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17日，苏北大地已经进入深秋，秋收早已经结束，冬小麦还没有从土里钻出来，不久前还一片金黄的田野，现在却显得有些光秃秃的。
就在这一天，江苏海安镇的人却个个都喜气洋洋。在海安镇的一所学校的大操场上，早早地已经聚集了六七百人，一场格外隆重的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大会即将开始了，刘少奇、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人纷纷走上临时搭架的主席团上就座。会议开始后，刘少奇和蔼而又不失庄严地说：“现在我向大家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华中总指挥部的决定》。”
华中领导机关成立
1940年11月17日，苏北大地已经进入深秋，秋收早已经结束，冬小麦还没有从土里钻出来，不久前还一片金黄的田野，现在却显得有些光秃秃的。
原野的大路上、小河边和村镇的大街小巷里的树叶开始由深绿变为金黄或火红，有些已经随着温柔的秋风，缓缓飘落。
在这秋浓如酒的季节里，劳碌了一年的农民本应该享受一下农闲的安逸，但不断从抗日前线传来的各种可怕消息，搅乱了农民的心境，并在他们那已经爬满皱纹的脸上，写上浓重的忧虑。
然而，就在这一天，江苏海安镇的人却个个都喜气洋洋。在海安镇的一所学校的大操场上，早早地已经聚集了六七百人，一场格外隆重的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大会即将开始了，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人纷纷走上临时搭架的主席团上就座。
会议开始后，刘少奇和蔼而又不失庄严地说：“现在我向大家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华中总指挥部的决定》。”
按照这个《决定》，华中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为何要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呢？这还要从当时华中地区的抗战形势说起。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为了加强党对华中抗日斗争的领导，1938年11月9日，党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
刘少奇从延安到达华中后，先在淮南作深入调查，对华中敌后抗战形势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认为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向党中央建议“把苏北作为突击方向”，“集中力量向这个方面发展”。
党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抽调八路军主力20000人南下华中，并要求江南新四军抽调主力北渡，共同完成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任务。
这个时候，刘少奇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解决江北各部队的统一军事指挥。
刘少奇认为，华中地区的部队已经不少，大体上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三部分，但隶属关系不同，要使这些部队密切配合共同打开苏北抗日新局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权威军事领导机关是不行的。
为此，刘少奇为此多次请示党中央，要求派得力的军事指挥员来华中，担当统一指挥各部队军事行动的重要责任。
但党中央要求刘少奇先担这副担子。
1940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项英：江北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
八路军一些部队陆续开到华中后，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又在1940年6月1日指示:“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党中央电报里提到的胡服，指的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对此很着急。他认为华中这局面，一个人实在照顾不过来，自己对军事本来不熟悉，要指挥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万一出了差错，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为此，他于6月22日再次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恳请党中央迅速委派军事指挥员来，解决华中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刘少奇在电报中说：
目前华中部队已不少，均分散各处，且已取得地区，唯将来在战略以至战役上均须配合行动。华中环境各方面均较华北更复杂，困难更多，而我部队内部在建制上、指挥上亦不完全一致，问题亦多。
在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司令部（公开名称另定），在指挥上以至建制上统一我华中各部队。
在具体人选上，刘少奇请中央在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及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中择定一人。
当时，党中央也觉得应该成立华中统一的指挥部，但因正忙于准备召开党的七大，于是决定在七大召开后解决此事。当时，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致电刘少奇等“现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但只能有大会后才能设法。现华中部队统归胡服指挥”。
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刘少奇得到党中央电报：“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
接到电报后，刘少奇认为“统一苏北”与“统一华中”是两个概念，于是又与邓子恢、赖传珠联名向延安提出：“目前，华中的斗争急需建立统一的司令部，而中原局与苏北指挥部会合仅能解决苏北的指挥问题。解决华中统一指挥最圆满的办法是新四军军部速即移来，统一华中指挥并可兼指挥江南。”
然而，由于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迟迟不能北移，这一计划事实上亦成空谈。
10月10日，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部队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纵队一支队在刘庄、白驹北的狮子口会师。苏中、苏北抗日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华中抗战出现了新局面。
11月间，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移至苏北，与陈毅会合。在与陈毅、黄克诚达成共识后致电党中央：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华中各部需统一编制，提议由中央军委规定所有领导之部队的编制表。
如何，望复
电报中提到的“叶希夷”，即是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
两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
同意在叶挺过江之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叶、项名义。
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
部队编制即遵照前总今年春的编制表，在克诚处应当有编制表。
接中央电示后，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立即着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筹建工作。
经过几天的认真筹备，终于在11月17日这天，召开了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刘少奇在大会上宣布了党中央的命令，华中指挥部正式成立了。
当时，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所辖部队，有陈毅兼指挥的苏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的江北指挥部、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豫鄂挺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及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等。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使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武装形成一个整体。党中央规定总指挥部的指挥范围，跟中原局的指挥范围不同，去掉了“长江以北”的限制，也就是包括对江南部队的指挥。
这就便于从战略上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统一策略，有利于避免因分散不集中而遭日、伪、顽各个击破的危险。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使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武装指挥中心脱离了国民党统治区，摆脱了国民党的监视和控制。实现了党中央早就提出的关于新四军“领导中心”北移的要求，有利于独立自主地发挥指挥职能。
然而，就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前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军为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对蒋介石加紧诱降，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频频发动“扫**”和蚕食。
在这一背景之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以华中为重点，发动了第二次反共**。
1941年1月，蒋介石命令顾祝同调集国民党军7个师，对皖南新四军军部及9000余名新四军将士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这次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6000余名新四军指战员被俘或惨遭杀害。
当时，新四军总兵力已达88000余人。蒋介石为了消灭这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在制造皖南事变的同时，又指使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以20万兵力，进袭江北新四军部队。
此外，日本华北派遣军及伪军乘机出动15万兵力，与顽固派相呼应，向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扫**”，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日武装力量。
为了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党中央一方面指示各战略区在军事上坚决自卫反击，在政治上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卖国投降的阴谋活动。
同时又于1941年1月20日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统一整编华中新四军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
根据中央部署，1月28日，新四军新军部在江苏盐城宣告成立，号召全军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准备迎击日伪军和顽固派的进攻。
当年5月，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正式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统一指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各抗日部队，由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
同时，组成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华中军分会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等为委员。
新四军高层的调整和华中局的成立，统一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构，从而大大加强了我华中的军事力量，打击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势力，为华中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根据地开展各项建设
1941年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德国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胜利，而日本则继续在亚洲扩大侵略范围，并在年底发动偷袭了珍珠港，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战争。
在中国，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和派遣军总部的计划，确定仍以“剿共”为重点，要求其各部更加积极作战，迅速恢复“治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必须发挥军政全民的总体力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以巩固其占领区。
在日寇、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攻下，加上日军不断在华中、华南地区掠夺经济资源，因此，1942年，华中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其实，1942年前后，不仅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巨大困难，华北、陕甘宁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遭遇了巨大困难。
为了应对困难，在军事方面，1941年11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文件指出，在新形势下，敌后斗争方针是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和保存自己的实力。
文件规定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三部分。目前，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
这样，就完善了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使敌后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积极加强军队建设，一方面积极在根据地内，领导抗日军民开展反“扫**”、反“蚕食”斗争，有力打击了日寇、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在经济建设方面，党中央看到，日军出于持久围困的目的，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分割的境地。以致抗日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工农业生产也遭到极大摧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
针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
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党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作了《组织起来》等讲话。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
党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华中区，华中各解放区党和政府，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领导全体军民广泛开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并把发展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工作的中心，作为准备大反攻物质力量的主要环节。
在生产运动中，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大量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如苏中解放区于1944年由苏中行政公署颁布了《苏中区垦荒条例》，大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各解放区军民还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华中解放区在1944年共修建和改建较大水利工程30余处。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华中解放区的粮食达到了完全自给自足。华中新四军各部队，遵循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进一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部队根据所处环境和斗争任务的不同，制订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的自给半自给为指标的生产计划。生产项目多种多样，有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畜、家禽，种植青麻、烟草，开办作坊、工厂等。
生产方法也因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差异，少数单位采取办农场的办法，多数单位是发动指战员利用早、晚时间，在群众无力耕种的闲散土地上种粮、种菜。
在夏收、秋收季节，各部队在接敌区积极行动，打击日伪的抢粮活动，并组织力量帮助农民抢收庄稼。
同时，各解放区政府和军队还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办起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
新四军有小型军工厂50余个，能生产迫击炮弹及各类枪弹，手榴弹已达到全部自给。仅苏中军区各厂即月产枪弹40000枚，手榴弹13000枚，小炮弹1200发，地雷4600个。
在华南地区，在广东省委和根据地党委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大生产运动，加上有华侨的支持，华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状况也逐步好转。
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军民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除了进行大生产运动之外，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的困难，党中央还提出了减租减息运动。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各阶层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党中央对以往减租减息运动做了详细的研究，于1942年1月28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
《决定》高度评价了减租减息运动在巩固抗日根据地方面的作用，指出：抗战以来，凡是减租减息搞得好的地区，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反之，抗日根据地就经不起敌人的“扫**”，成为软弱无力、无法巩固的地区。
《决定》重申了“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地政策，也就是—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并强调．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阶段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这三点是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
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党政部门制订和修正了有关条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开辟较晚，为了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深入，中共中央华中局依据党中央1942年1月28日决定的精神，于同年5月17日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利用参议会讲坛，通过群众会议和报纸、杂志、标语、歌曲、戏剧等一切形式，广泛宣传实行“二五”减租的重要意义。
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华中各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在严重困难的时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深入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
其次，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地在减租减息后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其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除了进行经济建设之外，为了应对严重的困难局面，在中央的指导下，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还进行了政权建设，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推行精兵简政，树立廉洁的工作作风。
这些建设，提高了根据地军政机关的效率，加深了与当地民众的感情，从而为根据地渡过难关奠定了基础。
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0年春天，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遭到失败后，把军事摩擦的重点从华北转向华中，致使大江南北局势恶化。
3月，苏皖区党委和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根据党中央1940年2月1日《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精神，确定了今后工作任务：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猛力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改进财经工作，征收公粮田赋，整顿税收，保证给养，大胆发展党、巩固党，培养地方干部。
此外，会议还通过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
5月4日，党中央向东南局发出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批评了项英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的右倾观点。
党中央再次强调：“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抵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同时，党中央责成陈毅在苏南传达这一指示。苏皖区党委在听取传达后，对苏南工作的开展，做了进一步的具体布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后的一段时间，苏南抗日根据地加紧进行政权建设，将镇、句、丹、金4个县抗敌总会改为代行政权职能的领导机关，并成立镇、丹、武、扬4个县抗敌总会、江、当、溧、3个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澄、武、锡、3个县抗敌委员会，代行县政府职能。
党中央1940年“五四指示”下达后，苏南各地抗敌总会又进一步改为半政权性质的领导机关。
正当苏南抗日根据地进入建设阶段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摩擦活动，并以重兵进逼根据地中心区。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和向北发展任务，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其大部分主力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中、发展华中的使命。
陈毅、粟裕率部离开后，苏南抗日根据地留下了新四军第二支队。部队经过重新充实之后，组成以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司令的新的第二支队司令部，辖第四团、新三团和地方武装共约3000多人。
同时，又以邓仲铭、罗忠毅、廖海涛组成苏南军政委员会，邓仲铭为书记，统一苏南军队党和地方党的领导。
第二支队继续坚持茅山抗日阵地，并积极开展太滆、长滆和澄武锡等地的抗日斗争。
苏南抗日根据地进入巩固与发展阶段之后，除了有罗忠毅、廖海涛领导哦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外，还有谭震林领导的第三支队。
早在在筹划新四军苏南部队向北发展的同时，陈毅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推荐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苏南来“独当一面”。
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进入苏南东路主持工作。5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成立，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留在东路的部队和地方武装。
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成立之后，谭震林立即着手对开展对抗日武装的建设。
首先，谭震林迅速将我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上升为主力，同时强调各地党政领导继续发展地方武装。不到半年时间，新江抗即形成了3个纵队，不久整编为新四军第十八旅的3个主力团。
其次，谭震林还大力做好扩军工作。除了吸收当地青年农民、工人、学生参军之外，还分别派出一名团级干部、5名营级干部和一些军队、地方干部到上海，在上海党组织积极配合下，做好大城市青年下乡参军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至1941年，从上海动员下乡参军的学生、工人、店员超过1000人。
有了大批城市人员的加入，一时间，部队里人才济济，许多口袋里插着钢笔的学生在连队里当兵、当文化教员，也有不少专科毕业的医务人员和会翻砂铸铁、修理枪械、制造弹药和印刷排字等专业人员。
有了这个条件之后，苏南很快就建立起敌后水上印刷厂和流动修械所，并扩大了后方医院，较早地在敌后创办了铅印的报刊《东进报》和《江南杂志》，自己制造手榴弹和部分子弹。大众剧团和宣传队，活跃在苏南战地军民之间。
一次，江南部队组织“苏北参观团”，到盐城军部和第三师取经。刘少奇听取了江南部队后，高兴地说：“你们可真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队伍。”
此外，谭震林等人还特别重视培养干部。早在谭震林来东路途中，即和随行人员反复议论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军政干部。谭震林说：“要大力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就要首先培养出能掌握武装的干部。”
谭震林到达东路后，随即成立东路部队教导队。不久，从一个队扩展至3个队，从主力连队和地方部队中选调青年骨干，分别培训为连长、指导员、文化教员和军需干部。
1940年和1941年间，连续办了4期。培训干部近1000多人次。当时，从上海下乡和从连队里涌现出的军政骨干，大都经过教导大队培训后提拔使用。
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战活动，深得江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当时，有一位上海老太太，通过敌伪层层封锁线来部队看望生病的子女，跟随部队连续行军好几天。
这位老太太亲身感受到部队官兵平等和出发集合时、到宿营地后，军民一致的亲切场面，看到指战员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她深有感触地说“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跟儿子女儿一起当新四军。”
军爱民、民拥军的情节层出不穷。部队在紧张的行动中，还利用间隙帮助游击根据地群众兴修农田、灌溉渠道。仅在沙洲县即抢修了通江水渠36条。
部队自身缺乏医疗药品，只要发现驻地群众有病，都及时帮助抢救医治。例如，当时常熟阳澄湖边一位农妇家里隐蔽着一位新江抗负重伤的排长。
一天，她八九岁的女儿突然看到房后稻草堆里伸出一只带着血的大腿在晒太阳，吓得直奔母亲怀里。
母亲只好对她说：“不管日本人和‘忠救军’怎样拷打你、盘问你，你都不能讲出去。”懂事的女儿从此成为照料伤员、为伤员送水送饭的助手。
沙家浜伤员刘飞伤重需到上海医治，在群众的掩护下，装扮成土地主，闯过了敌伪据点。
在谭震林等人的努力下，江南抗日统一战线和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当时，从丹阳以北到江阴一带，建立了我党领导的桥头堡，使我方人员以至大部队都可以安全地来往于大江南北。从无锡到龙潭一线，建立了秘密的铁路沿线交通站。
就连茅山、镇江的和尚，也有许多人积极配合我军行动。例如焦山的静岩法师成为我党秘密特别党员。
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自然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0年七八月间，江抗主力在江阴、无锡、常熟地区歼灭了顽军，并沟通了与第二支队的联系。
面对各式各样的敌人，谭震林不仅会用战争有力地回击他们，他还敢于凭借自己的大智大勇与敌人周旋，著名的谭震林勇闯“鸿门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当时，在苏南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
杨筱南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四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冷欣。
1940年7月，杨筱南还把插入杨筱南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
谭震林身边的工作人员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哩！”
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请我赴宴，就是他摆‘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一闯！”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谭震林又吩咐部队驻在甘露镇附近，并派人带上7个精明强悍的警卫员，见机行事。
次日上午，谭震林带着夏光、温玉成以及凌伯泉等七八个警卫员直赴杨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见大院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
突然，从大厅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向谭震林迎来，满脸堆着笑，连声说：“今日我杨某有幸，诸位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谭司令，请入座。”
“杨司令有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不来。”谭震林风趣地说着，双目环顾四周。大厅正中，已摆好两张八仙桌，桌上大盘小碟，盛着鸡鸭鱼肉，还有芳香四溢的佳酿美酒。
“有酒助兴，我们边吃边谈吧！今日英雄聚会，人生难得几回醉，来，谭司令，我们喝酒。”杨筱南高高举起酒杯等待谭震林站起身来碰杯。
“且慢，眼下国难当头，敌情迫在眉睫，我们应以抗日大事为重。酒嘛，谈好后再喝不迟。”谭震林沉稳应对。
杨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袭击”道：“贵军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你们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去年‘江抗’东进，把我杨某数百抗日武装席卷而去。谭司令，这事你一定早有所闻吧？”
谭震林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弯子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又为哪般？”
“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
“‘江抗’早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难道不是打鬼子吗？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杨司令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什么去年心甘情愿的事，今年突然反悔，耿耿于怀呢？”
谭震林步步紧逼，“这不是被人挑唆吧？”谭震林一语击中杨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应该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们‘江抗’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
杨筱南一时语塞，满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么说，你谭司令同叶司令一样，看中了我杨某这支武装，意在吞并！”说罢，他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只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
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筱南的卫兵剑拔弩张，只等上司一声令下。
谭震林毫不退让，“呼”地站起，温玉成、夏光和跟随的警卫员也一齐亮出武器。
“谭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杨某带出来的部队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杨某决不手软！”杨筱南继续威胁道。
“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赵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杨某的归宿！”谭震林愤怒斥责。
不过谭震林又缓和下来，继续说：“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们还会来甘露拜访你这司令吗？我们从来是以诚相待的，难道我们能干出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的蠢事吗？”
谭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杨筱南陷入沉思。
这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在他耳边耳语：“甘露镇到处埋伏‘江抗’部队。”
杨筱南听到这里，张大嘴巴，在心里“啊”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
“算啦！”杨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击石；谭司令亲自登门，总算给我杨某留点面子。”在民族正义和武装压力面前，杨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
就这样，在激烈的抗日反顽战斗中，“江抗”得以不断壮大。至1940年11月，部队由原来的500多人发展至3000多人，还帮助地方组建了一批县区常备队，控制了东路地区约200万人的90多个城镇。
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将军事摩擦的矛头直接指向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这时日寇增兵苏南，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对苏南进行集中的扫**，苏南抗日根据地局势万分紧张。
1941年春，茅山地区的第二支队改编为第十六旅，东路地区的江抗改编为第十八旅。
皖南事变后，日军想取渔人之利，一网打尽苏南新四军，于1941年1月中旬纠集7000余兵力，首先突击扫**溧武公路以北的镇江、句容地区。
新四军第十六旅连续作战20余次，付出重大代价后向溧武公路以南转移。
在苏南的国民党军却趁机向溧水、溧阳地区的新四军进攻。第十六旅顾全大局，忍痛转至太湖、滆湖地区。
与此同时，日军在苏州、青浦等地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扫**。
3月10日，新四军第十八旅第五十三团第一营，在苏州东北环潭一带被1500余名日伪军包围，遭受重大损失，百余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1941年5月，国民党驻溧阳、宜兴等地的第四十师，又向新四军第十六旅发动攻击。第十六旅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还击，在溧阳县黄金山地区三战皆捷，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苏南全党全军经过半年的艰苦战斗，终于顶住了逆浪，战胜了种种困难，渡过了难关。
在不断取得反攻胜利之际，1941年底，谭震林、罗忠毅领导的第六师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罗忠毅和江渭清任委员。
1941年5月，江南区党委成立，谭震林、邓振询任正、副书记，统一领导苏南及苏浙皖边区的党组织，辖6个特委。
此外，苏南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构江南行政委员会也于4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辖6个专署及23个县级民主政府。
至此，整个苏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统一起来了，战斗力大大增强，各项工作进一步开展，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
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9月10日，党中央在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应由陈毅、黄克诚部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由黄克诚部发展阜宁、淮安、盐城以北地区，陈毅部发展泰县、如皋及其以东地区。不仅扩大主力，并且应努力与地方党共同建立无数小游击队，建立政权，把这些地区抗日民主化。如此，方能击破韩德勤。”
当时，虽然我党已经在苏北初步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但长期以来，苏北地区交通要道和重点城镇为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占据，广大农村则为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武装所把持。
当地一般地主均有武装，大者有500人。这一带土匪众多，封建会道门武装组织遍及各地。民间枪支不计其数。
因此，当地的人民群众不仅屡遭日伪汉奸的烧杀抢掠，还备受顽军和特务、土匪、反动地主武装的骚扰残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新四军、八路军挺进苏北之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尚缺乏了解。
为了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黄克诚部抵达苏北后，即在中原局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扩大抗日武装，加紧进行苏北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当时，苏北盐阜区沿海一带，由于经常发生大潮和海啸，常常造成海堤溃决，严重地威胁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的生死，反而利用修堤来中饱私囊。
1939年夏，盐阜区沿海一带，又发生了海啸，韩顽的阜宁县政府官员们趁机瞒上欺下，假借修筑海堤之名，从中大发横财。
修筑海堤工程，预计挖土20多万立方，需工银19万元，他们只挖土50000方还不足，即虚报工资11200余元，偷工减料修成的海堤未经大潮就被一般海浪冲破，淹死了数万人，使沿海一带成了遍地盐碱的不毛之地。
于是，在黄克诚率领部队刚刚抵达苏北时，就遇到海啸成灾，苏北一带疮痍满目，难民遍野。
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曾迫于当地群众及士绅的一再呼吁，勉强拨了一点经费，修了海堤。但层层克扣，偷工减料，海啸到来，一冲即垮。
我军抵达后，目睹人民群众离乡背井、苦不堪言的凄惨景状，决心重新修筑海堤。
在中原局及华中总指挥部的支持下，苏区部队采取发行修堤公债、以工代赈的办法，帮助地方政府修筑海堤。在修筑海堤过程中，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表现非常突出。
1940年底，阜宁县沿海群众纷纷要求修筑海堤。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阜宁县参议会于1941年2月在县长宋乃德的主持下，讨论了修筑海堤的提案，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
由于过去国民党官吏假借修堤而贪污掠夺，因而有些地主士绅议员对抗日民主政府能否修好海堤，也抱怀疑态度。宋乃德在会上耐心说服教育，终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决定以盐税作为抵押，发行公债，通过了修复海堤的提案。
会后，宋乃德认真抓了发行公债、筹粮、筹草、动员民工等准备工作，使修堤工程很快上马。
在勘察工程完毕以后，5月15日北堤正式开工。在修堤的过程中，退居曹甸的国民党韩顽政府，配合敌伪，大肆发动谣言攻势，说什么“中央大军仍旧要来，日本皇军也不放过新四军”，还说什么新四军“想骗老百姓的100万块钱”、“新四军征修堤坝，是一种欺骗，实际上借此抽壮丁”等。
宋乃德县长针锋相对，展开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国民党的谣言攻势很快被粉碎了。
除阴雨外，实际仅用了15天时间，至6月5日北段海堤就全部胜利完工。
北堤修成后，开始进入伏天。俗话说：“寒不挑河，夏不打堆”。天气炎热，又是梅雨季节，再加卤潮泛滥，时疫流行，这时无论是士绅，还是农民、工程师、办事人员，几乎无一不主张将南堤停修，俟秋后再行继续。
而宋乃德认为，为了保证汛期安全，和击破国民党韩顽政府与敌伪日益加紧的谣言攻势，修堤必须一气呵成。
就这样，在宋县长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坚持下，排除万难，继续修筑南堤。
南堤动工以后，遇到的困难要比修筑北堤大得多。这里既有大自然方面造成的困难，又有来自敌人方面的破坏。
开工的第四天，即6月23日，就发生尖头洋惨案。工程处监工员、县粮食局科长陈景石，惨遭伪装八路军的土匪杀害。
针对这一情况，宋乃德及时发出了《为尖头洋事告工人书》，义正词严地揭穿了敌人的政治阴谋，镇静了工人的情绪，使南堤工程得以正常进行。
尽管工程施工中遭遇敌人破坏、资金紧张和天气恶劣等问题，但整个北堤和南堤工程，在宋乃德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经过全体技术人员和民工的共同努力，前后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修筑成10米高，18米宽，45千米长的大海堤。
工程竣工后不久，当地又发生了一次大潮汛，这次潮汛比1939年8月还高6寸。但是，新修成的雄伟的大海堤却巍然屹立，毫无损失，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表达对宋乃德的感激之情，广大群众替这座海堤起了一个名字叫“宋公堤”，与历史上的“范公堤”相媲美。
除了修筑海堤，苏北根据地的领导同志还组织苏北人民群众生产自救，初步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
当时，根据地革命干部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的实际行动，恰与国民党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行径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