫队长龙飞虎及警卫员陈龙、颜太龙、齐吉树则坐在毛泽东房间里擦拭随身携带的武器。
不一会儿，3个身穿国民党军服、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径直推门走了进来。在毛泽东的房里，龙飞虎、陈龙插在衣兜里的手，迅速扳开了机头。
这时，对方一位军官模样人开口了：“屋里只留下毛先生，其余的人请回避。”
龙飞虎等人根本不理睬他，站在毛泽东前面，仍是一动不动。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仍旧坐在桌前的毛泽东慢悠悠地对几个警卫人员说：“你们几个先到前面回避一下吧！我有事情，你们不必管我了！”
但几个警卫人员仍是犹豫不决，不愿离开。在毛泽东又一次示意下，他们才很不情愿、很不放心地来到前院的一个小走廊上。这里毕竟是蒋介石的老巢呀，到处是特务、宪兵，他们一个个紧握手枪，屏住呼吸，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很快，庭院走廊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就在这时，除了毛泽东房间和灯亮着外，其他的灯突然一下子全部熄灭了。
见此情景，从延安跟随毛泽东来重庆的齐吉树从兜里“刷”地一下掏出手枪，就要往毛泽东屋里冲。这时，在重庆已跟随周恩来数年、深谙敌情的警卫队队长龙飞虎用他那粗壮有力的胳膊把齐吉树摁住了，并说道：“老蒋又在演戏了！”
就在这时，但见一位肩披呢制黑披风、身穿国民党特级上将制服的人，在七八个人的前呼后拥下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来。
“蒋介石来了！”龙飞虎说。“哪一个？”
“中间那个。”
大约20分钟后，蒋介石从毛泽东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又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汽车，很快便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毛泽东的警卫人员立即冲进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水杯，坦然一笑：“你们知道刚才是谁来了吗？是蒋介石探望我来了。说起来，我与蒋介石快有20年没见面了。”
“他们来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我们出去？”
“你们在这里，人家蒋介石不放心嘛！”毛泽东笑着回答，口气中有几分轻蔑。
从毛泽东房间里出来，几个警卫人员还在嘀咕刚才的事：“怪不得今天下午，他们三番五次地来人要求我们进行武器登记。原来，蒋介石是怕我们胡来，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主要只是想将毛泽东一军。如果毛泽东不来，则可以把挑动内战的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则可以趁机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不过，蒋介石对谈判也不是毫无心理准备。蒋介石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又正值抗战胜利，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他自然希望趁此机会逼共产党就范。如果共产党迫于各方压力接受了和谈条件，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应召”两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国共产党，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由于当时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不敢来重庆，所以，在谈判的准备工作上很不充分。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他们连发3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
8月29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同张治中商谈谈判的内容和程序问题。
下午，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蒋介石摆出一副大家的风度，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政府方面尚未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点成见，愿意听取共产党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共产党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十分诚恳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们到这儿来，一句话，是为了和平，共产党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实现永久的和平。”
蒋介石不等毛泽东说完，就接上道：“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驳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蒋主席恐怕是自欺欺人吧!”
接着，毛泽东历数十年内战及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
毛泽东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表示了，但是没有实现，至“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8年，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解决各种摩擦。”
毛泽东对蒋介石“中国无内战”的论调严词批驳后，蒋介石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万分沮丧地写道：“脑筋深受刺激”。显然，蒋介石对自己三邀毛泽东弄巧成拙的举动，已是叫苦不迭、后悔不已。
同时，蒋介石还对毛泽东到重庆后的表现佩服不已。毛泽东酒量不大，却嗜烟如命，常常一人一天就要抽50多支烟，堪称烟不离手。
到了重庆之后，知道蒋介石不抽烟，毛泽东居然可以和蒋介石对谈8个小时而不抽一根烟。这么大的烟瘾，却能够在特殊场合说不抽就不抽，这份毅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敏锐的观察力，让蒋介石佩服不已。
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30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9月1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300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3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
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
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
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9月2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8点原则性意见：1.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2.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国共产党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3.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4.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5.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6.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7.共产党军队必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8.共产党军队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国共产党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6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国共产党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9月2日晚、4日、12日、17日和10月9日、10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毛泽东副官蒋泽民和陈龙等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他们在外屋等候。
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
蒋泽民说：“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权和军队。
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5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6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
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十万八千里。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他们的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国共产党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
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其实，中国共产党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
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记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民党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国共产党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共产党要求得太多。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4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此时，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待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
当初赫尔利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
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
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
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军与中国共产党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7，即中央军现有262个师，共产党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军裁减缩编，中国共产党也依此比例裁编。”
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共产党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共产党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
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共产党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至16个师。
在当日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共产党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军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共产党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介石把共产党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共产党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8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不论赫尔利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
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9月27日，蒋介石心情郁闷，索性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去了。
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现有120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愤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120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7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
在1945年9月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他罗列了中国共产党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
蒋介石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东北，扰乱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泽东、审毛泽东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
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产党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唯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怎么又回心转意了呢？
一方面，扣留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
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
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也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蒋介石一生中做过很多错误的判断，这恐怕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
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双十协定》中，共产党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0月8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
毛泽东重庆谈判归来
1945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
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毛泽东以他大智大勇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到机场后，毛泽东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4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13时30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6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这次谈判所达成的协议还是比较满意的。让毛泽东满意的是，在重庆这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3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可以说是异常丰富，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
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
宾主刚一落座，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听了张澜的话，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随后，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次和谈中提出的几项主张。
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
毛泽东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沁园春?雪》的发表。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
柳亚子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与毛泽东共事过一段。由于两人都爱好诗词，所以较一般朋友显得更加亲密。
得知老友到达重庆，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桂园探望。柳亚子诗兴不减当年，一见面就赠了毛泽东一首诗。
柳亚子在诗中写道：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这是称赞毛泽东这次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
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又请毛泽东也赋诗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泽东哪有雅兴写诗，于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
柳亚子展读之余，赞叹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起初，柳亚子想把这首词拿到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的同志说，主席不想让青年人知道他做旧体诗，所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
可每每有朋友造访，柳亚子总忍不住拿出这首词与人一同鉴赏。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沁园春?雪》就在重庆传开了。
彼时，吴祖光正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的主编。读到坊间传抄的《沁园春?雪》时，他击节称赞，认为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遇到这样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新民晚报》是一张民营报纸，所受约束较少，于是就自作主张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这首《沁园春?雪》。
吴祖光还在词后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发表时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泽东早已回到延安，但这首“咏雪”词还是轰动了山城。
蒋介石读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时，大为不安。他对自己的宣传部长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快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他。”
可他们征集上来几十首《沁园春》词作，却没有一首能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提并论的。
10月4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毛泽东一边出访，同时还要接待客人。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会客厅设在张治中的公馆“桂园”。
9月的一天，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王炳南，把王昆仑、屈武、侯外庐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请客人们落座，大家呈半月形拱围住毛泽东。
王昆仑说：“此次谈判，前途堪忧，恐怕收效甚微。”毛泽东诙谐幽默地说：“国共和谈，宛似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吾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
侯外庐教授担忧地说：“只怕剃头挑子一头热。国民党犹如病入膏肓、风烛残年的老人，共产党又好比是一位青春正茂的妙龄女郎。这样两人结婚自会希望渺茫。”
毛泽东插话打趣说：“老头子刮刮胡子净净面，不就行了吗？”
众人哄堂大笑。人们知晓，这是毛泽东比喻说国民党内部的自身改造问题。
此时，王昆仑沉吟慨叹：“即使结了婚也是悲剧哟！”
毛泽东就势悠然正色道：“当前蒋介石正玩弄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牛魔王、白骨精忽而变作正人君子。我们也要变的。要学孙悟空闹龙宫，闯地府，七十二变，外加十万八千里筋斗云……”
在座的侯外庐脱口而出：“《红楼梦》有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也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不正好说明事情在向相反方面转化嘛！”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我们的目标是4个字‘和平民主’，这与蒋介石打算正相反。不过，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嘛！”
一席话，于幽默中使众人深受启迪。王昆仑恍然大悟地说：“真是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啊！”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各项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此时，与他阔别了20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九三学社”的创建人许德珩及其夫人劳君展，更是急于与老友相见，畅叙别情，但又担心毛泽东日理万机，无暇顾及。
可就在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二个周末，许德珩突然接到一封大红请帖，上书道：兹订于9月12日上午10时，在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谨备菲酌候教，希拨冗惠临。
毛泽东、许德珩夫妇接到请柬后，兴奋不已，按约定时间徒步走进红岩村。
老友相见，毛泽东兴致颇高，3个人追忆了当年他们在北大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许多难忘的旧事。
叙谈中，毛泽东拿出从延安带来的红枣、小米等土特产相赠。一提起延安，引起两位故友的无限向往之情。
此时，毛泽东谈起他初到延安时，曾获得北平的进步文化教育界朋友的关怀与支持，送来了十分珍贵的布鞋、怀表与火腿等物品。
说到此处，许德珩说：“不知毛先生是否了解，这些东西是谁送的？”并指着夫人劳君展：“都是她的功劳哟！”
那是1936年深秋的一天，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徐冰、张晓梅造访许德珩夫妇，其间谈及延安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吃的用的十分匮乏，没有布鞋，只得穿草鞋，领导人连块怀表都没有。
许德珩夫妇当即决定用自己积蓄的300元钱，由张晓梅陪同劳君展到东安市场买了12块怀表、30多双布鞋，包装妥后交给徐冰夫妇给毛先生带去。记得当时张晓梅还问要不要毛先生打个收条，许德珩夫妇连声说：“不要，不要！”
故友娓娓道出9年前的这桩往事，毛泽东深受感动，随即风趣地对作陪的周恩来说：“现在补张收条吧！”
顿时席间一阵欢笑。
实际上，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当年收到这批珍贵物品时，是写了收条和感谢信的。
毛泽东于1936年11月2日亲笔写的感谢信中这样说：“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做铁板一块。”
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做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9月20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
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另一次，毛泽东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介石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
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
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10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15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17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18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19时30分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
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毛泽东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秘书王炳南去了解他们的近况。
后来秘书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泽东便亲自去看他，还叫部下事先不要惊动主人。
当毛泽东带人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泽东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泽东，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
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王炳南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
毛泽东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时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就在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看戏时，突然进来一个人在周恩来耳边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脸色骤变，起身出了会场。
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得，张治中和他看到这一情景都很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了。
正值毛泽东要返回延安的当口，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国共双方都非常紧张。是事故，还是谋杀？当时国共双方都搞不清楚。
余湛邦记得，当晚张治中急得团团转，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蒋介石也亲自命令戴笠调查此事。后经调查发现，这起事故是个意外。
原来，当天下午，柳亚子到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拜见周恩来，了解谈判情况。谈了一会话后，柳亚子起身告辞。周恩来让李少石把柳亚子送回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家里，负责开车的是刚来不久的司机熊国华。熊国华事后接受采访时回忆，送柳亚子出门时已是下午16时45分了，可17时30分他就要送毛主席参加活动，他一路猛踩油门，到了中央大学门前时已经17时10分了。着急的熊国华对柳亚子说：“我5点半还有要事，必须赶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
柳亚子下车步行回家。熊国华和李少石风驰电掣地往回赶。重庆多是山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走，行到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附近是个下坡，由于车速太快，躲闪不及，车的后门撞倒了一个正在路边方便的国民党士兵。
熊国华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察觉，还是一股劲地往前开。后面士兵大喊，他也没听见。被撞士兵的班长气急败坏，朝汽车开了枪。
子弹穿过车后的工具箱，射进李少石的肺部。熊国华听见枪响回头一看，见李少石已经手捂胸口，满身是血了。熊国华赶紧开车把李少石送到了重庆市民医院。
晚上19时，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赶到医院，李少石已经伤重不治。
得到汇报后，蒋介石如释重负。为了让公众眼见为实，他下令将被撞伤士兵吴应堂从中央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遗体的病房隔壁。这样，来送别李少石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到市民医院，看望了被撞成重伤的吴应堂，诚挚地说：“对不起，我们的车撞伤了你，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承担你的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和后期治疗费，请你安心养病。”
同一天，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
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
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
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国共谈判就此告一段落。
在此不得不谈一下，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为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蒋介石对毛泽东不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以说，毛泽东的这次重庆之行其实是冒着极大风险的，随行众人心里都清楚，蒋介石若想要在重庆除掉毛泽东，简直是易如反掌。
既然毛泽东自己都知道危险，那么共产党方面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是极为重视的。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结束之后之所以能安全返回延安，原因有很多，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保护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就连毛泽东吃的饭菜，周恩来都要自己先尝。
从延安出发之前，周恩来特意给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的钱之光、徐冰和张明发出最高等级的机密急电。
在电文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即将来渝，要求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而且要保密。周恩来在电文中对毛泽东的警卫、住房、饮食、交通等一一作了具体指示，特别嘱咐为毛泽东新建一个小灶，保证饭菜的安全。他还指示办事处要把二楼东侧房间腾出来，作为毛泽东的宿舍和办公室。
抵达重庆的第一天晚上，蒋介石在住所林园设宴款待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代表团。在宴会上，蒋介石以主人的身份，首先举杯祝毛泽东健康，随后，美国的赫尔利大使、魏得迈将军以及国民党要员邵力子、张治中和吴国恢等人也先后与共产党领导人碰杯。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酒量一般，因此，在和重要人物喝过酒之后，周恩来几乎代喝了毛泽东所有的酒。酒过三巡之后，毛泽东依然神采奕奕，喝过很多酒的周恩来也谈笑自如，让蒋介石和到场来宾佩服不已。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周恩来除了和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外，其他时间几乎变成了毛泽东的保镖，和他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对此，周恩来告诉毛泽东的卫士，挡酒一来是知道毛泽东的酒量不好；二来是怕喝多了伤身体。试吃饭菜是怕有人在饭菜里下毒，谋害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已经养成了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到了重庆之后，蒋介石安排毛泽东住在林园之内，离开了长期居住的窑洞，毛泽东的“生物钟”也被打乱了。早晨重庆那略带咸味的晨曦透过窗帘扑面而来，毛泽东睡不着了。
为打发时间，同时也是缓解长期会谈带来的紧张压力，毛泽东白天总是披着睡衣，趿着拖鞋，在园中散步，思考国家大事。
在目睹了毛泽东这一新的“习惯”之后，周恩来非常忧虑，他送给毛泽东16个字：晨风如厉白露为霜，付莽堪虞为国珍重。所谓付莽，就是指伏在草丛之中的士兵。毛泽东一看之下就心知肚明，从此之后不再散步。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里，正是因为有了周恩来等人的保护，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才能精力充沛地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和斗争，才能在重庆谈判后安然无恙地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偕同张治中、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一到延安，就召开政治局会议，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谈了对《纪要》的看法。
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客观的评价。
10月17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8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