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5日，整个河北大地天寒地冻，冷飕飕的风呼呼地刮着，光秃秃的树木，像一个个秃顶老头儿，受不住西北风的袭击，在寒风中摇曳。
就在这时，一支队伍整齐、士气高昂的队伍，越过平汉路，抵达了河北省隆平县魏家庄，准备向冀南腹心地区——巨鹿和南宫县前进，这支部队就是陈再道率领的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部队到魏家庄后，暂时住下了下来。
一天，陈再道等人正在开会，侦察参谋突然领着一个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年约30岁的老乡，来见陈再道。
不等参谋介绍，这个老乡就伸出两手紧紧地握住陈再道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兴奋地说：“可找到了!”
东进纵队成功挺进冀南
1938年1月15日，整个河北大地天寒地冻，冷飕飕的风呼呼地刮着，光秃秃的树木，像一个个秃顶老头儿，受不住西北风的袭击，在寒风中摇曳。
就在这时，一支队伍整齐、士气高昂的队伍，越过平汉路，抵达了河北省隆平县魏家庄，准备向冀南腹心地区——巨鹿和南宫县前进，这支部队就是陈再道率领的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
部队到魏家庄后，暂时住下了下来。
一天，陈再道等人正在开会，侦察参谋突然领着1个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年约30岁的老乡，来见陈再道。
不等参谋介绍，这个老乡就伸出两手紧紧地握住陈再道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兴奋地说：“可找到了!”
陈再道怎么会带走部队到冀南呢？这个老乡见到陈再道后为何这么激动呢？
原来，卢沟桥事变以后，面对准备精良的日军，国民党主力部队节节败退，此时冀南地区怎么会突然出现一支如此士气高昂的中国军队呢？2-1原来，这支部队是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部分主力。
1937年12月，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第一二九师决定以陈再道为司令员、李青玉为政委，率领由第三五八旅第七六九团的3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第三八六旅的一个骑兵连组成的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
冀南地区是指河北省平汉路以东，卫河以西，沧石公路以南，漳河以北的平原地区。这个地区是连接山西省和山东省的纽带，又是控制南北交通的重要地区。
当时，冀南地区的情况异常混乱。河北省的石家庄、邢台和山东省的德州失陷后，国民党在冀南的军队，如宋哲元等部，已经南逃。
日军南下占领大部分县城之后，主力继续南进，留在平汉、津浦路及抢石、邢台——临清公路的部队，收买、利用一些民族败类在各县筹组“维持会”、“皇协军”，以建立伪政权。
各地的土匪、失意军人等到处招兵买马，一时匪迹遍野，“司令”如毛，地主、商人、政客等则打着“防匪自卫”的旗号，组织民团和各种道会门，以维持其统治。
这些土匪、民团、游杂武装，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在日军、汉好的挑拨下，互相火并，并肆无忌惮地肆**烧杀，抢夺敲诈，闹得民不聊生，田园荒废。
广大人民目睹家乡沦陷，又遭土匪、汉奸和各种游杂武装的**、渴望社会秩序迅速安定，武装起来杀敌救国。
在我八路军主力去之前，我地下党已经组织了一些武装，井在土匪、游杂武装中做了一些宣传和争取其抗日的工作，第一二九师师已派胥光义、孙继先等30多名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地区，了解情况与开展工作。但由于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力量比较小，还不能扭转这一混乱的局面。
接受这次东进冀南的任务后，陈再道深感任务的艰巨，他与随军东进的地方千部一起，对冀南的形势和如何开辟这块，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作了反复研究。
大家认为，冀南地区当时正处在国民党的军队、政府逃跑了，我党领导的全面抗战的局面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都在活动的特殊时期。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紧紧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把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都争取到抗日的道路上来，才能打开局面。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只要我军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能够打开局面，建立起巩固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
就这样，陈再道带领着这支部队出发了。
按照陈再道等人的计划，部队越过平汉路，抵达魏家庄后，他们下一步的目的地是巨鹿、南宫县。
这是因为早在1935年，在我党的领导下，这里曾举行过暴动，群众基础较好。同时，巨鹿和南宫离铁路较远，敌人尚未占领。因此，陈再道等人决定以这两个县为立脚点，开辟整个冀南工作。
到了魏家庄后，胥光义等和群众告诉陈再道，巨鹿一带在打仗。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陈再道决定暂时住下。
部队住下后的一天，陈再道等人正在开会，来了一个老乡，于是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感人一幕。
原来这个老乡是冀南地下党派来给陈再道送信的同志。这真使陈再道等人喜出望外。
陈再道叫陈再道先吃饭，休息一下，但他怎么也不肯，急忙取出缝在棉衣里的信，然后向陈再道详细地报告了巨鹿一带的情况。
据这位老乡讲，现在在巨鹿县，县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史汝南、邱庆福、王子耀等部，为争夺地盘和势力而在互相火并。他们在巨鹿城西一带摆开了一条10多千米长的战线，已经打了10多天。
刘磨头等本是当地的惯匪，近来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一批国民党溃散的官兵，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六七十人。他们到处烧杀掠夺，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
巨鹿县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是当地反动势力的代表。
早在1935年他们就残酷地镇压过我党领导的暴动，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现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维持会”。
他们的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同时又有相当深厚的反动统治的基础，不少群众还受其欺骗和蒙蔽。
此时，陈再道明白，巨鹿是进入冀南的一个门户，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一事件，否则，我军部队不仅无法进入该县，而且对打开局面，开辟整个冀南抗日根据地也很不利。
于是，陈再道召集负责同志进行研究。
大家一致认为，两方面我们都不能帮助，因为一方虽打着抗日旗号，却是土匪性质的部队；另一方是已与日军有勾结的当地的封建势力。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双方晓以抗日大义，进行调解，争取他们在我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
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呢？陈再道等人估计这是有可能的。
从巨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害怕土匪，如果土匪打进城，他们的统治也就完蛋了。同时，他们虽然接受了日军的委任，但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和我军威震华北，并已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情况下，还不敢公开投敌。
加之，他们虽然害怕共产党、八路军，但由于土匪已危及其生存，靠日军的势力一时又靠不上，因此，只要我军能晓以大义，说明我党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他们是可能接受的。
至于土匪刘磨头等人，虽然人数较多，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矛盾也多，他们嘴里喊着“打开巨鹿过年”的口号，实际上也知道进攻巨鹿，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同时他们现在还打着抗日的旗号，我军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说服他们停止进攻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讨论的结果，陈再道一面派人赴刘磨头指挥部，劝说其停火，一面写信送到巨鹿城，要保安团深明大义。为了对双方施加压力，我军还将部队移至紧靠火并地区的邢家湾。
刘磨头在我方代表的耐心说服下，见正义难违，同时惧怕我军与保安团联合起来消灭他们，便见阶下台，答应停火。王文珍等第二天也复信，欢迎我军派代表进城商谈调解。
于是，我军就派张子衡等同志到巨鹿城进行商谈。王文珍、甄福喜、刘建三等对我方代表表面上奉承迎合，内心里却打着鬼算盘，企图借我军之力，迫使刘磨头撤退，但又想阻止我军进入巨鹿城，以便继续维持其统治。
因此，停火问题虽很快达成了协议，土匪退出巨鹿县境后，保安团也退至城内，但对我军入城问题却借故拖延。
一直谈了两天多，在我方代表耐心地宣传了我党的各项抗日政策，严肃指出了他们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们才不得不同意我军的主张，答应我军开进巨鹿城。
1月25日一早，陈再道和李菁玉率部队由驻地出发，下午15时到了城西关。
这时，城门口已站着一大堆人，他们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西服或军装。看到我军便哈腰鞠躬、拱手作揖。可是就在这些笑脸后面，城墙上、城门口刀枪林立。
我军装作没有看见，正要入城，掌握该县实权的县政府秘书刘建三，急忙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满脸赔笑地说：“敝县城内房子很少，难民甚多，贵军在此下榻，恐使官佐身受委屈，吾辈同人商议，想请贵军暂且退驻城西一带，务期察谅东进冀南努石民困。粮草概由政府筹办。”
显然这是他们耍花招，拒绝我军入城。考虑在此情况下，如我军强行入城，就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不利于分化其内部，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因此，李菁玉留下进城继续谈判，陈再道则将部队带至城西北2000米多的张家庄住下。
第二天拂晓，陈再道派骑兵连绕过巨鹿县城，到城东南去警戒威县之敌。骑兵连有意拉开距离，经沙地向东南方向奔驰时，沿途尘土飞扬，兵力莫测。
王文珍、甄福喜疑神疑鬼，认为我军是在包围巨鹿城，于是急忙以巨鹿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名流士绅等名义联名请陈再道去吃饭。
为了对他们施加点压力，第一次陈再道以“军务在身”为理由没有去。他们又派人来请，陈再道以同样理由推辞了。
这下他们慌了，只好恳请李菁玉亲自来请陈再道进城。李菁玉对陈再道说：“你不进城，他们连觉都睡不着啦！”
陈再道考虑他们既然反对我军入城的态度在表面上有所收敛，可趁机做些工作，就带着3个骑兵警卫员进了巨鹿城。
在宴会中，刘建三有气无力地再三解释不让我军入城的理由，请陈再道切勿误解。王文珍、甄福喜等也灰溜溜地坐在陈再道对面，一声不吭。
但是，有几位开明士绅，对我军调解巨鹿事件再三表示感谢。
针对这种情况，陈再道又将党的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一番。说明我们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奉命为破坏津浦路，配合台儿庄会战，发动和领导冀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而来的，不仅巨鹿城要进，冀南一切地方我们都要进。
接着，陈再道又严肃地说：“诸位当中不少是有志抗日之士，但也有个别人，曾杀过共产党，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现在又接受了日军的委任，准备组织维持会，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当陈再道说到这里，只见刘建三、王文珍、甄福喜等把头低下去，不敢看陈再道一眼。
但当陈再道说到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不念旧恶，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时候，刘建兰等人才抬起头来连声说道：“共产党宽大为怀!”
最后，陈再道又明确地提出了3点要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保安团听候我军改编。
陈再道讲完话，那几位开明士绅立刻前来向陈再道敬酒，表示坚决拥护。王文珍、甄福喜等则急忙向刘建三递了一个眼色。刘建三不得不强自振作地站起来，宣布他们完全接受陈再道提出的条件，表示今后一定参加抗日，并且准备明日欢迎我军进城。
就这样，27日上午，陈再道率部队开进了巨鹿城，群众夹道相迎。
进城后，我军与地下党举行了公开会合，并成立了“巨鹿县战地急动员委员会”，委派了县长。接着又将保安团改编为东进纵队第五大队。
同时，我军也派了一些干部到刘磨头部，进行抗日教育和改编工作。
“巨鹿事件”的解决，是我军到冀南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我党我军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并且也消除了一部分地主士绅的疑虑。使倾向抗日的更加依靠我们，一部分动摇者，也迫于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和我军的声威，不得不向我军靠近。
因而在“巨鹿事件”解决后，南宫、清河、冀县、新河等县的各界人民纷纷派代表请我东进纵队前去安定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
就这样，随着东进纵队的到来，翼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就这样，随着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部分主力的到来，翼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冀南军政领导机构成立
1938年2月初的一天下午，东进纵队由巨鹿县城向南宫县境开进，当日到达该县的苏村。应南宫县各界人士邀请，我东进纵队开进南宫县城，司令部设在城内北大街华兴公烟草公司。
南宫是北平至大名公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位于冀南的中心地带，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人民勤劳勇敢，城内街道整齐、店铺林立，有“小北平”之誉。
进入南宫地区后，陈再道抓住日军继续南下、冀南暂时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派出部队协助党的地方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及“战委会”等抗日团体，改编杂牌武装。
还抽出部分兵力组成两个挺进队，分别向平汉铁路东的隆平、尧山、任县以及津浦铁路西的临清、夏津、高唐等地活动，积极打击日伪军，摧毁伪政权，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
陈再道率东进纵队在冀南以南宫为中心开展抗日斗争，开始在东、西两个方向发展比较顺利，但向北发展遇到了困难。
当时，在武邑、衡水、枣强、景县、阜城、故城、武强等10余县，盘踞着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以及临清的赵狗旦等游杂武装和土匪。
赵云祥原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一个营长，“七?七事变“后丢盔弃甲，丧魂落魄地从保定一直逃到景县、武邑一带。
当时，冀南各县抗日游击队蜂起，到处有人自称司令：如景县的葛荣华，手下有300余人，还有胡静波，是当地恶棍，手下有200余人，阜城县的刘方亭，原是西北军军官，手下有200余人，任丘县的徐亚平，又名徐二黑，原是该县大土匪，手下有400余人。
这些人都先后到达武邑县，会见赵云祥，表示愿意听从赵云祥指挥，协同抗日，并派联络人员驻在武邑。
就这样，赵云祥打着抗日的招牌，在这里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两个旅，并以武力威胁收编了盘踞在景县一带的大土匪头子葛桂斋部、衡水县自卫团长邵伯武部，一时竟扩大到近万人。
赵云祥自恃实力雄厚，还想把段海洲部收编为他的部下。
段海洲是一个失意军人，抗战前在河北省博野县四存中学任军事教官，“七?七事变“后，率领着一些学生和失业工人流亡到武强、交河，饶东进冀南一带，并以此为基础，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和土匪，趁势也扩大到六七千人。
赵云祥、段海洲两部是当时冀南游杂武装中最大的两股，能否争取和团结其共同抗日，或暂时争取对我军保持中立，不仅关系到南宫等县的巩固，而且关系到整个冀南抗日局面的打开。
因此，我东进纵队进入南宫时，就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
但这一建议，被赵云祥坚决拒绝，段海洲也表示犹豫，因而一直未能实现。
当我军已在南宫、新河、清河、冀县等处展开时，赵云祥又迫不及待地想用武力吞并段海洲部，这两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段海洲为了保存实力，派陈元龙为代表与陈再道谈判，想依靠东进纵队军，以摆脱赵云祥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陈再道等人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研究，确定要进一步争取段海洲，对顽固不化、争取无效的赵云祥必须采取孤立和分化政策。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会议决定由陈再道司令员出面邀请赵云祥、段海洲在南宫县城举行会议，商谈共同抗日间题，并派马国瑞同志亲赴段部进行争取工作。
作为弱势的一方，段海洲很快就表示同意我军的提议。赵云祥内心里虽然坚决反对，但不敢公开放弃抗日的旗帜，同时，又害怕我军和段海洲联合起来对付他，因此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天，段海洲就来了。我党同志向他解释了我党统战的政策，并初步交换了意见。
赵云祥来时，带着一个骑兵连，头一天住在城外，开会当天将近中午时才到城内。显然，他对我军存有戒心。
会议开始后，陈再道首先说明了东进纵队和赵云祥部、段海洲部三方面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并着重解释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接着，赵云祥耀武扬威、神气活现地说了一通什么他是“国军”，为联合起来共同抗日，需要有一个领导等一派胡言乱语。
最后，狡猾的赵云祥又把段海洲恭维了一番，解释了过去发生冲突如何不幸等。
赵云祥的这一番话，显然是想争取领导权，并拉拢段海洲，共同对付我东进纵队。
但是，赵云祥的阴谋未能得逞。段海洲为自身利益，揭露了赵云祥企图吞并他的阴谋，列举了赵云祥主动向他进攻，挑起武装冲突的事实，请赵云祥答复。
赵云祥一时神色有点紧张。
陈再道当即向赵云祥严肃地说：“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大家联合起来抗日的问题，至于谁来领导，那就要看谁抗日最积极；人民拥护谁，谁就是领导。赵先生不去打日军，却积极进攻抗日部队，危害人民，这怎么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领导抗日呢？”
接着，陈再道建议，成立军政委员会，提出各部必须共同遵守的3项要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
段海洲对陈再道的提议，立刻表示赞成，并提出增加“划定驻区，各部队不得越界行动”，以及由陈再道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他和赵云祥任副主任两项建议。
段海洲的提议当然有他个人的目的，但对我东进纵队也有利，因此陈再道表示支持。
然而，赵云祥则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成立军政委员会和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对其他各项虽不同意，但却不敢公开反对。
争论很激烈，段海洲怕会议没有结果对其不利，便又提出：如果赵云祥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由东进纵队和他共同组成。
这时，赵云祥为避免自己陷于孤立，才“勉强表示同意”。
就这样，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它的成立是我党在冀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以后我军改编段海洲部，分化赵云祥部，进一步打开整个冀南抗日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3月中旬，第一二九师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为加强冀南的领导和我军的力量，又派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来到冀南。2-3宋任穷和骑兵团到达后，将部队迅速展开，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并坚决消灭了已公开勾结日军、坚决反对我军的土匪刘磨头部。
同时，加紧对段海洲部的争取和团结，进一步孤立和分化赵云祥部。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自从南宫会议后，段海洲因为公开和赵云祥撕破了面皮，更加向我军靠拢。加之我军派到段海洲部工作的同志，积极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军官和广大士兵，他们积极要求改编为真正抗日的八路军。
在此期间，我一二九师师副师长徐向前还把段海洲邀请到南宫住了几天，亲白跟他谈话做工作，并派第三八六旅参谋长李聚奎到段海洲部做工作。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从而不断坚定了段海洲接受我改编的决定。
5月中旬，段海洲部由武强开至南宫改编为“青年抗日游击纵队”。
但赵云祥就不同了，自南宫会议后，赵云祥更加反动，不断向我挑衅。群众不堪赵云祥部的**，纷纷请求我军为他们除害。
在此情况下，赵云祥部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所属葛桂斋和邵伯武两部对赵非常不满，经我军争取、教育后，葛桂斋、邵伯武两部自愿合编为东进纵队第五支队。
于是，我军在葛桂斋和邵伯武原来盘踞的景县、衡水、武邑、故城、阜城等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打开了冀南北部的局面。
至此，冀南地区的土匪、游杂武装，除赵云祥等尚有1000余人盘踞着冀县、枣强一带外，其他大部为我改编或解决，冀南的混乱局面基本改变，社会秩序日益安定，我党在20多个县里建立了抗日政权。
从苦难的深渊中重新获得了自由和光明的广大人民，在抗日的旗帜下发动起来了，积极地组织各种抗日团体，踊跃地参加我军，东进纵队由原来的5个连，很快发展至3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20000余人。
这时，我党召开了第一次军、政、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宋任穷任主任。
这样，在我党领导下，不仅进一步统一了冀南军队的领导，而且统一了政权的领导，进一步打开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开展打击地方反动武装
1938年3月中旬的一天，最初在巨鹿和任县间收编的刘磨头，指使其部下股匪头目邱庆福，带领其手下1000多人窜到南宫附近，进行烧杀掠抢和扩占地盘。
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民愤很大。陈再道几次派人送信给邱庆福令他率部返回原地，不得危害群众，可邱庆福仍置之不理。
那时，东进纵队在南宫只有两个连，如不解决邱庆福，不仅引起群众的不满，而且还会严重威胁到我东进纵队司令部的安全。于是，陈再道召集东进纵队第一团团长程启光及两个连的干部，一同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东进纵队时一团团长程启光说：“不用有啥顾虑，直接把邱庆福解决掉即可。”
陈再道摇摇头，有些无奈地说：“我也有这个想法，但目前我们在南宫的兵力不够啊！”
讨论继续进行，这时，程启光提示道：“城北樊家庄不是个好地方吗？村北有个大场子，大场子旁边有个干壕沟，这是可派上用场的。”
听了程启光的话后，陈再道双眼一亮：“你是说利用大场子和干壕沟做文章？”
“是的，那是个天然战壕。我们以联合检阅部队为名，将我的人马埋伏在壕沟里，突然下手，将土匪缴械突然下手，打他一个冷不防。”
陈再道觉得这主意不错，但他也有些担心：“他们会不会上钩呢？万一他们拒绝受检呢？”
程启光认为：“我想不会，他们从心理上还是十分惧怕我们的，而且他们也想通过检阅摸清我们的虚实。更主要的是，他们根本不会考虑的一场铺的检阅会暗伏杀机。”
陈再道认为这个主意可行，就开始积极进行军事部署。
果然，两天后邱庆福带着他的部下来樊家庄接受检阅，但他是有所准备的，队伍拉得很长，弹上膛刀出鞘，非常小心谨慎。
当邱庆福看到参加检阅的东进纵队只有两个连时，戒备心理消除了许多，按命令把队伍全部带进了大场子里。
李菁玉同邱庆福见面后，站在场地中央放置地一张八仙桌上向邱庆福部下讲话。
这时，东进纵队司令部的一名参谋走到邱庆福面前，轻声说：“邱司令，陈司令请你到到司令部去一下，有事商量”。
邱庆福犹豫一下，转身向手下的一个头目交代了几句，就带着10多个卫兵，跟着那个参谋朝东进纵队司令部走去。
当邱庆福迈步进到最后一个院子的北屋时，陈再道一声令下，预先埋伏好的几名战士迅速冲出来，立即将邱庆福按在地上捆起来。
接着，陈再道又以同样的方法，通知邱庆福部中队长以上人员前来司令部“开会”，缴了他们的枪。
看到重要头目相继被请过去，邱庆福部中有些敏感分子生疑了，部队失去了指挥，立刻动**不安，个别死硬分子嚷叫着喊“打”。
然而，东进纵队两个连早已做好准备，程启光也退到了壕沟里。
接着，程启光一声令下，我两个连战士全部跳进了壕沟中，先于对方开火了。2-4邱庆福的部匪众群龙无首，加之所处位置空**，背后又是一米深的水壕沟，无处可藏，无路可退，便如一群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有的跳进水里，有的被打死或打伤。
当时，还有几个小匪头亡命冲到东进纵队司令部跟前，眼看大势已去，也只得乖乖做了俘虏。
就这样，前后不到半个小时，邱庆福匪部就这样干净利索地全部解决了。除200多名被击毙外，其余800余人全部做了我军俘虏。
处决了邱庆福，算是为人民除了一害，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因对邱庆福的动手，即意味着对刘磨头的宣战。
果然，得知邱庆福被处决后，刘磨头就放出风来，誓死要找东进纵队报一箭之仇。
陈再道见刘磨头匪性十足，很难真心抗日，也有心早日除掉他，解除后顾之忧。
正在这时，宋任穷奉命率骑兵团、重机枪连和新组建的马玉堂支队来到了南宫。有了这股力量的加入，陈再道觉得消灭刘磨头的时机已到。
宋任穷率部到南宫后，接替了李菁玉的东进纵队政委之职。此后不久，陈再道便和宋任穷商量如何解决刘磨头的问题。
听了陈再道的意见后，宋任穷也是坚决主张铲除的。然而，如何铲除？这颇是棘手的事。
当时，刘磨头的巢穴在任县东北10千米里的环水村，村子四面环水，水长有一两千米，宽约5000米，村子就建在水中的小岛上，有百十户人家，水的东头紧连着村东的滏阳河，滏阳河水大时这里水就大，平时水深有四五尺，深处有一丈多深，不能徒涉。
这里很像山东的水泊梁山，易守难攻。刘磨头看中了这个地方，已经在这里经营了20多年，岛四周建筑了碉堡和战壕，十分坚固。
前几年任县保安团和巨鹿县保安团曾多次联合围剿都没成功。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也曾派两个团围攻，也没有消灭掉刘磨头。
刘磨头曾经自我吹嘘说“我这个小梁山，他们用几支破枪是攻不破的，让他们再攻几年试试看。”
对于这样一个坚固的地方，强攻不是办法，唯有智取。怎么智取呢？
陈再道和宋任穷等研究了几次，没有想出很周全的办法来。
宋任穷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最好从刘磨头内部寻找突破口，他说：“看来，我们不能光关在屋子里纸上谈兵，最好组织和群众调查了解一下，肯定是可以想出办法的。”
陈再道点头赞同：“我们干脆把部队带过去，一旦有好办法，就立即行动！”
1938年4月1日，陈再道和宋任穷率第一二九师骑兵团及其他一些武装，开赴任县地区。
当地党组织听说要端刘磨头的老窝，都非常高兴，他们得知部队正为寻找突破口而困惑时，就立即提议道：“找刘富子，他在抽呢！”
这个刘富子，原来是刘磨头手下的一个中队长，高高瘦瘦的样子，他已经跟随刘磨头8年多了，但天良未泯，得知刘磨头已接受日本人的委任，准备充当日本人的爪牙。具有爱国心的刘富子，就打算跳出这种是非窝。
这一次，刘富子专门上岸，目的就是来找东进纵队领导，准备独自投奔。
听说还有这样一个人，陈再道和宋任穷都非常高兴，他们立即派人找到了刘富子。
见面之后，陈再道和宋任穷对刘富子的正义之举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刘富子也非常高兴，当然，他也有顾虑，他说：“我同刘磨头在一个锅里吃了10来年饭，我对他下不了手。刘磨头心毒手狠，如果你们不能把他剿灭，他必定会找我算账，还会杀掉我全家老小，这是刘磨头的惯用手段”。
刘富子还提到，几年前有个小头目因故投奔了任县保安团，领着保安团来攻打环水村却没有攻破，事后刘磨头派人把那个小头目和几个跟他跑的人捉来凌迟碎剐，并把他们全家杀得一干二净。
很显然，刘富子也怕自己重蹈这个旧辙。
对于刘富子的顾虑，宋任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幻想处：“你想背而不叛，但你细想一想，从刘磨头这种人的本性来说，岂会允你背而不叛？”
对于刘富子顾虑的义气问题，宋任穷说：“你想和他讲义气，你又可仔细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义气！他即将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和中国人民为敌，你岂能和他再讲义气？那不是同情卖国贼嘛！”
最后，宋任穷斩钉截铁地说：“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坚决铲除他，你的个人安全才有保障，才对民族大义有利。”
经过反复劝说，刘富子才答应带路，但他仍提出：“我只带路，不动手，行不行？”
陈再道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