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30日上午9时，苏军分队乘5辆汽车来了。我军先派一些人去接洽，苏军随即停车下来一些人，手持武器，警惕地瞪着双眼。
因语言不通，不认识八路军着装，又未见军衔，他们把我军误认为日伪杂牌军，示意要我军缴械。苏军车上的机枪也对准我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唐凯一边要求我军指战员冷静，一边以诚恳的态度，找苏军分队领导洽谈。唐凯他们说：“我们是八路军，是毛泽东、朱总司令的队伍，前来迎接你们。”
争得接管东北主动权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向全世界宣读了停战诏书。中国人民8年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地吹遍中国的大地。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欢呼跳跃，奔跑狂叫。
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这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赢得的，更是中国人民经过8年多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和无数的鲜血与牺牲换来的。但是，蒋介石却要独自霸占胜利的果实！
早在8月10日的下午，就在日本乞降的消息刚刚传来之时，蒋介石立即发出3道电令。第一号，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号，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第三号，令第十八集团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这一命令，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流着热血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就要来到了，你蒋介石却不让我军去受降，这是什么道理？
随后接连传来的消息更让毛泽东气愤，国民党已在悄悄采取消灭共产党的行动了。面对蒋介石的这副丑恶嘴脸，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至第六号命令。
随后，党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加紧进攻，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
党中央在发布第二号命令中强调指出：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这个重要的军事命令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地域名称：中国东北。命令中提到的“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是此时共产党距离东北最近的一支部队。
1945年8月13日，冀热辽军区党委接到延安总部的命令以后，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于8月14日，在冀东丰润县左家坞附近的大王庄召集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党委紧急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副司令员詹才芳，参谋长彭寿生，政治部主任李中权，行署主任张明远，副主任朱其文，区党委常委苏林彦，第十四军分区政委李子光，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
会议讨论了执行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的具体方案，确定部队进军东北的任务是配合苏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解放东北人民，扩大发展部队，摧毁敌伪组织，建立人民政权。
会议决定，成立以李运昌为书记的东进工作委员会，抽调整个兵力2／3的8个主力团、一个营、两个支队，13000人；抽调3个军分区司令员、4个地委书记及地方干部2500人，共计15500人，兵分三路迅速挺进东北。
西路，第十四地委书记、第十四军分区政委李子光，第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率领十一、十六团2000余人，于19日出关入兴隆、隆化、围场、滦平、丰宁诸县。8月23日在承德与苏军会师。
中路，由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地委书记宋诚率领第十一、第十五团约3000人，于8月17日出喜峰口向热中、热东挺进。
26日进入平泉，解除伪满军第十九旅武装。而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宁城、赤峰、乌丹进发；一路向建平、凌源、朝阳、新惠进发，收复8个县城，沿途生俘日满军5000余人，在赤峰与苏军相遇。
第一关就是通过苏军的哨卡，因为语言不通，不准前进。先头部队的连指导员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急忙从背包里取出入党申请书来，上边印着无产阶级领袖像。他举到苏军哨兵面前请他看。
苏军士兵一眼就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下一个毛泽东他就不认识了，左看右看，正看倒看就是认不出来。
八路军指导员说，他叫毛泽东。斯大林是你们的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又说，毛泽东就是我们的这个，他又竖起大拇指。
苏军士兵似乎明白毛泽东是马克思家族的成员，不是伪军满军日军，对八路军有了一点好感，就放他进了赤峰，把他领到一个大房子的苏军司令部。
一位留胡子的上校军官，带着一个女中文翻译，盘问八路军，他们之间一点点地接近，一点点地沟通，苏军军官逐渐明白八路军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领导的部队，是抗日的，是他们的战友。于是接管了赤峰，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东路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所属第十二团、第十八团和一个区队，一个朝鲜义勇支队，军分区直属侦察连、特务连，“前锋”剧社、教导队组成，共约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
东路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亲自率领。曾克林当时是第十六军分区的司令员，担任先遣纵队的党委书记。唐凯是第十六军分区的副政委，他担任先遣纵队党委宣传委员。张化东是冀热辽区凌青绥的工委书记，他担任先遣纵队党委组织委员。
曾克林率东路纵队向锦州、沈阳方向进发。“前方指挥所”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当时，随同部队进军东北的，还有李子光、焦若愚、徐志、李海涛4个地委书记、2500多名地方干部。
8月25日，第十六军分区在抚宁的台头营镇召开挺进东北动员大会。
曾克林在会上宣读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传达了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紧急会议精神，阐述了进军东北的伟大意义，宣布了分区部队的具体任务。
会后，分区领导就出关路线做了具体研究。从台头营向东不远就是山海关。山海关是通向关外的重要门户，是我军挺进东北的必经之路。
但是，日本虽然已宣布投降，但并没有放下武器，而许多日伪军按蒋介石的“命令”仍固守据点，完整地保持着战斗力，拒绝向我军投降。
在长城内外还有敌人的19个旅、27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和华北伪“治安军”3个团，共有10万人。敌伪地方武装也未解体。
山海关是临榆县的县治所在地，驻有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还有警察大队及敌宪兵、特务等防守，而且离重要港口秦皇岛敌伪据点很近。
强攻会有困难，搞不好还会影响进军东北的重要任务。曾克林当机立断，决定部队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迅速向锦州、沈阳挺进。
当天，第十六军分区部队告别了共同抗战8年的滦东人民，离开台头营，浩浩****地踏上了进军东北的征程。曾克林率军一路势如破竹，所遇敌人纷纷缴械，于8月28日占领了柳江和日伪盘踞的石门寨煤矿，截断了秦皇岛、山海关敌人的燃料基地。
29日，到达九门口，曾克林决定，派军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董占林，带领一个便衣班去查清前所车站的伪军情况。
董占林了解到，前所车站有伪军400多人，戒备严密，但士气不高，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就成为惊弓之鸟了。
董占林胸有成竹，当即向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用谈判的方式，解除日伪敌人的武装，伪军接到通牒后，于29日下午邀请董占林进入前所车站谈判。
董占林不顾安危应邀去了。他对伪军代表说，我大军已到，你们只有投降才有出路。我军对投降人员一律宽大处理，不打不骂，不搜腰包。
通过谈判，伪军400多人于下午17时向我无条件投降，交出步枪200多支、机枪10多挺，以及一批军用物资。
这样，我军截断了北宁线山海关至锦州的铁路交通，使山海关之敌陷入孤立无援之地。晚上，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派人送来一封信。
罗文是大部队出关前两天，即8月27日离开主力带第十二团一个连和电台一部，先行出关，北上联络苏联红军，了解辽西敌情去的。
罗文在信上说，他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占绥中、兴城，并且和从赤峰过来的苏军会师了。信上还说：苏军要来前所会见我们。曾克林接到报告激动万分，立即决定以隆重的方式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
1945年8月30日上午9时，苏军分队乘5辆汽车来了。我军先派一些人去接洽，苏军随即停车下来一些人，手持武器，警惕地瞪着双眼。
因语言不通，不认识八路军着装，又未见军衔，他们把我军误认为日伪杂牌军，示意要我军缴械。苏军车上的机枪也对准我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唐凯一边要求我军指战员冷静，一边以诚恳的态度，找苏军分队领导洽谈。唐凯他们说：“我们是八路军，是毛泽东、朱总司令的队伍，前来迎接你们。”
苏军见唐凯表情诚恳、温和，只是直摊两手，表示听不懂。
唐凯想起红军时期自己的左手臂刺有五角星、右手臂刺有镰刀铁锤图案，便伸出手臂指给苏军两位校官看，并比划着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红军。”
苏军看了这位指战员的手臂有些惊奇，嘀咕了些什么，脸上现出微笑。
听说各国对人的姓名都是译音，唐凯又像哑巴一样比划着说：“我们是毛泽东的部队，毛泽东，知道吗？毛泽东！”
苏军听到毛泽东这个名字，惊喜地说：“毛泽东!毛泽东……”招手叫来一个蒙古人。此人懂点中国话，费了老半天，才使苏军明白，这些是八路军，是遵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进军东北的，主要任务是同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
这时八路军一位文艺工作者急中生智，坐在风琴边，如同蜻蜓点水弹奏起列宁极力推荐的歌曲《国际歌》，并一边弹，一边带头领唱。八路军全体将士都开始高唱。
那些来自列宁故乡的士兵，景慕列宁伟大的人格，牢记列宁的教训：“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国际歌》创造了奇迹。苏联士兵都放下武器，挽着手臂，与中国同志合唱起《国际歌》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情况清楚了，苏军上校命令部属全部下车，列队招手，向八路军部队走来。八路军临时军乐队吹起欢迎号。两军指战员会合在一起，互相亲切握手。
八路军高呼：“斯大林万岁！”苏军高呼：“毛泽东乌拉！”
两军胜利会师，场面十分热烈感人。为留个纪念，曾克林还同苏军两位校官照了相。
唐凯转身指着雄伟的长城，对两位校官说：“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像万里长城一样，永存于世。”
苏军上校指着海滨说：“还像你们的渤海一样，浩瀚、深厚。”话音一落，双方都满意地笑了。
两军会师后，给曾克林增添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又有情报表明，山海关之敌已成惊弓之鸟，有条件能打下来。
曾克林于是决定杀一个回马枪，收复山海关，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再继续前进。司令部迅速将这一想法用电台报告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
李运昌听取了曾克林关于打山海关的作战计划汇报之后指示：“力争敦促山海关之敌无条件投降。万不得已需要攻城时，尽量保护这座历史名城和城内老百姓的安全。”
得到批准后，曾克林和唐凯就请求苏联红军一起攻打山海关。
“我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山海关属于华北，我们不能去。”苏军没有同意。
“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缴械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
曾克林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苏军，由我军主攻，苏军配合。唐凯和曾克林员登上威远城旧址，从望远镜中看到，山海关碉堡林立，敌人持枪游动，戒备森严。
曾克林说：“为了保护古城，也为了减少我军损失，是否再来一次敦促敌人投降？”
唐凯说：“咱们先礼后兵，再来一次政治攻势，敌人如果再次拒绝投降，咱们就下攻击令。”
曾克林他们回到指挥部，以中苏两国军队的名义向盘踞在山海关的日伪守敌提出最后通牒。军分区的侦察参谋兼侦察连长董占林和苏军的一位上尉联络官带着通牒，共同前往山海关日军守备司令部，命令他们立即放下武器，听候处理。先后两次向日伪军发出了“受降通牒”，均遭敌人拒绝。
8月30日下午17时，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在苏军4门火炮的配合下，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所属第十二团、第十八团和一个区队、一个朝鲜义勇支队，从多路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苏军集中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封锁“天下第一关”城楼的制高点。第十八团乘机冲到瓮城南门城墙边。一时枪炮声震天动地，火光闪闪。
在枪林弹雨中，我军搭起软梯奋勇登上城墙顶，顿时敌人阵脚大乱。第十八团一勇士将一面红旗插在“天下第一关”城楼上，我军见到红旗，越战越勇。
敌人见势不妙，溃退城内，妄图凭借街道房屋与我巷战。此时，城门被炸开，后续部队和苏军一拥而入，穷追猛打，使敌人丧魂落魄，有的跪地投降，有的弃枪逃跑。
同时，第十二团猛攻火车站和桥梁厂。日军抵挡不住，向秦皇岛方向溃逃。伪军见日军溃逃，不敢顽抗，纷纷缴械投降。
攻下主要目标后，我军在城内继续英勇战斗。这时，被日军踩在脚下12年的山海关人民，冒着炮火，舞着小旗，提着开水，举着食品，走向大街，欢迎和慰劳我军。
山海关之战，共毙伤和生俘日伪军官兵1000多人，活捉伪山奉铁路总督、临榆县县长陈维廉等人，缴获长短枪3000多支、迫击炮和掷弹筒50多门、轻重机枪70多挺，以及一大批军用物资器材。
由于我军行动神速，敌人来不及破坏，军事仓库和城市重要设施，也都完好或大部完好无损。我们把攻克山海关的经过和战果电告上级后，聂荣臻司令员给予了肯定和称赞。
1945年9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表扬说：华北军事要冲山海关，即沦陷敌手12年之久的榆关镇，已为我军光复。
攻克山海关，振奋了长城内外我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人民群众支前的热情很高，报名参加我军也很踊跃，同时，大大震慑了山海关附近尚未投降的敌人。
在青龙县的伪军头目张金祥，就是在我军攻克山海关的声威下，感到顽抗没有出路，便率部2000余人向八路军投降。
山海关攻克后，第十六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道之和专署及地委负责人于明涛、刘也如等，率领分区的临抚昌支队、迁卢青支队和特务连接管山海关。
李运昌所部即将到达山海关时，苏军部队长率10多名卫兵乘敞篷汽车迎接于石河边，李运昌乘苏军的汽车进入山海关。
当晚，李运昌举行宴会招待苏军指挥官，对苏军帮助八路军攻打山海关表示感谢。苏军部队长对八路军坚决勇敢，动作迅速的战斗作风表示赞许。双方互相举杯敬酒，为斯大林的健康，为毛泽东、朱德的健康干杯。气氛热烈友好。
曾克林军收复山海关以后，决定由第二梯队的一个支队驻守山海关，维持当地的社会治安，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我军。这个支队以后编为第四十七团，后来发展到2000多人。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因此，曾克林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准备从山海关乘火车进发。但由于苏军控制着铁路交通，他们说有难言之处，不好提供乘火车的方便。
几经周折，最后才取得苏军的同意。山海关的铁路工人听说我们要乘火车赶路，尽快接管东北，非常高兴，积极检修机车和车厢。
在铁路工人的援助下组装了一列奇特的列车。列车是用两个车头，一前一后地推拉着四五十节带有客车车厢、闷罐车厢和敞篷车厢组成的混合列车。
9月3日，曾克林和唐凯等率领两个主力团离开山海关，继续东进。八路军乘火车一路无阻地前进。沿途人民群众欢呼胜利，日伪军望风披靡。
为了尽快完成接管任务，列车每到一站，曾克林都留下一些指战员和随军的地方干部。在兴城，曾克林留下董占林、吴国栋两，收编了伪警察400多人，缴枪1000多支。
到锦州后，曾克林发现那里有苏军，就向其负责人说明我军进军东北的道理和总的任务，提出要留下一些部队接管锦州。
这次与苏军洽谈很顺利，他们当场表示同意，我军就留下第十八团，接管伪锦州省政府、锦州市政府及辽西地区。由军分区参谋长王珩、十八团团长周家美、政委吴宗鹏等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王珩任卫戍司令。
留守部队以锦州为中心，又先后接管了朝阳、北票、阜新等地。与此同时，梁天柱率领的游击队接管了彰武、新民等地。后来，以第十八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十二旅，后来这个旅发展到15000多人。
9月4日，曾克林在苏军的一名上校的陪同下，率领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由锦州乘火车向沈阳进发。沿途又陆续接管了锦县、黑山等一些县城，收缴了一些伪军的武器装备。
9月5日早晨，满载着部队的列车轰轰隆隆地进入沈阳市郊。当沈阳铁西区高耸入云的烟囱映入干部战士的眼帘时，车厢内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
广大指战员既为能马上接管东北第一大城市而欢欣，又为即将能和苏联“老大哥”会师而激动。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由于苏军事先没有接到我军的照会及联系，感到非常突然。他们见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来得这么迅速，十分怀疑，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速调部队将火车包围起来，命令苏军架起机枪，不让下车。
此时，部队已经深入东北腹地400多千米，兵力只有几千人，是进还是退？两条路摆在曾克林面前，一是坚持进驻；二是退避三舍。
在这种紧急形势下，曾克林主持先遣纵队党委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和唐凯等部队领导迅速做了研究。
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们冀热辽军区所属的部队就一直在河北、热河、辽西地区坚持抗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因此，我军完全有理由、有权利接管这些生活和战斗过的地区的主权，不叫我军接管是没有道理的，一定要进驻沈阳。
会议最后决定由曾克林、张化东和刘云鹤等5名地方干部，带领几名参谋和警卫员，到苏军沈阳司令部去进行交涉。
“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一见面就十分傲慢地责问曾克林。
曾克林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维持东北秩序的。”
“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高统帅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卡夫通生硬地把曾克林的要求顶了回去。加上蒙古籍翻译翻译水平低，没有译好，卡夫通没有弄清部队的情况，发了一顿脾气。第一次交涉不了了之。
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和唐凯等同志商量。经过讨论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虽然中苏条约限制了我们的行动，但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武装，有权进驻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中央的第二号命令，一定要和苏军力争。
然而，卡夫通仍然固执己见，蛮不讲理，坚持不让我军下车。
这时，曾克林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我们中苏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对我们发脾气我们提出抗议！”
紧绷着脸的卡夫通两手一摊，耸耸肩。第二次交涉还是没有结果。
可是部队已经在车上停了一天，吃喝拉撒睡都成了问题。事不宜迟，下午15时，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
这时，曾克林和唐凯的态度都很强硬，见到卡夫通时，唐凯伸出手，捋起衣袖，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一边比画一边大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
曾克林接着据理力争：“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
义正词严的质问，令卡夫通哑口无言，十分尴尬。曾克林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莫斯科……”
听了曾克林的意见，加上苏军翻译克拉夫钦科的正确翻译。卡夫通感到很有道理，同时又感到很为难。
经过商量，最终于同意我们下车，但要驻到离沈阳３0多千米外的苏家屯。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但也算是取得了初步胜利。
傍晚，部队集合出发，曾克林和唐凯牵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干部战士排成四路纵队，一色肩扛大盖枪，身着黄军装，每个连队的队列前头，威风凛凛地排着9挺轻机枪，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高唱军歌，通过市内大街，向城东小河沿方向前进。
饱受14年亡国奴压迫的沈阳市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都自动地围了上来，夹道欢迎八路军。广场和道路上聚满了人群，附近的房顶和阳台上也站满了人。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抗战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八路军万岁！
沿途欢迎的群众很多，人山人海，足有几十万，口号声震天动地，场面十分感人。
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沈阳的站前广场上，拉响了一枚手榴弹，炸伤了一名老百姓，威胁群众不准接近曾克林军。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拳脚交加，当场将这个暴徒打死。
苏军看到有这么多老百姓自发的欢迎八路军军时，非常震惊。卡夫通司令马上改变了原来怀疑的态度，派两名上校乘一辆吉普车赶到队伍前面，让部队停下来。苏军上校诚恳地对曾克林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还说：“你们这个队伍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要走了。”
于是八路军部队改在小河沿一带驻扎。先遣纵队的司令部就设在小河沿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里。
第三天，驻沈阳苏军司令部派来两名苏军上校，请曾克林等部队领导到他们司令部去。
苏军的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柯上将接见了曾克林和唐凯。在座的还有军委会委员杜曼宁中将，及坦克军长、炮兵军长等。
见面以后，苏方开始对曾克林、唐凯以同志相称了。他们说，你们的部队没有标志，也没有军衔，不好识别是不是正式军队。
苏方又说：“我们已经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啦，知道你们确实是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中国的八路军。不过，我们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政府订有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接管东北的主权。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有监督，如果同意你们接管东北的主权，美国、英国提出抗议怎么办？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怎么办？”
曾克林和唐凯针对苏军的谈话，再一次陈述了我军在冀热辽地区的战斗历史和我们的合理要求。
苏方人员听了后，说道：“你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有帮助你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抗战时期就在这个地区活动，现在又回到这里来，我们苏军暂时先维持这种局面。但是在上面，在外交场合，这要另外考虑。在中苏条约中，曾经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需要与‘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合作的条文。”
苏方建议曾克林把部队的称呼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以东北地区的地方性部队的名义开展活动。主要任务是与苏军合作，肃清日伪残余势力，消灭土匪，维持社会秩序。这样就可以不受条约的约束。曾克林和唐凯采纳了苏军的意见。
9月9日上午，由汤从烈主持，在原伪省政府召开了一个由地方社会名流参加的会议。
曾克林在会上提出4点要求，第一，要求市民服从军事管制，协助我军维持治安；第二，要求工厂恢复生产，商店开门营业，活跃市场，严禁囤积居奇；第三，要检举汉奸特务，制止一切非法的政治活动；第四，所有市民都要安分守己，不得藏匿武器和敌伪分子。
之后，经过与苏军协商，正式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由民主人士白希清担任，焦若愚任副市长。这样，沈阳这个沦陷达14年之久的工业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自己的怀抱。
沈阳市人民政府成立后，为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将奉天市恢复了沈阳市名称，并将沈阳市区重新划分为11个区：城内区、浑河区合并为沈阳区；铁西、于洪、永信三区合并为铁西区；沈海、北关两区合并为北关区；东关、东陵、大东三区合并为大东区；大和区更名为和平区；敷岛区更名为北市区；朝日区更名为南市区。皇姑、北陵、大西、小西的区划和名称没有变动。
此外，为解决民生问题，市政府连续3天拨粮450万千克救济难民。为组织工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拨粮3000余吨救济失业工人，使一些主要工厂开始复工。
市政府还组织大量人力，全力抢修被敌伪破坏的水电交通。至11月中旬，修复水塔40余座，解决了居民饮水用水问题；恢复了交通，保障了居民日常用电。
另外，新一届沈阳市政府还十分重视教育，从各方面改善教职员生活，提高教职员待遇。如在煤炭供应紧张情况下，11月1日市政府特批，给教职员每人“发煤一吨”。
总之，沈阳市政府成立后，在沈阳接收后的恢复与改造过程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应该说，也为解放区城市接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9月14日，李运昌进驻沈阳，受到苏军和沈阳市民的热烈欢迎。苏军派出300人组成的仪仗队，夹道欢迎李运昌等人。还拍了八路军挺进东北的纪录片，在长春的苏军电台广播了八路军接管东北的消息。
为了控制和稳定局势，安定人心，由军法处长汤从烈主持对一些民愤大罪恶严重的汉奸特务分子实行了3次镇压，坚决打击了日伪分子的破坏活动，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也有所收敛。
同时，我军还深入群众宣传我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纪律、宗旨，打破日伪反动势力的造谣诬蔑，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由于八路军在东北是当时唯一合法的武装力量，不骚扰市民，为群众除害，政治影响日益扩大。所以，市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军。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不仅第十二团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又扩编新团。在沈阳铁西区组织了4个工人大队，共3000余人。
在东部还组织了一个团，负责沈阳市内警备任务。这样一来，军队干部越来越感到不够用。曾克林想到留在绥中的地十六军分区第十二团副团长马骥带兵打仗很有经验。就给的他拍了个电报，请他赶快来这里带兵。
马骥到了之后，立即着手整顿和训练新扩大的部队。后来，他带领这支部队开到抚顺、新宾、西丰、东丰、梅河口、辉南一带，组成第二十四旅，发展到上万人，1946年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
一段时间过后，不仅部队扩大了，而且武器装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原第十六军分区参谋长王珩把在沈阳接管的一部分炮和在接管锦州时缴获的炮，集中在一起，组成炮兵混成旅。
在我军的威慑下，一些由日伪残余编成的保安队、警备队以及杂七杂八的部队，纷纷向部队靠拢或交出武器，接受改编。
在这时，我军一面抓紧人民政权建设，一面扫除伪满势力，剿灭土匪。派出部队向吉林、黑龙江进发，接受日军投降，肃清日军残余，在南满战役一战消灭日军残余10000多人。出关八路军越战越强，迅速壮大，控制了东北局势。
不久，我军接管了辽宁和吉林的大片地区。向南接管到营口、大石桥、瓦房店、安东一带；向北接管到铁岭、四平、郑家屯一带；向东北接管到梅河口、辉南、磐石以及通化等地。
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大城市，则由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率领的抗联战士，配合苏军予以接管。这样，我军就争得了先期接管东北的主动权，为应付以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复杂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曾克林到延安汇报工作
曾克林率领部队进入东北以后，尤其是进驻东北的最大城市沈阳以后，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第一，要同日伪残余势力作坚决斗争；第二，要同国民党特务分子、“地下先遣队”等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第三，还要同苏军对曾克林军活动的限制和刁难作坚决斗争。
在这样复杂的斗争面前，曾克林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是多么渴望尽快地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啊！
可是，由于使用的电台功率太小，无法同党中央取得联系。经前委决定，由曾克林向苏军提出要求，请他们帮助派一架飞机送曾克林去延安汇报情况。
当时，苏联方面也急于同我党中央联系，以便向我党中央说明其处境。经苏军司令部请示莫斯科，很快派一架飞机，还来了一名大校叫卫斯别夫和一名少校翻译官谢德明，同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去延安。
飞机由北陵机场起飞后，在多伦休息了一夜。到这里曾克林才知道张家口已经解放。由第十三、第十五军分区组成的另两支北进支队，也分别解放了承德和赤峰。
离延安越近，曾克林心情越激动。曾克林离别延安整整8年了，今天又投身于她的怀抱，就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幸福。
当飞机盘旋在延安上空，延水、清凉山、宝塔山和一排排的窑洞，这些熟悉的景物映入曾克林眼帘的时候，他真是百感交集，难以名状。
曾克林清晰地记得，8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自己坚决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临行前，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对他说：“只要全民族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到底，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这一英明的预见，今天果然实现了！在这举国欢腾、四海同庆的日子里，曾克林又回到延安。几年不见，延安变得更加秀丽了。
1945年9月14日上午10时，一架标着红星的苏军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几圈，安全地在东关机场着陆。
迎面走来接应的党中央办公室主任杨尚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他们亲切与苏军卫斯列夫大校热烈握手拥抱。引其上车开进王家坪党中央所在地稍事休息。
朱德总司令即刻接见苏军代表。卫斯列夫递交了照会。朱德欢迎苏联代表来延安访问。卫斯列夫代表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飞来延安与朱德总司令阁下会谈。
卫斯列夫说：“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
朱德说：“苏联红军进入满洲，打败日本关东军，帮助中国抗日，我很感激。也理解红军统帅部的抉择。”
卫斯列夫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让我转告总司令，他不论对总司令个人，不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的同情。”
朱德说：“请转告我本人对马元帅的敬意。”
卫斯列夫巧妙地传达叫人抓不住把柄的信息，朱德揣摩那是在红军统帅部的眼里，不只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国民党军接收满洲，而是国共机会均等。
下午14时多，彭真带曾克林去向中央领导汇报。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开会。
毛泽东、周恩来等已经去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任弼时、陈云、张闻天、李富春等见到曾克林，都高兴地站起来同曾克林热烈握手。
刘少奇微笑着亲切地同曾克林握手，示意他坐下，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
刘少奇接着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中央曾决定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
彭真说：“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东北的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
刘少奇接着说：“东北是战略要地，东北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面是我们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冀热辽地区。这里有山区，有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作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央根据当前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要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支援和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斗争，以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有利地位。”
少奇同志又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把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转向东北。但是，我们讨论了半天，没有个结果，对东北整个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下不了决心。毛泽东、周副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去了。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你把东北的情况讲讲，越详细越好。”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曾克林把部队进军东北、沿路接管各城市和反复与苏军交涉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的发展壮大等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
曾克林成了大窑洞里的中心人物，他要开口的时候，政治局委员们都昂首盯着他的嘴，洗耳静听从那里发出的每一个音符。
他们的迫切心情难以言表。更加重了曾克林汇报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每一闪的思想每一个思辨的哲理都得负责任，都经得起后事的检验。
曾克林概括地回顾从冀东抗日暴动到日本投降的简要经历之后，就从接到总部第一号好人第二号命令说起，一直说到进沈阳，占热河，进军吉林、黑龙江，剿灭日伪残余势力，部队由出关的15000人扩大到12个旅，两个支队，10独立团，约10万人。
政治局委员们最想了解的是我军挺进东北苏军的反应，有人不断地插话提问。曾克林便一五一十地叙述几次与苏军的接触，并从苏军手中接管大批装备，会场上顿时发出兴奋的唏嘘之声，不断地要求再详细些。曾克林一一回答。
刘少奇当场表扬了冀热辽部队坚决执行延安总部命令，行动迅速，部队发展很快，争取了进入东北的主动权。
他指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说：“东北交通便利，工业发达，物产丰富。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边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有山区，有平原，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
在座的都赞同刘少奇的分析，他继续说：“我们的部队开进东北，进去了就有了主动权，就为毛泽东、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了条件。我们在东北发展了革命力量，便可有力地支援全国，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就预料，日本帝国主义是能被我们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现在抗战胜利了，只要我们继续战斗下去，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
在两个来小时的汇报中，刘少奇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几次插话，提出问题问曾克林，曾克林都一一地作了回答。
最后朱德总司令也讲了话。他说：“东北人民受日本鬼子10多年的压迫，生活非常苦，我们要关心他们，一定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我们党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民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特别重大啊！”
曾克林应邀与中央首长共进晚餐。吃得简朴，小米饭，南瓜汤。朱德对曾克林说：“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14年的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重大。”
彭真说：“你们最先进入东北，立了大功。要在东北多搞点武器，特别是大炮。有了大炮，就有了力量，敌人的防御工事就不顶用了。”
第二天早晨，彭真又对曾克林说：“党中央为了协调我方与苏军的行动，决定先派遣他、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同志和曾克林一同乘坐苏联飞机去东北。”
彭真还告诉曾克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已经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原来计划拿50000干部、20万军队经略中原。现在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定将所有准备南下的干部和部队统统停止待命，准备北上转赴东北。中央将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0000干部到东北去。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领导，政治局在9月15日还决定成立党中央东北局。”
听到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定，曾克林心里非常高兴和激动，多少天来盼望的事情，这下总算都解决了。
9月16日，延安的天气阴沉沉的。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受命后，马不停蹄，由卫斯别夫、翻译谢德明、曾克林陪同，从延安乘飞机赴沈阳。为了与延安保持联系，曾克林还携带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准备到沈阳安装。
大家一路上谈得非常高兴。可是，让曾克林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乘的那架苏联飞机中途却出现了故障。那是一架道格拉斯式的双引擎飞机，没到沈阳，飞到山海关就降落下来。
山海关是一个简易机场，跑道本来就短，飞行员没有看清楚跑道，急急忙忙降低高度，落到跑道的中间，飞机刹不住，冲出跑道，插进一块稻田里，尾巴高高地翘起来。
来东北的6名中央同志中，伍修权和段子俊、莫春和都因撞击受了轻伤，叶季壮被撞得最厉害，受了重伤，腿被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彭真也受了脑震**。陈云还算幸运，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把他一下子推进了驾驶室，反而没有受伤。
苏联同志马上把他们一一救出来。首先将压在叶季壮身上的东西搬开，然后把他抬到平地上躺下。就在这时，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带了一个班赶到了，见到现场情况，立即安排大家休息，好在都是轻伤，没有生命危险。
9月17日，驻守山海关的第四十七团用火车把中央首长送走，第二天，他们乘火车到达锦州。这时，锦州已被冀热辽部队解放。他们在锦州稍作停留，听取了卫戍司令王珩、政委徐志的汇报。
18日，大家到达沈阳，受到出关八路军的热烈欢迎。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到达沈阳的消息，一时风传，大家奔走相告，一齐集聚在首长的住所前，迫不及待地聆听中央首长讲话。
彭真、陈云在阳台上与八路军指战员见面。陈云说：“，同志们辛苦了。”
指战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陈云说：“你们搞得好！你们执行中央的命令坚决勇敢，先机占领了东北，这对中国革命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央向你们表示慰问……”
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一到沈阳，立即宣布成立东北局，由彭真担任书记，陈云担任副书记。东北局成立后，于9月19日在沈阳“大帅府”驻地召开重要会议。
会议由彭真、陈云主持，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程子华、唐凯、朱其文、段子俊、刘达和曾克林等20几位军队和地方领导参加，研究部队进东北以后的形势和当时的斗争任务。
彭真和陈云传达了中央的决心和方针。指出，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力争控制东北。东北局的任务就是要组织部队占领城市，控制铁路交通线，以及营口、山海关等重要海、陆交通要道，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的到来。
同时，针对国民党企图里应外合，独霸东北的局势。会议决定，迅速发动人民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发展生产，扩大武装，准备同国民党作坚决的斗争。
这次会议正确的贯彻了中央制订的战略方针，为我党创建东北根据地，开展东北工作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会后，李运昌向驻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部通报了党中央东北局到达沈阳的消息。苏军立即报告了莫斯科。曾克林率领冀热辽出关部队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全面接管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
于是，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全面地开展接管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整个东北大地上，到处是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的轰轰烈烈的场面。
至9月底，八路军出关部队配合苏军解放了辽宁、热河全省，以及黑龙江、吉林的南部、东部地区。
不久，党中央指派的20000名优秀干部和10万主力部队陆续到达东北。山东八路军到达东北以后，10月30日中央电令统一东北军队。
中央正式决定八路军的名称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吕正操任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任参谋长，伍修权任副参谋长，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程子华任副政委。中央电令：成立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
至此，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关键性的第一步实际上已经实现。曾克林和他率领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历史性任务。很快，他们又在党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投入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中。
东北局艰难展开工作
1945年9月，彭真出任东北局书记时，党中央决定从各根据地抽调的部队和干部尚在组建、抽调，或者长途跋涉的途中。
9月16日他从延安出发时，同行的只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和段子俊、莫春和等6位同志。中央最初决定东北局5个成员中的程子华尚在晋察冀，林枫更远在黄河边上等待延安干部团的到来。
彭真等出关后所面临的严重情况是，东北党的组织在敌伪统治下惨遭破坏，原有党员有的牺牲，有的转移，即或尚在的少数党员也长期与党的领导失去联系。
由周保中、冯仲云等率领的随苏军进入东北的一部分抗联干部，但分散在由苏军控制的56个城镇，东北局联系和指导他们的工作，也存在种种困难。
新到东北的领导只能依靠从冀热辽和山东零星赶来的干部以及极少数的地下工作干部开展工作。很显然，在这种精兵未到，良将不多的情况下，东北局要担负起中央给予的“全权领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解决干部不足和任务繁重的矛盾，东北局和中央之间急电频传。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各地调往东北的干部，集中一批走一批，各自寻找最近的路线迅速前进，尽快赶到东北局报到。
但在10月下旬以前，赶到的仍只是少数人，而且他们一到，马上就派往各地，留在机关的很少。东北局应该设立的部门，由于没有干部不能及时设立。
协助领导工作的秘书室，也只有柳运光、钱应麟、吕健东等少数几位同志。当时和苏军的交涉非常多，在这样的时候，彭真往往既是将军又是士兵，带着既是参谋长又是翻译的伍修权亲自上阵。就连负责通讯联络的段子俊和莫春和，也是手头缺少报务员和译电员的通讯处长和机要处长。
成批干部的到达，应该说是从10月23日林枫所率延安干部团的前梯队和从晋冀鲁豫，华中和山东转道来东北的部分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到达开始。
这天晚22时，一列接运干部的专车从锦州到达沈阳。这对于急切需要干部的东北局，无疑是一场大旱之年的及时雨。
彭真看到这批干部后，十分高兴。马上报告中央说“林枫、张平化、张启龙、陶铸、倪志亮、程世才、刘锡五、袁任远、伍晋南、雷经天、刘澜波、刘芝明等率500余人，今晚要抵沈阳”。
当晚，他在沈阳南市区东北局所在地的博物馆内和这些同志谈到翌日凌晨2时。10月24日下午14时，他又召集新到的领导干部开会，作关于东北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时隔一天，10月26日这些领导干部即被分派到各地担负主要领导工作。当时决定了张启龙、贺庆积去吉林，袁任远去辽北，刘锡五去嫩江，李延禄、李范五去合江，陶铸、白坚去辽宁，刘澜波去安东，程世才留野战军。
此前，韩光，钟子云已分别去大连、哈尔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也都分派到南满的一些主要城市和工矿区去担负重要领导工作。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从承德经锦州到沈阳的铁路尚可通行，山东方面也加快了从海上运送干部的速度。所以，陆陆续续到达沈阳的干部一批接着一批，这就为健全东北局机关和建立各地领导机关提供了条件。
这时，以林枫为部长的东北局组织部，日夜不停地加速干部的分配工作，几乎是来一批走一批。按照东北局所定的省级以上由东北局提出名单报告中央，省级以下由各省委、省工委自定的原则，迅速把干部分配到各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至1945年11月底，各地已经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有辽宁省工委、安东省工委、沈阳市委、大连市委、鞍山市委、本溪市委、抚顺市委、吉林省工委、长春市委、滨江地区工委、辽北省工委、通化地委、嫩江地区工委、黑龙江省工委、合江省工委、牡丹江地委。
从此，历经敌伪14年统治，党的组织几被破坏殆尽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到处插上了党的鲜艳的红旗，到处传播着党的声音，为开展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我党我军进入东北后，能否站住脚，能否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关键在于能否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能否取得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