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5日的长宁机场已没有往日的寂静，我八路军的战士高度戒备，守卫着机场，凝视着天空。因为此次战士们将迎来的是我军由延安飞来太行的一大批高级将领，所以机上人员的安全，牵动着根据地军民的心。
中午时分，一架大型美制绿色军用运输飞机从西南天空隆隆而至，在空中盘旋两圈之后，徐徐降落在长宁机场。舱门缓缓开启，20余位身穿八路军制服的将军和4名美国空军士兵依次走下飞机……中央研究决策东北战略
1945年8月的一天傍晚，延安枣园，这里是党中央书记处所在地。雨后初晴，夕阳从天边乌云缝隙中透出来，金光四射，大地到处水汪汪地泛着光，远处有雷声还在闷声闷气地滚动着。
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平台上，眺望着秋叶飘落的梨树林，眺望着对面侯家沟的袅袅炊烟，听着那熟悉的此起彼伏的狗吠鸡鸣，思考着抗日胜利后的国家大局。
经过认真思考，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抓住先机，采取一些重要的战略行动，为抗日战争后的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做好准备。
8月11日，毛泽东与主要负责军事的朱德、周恩来和总参谋长叶剑英等共同研究了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问题。
党中央经过共同商讨，决定进军东北。
东北地区还没有蒋介石的部队，还是一个空白。东北背靠苏联，西连外蒙，南邻朝鲜，面积辽阔，物产丰富，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太重要了。他很看好东北这块黑土地。
抗日联军的周保中、李兆麟的一个旅已经随苏联红军回到东北，但仅有东北抗日联军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我党必须在东北加强力量。于是，决定先行一步采取行动，命令晋绥、晋察冀、山东军区各抽调主力军一部，立即进军东北，越快越好！
这就是毛泽东的精明之处，像下棋一样，下了一步先手棋。他特别看重东北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秘密地调进去５个团的兵力，为后来的胜利做铺垫。挥师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根据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中央制订进军东北的策略经历了很长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东北。
东北自1931年“九?一八”沦陷后，国民党、蒋介石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不战而退、沦丧国土的罪责，而中国共产党却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寇浴血奋战，坚持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靠近华北的地方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
而且，当时的东北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工业基地和农业基地，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富裕的地区。满洲的新京比当时全世界文明的国际大上海还富裕。
东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和交通发达，煤产量占全国的49.5％，发电能力占全国的78.2％，钢材产量占全国的93％，水泥产量占全国的66％，铁路和公路总长都占全国的50％以上。
东北的森林广袤，农产丰富，木材总蓄积量占全国的1／3，大豆的产量占当时全世界的60％，水稻、小麦等各种农作物广泛种植，素有“东北谷仓”之称。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经过14年苦心经营和大量的投资，把东北建立成一个工业化基地，尤其是其军工生产能力，成为亚洲第二的地区。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那就能够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
反之，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依靠那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无疑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为有利。
中国有句老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情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事先能不能有正确的预见和准备。
那么毛泽东的“东北战略”是如何决策的呢？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就已经开始着手部署东北的工作。1939年是国共合作期，其时抗日战略防御结束，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武装部队也由抗战开始时的50000多人发展至50万人，尽管还存在种种困难，但一个全新的局面抗战已经渐次形成。
1939年3月19日，毛泽东就目前战略部署、生产运动和在职干部学习等问题，复电彭德怀，强调“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着重于鲁苏皖豫鄂”，并要求：“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供给华中，并准备一部分为西北用，一部为南方用，一部为东北用，对华北则以供给教员与教材为主。”
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已在1936年撤销，东北各地城镇党组织历经敌人破坏，中央与东北各地党组织和东北各抗日军队的联系以及对东北情报的收集和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都十分困难。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写《研究沦陷区》的序言，提出要研究沦陷区，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但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有八九。因此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党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的调查局又在晋察冀边区设第一分局，负责收集日本、满洲及华北材料；并组建派往东北的情报队伍，参加苏军举办的培训；中央北方局联络部、八路军前方总部派员往东北调查沦陷区情况，联络抗联部队和地下党；编辑《东北状况》小册子，为党中央提供资料。
可以说毛泽东在1939时就开始关注东北的抗日形势，并开始筹谋收复东北，创建根据地战略部署的基础工作。
1942年，毛泽东又提出了“集中到东三省去”的目标。
1942年7月，毛泽东提出战后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的问题。
毛泽东在7月9日给刘少奇的复电中指出：需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需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需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山东进行领导和部署。这个复电是毛泽东关于“东北战略”的最先表述。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前已经开始部署对东北的军政力量渗透。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初，毛泽东审视太平洋战争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将走向胜利的大势，特别是伏尔加格勒战役的胜利后，太平洋战势必将发生新的转机。
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指出：伏尔加格勒战役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
从1942年11月开始，苏联红军开始对入侵伏尔加格勒的德军发起反攻，至1943年初已经完成了对德军33万人的包围，决战即将开始。
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稳住东线的日本军队，斯大林此前已经5次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红军出兵援苏，牵制日军进攻苏联。
斯大林第六次致电毛泽东，建议毛泽东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的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的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猜测到了斯大林的意图，经过研究之后，毛泽东从“国际主义精神”出发，把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队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地区渗透。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既避免了打草惊蛇，提前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占据了长城沿线的重要战略位置。这样八路军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进可以帮助苏联红军牵制华北等地的日寇，退可以依托长城沿线的晋察冀、晋绥等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在战斗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一举两得。
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它为抗战胜利后我军迅速出兵东北做好了准备。
1944年9月4日，党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问题，分别对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开展满洲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满洲工作的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中国局面，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
指示要求晋察冀分局及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党的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各成立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各委员会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接受党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阐明了“东北战略”的意义。
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党的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
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4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
插红旗的“V”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党的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时建议：“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并再次高瞻远瞩地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战略方针。
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毛泽东的话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把东北当做抗战后一定要夺取的首要目标。
毛泽东十分重视东北籍干部的力量。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干部、本地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这要特别注意。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深刻阐明了在准备转变中加强东北工作、创建包括大城市在内的整块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意义。
在论述准备转变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东北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它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于：有了东北，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
毛泽东同时指出：“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收复一切失地，创建光明的新中国。”毛泽东还一再设想过准备二三十个旅，15万人至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区。
毛泽东所强调的建立东北根据地的特别重要性，首先是指它在军事转变上的区位优势。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
其次是指东北在准备战争向建设转变、准备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准备将来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中，具有特别的重要的经济地位。
东北的区位优势能建立地域上连成一片的根据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有大工业的基础。东北是中国工业基地，中国基本工业大部在东北。
但是，根据当时的条件，我军要想抢占东北也并非易事，日本在这一地区具有强大的实力，单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势必不可能快速结束这里的战争。
这时，机会来了，苏联向日本宣战了，而且，东北抗日联军也随着苏联军队到了东北……抗日联军重回东北大地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200余人直接参加了先遣队。他们全力配合苏军的正面攻击，使关东军的机场、铁路、桥梁、堡垒等目标迅速被摧毁。
8月2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抗联教导旅下达了行动命令。由于战局急转直下，远东军将抗联反攻作战的任务转变为抢占东北，即抗联随远东军分赴东北各要点。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联教导旅的任务由反攻作战转变为接收东北。东北战事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抗联教导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
华西列夫斯基说：
第八十八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察和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国军人被划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
9月6日至9日，抗联战士先后分10批从苏联伯力乘飞机和火车，抢占大、中、小城市等战略要点。抗联将士一踏上东北土地，每个人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们扑倒在地，热泪横流，无限深情地亲吻泥土，张大嘴巴呼吸祖国的新鲜空气，放声高喊：“啊，我们回来了！”
抗联战士进入战略要点后，迅速投入接收工作。所有的抗联战士都着苏军军装，有苏军军官证书，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讲俄语。
抗联官兵的苏军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达成默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党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
东北抗日联军为什么会随着苏联军队重新回到东北呢？苏联又为什么会出兵帮助中国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抗日联军即东北抗联诞生了。从此，在辽阔东北大地的崇山峻岭、荒原水畔，出现了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支顽强的雄师劲旅。
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秋，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对敌后根据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疯狂围剿。
至1940年，抗联的活动区域由原先的70个县缩小到不足10个县。抗联党组织已经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必须独自决定行动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联领导人经过商议，决定转入苏联远东地区休整，同时通过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表示：“尽管暂时还不能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和奋斗目标，主宰着我们的灵魂！既然对于越界过江统一了思想，我们就立即行动。”
苏联远东军也需要通过东北抗联来获取日军情报，同意合作。
1940年9月，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给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写信，通知将于12月在苏境内召集党和游击队的干部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接到此通知后，抗联第一、第二、第三路军领导干部于11月至12月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1940年1月24日，中国共产党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个阶段。
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代表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苏联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举行会谈。会议重点讨论了东北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日本的威胁与挑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苏联需要东北抗联来牵制日本军队。
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苏蒙边界连续制造挑衅事件，挑起了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
1939年6月，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波兰，西方战线形势吃紧。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战斗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同与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同时，苏方也一直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因而双方谈判进展顺利。
经过协商，双方共同确定：在不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联系；东北抗联部队在与日伪军作战失利或其他情况必须临时越境入苏，苏方应予提供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表示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有的抗联领导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发生了动摇，提出把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
周保中坚决反对这种取消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并认为，苏联边防军不能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后，肯定了周保中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取消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错误主张。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这次会议正确地估计了东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会后，周保中受与会者的委托继续留在伯力，等候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1941年初，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
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力东北75千米处的雅斯克村，这里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因位于黑龙江边，能与外界联系，又非常隐蔽，这里被选为建立东北野营的最佳地点。
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A”，所以，这里被简称A营。先期过境整训的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路军三支队，约300余人驻扎于此。
南野营位于海参崴与双城子之间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蛤蟆塘的小地方。因其靠近沃罗什诺夫城，故也被称为B营。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第二、第三方面军500余名将士驻B营。
抗联将士自己动手伐木盖房、开荒种地，建立临时休整基地，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周保中担任了这两个野营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一面指导这两个野营的整顿训练工作，并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一面继续指导南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发动侵苏战争。同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支持其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对中国东北这一后方屯兵基地，加强了法西斯统治。
1941年冬，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达70余万。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抗联人数锐减到不足1000人，几乎完全失掉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
为了保存力量，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
在1940年12月的中苏双方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决定实现东北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指挥，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
苏军代表瓦西里以国际主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和苏中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提出把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其实质是以统一指挥为名控制东北抗联，变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附属部队。
周保中表示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表示，可以把东北抗联的意见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941年3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共中央同意东北抗联的意见，并撤销了瓦西里的职务。
1942年5月，伊万诺夫约见东北抗联党委全体领导。伊万诺夫说：“为了加强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苏联赞同中国同志关于抗联部队整编的意见。我们的建议是：把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这样就有了合理、可靠的后勤供应渠道；不公开使用东北抗联的名称，而授予苏军番号，这就有了合法依据，日本政府抓不到口实。我们派军官到部队担任各级副职，负责军事训练、翻译联络和后勤供应，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
在保障抗联党委拥有指挥权的情况下，抗联党委同意了伊万诺夫的建议。
1942年夏，抗联领导人召集了南北野营党委委员联席会，研究了抗联部队和党组织的统一和集中领导问题，认为有必要把两个野营的指战员集中起来，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领导和苏军帮助下，进一步提高军队素质。
1942年7月16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经过协商，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
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8461步兵特别旅。
教导旅按照苏军要求进行了授衔，标准是：旅长为中校；副旅长、参谋长、旅司令部各部部长为少校；营长、副营长为大尉；连长、指导员为上尉；排长为中尉、少尉。战士一律授予士兵军衔。
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来到检阅部队后正式宣布：“授予抗联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苏军番号。”
教导旅名义上归苏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提供，干部战士分别授予苏军军官、军士军衔，薪金和待遇与苏军同级指战员相同。
随着抗联教导旅的组成，建立统一、集中的党组织便提到议事日程。
1942年9月13日，经共产国际批准，抗联教导旅召开了全体共产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后称东北党委会。
大会通过了周保中作的《关于留苏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选举了特别支部局第一届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周保中、李兆麟等11人为委员。
东北党委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此后，东北地区党组织实现了统一。
东北党委会成立后，抗联教导旅结合实战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内容有党中央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周恩来的《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的《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
此外，抗联指战员还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抗联教导旅组织的学习，对于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水平，对于正确分析形势，树立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保中通过关系，辗转弄到《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油印小册子。他如获至宝，派人把书本上的毛泽东画像临摹放大，印成大幅画像，发到每个连队。
教导旅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开展了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空降跳伞、滑雪等特种训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
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临近，苏联远东边防军还对教导旅进行了特殊训练，如空降跳伞、开摩托、识图绘图、收发电报、爆破、战地拍照等。
中苏两国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苏军的协助下，除了搏斗、刺杀等基本技能外，第八十八旅的将士还接受了跳伞和滑雪训练，这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刺激。
针对东北气候严寒、冬季雪大的特点，教导旅高度重视滑雪训练。抗联战士在这项技能上颇为努力，虽然战士们摔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仍然坚持训练。
抗联教导旅在苏联3年的异国训练中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由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
在抗联斗争的后期，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抗联在远东地区建立野营，组建教导旅，在重返东北被苏方阻止后，便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
1941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抗联首长决定派15支小分队回东北侦察敌情，坚持游击活动。
8月，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王效明率50多人带着电台返回东北虎林、饶河地区。他们一入境，便遭到日伪军的追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完成了侦察敌情的任务，还积极地打击敌人。
一天，在夜幕掩护下，王效明率部在图佳铁路线上的孟家岗炸毁了一列日军兵车，炸死炸伤日军500余人。这次成功的爆炸震动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群众悄悄地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
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谈王效明。
从1941年春至1945年7月，抗联教导旅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收集日本关东军情报，这种侦察从未间断过，成为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抗联小分队回国还有一项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
抗联从1941年至1945年派回东北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约计240人次；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有25支小部队，约计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约计160余人。
当然也有一些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无论何种形式，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人。
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抗联的伙食标准也由后方部队改为第二线作战部队。
教导旅的官兵发现，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午餐肉食的量也增加了。原来需要交钱吃饭的军官们现在也不要交钱了，伙食费全免了。就连一直限量供应的香烟、黄油和糖的供应量也比以前多起来了。
抗联干部悄悄问苏联军官：“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苏联军官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战争二线部队的供应标准。”
这些变化使抗联战士确信，对日军作战已迫在眉睫，都兴奋不已。
1945年7月，东北党委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抗联反攻作战计划，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组成新的东北党委会，也称中国共产党辽、吉、黑临时委员会。
党委成员有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卢冬生、王一知、姜信泰、金光侠、王效明、彭施鲁、刘雁来、王明贵、王钧、张光迪等13人，周保中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东北委员会设在长春，负责领导党的建设和东北抗日斗争，并分别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佳木斯、牡丹江、延吉、吉林、沈阳、大连等12个地区设立地区委员会。
在得知苏军不久将进入中国东北同关东军作战的情况后，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制订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一是立即组成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伞降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部队24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消灭日军。
1945年7月10日，斯大林来电邀请周保中、崔石泉赴莫斯科会谈。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保中、崔石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