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 11 月初的一天，太行山飘起了初冬的第一场雪，给太行山披上了银装，巍峨的太行山显得素雅清爽起来。
清早，彭德怀骑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和左权并肩徐徐而行。看了一眼有些疲惫的彭德怀，左权打趣说：“副总啊，机关的人说，副总现在天天在修道了。”
彭德怀愣了一下，说：“修道？”
左权笑着解释说：“是修炼道行啊！”
彭德怀也会心地笑了起来，感叹道：“是啊，不修道怎么能够想出对付冈村宁次的策略呢？”
积极开展根据地建设
1941 年 3 月，春天已经到来，但春光在万山环抱里，更是泄露得迟，太行山上还有成片的雪花没有融化。
当然，春寒料峭的冷风已经不能阻挡万物复苏的生命力，去岁秋天随风摇落下来的草木种子，此时正被湿土裹住，在默默地扎出根须，争取它们的生命。
3 月 16 日这天，根据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要求，邓小平受党中央北方局委托，参加了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并希望在抗战 4 周年时召开临参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
邓小平提出按照“三三制”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当时根据地遇到的艰难局面有关。自百团大战之后，我第一二九师的抗战局面真可谓是万分艰难啊。于是，几个月来，第一二九师所经历的大小事情都闪现在了刘伯承的脑海里。
我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给予了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两个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日本中国派遣军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重新集结重兵进攻华北敌后根据地。
在晋冀豫根据地周围，1941 年 3 月和 7 月，日军相继推行了第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整顿内部、发展伪军、增设据点、封锁交通，对平汉路、白晋路两侧进行蚕食，并在平汉路西侧修筑了第二道封锁沟墙；对太行、冀南加强了奔袭和“扫**”。通过增修大量公路、据点和碉堡，局部侵占和分割各根据地。
同时，我军在百团大战表现出来的较强战斗力，也让国民党部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给我军制造麻烦。
当时，驻守在中条山、豫北、冀鲁边等地的国民党军，与皖南事变相呼应，乘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的机会，一再向根据地军民寻衅摩擦。
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越界侵犯太行平顺地区。庞炳勋部积极策划东越平汉路，进入冀鲁豫濮县、范县、观城地区，企图隔断华北与华中两大根据地的联系。
加之，当时我敌后根据地又遇到了一些自然灾害，于是， 1941 年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阶段。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党中央、军委、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根据地建设。其中，按照“三三制”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就是这一系列举措之一。
这次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并于 1941 年 4 月 5 日决定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选举临参会参议员。
与此同时，党中央北方局提出了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 15 项主张。
为了阐明“三三制”原则，邓小平于 5 月在党中央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文章，对“三三制”问题及共产党员如何在政权中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作了详尽的阐述：“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三三制政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 1／3 或少于 1／3，进步势力占 1／3，中间势力占 1／3。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同时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 1／3，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 1／3。
根据北方局建议和邓小平这篇文章的精神，晋冀豫根据地各地选举参议员的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从当年的４月开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村选运动。由山西省的平定、昔阳等县起，逐步在太行区展开。村选经过宣传教育、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公民小组、民主选举等几个程序，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
选举边区参会参议员的工作也随之全面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地的县一级政权按照“三三制”原则逐步进行调整，吸收了一部分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进入县政权，更好地从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
经过紧张筹备，至 1941 年 7 月 7 日，晋冀豫边区监督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桐峪镇开幕。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 4 个根据地的 133 名参议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八路军代表申伯纯当选为议长，无党派开明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参议员邢肇棠当选为副议长，李大章、邓小平、石璜等 15 人当选为驻会委员。
7 月 9 日，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建议，将鲁西 33 个县划入本区，晋冀豫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参加大会的参议员共 133 名，其中国共产党产党员 46 名，占 1／ 3。
会上，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彭德怀应邀作了《目前形势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以党中央北方局提出的 15 项主张为基础制订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各种重要条例、法令；选出临参会驻会委员 14 名和正副议长 3 人，八路军参议员申伯纯当选为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
大会还选出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共有委员15 名。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浦化人为高等法院院长。
8 月 24 日至 25 日，边府首次行政委员会决定：区政府于 1941 年 9 月 1 日，在涉县靳家会正式成立，边府主席及全体委员就职视事。
调整区划为 3 个行署、22 个专署、154 个县。3 个行署是：太岳、冀南、冀鲁豫，各行署作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边区政府领导各地区、各专、各县政府的工作。太行区作为边区政府直辖区不设行署，直辖 6 个专署、39 个县。
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的召开，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就在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开会期间，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的社论。
社论指出：“晋冀豫边区，包含有太北、太岳、太南、冀南、冀鲁豫 5 个具有战略意义 66 区域，如果再加上鲁西(最近已划入晋冀豫)，则其所辖地区，东自律浦，西临汾河，南起苏鲁，北迄冀晋，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堪称第一。”
“晋冀豫区的成绩，已使根据地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继晋察冀之后，逐步地走向模范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区其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基本原因在于它几年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之下，曾经初步的开展了民主运动。”
“三三制”政权在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产生，“三三制”政权又为进一步实施民主政治提供了保证。在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和边区政府成立前后，太行区的各级政权普遍按“三三制”原则进行了充实调整，从而保证了太行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次会议之后，邓小平等根据地领导同志还十分关心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建设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2 年 9 月 1 日，党的太行分局在涉县成立，邓小平兼任太行分局书记。
同时，晋冀鲁豫边区参会第二次大会期间，邓小平、李大章为争取国际反战力量共同抗日，提出了“聘请日本、朝鲜参议员，以团结抗日力量，保卫边区”的议案，得到大会一致通过，并即由边区政府聘请“觉醒同盟”本部委员山田一郎及华朝鲜独立同盟书记，朴孝三为边区临参会参议员，同时参加了大会。
除了进行政权建设之外，精兵简政也是晋冀豫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1941 年 12 月 17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指示还号召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最困难的两年斗争。
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号召。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
在简政方面，要求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各级组织，压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
此外，中央还具体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 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 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 1％。
当时，晋冀豫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领导机关最集中的地区。在这里有党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及其直属单位、第一二九师师部及直属部队，还有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日战争的党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其直属机关。
这些单位的给养供应，大部分由晋冀豫根据地的太行战略区人民负担。1941 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人民的负担越来超重。
太行区“鱼大水少”局面难以支撑，所以精兵简政对于太行革命根据地能否巩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至关重要。
为此，太行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 1942 年 1 月开始，从军队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普遍实行精兵简政。
在实行精兵简政时，第一二九师起了表率作用。
1942 年 1 月 7 日，师部召开了有直属队、新一旅、第三八五旅干部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刘伯承作了《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
动员大会后，师部直属队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精兵主义”讨论会，邓小平参加了讨论会并作重要发言。
邓小平说：“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讨论会开得很热烈，大家纷纷发言批评过去在组织机构上、工作上和领导作风上存在的缺点，揭**费现象，研究今后的改进办法。
在此基础上，会议制订了第一二九师和几个战略区精兵简政的要点。
1 月 15 日，刘伯承、邓小平下发实施精兵简政的命令。命令指出：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及一部分优秀的老战士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新战士，送考“抗大”及其附设的陆军中学，长期学习，使其锻炼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在战略反攻时期称职的干部。
各部在缩编时，只需保持一定数量的老干部做骨干，尽量留用缺乏实际经验之知识分子新干部，使其在工作中锻炼，以便于抽出缺乏文化知识的老干部入校学习。
在精简中抽出来的干部，除送抗大和陆军中学学习深造外，第一二九师还举办了参谋训练队、政治工作训练班和射击训练班，使更多的干部得到系统的学习和训练。
邓小平很重视这些训练班，开学时，他亲自给学员们讲了第一课。
1 月 25 日，邓小平亲自带队组织师直机关的负责同志，分赴各部队和各军分区深入调查和动员，指导精兵简政工作。
邓小平针对部队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如消极情绪、本位主义、计较个人得失等，组织学习讨论，进行个别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全体官兵对精兵简政意义的认识，同时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太行区的精简整编工作完成得很好，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重视根据地党的作风建设，也是晋冀豫根据地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问题上，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还在敌我斗争权为激烈、形势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为了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更好地开展，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作风。
在 l942 年 7 月 21 日太行分局党校学习班上的讲话中，邓小平结合根据地的具体情况，批评了冀南区一些领导干部因害怕上级批评而哄瞒上级、报喜不报忧等不正之风。
邓小平还把党的领导作风好坏提高到关系到亡党亡国 (根据地)的高度上来。邓小平指出：1939 年至 l941 年上半年太行山区的严重退缩，就是因为党风不好的结果。
因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加强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处理好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处理好党与政权的关系；注意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这些关于党风问题的论述，后来都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减租减息”也是晋冀豫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面对根据地出现的困难局面，1941 年 11 月 1 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了《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对土地使用和减租减息的办法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实行统一累进税，使各阶层对新的负担办法都比较满意，根据地的负担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逐步走上了正轨。
我敌后根据地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自然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42 年 1 月 28 日和 2 月 4 日，党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出发动农民和依靠农民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建立农民政治上的优势，是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需。
中央指示传达下来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太岳区视察，他在太岳军政党委会上，明确指出群众工作的出发点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开展真正的群众运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晋冀豫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以减租、保佃、清债、退押为中心，合理调整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
在开展减租减息过程中，主要采取群众大会的方式，经过调查研究，抓住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拒不执行或破坏减租减息的事例，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说理斗争，主要清理旧债，退还抵押和借约，签订有永佃权的新租约。
考虑到根据地各地情况不同，对减租减息进行监督和指导也是必需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太岳区组成了 150 余人的春耕检查团，编为 3 个大队，赴沁县、沁源、屯留 3 个县的交界地区推动减租减息工作。
经过 6 个月的工作，检查团解决土地问题 260 余件，调解纠纷 134 件，在沁县、沁源、安泽等县相继掀起了减租减息、改换契约的**。
1941 年之后，一方面是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一方面是日寇频繁的“扫**”，在根据地处于这种极端困难的时期，面对困难，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了政权建设、党风建设、精兵简政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建设。
通过这些建设，我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构得以理顺，办事效率得到提高，而管理成本却得到大大的降低。
通过这些建设，农民的觉悟和抗日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加生产和对敌斗争。
通过这些建设，在天灾敌祸中，根据地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准备发动黄崖洞战斗
1941 年 11 月初的一天，太行山飘起了初冬的第一场雪，给太行山披上了银装，巍峨的太行山显得素雅清爽起来。
清早，彭德怀骑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和左权并肩徐徐而行。看了一眼有些疲惫的彭德怀，左权打趣说：“副总啊，机关的人说，副总现在天天在修道了。”
彭德怀愣了一下，说：“修道？”
左权笑着解释说：“是修炼道行啊！”
彭德怀也会心地笑了起来，感叹道：“是啊，不修道怎么能够想出对付冈村宁次的策略呢？”
彭德怀提到的这个冈村宁次，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日寇。 1884 年 5 月 15 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在日本发起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冈村宁次表现优秀，被日本人吹捧为无论在统率或是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
1941 年 4 月，冈村宁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不久，被天皇钦点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
冈村宁次赴任后，就开始集数万日军，开始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
面对这么一个疯狂的敌人，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我军各部部首长，开始思考如何对付敌人发起的这一轮又一轮的“扫**”。
当时，在晋冀豫根据地周围，1941 年 3 月和 7 月，日军相继推行了第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整顿内部、发展伪军、增设据点、封锁交通，对平汉路、白晋路两侧进行蚕食，并在平汉路西侧修筑了第二道封锁沟墙；对太行、冀南加强了奔袭和“扫**”。通过增修大量公路、据点和碉堡，局部侵占和分割各根据地。
至 10 月，日军又推行了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冀豫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与此相配合，从 9 月开始，日军对太岳、太行根据地进行大“扫**”。
10 月 31 日，日军 7000 余人对太行区的“扫**”开始了。他们分南北两路行动，南路第三十六师团 4000 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进犯黎城、赤岸、西井等地。
北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 2000 余人，由辽县、武乡出动，进犯大有、贾豁等地。
这时，我第一二九师机关驻赤岸，八路军总部机关驻西井。很明显，这次日军的企图是捕歼我军的这两个首脑机关。
当夜，南路日军分三路直扑黎城县城。驻守黎城的第一二九师部队及时转移，日军扑了个空。
日军占领黎城后，于 11 月 1 日又进占了东阳关。接着，日军采取夜间行动，向赤岸、王堡急进。
在前进的路上，日军沿途不断遭到游击集团地雷战、麻雀战的袭扰。一路走走停停，两夜之中，不过前进了 15 千米，行动完全丧失了突然性。
此时，在赤岸的刘伯承指挥着第一二九师部队和机关严阵以待。师前方指挥所早已组织起来，司令部人员按工作性质暂编为 3 个班——作战机要班、通信情报班、后勤管理班，加上警卫部队两个排，全部人员不过一个连的规模，相当精干。
深夜，刘伯承神态自若地站在作战室的地图跟前，不时查问着日军的前进位置和本师主力部队的动态。师侦察队的便衣侦察员们来去匆匆，不断报告着师部附近的敌情。师前方指挥所和师直属队整装待发。在精确计算了日军可能到达赤岸的时间后，刘伯承把师部转移的时间定在 2 日凌晨 1 时。
时间到了，李达请示是否立即出发，刘伯承掏出怀表看了看，又抬头把目光移向地图，说：“鬼子距离还远，先不要动，免得鬼子过早发现我们的行动方向。”
又过了两小时，敌人尖兵占领了赤岸村以南一处的高地。刘伯承下令转移：“按计划北过清漳河，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喧哗，不准抽烟，不准咳嗽，不准弄出声响，静肃前进。”
队伍刚出村口，后卫部队就跟日军接上火了。
转移的人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夜间不便骑马，刘伯承也跟着大家一起步行。
队伍一口气走出去 5000 多米，背后的枪声始终未断，回头还可以看到日军焚烧村庄的火光。
便衣侦察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上来，向刘伯承报告说，日军大部队已从河南店、涉县到了赤岸、王堡，一时摸不清我军的去向，正分兵在附近搜索。据地方游击队通报，北面偏城方向没有日军，比较安全。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北进时，刘伯承师长突然下令：“回头向南，朝西岗方向前进。”
刘伯承的这个命令让很多人不太明白：明明北面无敌情，南面是日军的大部队，怎么反倒往南走呢？
队伍快到西岗时，刘伯承又下令东折，向邯长路前进。队伍越过了邯长公路，经北岗、更乐，转入了涉县东部的大山谷。这里高山绵亘，峭壁错列出，山间几乎无路径可寻。
这时，大家才明白是真正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休息时，有人跟刘伯承说起行军途中一度产生的困惑，又问为什么不从赤岸东行直奔这里，却往北绕一个大圈子呢？
刘伯承回答：“日军‘扫**’开始时，他们是抓着主动权来的。而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在反‘扫**’中摆脱被动。日军对八路军部队的行动及规律，已经做作过周密的侦察研究，针对我们行止的规律，确定合击的目标，布置各路‘铁环合围’的步骤。而我们的真实行止，首先是要不使敌人知道，或它知道也是过了时的。”
刘伯承还告诉大家，我们的行动，不让敌人摸到规律，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壁。
刘伯承继续解释：“我们如果从赤岸直接东移，有被敌人在邯长路以东堵截或尾击的危险，因为他们也很了解涉县东部地势险峻，我方会加以利用的。先北行一段，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突然向南向东，等他们发现我们的行动时已来不及阻拦了，这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形人而我无形’。以无规律对有规律，是我们反‘扫**’的一条重要原则。”
刘伯承的一番话，说得周围的大家恍然大悟，他们更加佩服刘伯承的谋算和指挥。
日军没有扑倒第一二九师师部，却找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黄崖洞。
在黎城县与武乡、辽县的相邻一带，正是太行山的腹心，百里崇山，峡谷纵横，其中有一座巍峨险峻的高山，名曰黄崖山。
黄崖山山势嵯峨，群峰突兀，雄伟壮观；一泓涧水，劈山而下，破崖而出，扬头东去，构成一条迂回曲折、峭壁对峙、沟壑纵横的带状深谷，气势非凡。因居中一座海拔 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大石洞，故名黄崖洞。黄崖洞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的位置，而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就建在这里。
黄崖洞兵工厂是在1938 年9 月由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九师的修械所合并而成的。原址在榆社县韩庄村，称总部修配所。初时设置简陋，只能修理损坏的刀枪，兼造地雷、手榴弹，所谓“家当还没有王二麻子剪刀铺的齐全”。
1939 年 5 月，八路军总部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的决定，成立军工部，决心发展太行区的军事工业。
是年 7 月，韩庄修配所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为摆脱“背着工厂打游击”的局面，迁进黄崖洞，居山创业，扩建为拥有 700 工人、机器设备 40 部的兵工厂。
1940 年春，黄崖洞兵工厂制造出第一批步枪，故定名“五五式”步枪，继而制造“七九式”步枪和“八一式”步枪，最高月产达 430 支。
1941 年下半年，黄崖洞兵工厂开展制造五〇炮和炮弹，最高月产炮 200 门，弹 3000 发。年产可装备 16 个团，被朱总、彭副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从此，黄崖洞兵工厂被华北日军视为心腹之患。他们惊呼“八路军有了现代化工厂”，屡次派兵侦察“扫**’为阻止日军的骚扰破坏，1940 年 11 月中旬，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设防，肩负起保卫兵工厂的光荣使命。
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后，遵照彭总指示，充分利用黄崖洞的有利地形，修筑永久性的核心阵地，组成环形防御。 1941 年春夏，日军两次对黄崖洞兵工厂进行试探性进攻，均因当地军民的袭扰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严密防守，其破坏兵工厂的计划未能得逞。
这一次，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之令，在飞机的掩护下，出动 7000多人，分南北两路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捕捉奇袭”的 “扫**”，妄图捕歼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机关，彻底捣毁黄崖洞兵工厂。
第一二九师机关在刘伯承师长的带领下，成功败退日军之后，日军开始把进攻黄崖洞兵工厂作为了此次“扫**”的重点。
11 月 3 日傍晚，从黎城出动的 2000 多日军进至距辽县下南会村 15 千米处时，被负责侦察的八路军小分队发现。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彭德怀、左权判断，日军此次“扫**”的意图在于合击八路军总部机关，破坏黄崖洞兵工厂。
于是，两人立即下令，要担任保卫兵工厂任务的总部特务团大部出山迎敌，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人，不让其进攻势头的高峰推到总部机关和兵工厂跟前。彭德怀、左权两人同时要第一二九师部队在外线配合，待机破敌。
就这样，一场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即将在太行山腹地打响了。
特务团浴血奋战黄崖洞
1941 年 11 月 6 日，特务团团预备队奉命出山，在五十亩村和源泉村一带配合兄弟部队将敌打回黎城。
当晚，部队在黄崖洞南 1000 米的上赤峪村休息。夜里12 时许，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团长欧致富从沉睡中惊醒。
欧致富抓起话筒，听出是彭德怀的声音，他一开口就命令道：“欧致富，你听着，所有预备队立即撤进黄崖洞，守备部队天亮前要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彭德怀虽没有通报敌情就挂上了电话，但欧致富意识到有大仗打了，他当即叫醒副团长陈波、参谋长郭倡江商议，分头行动。
一小时后，部队返回黄崖洞。这时彭德怀又来电话，劈头就问：“部队行动了吗？”
欧致富答道：“已进入阵地了。”
彭德怀缓了口气说：“冤家对头又要拼上了，对手是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去年在广志山吃过你团的苦头，人家嫌不够，又找上门来了。怎样，对付老手能行吗？”
彭德怀风趣的话，激起欧致富打硬仗的劲头。欧致富立即答道：“请首长放心，我们绝不会‘亏待’他们的！”
“人家老想进黄崖洞捡破烂，就让他进来看看。你说实话，能顶他多少天？”
“首长让我们顶多久就能多久！”欧致富一时猜不透彭总的意图，只好笼而统之地回答。
彭德怀笑着说：“哈哈，你什么时候学会踢球这一套，又把球给我踢回来了。好吧，你听左权副参谋长的部署。”
“坚持 5 天怎样？’左权副参谋长接过彭总的话征求欧致富的意见。
“只要战局需要，两个 5 天也能顶住”欧致富征得在身边的陈副团长和郭参谋长同意，加码表了态。
“好！你们团就以 5 天为限，5 天后再另部署。”左权副参谋长当即作了决定，接着又解释了彭德怀的意图：既然敌人要到黄崖洞找麻烦，干脆叫外围部队让开一条路，然后在黄崖洞防区吃他一顿“老虎食”，把敌人牢牢咬住嚼烂！
任务明确后，欧致富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首长指示，并对全团指战员作了进一步的动员。顿时群情激奋，热气腾腾，大家决心打好设防以来的第一仗，誓死保卫兵工厂。