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9日，位于鲁西的聊城已经进入深秋季节，街道两旁树枝的金黄树叶大都已经飘落，一阵风吹来，仅剩的几片树叶和光秃秃的树枝一起在风中飘舞，仿佛在召唤冬天的到来。
随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的褪去，夜幕开始慢慢降临了，劳碌了一天的聊城市民纷纷回到家里，喧哗的大街立即变得宁静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山东省第六行政专署会议室内外却突然热闹了起来，三三两两的军政干部有的相互议论着什么，有的低头沉思着，陆陆续续地走进了会议室会议开始后，一名被日军嚣张气焰吓怕了的干部，站起来大声说：“我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何必破裤子先伸腿呢？”
在鲁西开展统战工作
农历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位于鲁西的聊城已经进入深秋季节，街道两旁树枝的金黄树叶大都已经飘落，一阵风吹来，仅剩的几片树叶和光秃秃的树枝一起在风中飘舞，仿佛在召唤冬天的到来。
随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的褪去，夜幕开始慢慢降临了，劳碌了一天的聊城市民纷纷回到家里，喧哗的大街立即变得宁静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山东省第六行政专署会议室内外却突然热闹了起来，三三两两的军政干部有的相互议论着什么，有的低头沉思着，陆陆续续地走进了会议室晚19时，50多岁、留着胡须的范筑先走上了讲坛，宣布会议正式开始，一场激烈的辩论也由此开始，辩论焦点是要不要向全国发出“誓死不渡黄河南”的通电。
一名被日军嚣张气焰吓怕了的干部，站起来大声说：“我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何必破裤子先伸腿呢？要是先发了通电，万一以后在这里站不住脚了，再退走就被动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抵挡不住，纷纷向南溃败，咱们专署这几个人能不能抵挡得住，还要看看再说。”
听到这名干部的发言之后，会场中出现了一些争议，那些国民党恐日派纷纷表示支持，但姚第鸿等我党同志却表示反对。
姚第鸿立即站了起来，力陈坚持鲁西北敌后抗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表示坚决拥护范筑先领导鲁西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张把电报发出去。
辩论已进行了两个小时，双方争论不下。范筑先神情凝重，他静静地倾听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思绪却在上下翻滚。
只见他缓缓站起身来，环视大家，目光坚定地说：“现在日军到处横冲直撞，残害百姓，我们是国家委派的官吏，是鲁西人，守土有责，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撇下家乡父老逃命。发通电就是给‘恐日病’分子一个教育，告诉他们中国是征服不了的，我们鲁西北人民就敢起来抗击日寇。抗战是需要人民援助的，不通电全国抗日，人民如何支援我们呢？”
“当然在敌后抗战肯定是有困难的，但是只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动员全鲁西北广大群众起来参战，我想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所以我已下了誓死不渡黄河南的决心，留在自己的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大家愿随我抗战的就留下，不愿者自便，决不勉强！”
范筑先的这个表态，立即得到了我党同志和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军政干部的支持，次日，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全文发表了范筑先“誓死不渡黄河南”的通电，全文如下：全国各报社、各通讯社、各机关、各学校、各人民团体钧鉴：既自倭奴入寇，陷我东北。铁蹄所致，版图易色。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蹈水火。午夜彷徨，恤血椎心。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记，鞠躬尽瘁，也所不辞。所望饷项械弹，时予接济。伴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颈南望，不胜翘企。
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叩皓(19日)在日军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狼狈溃退，各地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南逃的情况下，范筑先的通电，不仅极大地激发了鲁西北人民的抗日热情，而且让全国震惊、世界瞩目，使整个中华民族为之振奋。作为国民党的一位旧军人，范筑先有着如此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坚决的抗日决心，这与我党对他的统战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范筑先早年从军到北洋陆军，后到北洋陆军讲武堂学习。1931年他回到山东，先后任第三路军参议，沂水、临沂县县长，为官清廉，受到地方拥护。
1936年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
1937年4月，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中央联络局书记彭雪枫，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经北平来山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5月，彭雪枫到聊城，会晤了在第六专署供职的共产党员赵伊坪等人，指示他们对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进行争取工作。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党中央与毛泽东在具体部署山东工作时，考虑到范筑先的第六专区所辖聊城、茌平、博平、堂邑、冠县、朝城、观城、濮县、范县、寿光、阳谷、莘县等12个县，地跨黄河两岸，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因此，中央确定鲁西北的工作方针是:团结范筑先，在鲁西北搞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
此时，国民党在山东的抗战局势正急转直下，11月中旬，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命令范筑先，率部撤退到黄河以南，并说：“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如现在不撤，以后就来不及了。”
在此关键时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指示共产党员姚第鸿等人，向范筑先阐述抗战形势，说明八路军在山西连打胜仗，随时都可以进入山东，鲁西北绝不是孤军作战。
正是在共产党的影响和鼓励下，范筑先才发出誓死不渡黄河南、坚决抗战到底的“皓电”。
“皓电”发出去了，但战争到底怎样打？能否取得最后胜利？范筑先心里还没有底。
12月27日济南陷落，坚持鲁西北敌后抗战显得更为重要。范筑先仰慕为国为民、坚决抗战的共产党和八路军，迫切要求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取得联系。
1938年1月，范筑先亲笔给毛泽东和朱德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坚持敌后抗日的决心和信心，迫切希望能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并请求毛泽东、朱德能从延安派一批干部来聊城协助他一道工作。
信写好后，范筑先精心封好，委派政训处的成润(中共地下党员)作为他的代表，尽快把信送往延安，送到毛泽东、朱德的手里。
成润到达西安时，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志的热情接待。在这里，成润把自己这次去延安的任务向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作了汇报。
伍云甫马上与党中央进行联系，在听取了中央的指示后，对成润说：“近来敌人封锁很严，从西安到延安的交通非常不便，你不必亲自去延安了，问题可在西安解决，范将军的信由我们派交通人员转送给毛泽东和朱德，你只管在此等候。”
果然，10多天后，伍云甫给成润送来了朱德亲自署名的复信，大意是：对范筑先将军坚持敌后抗战表示钦佩，愿与范将军精诚团结、共同抗日，并同意派一部分干部到鲁西北工作，还同意鲁西北派干部到延安学习。
当年3月，党中央、军委豫鲁联络局书记张友渔，先后派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张郁光和执教于北平中国大学的齐燕铭，率第三路军教育团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员王长年、李力殷、张方一等到聊城。
3月25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人的电报中指示：鲁西北特委有少数游击队。鲁西特委负责人邢金声(张霖之的化名，时任中共山东省委驻鲁西地区代表)与范筑先合作，有武装数千。直南专员丁树本坚决抗日，有武装三千，也急欲与我们合作，要求派干部。
丁范两专员均派代表到汉，已受到中央奖励。我们武装除第四支队，又扩大濮阳第八大队，人枪四百。请转陈宋设法与上述武装联络。
不久之后的4月21日，毛泽东又发电报给徐向前等人：在范专员、丁专员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38年6月，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邀请范筑先赴河北威县会晤。此刻，范筑先正在楼县和日寇激战。待他一举击退土肥原部收复了濮县县城后，便骑自行车率随从由濮县王堤口出发，于6月14日上午到达威县。
徐向前和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人率威县军民列队欢迎。
徐向前致欢迎词说：“范司令曾坚决拒绝了韩复榘叫他退到黄河南的命令，团结鲁西北广大民众，组织了抗日武装，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司令这样大的年纪，为民族的生存，不辞劳苦与敌人艰苦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要亲密地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
范筑先对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及收复冀南大片国土倍加赞扬。并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密切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
15日上午，徐向前与范筑先就冀鲁联防问题进行会谈。达成了互通情报，八路军代范筑先培训干部、给他提供共产党的报刊理论书籍，冀南归八路军驻防、鲁西北归范筑先驻防、两个地区的民众起义武装互不收编等协议。
当晚，徐向前又来到范筑先的住处，两人对坐在煤油灯下一直畅谈到深夜。
在第二和第三天，徐向前、刘志坚等分别向范筑先介绍了八路军的治军作战方案，并陪同他参观了东进纵队政治部救亡室和参谋训练队上课情况。
在沙盘教学上，徐向前以攻克威县为战例，向范筑先将军详细介绍了歼灭日寇的经过。他特别介绍了红军时代的“席卷战术”，这引起范的极大兴趣。范筑先让随从一一记下，回去作为改进部队政治和军事工作的样板。
同年9月23日，范筑先又应邀参加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联席会议，并欣然接受了党中央关于广泛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整顿部队、团结合作、长期抗战等主张。
威县、南宫之行，使范筑先将军大开眼界，增长了知识。尤其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战略思想给他很大启发，使他认识到按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与共产党八路军亲密合作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和徐向前等我党军事将领进行频繁接触的同时，范筑先还派张郁光、牛连文、刘子荣做武汉之行。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人的热情对待，《新华日报》、《大公报》还介绍了鲁西北抗战的真实情况。
张郁光等人返回聊城时，周恩来又派红军干部袁仲贤、杜守山、曹洪胜和共产党员周紫珊等得力干部到聊城。八路军办事处还陆续介绍北平、天津的大学生刘子毅、朱穆之、莫循、任仲夷、王玄等到聊城，进一步增强了鲁西北抗战的领导力量。
在动员鲁西军民抗战过程中，我党先后从济南，西安、武汉派来国三四百名干部，他们中有红军军政干部，有大学教授、留学生、大学生、中学生，还有新闻工作者和文化工作，其中不少人经过“一二?九运动”的锻炼。
这些优秀干部到鲁西北后，与当地的共产党员相结合，他们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这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对团结范筑先纵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对鲁西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除了鲁西北、直南等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之外，冀鲁豫的其他地区，也开展了抗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贞乾。
李贞乾江苏省丰县李新庄人，曾经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加入了国民党，但在我党爱国抗日的感召下，他终于推出国民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李贞乾任教于丰县师范，后任丰县师范校长，兼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常务委员。
1935年，李贞乾调任丰县中学校长并结识了中共徐海埠特委秘书孙叔平，攻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进步书籍，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愤然辞去了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常委的职务。
此外，李贞乾还聘请孙叔平、刘尹斋等思想进步、知识渊博的教师为学生授课，废除了国民党的“党义”、“修身”等禁锢新思想、新思维的教材，代之为通俗哲学、社会科学以及鲁迅等人的进步作品，使学生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激发了丰县中学师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在李贞乾、孙叔平的领导下，学生开展了援绥抗战活动，演讲队、募捐队走进校园，宣传抗日主张，把募集的善款寄往前线，支持抗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贞乾向师生揭露日寇侵略行径、宣讲民族团结抗日救国道理，联络了200多名外校学生和社会青年，成立了丰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引导学生投身八路军，走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孙兆立、王效斌、梁步庭等10多名青年学生奔赴延安、临汾，或在当地参加了抗日队伍。
此外，李贞乾还召集了500多名进步师生，举行了抗日救亡大会。接着，他组织100多名抗日积极分子成立了丰县知识界抗日自卫救国会。在丰县中学举办了农民抗日训练班，训练青年农民100多名。
在妇女抗日训练班上，李贞乾作了“全面抗战中应有的认识和努力”主题演讲，号召女同胞积极参加宣传队、救亡团，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李贞乾还在家乡李新庄举办了3期抗日训练班，培训贫苦青年农民100多名。受其社会声誉的影响，李贞乾的训练经费均由丰县国民党当局支付，被称为“国共合作”的范例。
在我党积极抗战思想的影响下，1938年李贞乾正式退出国民党，并在当年秋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丰县沦陷，李贞乾回到家乡李新庄。
他向父老乡亲表明自己的抗战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不当亡国奴；路死路埋，坑死坑埋，血战到底，决不妥协！
不久，李贞乾家积蓄殆尽，卖掉了21亩水浇田，继续支持民族抗日运动。
李贞乾组织受训的贫苦青年农民和学生作为骨干力量，带头捐出自家和本族的20多支步枪及弹药，组建了6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自任队长，陈筹任指导员，并与共产党员王文彬、郭影秋、张如、孙鹤一等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6月，根据中共苏鲁豫特委指示，李贞乾率领丰县抗日武装与沛县、砀山、单县的抗日武装，会师丰县渠楼，初步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
不久，徐西北区委和鲁西南特委又调集周边其他县的抗日武装，到丰县华山集结，正式组建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郭影秋先后任政治委员，张如任参谋长，孙叔平任政治部主任。
李贞乾率队主要活动在丰县、鱼台边境的十字河地区，连续建立了丰县二区、三区抗战区政府，抗日政权得以巩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张，抗日烽火越燃越烈。
7月，在单县、砀山县邻边的马良集，李贞乾率队阻击一股西犯日军，毙伤日军六七十人，缴获两辆汽车。
8月，在丰县华山附近再次阻击日军，毙伤日军小队长一名、士兵数名。同月，义勇队第十七大队奇袭陇海铁路附近的日军黄庙据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缴获18支步枪、一挺轻机枪。1-3此次战斗是抗日义勇队“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战例。国民党丰县代理县长黄体润对李贞乾谋略大加赞扬，沿途民众对人民抗日义勇队赞不绝口，李贞乾声誉日著。
屡战屡捷，力挫敌顽，抗日义勇队威震四方，很快就扩编至20多个大队5000多人。
期间，徐州沦陷。中共徐西北特委在沛县三河涧召开丰、沛、萧、砀、鱼县抗日联防会议，国共两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代表参加，决定成立“五县联防办事处”。李贞乾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秋，盘踞在丰县北部的土匪王献臣投靠日军，向我抗战区疯狂挑衅。五县联防办事处决定讨伐汉奸，公告王献臣卖国求荣的五大罪状。
联防部队以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为主力，联合丰、沛国民党军队及单、砀、沛、鱼、金等县我党抗日武装力量，由李贞乾统一指挥，围剿王献臣伪部，激战21天，先后攻克宋寨、王店子等10多个村庄，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后来，王献臣兵撤老巢刘小营，死守不出。
9月19日，李贞乾在丰县薛庙主持大会，宣布讨王战役暂告结束。伐逆之战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不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主力暂撤丰县根据地。千余日伪趁机突袭李新庄。驻守的丰县二区队顽强抵抗，区队长李坤若牺牲。
王献臣将其头颅悬门“示众”，威吓李贞乾：这就是你的榜样。李贞乾的四弟李秉公被日寇烈火焚身，母亲等16口家眷被抓。
日伪扬言：“如果李贞乾不缴枪投降，就把他全家人泼上煤油烧死。”
大义凛然的李贞乾回答：“我心疼亲人，但更痛恨侵略者！”敌人的阴谋诡计和嚣张气焰更坚定了李贞乾抗战救国的雄心壮志。
是年末，我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向盘踞在丰县崔韩庄的汉奸马世芬及王献臣的老窝发起进攻。王献臣被迫将李贞乾的母亲等亲眷以及我党两名宣传员释放。马世芬被击毙，受伤的王献臣带残部躲进了丰县城里。
至此，湖西抗战局面全面打开，群众抗日热情更加高涨。除了李贞乾等人在丰县一带领导的抗日武装外，在山东湖西地区的马霄鹏也非常活跃。
马霄鹏是鱼台县谷亭镇陈丙村人，192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南大学心理系。在校期间，逐步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进步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春，马霄鹏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被派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利用合法的讲台，结合教学，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国内外形势。同年秋，被派往平原省立第五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通过教学，马霄鹏向学生灌输马克思、恩格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观点，还亲自编印讲义和教材，公开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并经常透露一些有关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的情况。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抗议国民党投降的学生运动。马霄鹏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激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并且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声援北平学生的请愿斗争。
1937年夏，在马霄鹏的组织发动下，平原五乡师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五乡师分队”。同年暑假，马霄鹏调惠民乡师任教。
在新的环境中，马霄鹏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学校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同年10月，将部分“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共90余人，分三批送往山西临汾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随军学习深造，然后去延安参加革命。
1938年1月，马霄鹏被调到金乡县担任工委书记，后任县委书记。他根据鲁西南工委的指示，组织了金乡县第一支抗日武装第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并任政治部主任。
后来，奉上级指示，马霄鹏到鱼台，在鱼台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任主任。
除了李贞乾、马霄鹏等人领导的抗日武装之外，在冀鲁豫地区，1938年2月，中共单县县委在张寨抗日骨干训练班基础上建立了抗日自卫团；同年3月，中共郓城中心县委在郑集举办三期抗日救国训练班，训练青年百余人，因学员以窝窝头为主食，被群众称为“窝窝头队”。
以此为基础，组成40余人的抗日自卫团，负责人为高启云、张敬一。
同年5月，中共金乡县工委王鉴览、翟子超、耿荆山、秦和珍等人成立抗日游击队；郭心斋在曹县成立抗日自卫大队。
从1937年至1938年上半年，河北省委和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创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党中央关注根据地建立
1937年5月中下旬，陕北延安已经进入初夏，刚刚长成的树叶颇有郁郁葱葱的气象，耐不住炎热的人们开始躲在树荫下乘凉了。
就在这时，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
会前，时年29岁的中共直南特委书记张霖之，向总书记张闻天汇报了在华北平原南部冀鲁豫边区领导平原人民地下斗争的情况。
张霖之说：“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来到陕北，定居延安，是党的一大幸事。但陕北是黄土高原，地贫人稀，十年九旱，人口不过30万，年产粮食30000担，今后如何发展呀！我们华北大平原物华天宝，也是新文化、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地，群众有一定基础，共产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冀南农民起义唤醒了民众，平原人民渴望工农红军挺进平原，领导他们求解放。”
听到张霖之的这段话后，张闻天非常感兴趣，就与张霖之彻夜长谈。张霖之敞开心扉从烟台入党到领导冀南农民起义，8年的地下斗争史和盘托出，张闻天十分赞赏。
第二天鸡鸣天晓，张闻天对张霖之说：“张霖之，你给中央出了一个好主意。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得冀鲁豫者得天下。不过，此事事关重大，我要和毛泽东、朱德诸同志商量一下。待条件成熟时，可以分期分批把工农红军派往平原去，此事不可性急。”
张闻天喝了一口水放下口杯，又说：“挺进平原，要慎重从事。但要早做准备，你看谁可以为红军挺进平原打前站？”
张霖之说：“我算一个。保属特委书记李菁玉也是南宫人，比我小3岁，和我同年入党，在河北有一定声望，也可以算一个。再就是陈大姐，少敏同志，她是山东寿光人，原名孙进修，比我大６岁，是烈士任国祯的遗孀，她是北方局驻直南特委的妇女代表，领导妇女工作很有一套。还有张玺同志，原名王常珍，河北平乡人，比我小４岁，在邢台入党，也是一名有领导能力的好同志。”
张闻天一边听一边做了详细记录。
张霖之的汇报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两会之后，党中央决定张霖之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李菁玉任平汉省委书记，陈少敏去湖北，张玺去河南，为红军挺进冀鲁豫平原打前站。
除了张闻天之外，刘少奇也非常好关注冀鲁豫根据地的建立。
延安“两会”后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
7月8日，党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保卫天津和华北。同时，党中央发出《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要求华北党组织“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刘少奇和在延安参加会议的华北各地党组织负责人，立即启程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8月初，刘少奇同先后到达太原的杨尚昆、彭真、朱瑞等，重新组建了北方局领导机构，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
他根据日军占领平津后的实际情况，敏锐地把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提到党的任务中十分突出的地位上来，指出“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应普遍发动游击战”，“在我军后方，加紧统一战线的活动，组织与动员群众参战为各地党部主要任务”。
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改变平常时期的工作方法，灵活各地交通联络，使党的发展赶上群众的发展”，并把工作重心集中在乡村组织游击战争。这对于当时处在极度混乱形势下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无疑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冀鲁豫地区的党组织正是在刘少奇指示的指导下，开始恢复组织和迅速实现工作转变的。1938年3月，刘少奇回到延安，遵照党中央指示，留在延安，担负起协助中央指导华北工作的任务。在此期间，远在延安的刘少奇依然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尽了最大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集中兵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铁路。为此，华北日军主力南下，造成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兵力空虚。
刘少奇洞察这一形势后，就和杨尚昆联名致电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提出要发展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太行山脉、冀晋边各得力游击队，似应更多地到平汉路以东去行动，更大发展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如有可能，目前即组织一支得力游击队到山东去。”
3月21日，刘少奇在抗日军政大学作《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报告中，又明确地论证了在平原地区可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他说：平原“虽然地形条件便利敌人不便利于我们，但有其他条件也能坚持游击战，也能建立根据地”。这就为在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很重要的理论根据。
随后，刘少奇在延安协助党中央作出开辟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并做出具体部署。
3月25日，刘少奇同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明确提出铁路东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急需建立党的统一领导：由朱瑞同志负责组织冀鲁豫边区省委，管辖平汉路东、沧石路南、黄河以北及鲁西、鲁北地区工作。
已先到冀南的八路军东进纵队要设法与鲁北、鲁西、直南的抗日武装联络。
建立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扩大武装，建立与改造地方政权，组织民众。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1938年3月20日，在抗战“红都”南宫，建立了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李菁玉任书记。
边区省委下辖５个特委，除冀南3个特委外，山东党代表张霖之领导的鲁西特委和鲁西北特委也归边区省委领导。边区省委领导100多县党的工作。张霖之、宋任穷兼省委委员。
从此，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冀鲁豫边地区进入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
为了加强冀南抗日民主政权建设，7月28日，刘少奇致徐向前、宋任穷、邓小平转冀鲁豫省委电：“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机关，派最得力的同志到政府去工作，洗刷政府中动摇的阻碍抗战与群众运动的分子，提拔积极分子。”
为此，刘少奇派出抗大和中央党校学生40余人和省委一级干部两人到达冀南地区。这一系列指示说明，刘少奇对于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十分重视的。
此外，刘少奇等中央同志不仅关心冀鲁豫地区的党组织建设，还关注根据地内的收编军事建设。
1938年4月，刘少奇又协助党中央作出八路军主力向华北敌后平原发展的重大决策。根据这个决策，八路军主力部队随即开进冀鲁豫，为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武装保障。
5月2日，刘少奇致电邓小平等，同意“在平汉路以东成立军区及划分各分区”。不久，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宣告成立，下分5个军分区。
一个多月后，针对抗日**中出现的许多杂色武装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电告邓小平、朱瑞等指出，“目前我们在河北应加强对于武装部队之临时政权及民众组织，并巩固这些组织在群众中的信仰”，同时，迅速设法改造各县保安队及其他无所属的零散部队。
刘少奇还发表《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一文，着重论述了怎样对待各种杂色部队，尤其是红枪会、灭门会、联庄会等武装组织的政策问题。
冀鲁豫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遵照这些指示，分别对不同的武装进行改编，争取改造了大部分会门联庄武装，迅速壮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正是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及时、明确、具体的指示指导下，冀鲁豫边区军民齐心努力，使边区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确轨道。
在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同时，山东各地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起队伍，抢占地盘，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
1938年１月出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成为这些游击司令之首，影响或控制了大股小股武装达15万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
4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在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出请求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中央予以同意。不久，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
为了开辟冀鲁豫根据地，1938年5月，党中央派郭洪涛、段君毅等人率部分军政干部到鲁西工作。
此后，广泛的游击战争如雨后春笋，在广大的冀鲁豫边区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